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我的童年与学生时代】

方志平

　　我的这篇回忆录是从童年、小学、中学、高中、回乡、中专几个时间节点着笔，叙述了一些印象深刻的往事和趣事，并以此为基点，对人和事又追忆了一些后续的变化。重点是对我学生时代的回忆，也是对我《足迹》一书的补充。这篇回忆录主要是写给自己的，家人和友人感兴趣时也可浏览一下。我想趁着现在对往事还有一些记忆，不妨写下来，待将来翻翻看看，重温往事也许是一种享受。现以【美篇】形式展现我的回忆录，也是基于手机时代的一种尝试，确实很方便自己及他人的阅读与交流。

感谢您的浏览与评价。

童年记忆

我对童年往事的记忆，有的很模糊，有的却十分深刻。

1956年正月十二，我在河北保定出生。那时的保定，还是河北省政府所在地，父亲在省直机关上班，我家就住在保定东大街151号，即东大街后平家胡同10号院。那是2015年9月的一天，我曾在二哥带领下，专程由北京去保定旧地重游，并到保定公安局北区分局和裕华路红星派出所，分别查看了当年的户籍档案，可惜就没有找到记录我出生的那张底档卡片。我对儿时保定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记得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外是一个大胡同，我常常和哥哥们在大胡同里玩，其余的如保定古城、公园、街道等等都没什么具体印象了。

下图是我们兄弟四人最早的一张合影。我最小，看上去也就两岁吧！选择北京天安门作为照片背景，也许是当年的一种时尚，也许是父母的一种家乡情怀所为，以这种形式说明我们的原籍是北京。

　　后来我查阅资料得知，河北省会于1958年由保定迁到了天津。1965年因天津成为直辖市，河北省政府又迁回保定。再后来，因石家庄快速崛起，地理位置又十分优越，于1971年河北省政府又由保定迁移到了石家庄。因省会几经迁移，我父亲的工作地点也相应在变化，由此一来，保定、天津、石家庄这三个城市也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留下了深深地痕迹。

　　我的父亲在1956年曾获得河北省劳模称号，1956年4月参加了河北省第一届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下图是省直机关代表团合影，第二排右起第四人是我父亲。至今我仍保留着他当年获得的劳模奖章、证书及有关材料。前辈的工作业绩和敬业态度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种价值导向和精神激励。

1962年，我6岁，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为响应政府号召，不在城里吃闲饭，我们全家由保定迁回到北京大兴的老家生活。其实就是母亲带着我和二哥、三哥迁回，那时我大哥已经在天津读大学了，父亲在天津省直机关上班。说起这次搬家的原因，后来我想，主要起因是正赶上困难时期，干部家属要响应政府的号召，另外可能还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我老家的爷爷、奶奶年岁也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二是若一家人分别在天津、保定、北京三地生活，相互之间是无法照顾的，何况北京又是老家呢？当时我父亲肯定是综合考虑后，最终还是决定举家迁回北京老家的。
　　我的老家是大兴县大辛庄乡东安村，那时家里有爷爷、奶奶、伯父、伯母等近亲属，村里还有本家族的七八户人家以及散落在附近各村的好多家亲戚。后来我才渐渐知道，老方家因几辈人里当老师的居多，在外面工作的人也多，所以在当地算得上是知书达理的书香门第。我父亲也曾是老师出身，他在宛平师范毕业后，就在老家的学校当老师，后来才改行转入农作物种子行业，直至解放后进入河北省农业厅种子监管局工作。我有几个伯父也曾做过老师，其中二伯父方维良在当地名望较高，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十里八乡称得上是个社会达人。说起来祖上最知名的应是我的曾祖父方锡庚，他在民国初期，曾出资创办了宛平县第一女子学校和大辛庄低级小学以及劳工业余识字班等教育机构，深得社会好评，当时包括县长在内的政教各界名流为了颂扬其创举，专门定做了“热心教育”和“桑梓倚重”两块匾，并隆重送至家中悬挂，在当时很有影响。所以我从回到老家生活后，多少年来经常会听到乡亲们总用赞许的口气，讲起老方家前辈们出资办学、教书育人以及待人忠厚的一些往事，也许是赞许的话听多了，心中难免也会生出一种既自豪又自信的精神力量。

　　我记得在保定生活的时候，父亲曾为我买了一个形状扁扁的刷牙用的小搪瓷杯子。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由保定回北京的时候，父母曾用这个小杯子，装满了五颜六色的如同黄豆般大小的糖豆，并用手绢严实的包起来放进提包里，在旅途中不时的就从中拿出几粒给我吃。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一包糖豆就是小孩子的旅途零食啦！若和如今小孩子们的零食相比，其差距真是太大了。后来，这个小杯子一直陪着我上小学、中学、高中和中专，参加工作后，我还带着它出差走南闯北。如今，这个小杯子早已成为我怀念父母的寄情物，有时也会拿出来，给我的两个上学的孙子看看，再讲讲过去的故事。见下图，小杯子外表的搪瓷虽然略有损伤，但我会永久的珍藏下去的。

