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大连池

王立新

　　1969年8月15日，我们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部分“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和少数“六八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乘上专列奔赴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了农业工人，简称“农工”，就是国家发工资的农民。

那个特殊时期的很多事情已经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但是我们的后代很难理解发生在那个历史时期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只有我们这些亲历者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样一段历史。

　　简单说吧，1966年6月的一天，举世震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个月的一天，我们中关村小学这些准备考初中的六年级小孩坐在考场里心情紧张，心里想的是试题难不难？我能不能考好？没想到老师走进教室告诉我们，考试被取消了！全班同学立刻欢呼起来。然后，所有6年级同学排好队，由老师带领，去与我校一路之隔的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从那以后一年多，我们完全自由了，不需要上学了，但是我没有停止学习。因为我那曾经跟着共产党打江山的父母，一个直接反对造反派的造反行为，一个没有表示支持造反派，都遭到了批斗、削职劳改。那个时期雇佣保姆是资产阶级作风，只好辞退了帮我家洗衣做饭的阿姨。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我把阿姨所做的家务全部承担了起来。这一年多我学会了熬粥、蒸米饭、蒸馒头、蒸花卷、烙葱花饼、鸡蛋炒饭、擀面条、包饺子、鸡蛋炒西红柿、鸡蛋炒黄瓜片、焖豆角、洗衣服、拆洗被褥、缝被褥等。还学会了游泳的四种泳姿、打篮球、打羽毛球、滑冰，兵乓球的技艺也有长进，不仅正手球技术提高，还学会了反手推挡、抽球。

1968年一月份，住在科学院居民区北区的五、六年级小学毕业生，接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入学通知。现在的人谁会相信不经考试就能进北大附中！在那特殊的日子里，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且直至文革结束。

1968年1月22日开学到1969年7月，我们上了一年半“中学”。在那一年半中起码有三次“学工学农”，就是去农村、工厂干活。平时还经常参与政治活动，如忆苦思甜、批判会、庆祝“最高指示”发表、声援某国家的反帝运动。文化课比起上述活动来说，是最不重要的。就这样我们完成了中学学业。

1969年夏天的一天，学校宣布，我们这帮初一的功课都没学完的16岁孩子，初中毕业了，还发了毕业证书。

真没想到我们中五大三粗的祝继正同学特别心细，至今保留着那张毕业证！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证

祝继正提供

　　文革期间所有文件上都要把一段有关的毛主席语录作为“最高指示”放在醒目的位置，表示这件事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毕业证上的最高指示第一句是：“知识分子不和工人农民相结合，则一事无成。”这是当时区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知识分子的分界线。

将这段语录印在我们的毕业证上，校方不是把我们这些初一功课都没学全的“愣头青”视为知识分子了吧？虽然那时的我们才16岁左右，也知道我们算不上知识分子，充其量算个知识青年。其实现在我们才意识到，只有具有初高中学历的人才称得上“知识青年”，那时的我们连“知识青年”都配不上。

　　那个时候，城市的中学毕业生也由政府安排工作。可是从1966年夏天到我们“初中毕业”的这三年，企事业单位的主要事情是搞文化大革命，哪有工作岗位给“中学毕业生”呢！从1968年开始，在我们前面“毕业”的许多初高中生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了，我们这些初一的课程都没学完的“知识青年”更没人要了！

　　当时，在我们面前的三个选择是：内蒙、黑龙江、云南三个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兵团下属于北京军区，比另两个兵团要求高，必须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才能入选。云南兵团太远，报名的人不多。开始，报名去黑龙江兵团的人也不多，为了动员我们去黑龙江兵团，一师五团人事股股长，为我们作了个动员报告，我对报告印象最深的是“由军人采取军事化管理”，还“发棉衣棉裤棉大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最后多数同学申请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我们的申请获得批准后，由学校领导开具证明到派出所办理迁户手续。当时的北京大学改名为“新北大”，全国的领导班子都改为革命委员会。因此，北大附中领导机构为“新北大附中革命委员会”，简称“新北大附中革委会”，我们每人都拿到一张“新北大附中革委会”开具的迁户介绍信，办理了迁户手续。

介绍信上面的“最高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拿到这张迁户口的介绍信，我们的身份清楚了，并且明白了知识分子的任务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我们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北大附中革命委员会开具的迁户口介绍信（祝继正提供）

　　下面的事就是准备行装，等待出发。我父母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没有人帮我准备行装，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我自己干。被褥、棉服用塑料布打成包裹，衣物都装在一个旧皮箱里。

　　

我们的出发日期是8月15日，那天妈妈带着我弟弟妹妹送我上火车。因为我被指定为我那个车厢的领队，一直忙前忙后，上了火车还要清点人员。火车开动时，大家都挤在窗口、门口与送别的亲人道别，我只能站在他们身后看着，没能和妈妈道别。后来听邻居一叔叔说，那天我妈妈是流着泪离开的火车站。

