留给父母的两张照片

谢谢

新年伊始，战时的连队现任指导员联系我，问是否有战时的照片，用于连队在建的战时荣誉室。我离开首次参战时的连队36年多了，军队体制编制几经改革，部队营区多次变换，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老连队还能记得我，说真的，在这个疫情下的寒冷冬天，内心确实热乎乎的。于是，我翻箱倒柜找了起来。

战时的照片不多，仅有几张与战友的合影，岁月的流逝让黑白照片发黃、变得有些模糊，但原打算留给父母的两张个人的照片，印象特别深刻。

文山州西华公园留影

1984年12月4日下午，我从云南省砚山县乘过路的长途车到达文山，匆匆赶到西华公园入口。公园售票员告诉我：“还有15分钟就要闭园了”。我急切的问道：“还有多长时间关门清园？” “一个多小时”，管理人员告诉我。“好的，明白！”我边回答、边跑步进入公园。

文山州所在地是一座山城，西华公园坐落在文山西郊的西华山上，公园新整修过，入口在山脚下。夕阳被西华山挡着，公园里光线已经暗了下来。我看到有个照相点，照相的师傅正在收拾东西，看样子要收摊了，我赶紧问了一句：“师傅，还能照相吗？”听到我问话，照相的师傅通过镜头看了看光线，用当地方言说：“还可以”。我按他的提示，坐在一高处，因一路小跑，身上有汗，65式军装的风纪扣没拉紧。填写邮寄照片的信封，我没有写家里地址，也没写连队的代号，而是写了姐姐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因为我到老山前线参战见习，一直瞒着父母。

1984年8月17日，我到全军首支赴老山地区轮战部队，一军一师三团炮营高机连任见习排长，与该连的干部战士一起临战训练，不仅相互熟悉了，还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11月9日，团里通知我被调整到步兵一营一连。

高机连是我军旅生涯的第一个连队，先在一排任见习排长，与康建强排长配合默契，后连队把指挥班、两个司机班合编为4排，由我担任排长。连队对我很重视，王正友连长让我结合中越边境地区山岳丛林地的特点，给全连讲军事地形学课；团里对建制连紧急拉动考核，让我与他一起带队找点。近3个月的临战训练，对我锻练提高很大。

第二天早晨，全连人员在车场列队相送。刘明献指导员队前讲话，对我在高机连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我到步兵连后，发挥军校所学知识，一线阵地杀敌立功！我从未经历过这阵势，心里非常激动，我与连队的战友逐个握手，一排、指挥班、司机班不少战友眼里闪现着泪花。

（与彭士杰在云南省砚山县新民农场）

当天，见习队副队长王继洲、高机连刘指导员和司机班大班长李明海，亲自把我送到一连。

该连担负1072方向防御任务，钱富生指导员专门给我谈话，告诉我要去的班驻守离越军最近的74号阵地，现在阵地上的11军32师所属部队与越军几乎天天有战斗。我的背包已搬到所在班的帐篷里，正打开背包整理内务。不一会，刘指导员来帐篷找我，说是弄错了，我被分配到二连。

原来刘指导员把我送到一连后，又到营部向安建军教导员汇报我的情况，安教导员边听他介绍、边翻看花名册，告诉他送来的那位排长，不是到一连是到二连。刘指导员又亲自把我送到二连，送到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李锦平连长面前。高机连对我非常关心，拿我像对自己连队的干部一样看待。刘指导员离开砚山接防一线阵地前，专门来二连看过我。

我所在的二连二排就要离开砚山进入一线阵地，排长施闰生，原有的见习排长孙荣生，南京陆校毕业，他随四班行动，我随六班。

二连防御阵地的特点是点多、线长、面宽，连队经调整充实后变为加强连，有三连的一个建制排，一炮连和一机连配属的人员，还有见习军医、排长、司务长等等。连队人员籍贯分布很广，可以说“五湖四海”，华东六省一市的占多数。说来有点奇怪，山东作为兵源大省，该连只有一名莱芜籍的战士，是一排二班副班长。我们二排接防的78号和1214阵地，是连队防御阵地的突前部分。当时考虑，假如我在战场上光荣了，一直被瞒着的父母和家人，一定想知道我最后是个什么情况。

