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往事2：黑龙江的站人及文化

骄阳

一、顾名思义,"站人"也就是"生活在驿站上的人"的简称。全称生活在驿站上的人，亦称驿丁、站丁。出自《清史稿·德宗本纪》，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的居多。

1、 站人的起源：站人，亦称站丁。《清史稿·德宗本纪》记载:"乙卯，免奉天旗民站丁地课抵例赈口粮。"也就说，站丁到了清光绪年间，已然成规模存在。

据清史记载，清兵入关，吴三桂投降有功，被封为平西王，带领部将镇守云南。在云南，吴三桂招兵买马，又吸收了不少苗族人入伍。叛乱被平息后，一部分人员被发配到了辽宁、吉林，一部分奉谕旨进京甄别后予以安置，一部分安插于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四省，当时吴三桂旧部连同家属分别接受了处罚。

1685年雅克萨战役之后，清政府出于对驻防及军事供给等方面的考虑，在黑龙江境内设立了从瑷珲到吉林的驿站，驿站路线及选派驻驿人员几经变更，最终确定设立25个驿站，驻驿人员从"吴藩"奉谕旨进京甄别投诚官兵中受抄没牵连的闲散男丁里选派驻驿，这一群体是站人中的主流群体。而部分被发配到辽宁、吉林的吴三桂旧部的884户里也有个别人在其前后被调拨至黑龙江充当站丁，这条驿路称为"大站道"，雍正、乾隆两朝又相继建立了'"呼兰站道"。站丁久居站上，其氏族又是外地迁入，习俗、口音有别于当地居民，久而久之就通称叫"站人"了。为解决驿站中男多女少的问题，清政府又统一登记后，按每人30两银标准给无妻男丁买妻。

站丁作为特殊的军人，在科考和晋升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在婚配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使得站丁及其后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靠世世代代的姻亲形成了一个特殊族群。直到本世纪初，清朝末年实行站人还籍于民政策，站人才摆脱了束缚。

站人的先祖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同一个群体，他们从东北到几千里以外的西南，把辽东、胶东文化带到了云南，和当地的苗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从云南到黑龙江后，他们又在这种新文化里融入了黑龙江境内的满、蒙、达斡尔等民族文化，形成了"站人文化"。"文革"时期，站人文化受到一些破坏;而今天，站人文化正逐步走向瓦解，但许多传统仍然保留着。

2、沿革背景： 有一个同事，地道东北人，为人仗义豪爽。一日说起闯关东的事情，这位哥哥直言自己祖籍是“小云南”。这就让人费解了，明明是山东人闯关东，有云南人什么事呢？
这细一研究真不得了，关于小云南的传说还真不少呢！有说来自山西“云中之南”的，有说是“大禹治水云山之南”的，还有说是山西大槐树下的，更有甚者非说是明朝南征交趾北迁的越南人。这这这，众说纷纭的到底该听谁的啊？？
　　其实，小云南正如其名字所言，应该是来源于云贵地区，时间应当是明朝初期卫所初建的时代。大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初定中原，但是元朝在西南地区仍然盘踞有大量的残余势力。于是，朱洪武就命令三十万大军杀向云南剿灭那里的反抗势力。战争是残酷的，战后自然要安排人马驻守，于是就有不少来自中原的军户在云南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了。
　　到了建文帝时期，不少军户年老思归，乞求朝廷能安排他们撤回中原。建文帝是出了名的心眼软，就准奏了，撤掉了乌撒卫等西南卫所，将这里的军户及家属们迁移到山东即墨地区，新组建了“鳌山卫”，继续当军户，但是能回中原腹地了。一听说能回中原，也别管是不是军户了，老少爷们们拖家带口的就从西南搬出来了，久而久之就在山东形成了一个“小云南”群体。等到了清末闯关东，“小云南”们再次踏上了背井离乡之路，到东北开辟着属于自己的土地。“小云南”们和他们的先祖，先是开辟大西南，又垦荒大东北，万里之遥谱写着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幸福之歌。
　　因此，“小云南”应当不是地名，而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它代表着一种“根”，即使迁徙万里，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根”。这也是我中华文明最最先进最最吸引人的地方。无论现在家在何处，根不能断；无论现在人在何方，根不能忘。
　　东北黑龙江部分地区自称“云南人”的“站人”在肇源、杜尔伯特、富裕，直到嫰江、爱辉，生活着一群人，他们自称自己是云南人，却又说不出家乡在哪里。他们自称自己是少数民族，却又不知道是哪个民族。只知道自己的先人是云南王吴三桂的部下，三百年前因参加三藩之乱，兵败被俘或投降，被征发到柳条边外，在驿站当差的站丁。这些人，就是站人。
说“站上人”，就得先说“驿站”， 因为字面理解“站上人”就是“驿站”上工作生活的人。

