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兴古城与大悲阁缔造者张氏家族！

觉正缘WSSZH

　　保定人民政府市长马誉峰为《保定英雄》三部曲（马连生、田钧著）弘扬保定精神而亲笔签名作序：

北岳顺天府保定传承优秀文化时代精神：

保定是历史名城。这座城市饱含英雄情结。崇信、重义、崇文、尚武、和谐、争先是这座城市的风骨忠毅。

长篇历史小说《保定英雄三部曲》保括：《北岳风》、《英烈恨》、《快跤魂》在保定晚报连载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此次，作者经过精心修改，结书出版，是为了传承保定历史优秀文化，弘扬保定忠君爱国英雄精神，激励后人不断进取。

历史需要传承，文化需要延续。古城保定底蕴深厚、英雄辈出。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定的英雄人物屹立潮头、不辱使命、勇于担当、笑傲群雄，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

绩，铺就了璀璨夺目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值得大书特书。

田钧同志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无论是任县长、县委书记，还是当选为市人大副主任之后，始终笔耕不辍，或作文，或写诗，成果颇丰。马连生同志长期致力于保定文化的研究，造诣很深。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们不辞辛苦，潜心研究保定历史文化，颇有所得。小说历史资料翔实可信，语言生动形象，可读性很强，是史学和文学结合相对完美的文化精品。

中国梦、故乡梦、魂牵梦萦。古城保定历史悠久、资源无限，

理应深入挖掘、系统整理，温古而知今，建设善美家园，让古城焕发青春的光彩。

是为序。

马誉峰

保定市人民政府市长：马誉峰

2013年8月1日

传承北岳顺天府范阳古韵 筑建中华梦大略定兴（总序）：

古之范阳，今之定兴；京南保北，畿辅重地，北通三关，南达

九府；太行东麓，易水交汇，督亢沃野，名著天下。

定兴人，尊师重道，贤良重义，质朴纯厚，德高望重。

顺天保定两千多年来，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众多令人讴歌的精彩篇章。宋代文豪苏轼亦曾叹：“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图史者往往是。”燕昭王礼贤纳士，

筑黄金高台开一代新风；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留下了“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还”的慷慨悲歌。“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国家有难，以身赴死；燕赵一脉相承，定兴更是英豪

辈出。祖逖北伐，志于恢复壮丽河山，谱写了“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篇章。抗美援朝战争中，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孙生禄血染长空，击落、击伤敌机七架，战绩卓著，成为人民空军的骄傲。

定兴人，尚武崇文，兼济天下。历代文人墨客，以满腔激情，

创作出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传世之作，筑就了定兴深厚的文化根基。且不说汉代郦炎的《大道》，蒯通的《隽永》八十一篇，自唐朝卢照邻的《幽忧子集》、贾岛的《长江集》就确立了定兴诗人

在中华民族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元代张弘范是一位“善马槊，颇能为歌诗”的三军统帅（《元史·张弘范传》、《张柔传》、《张弘略传》、《张珪传》），后人监察御使张旭把他的诗词结集出版，是为四库全书收录—张弘范撰写《淮阳集120首、木兰诗词30首、元曲、乐府》，张珪诗词、书法等。元代著名戏曲家王实甫，其作品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广泛吸收了当时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创造了文采璀璨的元曲词汇，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文采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一部《西厢记》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戏曲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人们几百年来追求美好爱情的真诚呼唤。《西厢记》成就了王实甫，也成为定兴的骄傲。

到了明清两朝，定兴人的作品就如满天繁星，不胜枚举。明代薛论道是中国散曲史上作品最丰的一位作家，《林石逸兴》是其

代表作。作品集收录了他的散曲一千首，有的写边塞军旅生活，有属散曲中的翘楚。直隶名门－江村鹿氏，更是以文至盛延续四百参与了学制改革，对中国近代教育体制政革产生了极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定兴文化事

业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范阳风》《范阳的》《定兴方言》《北齐义慈惠石柱》《黄金台诗文选》等一大批文学作品、专业书籍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版。1997年定兴被文化部授予

“全国文化先进县”称号，并经过多次复检验收合格，保留至今。

这是我们的文化底蕴，这也是我们的文化血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这次编辑了这套《黄金台文库》，就是力求把定兴的传统文化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盘点，取其精华奉献给家乡人民。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这是一项“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

源”的工程。

盛世多撰述，盛世出好书，盛世重藏书。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为指归，展示定兴的文化风采，其嘉惠时人，流传后世意义不言而喻。限于我们学力有限，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出现，望海内宏达，幸祈教正！

《黄金台文库》编纂委员会

中华张姓始祖挥公源远流长！

天下张氏出清河

2020-10-22

中华民族精神开天始祖轩辕黄帝第五子张氏挥公是天下张姓的始祖。根据文物考研轩辕黄帝长期生在太行山东保定安肃釜山，发现黄河古道流水顺太行山东经过釜山转向东沧州流入渤海湾，釜山发现大量黄帝城池碑石文字遗迹，曹操《观沧海》诗词为证，轩辕黄帝根据绝大多数史籍、姓氏书和张氏谱牒记载：

挥公生活在上古时期，是轩辕黄帝的第五个儿子。他自幼聪明文武双全，喜欢研究天象和万物的规律。

传说：炎帝和黄帝九战嗤尤不胜，挥公在夜观天象时，突然发现一颗流星自弧矢九星间飞速划过，令挥心生感悟灵感。经过详细地研究他仿照弧矢九星的排列，然后削木仿形弯曲成弓，又刳竹为矢，剽筋为弦，研制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实战弓箭。

在河北涿鹿之战中，黄帝与蚩尤交战，九战不胜。这时挥建议黄帝用弓箭武装部落，终于一战取胜。从此以后黄帝与诸部落的征战中，弓箭一直作为最先进的战略武器被炎黄联盟所珍视。黄帝第一次大一统登上华夏部落联盟盟主宝座之后，挥因为发明弓箭得封弓正（主管军队军事装备的官员），黄帝赐姓张氏名挥公；国封地“青阳”，即以现在河北清河为中心的古青阳。因此，清河就成了天下张姓祭祖的发源地。

关于挥公的记载，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史籍《世本》。在《世本·作篇》中记载“挥作弓，牟夷作矢”，汉代学者宋衷注“挥，黄帝臣也”；东汉末年应劭著《风俗通·姓氏篇》记载“张氏，黄帝第五子挥，始造弦，实张网罗，世掌其职，后因氏焉。”

在最为重视姓氏传承的魏晋到隋唐时期，张姓士族多认同挥公为张氏得姓之祖，而且认为挥公乃黄帝之子。唐代中后期，出现了挥公为黄帝之孙的说法。唐林宝的《元和姓纂》是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姓氏著作，其中说“张氏，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宋代学者洪迈等早有指出《元和姓纂》成书仓促，其中错误百出。

在金宋元朝，坚持“挥为黄帝子”的说法仍是主流。北宋官修韵书《大宋重修广韵》记载“张氏出自轩辕第五子挥。始造弦弧，以张网罗取禽鸟，世掌其职，遂以为氏”。北宋邵思《姓解》的说法也与此相同。北宋刘恕《通鉴外纪》最早提出了“黄帝第三妃肜鱼氏之女，生挥及夷彭”。但由于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用了《元和姓纂》的说法，加之欧阳修在道德文章上的影响力，“黄帝子青阳生挥”的说法开始泛滥。

太祖成吉思汗在1206年统一蒙古各个地落，多次西征统一亚欧大陆720民族，1213年南征讨伐金国复仇，顺天府督元帅张柔自幼跟随祖辈真觉禅师邱处机蔡真人学习武术儒释道堪舆排兵布阵兵法天书文化，教导要敬天爱民救护儒士保护书籍，积德行善为本，你要辅助成吉思汗统一中原建立新朝，成吉思汗加封张柔为安肃公镇国上将军拔督（蒙语英雄）北战南征攻克百城，立下汗马功劳，1227年张柔曾到安肃涿州保州等地选择城池，张柔出资规划设计建造保州城，1234年张柔修建杞州城救出卞凉金实录和五十多位儒士书籍北归顺天张柔府邸万卷楼，1253年张柔建亳州城，1260年张柔张弘略父子辅助世祖登基汗位，根据《易经》大哉乾元译理定国号元朝，祖忽必烈加封张柔为蔡国公荣禄大夫元大都工程司事总指挥，1268年张柔积老成疾病世，张弘略继承父职继续建筑元大都城至元丙子年（1276）竣工。

由进士及第翰林编修、历任礼刑二部尚书、总裁宋辽金三史、国子监祭酒吕思成撰写的安徽泾川县《泾川张氏宗谱·张氏统谱序》中写道：“青河郡张氏其先出轩辕皇帝第五子挥公，观弧制矢，赐姓曰张，官封弓正，主祀弧星，国于青阳，后改清河郡。”说明在元初，甚至可以上溯到宋代，学界和张氏子孙就已经普遍认为张氏祖源地“青阳”就是后来秦汉时所设置的清河郡。

明代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国史总裁铅山费宏为张宪、张阳辉主编的《张氏统宗世谱》所撰写的序中说：“张氏之先黄帝第三妃肜鱼氏生子曰挥，观弧制矢，赐姓张氏，官弓正，国封青阳。挥子昧为玄冥师，司水正，封尹城。”其《本源记》中也记载：“挥：黄帝第三妃肜鱼氏所生，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赐姓张氏，国封青阳”。其《得姓郡望》记述：“吾张氏之得姓者，自轩辕黄帝第三妃肜鱼氏之子曰挥，观弧制矢，赐姓张氏；官封弓正，主祀弧星；居尹城，国于青阳，后改清河郡。此张氏得姓之由，而望清河郡者独最。”

以上关于张氏起源的记述中，《泾川张氏宗谱》吕思成序出现了“青阳后改清河郡”；费宏的《张氏统宗世谱序》中说“挥”国封“青阳”，子昧“封尹城”。《得姓郡望》中在“国于青阳”前多了“居尹城”三字。但“尹城国”在山西太原，“青阳”在河北清河，这应该是将“挥封青阳”，挥子昧“封尹城”混淆的结果。尧舜时期的张氏族人为躲避水患，曾在昧和台骀的带领下迁居地势较高的太原。但是太原并不是挥公的始封地，也不是张氏的祖源地，它是张氏族人早期重要的迁居地。张氏的祖源地在河北清河，不仅记载在历代古籍、墓志铭、族谱等史料中，而且绝大部分张氏族人还将“清河”“清河族”“清河郡”的徽记镌刻在自己的庙号、堂号、神位、牌匾之中，把对张氏祖源地的记忆，深深铭刻在了张氏族群的思想意识之中。

陶安《送张太初赴西台御史》诗序与元代监察御史张旭字太初撰北岳淮阳献武王张弘范修建康（今南京）采石书院弘扬优秀文化简介：

2020-05-24

《送张太初赴西台御史》 元末明初●学士陶安撰文：

张旭出自顺天府督元帅张柔慕府累世忠君报国大将家族，传承敬天爱民开疆拓土辅助忽必烈建立元朝大帝国版图，成为元朝开国元勋将相官禄之家，与起身于闾阎薮泽异。盖张弘范公卿子弟张珪公夙习世业／传承忠君报国崇儒尚武家风，素闲朝仪，若天性自成。至于四方幽远，物情民瘼，利害织悉，鲜克周知。其由布衣应时而奋者，虽历世故，然多疎迂野率，弗适其宜。二者恒难于兼有，今乃见于张旭君也。

　 张旭君字太初，于北岳顺天府保定人古莲花池出生。张旭其髙祖父为大元太师汝南忠武王镇国上将军拔督蔡国公张柔公，曾祖父为大元大元开国元勋太师、镇国上将军拔督（蒙语英雄）蒙古汉军督元帅、淮南献武王、齐国公张弘范字仲畴（1238---1280）属于蒙古大帝国臣民，皆以大元开国元勋，枭勇善战，累世辅佐国朝忽必烈登基汗位，初建元朝时北战南征伐统一天下，为建立元朝大帝国版图立下汗马功劳。其祖父为元朝太师丞相镇国上将军恒阳忠献王张珪字公瑞（1263---1328），

【4】张珪又以文武双全文学历朝为贤良丞相，至其尊顺天张府第四世曾任各地道宣慰使五兄弟张景武、张景鲁、张景哲、张景元、张景德、张景诚等公为保护张氏家族和全保定城居民百姓，用木棍击退蒙古兵对保定烧杀抢掠暴行而恓牲，襄都以忠孝节翊忠君报国传承张氏家族家风诸公与其诸父张君宝公、张玠公、张瑾公、张琰公、张珪公后辈张旭公、张昌公、张昆公、张升公、张昭公、张晟公、张曜公、张旺公、张曰公、张羕公等渚弟兄皆俱有显赫加官进爵。自顺天张氏家族辅助太祖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建立元朝而北战南征统一天下，建立元朝大帝国版图，而平定中原北岳顺天张氏家族累世传承崇儒尚武家风，忠孝辅翊家景家风，北岳顺天府张柔家族累世积德行善忠君报国历朝奉王公贵族累世开国元勋家族者，未有若斯之顺天张氏家族繁荣昌盛也。累世诸君以祖辈积功累徳荫补张氏家族文臣将相辈出官运恒通，张旭官拜南台监察御史。张旭忠君爱民寛明仁厚，不残躁以立威，不假贷以纵法。庶官承传崇儒尚武家风，官兵望而敬畏。于绳愆纠谬，举善荐贤，克尽乃心。虽出自顺天张氏家族累世福禄茂盛之家，而能脱畧贵介，且知物情民瘼济世，若多历世故者。求于斯时，亦云鲜哉。