1969年8月15日那趟专列的车票（祝静提供）

　　1969年我16岁，从那年的8月到1974年9月回到北京，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整五年，在位于五大连池的一师五团六连约三年半，在位于三江平原前进镇的六师六十团基建连约一年半。这五年里，我从事过各种重体力劳动，现在能想的起来、最累的活儿有铲地、割麦子、割大豆、割谷子、修水利、打夜班脱粒、挑砖、挑水泥、割苫房草。尽管付出了许多辛苦，我在感情上依然爱这两个地方，我喜欢那里的辽阔，其他更多的细节都在下面的图文之中。

　　1969年，我们在北安下火车，踏上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段历程。以后知青回家探亲，都要从五团团部搭车到北安乘火车到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哈尔滨知青就算到家了，北京、上海、天津知青还需在哈尔滨换车回家。

北安火车站（2016年）

北安火车站候车室（2016年）

北安火车站站台（2016年）

五大连池火车站（2019年）

现在五大连池不仅通了火车还通飞机了

五大连池火车站候车室（2019年）

　　

五大连池游览图

　　现在的五大连池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世界地质公园。

五大连池风景区简介（摘自百度百科）

五大连池风景区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五大连池市，距五大连池市区18公里，地处小兴安岭山地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总面积为1060平方公里，其中林地32.1万亩、草原5.73万亩，湿地15万亩。1719年-1721年间，最后一次火山喷发，熔岩阻塞白河河道，形成五个相互连接的湖泊，因而得名五大连池。

以前这五个池子由东南向西北分别称作一池子、二池子、三池子、四池子和五池子。现在他们被命名为：莲花湖、燕山湖、白龙湖、鹤鸣湖、如意湖。五大连池风景区含括五个湖组成的串珠状湖群，以及周边火山群地质景观、温泉、药泉水景等。

五大连池火山群是中国著名的第四纪火山群，火山群的形成，距今已有近70万年的历史，被誉为“火山博物馆”，它已成为中国第一个火山自然保护区。一般认为五大连池火山群由14座火山组成，他们是莫拉布山、东龙门山、西龙门山、小孤山、尾山、东焦得布山、西焦得布山、火烧山、老黑山、药泉山、笔架山、北格拉球山、南格拉球山和卧虎山。如果包括火山区西部的莲花山，五大连池火山群应由15座火山组成，火山岩分布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

关于五大连池风景区我在另一个美篇《五大连池风景区之冬夏》中有介绍，本篇主要讲讲与五团六连有关的点点滴滴。

1974年离开黑龙江兵团后，我分别在1985年7月、1996年8月、2016年7月、2019年1月回过五大连池，除第一次因乘错了车，没能回六连，后三次都回访了六连，以下多数照片记录了这三次的印象。另有十几张照片是六连战友在不同时期拍的，有他们照片的补充使得内容更加丰满，在此深表感谢！

一. 三池子

五大连池当地人称这五个湖为“五个泡子”或“五个池子”。三池子（已更名为白龙湖）是五个池子中最大的，它的东侧伸出一个分支，五团团部在这个分支的南面，我们六连就位于这个分支的北岸。

五大连池的分布

　　因六连所处的位置在三池子一分支的北岸，我一直以为这个分支就是三池子的全部。2016年7月，我和几个战友乘游艇，从北到南领略了三池子之大，并拍下了三池子两岸的各个火山。

确切说它们只是几座70万年前地下岩浆喷发后形成火山口，所以都不太高，而且是平顶的。

五大连池火山群由14座火山组成，他们是莫拉布山、东龙门山、西龙门山、小孤山、尾山、东焦得布山、西焦得布山、火烧山、老黑山、药泉山、笔架山、北格拉球山、南格拉球山和卧虎山。如果包括火山区西部的莲花山，五大连池火山群应由15座火山组成。

因为六连距尾山最近，我们在六连的时候，天天能看见它。在这几座火山中，我只能准确无误的认出尾山。

尾山，2016年

　　当地有句“名言”叫作“尾山带帽，回家睡觉”，意思是，一旦尾山顶上乌云萦绕，不久必定下大雨，所以这一天不必下地干活了。

　　一次尾山“带帽”了，但连长坚持让我们下地干活，结果干到一半，就看到尾山方向乌黑的雨幕向我们快速移动。我们拔腿往回跑，跑到半路就被大雨赶上了，都被淋成了落汤鸡。

以下12张照片为我和六连战友在不同时间、以不同角度拍下的三池子四周的火山。

王立新（2016）

王立新（2016）

王立新（2016）

王立新（2016）

王立新（2016）

王立新（2016）

王立新（2016）

祝静拍摄（2017年）

姚征拍摄（2017.9）

姚征拍摄（2017.9）

姚征拍摄（2017.9）

姚征拍摄（2017.9）

三池子边（2016）

雨打池水细无声，乌云雨幕又相逢

三池子岸边松林（1996年）

三池子的夕阳红（2019年）

　　1969年8月16日，我们到达五团六连的第一个夜里，五大连池下了一场小雪，白天就化了。第二场雪是在9月15日，随后的天气便渐渐冷下来，三池子开始结冰。以后下的雪积在冰面上越来越厚，甚至能形成厚厚的雪壳，可以承受人的重量。我们出行时不再走那些坑坑洼洼的土路，从雪上抄近道就可以去想去的地方。