鉴于当年的交通和通信状况，普通百姓要了解战场上亲人究竟发生了什么，除了通过组织渠道之外，最可靠的就是通过同一籍贯、同一地域、同一列火车皮拉进军营的老乡战友。而我是个特例，地方大学生入伍，军校毕业学员身份，跨大军区参战见习，与本排战友相处不到一个月，与连队其他战友缺少接触和沟通。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让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拍张带背景的照片，留下最后的光辉形象。假如有万一，可以变相告诉父母和家人，我曾来过文山，在风景秀丽的文山西华公园留过影。

我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上一线阵地了，把当时身上所有的钱，还临时向战友借了五元凑够了一百元，通过邮局寄了出去，请她转交年逾六旬的父母。

按照接防计划，施排长率林金铭、张正华、赵建国三位班长先期进入阵地。12月6日下午5点，我和孙荣生带领二排所有人员，分乘两辆解放牌卡车离开砚山，在暮色中融入长长的车队，沿着崎岖的山道闭灯驾驶奔向老山战场。

（由左至右：邓发宽 李锦平 王兴俊 沈凯坦在二连连部）

战场不是靶场演习场，生与死、伤与残、伟大与平凡就在瞬间，且就发生在你的身边。

依据战场环境和敌情变化，六班人员分为两个组，班长赵建国带王一平、王永庆、阚联华、黄健等5人，与孙荣生排长、四班一起驻守78号阵地。我与副班长戴淦荣、冯秀明等3人为一组，与施排长、五班、机枪连张培国排长带领的一个班，驻守1214高地。

1985年元旦前，六班战友王一平被爆炸物炸成重伤，本能的疼痛与呼喊，深深震撼和刺疼了我的心。当他被担架艰难地抬至1214高地陡峭通路口，我看他浑身是血，身上只有裤头背心，腿上扎着止血带，我迅速取来我的大衣，追至阵地下坡处，盖在他血肉模糊的身上。

受爆炸冲击波的影响，战友黄健被炸成脑震荡，但他默默忍受着头痛、失忆的伤痛，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哨位上。两位战友的行为，诠释了什么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

1985年1月9日，五班战友黄养国、张勇在执行搜索任务中，为抢救战友壮烈牺牲，副班长顾亚楠负伤。战友戴淦荣、冯秀明受轻伤，仍然坚守在阵地上，他俩是我同一猫耳洞的洞友。这次搜索任务及救援行动，彰显了战友是生死兄弟，危机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种伟大的牺牲奉献精神，成为“老山精神”的精髓。

除本排战友出现伤亡之外，长沙工程兵学校见习排长聂晓辉、彭家平先后进入雷场，在执行搜索任务、抢救战友时不幸触雷受伤。一排一班长王志山被地雷炸伤。三排九班长廖大方，战友冯雁、童英栽先后被地雷炸伤。

原来在炮营见习，后与我一起被调整到6连的济南陆校同学李国际被炮弹炸伤。这些可亲可敬可爱的战友，多数成了高等级伤残人员。

面对牺牲的战友和淋漓的鲜血，让我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直接的感受和认识。

头顶上呼啸而过的炮弹，震颤大地的爆炸声，连片密集的枪声，7连攻打968高地、8连驰援那拉方向，战友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的厮杀声，成为我脑海中永远的记忆。

（与孙荣生在阵地上）

参战见习结束后，我回到位于济南西郊腊山脚下的陆军学校，当时戏称“将军摇篮”。有位同学经多方查询，给我打来电话，焦急地告诉我，给你往前线写的信退回来了，信封上多了一段字，我念给你听：“你走后咱们连撤下阵地，执行拔点任务，你排头触雷受伤。王兴俊”。这是连队王指导员，在标有“退回原址”的信封背面写的一段话。因为他知道，我的原分配单位是67军，很可能再返战场。

放下电话，心中一阵痛。我大声诅咒，该死的越军！

排长施闰生，1979年高考进入军校，南京陆校毕业，浙江金华人。我俩同期参加高考，同样来自农村，同属于八十年代军队改革基层干部选拨制度后，亟待检验的“学生官”。朝夕相处之中，我们有很多探讨的话题，诸如攻打968高地，886电台使用，猫耳洞与堑壕构筑，反冲击时机，“添油战术”，江浙方言与密语等等，有些写入了我的见习报告。当然，也有懵懂的爱情，将来的婚姻，战地的诗和远方。

当时担心的是，他会因雷伤致残，中断军旅生涯。

1985年3月6日上午，济南陆校在栗山火化场第一大厅，举行1.15战斗中牺牲在145号阵地的同学李法堂追悼会。面对悬挂在大堂正中的李法堂遗像，被党旗覆盖着的骨灰盒，听着低沉的哀乐，眼前不时闪现出他的音容笑貌，尤其是当看到他来自山东掖县，年迈、身体羸弱、哭的死去活来的父母及家人，见习队领导和所有学员都肝肠寸断，声泪俱下。将心比心，天不作假，如果再去一次前线，也许牺牲负伤的是我们中的任何人。