逾年迁西台御史，徃践厥职。君其思尽补报，不特为天子之耳目，使累善积功而不已，岂不为天子之股肱乎？如是则先世文武忠孝之泽益大以昌，而无忝于祖父。《张柔传、张弘范传、张珪传》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其在于君欤？于是升之士知其果异于人也，遂作诗以送之，而俾余序之。

开国功劳出保州，

武攻文辅世王侯。

星垣柱史承嘉命，

天府神都纪胜逰。

霜草不藏狐兎穴，

烟花又绕凤凰楼。

惊心时事纷纭甚，

应有封章告远猷。

注释：

【1】：张旭，字太初，保定人。约出生于1308年前后，初为元大都宿卫，1350年时任职江南諸道行御史台監察御史，收集曾祖父张弘范公诗词，由江南諸道行御史台再次出版《淮阳集》。

注释【2】：陶安，(1315年-1368年)，字主敬，当涂【今安徽，元朝太平路】人，1344年中举，曾任明道书院【在今南京】山长，1354年冬因战乱归家避难。1355年，朱元璋渡江至当涂，陶安偕李习及乡里父老迎谒，即被召见，成为第一个追随朱元璋的文人，1367年朱元璋首召陶安为学士。

注释【3】:元朝除中书省设御史台外，还有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和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简称西台），住地分别在今天的南京与'孞为管理地域非常广，御史分片巡查，定期轮换。

注释【4】:其髙祖汝南忠武王张柔公，曾祖父淮阳献武王张弘范公，其祖父恒阳忠献王张珪公：张旭高祖汝南忠武王张柔，曾祖淮阳献武王张弘范，祖父恒阳忠献王张珪。

因为大元太师开国元勋张弘范公平定了中原辅助忽必烈建立元朝大帝国版图后曾在建康（今南京）太平路（当涂）创建采石书院，而陶安家乡当涂，后任职于南京的明道书院，本书院也归属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管辖，因此陶安跟张旭比较熟悉。在南台出版《淮阳集》，使得陶安对张旭的家世也有一定了解，因此对张旭及家族极其尊崇。在南台一年后迁西台御史，陶安作诗为张旭送行-《送张太初赴西台御史》，诗及诗序收录于后来的《陶学士集》中。

序文原意大致如下：“其高祖汝南忠武王，曾祖淮阳献武王，皆以勋勇，佐国初征伐。其祖恒阳忠献王又以文学为贤相，至其尊府襄孝公与其诸父昆弟俱有显爵”。张旭虽出自世禄之家，但能脱畧贵介，知民间疾苦，“寛明仁厚，不残躁以立威，不假贷以纵法。庶官承风，望而敬畏。于绳愆纠谬，举善荐贤，克尽乃心”。一年后迁西台御史，“徃践厥职，君其思尽补报，不特为天子之耳目，使累善积功而不已，岂不为天子之股肱乎？”。如果这样，先世的文武忠孝之泽会发扬光大，而无愧于祖父。《张弘范传张、珪传》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定会印证于张君，封章告远猷！

至正十年（1350年）庚寅九月，由官方再次出版《淮阳集》。原版《淮阳集》邓光荐序文中提到， “惟武烈公所作，未尝属稿，篇什随手散落，后亲友网罗遗失，得其仅有者，为诗词若干”。当时收集的张弘范公诗词不多，后来发现同乡【金台】王氏尝以王[张弘范公]之诗歌、乐府刻于其家敬义堂，张弘范公曾孙张旭访求先世遗文，得敬义堂所刻，汇编成集再次出版。再版《淮阳集》由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许从宣作序，序文如下：

曩者，天兵克季宋于崖山时，则【淮阳献武王】实以元帅统师，爰振其武用，熸赵烬，勋劳之大，载在史册，藏之金匮，天下后世知其功髙。乃若词章之盛，人或不能尽知也。王之里人【金台】王氏尝以王之诗歌、乐府刻于其家敬义堂。虽特其仅存之稿，然，于是足以知王之词章为优为耳。葢王以事业之余，适其性情而聊以见之吟咏，往往托物感兴为多，而在于射猎击球之事者无几。况夫，雅韵清辞，雍容谐协，固非服介胄者之所能及。至其【读韩信、李广传】诸作，英气伟论，卓荦发扬，又岂拘拘律度之士所能道哉。惟王世在名门，天资超迈，幼尝学于郝公【伯常】，而友邓公【光荐】，恒与钜儒学士大夫交，故属意文字为甚。王之子【恒阳忠献王】（注：张珪）历事累朝，弼成文治，为世文臣。平生立朝，大节若汉之丙魏、唐之房杜，皆王所素教焉。今其曾孙旭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访求先世遗文，得敬义堂所刻。顾其集，犹王之旧谥【武烈】题其首，欲重梓之，从宣因僭为之叙，以着王之【好儒尚文】，辞章祇其余事，且使天下后世之人知【王之世家不独髙于武功也】。

至正十年庚寅九月吉日

中宪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许从宣 谨叙。

元朝开国元勋儒将何北顺天府定兴历史名人--张柔

张柔(1190--1268)，字德刚，汉族，易州定兴（今河北保定顺天府定兴）河内村人。金末元初在河北组织地方武装，金政府任为经略使。后降蒙古，在灭金中屡立战功，其部成为灭南宋的主要武装势力，是蒙古三大汉族武装势力之一，为元统一中国立下赫赫战功，历任荣禄大夫，河北东西路都元帅，昭毅大将军。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晋封蔡国公。

金末元初时期中国中原地方武装首领之一,字德刚。易州定兴（今河北定兴河内村）人。1213年蒙古军南下中原，河北大乱。张柔聚集乡邻亲族数千家结寨自保，金当局任为定兴令，官至中都留守兼知大兴府事。1218年与蒙古军战于狼牙岭，兵败被俘，降于蒙古。任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1232年，奉调伐金，随速不台围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守将降，张柔独至史馆运走《金实录》和秘府图书；又访耆旧望族，护送北归。1234年，张柔入觐窝阔台汗，升万户，兼管军民，成为独据一方的汉军首领之一。

一，张柔移镇满城，1227年修建顺天府保州城。

二，1243年，大帅察罕调张柔镇杞州，张柔建筑杞州城。

三，1254年，张柔移镇修亳州城寺院道观，老子庙，孔庙，儒学院等。1259年从忽必烈攻鄂州。

四，忽必烈北还，命令张柔统领蒙古汉军留驻白鹿矶待命。中统元年（1260），张柔帥领蒙元汉军辅助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登，忽必烈诏令张柔班师元大都护驾。

五，元二年1262年，顺天府张柔把救护郝经等儒士和历史性贡献《金实录》献于朝廷忽必烈，以年老致仕告老还乡于真觉禅寺月明寺参禅悟道。

忽六，1265年必烈皇帝诏回张柔到京师，皇帝赐受封张柔为安肃公，荣禄大夫规划设计建筑元大都北京城。

七，至元三年（1266），又起张柔第八子张弘略用为判行工部司事总管，辅助父亲营建元大都北京城。八，至元四年忽必烈皇帝进封张柔为蔡国公，1268年明年卒于元大都，张柔娶四位夫人共育有十二子十女人。

九，张柔第八子张弘略世袭父职继续建筑元大都北京城，于1276年竣工。继任顺天路保州等路管民总管、行军万户侯，李璮叛乱后，皇帝对汉人失信都被解除兵权；

十，张柔第九子张弘范字仲畴（1238---1280），比父亲武功文化还厉害，忽必烈领益都淄莱万户，伐宋有功，官至蒙古汉军都元帅。

《中国通史》中关于张柔的记载： 张柔，字德刚，金末元初易州定兴河内人，世代务农。《元史·张柔传》中记载，张柔“少倜傥不羁，读书略通大义，工骑射，尚气节，喜游侠”。

1211年蒙古代金后，特别是1214年五月金帝自中都（今北京）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后，河北在战乱中盗寇蜂起，张柔聚族党数千家，结集在西山东流寨，选壮士进行自卫，从此形成一股远近闻名的地方势力。

金朝为了抵御蒙古，竭力笼络河北地方武装。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先授张柔为定兴令，后升他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

1218年六月，苗道润为贾瑀所杀，张柔檄召苗氏部曲于易州军市川集会，决意复仇，得到拥戴。金廷闻知，即任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

正当张柔集绪军队讨伐贾瑀时，蒙古大军已进入紫荆关。八月，张柔率军迎战于狼牙岭，马蹶被执，遂以众降，仍受任旧职。

接着，张柔作为蒙古的部将，攻下易州（今河北易县）、安州（今河北安新西南）、保州（今河北保定）、雄州（今河北雄县）。贾瑀盘踞孔山抵抗，因往山下汲水之道被切断，终于投降，张柔遂剖贾瑀之心以祭苗道润。

这年冬天，张柔徙治满城。金真定帅武仙会兵数万来攻，张柔大军不在，帐下仅数百人，竟以老弱妇女登城虚张声势，亲率壮士出敌后大破攻城金军，并乘胜攻克完州（今河北完县）。

第二年春天，张柔进而攻拔祁州（今河北安国）、曲阳和定州（今河北定县）。攻打定州时，张柔与武仙之将葛铁枪战于新乐（今河北新乐东北）。他临阵颔中流矢，击落二齿，仍拔矢而奋战获胜。武仙遣藁城令刘成进攻，张柔生擒刘成而后释放。武仙又会兵攻满城，张柔亲自登城拒战，再中流矢，但仍带伤击败攻城敌军。

到这年八月，张柔再次大举进攻，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以及许多山寨，于是“威名震河朔”。在满城，张柔“定列数条，劝民修治耒耜，树艺桑麻”，恢复了这里的农业生产，将这里建成自己的可靠地盘。在他的治下，数千驱口被释为良民。

1232年张柔参加伐金，升任汉军万户。张柔对部众说：“吾用兵，杀人多矣，宁无冤者。自今以往，非与敌战，誓不杀也。”围攻汴京，张柔军在城西北，金兵屡出接战，他横戈单骑陷阵，所向披靡。当金帝渡河企图进围卫州时，张柔等在沤麻冈（长垣西北）击败金兵，迫使金帝返回黄河以南。

1233年正月，金帝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崔立以汴京降，张柔入城，于金帛一无所取，唯独进入史馆，取走《金实录》并秘府图书，并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人卫送北归。接着，他参与进攻归德，金帝又奔蔡州（今河南汝南）。攻破蔡州城时他的军队率先攻入。

金亡后，张柔入朝，窝阔台大汗表彰了他的战功，授以金虎符。

1235年春，蒙古大举伐宋，兵分中、东、西三路南下。这年十月，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又作曲出）所领中路军攻下枣阳时，张柔夺外城并绕出敌后立功。

1239年，张柔奉命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河南三十余城均属他管辖。在此后近二十年间，他为蒙古守卫河南南部与安徽西北部的防线，并不时出击威胁宋军。

1240年，诏令张柔等八万户伐宋，攻占寿州（今安徽凤台）。

1241年，保州升为顺天府，但张柔率军驻于杞县（今河南杞县之南）。1240至1242年间，张柔不止一次从淮河中游渡河进略安丰（今安徽寿春）、和州（今安徽和县）、滁州、扬州等地，迫使南宋竭力加强战略要地安丰的守备。

1244年，宋军收复寿州，但第二年，又被察罕与张柔的军队夺回。攻下寿州后，张柔欲留兵守城，察罕不从。在泗州（在今江苏盱眙隔淮河之北）战胜宋军后，其部下夹谷显祖得罪反诬，张柔一度被执留北方，但得到大臣们的辩白保护而度过危难。此后，张柔仍驻杞县，不断进扰淮西与淮东一些州县，对南宋的东线构成威胁。

1251年，蒙哥即汗位后，张柔仍为军民万户。

1254年，他奉命移镇亳州（今安徽亳县）。亳州四面皆水，他在这里“葺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甃以甓，又为桥梁，以通归德，人民坌集，商旅舟车往来，如承平时”。他还在这里修复孔子庙，设学授徒。

1259年，蒙古大举伐宋，张柔列于中军，从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张柔奉诏班师。但1262年忽必烈讨伐李璮之变时，仍召张柔与弘略率军出征。

至元三年（1266），加张柔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主持大都的城建，张弘略也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

四年，张柔进封蔡国公，第二年去世。

元元初汉人勋臣中，张柔与史天泽一样，都被称为“拔都”（英雄）。据载，后来忽必烈曾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后赠太师，谥武康。延祐五年（1318），加封汝南王，谥忠武。

梧桐子：http://www.wutongzi.com/a/261905.html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弘扬姓氏文化？

天下张氏出清河 2019-12-02

第一、姓氏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原生态文化。证明我们伟大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除了出土文物、典籍文献等载体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有具体生动的体现，这就是人人皆有的姓氏。追根溯源，姓氏文化一直生生不息地延续着。中华姓氏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进程。

第二、中国姓氏的文化意义。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多民族共同体。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其所以能顽强地发展并延绵至今而不衰，在于它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而姓氏文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一性相对于文化的多元性而言，其核心是全民族的文化认同。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炎黄为人文共祖，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融汇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

这个统一体的内在精神，在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使中国在历经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战乱分裂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大一统的格局与大一统的文化，这在世界任何民族文化中都是难以找到的。

连续性，即指文化的承传性。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没有中断过。这种连续性，固然是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但世代传递的姓氏符号在每一代社会成员心里深处所形成的极其顽强的寻根尊祖情结和归属于同一文化渊源的民族认同意识。