野生动物留下的足迹（2019年）

2019年的五大连池，公路是沥青路面，支路为水泥路面。很多人家有了汽车、摩托车，出门很少步行了。雪地上再没有一条条人走出的小道，但还能看见野生动物的足迹。 厚厚的积雪上留下如此密集的动物足迹，可见冰天雪地的三池子仍然生机盎然。

二. 五团团部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在国营农场的基础上于1968年组建。1976年又恢复为国营农场的编制。我第一次回访时，五团已经改名为五大连池原种场。但是我还是习惯称它为五团。

当初的团机关是平房，1996年回访时，平房已不见了，代替它的是五大连池原种场场部的二层小楼。

五大连池原种场场部（1996年拍摄）

　　当年的五团团部除团机关以外，还有俱乐部、商店、招待所、学校、医院、团部家属宿舍，以及修理厂、粮食加工厂。

原种场招待所（1996年）

　　五团招待所的平房依然，在它东侧的三层小楼是新盖的招待所。1996年我们回访时被热情地安排住在小楼上，可惜这小楼里没有厕所。

场部家属房（1996年）

　　上个世纪，那里的家属房多用一种高大的茅草（当地称作苫房草）厚厚地铺在房顶上，有这种房顶的房子冬暖夏凉，可是1996年我看到场部的许多家属房都用白铁皮作房顶，白铁皮易传导温度，这种房顶能有冬暖夏凉的作用吗？

家属房院外木柈子（1996年）

　　当年，家里有壮劳力的人家都有这种码得整整齐齐、烧火用的木柈子。那时候，每年秋天六连各家各户都去尾山伐木，由连队派马车拉回来。各家将拉回来的树木锯成小段、码起来，冬天烧火炕取暖用。没有壮劳力的家庭，只能割苕条或砍些树枝烧炕。

　　1996年的五团比起20年前，变化不大，而且道路还是坑坑洼洼。2016年第二次回访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道路都铺上了沥青或混凝土路面。

前往团部的道路（2016年）

　　2012年，五大连池原种场的场部和下属的各分场（原来的连队）的职工职工宿舍集中搬进了新村，大多数家属房都拆除了。2016年我们看到场部的各个建筑物虽然没拆，也已是人走楼空。

空无一人的场部机关（2016年）

场部的所有部门也搬迁了，留下一一栋栋空空荡荡的楼房。

原卫生院（2016年）

原卫生院（2016年）

原俱乐部（王白石拍摄，2018）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栋俱乐部是五团最高的建筑物。在我隐隐约约的印象里，这个大房子的主要空间是个大会堂，有主席台和一排排长椅，其一侧为二层的小房间。

我在这里参加过两三次五团年终大会，会议的程序都是上午由团领导作全年工作总结，中午在小房间聚餐，下午回连队座谈讨论。

据说，这里还放电影，演出文艺节目。

原种场招待所

王白石，2018年拍摄

原信用社（2016年）

原邮局（2016年）

驾校（2016年）

驾校是私家车不断增加的象征

原商店（2016年）

　　在原五团百货商店的位置上，这栋底商楼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个商场。

路边建筑（2016年）

三. 六连

六连位于三池子东岸那个分支的北岸。

1969年六连的人员主要是100多名原农场职工和20几个1968年从上海、哈尔滨来的知青。

原农场职工被称为“老职工”，多数是六零年自然灾害时期，从山东、河北投亲靠友或逃荒来到黑龙江的农民。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在五大连池扎下后结婚生子。一般每家只有男人有工作，女人在家照顾孩子、操持家务。普通职工每月工资为36.5元，一般要养活4-6口人。

家属区被叫作“屯子”。屯子里有5排房，每排20户左右。住房是用火山岩打地基，再砌一米左右高的墙围，上面由土坯或拉合辫子砌墙，房顶上苫着厚厚的茅草。

前两排的每栋房子一进门为灶间，用于烧火做饭，灶间左右各有一间卧室。卧室里有南北两铺炕。一般一间卧室住老少两代的一家人，也有一间屋里住两家的情况，南北炕各住一家。

最后一排比较人性化，一趟房4、5家，每家有灶间和卧室。一进门是灶间，通过灶间进卧室。中间两排的有的房子如前两排，有的如最后一排。

三池子上唯一连接南北两岸的桥，2016年

　　这座桥是六连通往团部、德都县、北安市的唯一通道。

1969年8月16日，坐了一天一夜硬座火车的我们，在北安登上去五团的卡车。本以为一、两个小时就能到六连，但是道路坑坑洼洼，经过四、五个小时的颠簸，才到五团团部。我们由六连来的人带领，从团部步行去六连，行李装在六连的马车上随行。因为刚下过雨，我们满脚泥泞、狼狈不堪，到达这座桥时，听说过桥就到了，极度疲惫的我们又打起精神。