（军校同学王志亮 李法堂）

黄浦江畔的夜景照

1985年3月，我与傅明和、郑守根、徐德征4人到200师报到，受到师首长和机关的热情接待。按照原来的分配计划，郑守根去599团，傅明和600团，我和徐德征是598团。干部科陈焕金科长找我谈话，说把我调整到师炮团，这样每个团分配1名学员。

598团是全军闻名的“双大功团”，1984年7月18日毕业分配时，我的行李已经发往该团驻地，因为要去老山前线见习锻练，行李又被退回陆校。对分配去向的调整，自己内心很不情愿，从战功卓著、驻地泰山脚下的步兵团队，调整到师炮团，对我来说又一次“专业不对口”，但经过老山前线半年多的锻练，自己的心理调适能力有很大提高，对这次调整分配自己无怨无悔、愉快到炮团报到。

炮团驻地山东肥城，我的任职命令是该团火箭炮营130火箭连副指导员，因团司令部警卫排长谭新康调出，安排我先代理司令部警卫排长。警卫排编制在司令部管理股，有警卫班、工兵班、饮事班，有独立的食堂、菜地和武器库，机关的“八大员”都在食堂就餐，属于首长眼皮底下的特殊“小连队”。人少、事多、任务杂，警卫重点目标、服务首长机关、遂行应急任务的压力非常大。期间，参谋长李文翠、管理股长张清水等领导，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支持。

1985年8月中旬，我接替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尚龙江，到政治处代理保卫干事。应该说是对我在排长岗位工作表现的肯定和认可。

1985年9月的一个星期五，干部股位干事告诉我，师干部科来电话，让我第二天到师干部科谈话，具体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我第二天乘车按时赶到师政治部，先到保卫科递交了季度保卫工作报告，尔后走进干部科办公室。陈科长亲自给我谈话，对我到炮团半年时间、先后两个岗位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告诉我去军机关帮助工作，直接到云南前线报到。

我内心很疑惑，简直一头雾水，因为我从没有去过军里或者接触过军里任何人员，不知怎么就被推荐到老山前线报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当年的假期还未休，只是请了10天假回家看了看。我提出能否回家看一看父母，再赶赴前线。陈科长虽然面露难色，但考虑到我半年内两次参战，还是下了很大决心给了三天假，让我做好三天后出发的准备。

我从泰安先坐火车又乘汽车，连夜赶回家里。农村正值“三秋”大忙季节，父亲离休后到邻县帮忙不在家，姐姐从婆家赶回来帮忙收秋，正读高中的弟弟回家取干粮，我谎称自己出差路过回家看看。

第二天我把姐姐、弟弟叫在一起，悄悄告诉他们，我要再次赴老山参战，姐姐听到后眼泪唰的一下掉了下来，弟弟神态也变了样。我安慰他们我去过一次，有经验，不要为我担心。我们商定，我离开家之前先不告诉母亲，免得让她老人家过早担心。

母亲察觉到姐姐、弟弟神色不对，便追问我给他们说了什么，是不是又去前线？口中念叨着，不能老摁着一个人去打仗。我说不是，部队打仗的人早就走了，是说我工作上遇到的烦心事。

离开家的那天早晨，我吃过母亲做的早饭，推着自行车走出家门，走到屋后的第一生产路，转身与送我的母亲和姐姐告别，发现母亲已略显苍老，步履有些蹒跚，眼睛里充满怜爱与不舍。抬头看看我家与规划排房前后差一屋厢，墙皮脱落被修补的凸凹不平的老屋，已属于村里最扎眼的旧房。父母节衣缩食，倾尽所有，全力支持我和两个弟弟读高中、考大学，作为家中长子，兄弟姊妹里第一个大学生，有一种很深的负重感。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差一点掉下来。我转身骑上自行车，没敢再回头，因为我知道，母亲和姐姐会一直站在那里，直到看不见我的身影。

知子莫如母。多年以后，我说起当年离开家时的复杂心情。母亲告诉我，她早就看出来我心里有事，不是一般的事。她曾细心留意，自打我上大学起，回家进村出村都是推着自行车，见到村里人老远就打招呼，只有那次是骑车出的村。