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连续性与中国固有的姓氏制度有密切关联。正是中国姓氏中蕴含的“本同一根”的文化同源性与“天下一家”、“万民归宗”的群聚心理，形成了文化传承性与民族凝聚力。

第三、姓氏文化蕴含着和传统文化同一的价值取向。姓氏文化包含的“家风”和“族风”体现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与姓氏有关的“堂联”、“堂号”,特别是“堂联”,它保留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反映了某姓氏的历史渊源、家族名人的崇高业绩,其作用除了光宗耀祖外,实际上还有提倡一种“家风”、“族风”的作用。

同时，姓氏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几乎所有家族的家训中都包括孝父母、和兄弟、睦宗族、和乡邻的内容，研究姓氏文化，发掘其中的和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中国的姓氏文化蕴含着民族进取精神。五千年来,姓氏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这种包容姓氏文化的精神对于现实社会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比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岳家军”、“杨家将”,则是在民族危机时抵御外族入侵的一种民族自强精神的象征。

这种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世世代代延续着，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这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内在动力。

第五、姓氏文化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缩影。姓氏文化乃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缩影，其中续写家谱和祭祖是重要民间习俗。

续写家谱成为时尚。作为姓氏文化中的家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是记载同宗同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谱，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祭祖是传统习俗。近年来，寻根问祖成为新的文化现象。通过寻根问祖，祭祖尊宗，把每一个人与祖先血脉相连，既求得祖先佑护，又传承祖德、光宗耀祖。

继承祖先忠贞爱国、为国家为民族的英勇献身精神，弘扬中华民族崇拜祖宗和孝道为第一人品思想。

寻根问祖的姓氏文化有利于增进同姓氏之间的血缘亲情，相互扶持，守望互助，抚贫济困，发展经济；有利于发展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同胞亲情，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投资家乡，发展地方经济；有利于促进个人、家族、企业、民族的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弘扬中华文化也应当包括中国的姓氏文化。姓氏文化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积淀了五千多年的中国姓氏文化,不仅仅融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而且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对于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力，但是，也不否认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每一个姓氏，或大或小，都先后产生了在家族发展，乃至中国历史进程中建功立业的历史人物,有的成为叱咤风云的历史名人。这些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彰显的文化特色，既丰富了姓氏文化，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历史文化，增添了传统文化的传奇色彩。

 文章来源：汉文化传承

王子奇：河北省定兴县金末元初代城址古建筑文化调查及其相关问题

王子奇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2017-06-22

河北省定兴县今属保定市辖，位于冀中平原腹地，北距北京89公里，南距保定54公里。南拒马河从县城西侧流过，县境内地势平坦开阔。

为进行宋金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城址的考古学研究，笔者曾先后于2008年7月、2015年9月对定兴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现就调查所获结合有关文献资料撰此札记 。

一、定兴城沿革

定兴县老城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城的西部一带。

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定兴于金大定六年（1166）以范阳县黄村置县 。大定九年（即宋乾道五年，1169）楼钥使金曾过定兴县，记录了定兴县筑城的实况：“（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丙午，晴，五更车行三十里定兴县早食。县本黄村，近以为邑，今岁九月方筑城，四旬毕工，雉堞甚整，独门楼未起。驿舍亦创造，始待使客于此 。” 

此后定兴县隶属有所改易，光绪《重修定兴县志》（以下简称《光绪志》）卷一《地理志》“沿革”条记云：“金世宗大定六年始置定兴县，属中都路涿州。元改属大都路易州，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属保定路。明属保定府，国朝因之。” 民国曾改保定府为保定道，后又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定兴县属之。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其间定兴县屡有置废，至1949年恢复定兴县建制，属察哈尔省保定专区。1958年又一度裁撤，至1961年恢复定兴县建制，属河北省保定专区。20世纪90年代定兴县行政中心从老城内迁出至老城以东开始建设，老城一带大型行政单位和居民遂不断迁出。

要之，定兴县隶属虽有改易，但自金大定六年置县以来，定兴县城的治所未曾迁移一直沿用至今，是一处金代始建的古今重叠型城址。

二、定兴城现状

定兴老城一带地势平坦，没有明显的高差。旧垣地面以上已无遗迹保存，但东、西两侧护城河的北段，北侧护城河现尚有遗迹保留。查阅1967年9月20日Corona卫星拍摄的卫星影像可以发现当时北城垣、东城垣和城东南角、西南角皆有部分城垣保留下来，城东、北、西三面的护城河也均清晰可见（图1）；查1971年航摄、1972年调绘的定兴城区1:5万地形图，所见护城河情况也和Corona卫星影像基本一致。据此基本可以了解20世纪60年代后期定兴城垣及护城河的保存情况。

（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先生提供，北）

定兴城内现存最重要的遗迹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慈云阁。慈云阁旧名大悲阁，位于定兴县老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图2），原为一组建筑。1934年9月刘敦桢调查慈云阁记云：“定兴县城的平面，略近方形，每面辟有城门一座，门内很规则地排列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在四街的交叉点，留下一块狭长如洲的地带，中央建立慈云阁。……在平面上，慈云阁可分为前、中、后三部。中部系阁本身，前、后二部，都是附属建筑。现在前部充民众教育馆会堂，后部拨归定兴县第一区区公所，虽结构都不十分宏大，但后殿系用四注庑殿顶，它的后面，又接上一所卷棚式的两层楼，使屋顶参错变化，不落常套 。（图3）” 1950年代慈云阁总体布局尚基本保存，平面整体呈船形（图5） ；今附属建筑已毁，惟阁仅存。

慈云阁坐北朝南，面阔进深各三间，重檐歇山顶（图4）。其楼阁做法与常见的宋金元时期楼阁建筑不同，其上檐实为一独立的建筑，下檐在上檐建筑四周加出，但椽架甚短，不足为外廊 。上、下檐柱皆包砌在墙身之内，下檐柱下施素平柱础，上檐柱下施素覆盆柱础，覆盆柱础尺寸大于柱径2倍有余。阁上檐四架椽屋，通檐两柱（图6）。于前后檐和两山平柱柱头间施抹角梁承驼峰，其上承托转角铺作第二跳昂后尾，下昂后尾内伸插入殿内垂柱柱身并上承角梁后尾及 头栿、平槫。下檐前后檐当心间双补间、两次间单补间，两山逐间单补间，施四铺作单昂斗栱，柱头铺作施假昂、用足材爵头式耍头，补间铺作施真昂、用单材爵头式耍头。上檐铺作布局与下檐同，惟四檐各次间补间铺作横栱皆与角铺作连为一体，其中令拱作鸳鸯交手，角铺作瓜子栱与小栱头相列出跳，小栱头上散斗贴于令拱内侧；施五铺作双下昂斗栱，当心间两柱头铺作与两补间铺作第一跳下昂为假昂，第二跳下昂为真昂，各铺作皆用单材爵头式耍头。上下檐无论真假下昂，皆斫为琴面式，昂嘴扁弧，真昂下施用三瓣华头子，假昂在昂下部隐刻出与之相若的华头子。慈云阁殿内原还保存有四十二臂观音立像一尊，高二丈余（图7），已毁。

图3  慈云阁建筑组群

（摄于1934年，采自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第263页）

图4  定兴慈云阁现状

元大德十年（1306）立石的碑记《大元保定路易州定兴县创建大悲阁记》见载于《光绪志》卷十七《金石志》，记载了僧人德宝创建慈云阁的经过。有关慈云阁的纪年材料还有于1998年修缮时发现的几处题记：“一是梁架东山面中平槫下皮的墨书题记‘东头槫大元国大都路易州定兴县在德□全□及多’；二是上檐攀间散斗槽内题的‘大元国’三个字，另外在下檐栌斗上也发现有题记，但字迹已分辨不清 。”崔金泽曾据此将慈云阁现存木构的创建年代系于前至元十年至十七年（1273—1280）之间 ，应是基本可信的。又按《光绪志》载《大元保定路易州定兴县创建大悲阁记》碑文末署记“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宏范”，张弘范为元初重臣张柔第九子，《元史》有传 ，弘范墓志近年来亦已发现 ，参稽本传及墓志资料，可知弘范拜蒙古汉军都元帅在前至元十五年（1278），因此可以进一步将慈云阁的年代系于前至元十五年至十七年之间（1278—1280）。

图5 定兴慈云阁20世纪50年代平面图（采自聂金鹿：《定兴慈云阁修缮记》）

图6  定兴慈云阁横剖面图（采自聂金鹿：《定兴慈云阁修缮记》）

图7  慈云阁观音像

（摄于1934年，采自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第265页）

城内尚存的其他重要遗迹还有城西南隅的文庙大成殿（图2）。文庙大成殿位于定兴县实验小学内，建在一高畅的台基之上，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单檐庑殿顶（图8）。木构架为七檩，明次间四缝梁架为后金柱前出六架梁对单步梁，六架梁及单步梁皆入后金柱柱身，其下托雀替。后金柱上承五架梁后尾，前金柱不落地（图10）。四檐逐间用平身科三攒（图9），斗栱为五踩重昂，皆为假昂，昂琴面起脊，昂嘴近五边形，昂身下线开始于十八斗中线之下；撑头木外拽与挑檐枋相交出头，后尾作麻叶头，线条较简单。柱头科昂身较平身科加宽，重昂等宽，其上承硕大的挑尖梁头，后尾绞栿（图11）。额枋平板枋截面成“T”字形，平板枋至角柱出头刻海棠瓣，额枋出头类似霸王拳。明间脊枋及上金枋下有雍正五年（1727）、乾隆六年（1741）、宣统二年（1910）重修题记，字迹统一，当是宣统二年重修后统一重写更换的。文庙大成殿大木作法时代性颇不统一，但从构架的舒朗和斗栱、额枋及平板枋的细部做法来看，斗栱及大木主体似仍是不晚于明的木构遗存。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大成殿所使用的柱础。该殿前檐平柱下所用柱础可见，皆为古镜式，殿内后金柱下所用的四枚柱础皆作宝装莲瓣式（图12），与山西霍州署仪门及保定直隶总督府二堂所用柱础颇类似，似为不晚于元的遗物

图11 文庙大成殿前

在城西北隅石狮子街西段路北侧党校旧址门前，还保存有残石狮一（图13），承定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丁金铎先生见告，原有石狮二，其一已佚。此外城内保存的旧迹还有跨南大街两侧、南径胡同口稍北的木牌坊的夹杆石（图14）。

三、定兴城的布局与主要建置

定兴城清代的布局可以参考康熙《定兴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志》）、乾隆《定兴县志》（以下简称《乾隆志》）和《光绪志》中的城图（图15、图16），三图所见定兴城的整体格局和衙署、文庙、城隍庙等重要建置的布局均大体相同，只有个别建置、牌坊有所增减。三图中《康熙志》县城图所示城内道路格局最详，将1967年Corona卫星影像（图1）与之对比，不难发现二者所见道路格局几乎完全相同，没有变动；此后的近50年间，除石狮子街与西大街之间和城南部近南城垣一带的道路格局随着城市建设稍有改易外，其余道路也基本沿用至今（图2）。如图15、图16所示，清代定兴城内以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为主干，城中心为慈云阁；县治位于西北隅，文庙（学宫）位于西南隅，东林寺和小寺位于东北隅，城隍庙、聚仙观位于东南隅，南、北大街上有跨街而建的三座牌坊。

图15 康熙《定兴县志》图16 光绪《定兴县志》县城图

其中，旧县治也就是衙署所在，即是党校旧址，其门前的石狮子今仍残存其一。文庙的位置可以凭借尚存的大成殿确定，即今定兴实验小学一带。此外比较重要的建置中，可以基本推定位置的还有小寺和城隍庙、聚仙观。小寺即东林小寺，位于城东北隅，应在今民用胡同以北、小寺街以东一带。城隍庙和聚仙观在城东南隅，应在今兴华西路以南、振兴南街以东、南径胡同一线以北一带。

又如前节所述，定兴老城的城垣和护城河遗迹在1967年的Corona卫星影像上尚可识别，可据之复原城垣和护城河的四至。按照复原后的规模利用谷歌地球软件检核城垣周长约2.6千米，这和《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城池”条记“基围五里八十步，高二丈、阔一丈五尺，隍深八尺”是基本符合的。据此，我们可以作出一张清代定兴县城的复原图（图17）。基于此，我们就可以结合城内遗迹的情况和文献的记载，对定兴城更早的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

前节所述《大元保定路易州定兴县创建大悲阁记》是定兴县郭西相盖里大龙兴寺住持僧德宝创建大悲阁（即慈云阁）的碑记，记叙了德宝的生平和重建大龙兴寺与慈云阁的经过，记云：“（德宝）一日闲诣本县市井间，有致兵革以来遗迹大悲阁，所唯存故基，余无所在。视斯愤念志发，遇寒则冰涕交溋，逢暑则汗膏相伴，实忍力上士，处位贤人，兹者可费资万余，用植千条，人工颕匠，所历及多，不繁徧叩，英豪悉蒙喜厥工，仍就丹楹，刻角兽，鹏𩾲𤬦，镌大悲圣像一区，绘彩俱完。”碑记后署“大德十年五月日普悟大师德宝立石，定兴县都纲保正太师亦失八，随路诸色人匠奥鲁都提举石可台，昭信校尉大都屯田千户所达鲁花赤脱脱木儿，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宏范，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事阿尼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之处有二。其一，碑文记德宝所创大悲阁是在“有致兵革以来遗迹大悲阁，所唯存故基，余无所在”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提示我们注意在德宝创建大悲阁之前，定兴城中心已有一旧阁。其毁于兵革“唯存故基”，推想应在金元之际，那么城中心建大悲阁的做法就应是金代的旧制 。其二，崔金泽已据此碑记指出定兴慈云阁内已毁的元代观音像，或许即是阿尼哥的作品。若进一步考虑阿尼哥与大都的联系，及张弘范与其父张柔、其兄曾任大都“筑宫城总管”的张弘略之关系 ，则慈云阁所具有的元代官式建筑风格殊值注意，或许不只观音像为阿尼哥的作品，阁之建筑也出于大都工匠之手 。