　　在我国，驿站的历史较悠久,内地早在战国时期已有邮驿；汉代各地有传舍；唐代为驿田，水路设有水驿；宋代设邮铺、递铺；元为驿传、站传，还有急递铺；明代始为驿站，分有水驿、马驿和递运所；清代基本沿用明代驿站体制，后期有了邮政制度，废除递运所，仍置驿站。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中途歇宿的地方叫驿，专为军报而设的叫站。据史料载：“文书至，……站卒腰革带，带悬铃，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焉。道狭，车马者、负荷者，闻铃则遥避路旁，夜亦以惊虎狼……”清末光绪年间，全国尚有水陆驿站1861处。
　　东北黑龙江部分地区自称“云南人”的“站人”。清朝政府严格规定，站丁按军人管理，不许和汉满蒙人结亲，只许在站人之间通婚，结果，站人婚姻就被限制在上下驿站的站人之间，近亲结婚成了站人婚姻的明显特点。几百年下来，就形成了一个姻亲群体，在外人看来些许有点儿神秘的群体。直到清末，设邮废驿，站人由军籍改为民籍，站人才开始与当地的民人通婚。但是，此时的站人，已经落户黑龙江二百多年，经历了十代人，从当初的几千人，繁衍到几万人。

直到今天，站人们虽然在填报民族的时候填报汉族，但他们对外说，仍然说，我是站人，老家是云南。驿站成立之初，条件艰苦，站丁只能向阳挖洞而居，俗称“地窨子”，后来才逐渐盖上房子。站丁们轮流递送公文、押送罪犯、迎送官员和运送武器弹药、军粮、货物。而当年驻守驿站的“站上人”究竟是哪些人组成的呢？史料记载由 “三藩”后裔、流人和戍卒子弟组成。所谓“三藩”，即明朝的3名辽东边将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清兵入关时，他们先后投降清军并立了军功。康熙元年，清政府为控制南方边境地区的藩篱，将3人封为藩王，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

1674年11月，“三藩”叛乱，数月便占领云南、贵州、广州、广西、湖南、四川等6省。清政府遂派重兵经过8年征剿才将战乱平息，而“三藩”的部属大部被流放东北当了“站上人”。据《黑龙江志稿》统计：“康熙年间，命盗重犯，减等发往黑龙江，分别当差为奴，至数千人”。由于他们曾是反清部属，所以朝廷对他们实行严格的驿律，即不准迁移，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准与站外异民通婚往来等。他们直接归将军衙门，兵部所管，显然驿站又属兵站。同时，朝廷也不给俸禄，他们只能屯垦戍边，自给自足。所谓流人就是流放之人也，犯人的一种。成份比较复杂，然而，即使是犯人，也有轻重之分，罪孽深重与小偷小摸之分，有欲加之罪与明知故犯之分。 当时的塞外荒凉偏僻、原始未凿、人烟稀少，宁古塔、卜魁、瑷珲、墨尔根更是当时著名的流放地，时人听着就有心灰意冷，如大难当头、死期将至的感觉。经过长途跋涉、历尽饥馑冻馁等千辛万苦而大难不死有幸存活的流人，一般被分配给驻防边疆的旗人当奴隶，受尽侮辱与歧视；少数人在驿站做苦差，效力赎罪。
东北黑龙江的“站人”，他们有反清复明的前朝遗老，有追随三藩叛乱的通谋人，有官场角斗失宠的官员，也有因科场案、文字狱而获罪的文人雅士、也可能有杀人越货的罪犯。但经过他们用屈辱的身心同满族人、达斡尔族人、鄂伦春、鄂温克等“土著”民族共同点燃的文明之火，确照亮了墨尔根蒙昧混沌的天空。“站上人”用他们带来的各种本领和技能，在一个原本荒凉的土地上，在悲惨的境遇中勉强生存的同时，他们也为边疆的国防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的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们是黑龙江农业的创始人，开拓者。站人初发黑龙江，说是军人，其实形同罪犯，是军人，没有军饷，是民人，又世世代代出官差。生活呢？就靠种地维生。刚到驿站，连个房子，官家都不给盖，靠住第窨子御寒，几百年下来，站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开荒种地，建屋起圈，在艰苦的环境中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到大批汉人开始闯关东的时候，站人在黑龙江已经生活了二百来年。落户黑龙江三百年，站人的后代，其实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但是，从云贵、湖广带来的很多生活习惯仍然保留着，家族的祖训还在传递着，很多传说还在流传着。血脉不断，这怀念故乡的情思也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在彩云之南，在黔山乌水，在湘桂大地，有他们的祖先。'