我曾在天津短期居住过，我对天津城市印象最深的就是海河上的解放桥和大轮船了。那时父母曾特意带我去海河边上看解放桥的开起和大轮船，特别是看到如同大楼一样高的轮船在眼前慢慢驶过时，心里既好奇又害怕。下图是1963年元旦父母带我在天津时的一张照片，当时我7岁。

　　父亲做事严谨，勤思好学的品质，从小对我影响是很大的，也构成了我凡事都要追求完美的性格特点。不过在出生日期上，我却留下了一个无所谓的差错。我小时候，大人们都习惯用农历表述日期。所以在我的脑子里，我是1956年正月十二生人，这一记忆十分深刻，几十年来我也一直是正月十二庆生。至于正月十二这一天，对应公历是几月、几号？我虽然查过万年历，但就一直没有用心记过。甚至在1981年开始实施身份证时，我也是按农历出生日期填写的登记表，即填写了1956年1月12日出生。当时我就觉得无所谓，什么农历、公历，反正差不了几天。不过我这个无所谓的差错，后来却引发了很多人对我属相的质疑。事实是这样的，我是农历1956年正月十二日出生，属猴是没错的，对应公历日期，应是公元1956年2月23日。而我身份证上填写的1956年1月12日，别人都会认为这是个公历日期，而其对应的农历则是1955年十一月三十日，这时，羊年确实还没有结束呢。难怪很多年来，总有人说我是属羊的。哎！每当有人提起这事，我只好再细细的解释一番。

　　小时候的往事，转眼就变成了历史的永恒，童年记忆就写这些吧！请看下篇 小学印象。

小学印象

1964年2月，我时年8岁，开始在大辛庄小学读书，从此开启了我的学生时代。当年都是寒假后升学，直到八十年代才改为暑假后升学。

大辛庄小学离我家很近，出家门往西北方向穿过一片空地走几分钟就能到。那个时候的大辛庄小学曾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合院，东、西、南侧厢房都是教室，北房设有老师的办公室和教室，院子中间的空场就当做操场使用。后来我得到了一张《大辛庄小学全体教职员工合影》老照片，其拍照时间恰好是我入学的那一年，见下图。这张照片真实的展现了当时学校面貌的一角，低矮普通的农家院，门框上还标有班级的编号，可见当时的学校是相当的简陋。照片中一共有十九位老师，前排右起第二位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刘翠兰，后排左起第一位是刘伯儒老师。照片中我能叫上名字的老师还有赵克义、孙秀茹、王淑芹、张瑞兰、扈少怀、韩宁远、王长贵、陈泽如、杨静珍，其余八位老师我一时想不起来他们的名字了。这些老师对我来说，都是有教育之恩的。

　　小学期间我记得每到冬天，每个教室都要安放一个大火炉。每天早晨，负责值日的同学就要早早来到学校生火，还要自带一些生火的劈柴，或是玉米棒子骨头。每次轮到我值日时，头天晚上就要准备好玉米棒子骨头和一些废纸，并用绳子捆扎成一小捆。还要特意告诉母亲，明天要提前半小时叫醒我，生怕迟到。那时的冬天，虽然教室里有煤火炉子，但还是很冷，尤其是上午。上课时脚冷，同学们就会不自觉的跺起脚来。有时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教室里会突然响起一片跺脚声，老师一回头，声响便会嘎然停止。当然了，这种集体动作，更多的是又掺进了一种恶作剧的色彩，现在回想起来，这也算是那个时候的童趣啦！在寒冷的冬天里，很多同学的手都有冻伤，一块块紫紫的，我也一样，晚上回到家里若用热水一洗，小手又疼又痒，这个印象至今我仍记忆很深。

刘翠兰老师是我入学后的第一任班主任，在我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对老师的敬重、信任、亲近和依靠感特别强，有什么事都会和老师说。反过来只要是老师说的话，也会认真听、仔细记，并及时去做。多年来刘老师经常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我记得有一次上学迟到了，刘老师不让我进教室，要留在教室门外罚站，一直等到下课时才让我进屋。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下子就记住了无辜迟到是很不应该的。后来我似乎想明白了，小时候老师的教育太重要了，正是养成习惯的时候，老师严格的教育是会让你受益终生的。

在小学老师中和我交往最久的就是刘伯儒老师了。说起来话长了，我上小学时，刘伯儒老师担任教导处主任，我参加工作后很多年，他还在大辛庄小学工作，并担任校长很多年，一直干到退休。当然了，后来的小学校，已成为了一个地区的中心校，其规模和管辖范围已经很大了。我爱人也是教师，后来我爱人也调到大辛庄小学任教，在刘伯儒校长的领导下工作。再后来，刘伯儒校长的老伴又曾给我们照看过孩子，所以我和刘伯儒校长的情缘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刘校长在我的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当年每周一次的国际形势报告。一般是在下午，全校的学生都要参加，大家各自搬着凳子分班坐在学校的大院子里听刘老师作报告。当时我对这个国际形势报告很感兴趣，也很好奇，它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很大，至今我有时看电视新闻联播时，还会突然闪念想到刘伯儒老师。