如果前述慈云阁建于城中心是金代旧制的推想不误，那么就基本可以肯定，定兴城在金代即是四门十字街的格局。

《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坛庙”条记云：

文庙草创于金大定，旋沦兵燹。元至元二年县尹孟世杰卜邑西南隅建大殿三楹，厥后吴、杨、谢、赵四尹修葺，洎二十二年杨尹始塑宣圣及邹兖二公像。太（泰）定二年县尹梁羡始图两庑七十子及许衡像四十二幅。元统元年县尹王居敬凿泮池，建棂星门，制渐改观。明洪武中，知县卞礼、熊文美先后补修，嘉靖中易象以主嗣是随时缮补，其详莫纪。天启六年大水，夤宫为壑，周垣倾圮殆尽，邑人鹿正慨肩厥事三越月而功竣，规模准旧，扩大成殿五楹，东西庑、神厨、神库左右各十七楹，戟门三楹，棂星门亦鼎新。康熙年间知县张其珍重修，乾隆七年知县王源泗、二十五年知县刘致中相继重修。

《光绪志》卷二《建设志》“文庙”条小注中，录谢端

《大元太师张柔保定路易州定兴县创建大悲阁记》是定兴县郭西相盖里大龙兴寺住持僧德宝创建大悲阁（即慈云阁）的碑记，记叙了德宝的生平和重建大龙兴寺与慈云阁的经过，记云：“（德宝）一日闲诣本县市井间，有致兵革以来遗迹大悲阁，所唯存故基，余无所在。视斯愤念志发，遇寒则冰涕交溋，逢暑则汗膏相伴，实忍力上士，处位贤人，兹者可费资万余，用植千条，人工颕匠，所历及多，不繁徧叩，英豪悉蒙喜厥工，仍就丹楹，刻角兽，鹏𩾲𤬦，镌大悲圣像一区，绘彩俱完。”碑记后署“大德十年五月日普悟大师德宝立石，定兴县都纲保正太师亦失八，随路诸色人匠奥鲁都提举石可台，昭信校尉大都屯田千户所达鲁花赤脱脱木儿，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宏范，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事阿尼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之处有二。其一，碑文记德宝所创大悲阁是在“有致兵革以来遗迹大悲阁，所唯存故基，余无所在”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提示我们注意在德宝创建大悲阁之前，定兴城中心已有一旧阁。其毁于兵革“唯存故基”，推想应在金元之际，那么城中心建大悲阁的做法就应是金代的旧制 。其二，崔金泽已据此碑记指出定兴慈云阁内已毁的元代观音像，或许即是阿尼哥的作品。若进一步考虑阿尼哥与大都的联系，及张弘范与其父张柔、其兄曾任大都“筑宫城总管”的张弘略之关系 ，则慈云阁所具有的元代官式建筑风格殊值注意，或许不只观音像为阿尼哥的作品，阁之建筑也出于大都工匠之手 。

如果前述慈云阁建于城中心是金代旧制的推想不误，那么就基本可以肯定，定兴城在金代即是四门十字街的格局。

《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坛庙”条记云：

文庙草创于金大定，旋沦兵燹。元至元二年县尹孟世杰卜邑西南隅建大殿三楹，厥后吴、杨、谢、赵四尹修葺，洎二十二年杨尹始塑宣圣及邹兖二公像。太（泰）定二年县尹梁羡始图两庑七十子及许衡像四十二幅。元统元年县尹王居敬凿泮池，建棂星门，制渐改观。明洪武中，知县卞礼、熊文美先后补修，嘉靖中易象以主嗣是随时缮补，其详莫纪。天启六年大水，夤宫为壑，周垣倾圮殆尽，邑人鹿正慨肩厥事三越月而功竣，规模准旧，扩大成殿五楹，东西庑、神厨、神库左右各十七楹，戟门三楹，棂星门亦鼎新。康熙年间知县张其珍重修，乾隆七年知县王源泗、二十五年知县刘致中相继重修。

《光绪志》卷二《建设志》“文庙”条小注中，录谢端后至元二年（1336）所撰《大元保定路定兴县重修孔子庙记》，详记了前至元、天历 、元统年间文庙的修建历史，可订补元代文庙修建的情况。谢端在记中引礼部郎中杜德远的书信曰：“孔子庙在县治南，至元初县尹孟伯英始为屋四楹，几五十余年，无能继而完治者。天历初，尹梁羡乃殿于中，庑于旁，门于外，周以垣墉，砌以阶陛，馔神有庖，讲习有堂，又为夫子像于殿，别绘从祀诸子于庑。元统元年，尹王公居敬、薄刘彦文扩池水为泮，象棂星为门，瓴甓以为墀，帷帟以为障，黝垩以为饰，……乡校之制乃得粗备。”

由此可知定兴文庙创建于金大定年间建县之时，后遭兵燹所毁。《乾隆志》称前至元二年（1265）县尹孟世杰“卜邑西南隅建大殿三楹”，未说明元初所建文庙大殿与金代文庙之关系。如细审前引谢端记文中“孔子庙在县治南，至元初县尹孟伯英始为屋四楹 ”之意，似孟世杰所建文庙大殿未曾迁址，但较金代文庙大殿规模有所增加，则金代“草创”的文庙大殿当为一规模较小的建筑。元代在孟世杰所建三楹大殿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文庙规模，制度渐趋完备。至明天启六年（1626）因大水毁庙，遂改建大成殿为五楹，此后明清屡有修葺。这样基本可以确定今天所见的文庙大成殿应是明天启改建以来的遗构。而殿内的宝装莲瓣柱础，正是元代文庙大成殿留下的遗迹。宝装莲瓣柱础共计四枚，也恰与元代文庙大殿三楹相对应。

《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公署”条记云：“县治金元在城东南，今城隍庙其基也，后改设于城西北隅。洪武三年主簿费皋经始，十三年知县卞礼、主簿萧翰翔阔修。堂三楹，扁曰忠爱，接以抱厦，前为露台，中甬道为戒石坊，又南为仪门，左右有翼门，直南为大门，上为谯楼，更夫戍之，扁曰定兴县。堂左吏户礼仓房，右粮房承发房招房兵刑工房。东南为库楼。堂后有堂一楹，题名碑在左右穿堂，创自知县丁启明，今无。再入为三堂五楹，其后为知县内宅厅事五楹，左右翼房。二堂前西行有厅事三楹，曰西厅堂。后西行北转为书房，堂东为厨房，仪门外有河淤籽粒碑，两翼有小房五六楹，为征收之所，俱废。少南左为寅宾馆三楹，今无，馆后为土地祠，狱在仪门内之西，大门外故有申明亭、旌善亭及榜房，今皆不存。”同书同卷《建置志》“坛庙”条记云：“城隍庙，在治东南隅，元延祐五年邑人张伯祥建。元末毁于兵。明洪武二年知县卞礼重建，天顺七年知县甄铎增葺，正德中邑人张景芳，嘉靖中邑人吴廷玉、萧济民等相继缮修，规模整备。有明洪武二年敕封显佑伯碑。”结合上引这两条记载可知，明代初年定兴城的建置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洪武二年到三年（1369—1370）陆续将原在定兴城东南的县署迁到了城西北，并在城东南县署旧址重建了城隍庙。这应是与明代初年对地方衙署的改造及城隍制度的确立与改革直接相关的。

洪武初年天下初定，明太祖进行了一系列措施整齐制度，对地方衙署的改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前引《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公署”条的记载，在洪武三年定兴县署迁建至城西北隅以后，至洪武十九年（1386）间对公署进行了新建和阔修。这番修建工程完成后，衙署中路上的核心建筑是前接抱厦的三开间大堂“忠爱堂”，堂前有甬道，甬道上建有戒石坊，其南通向有两侧翼门的仪门，仪门前有上建谯楼的大门。大堂院中，建有供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办事机构为主兼及其他需要的办公机构和库舍。大堂之后建有二堂，再后即是供县署主任官员居住的内宅。这个布局，正是在华北地区明代普遍流行的衙署布局 ，是根据洪武初公廨修建的“法式”改造的，部分学者将这个“法式”称为“洪武定制” 。“洪武定制”在衙署布局上的具体内容，或可参考明人陆容《菽园杂记》的记载：“公廨正厅三间，耳房各二间，通计七间。府州县外墙高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阔五十丈。州治次之，县治又次之。公廨后起盖房屋，与守令正官居住，左右两旁，佐贰官首领官居之。公廨东另起盖分司一所，监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公廨西起盖馆驿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二月钦定制度，大约如此。见《温州府志》。”这段记载与査继佐《罪惟录》卷二十八《将作志》中所记“钦定公廨制”基本相同 。以往研究者已经指出，这是我们了解洪武初年地方衙署制度的重要文献 。以往论者解释“洪武定制”推行的原因，往往引用由元入明的名臣王祎《义务县兴造记》中的一段话：“今天子既正大统，务以礼制匡饬天下。乃颁法式，命凡郡县公廨，其前为听政之所如故，自长贰下逮吏胥，即其后及两傍列屋以居，同门以出入，其外则缭以周垣，使之廉贪相察，勤怠相规，政体于是而立焉。命下郡县，奉承唯谨 。”藉此我们可以了解洪武初年希望通过对地方衙署布局的整顿来达到整顿吏治的目的 ，而由此推行的“钦定公廨制”则是一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定兴县署的迁建正是在洪武元年“钦定公廨制”颁行的背景下进行的。

此外，洪武初年的制度改革中礼制的改革是其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礼制的改革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是围绕祭祀的一系列改革。洪武二年，太祖下诏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确立了具有等级体系的城隍制度和具有人格神性质的城隍神，并将城隍神依其所在之不同定为五等，其中凡县城隍均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为城隍神等级中最低的正四品。前引《乾隆志》中记载的定兴城隍庙所存洪武二年“敕封显佑伯碑”即是此次改革的遗物。洪武三年，城隍神的祭祀再度作了较大调整，将传统的城隍神改为不具有人格神性质的城隍神，与之相伴城隍庙的建筑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洪武三年六月戊寅诏天下府州县城隍庙制“高、广各视官署厅堂，其几案皆同，置神主于座。旧庙可用者修改为之。”也就是说，洪武三年改制后明确了城隍庙的建筑完全比照地方衙署的等级和规模 。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洪武元年“钦定公廨制”颁行后，定兴县署需要据此加以改造；而洪武二年城隍制度改革后，定兴县“元末毁于兵”的城隍庙也已不敷祭祀之用，需重新修建。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定兴县知县卞礼与主簿费皋便有计划地在洪武二年至三年将县署从县城西南隅迁到了东北隅，并在原县署旧址重建了城隍庙，从而既使新迁建的定兴县署满足了洪武元年“钦定公廨制”的要求，也使新改建的城隍庙符合了洪武三年城隍庙制的要求。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元末毁于兵”的元代城隍庙的有关情况。元代著名文人揭傒斯撰《易州定兴县城隍庙记》云：

城隍神天下通祀，或有天子封，或无封。其垣屋器服一拟于王者，虽有强毅聪察之吏不敢废，水旱疾疫必祷焉。

易之定兴庙于邑之西南隅，制古而地僻，大木蔽亏，莓墙藓砌，黮然云兴，肃焉风行，过者悸心，入者易虑，而祷亦輙应。屋之挠坏缺漏以时葺之，无所改作，而垣独完。于是邑人张伯祥等同翰林从事杜徳远谒记勒石。

……延祐三年夏四月癸酉，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记 。

这篇记文亦见于《光绪志》卷十七《金石志》，题为《定兴城隍庙记》，与文集收录者有以下几点不同处。一为“于邑之西南隅”的“西南”作“东南”，二是记文之末作“延祐五年夏四月己酉县人张伯祥、张思、庞德良等立石，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记，承事郎郊祀署令程大本篆题，本郡逸人于翼书，金玉局石匠提控纪庭秀刊”。按翻检《光绪志》卷十七《金石志》，其中不少碑刻录文皆记录有其碑石刊刻的具体情况，甚至包括碑石上字体的大小；这说明《光绪志》之《金石志》在编纂时，应是有条件也的确核对了部分碑石的原文。这提醒我们应重视《光绪志》对元代定兴县城隍庙位于“邑之东南隅”的记载。又翻检《光绪志》卷十四《古迹志》“寺观”条，记“聚仙观，古城隍庙址。元碑泐。明正德中设道会司，以谷道全为道会，始定观名”。图15中绘出了聚仙观的位置，恰在清代迁址后的城隍庙之西，据此可知元代的城隍庙确应在城之东南隅。另一点值得注意处则是揭傒斯记城隍庙“制古而地僻”，则定兴城隍庙之始建，尚在延祐以前。

定兴城中金元时期的建置在文献记载尚有迹可循的还有城内的三皇庙。所谓三皇是指伏羲、神农、黄帝，有元一代将三皇作为医学神进行祭祀，并制度化命郡县通祀。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世祖忽必烈前至元年间诏天下郡县建立三皇庙，并往往与医学相列，到成宗帖木儿元贞元年（1295）将它进一步制度化划为郡县祭祀，将之视为全国郡县都举行的国家祭祀 。同时，也已有学者注意到三皇庙的建造存在着北方与江南的地域性差异，北方在元代之前就有三皇庙的建设，只是当时尚未形成三皇庙祭祀的制度 。