这座桥是用火山石垒起来的，桥面也是坑洼不平。过桥后是个三岔路口，延向东的小路走不远就是六连了。

过桥后沿着这条小路走不远就是六连

（2019年）

　　以前，这是一条有着两条深深车辙的土路，雨后泥泞不堪。1969年8月16日，我们狼狈不堪地过了桥，又硬着头皮、一步一滑地沿这条路，走到了六连。现在想想那一天的经历，好像是五大连池给我们的下马威。

我们这批北京知青约100人，到达六连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一些身穿黑色棉衣棉裤的人。不是“军人管理”吗？怎么除了在团部看见一、两个军人干部以后，再也没看见军人？这些黑衣人是什么人？大家一连串的疑问。

我们集合在一座石头房子前，被许多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当晚我们被安排住在这座房子里。此时我们才知道，不要说“军事化管理”，这里连“军营”都没有。

我们住的是一栋用火山岩建造的瓦房，西半边是知青宿舍，中间是连队会议室，东边是会计室、连部办公室。本文暂称其为“多功能房”吧。

在我们到来之前，这栋房子的知青宿舍住的是早于我们来五大连池的上海、哈尔滨知青。为了便于我们集体生活，他们让出了宿舍、借宿到老职工家。得知他们作出的牺牲，满腹牢骚的我们得到了一些安慰，并对这些还不认识的上海、哈尔滨知青心存感激。

　　入住之前我和几个同学把屋子打扫了一遍，大家在炕上铺开被褥、整理各自的物品。睡觉前我有事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一看，炕上都睡得满满当当，没给我留地方！看大家都睡着了，又不好把大家叫醒，我只好靠着炕沿坐着。

不一会儿有人敲门，我出门一看是文书张英杰。她说，今天会计室有很多现金，领导让她睡在会计室值班，刚才有人撬会计室的门，没撬开就走了。她怕那人再回来，叫我陪她睡在会计室。我顺手拿了一把铁锹跟她去了会计室，没多长时间，那人真的回来了。他轻轻地拉了几下窗户，我和张英杰一个拿着铁锹、一个手握镰刀站在窗户两旁，一旦那人跳进来，我们就下手。可是那人没拉开窗户，便转到门外拉门，我俩又转移到了门两侧，那人没拉开门就离开了。

等了一会儿，外面不再有动静了，我们出门查看，发现下小雪了！窗前、门外都留下了那人的清晰的脚印。根据他的脚印，他是朝场院方向离开的。事后我问过张英杰是怎么回事，她说没查出来。

　　恢复农场编制后，六连改为五大连池原种场六分场。当年的“多功能房”全部改为六分场场部。

六分场场部（1996年）

六分场场部，祝继正拍摄，2004年

六分场场部，祝继正提供，2004年7月

原知青厨房（2016年）

　　“多功能房”后面接出一间房作知青厨房，后来改作储存室，放知青的箱子。

我从北京带了一个旧皮箱，来六连那天，运行李的大车过桥时，把一车行李掉进了三池子，我的箱子也在其中。不仅箱子里进了水，箱子也摔坏了。直到一个多月后有机会去德都，买回一个柳条箱才替换下那个破皮箱。

　　2016年回访六连时，屯子里大多数人家都搬往了新村，多数家属房也已拆除，只剩下几户搞饲养业的人家还住在屯子里。

六分场场部也搬迁了，那栋“多功能房”早已闲置，但一直没拆，2019年它还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原六分场场部（2019年）

　　1969年我们100多北京知青的到来，知青的住宿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1970年在“多功能房西侧建好了一栋知青宿舍。

　　这栋宿舍的面积为480平方米，大家都称它“480”。宿舍大门左侧第一间房间是连队卫生室，第2-6间是男生宿舍。大门右侧第一间是司号员、通信员的值班室，以下五间是女生宿舍。“480”东西两侧有男女厕所。

每间屋的两侧各搭着一个双层通铺，下铺下面有火炕，上铺多用来放衣物。烧炕的炕洞在室外，冬季有专人负责烧炕。门外的走廊连接着各个房间，在寒冷的冬季还能阻挡一下凛冽的北风。