小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还好，在少先队里佩带过一道杠、两道杠和三道杠。学习上负担不重，每天有着充裕的时间和小伙伴儿们玩，有时放学后放下书包就跑出去，一直玩到天黑才和小伙伴儿们分手。那个时候我有几十本小人书，整齐的放在一个大柜子的抽屉里，其中有父亲给我买的，更多的是哥哥们看过后留给我的。在那个年代，我最爱看小人书，就好比现在拿着手机上网一样，确实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若能得到一本没看过的小人书，那将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说起小学趣事，最让我忘不掉的就是为爷爷打酒的事了。大概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隔三差五的，每当我中午放学回到家，爷爷就会很神秘的支使我去供销社给他老人家打酒去，他先递给我一个小酒瓶，然后再给我一毛钱，并再三嘱咐我，用八分钱打一两散装的白酒，剩下两分钱让我买两块水果糖，这时我一定会高兴地跑去买酒了。那时的供销社就在我家的北边不远处，直来直去，只需二十几分钟吧！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就是跟着爷爷去榆垡镇赶集剃头。早饭后我们从家里出发，是走着去榆垡镇。到镇上爷爷要先去剃头，然后就带着我去吃饭，这也是我每次去最高兴的事。现在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小饭馆里吃粘有芝麻的烧饼和杂碎汤啦！那叫一个香啊！吃完我们再顺便在集上买点什么，就溜溜哒哒的往回走了。

在我的印象里，爷爷很温和，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他喜欢喝酒，但从没见他喝醉过。后来我常听老姑姑说起爷爷，说他是一个有福之人，虽然一辈子在家务农，但不缺吃，不缺喝。他年轻时，可以享用其父辈留下的财产，手头紧了，就把自家的土地去掉一些。后来儿子成家了，又有本事，就开始依靠儿子生活了。他喜欢喝点小酒，是因为家里的条件允许，这也是会享福的表现。现在，我回想起这些话，不由得就会联想很多。爷爷的一生，可能因家境不错，所以就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谋生的动力也可能不足。再就是他在同辈人里又是最小的，可能从小时候开始，对财产看的就不是很重，因而具有了不守财，也不惜财的生活观念。所以到他主家时，只要家人生活需要，就不惜处置家产，活的比较洒脱。至于土改时，我家因当时所占土地较少，而被评定为中农一事，倒不是因为爷爷有什么先见之明，在土改之前就处置了家产，只能说他比较幸运而已。当然了，若说我爷爷因喜欢喝酒，而使后人得到福报，这也只能算是一个不能效仿和颂扬的特别事例了。

下图是我爷爷的一张老照片，拍照时间大约是1955年。

　　我家和伯父家是前后两个院子，爷爷和我们一起生活，住在北院，奶奶在伯父家生活，住在南院。当时爷爷、奶奶的岁数都很大了，奶奶每天都要拄着拐杖来到我们家里。我记得，她人还没进屋子，就能听到拐杖拄地时嗒嗒的声响，有时她在院子里转转，有时到屋里坐一会，说上几句话就走了。我爷爷是1977年去世的，享年83岁。奶奶也是高寿去世的，很遗憾我现在手头上没有奶奶的照片。

　　下图是我姥爷的照片。姥爷鲍书云，家在榆垡乡西湖林村。我对姥爷最清晰地记忆，就是跟着他去永定河大堤放羊的情景。每次出发，当一打开羊圈的遮拦门时，那几十只绵羊就争着往外挤，然后就成群的沿着小街道往村外跑去，地上则哩哩啦啦的留下了很多小小的羊粪蛋。那时姥爷也给我拴制了一把小鞭子，我在羊群后面追赶着，觉得特别好玩。

　　下图是我姥姥的照片。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和妈妈一起步行去姥姥家，要走十几里路，特别是过了榆垡镇再往南，路上全是黄沙，还要穿过大片的梨树地，所以每次去总要在姥姥家住上一宿再回来。姥姥总是给我们做很多好吃的，家里有什么零食也都要拿出来，或是变着法的现做零食给我吃。若是夏天去，她就赶紧到外边摘些瓜果，或煮毛豆，或煮花生。若是冬天去，她就会又炒瓜子又炒花生，或用一把大铁勺煎个鸡蛋。你只有吃了，她才高兴。我稀奇的是吃小米面的炉糕子，那是用一个特制的锅烙出来的，如同烧烤，但里面软软的，又有点甜，非常好吃。每次回来时，还要给我们书包里装上很多带回来。后来，我才慢慢理解了，姥姥是发自内心的疼爱着我们。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的。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就是全校师生一起出动的大游行。一般是在下午占用两三节课的时间，各班学生排着长长的队伍走出学校，沿着大辛庄的前后几条街转上一大圈。那时的大街都是土道，行进的队伍趟起一阵阵土尘，人人都是灰头土脸的，可人们却全然不顾，个个满怀激情的喊着口号，仿佛就是在完成一个神圣的任务。