《光绪志》卷四《祠祀志》“丛祠”条载元人阎复撰大德九年（1305）立石的《三皇庙碑记》云：

圣朝自至元以来，诏立三皇祠，始于京师，达乎郡邑，著之甲令，以为彝典。定兴有祠在县东北隅，亡金大安庚午所建，前进士张珇文石在焉。国初蔡国张公改筑于县治西南河内村，距城二十里，而近藻荐之仪弗克时举。大德壬寅秋，邑主簿刘君弼会邑人王仲义、张伯祥、李继明，耆老蔡德泽、郭通等谋曰，三皇氏立人之极，功被万世，而陋祠于野，渎神孰甚焉。邑址固在盍更诸众以为然。伐木于山，甄甓于郊，鸠财僝工，士胥用劝，閟殿穹窿，像设尊严，取法邃古，十大医师，配坐侑食，翼以修垣，敞以阖扉。会刘君满秩后，簿许谦继董其役，县长纽里皆洎、尹李从庆、尉那怀实始终之，落成于九年之春。

《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公署”条记云：“县治金元在城东南，今城隍庙其基也，后改设于城西北隅。洪武三年主簿费皋经始，十三年知县卞礼、主簿萧翰翔阔修。堂三楹，扁曰忠爱，接以抱厦，前为露台，中甬道为戒石坊，又南为仪门，左右有翼门，直南为大门，上为谯楼，更夫戍之，扁曰定兴县。堂左吏户礼仓房，右粮房承发房招房兵刑工房。东南为库楼。堂后有堂一楹，题名碑在左右穿堂，创自知县丁启明，今无。再入为三堂五楹，其后为知县内宅厅事五楹，左右翼房。二堂前西行有厅事三楹，曰西厅堂。后西行北转为书房，堂东为厨房，仪门外有河淤籽粒碑，两翼有小房五六楹，为征收之所，俱废。少南左为寅宾馆三楹，今无，馆后为土地祠，狱在仪门内之西，大门外故有申明亭、旌善亭及榜房，今皆不存。”同书同卷《建置志》“坛庙”条记云：“城隍庙，在治东南隅，元延祐五年邑人张伯祥建。元末毁于兵。明洪武二年知县卞礼重建，天顺七年知县甄铎增葺，正德中邑人张景芳，嘉靖中邑人吴廷玉、萧济民等相继缮修，规模整备。有明洪武二年敕封显佑伯碑。”结合上引这两条记载可知，明代初年定兴城的建置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洪武二年到三年（1369—1370）陆续将原在定兴城东南的县署迁到了城西北，并在城东南县署旧址重建了城隍庙。这应是与明代初年对地方衙署的改造及城隍制度的确立与改革直接相关的。

洪武初年天下初定，明太祖进行了一系列措施整齐制度，对地方衙署的改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前引《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公署”条的记载，在洪武三年定兴县署迁建至城西北隅以后，至洪武十九年（1386）间对公署进行了新建和阔修。这番修建工程完成后，衙署中路上的核心建筑是前接抱厦的三开间大堂“忠爱堂”，堂前有甬道，甬道上建有戒石坊，其南通向有两侧翼门的仪门，仪门前有上建谯楼的大门。大堂院中，建有供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办事机构为主兼及其他需要的办公机构和库舍。大堂之后建有二堂，再后即是供县署主任官员居住的内宅。这个布局，正是在华北地区明代普遍流行的衙署布局 ，是根据洪武初公廨修建的“法式”改造的，部分学者将这个“法式”称为“洪武定制” 。“洪武定制”在衙署布局上的具体内容，或可参考明人陆容《菽园杂记》的记载：“公廨正厅三间，耳房各二间，通计七间。府州县外墙高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阔五十丈。州治次之，县治又次之。公廨后起盖房屋，与守令正官居住，左右两旁，佐贰官首领官居之。公廨东另起盖分司一所，监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公廨西起盖馆驿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二月钦定制度，大约如此。见《温州府志》。”这段记载与査继佐《罪惟录》卷二十八《将作志》中所记“钦定公廨制”基本相同 。以往研究者已经指出，这是我们了解洪武初年地方衙署制度的重要文献 。以往论者解释“洪武定制”推行的原因，往往引用由元入明的名臣王祎《义务县兴造记》中的一段话：“今天子既正大统，务以礼制匡饬天下。乃颁法式，命凡郡县公廨，其前为听政之所如故，自长贰下逮吏胥，即其后及两傍列屋以居，同门以出入，其外则缭以周垣，使之廉贪相察，勤怠相规，政体于是而立焉。命下郡县，奉承唯谨 。”藉此我们可以了解洪武初年希望通过对地方衙署布局的整顿来达到整顿吏治的目的 ，而由此推行的“钦定公廨制”则是一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定兴县署的迁建正是在洪武元年“钦定公廨制”颁行的背景下进行的。

此外，洪武初年的制度改革中礼制的改革是其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礼制的改革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是围绕祭祀的一系列改革。洪武二年，太祖下诏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确立了具有等级体系的城隍制度和具有人格神性质的城隍神，并将城隍神依其所在之不同定为五等，其中凡县城隍均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为城隍神等级中最低的正四品。前引《乾隆志》中记载的定兴城隍庙所存洪武二年“敕封显佑伯碑”即是此次改革的遗物。洪武三年，城隍神的祭祀再度作了较大调整，将传统的城隍神改为不具有人格神性质的城隍神，与之相伴城隍庙的建筑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洪武三年六月戊寅诏天下府州县城隍庙制“高、广各视官署厅堂，其几案皆同，置神主于座。旧庙可用者修改为之。”也就是说，洪武三年改制后明确了城隍庙的建筑完全比照地方衙署的等级和规模 。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洪武元年“钦定公廨制”颁行后，定兴县署需要据此加以改造；而洪武二年城隍制度改革后，定兴县“元末毁于兵”的城隍庙也已不敷祭祀之用，需重新修建。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定兴县知县卞礼与主簿费皋便有计划地在洪武二年至三年将县署从县城西南隅迁到了东北隅，并在原县署旧址重建了城隍庙，从而既使新迁建的定兴县署满足了洪武元年“钦定公廨制”的要求，也使新改建的城隍庙符合了洪武三年城隍庙制的要求。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元末毁于兵”的元代城隍庙的有关情况。元代著名文人揭傒斯撰《易州定兴县城隍庙记》云：

城隍神天下通祀，或有天子封，或无封。其垣屋器服一拟于王者，虽有强毅聪察之吏不敢废，水旱疾疫必祷焉。

易之定兴庙于邑之西南隅，制古而地僻，大木蔽亏，莓墙藓砌，黮然云兴，肃焉风行，过者悸心，入者易虑，而祷亦輙应。屋之挠坏缺漏以时葺之，无所改作，而垣独完。于是邑人张伯祥等同翰林从事杜徳远谒记勒石。

……延祐三年夏四月癸酉，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记 。

这篇记文亦见于《光绪志》卷十七《金石志》，题为《定兴城隍庙记》，与文集收录者有以下几点不同处。一为“于邑之西南隅”的“西南”作“东南”，二是记文之末作“延祐五年夏四月己酉县人张伯祥、张思、庞德良等立石，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记，承事郎郊祀署令程大本篆题，本郡逸人于翼书，金玉局石匠提控纪庭秀刊”。按翻检《光绪志》卷十七《金石志》，其中不少碑刻录文皆记录有其碑石刊刻的具体情况，甚至包括碑石上字体的大小；这说明《光绪志》之《金石志》在编纂时，应是有条件也的确核对了部分碑石的原文。这提醒我们应重视《光绪志》对元代定兴县城隍庙位于“邑之东南隅”的记载。又翻检《光绪志》卷十四《古迹志》“寺观”条，记“聚仙观，古城隍庙址。元碑泐。明正德中设道会司，以谷道全为道会，始定观名”。图15中绘出了聚仙观的位置，恰在清代迁址后的城隍庙之西，据此可知元代的城隍庙确应在城之东南隅。另一点值得注意处则是揭傒斯记城隍庙“制古而地僻”，则定兴城隍庙之始建，尚在延祐以前。

定兴城中金元时期的建置在文献记载尚有迹可循的还有城内的三皇庙。所谓三皇是指伏羲、神农、黄帝，有元一代将三皇作为医学神进行祭祀，并制度化命郡县通祀。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世祖忽必烈前至元年间诏天下郡县建立三皇庙，并往往与医学相列，到成宗帖木儿元贞元年（1295）将它进一步制度化划为郡县祭祀，将之视为全国郡县都举行的国家祭祀 。同时，也已有学者注意到三皇庙的建造存在着北方与江南的地域性差异，北方在元代之前就有三皇庙的建设，只是当时尚未形成三皇庙祭祀的制度 。

《光绪志》卷四《祠祀志》“丛祠”条载元人阎复撰大德九年（1305）立石的《三皇庙碑记》云：

圣朝自至元以来，诏立三皇祠，始于京师，达乎郡邑，著之甲令，以为彝典。定兴有祠在县东北隅，亡金大安庚午所建，前进士张珇文石在焉。国初蔡国张公改筑于县治西南河内村，距城二十里，而近藻荐之仪弗克时举。大德壬寅秋，邑主簿刘君弼会邑人王仲义、张伯祥、李继明，耆老蔡德泽、郭通等谋曰，三皇氏立人之极，功被万世，而陋祠于野，渎神孰甚焉。邑址固在盍更诸众以为然。伐木于山，甄甓于郊，鸠财僝工，士胥用劝，閟殿穹窿，像设尊严，取法邃古，十大医师，配坐侑食，翼以修垣，敞以阖扉。会刘君满秩后，簿许谦继董其役，县长纽里皆洎、尹李从庆、尉那怀实始终之，落成于九年之春。

据此可知定兴三皇庙正是在元代以前、金代大安二年（1210）既已建立，元代初年张柔将其改建于定兴城外西南二十里的河内村。但随着元贞元年（1295）将三皇庙确立为郡县祭祀，远在城外的三皇庙既已不便，因此大德六年（1302）遂在定兴城内金代三皇庙旧址上予以重建。

逮元明易代，洪武初年尚沿袭元代旧制通祀三皇，但很快随着儒家的崛起，认为府州县祭祀三皇“以医药主之，甚非礼也”，于是在洪武四年（1371）“命天下郡县毋得亵祀”。三皇庙由此衰落，“三皇”也再度从医学祖神转变为民族始祖神和圣贤先哲 。定兴三皇庙也应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消失的。《乾隆志》卷三《建置志》“坛庙”条记城内“东林小寺”云：“在城内，旧为三皇庙，元张柔移三皇像于河内，今止原碑存。后人于基上建殿，奉观音大士，故又曰观音寺。”据此，清代三皇庙已经改建为东林小寺了。如前节述，东林小寺见于图15、图16，在城内东北隅，藉此我们可以确定金元时期三皇庙的位置。

在基本梳理清楚上述慈云阁、县署、文庙、城隍庙、三皇庙等城内主要建置的情况后，我们可以结合清代定兴县城的复原图，对此前的定兴城格局做进一步的推考。总的来看，清代定兴城的格局基本是继承于明代的，明清之间并无大的改易。而明代洪武初年，定兴城内主要建置的分布做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包括县署自东南隅迁至西北隅，城隍庙在县署旧址重建，三皇庙在明初以后逐渐废弃后改为东林小寺。不难发现，这些重要建置的改易，都是和明代初年全国整体性的制度建设和改革相联系的。进一步，如果综合考虑洪武迁址以前位于东南隅的县署、位于西南隅的文庙、位于东北隅的三皇庙和位于城中心的慈云阁，都可上溯至金代，那么也就有理由推定金大定六年新建、九年筑城的定兴城即是一座四门十字街的城址，试做复原图以示之（图18）。

四、结语

通过上文对定兴城的复原研究，说明其是一座金代始建的四门十字街式城址，其街道格局基本沿用至今。笔者以往的研究中曾指出，此类城址在隋唐以来普遍在中原北方地区的平原地带流行，并在宋金元明时期保持了这一趋势，应和这类城址规划在平原地带的合理性和便利性有关 。

然而尽管定兴城街道格局自金代始建以来没有大的改易，城内的建置却在历史演进中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元代初年三皇庙迁至城外，又在大德六年迁回城内旧址，这和元代三皇庙的祭祀制度调整有关。明代初年县署自城东南迁至西北，城隍庙迁至元代县署旧址重建，三皇庙逐步废弃，则和明代初年的一系列国家制度建设和改革有关，是一个集中调整的时期。这提示我们在进行城址个案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其城内建置的改易，更要重视建置改易背后的原因。定兴城是一个难得的珍贵个案，反映了元明两代城址建置的变迁，殊值重视。一个地方城址的建设历史，不仅是地方史的见证，更折射出国家历史演进中的宏阔变化。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杭侃教授的指导，在定兴调查期间承蒙定兴县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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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融媒 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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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保定，响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传承中华民族精优秀传统文化，増强中华民族自信心精神，顺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重大机遇，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强市，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实现保定跨越、崛起和复兴，开创新时代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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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宋有州学，明有府学，清有“全国书院之冠”的莲池书院，还有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化的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现有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17所高等院校，在校生25万余人，是著名的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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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保定日报、中国推介节目