男生宿舍的窗外有个篮球场。“480”的东南有个水房。水房里的水井上安着辘轳，我们这些从小用惯了自来水的人都学会了摇辘轳打水。水井旁的锅炉有专人为知青烧开水。

480平方米的知青宿舍

郑海杰提供

480平方米的知青宿舍大门

周波提供（拍于1988年）

原“480”知青宿舍（1996年）

　　1996年回访时的“480”面目全非，房顶也换成了白铁皮，毫无美观可言。大门的装潢全拆了，改成了一个人家的房门。

2016年，屯子里大多数人家都搬进新村，分场场部也搬走了，但“480”还有几户人家，有的人家院子里还停放着小型农机具。

原知青宿舍，祝静拍摄，2017年

原知青宿舍，祝静拍摄，2017年

第二个知青食堂

周波提供（拍于1988年）

　　这个食堂于1973年建成，位于原食堂的南面。那年年初我调去了六师，对这个食堂的印象只停留在因入冬而停工的半截工程。

北京知青人手一个的杯子

祝静提供

以前屯子里主要是这种土坯房

王白石拍摄（2018.7.31）

拆迁后仅存的家属房（2016年）

　　当年，屯子里有五排家属房，每排住二十户左右。绝大多数家庭的妇女不工作，在家做家务。

1969年12月团里要求各连利用冬闲组织家属学习。六连党支部决定让我们带着四个女知青组织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报纸上的社论、新闻。

我们才十六七岁，从来没有和这些农村妇女打过交道。一开始我们每人负责一排房，挨家挨户动员家属们参加政治学习。但是大多数家属都有幼小甚至哺乳期的孩子，对政治学习毫无兴趣。我们软硬兼施、反复动员，勉强开班啦。

每次学习的时候，各位妈妈牵着、抱着孩子来，我们给他们念那些政治性非常强的文章，还要按自己的理解向她们讲解。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在那个特殊时期，许多形而上学的事情被认为是最最重要的、雷打不动的。

屯子的中央大道

祝静拍摄，2017年

　　这条路是我在六连走过次数最多路，去东边地块干活儿要经过它，组织家属学习、种菜，更是经常走过它。

屯子东头（2019年）

屯子东头原猪号马号（2019年）

　　六连的畜牧排，分为大车班、养猪班，后来还有酒坊、粉坊。

大车班的工作分作牛马饲养和驾驶牛车马车完成连里安排的各项活计，如从地里将收获的粮食蔬菜运到场院、菜窖，将各家在尾山、东沟子砍伐的柴火运到各家，将地里的麦秸、豆秸分送到各家……。

养猪班饲养着上百头猪，由于母猪产子率高、猪舍清洁卫生，还自己动手盖猪舍，曾获得兵团的奖励，多次参加巡回报告团，介绍他们吃苦耐劳、敬业爱岗的事迹，班长张殿增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猪号产仔房，苏书霞提供

左起：王薇、郑海杰、周宝华、田长兰、杨俊青、贾顺排、苏书霞

现在的五大连池农场宿舍区

王白石摄于2018年7月28日

　　这里住着老中青3、4代农垦人，第一、二代农垦人曾经为这块土地经受了许许多多的艰辛，甚至流血牺牲奉献了一生。如今，进入晚年的他们能够享受上小康生活，是这块土地对他们的回报。

下沿儿（1996年）

　　下沿儿位于屯子南边，因为地势低又紧邻三池子，被叫作“下沿儿”。　　

原来这里有一片美丽的白桦林。因为以前从没见过白桦树，第一次看见这个树种，有点儿新奇，后来发现站在南岸看这片在绿水蓝天之间的白桦林，心情有些不一样。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被美触动的感觉。

1996年回访六连时，这片当年的白桦林只剩下零零星星几棵了。后来得知，这片白桦林被当作柴火砍伐了！一副大自然绘制的美丽画作就这样被毁了。

我很少拍自己，除非在特别令我兴奋的地方，才拍照留念。可是那天，我无比落寞地靠着一棵被扒了一大截树皮的白桦树，留下了这张照片。

原水利工程（1996年）

　　上图中这条沟是“农业学大寨”的遗产。为了不再靠天吃饭，不知道是谁提出“引三池子水上尾山”的设想。为了实现这个设想，1969-1970、1970-1971的两个冬天，几个农工排的100多人利用冬闲挖了这条沟，称作“修水利”。

　　冬季的五大连池最低温度可达-30多度，土地冻得和石头一样硬，用铁锹挖不动土，必须先用尖镐刨。第一镐刨在冻土上只刨出一个小坑，数镐之后才刨下一些碎土块。不得不打炮眼、装炸药、炸开冻土，然后将冻土块儿搬开，形成一条沟。这就是在两个冬季，六连农工排的主要工作。

可惜，用开山凿石的方式“挖出”沟，一到雨季，沟两边的土又被冲回沟里。只能学习“愚公移山”，第二个冬天继续“挖”，直到一名知青在炸冻土时被炸伤才停了下来。

我记得当时沟的深度已经两米多了。1996年我特意去看了看，这条沟还在，但深度只剩一米左右了。

东沟子（1996年）

　　“水利工地”东边叫作“东沟子”，那是一片向阳的坡地，畜牧排经常在这里放猪和牛马。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片绿草如茵、牛马满坡的田园美景。