下图是我们兄弟四人在“文革”初期的一张合影。我记得是1968年，当时我的大哥已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纺织机械厂工作，沈阳与北京之间虽然交通还算便利，但在那样的年代，一年中回家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大哥春节回家时就提出兄弟四人一定要再照一张合影。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兄弟四人骑着两辆自行车，到二十多里外的河北省固安县城照相，这也是我们兄弟四人第二张很正规的合影。从这张照片上，你可以领略到当年很浓的“文革味道”，我们手持毛主席画像和语录，胸前佩戴着毛主席的像章，这在当时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们发自内心的热爱毛主席，也特别注重这种仪式感。

　　我们这一届是在小学读完五年级后，按照当时的教改规定，就和六年级学生一起升入了大辛庄中学，和以往的小学生相比，等于提前结束了小学学业。我觉得小学生活是愉快的，无忧无虑的五年很快就结束了。请看下篇中学往事。

中学往事

1969年2月我升入了大辛庄中学。当时正赶上实行中学并校，每个公社就保留一所中学。我们小学五年级和当年六年级的学生升入中学后，当时都叫初一年级，但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有区别的。中学并校后，其学生分布的范围就大多了，有来自石柱子、贺南、贺北、东西白坦等村的同学，离学校远的有几公里的路程。大多数学生每天都要步行上学，当时家里有自行车的毕竟还是少数啊！学生是按片分班，我们大辛庄片的学生都分在一班，班里也有部分苑南、东西夹河等临近村的学生。那时的大辛庄包含四个大队，前街称为昕生大队，中心街称为中心大队，后街则一分为二，西部称为黎明大队，东部称为宏升大队。我的家是东安村，也属于大辛庄片区。（此处有一段文字未通过美篇编审，故舍去，请另见美篇印刷书的附页）

下图是我中学时期的照片。 临近中学毕业，我和同村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在大兴黄村县城照相馆拍照了一张合影，这也是我中学时代仅有的一张同学合影。照片中我右侧的是张福义，我前面的是王永昆，另一位是张留成。我和张留成同岁，张福义比我大一岁，王永昆比我大二岁。当时国家正处于“文革”后期，经济状况十分糟糕，从照片就能看到，当时不论是学生还是大人，冬天男人们都会有一顶栽绒帽子，穿家做的中式棉袄，讲究点的穿件制服棉袄或罩一件外衣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到1973年2月，我在中学度过了四年，中学毕业时，学校没有核发毕业证书，也没有召开毕业生大会，更谈不上照一张全班的毕业合影。可见当时学校在学籍等管理上还处于非正常状态。后来很多年，仅凭印象我已经很难回忆起很多老同学当年的模样，有一次回到老家，见到一位似曾相识的同龄人，聊上一阵后，才恍然想起曾是当年的同窗啊！ 现在回首中学往事，由于时间久远，很多细节早已记不起来了。好在从那时起，我有十几个中学老同学，其中还有几个是发小，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我们每年都要小聚几次，有时一年相聚多达十几次。我们之间情同手足，相互关心，互相帮助，情感非常深厚。下图是近年我们一次小聚时的合影。 特别欣慰的是从2017年开始，我们几个发小老同学，又与中学时期的王益才老师和班主任冯书刚老师取得了联系。当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师生再次相见，大家兴奋不已，再次燃起对中学往事的追忆与怀念。

　　下图是2017年10月18日，我们几位中学老同学和当年教我们数学的王益才老师小聚时的留影。

下图是2018年7月22日我们几位中学同学，再次与王益才老师小聚时的合影。 2018年9月8日，我们几位中学同学相约去家中看望王益才老师。 下图是2019年7月1日，我们的几位中学老同学有幸邀请到当年的班主任冯书刚老师和王益才老师小聚。这次我因脚伤未能到场，但和两位老师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视频通话。 冯书刚和王益才两位老师虽已八十有余，但精神矍铄，行动自如，当天是自乘公交车赶来与四十多年前的学生们相聚，心情十分愉悦。

　　我们中学师生的情缘将会永久的持续下去。特别是发小老同学，年岁越大，这种从小培育起来的情感就愈加的醇厚和珍贵，终将成为大家相伴夕阳下的精神寄托。

中学往事就写这些吧！请看下篇高中情结。

高中情结

我的高中同学都很怀念高中，而这种怀念是从毕业离校后开始的。起初，这种怀念，更多的是怀念学校、怀念老师、怀念那段学习经历，后来，又叠加上了怀念同学的情感。

不知从什时候开始，包括老师在内，在很多人心中，怀念高中又慢慢演变成了一种高中情结。正是在这种高中情结的驱使下，数十年来，同学间、师生间才会有无数次的小聚活动，才会有毕业20年和毕业40年的师生返校大聚会活动。