《元史世祖·本纪·卷五》一镇国上将军拔督张柔、张弘彦辅助忽必烈继承大汗位：

2019-04-03

　　◎世祖二

　　三年春正月癸亥，修宣圣庙成。庚午，罢高丽互市。诸王塔察儿请置铁冶，从之；请立互市，不从。忽剌忽儿所部民饥，罢上供斋。命银冶户七百、河南屯田户百四十，赋税输之州县。命匠户为军者仍为军，其军官当考第富贫，存恤无力者。耶律铸诣北京饷诸王军，仍遣宣抚使柴祯等增价籴米三万石益之。赐高丽国历。辛未，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畜牧犯桑枣禾稼者。癸酉，以军兴人民劳苦，敕停公私逋负毋征。癸未，赐广宁王爪都驼钮金镀银印，及诸王合必赤行军印。宋制置使奸臣贾似道以降书顺表诱总管张柔元帅等，李璮获其降书上之。丙戌，忽必烈皇帝命令江汉大都督元帅张柔史权其四子、亳州万户侯张弘彦将军领兵八千赴燕京护卫。

备宫悬钟磬、乐舞、籥翟，凡用三百六十二人。高丽遣使奉表来谢，优诏答之。李璮质子彦简逃归。

　　二月丁亥朔，元籍军窜名为民者，命有司还正之。括诸道逃亡军。己丑，李璮叛乱反元，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尽杀蒙古戍军，引麾下趋益都。前宣抚副使王磐脱身走至济南，驿召磐，令姚枢问计，磐对：“竖子狂妄，即成擒耳。”帝然之。庚寅，宋兵攻新蔡。辛卯，始定中外官俸，命大司农姚枢讲定条格。甲午，李璮入益都，发府库犒其将校。乙未，诏诸道以今岁民赋市马。丙申，郭守敬造宝山漏成，徙至燕京。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辛丑，李璮遣骑寇蒲台。癸卯，诏发兵讨之。以赵璧为平章政事。修深、冀、南宫、枣强四城。甲辰，发诸蒙古、汉军讨伐叛乱李璮，命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府万户王文干及万户严忠范会东平，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会滨棣，诏济南路军民万户张宏、滨棣路安抚使韩世安，各修城堑，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

忽必烈皇帝召旨镇国上将军拔督张柔及其九子张弘范率兵二千奉诣保护京师。丙午，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以不只爱不干及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宋子贞参议行中书省事，以董源、高逸民为左右司郎中，许便宜从事。

真定府史天泽、顺天府张柔、河间府、平滦县、大名府、邢州、河南诸路兵皆会济南讨伐李壇叛乱。以中书左丞阔阔、尚书怯烈门、宣抚游显行宣慰司于大名，洺滋、怀孟、彰德、卫辉、河南东西两路皆隶焉。己酉，王文统坐与李璮同谋伏诛，仍诏谕中外。王演等以妖言诛。辛亥，敕元帅阿海分兵戍平滦、海口及东京、广宁、懿州。

诏旨以余兵诣京师。诏诸道括逃军还屯田，严其禁。壬子，李璮据济南。癸丑，诏大名、洺滋、彰德、卫辉、怀孟、河南、真定、邢州、顺天、河间、平滦诸路皆籍兵守城。宋兵攻滕州。丙辰，诏拔都抹台将息州戍兵诣济南，移其民于蔡州，东平万户严忠范留兵戍宿州及蕲县，以余兵自随。

　　三月戊午，有旨：“非中书省文移及兵民官申省者，不许入递。”己未，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庚申，括北京鹰坊等户丁为兵，蠲其赋，令赵炳将之。辛酉，宗拔突言河南有自愿从军者，命即令将之。遣郑鼎、赡思丁、答里带、三岛行宣慰司事于平阳、太原。签见任民官及捕鹰坊、人匠等军。徙弘州锦工绣女于京师。敕河东两路元括金州兵付郑鼎将之。诏以平章政事祃祃、廉希宪，参政商挺，断事官麦肖，行中书省于陕西、四川。获私商南界者四十余人，命释之。敕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凡八所。壬申，命户部尚书刘肃专职钞法，平章政事赛典赤兼领之。以撒吉思、柴桢行宣慰司事于北京。免今岁丝银，止输田租。癸酉，命史枢、阿术各将兵赴济南。遇李璮军，邀击，大破之，斩首四千，李璮退保济南。乙亥，宋将夏贵攻符离。戊寅，万户韩世安率镇抚马兴、千户张济民，大破李璮兵于高苑，获其权府傅珪，赐济民、兴金符。诏以李璮兵败谕诸路。禁民间私藏军器。壬午，始以畏吾字书给驿玺书。免西京今年丝银税。甲申，免高丽酒课。乙酉，宋夏贵攻蕲县。谕诸路管民官，毋令军马、使臣入州城、村居、镇市，扰及良民。

　夏四月丙戌朔，大军树栅凿堑，围璮于济南。丁亥，诏博兴、高苑等处军民尝为李璮胁从者，并释其罪。庚寅，命怯烈门、安抚张耕分邢州户隶两答剌罕。辛卯，修河中禹庙，赐名建极宫。壬辰，以大梁府渠州路军民总帅蒲元圭为东夔路经略使。丙申，宋华路分、汤太尉攻徐、邳二州。

忽必烈诏旨张柔统军千人还戍亳州城。庚子，江汉大都督史权张柔四子张弘彦以讨伐李壇叛乱。

诏令赵百户洁众逃归，斩之。诏：“自今部曲犯重罪，鞫问得实，必先奏闻，然后置诸法。”诏安辑徐、邳民，禁征戍军士及势官，毋纵畜牧伤其禾稼桑枣。以米千石、牛三百给西京蒙古户。

癸卯，宋兵攻亳州。甲辰，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乙巳，以北京、广宁、豪、懿州军兴劳弊，免今岁税赋。命诸路详谳冤狱。诏河东两路并平阳、太原路达鲁花赤及兵民官，抚安军民，各安生业，毋失岁计。丁未，李璮遣柴牛儿招谕部民卢广，广缚以献，杀之；以广权威州军判，兼捕盗官。戊申，赐诸王也相哥金印。庚戌，赐诸王合必赤金银海青符各二。免松州、兴州、望云州新旧差赋，以望云、松山、兴州课程隶开平府。壬子，敕非军情毋行望云驿。乙卯，河南路王豁子、张无僧、杜信等谋为不轨，并伏诛。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

　五月戊午，蕲县陷，权万户李义、千户张好古死之。庚申，筑环城围济南，李璮不复得出。诏撒吉思安抚益都路百姓，各务农功，仍禁蒙古、汉军剽掠。癸亥，史权妄奏徐、邳总管李杲哥完复邳州城，诏由杲哥以下并原其罪。时宋将夏贵攻邳州，杲哥出降，贵既去，杲哥自陈能保全州城，史权以闻，故有是命。甲子，宋兵攻利津县。蠲滨棣今岁田租之半，东平蠲十之三。自燕至开平立牛驿，给钞市车牛。戊辰，以左丞相忽鲁不花兼中书省都断事官，赐虎符。真定、顺天、邢州蝗。以平章政事赛典赤兼领工部及诸路工作，以孟烈所献蹶张弩藏于中都。丙子，缙山至望云立海青驿。丁丑，李杲哥等伏诛，命史天泽选考徐、邳总管。甲申，真定路不眼里海牙擅杀造伪钞者三人，诏诘其违制之罪。西京、宣德、威宁、龙门霜，顺天、平阳、河南、真定雨雹，东平、滨棣旱。诏核实逃户、输纳丝银税租户，口增者赏之，隐匿者罪之，逃民苟免差税重加之罪。大司农姚枢辞赴省议事，帝勉留之，命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依前商议中书省事。

　　六月乙酉朔，宋兵攻沧州、雅州、泸山，民既降复叛，命诛其首乱者七人，余令安业。割辽河以东隶开元路。戊子，滨棣安抚使韩世安败宋兵于滨州丁河口。己丑，遣塔察儿帅兵击宋军，仍安谕濒海军民。乙未，禁女直侵轶高丽国民，其使臣往还，官为护送。送婆娑府屯田军移驻鸭绿江之西，以防海道。丙申，高丽国王王禃遣使来贡。壬寅，陕西行省言西京、宣德、太原匠军困乏，乞以民代之。有旨：“军籍已定，不宜动摇，宜令贫富相资，果甚贫者，令休息一岁。”癸卯，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领李璮伪檄，传行旁郡，事觉诛之。敕宁武军岁输所产铁。河西民及诸王忽撒吉所部军士乏食，给钞赈之。壬子，申严军官及兵伍扰民之禁。癸丑，立小峪、芦子、宁武军、赤泥泉铁冶四所。东平严忠济向为民贷钱输赋四十三万七千四百锭，借用课程、钞本、盐课银万五千余两，诏勿征。

　　秋七月戊午，复蒙古军站户差赋，农民包银征其半，俘户止令输丝，民当输赋之月，毋征私债。敕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钞为准。丙寅，赐夔州路行省杨大渊金符十、银符十九，赏麾下将士；别给海青符二，事有急速，驰以上闻。立枪杆岭驿，以便转输。癸酉，甘州饥，给银以赈之。甲戌，李璮穷蹙，入大明湖，投水中不即死，获之，并蒙古军囊家伏诛，体解以徇。戊寅，以夔府行省刘整行中书省于成都、潼川两路，仍赐银万两，分给军士之失业者。

　　八月己丑，郭守敬请开玉泉水以通漕运，广济河渠司王允中请开邢、洺等处漳、滏、澧河、达泉以溉民田，并从之。甲午，博都欢等奏请以宣德州、德兴府等处银冶付其匠户，岁取银及石绿、丹粉输官，从之。丙午，立诸路医学教授。戊申，敕王鹗集廷臣商榷史事，鹗等乞以先朝事迹录付史馆。河间、平滦、广宁、西京、宣德、北京陨霜害稼。

　　九月戊午，亳州万户侯张弘略破宋兵于蕲县，复宿、蕲二城。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诏董文炳兼山东路经略使，收集益都旧军充武卫军，戍南边，诏益都行省大都督撒吉思与董文炳会议兵民籍，每十户惟取其二充武卫军；其海州、东海、涟水移入益都者，亦隶本卫。己未，罢霸州海青驿。安南国陈光昞遣使贡方物。壬戌，改邢州为顺德府，立安抚司，洺、磁、威三州隶焉。听太原民食小盐，岁输银七千五百两。己巳，以马月合乃饷军功，授礼部尚书，赐金符。壬申，授安南国王陈光昞及达鲁花赤讷剌丁虎符。敕济南官吏，凡军民公私逋负，权阁毋征。癸酉，都元帅阔阔带卒于军，以其兄阿术代之，授虎符，将南边蒙古、汉军。闰月甲申朔，沙、肃二州乏食，给米、钞赈之。丁亥，立古北口驿。己丑，济南民饥，免其赋税。免诸路军户他徭。庚寅，敕京师顺州至开平置六驿。辛卯，严忠范奏请补东平路庙学太常乐工，从之。敕武卫军及黑军会于京师。庚子，中翼千户九住破宋兵于虎脑山。庚戌，发粟三十万石赈济南饥民。

　　冬十月丙辰，放金州所屯军士二千人及大名、河南新签防城军为民。庚申，分益都军民为二，董文炳领军，撒吉思治民。禁诸王、使臣、师旅敢有恃势扰民者，所在执以闻。诏以李璮所掠民马还其主。以郝经、刘人杰使宋未还，廪其家。中书省奏与宋互市，庶止私商，及复逋民之陷于宋者，且觇涟、海二州，不允。以刘仁杰不附李璮，擢益都路总管，仍以金帛赐之。壬戌，授益都行中书省都督府所统州郡官金符十七、银符十一。乙丑，诏禁京畿畋猎。丙寅，分东西两川都元帅府为二，以帖的及刘整等为都元帅及左右副都元帅。诏责高丽欺慢之罪。又诏赐高丽王禃历。以战功赏渠州达鲁花赤王章等金五十两、银一千五百五十两。赏阆、蓬等路都元帅合州战功银五千两。丁卯，诏凤翔府屯田军隶兵籍，仍屯田凤翔。放刁国器所签平阳军九百一十五人为民。阆、蓬、广安、顺庆、夔府等路都元帅钦察戍青居山，请益兵，诏陕西行省及巩昌总帅汪惟正以兵益之。戊辰，杨大渊乞于利州大安军以盐易军粮，从之。庚午，敕巩昌总帅汪惟正将戍青居军还，屯田利州。乙亥，分中书左右部。丁丑，敕宿州百户王达等所擒宋王用、夏珍等八人赴京师。命百家奴所将质子军入侍。戊寅，命不里剌所统固安、平滦质子军自益都徙还故地。诏益都府路官吏军民为李璮胁从者，并赦其罪。敕万户严忠范修复宿州、蕲县，万户忽都虎、怀都、何总管修完邳州城郭。

　　十一月乙酉，太白犯钩钤。丁亥，敕圣安寺作佛顶金轮会，长春宫设金箓周天醮。辛丑，日有背气重晕三珥。敕济南人民为李璮裨校掠取财物者，诣都督撒吉思所讼之。真定民郝兴仇杀马忠，忠子荣受兴银，令兴代其军役。中书省以荣纳赂忘仇，无人子之道，杖之，没其银。事闻，诏论如法。有司失出之罪，俾中书省议之。三义沽灶户经宋兵焚掠，免今年租赋。汰少府监工匠，存其良者千二百户。遣官审理陕西重刑。敕河西民徙居应州，其不能自赡者百六十户，给牛具及粟麦种，仍赐布，人二匹。乙巳，诏都元帅阿术分兵三千人同阿鲜不花、怀都兵马，复立宿州、蕲县、邳州。有旨谕史天泽：“朕或乘怒欲有所诛杀，卿等宜迟留一二日，覆奏行之。”丙午，诏特征人员，宜令乘传。戊申，升抚州为隆兴府，以昔剌斡脱为总管，割宣德之怀安、天成及威宁、高原隶焉。