有一年，八连烧荒失火，荒火沿着东沟子烧了过来，距离马号猪号越来越近。我们正在地里干活，看见有人跑去扑火，也跟着跑。到东沟子时，已经有许多人在扑火。当时，火苗并不高，但是过火面积较大。为了阻止火势蔓延到猪号马号，大家都有点儿奋不顾身了，用各种“工具”甚至脱下衣服扑火。即使平时吊儿郎当的人也一改常态、显出了英雄气概。很快，火被扑灭。

场院南库房（2016年）

场院北库房（2016年）

　　场院是我们农工排经常干活的地方。主要的活儿有晾晒麦粒、玉米大豆和谷子脱粒、编草苫子。

收获谷子的时候，地里已经上了冻，割谷子的人常会滑倒在谷子地里，被谷茬儿扎破鞋和身体。脱谷粒的方式也很古老，在场院上谷子被铺成一圈，老职工赶着马拉石辊子压谷穗，我们跟在后面、用叉子不停地抖动谷穗，使谷粒脱落。这样几圈过后，挑走谷秸、收集谷粒。

收割大豆时，豆秸、豆荚已干枯、变得很硬，我们的手被扎的伤痕累累。但最辛苦的是打夜班脱粒，尤其在后半夜人困的不行，还要抡着大木叉子往拖拉机里“喂”大豆。经常觉得头晕眼花、浑身无力。

大豆脱粒多在10月份左右，那时的夜里温度很低，干活之前我们是棉衣棉裤和棉帽的全副武装，一干活就热出一身汗，不得不摘掉帽子，甚至脱去棉衣。一天我摘下棉帽子放在旁边的豆秸垛上，干完活又累又困忘记拿棉帽子了。第二天去场院找时，放棉帽子的那个豆秸垛已经没了。我们每人的帽子里面写着名字，我想也许过几天就会有人送来，但是一直不见我的帽子回来。脱粒后的豆秸都分配给老职工当柴火，我想我的帽子也许被当柴火烧了。

第二年春天，几个小孩儿用棍子挑着一个露着棉花的帽子从屯子里向知青宿舍走来，一边走一边喊“王立新的帽子”。原来，我的帽子在一个孩子家豆秸垛里“睡”了一个冬天，他家豆秸快烧完了，我的帽子才露了出来。

场院（祝静拍摄，2017年）

　　我当四排长的一年麦收前，我们排在场院编草苫子，膀大腰圆的唐山籍老职工“徐老坦儿”负责给我们纺经子。副连长闵银龙告诉我，他给徐老坦儿的工作量是每天不得低于四团经子，要我每天在徐家的日历上记录取了多少团经子。

一天徐老坦儿只纺了两团经子，就去团部的朋友家喝酒，下午也没回家，我在他家日历上记上“两团”，回到场院接着编草苫子。因为经子不够用，下午四点多就干别的活儿了。

这时候，徐老坦儿骂骂咧咧地从屯子里走来，当他走近场院，我听出来他是在指桑骂槐地骂我，就上前问“你骂谁呢？”他瞪起眼睛冲我大喊“我骂的就是你！”他从屯子到场院的路上不停地骂我，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就从地上抄起一把木锨问他“你再骂一个？”他立刻愣住了，也许是没想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敢跟在六连横行霸道的他叫板。幸好副连长闵银龙过来把我拉走了。徐老坦儿也“见好就收”了。

从此，每当我遇上徐老坦儿，他都点头哈腰地叫一声“王排长”。我心想，那天在场院真的动起手，我肯定打不过徐老坦儿，多亏被闵银龙拦住了。

场院西边是机务排的库房和摆放着各种大大小小农机具的农机场。

2016年，场院西边还是摆放农机具的场地，不过农机具早就更新换代了。

联合收割机（2016年）

收割器（2016年）

拾禾器（2016年）

脱粒机（2016年）

播种器（祝静拍摄，2017年）

拖拉机（祝静拍摄，2017年）

拖拉机（祝静拍摄，2017年）

菜地（1996年）

　　当年，农机具场北边是一块菜地，由几位年纪较大的老职工种菜，解决全连的蔬菜供应。

1969年12月，全团各连都要成立家属连，让家属走出家门参加生产。69-70年冬天，我一边组织家属学习政治，一边走家串户动员家属成立家属委员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成立了一个松散型的家属委员会。成员有仓库保管员张广臣的奶奶王桂英、王大眼儿的老婆刘兰英、机务排长韩树胜老婆莲宝霞、二排工人老郭的老婆郭嫂（记不清名字了）。大家一致选举王桂英为主任，但老太太不愿意干，从不主持工作，所以家属委员会有名无实，所有的事情还得我张罗。