他们从南方到黑龙江以后，把西南边陲文化融入到了黑龙江境内的满、蒙、达斡尔等民族文化之中，历史上的特殊性，使他们的口音、生活习惯都有别于其他地方，这些在异乡自称为“此地人”的站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站人文化”。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清兵入关，编入八旗的东北各部族相继入关，东北防务削弱，沙俄乘机侵入占领尼布楚、雅克萨等地。三藩平定后，康熙帝决定武力驱除沙俄，并令有关部门做好反击侵略的准备。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廷为加强北部边防，便于京城和边境联系，补充边防军需，抗御沙俄侵略，从吉林乌拉到瑷珲建驿道计一千七百余华里，设驿站二十五个（黑龙江境内19个）。把被俘的吴三桂部卒从云南遣送到东北，送往各驿站充当站丁，每站30名左右，负责传递文书、谕旨、奏折等。据《奉天通志》记载：“台丁、站丁云南人，系康熙年间平定逆藩吴三桂俘虏编管盛京兵部拨往边台、驿站，充当苦差”。又“度边台、驿站等项旗人”系“清除三藩降卒，当时由云南拨来884户，分布边台守边挑壕，驿站传递文书”。

另据满文档案记载，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起，由京师刑部督捕衙门押送至黑龙江的“犯人”有223人。据《黑龙江志稿》统计：“康熙年间，命盗重犯，减等发往黑龙江，分别当差为奴，至数千人”。据了解，各站门姓者多属于此类。

清朝对站丁及其后代规定三不准：

一、不准当官。站丁最大的出息只能在本站当个笔贴式或者当个领催；

二、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即便是文武奇才也无资格应试；

三、不准离开驿站百里。越百里者即为“叛逃”，违者杀罪。

当初，清政府曾命站官调查过。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3月23日，茂兴驿站官关木保在致黑龙江将军呈文中称：“茂兴站现有无妻男丁2名，古鲁站有无妻男丁9名，特穆德赫站（头站）有无妻男丁5名，卜奎站有无妻男丁9名„„”。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7月上奏皇帝：“道等查得黑龙江所属19驿，共有无妻男丁177人；宁古塔所属25驿，共有无妻男丁205人。曾拟将刑部督捕衙门发配之孤身女子配给，然现发配之女人甚少，而此项驿丁皆为官差，不可无妻，故以每个女子收银30两计，共11460两”，分给无妻男丁买妻。

至此，站丁配偶之事才得以解决。直到光绪末废除驿站，设立文报局时，站人才摆脱驿站三不准而还籍于民。站人一般不与外来汉人通婚，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站人还籍于民后，逐渐开始打破了这种陈规，解放后革除近亲通婚的弊病。驿站解决了通婚问题后，站人的规模不断扩大。