如今，这种高中情结还会更加丰厚，还会延续，还会花样翻新。我写此段文字，也是高中情结使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位于大兴县南部地区的榆垡、南各庄和大辛庄三个公社，我们常称为大兴南三乡。1973年，大兴南三乡只有榆垡中学设有高中部，当年其在南三乡范围内只招收了百名高中生，共设置了两个教学班，学制两年。那一年我很幸运，从大辛庄中学毕业后随即升入了榆垡高中。我们这届学生是1973年2月入学的，于1975年1月毕业离校，史称榆垡中学1974届高中毕业生。

在我印象中，那一年，大辛庄中学并没有组织专门的升学考试，而是在征求个人意见的基础上，再根据个人表现、学习成绩和家境情况等多项因素，经过综合评定后最终确定升学名单。据我所知，有的同学虽然想读高中，但最终因种种原因没能如愿。当年毕业生中，除有部分同学升入大兴师范学校之外，最终大辛庄中学升入榆垡高中的只有我们八位同学。

下面我们先通过四张老照片，认识一下这届的学生和老师。

下图是隶属大辛庄公社的高中生合影，这是我们临近高中毕业离校前的一次合影，也是高中时期唯一的合影。由于前杨各庄村的唐学民同学毕业之前已参军入伍，所以合影中只有我们七个人。图中前排左起依次是东白坦村的刘俊荣、贺北村的苏新荣和昕升村的王淑明，后排左起依次是石柱子村的刘照月、东安村的方志平、东白坦村的张志祥和西郊河村的韩泽存。

　　下图是当时隶属南各庄公社的高中生合影。从后排左起依次为纪左亭、张岐岭、高云龙、袁景怀、孙广义、赵玉琴、李玉英、丁淑芬、王桂芝、吴秀芝、李玉霞、陈玉玲、高士清、张凤鸣、申越山、金效山、何立新共17人。据我记忆，在这张合影中，至少缺少梁凤洲、李书章、周莲英三位同学。

　　高中毕业时，隶属榆垡公社的高中生，由于人数太多等原因，没有单独拍照合影。但对大辛庄和南各庄公社的学生而言，也许是到外乡求学，人数又少，拍此合影还是表现出了较强的地域归属感。不过现在看来，这两张高中阶段的合影，倒是十足的珍贵。好在我们毕业时，学校很隆重的为我们分班拍照了毕业合影。

下图是高中1班毕业合影，全班共有学生51人，其中46人参加了毕业照。从最后排开始，每排都从左起依次为 王占贺、方志平、马司元、高士清、申越山、李洪顺、李若松、朱克勤、张之良、靳连德、韩德福、孙广义、王书强、程立山、张殿军、李书会、张岐岭、杨景瑞、梁凤洲、王建东、张俊山、康凤普、张连志、谷学良、程永德、李书章、韩泽存、李月霞、朱瑞霞、殷景芝、苏新荣、张会文、马天霞、丁淑芬、刘振敏、张淑霞、张月华、王淑清、林景芬、张玉文、朱淑月、康淑娥、王书明、何立新、陈玉玲、赵玉琴。未参加毕业照的同学有 张学燕、李书国、刘汉英、王淑坤、李秀萍共5人。参加毕业照的老师左起依次为 张铁诚，陈绍悦、郑月秀、郑月久、郭殷田、常林瑞、李印祥、张士权、邹玲玲、刘久兰，共10人。

下图是高中2班毕业合影，全班共有学生50人，其中有46人参加了毕业照。从最后排开始，每排都从左起依次为：马继勇、郭义良、张志祥、刘春华、王文华、孟国华、孙国功、冯向一、陈明秀、高云龙、袁景怀、刘汉雄、纪左亭、孙凤民、张国山、王景全、鲍维衡、张凤鸣、刘照月、刘怀新、王占连、张洪山、崔 全、金效山、李志仑、张玉凤、孙国华、李淑兰、武淑英、李静芝、李立英、周连英、李玉霞、刘俊荣、吴秀芝、王兴国、王桂芝、王守花、郭立华、冯颖艳、杨茂文、蒋兆文、郭立敏、赵书华、誾淑芳、潘月娥。未参加毕业照的同学有 唐学民、李玉英、孙光辉、刘 辉，共4人。参加毕业照的老师左起依次为 常林瑞、郭殷田、郑月久、赵长恩、郑月秀、李印祥、张士权、李静芬、邹玲玲、刘久兰、张立、陈绍悦、张铁诚，共13人。

　　说起我们这届高中生，不少人都认为是大兴南三乡比较优秀又非常幸运的一批年轻人。说其优秀，主要体现在这届学生是经过选拔入学的，起码这些学生在主观上是渴望继续上学的，都有很强的求知欲望，这在当时读书无用的历史背景下真是难能可贵的品质，而且这些学生的各门成绩都应是比较好的。说其幸运，主要体现在招生的数量太少了。当年，南三乡所有中学毕业生有多少人，我没有找到具体的数字，但我保守估计，高中录取率是不会高于十分之一的。可见那一年能继续升高中的学生，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批人。