1970年春，连党支部将农机场北的菜地给了我们家属连，任务是负责生产六连老职工家的越冬蔬菜，通过生产蔬菜使家属有所收入。那时候越冬蔬菜主要是洋白菜（当地叫作大头菜）、土豆、胡萝卜、白菜。

但是，不要说我，家属委员会里都没人懂得如何种菜，他们告诉我屯子里一位姓张的大爷会种菜。我立马上门拜访张大爷，请他出山当技术指导，张大爷欣然同意。我又挨家挨户动员家属们出来种菜，但是除了家属委员会里的刘兰英、郭嫂和几个“五类分子”子女，没有人愿意跟着我种菜，他们都不相信我能带着他们挣到钱！五类分子的子女也是迫不得已，由于父辈甚至是祖父的“问题”，他们不能成为兵团职工，都是16-20岁的年轻人只能在家待着。连队要求他们必须出来种菜。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我凑了十来个人。

按照张大爷的要求，我上德都县城买了菜籽，又按他的指导适时播种、除草、间苗、进行田间管理。由于我们的辛勤付出和风调雨顺，各种的蔬菜都收获可观。当我们在屯子里卖菜的时候，看见我们一边卖菜一边收钱，好多家属都表示明年也来种菜。除了种菜，我们还割苕条编土蓝、用玉米叶子编套包卖给连里，搞了些副业。连里麦收需要人手时，我们还帮着割了几天麦子。

到秋天分红时，出来干活的人，每干一天的收入约1.07元，在五团的所有家属连中，我们的日收入仅次于兵强马壮的七连家属连，排在第二，比第三名高三四毛钱。出来干活天数多的人收入了100多元。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看到他们拿到钱时的笑脸，我感到了“甜在心里”的滋味。

1970年被评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好战士

　　上面这个奖状是从爸爸的遗物里发现的，我已经记不清这个奖状怎么一直由我爸保存了。现在回想一下能过获得兵团奖励的原因，可能是圆满地完成了带领家属种菜的任务。

在我负责家属连工作期间，连领导对知青排进行了重新调整。一排是持枪的值班分队，由出身“红五类”的知青组成；二排是由老职工组成的农工排；三、四排是女知青组成的农工排；5-7排是机务排、基建排、畜牧排，由老职工和知青组成；8排是男知青组成的农工排。

1971年8月份，党支部突然决定由邱美玉接替我的工作，让我去四排当“普通一兵”。我在负责家属工作之前任班长，因为干活实在卖力气，多次受到连领导的表扬，负责家属工作也卓有成就，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听到这样的决定不明就里。幸好我对当“领导”并无兴趣，当班长、管家属完全出于“一生听从党安排”的“政治觉悟”。虽然对连领导的决定感到不愉快，但这种不快很快被普通一兵的轻松感冲到了九霄云外。

　　在四排当了几个月的战士，连领导突然又决定让我担任四排长，我的心情有点儿复杂。得到领导信任自然是件高兴的事，但是我将再不能像前几个月那么轻松了，操心一个排的事想起来就挺烦的。但是我本能地“狠斗私心一闪念”，说服自己不仅要“接受这个任务”还要把四排领导好。

从“多功能房”东侧通往场院的路，2016年

从“多功能房”东侧通往场院的路，2019年

　　这条路通往尾山农场，路边的林带是我们栽种的。这条路是我们上下工常走的路，路两边是六连的大片农田。现在路已不见了，只剩下见证了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条林带。

田间林带（2016年）

望不到边儿的农田（2016年）

　　黑龙江的耕地面积是全国最大的，大到其他省份只能望其项背。2019年黑龙江的耕地面积为2.39亿亩，接近排在第二的河南省（1.22亿亩）的两倍。

六连农田之大也是其他省份农民难以想象的，六连的农田从三池子北岸向北延伸到尾山脚下，虽然地势呈南低北高，但站在地南头看不见北头。这是产粮大省的骄傲，但是也给我们这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地里干活儿的人极大的心理压力。尤其割麦子、大豆、谷子的时候，弯着腰割了好长时间，仍然看不见地头，有点儿在茫茫大海中看不到陆地的感觉。

麦收时节正逢盛夏，最高气温可达30多度，割麦子的时候头上汗水滴滴答答不停地滴入土麦地，衣裳也被汗水湿透贴在身上。一次，因头一天下过雨，送水车陷在半路，饮用水没能送到地里。严重失水的我们用脚跟狠命地在麦地里踹出个坑，等地里的水渗上来后，用麦秆当吸管吸坑里的水解渴。有点儿野外求生的感觉。

大豆和谷子的秸秆粗壮，不会用巧劲儿、只靠用傻力气的后果，就是累得半死还落在大部队的后面。身为排长，看到那些远远落在后面的人，就带动几个快手帮她们干，让她们赶上大家。