1985年9月30日凌晨2点，团首长让食堂为我准备了早餐，安排司机刘德立直接送我到济南。

当我登车即将离开团招待所时，政治处倪志明主任、干部股位干事赶来送行，招待所老江班长及警卫排白方成、李建强、刘振昆、吴岳生等众多战友，列队为我送行。领导及战友的真诚，驱散了凌晨的寒意，让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我告别黑夜中的炮团新城营区，再次踏上赴滇参战的征程。

当时济南至昆明没有直达的航班和火车，我只好经南线中转，乘飞机当天到达上海。在上海民航售票处，我买了最近一班飞昆明的机票，而后乘车去了外滩。

1985年的国庆前夜，黄浦江两岸华灯齐放，霓虹灯绚丽多彩，外滩上人山人海，连个插脚的空都没有。我看到沿江有个摄影点，便走到停在江边的一条船上，拍下一张夜景照，直接邮寄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心想，假如这次参战有万一，留给父母我在上海外滩的最后形象。

我是第一次到上海，又恰逢国庆佳节，脑海里不时闪现着这样的画面。我们与眼前的年轻人属于同一代人，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一边尽情享受着和平生活的祥和与甜蜜，一边是浴血奋战在老山前线的堑壕与猫耳洞里，形成强烈的心理反差与对比。我暗示自己：理解万岁！

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了一小插曲。托运行李时，工作人员见我穿65式军装，戴85式领章、帽徽，目的地是云南昆明，行李内全部是个人军用被装和用具，问我是不是参战部队的?我回答：是的。一位身穿制服的漂亮空姐，微笑着请我走VIP 通道，一直送我到飞机舷梯旁。路上她说，见到过一队队军人去前线，没见过一个人扛着行李去打仗的。她半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你跑吧，没人跟着你，难道你不怕死吗？”我回答：“我也是人，也有父母，当然也不愿死，但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怕了，因为总要有人去打仗，边境线总要有人守！”当我告诉她，我是二次参战时，她表情非常惊愕。临别，她向我挥挥手，投来赞许的目光。

在我第二次参战期间，父亲已患病，次年3月19日去世。后来父亲的同事告诉我：“你在前线的日子里，身为教师的父亲，早就猜出了你的去向，每天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掌握老山前线的消息，交谈中一提到你，常常以泪洗面”。

父亲留下的资料，有许多有关老山前线的消息和各类英模事迹的报告。1986年5月，《大众日报》以一个版面，刊登由山东大学乔幼梅副书记为团长，张乐陵、宋焕新为副团长，郭琳、吴平英、刘红、蔡雪梅、孙杰、舒东、何才姑、许梅等8位女大学生，学生会颜钢军，研究生展涛，校报髙忠汉、团省委周小波等组成的慰问团，赴老山前线开展慰问活动的情况。博士研究生展涛与我同为该校79级学生，他以我为例讲了一段在老山前线的见闻与思考。父亲用红笔，专门把那段内容标注出来。

母子连心，母亲外表刚强，内心柔弱。我在前线的日子里，母亲常常半夜三更，翻出我大学毕业后交她保存的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望着上面的照片，泪眼婆娑，一直到天亮。以前从不沾烟酒的她，由此学会了抽烟。

军校同学谢瑞奎，利用假期专门到我家，探望我的父母。适逢“三夏”大忙季节，他二话不说，脱去上衣，挽起裤腿，趟水走进水稻田里，给我家的责任田插秧。我的父母及村里邻居，见到绿色军营有这样的战友，真是喜出望外，都交口称赞。他回部队后，写信给我讲家里的情况，我内心十分的感动和感激。

放下他的信，我心里沉甸甸的。遥想千里之外的鲁西南平原，京杭大运河畔，水波粼粼的水稻田边，站着两位年迈的老人，因担心误了插秧季节而焦急。我作为人子，有一种无名的负疚感，在外面被称为“最可爱的人”，在家里像亏欠父母的罪人。

2009年3月19日，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子欲孝而亲不待。今天是我父亲母亲的忌日，父母分别离开我们34周年和12周年，疫情下儿子在千里之外，只能朝着家乡的方向深情祭拜！

愿父母在天之灵安息！

（张从军 王继洲 郝志强 李景貌 袁国芳 谢建平 肖林 武为乐在老山一线阵地 1985.2.15）

（王平 刘洪清 王建博 唐才兴 石金良 谢建平1986年2月在落水洞）

（战友陈常森回老连队与时任指导员朱齐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