　十二月甲寅，封皇子真金为燕王，守中书令。

　十二月甲寅，封皇子真金为燕王，守中书令。丙辰，敕诸王塔察儿等所部猎户止收包银，其丝税输之有司。立河南、山东统军司，以塔剌浑火儿赤为河南路统军使，卢升副之，东距亳州，西至均州，诸万户隶焉；茶不花为山东路统军使，武秀副之，西自宿州，东至宁海州，诸万户隶焉。罢各路急递铺。丁巳，立十路宣慰司，以真定路达鲁花赤赵瑨等为之。己未，犯罪应死者五十三人，诏重加详谳。辛酉，诏给怀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种水田。立诸路转运司，以燕京路监榷官曹泽等为之使。癸亥，享太庙。诏：“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其州县官兼千户、百户者，仍其旧。”乙丑，复立息州城以安其民。召真定、顺德等路宣慰使王磐乘传赴京师。丙寅，申严屠杀牛马之禁。己巳，诏：“诸路管民总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县及鹰坊、人匠诸色事务者，罢之。”壬申，遣使收辑诸路军民官海青牌及驿券。戊寅，诏：“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作佛事于昊天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割北京、兴州隶开平府。建行宫于隆兴路。升太原临泉县为临州；降宁陵为下县，仍隶归德。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是岁，天下户一百四十七万六千一百四十六，断死罪六十六人。

　　四年春正月乙酉，禁蒙古军马扰民。宋贾似道遣杨琳赍空名告身及蜡书、金币，诱大获山杨大渊南归，大渊部将执琳，诏诛之。以宋忽儿、灭里及沙只回回鹰坊等兵戍商州、蓝田诸隘。军民官各从统军司及宣慰司选举。岳天辅乞复立息州，不允。丙戌，以姚枢为中书左丞。改诸路监榷课税所为转运司。甲午，给公主拜忽符印，其所属设达鲁花赤。给钞赈益都路贫民之无牛者。立十路奥鲁总管。丁酉，益都路行省大都督撒吉思上李璮所伤涟水军民及陷宋蒙古、女直、探马赤军数，男女凡七千九百二十二人。癸卯，领部阿合马请兴河南等处铁冶及设东平等路巡禁私盐军，从之。召商挺、赵良弼赴阙。乙巳，敕李平阳以所部西川出征军士戍青居山，其各翼军在青居山者悉还成都。诏陕西行省塔剌海等收恤离散军户。诏：“以诸路汉军奥鲁毋隶各万户管领，其科征差税，山东、河南隶统军司，东西两川隶征东元帅府，陕西隶行户部。凡奥鲁官内有各万户弟、男及私人，皆罢之。”敕总帅汪忠臣、都元帅帖的及刘整等益兵付都元帅钦察，戍青居山，仍以解州盐课给军粮。丙午，诏诸翼万户简精兵四千充武卫军。罢古北口新置驿。增万户府监战一员、参议一员。以马合麻所俘济南老僧口之民文面为奴者，付元籍为民。汪忠臣、史权系宋谍者六人至京师，有旨释之。辛亥，申禁民家兵器及蒙古军扰民者。陵州达鲁花赤蒙哥战死济南，以其子忙兀带袭职。召云顶山侍郎张威赴阙。

　二月壬子朔，命河东宣慰司市马百二十九匹，赐诸王八剌军士之无马者。甲寅，诏诸路官员子弟入质。以高丽不答诏书，诘其使者。以民杜了翁先朝旧功，复其家。庚申，赏万户怯来所部将士讨李璮有功者银二千七百五十两。甲子，车驾幸开平。以王德素充国信使，刘公谅副之，使于宋，致书宋主，诘其稽留郝经之故。诏：“诸路置局造军器，私造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三月戊子，沂州胡节使、范同知陷于宋，命存恤其家。或言其尝为宋兵向导，乃分其妻孥资产，赐有功将士。辛卯，敕撒吉思招集益都逃民。命董文炳以所获宋谍及俘八十一人赴隆兴府。听诸路猎户及捕盗巡盐者执弓矢。壬辰，遣紥马剌丁和籴东京。己亥，诸路包银以钞输纳，其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听以钞输入。凡当差户包银钞四两，每十户输丝十四斤，漏籍老幼钞三两、丝一斤。庚子，亦黑迭儿丁请修琼华岛，不从。壬寅，关东蒙古、汉军官未经训敕者，令各乘传赴开平。癸卯，初建太庙。乙巳，赐迭怯那延等银七千九十两。命北京元帅阿海发汉军二千人赴开平。己酉，高丽国王王禃遣其臣朱英亮入贡，上表谢恩。复立宿州。

　　夏四月庚戌朔，以漏籍户一万一千八百、附籍户四千三百于各处起冶，岁课铁四百八十万七千斤。癸丑，选益都兵千人充武卫军。甲寅，偿河西阿沙赈赡所部贫民银三千七百两。己未，以完颜端田宅赐益都千户傅国忠。国忠父天祐为端所杀，故命以其田宅赐之。宣德至开平置驿。罢开元路宣慰司。丙寅，西京武州陨霜杀稼。戊寅，召窦默、许衡乘驿赴开平。诸王阿只吉所部贫民远徙者，赐以马牛车币。以东平为军行蹂践，赈给之。改沧清深盐提领所为转运司。王鹗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

　　五月癸未，诏北京运米五千石赴开平，其车牛之费并从官给。乙酉，初立枢密院，以皇子燕王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戊子，升开平府为上都，其达鲁花赤兀良吉为上都路达鲁花赤，总管董铨为上都路总管兼开平府尹。辛卯，诏立燕京平准库，以均平物价，通利钞法。乙未，敕商州民就戍本州，毋禁弓矢。丙申，立上都马、步驿。丁酉，以元帅杨大渊、张大悦复神山有功，降诏奖谕。戊戌，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颍州、光化互市，及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四万石输官，河南随处城邑市铁之家，令仍旧鼓铸。庚子，河南路总管刘克兴矫制括户，罢其职，籍家资之半。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赏前讨浑都海战功，撒里都、阔阔出等钞二千一百七十四锭、币帛一千四百二十匹。

　　六月壬子，河间、益都、燕京、真定、东平诸路蝗。乙卯，以管民官兼统怀孟等军俺撒战殁汴梁，命其子忙兀带为万户，佩金符。戊午，赐线真田户六百。己未，赐高丽国王王禃羊五百。癸酉，赐拜忽公主所部钞千锭。立上都惠民药局。建帝尧庙于平阳，仍赐田十五顷。以线真为中书右丞相，塔察儿为中书左丞相。

　　秋七月癸未，诏诸投下毋擅勾摄燕京路州县官吏。乙酉，禁野狐岭行营民，毋入南、北口纵畜牧，损践桑稼。给公主拜忽银五万两，合剌合纳银千两。乙未，以故东平权万户吕义死王事，赐谥贞节。戊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升燕京属县安次为东安州，固安为固安州。河南统军司言：“屯田民为保甲丁壮射生军，凡三千四百人，分戍沿边州郡，乞蠲他徭。”从之。庚子，诏赐诸王爪都牛马价银六万三千一百两。壬寅，诏禁益都路探马赤扰民。以成都经略司隶西川行院。禁蒙古、汉军诸人煎、贩私盐。诏山东经略司徙胶、莱、莒、密之民及灶户居内地。中书省臣以妨煮盐为言，遂令统军司完复边戍，居民灶户毋徙。诏阿术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燕京、河间、开平、隆兴四路属县雨雹害稼。

　　八月戊申朔，诏霍木海总管诸路驿，佩金符。辛亥，置元帅府于大理。诏东平、大名、河南宣慰司市马千五百五十匹，给阿术等军。升宣德州为宣德府，隶上都。以淄、莱、登三州为总管府，治淄州。命昔撒昔总制鬼国、大理两路。兵部郎中刘芳前使大理，至吐蕃遇害，命恤其家。壬子，命中书省给北京、西京转运司车牛价钞。彰德路及洺、磁二州旱，免彰德今岁田租之半，洺、磁十之六。冀州蒙古百户阿昔等犯盐禁，没入马百二十馀匹，以给军士之无马者。甲寅，命成都路运米万石饷潼川。给钞付刘整市牛屯田。分刘元礼等军戍潼川，命按敦将之。丙辰，诏以成都路绵州隶潼川。戊午，以阿脱、商挺行枢密院于成都，凡成都、顺庆、潼川都元帅府并听节制。庚申，以史天倪前为武仙所杀，以武仙第赐其子楫。癸亥，敕京兆路给赐刘整第一区、田二十顷。以梦八剌所部贫乏，赐银七千五百两给之。甲子，以西凉经兵，居民困弊，给钞赈之，仍免租赋三年。敕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丙寅，以诸王只必帖木儿部民困乏，赐银二万两给之。壬申，复置急递铺。滨、棣二州蝗，真定路旱。诏西凉流民复业者，复其家三年。车驾至自上都。

　　九月壬午，河南、大名两道宣慰司所获宋谍王立、张达、刁俊等十八人，遇赦释免，给衣服遣还。乙酉，立漕运河渠司。己丑，赐诸王阿只吉所部种食、牛具。庚寅，谕高丽、上京等处毋重科敛民。招谕济南、滨棣流民。遣使征诸路赋税钱帛。民间所卖布帛有疏薄狭短者，禁之。

　　冬十月戊午，初置隆兴路驿。

　　十一月甲申，诏以岁不登，量减阿述、怯烈各军行饷。东平、大名等路旱，量减今岁田租。丙戌，享于太庙，以合丹、塔察儿、王磐、张文谦行事。高丽国王王禃以免置驿、籍民等事，遣其臣韩就奉表来谢，赐中统五年历并蜀锦一，仍命禃入朝。立御衣、尚食二局。

　　十二月丁未朔，以凤翔屯军、汪惟正青居等军、刁国器平阳军，令益都元帅钦察统之，戍虎啸寨。甲戌，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赋。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丙子，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是岁，天下户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一百一十；赋，丝七十万六千四百一斤，钞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锭；断死罪七人。

　　至元元年春正月丁丑朔，高丽国王王禃遣使奉表来贺。壬午，敕诸路宣慰司，非奉旨无辄入觐。以千户张好古殁王事，命其弟好义、好礼并袭职为千户。癸巳，以益都武卫军千人屯田燕京，官给牛具。以邓州保甲军二千三百二十九户隶统军司。戊戌，杨大渊进花罗、红边绢各百五十段，优诏谕之。己亥，立诸路平准库。癸卯，命诸王位下工匠已籍为民者，并征差赋；儒、释、道、也里可温、达失蛮等户，旧免租税，今并征之；其蒙古、汉军站户所输租减半。西北诸王率部民来归。敕北京、西京宣慰司、隆兴总管府和籴以备粮饷。筑泠水河城，命千户土虎等戍之。罢南边互市。申严持军器、贩马、越境私商之禁。

　　二月辛亥，贺福等六人告平阳、太原漏籍户，诏赏以官，廷臣以非材对，给钞与之。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壬子，修琼花岛。发北京都元帅阿海所领军疏双塔漕渠。甲寅，以故亳州千户邸闰陷于宋，命其子荣祖袭职。丙辰，罢陕西行户部。丁卯，太阴犯南斗。癸酉，车驾幸上都。诏诸路总管史权等二十三人赴上都大朝会。弛边城军器之禁。

　　三月庚辰，设周天醮于长春宫。己亥，命尚书宋子贞陈时事，子贞条具以闻，诏奖谕，命中书省议行之。辛丑，诏四川行院，命阿脱专掌军政，其刑名钱谷商挺任之。立漕运司，以王光益为使。

　　夏四月戊申，以彰德、洺磁路引漳、滏、洹水灌田，致御河浅涩，盐运不通，塞分渠以复水势。辛亥，太阴犯轩辕御女星。壬子，东平、太原、平阳旱，分遣西僧祈雨。乙卯，诏高丽国王王禃来朝上都，修世见之礼。辛酉，以四川茶、盐、商、酒、竹课充军粮。杨大渊以部将王仲得宋将昝万寿书杀之，诏以其事未经鞫问，或堕宋人行间之计，岂宜辄施刑戮，诘责大渊，仍存恤仲家。御苑官南家带请修驻跸凉楼并广牧地，诏凉楼俟农隙，牧地分给农之无田者。丁卯，追治李璮逆党万户张邦直兄弟及姜郁、李在等二十七人罪。戊辰，给新附戍军粮饷。高丽国王王禃遣其臣金禄来贡。

　　五月乙亥，诏遣唆脱颜、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俾具图来上。庚辰，敕剑州守将分军守剑门，置驿于人头山。丙戌，太阴犯房。丁亥，释宋私商五十七人，给粮遣归其国。己丑，以平阴县尹马钦发私粟六百石赡饥民，又给民粟种四百余石，诏奖谕，特赐西锦五端以旌其义。乙未，初置四川急递铺。丙申，赐诸王钦察银万两，济其所部贫乏者。己亥，太阴犯昴。以中书右丞粘合南合为平章政事。邛部川六番安抚招讨使都王明亚为邻国建都所杀，敕其子伯佗袭职，赐金符。