大豆地（2016年）

银装素裹的垄沟（2019年）

　　农工排的活就是“修理地球”，主要的活儿有铲地除草、麦收、秋收，每种活儿都要连续干一个多月。

　　每当玉米、大豆地出现杂草，一年一度的铲地就开始了。几个农工排的百八十人一字排开，一人一根垄，早上从地南头铲起，中午干到地北头。吃了午饭休息一下，又从北头铲回南头。一般人到了南头扛起锄头就下班了，我还得招呼先到地头的人帮着落在后面的人，把他们都接到地头。

其实在割地、铲地时掌握了窍门的话，省劲儿还干得快。如两架铲地就是铲地的窍门。我已忘了是谁教我的，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着这个方法。先迈左脚时，左手在前右手在后握锄杠，两手一同将锄头往前送，将锄板插入土中，双手一起往回拉，然后迈出右腿，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握锄杠，后面的动作同上。这样铲地让身体各个部位轮换用力，感觉不太累，因为动作协调省时间，速度也较快。

割麦子的一个技巧是每割一把麦子放在左脚上，一边向前割麦子，一边带着左脚上的麦子往前走，待脚上的麦子够一捆时，捆上麦子。这样节省了捡拾每把麦子的时间。

1972年麦收，获得六连党支部表扬，奖品是一个小笔记本。

笔记本扉页上的奖励词

1972年12月，获得六连党支部表彰，奖品也是一个小笔记本。

笔记本扉页上的表彰词

　　在72年两次的奖励词中，不仅表扬了我的工作，还提到了“学习”。这一点一直是我比较骄傲的。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要求大家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我就读了这两篇文章。因为只有六年级的语文水平，看这种通篇哲学的文章有一定难度，但是却引起了我极大兴趣。

我结合报纸上的相关文章，每天晚上读一段两论，慢慢地理解那些哲学理论。从此开始喜欢读哲学、历史书籍，探亲假回北京时，特意买几本“大部头”带回来阅读。

从那时起，我不仅自学文史，还自学数学，边学边做笔记、作习题，由此提高了自学能力，在后来的50年里，靠着这点儿自学能力自学了许多课堂以外的知识，使我收益终生。

我受益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北京大学选中成为北大学子。

1974年，上大学是由基层推荐人选，经过简单考试，由学校录取。那时我被调到六师60团基建连，基建连通过全连投票的方式推荐我去上大学。被推荐的人都要参加简单的考试，在考场上，我在作文中由衷地表达了对黑土地的情感，没想到竟被北大录取了！

去北大报到那天，正巧碰上去60团招生的老师，她告诉我，在60团的卷子中，我的作文写得最好，所以她选中了我。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其实参加考试的人中，69届是最没文化的，我的作文能拔头筹正是应了那句话，“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1973年，五团从各连抽调知青支援六师，因为六师是知青开荒新建的，条件比较艰苦，大家都不愿意去。当时我对六连有些现象不适应，想换个地方，就向指导员报名，表示我愿意去六师。他却对四排的其他人说，王立新代表四排全体报了名。四排有约1/3是老职工子女，她们不必去六师，其余约十六七个知青，最后只有张培芬、张菊珍、王淑兰、周宝华、于红、兰晋和我七个人登上了去六师的专列。

调往六师60团的六连知青

第一排左起：陶利华、赵立山、范伯军、苏晓峰、李秉泉、张世元、祝静。

第二排左起：张培芬、张菊珍、王淑兰、周宝华、王立新、崔爱平、于红、韩菊弟。

第三排左起：范平、李思文、王宝民、丁志伟、李崇生、王白石、赵宜民。

因为指导员说是我代表四排报名去六师，四排的知青恨透了我，我不在宿舍的时候，有人就以骂我发泄私愤，而带头骂我的却是我给予了她很多帮助、平时关系不错的人，我却一无所知。那些日子，我被屯子里的家属们轮流请到家里吃饭，沉浸在浓情蜜意的深情中。

幸好有人及时告诉了我，我不在宿舍的时候宿舍里发生的事情，我才有机会向大家澄清事实，不管她们信不信，我对她们问心无愧。后来，那个带头骂我的人向我道歉并请我吃饭，我客气的谢绝了。

在离开六连之前的那几天，我在屯子里感受到的是温情送别，在另一边的体会是被人背地里插刀子的痛彻心扉！

这就是社会，就是人生。在后来的50年中，我多次被人捅刀子，但是我还是秉承与人为善、以诚相待的处世之道，并牢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至理名言。还有一句中国人都会唱的歌词：“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在六连的三年多，我身处五大连池的美景之中，但也见识过那里的暴风骤雨。我看到了人性的多种表现形式，但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

离开黑龙江兵团以后的许多年里，说不清多少次我在梦里梦到我又回去了，梦里依稀是回到了五大连池，但见到的是60团基建连的连长、指导员。

尾山（祝静拍摄，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