当年的榆垡中学，在我的印象里是很大的，起码比大辛庄中学显得更加气派。榆垡中学位于榆垡镇北端，在京开公路西侧，其在校师生数量和基建规模，都是大兴南三乡地区最大的，学校还为路远的学生建有专门的宿舍区域。学校建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可以同时容纳几个班的学生上体育课。特别是在一排排教室的周围，有很多高大的槐树，一到春天花开季节，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浓浓的槐树花香之中。每到课间操时，房前树下，一队队学生，伴随着大喇叭播放的乐曲，整齐划一的操练着，给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现在回想那两年的高中生活，是清苦的，但又是充实的。我属于住家比较近的学生，每天要自带午饭往返学校。还记得在寒冷冬天吃午饭的情景，在教室中间有一个大火炉子，第三节课后，大家便把饭盒摆放在炉台边上加热。中午大家围着炉子做在一起，吃着自带的老玉米面饼子和咸菜，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快活的很。当时农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有粮吃就已经很不错啦！

高中期间，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当时家里有一辆很旧的老式自行车，要经常修理才行。在那个年代，家里若有辆自行车，就很知足了。我记得在上高二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后去榆垡镇上买东西，不料自行车被人偷了。性急之下，我赶快跑到镇上派出所报了案。自行车丢了，我只能每天步行上学，好在正是夏天，早去晚归时，天并不黑。我从住家到学校大约有八、九里路，每天我就一人往返在两边满是庄稼地的田间小路上。若是遇到下雨，就披上一个包装化肥的大塑料袋子，书包放在后背，挽起裤腿，光着脚，手提着鞋赶路。那条路全是很滑的胶泥路，有时也难免滑倒，或全身被淋湿。但那段时间，我并不觉得辛苦，也不发怵，倒觉得十分充实和快活。庆幸的是大约两个月后，派出所通知我，丢失的自行车找到了。如今，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这段特殊的上学经历，总让我记忆犹新。

高中时期，我有幸遇到了常林瑞老师，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恩师。常老师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又是我的语文老师。我非常喜欢常老师的语文课，课上他除了传授国文语法外，总会借助于一篇篇课文的讲解，真情传递着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和脚踏实地、为人正直的做人理念。他在解读作品时，总会把自己溶进去，真实生动，情感十足，课里课外，虚实交融，常常使我们如同走进了战场，如同走进了古代，如同融进了作者内心。我觉得上课是一种享受，使人着迷。如鲁迅笔下的一个个主人公的形态特色，在常老师的讲解下，活灵活现，让我一直记忆深刻，而鲁迅杂文所展现的深刻批判性，又让我深深感悟到思考的可贵和文章的力量。

　　常老师不仅课讲得好，还精心指点我们作文。我记得，有一次外出学农活动回来，我写的一篇作文竟成了老师讲评的范文，并给出了许多修改建议。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若追溯我喜欢语文的源头，也正是从高中阶段开始的，是常老师唤起了我对读书与写作的浓厚兴趣，植入了观察与思考的意识，进而使我深深感悟到了文学的魅力，好似得到了一把打开古今中外社会百态之窗的钥匙，这对我日后的学习与工作能力的提升，无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榆垡高中，常老师是我最崇拜的老师，在我心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如今，我每当想起高中那段经历，就会很自然的想起常老师讲课说话时的音容笑貌。常老师应是我成长中遇到的有恩与我的贵人之一。

2015年1月我们几个同学去家中看望常老师，我为恩师拍下了这张照片。

高中毕业后，几十年来我和同学们曾多次与常老师相聚在一起，每次相聚，老师都要询问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情况。记得有一次相聚，常老师讲了很多话，特意叮嘱同学们为人做事一定要“外圆内方”，可见恩师对学生的一片关爱之心啊！

　　下图是1999年冬师生小聚时，我与常老师的留影。

郭殷田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当时已经是五十几岁的人啦，大家都称他为老郭老师。郭老师脾气很温和，有一次上课，不知啥原因，同学们底下讲话的较多，郭老师有点不耐烦了，便停下来和大家聊起了家常。提到老家是河北涿州，近期身体也不太好，还讲到这几天痔疮又犯了，现在疼得很……。郭老师待大家的精神集中起来，便又开始讲起课来。至今，郭老师那恳求的语调和期待的目光，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他那严谨简练的讲课风格和负责的教学态度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我喜欢数学，也很敬重郭老师，高中学到的数学知识确实让我受益终身。后来我常想，若没有高中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也许就没有三年后参加高考的勇气。是啊！人人都有老师，传授知识的老师是最值得敬重的。1998年我们几个同学还专门到位于通州的家里看望了已是八十多岁的郭老师。
　　下图是1995年在毕业20年师生返校聚会时几位老师的留影，左起依次是常林瑞老师、赵长恩老师、郭殷田老师、郑月秀老师、刘久兰老师、李静芬老师、陈绍月老师。