　　六月乙巳，召王鹗、姚枢赴上都。宋制置夏贵率兵欲攻虎啸山，敕以万户石抹糺札剌一军益钦察戍之。戊申，高丽国王王禃来朝。

　　秋七月甲戌，彗星出舆鬼，昏见西北

周礼关于排辈；昭穆、大宗、小宗、支子、娣子、过嗣研究！

谓古代庙次及墓次。其制，始祖居中，左昭历穆。周以后稷为始祖，后稷后

第一代（后稷之子不窋）为昭，

第二代（后稷之孙鞠）为穆。以后的

第三代、

第四代、第七代，以至下推于任何奇数代，皆为昭；

第四、第六、第八代，以至下推于任何偶数代，皆为穆。《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在填充建社会区分昭穆是很重要的事，周代设有专官负责，如《周礼·春官》中的小宗伯、小史就是。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制度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按周代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即国君嫡长子之弟。别子无权继君位，不能与嫡长子同祖，必须分出自立一家，成为这一家支的始祖，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其长子、长孙、长曾孙、长玄孙……，这一继承系统叫大宗。大宗始终继承别子，所以说“继别为宗（大宗）。”“百世不迁之宗”，即指大宗。大宗是别子的嫡传，代表始祖正体，可一直下传不变，所以说“百世不迁”。别子除长子外，还会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别子的长子、长孙、长曾孙……也都会有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各继承其第一代庶子，各代继承其父（祢），所以说“继祢者为小宗”。“五世则迁之宗，即指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所以说“五世则迁”。故小宗的第一代庶子，传到五世，就不再宗原来的小宗。在由大小宗构成的整个家族中，大宗的历代传人都居于族长地位，称宗子。卿、大夫的爵位，贵族的身份，一般由宗子承袭。小宗的宗人，共宗其小宗：群小宗各率其宗人以宗大宗；大宗双率群小宗以宗国君。”

宗子（族长）：

大宗的嫡长子叫宗子。对大宗，他是家长；对群小宗，是族长。他继承始祖的爵位，主持始祖庙的祭祀。《诗·大雅·板》：“怀德维宁，宗子维城。”郑玄笺：“宗子谓王之嫡子。”《礼记·曲礼下》：“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支子：

古指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对嫡长子处从属地位。《仪礼·丧服》：“何如而可为人后？支子可也。”孔颖达疏：“支者，取支条之意，不限妾子而已。”《礼记·曲礼》下：“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嫡子：

古称正妻所生之子。亦专指正妻所生的长子。《增韵·释嫡》：“正室曰嫡，正室所生之子曰嫡子。一曰嫡，敌也，言无与敌也。”嫡子有继承父亲地位的权力，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庶子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庶子：

古称妾所生之子。亦指正妻所生除嫡长子以外其他儿子。《礼·内则》：“嫡子、庶子，见於外寝。”郑玄注：“庶子，妾子也。”又《礼记·内则》：“嫡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孔颖达疏：“庶子，谓嫡子之弟。”庶子的地位，较嫡子为低，不能承奉祖庙的祭祀和承袭父祖的地位。

嗣子：

自己无子而以过继同姓他人之子为子，此子叫嗣子。嗣子一经礼法认可，地位与亲子同。古代礼法对嗣子问题，有明确规定。第一，必须是同姓。《仪礼·丧服》：“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如果使异姓为嗣子，将使“神不歆非类”，即祖宗在天之灵拒绝享受异姓的祭品，故决不可。第二，必须是同宗的支子。“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第三，辈分必须相当，即“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昭穆就是辈分。

转载—【范阳郡顺天府张氏书院文化传承硏究】：保定古莲花池万卷楼书院与张说书院：燕公微时，集贤之肇文脉绵延流传至今！

图文｜韦力 芷蘭齋 2020年11月13日

邓洪波在其专著《中国书院史》中谈及从各种地方志中查得41所建于唐代的书院，其中河北省有两所，其一则为张说书院。弘治版《保定郡志》卷二十《祠庙》中称：“相公堂，在郡城西五十里，属满城县。唐燕国公张说布衣时，此地山水清奇，尘嚣屏绝，率其徒若干人卜居讲道，后拜相。乡人思之，因广其制，构屋三间，周以桓墙，崇以台阶，塑像于中而奉祀焉。”

《初学记》三十卷 嘉靖十三年晋府虚益堂刻本，卷首

由此可知，张说书院又名张相公堂，位于河北满城县。唐代燕国公未发达时来到此地，他看到该处环境甚佳，于是率领弟子于此建讲堂，而后在这里读书讲学。后来张说官居丞相，当地乡人就在其讲学之处建起几间房屋，并在里面塑张说之像祭祀。

张说在此讲堂讲堂的具体情形，未见史料记载，然此书院的创建意义重大，邓洪波在其专著中说：“30余年之后，张说能总领朝廷丽正、集贤书院，与唐玄宗及其他大臣一起极尽‘开学’、问政、唱酬之盛，或许正与他年轻时在花阳山中的那段读书藏修的书院经历有关。”

《初学记》三十卷 明杨鑨九洲书屋刻重修本

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乃是官办书院之始，张说为创办官修书院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其书院观想来是酝酿于他在满城县办讲堂之时。从这个角度来论，满城的张说书院堪称唐代官办书院的肇基。

张说在满城开办讲堂的原因，跟其籍贯有关，张说为其父张骘所撰碑志《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碑》中称：“府君讳骘，字成骘，范阳方城人也。”故张说也自称是范阳人，比如他在《与凤阁舍人书》的落款为“范阳张说谨上”。

《初学记》三十卷 明嘉靖十三年晉府虛益堂刻本

范阳原属幽州，本属涿郡，天宝元年改称范阳，而范阳就是今河北一带。但也有的文献上说，张说家族后来迁居到了洛阳，《旧唐书·张说传》就持这种说法：“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新唐书》亦称：“其先自范阳徙河南，更为洛阳人。”

余外，关于张说的祖籍还有河东说，然总体而言，以范阳说居多。况且张说本人自署其为范阳人。关于他的家世，他在为其父所作的《府君墓志铭》中说：

府君讳骘，字成骘，姓张氏，其先晋人也。晋分，家世相韩；韩灭，留侯为汉谋主。至宇，为范阳太守，因居其郡；及华，博物亚圣，为晋司空。府君司空十二代孙也。曾祖讳俊，河东从事；大父讳弋，字嵩之，通道馆学士；考讳恪，未仕即世。

张说自称其乃汉张良之后，到张宇时，其做了范阳太守，其家族定居范阳，故称为范阳张氏。此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晋代张华。

《大唐六典》三十卷 清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刻本，书牌

张说乃唐初时期重要的文臣，汪篯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中指出唐开元时期朝廷有以姚崇为代表的“吏治派”和与张说为代表的“文学派”，这两派斗争激烈。姚崇乃是由狄仁杰提拔起来的重要人物，此人长于吏治，颇受武则天的欣赏。姚崇把张柬之推荐给武则天时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刘昫《旧唐书·狄仁杰传》）

可见姚崇极其看不起文人，虽然在武则天时期李峤和苏味道官至宰相，但其主要作为是草诏应制、监修国史，难有实质性的决定国策。中宗时期，上官婉儿渐渐左右朝政，其重视文士，《旧唐书》本传中说她：“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由此而形成中宗朝推崇文学之臣的风气，而张说正是受到了上官婉儿的提拔。

《大唐六典》三十卷 清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刻本，卷首

睿宗景云元年，张说被任命为太子李隆基的侍读，转年，张说立排太平公主之党，坚请太子监国，而后协助李隆基诛灭太平公主，后得以入相。《大唐新语》中载有此事：

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士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失色，莫敢对。张说进曰：“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进曰：“如说所言。”睿宗大悦，即日诏皇太子监国。

《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 明嘉靖丁酉年伍氏龙池草堂刊本，卷首

可见，正是张说向睿宗谏言，请太子监国，当时姚崇亦赞同此事。太平公主闻讯后，立即罢张说的知政事，命其分司东都。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决意谋反。先天二年，时在东都洛阳的张说派使者送佩刀给玄宗，暗示其尽早决断，于是玄宗下定决心，一举诛灭太平公主一党。

但是，玄宗掌权后，又起用姚崇再度为相，尽管张说对李隆基忠心耿耿，但因其与睿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张说被外放。姚崇倒台后，张说再回朝中，之后又得以复相。

《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 明嘉靖丁酉年伍氏龙池草堂刊本，序言

张说在任上的所作以及为人，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然而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后世无异议。比如清蔡世远在《古文雅正》中说：“昌黎公未出以前，推燕公为巨手。未能去排偶之习，然典重矜贵，有两汉之风味，而无六朝之绮靡，擅名一代，不虚也。”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而在此之前，天下写文章的第一高手乃是张说，《新唐书·苏颋传》中则称：“（颋）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

张说撰《张燕公集》二十五卷 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

张说一生三次监修国史，并且主持和参编了多部重要之书，例如《三教珠英》《唐六典》《开元大衍历》《初学记》等。《初学记》的编纂乃是缘于玄宗对于皇子教育的重视，玄宗跟张说谈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刘肃《大唐新语·著述第十八》）

抱阳山山门

玄宗说他的儿子想学文体，但《御览》等书部头太大，并且检索不方便，所以他命张说跟几位学士要撰写一部部头不大并便于检索之书。于是张说就带徐坚、韦述等学士来编纂该书，编纂完成后，署名权却给了徐坚。其实张说才是主抓人，因此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明确地说：“《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撰。初，张说类集事要以教诸王，开元中诏坚与韦述等分门撰次。”

张说对于书院的贡献，主要是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官办书院——丽正书院。丽正书院又称集贤殿书院，其前身乃是开元五年建立的乾元修书院。唐玄宗儒道并崇，他广征天下之书，同时派人抄写稀见之书。李林甫在《唐六典·中书省集贤院史馆匦使》中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

起初，乾元修书院规模不大。开元六年，玄宗到东都洛阳时，将该书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同时“置校理二十人”。开元十年，张说出任修书使。开元十三年，丽正修书院更名为丽正书院，由张说总其事。后来，丽正书院的学士被玄宗召至集仙殿设宴款待，诏令改集仙殿为集贤殿，同时丽正书院更名为集贤殿书院。

张说在集贤殿任上起到重大作用，《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中载：“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谓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

此处称中书舍人徐坚认为集贤院内的学士大多徒有虚名，但是朝廷给他们的待遇却很丰厚，故其认为朝廷不应当花这种冤枉钱。然张说听到后，却坚决反对这种观念，他说很多帝王功成名就后都变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而今上却崇儒重道，不但与文臣探究学问，还搜集图书予以校正，当今的丽正书院正是国家崇尚文治的重要体现。丽正书院的花费，对国家来说乃是小钱，但它起到的文化作用却很巨大，徐子的所言太过狭隘了。后来玄宗听闻此事后，也对徐坚有了看法。可见，玄宗皇帝认为张说所言在理，继续支持丽正书院。

然而徐坚在开元十三年，丽正书院更名为集贤殿书院前，做过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并未做过中书舍人。《唐会要》中载：“院内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并为学士。”

可见，中书舍人乃是陆坚而非徐坚，然无论是哪一位，张说都不允许他们诋毁丽正书院对国家的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说明了张说对书院作用看的何等之重，这正如邓洪波先生所言，他对书院的看重应当是本自他在满城讲学之时。对于他当年所办讲堂的旧址情况，《全宋文》中收有《保州抱阳圣教院重修相公堂记》：

相公者，唐之张燕公也。燕公开元贤相，布衣时肄业寓此山，今宝教寺之东岩书院，乃其所也。院有石室三，南而下者曰五经堂，上者曰进士堂，北而又上者，其名不传。石室与山同生，皆非人力之所能为也。燕公贵，念生平为学之所依，思有以传其贵，重其报，遂自山叠石为岸，以广寺地。就山镌室，贮泉为石。寺之上构宇，引流以为上方；寺之下七曲，石磴以便登降。书院之上，因山南北，廊百步，廊下又得三泉，皆镌石堂以蓄之。石堂之东，别构一堂，造白石像以为堂之庄严，仪像之美，宛然生动。时人德公，思欲旦夕奉之，乃塑公像于此堂。此堂所由名也。

对于该文的作者及文本情况，《全宋文》的小注中先说明该记作于元丰三年二月，并称该文有节略，该文的作者则标明为元丰间乡贡进士张纬。可见在宋代时，已经重修了位于保定抱阳山的相公堂，此堂位于宝教寺附近。并详列出该书堂处在宝教寺下方的山崖，那里还有储水的池塘，同时那里有一间屋内供奉着张说的塑像。

民国版的《满城县志略》中载：“旧志在抱阳山东岩下深一丈五尺上篆书大唐张燕公读书处，谨按此篆刻今追寻不见，惟寺后东岩下西北隅下有一堂，内有石床，岩上有横嵌石碑处，疑石在此，今不见矣。”

看来到民国时，抱阳山东崖下所刻的篆书“大唐张燕公读书处”的字样不见了，但是那时还有一个房子内有一石床。

对于该书院如今的情况，吴洪成，刘园园等所著的《河北书院史》中称：“现今去抱阳山可见其八景之一的读书堂，为天然石洞，即为‘滴水堂’的一部分，堂前荆盘藤绕，岚气升腾，壁间刻有‘大唐张燕公读书处’8个篆书大字，由此可见，读书堂即为张说书院的所在地。”如此说来，原来石壁上刻的篆书又找到了。

2020年9月2日，从北京驱车前往满城去探看张说书院，从网上查得该书院位于今日的抱阳山景区内，于是以此设为目的地，跟着导航一路前行。两个多小时后，驶入山区，在路边看到一琉璃五龙壁，我以为找到了地方，然转头看到对面有一仿古城楼，上书“卧龙岗”，里面的一座石牌坊上写着“保定市满城龙凤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