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入职的那些事——纪念环球建厂60周年系列之六

复老头

　我在单位工作凡三十年，结识了许多同事工友。十年的知青生涯，刚入单位时还不太适应，都是领导和同事们手把手传授工作经验，言传身教处事技巧，使我不但传承了企业艰苦创业、发奋图强的传统，并很快进入工作状态。

许多年去，往事如烟，物是人非。然而，刚入职那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恍如昨日。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年曾经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的同事们，并祝他们牛年万事如意！

　1975年11月，与我同时顶职进厂的8亇职工子弟中，数我的年龄为大，刚好30岁。其余基本上是新三届的初中毕业生，年龄均在23、4岁左右。除周琴芳被分配至财务科，我被分入供销科以外，另六人均分到车间当学徒。如周旭红分入调漆车间，瞿美华分入喷漆车间。

当时试用期半年月工资为25元，试用期满后调为一级工28元，再一年（77年7月）后调为二级工33元。而进厂当学徒工资18元，学制三年。后来知晓，我进厂时可有多重选择，其中包括财务科和计划科，只不过供销科下手快了点。

　那时供销科编制7人：除科长余世岳、杨新森外，还专设一个在上海驻家采购的挂名科长谷加宏，科员吴兆明（市内采购）、专管油脂的郭品堂、郑文虎（绰号小老虎）和我的职责是对外采购和押车，第二年又有江一华调入当开票员。

　当时厂里拢共只有两辆货车，半吨小上海三轮卡和两吨的小上海，驾驶员有陈宝荣、朱水浩。大约76年初厂里又买了一辆3.5吨的钱塘江牌货车，两年后，厂里又用浸出油脂与崇明油漆厂换了一辆4吨上海牌货车；

第五辆车是从广东搞来的部队退役炮车，此车虽前后驱动动力大，但载重只3吨，除经常帮忙去拖那些失陷事故车以外，没有多少使用价值，加上耗油多开支大，故此车最终结局是，和杭州汽车制造厂交换回一辆“钱塘江”牌5吨车。与此同时又新买了一辆“钱塘江”（周文华开），1978年3月正式成立了车队。之后1985年左右，市化轻公司车队撤销，其中三辆钱塘江车王世仁、方敏、龚英智、于安敏等人划入我厂，车队方才真正成形。

　但在在运力不足的七十年代初，陈宝荣和朱水浩带出了王光明和徐福荣两个徒弟。我进厂时恰逢出师后的王光明，正带一个开小三卡女徒弟陈江玲，陈当时正当妙龄，生的乖巧。

由于厂里没有成立车队，驾驶员编制暂且挂在供销科，由杨调配用车，当时暂挂供销科的，除了驾驶员还有后来成为全国劳模，赫赫有名的总工杜志根。

由于厂里运力不足，厂里的原材料运输基本依靠外雇：火车发来的油脂，化工原料和包装听子都是雇当时的红卫运输公司（后来的县运输公司）的牛车或双轮车拉来，200号汽油则雇红卫公司那种“蹦蹦蹦”手扶拖拉机改装的三轮车，背上个小坦克到古方石油公司的仓库去拉，为此供销科后来为此增补了个金桂华，专职管运汽油。

　　至于采购零星油脂和紧俏化工原料，则需临时觅车运输，当时计划经济年代，紧俏化工原料基本来自上海，而油脂均有当地粮食局计划调拨供应，供应点大都在金华地区。

雇用的社会3吨5吨的车辆，经常联系的单位有：位于人民东路的铁路司机学校和岭背上的汽车四连，以及位于罗店的83021（此前番号为20军6297）部队等；10吨拖挂则要雇用七一农场、蒋堂农场和东方红林场的车。

　记得，当时的供销科的两个领导，余、杨两人分工明确，余主管业务，杨只管运输和包装，那时杨刚从罗店6297部队营级转业到地方，打过一江山岛，又是党员，在那个讲究政治的年代，颇有点春风得意。余虽然是从上海迁厂过来的老业务，但终因不是党员（他的入党还在80年左右），政治话语权少了点。两人真可谓“鸭有鸭路，鹅有鹅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印象中最初几天，分配我的工作无非是熟悉业务关系和流程，有时到位于默相街5号的金华五金交电化工采购供应站（70年代末整体迁入位于西市街和中山路口五交化新大楼办公）开开票，采购一些零星的化工原料，记得那时该公司开票员是郭复苏。然后再派车将该公司位于青年路仓库的货提回来。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入科后受领余科长第一件外地采购任务，是那年11月25日孤身前往衢州化工厂，去联系原材料采购业务。其实，我当时也明白，这是余对我独立处理业务和应变能力的考察，应对是否得当对我今后的前途不无关系。

于是，二话没说的我，怀揣着介绍信急匆匆就登上前去衢县（现为衢州市）的火车，此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懵懂中的我尚不知道衢县到衢化尚有10公里，当天已没有去衢化的班车。

　　幸好，初出茅庐的我，没有枉为那两年多当大队会计的经历。在车上应用我学会的社交应酬，用香烟开路七搭八搭，居然搭上了一个衢州皮革厂的业务员，那个名叫朱良正的热心人，下车后将我带到他厂里的招待所，并指点我明早可搭早班客车或坐小火车到衢化，还留下了他的名字和联系电话。许多年过去了，我心中仍念念不忘，我初出茅庐时难得邂逅的，这样一个古道热肠的年轻人。

　12月17日我又奉余科长之令，第一次乘开化劳改农场的10吨拖挂车到上海运原材料。金华造漆厂建厂伊始，紧俏的原材料还要借助原厂方娘家的社交关系到上海去运，为此厂里专门留了一位老供销在上海，平时不上班，成了驻家采购员。需原料时电告其原料的品种规格数量，待联系妥当厂里再派车去运回来。我进厂的头两个月干的工作就是押车员，那时金华到上海将近500公里，全是砂石路，运货的拖挂车要走整整两天。

记得车到上海中山西路宜山路停车场时，已是华灯初上。急匆匆安置好两人的浴室统铺（那个年代找旅馆需凭单位介绍信，到“外地旅客住宿接待处”统一安排，还按规定必须先按排住一天浴室），待吃好饭立马就赶到位于提篮桥的老供销家里时，已经是半夜11点钟了。好不容易叫开弄堂住家的门，老供销回话：“明早8点钟，（中山西路）宜山路停车场见。”。待我赶回浴室已是深夜2点多，浴室此时已杜门谢客，讲了一车好话就是不肯开门，无奈之下只得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来回游荡，坐等天亮。

　好在时间不长，1980年左右，厂里另外派了汤瑞华到武夷路777号上海沪西体育场招待所（最初几个月暂住在延安西路程家宅），开办了办事处，运货的吃住停车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开创上海了采购物资的新时期。

一一摘自《我的回忆录》

（2011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