　　我自中学开始，就喜欢物理和化学课，到了高中对物理化学的兴趣就更加浓厚，高中时期我曾是化学课代表。当时郑永久老师讲力学、陈绍悦老师讲电路、刘久兰老师讲普通化学以及后来李静芬老师讲的高分子化学，至今我都印象深刻。特别是物理老师韩增生，他虽然没有教过我，但他对无线电方面的学识却一直吸引着我，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自己已开始动手缠绕小变压器、制作整流器以及组装简易的半导体收音机。课余一有时间，我和张殿军、李洪顺等几个同学就要跑到韩老师的办公室问这问那。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对电学，特别是无线电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一发不可收，最终成为了我择业的方向。在家里，我开始改装照明线路，自制充电器给蓄电池充电，每屋安装一个小灯泡，一旦停电就用蓄电池照明。后来我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工组，专门到河北省固安县柳泉电机厂学习电动机的修理技术，这也为我日后回乡务农期间独自修理电动机打下了基础。

　　我们这届高中生，正是得益于高中阶段的较好教育，才具备参加高考的资格和能力，其中很多同学正是抓住了1977年开始的高考机遇，或通过函授等等学习形式才得已继续深造，因而具备了更强的奉献社会的自身素质。特别是这一届学生毕业后不久，国家就开始了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届学生确实没有辜负学校和老师的培养与期望，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融入了国家快速发展之中，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工作和生活的都很精彩，各自也书写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人生故事。

　　怀念高中，其实是从毕业开时的。在校期间，很多同学之间的联系并不多，特别是隔班的许多同学，相互之间甚至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毕业后，同学关系倒亲近了好多，大家一旦碰到或小聚时，就感觉特别的亲热。

伴随时间推移，以及工作和生活的交往，很多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联系也日渐紧密，情谊逐年叠加。这时每个人心中对高中的怀念已慢慢变成了一种特有的情结。因大家都隶属于榆垡中学74届，似乎都为隶属于这个群体而自豪。也许是高中情结使然。毕业后，在74届这百人毕业生中，经有心人牵线搭桥，竟成就了八对同学夫妻，我也是其中之一。可见相同的成长经历、相同的乡俗乡音，共有的高中情结，特别是一致的价值取向，都成了同学结为终身伴侣的有利条件。

不管是紧密联系的老同学，还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因为心中有个高中情结，分开时间久了，都渴望相见与交流。正是因为师生们都有强烈相聚的美好愿望，才会有后来的大聚会活动。在1995年槐花盛开时节，两班师生共同返校，成功举办了纪念高中毕业20年的大聚会活动。这次活动不仅极大满足了74届师生盼望相聚的愿望，又进一步大大强化了每个人心中的高中情结。而这“二十年再聚首、同心兴中华”的聚会活动，也对榆垡中学及当地社会各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了在校师生及各界亲朋好友的赞扬。

为筹备好高中毕业20年大聚会，核心组成员曾几次商议，精心计划，再分头落实。下图是1995年春节，筹备组部分成员在大兴宾馆借团拜会之机，商议筹办毕业20年聚会时的合影。

　　1995年5月6日，正当槐花盛开时节，纪念74届高中生毕业20年庆典活动，隆重在母校榆垡中学举行，这是毕业后第一次师生大团聚。下图是参加活动的师生大合影，前排左起从第三位开始是参加活动的老师，依次是齐书和、解景茂、宁春华、张铁成、赵长恩、常林瑞、郭殷田、郑月秀、陈绍月（校长）、刘久兰、李静芬、张守城等13位老师。

下图是1995年5月，参加毕业20年返校庆典活动的原高一班学生合影，共32人 下图是1995年5月6日，参加毕业20年庆典活动的原高中1班师生合影。 下图是1995年5月6日，参加毕业20年庆典活动的原高中2班师生合影。

　　时间很快又过去了20年，2015年5月16日，榆垡中学74届高中毕业生和当年班主任老师，再次相约重返母校，又成功自助举办了毕业40年师生大聚会活动。

那天早晨，常林瑞老师携老伴李珊老师和郑月秀老师三位老人，虽已年过古稀，但精神矍铄，他们又回到了曾经工作多年的榆垡中学，触景生情，十分兴奋。

师生们多年不见再相聚，大家激动之情真是难以言表。往往是你我面对熟悉的语音与陌生的容颜，先是仔细辨认着，上下打量着，然后就是确认后的惊讶、热情的握手、紧紧的拥抱和一连串的问候。每个人都很兴奋，沉睡多年的记忆一下子激活了，满腔要说的话一股脑从心底涌出来，虽然有时话头较乱，但确清晰的传递着一种亲切真挚的情感。

聚会活动在李书会和郭丽敏二位同学主持下开始了。榆垡中学杨健校长首先代表在校师生致欢迎词，热情表达了对74届高中师生的欢迎和钦佩之意。冯向一同学代表聚会筹备组做了主旨发言，再现了四十年来恩师与学子间的深厚情怀。李若松、陈明秀代表同学分别向母校和班主任老师赠送了礼匾，传送了74届毕业生对母校和恩师的感谢与祝福。接下来常老师与郑老师这两位当年的高中班主任讲话，他们那饱含深情的叮嘱与希望，那熟悉的神态与声音，仿佛使同学们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课堂。随后王淑坤、陈明秀分别代表当年两个毕业班的同学讲话，那难掩激动心情的发言，瞬间感染着在座的每个人。纪佐亭、孙广义同学有感而发，声情并茂的朗诵了发自心声的自创诗歌。最后出彩的是李书国同学，短短的两段快板书，仍保持着那诙谐有趣的表演风格，不时引来大家阵阵的欢笑与掌声。