起初，每个驿站只有十几户人家，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驿站最终形成了一个个村镇。如头站村，据1879年（清光绪五年）黑龙江衙门册报：“特木德赫有118户，共大小丁口757人，其中男丁336名”„„而时至今日，头站村已经发展成为有居民500余户，1900余人的富裕村庄。初立站时，有些驿站的站丁是挖洞而居，俗称“地窨子”，后来逐渐盖上房子。站丁除了轮番去递送公文、押送罪犯、迎送官员和运送武器弹药、军粮、货物外，没有多少时间从事自己的田间劳动。因而开荒种地和家内日常的一切劳动主要由妇女来担当。她们不仅忙于田间，而且要围着锅台、井台、磨台、碾台转，特别是夏秋季，要整天挽起裤腿，光着脚板在田里干活。她们世代不缠足，但穿戴整洁、讲究，头发梳得光亮美观。

自顺治年间开始在吉林设驿站，到康熙年间，朝廷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驿站制度，驿站每天都要求轮值站丁骑马送文书到下一站，俗称“骑马跑文书”，紧急文书，在文书袋上插有火速标志，在站上换马不换人，疾驰几站再换，到达目的地时往往马即倒毙，人也晕倒。如出现问题按站追查。站丁徭役繁重，生活贫苦，所以留下了“星夜关山驰古道，云南远配嫩江梢”的诗句，是当年站人充当站丁艰辛的真实写照。

站丁不挣薪饷，只发少数口粮，以后口粮也不发了，靠役使官拨耕牛在指定地点（站周围八里的土地）开荒种地，自给自足，称之开荒占草，地为站丁地，不纳租赋。头站村的东北角原有一座关帝庙，建于清朝前期，与驿站相邻，据说，驿站的大门口常年拴着两匹大马，保证公事随到随走。站人们信奉鲜活的历史英雄关羽(关云长)。他们认为关公(站人称关老爷)能“显圣”、“显灵”，能解救站人于水火，能使站人逢凶化吉，能给站人带来好运。站人不论遇到大事小情都要到关帝庙在关老爷像前讨个“签”，以卜吉凶祸福。 

每年四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站人都举行盛大的庙会，成百上千的站人在关老爷像前跪拜祈祷，并心领主上的谕示。远近百余里人们闻讯而至，拜庙易货(此俗一直保留到土改前)。可惜头站的关帝庙在土改时期已被拆除。解放前，站人都供有祠堂，站人习惯上把祠堂称作为“小庙”。逢年过节，全家族人到小庙上烧香磕头，上果品、点蜡烛等进行祭典，一方面缅怀远在云南的先祖列宗，一方面激励驿站人效力朝廷，期冀子孙繁衍，并有朝一日认祖归宗。头站村的王成志家是头站站人的“曲、柏、王、石”四大姓之一，其祖上来自云南竹村县王家庄，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二他的先祖建立了家谱，民国十六年建立了祠堂，家谱和祠堂至今仍保存完好。

站人的服饰与习俗与云南大理的白族有极深厚的渊源。在大理，男子服饰多为头缠白色头巾，上身穿白色对襟衣，外套一件黑色领褂，“站人”男子均穿过对襟衣，站人称“汉褡”。不论年龄大小，白族妇女都身穿右大襟的蓝色上衣。站人初生小孩都要穿上自做的对襟小褂叫小毛衫，站人妇女修头不修脚的习俗都与白族习俗相同。大理白族方言，如说到哪去称“上哪课”。而站人60岁以上老人仍沿用“到哪课”的发音。

远离云南的头站站人后代都说自己小脚趾是复甲，并以此认亲，祖辈相传，沿袭至今。它们不论身在何地，只要露出双脚相互看看小脚趾，便可确认是不是同祖同宗了。还有的站人蹠趾认亲。即根据人的第五蹠趾的关节向外突出且趾骨外向内凹陷来认定同源同宗。

如今，头站站人曾辛勤守候的古驿站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城垣和老爷庙在风霜雪雨的磨砺中化作了泥土，但是，村里被当地人称为“龙头”和“龙尾”的两棵400多年的古榆却依然枝繁叶茂，述说着站人数百年的沧桑变迁。

(资料肇源站人文化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