议程结束后，师生们一同参观浏览了母校那宽阔大气又生气盎然的校园，并在学校主楼前合影留念。师生与同学间一次又一次的不同组合的拍照，将深深的思念与情感永久的存留在底片上，这历史的瞬间将永远定格在人们的心中。

中午，一桌桌简约的农家饭菜，既健康绿色，又满桌丰盛，彰显了组织者和厨师们的良苦用心。伴随老班长张岐岭和王占连的祝酒词，拉开了纪念毕业四十年师生大聚会午餐的序幕。席间师生们一轮又一轮的真诚举杯，高潮迭起，此起彼伏，将师生间的感恩之情与多年不见的思念之苦，演绎的淋漓尽致。相互问候、相互祝福的美好心愿融进了美酒，又一下子渗透到了每个人的心田。此时，饭厅大屏幕上正播放着我特意制做的老照片电子相册【岁月如歌四十年】。它让历史告诉我们，74届高中生，得益于恩师施教，无愧于时代发展，青春无悔，可谓精彩人生。四十年来，师生情深义重，一路走来，岁月有痕，构成了榆垡中学建校六十年来一条亮丽的风景线。这正是：当年大兴南三乡，高中选录百人强。恩师授课尽心力，学子求知日夜忙。机遇厚爱七四届，改革开放圆梦想。追忆时光四十年，京郊大地创辉煌。如今花甲回母校，师生情深忆沧桑。寄语母校再发展，敢与航城美名扬。

下午聚会结束之际，老同学们再次祝福恩师及家人身体健康！松龄鹤寿！康乐无极！祝福同窗好友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家庭幸福！祝福母校伴随新航城建设，名扬四海、再铸辉煌！同时特别感谢筹备组同学为这次聚会活动付出的劳作；感谢榆垡中学校长与师生为聚会活动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为聚会活动提供帮助的所有朋友和工作人员。

聚会结束之后，筹备组又为聚会师生定制了集体合影精美镜框和一套完整的影像资料，并分发到位。

这次师生聚会也略有遗憾，如李立英、孙光辉等人为聚会曾忙前忙后，奉献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因事未能参加聚会。又如李静芝、王书明、杨景瑞、孙国功、李洪顺......等等同学，也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参加。

下图是榆垡中学74届高中生毕业40年返校团聚大合影。图中前排左起第四位是当年高二班主任郑月秀老师，第五位是榆垡中学杨健校长，第六位是当年高一班主任常林瑞老师，第七位是常老师的老伴李珊老师。

下图是榆垡中学74届高中1班师生返校团聚合影。 下图是榆垡中学74届高中2班师生返校团聚合影。

　　下图是2015年3月高中毕业40年聚会筹备组成员合影。

　　曾有老师这样评价榆垡中学74届高中生，其整体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在毕业20年和毕业40年之际，曾两次集体返校，举办了影响较大的师生团聚纪念活动，这在榆垡中学建校六十年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确实在校史上留下了精彩浓重的一笔。

　　如今，我们高中师生间的友谊仍在延续，高中情结也将成为很多人心中永远的精神寄托。请看下篇回乡务农。

回乡务农

1975年1月，我们高中毕业离校后不久，很多同学都陆续被招工安排到社办农机站、社办厂等单位工作，有的同学还进了公社机关和学校。我也有过这样一次被人羡慕的就业机会，但却被我拒绝了。

我记得那是我回乡后不久的一天，大辛庄公社文教组的组长翁维义老师亲自到我家，告诉我说，“经文教组研究，可以正式录用你为小学老师，今天我是特意来告诉你这件事的，并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翁老师当时也一定会认为我得知消息后会很惊喜，会同意文教组的这个决定。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当时拒绝了他的好意，当即就表达了不想当老师的想法。我知道翁老师是真心的在关心我，我记得当时他是在尽力的动员我，或者是在说服我，他还一再强调说是录用为正式老师，不是代课老师，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就业机会。当时我的家人也觉得机会难得，应该去。可我还是没有同意。翁老师最后离开我家时，还在说让我再想想，然后再做决定。为这事，我后来一直觉得很对不住翁老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关心。后来我们曾多次见面和交往，他还是很尊重我的意见。说真心话，当时我真的是不想当老师，我就对电感兴趣，对无线电技术感兴趣。另外，我也觉得自己不适合当老师。当时我父亲在石家庄工作，他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也没有责怪我。母亲看透了我的心思，也就没再坚持说服我。这是我的第一次人生选择，放弃了别人都认为好的一次就业机会。当时也没有高考，又不能继续升学。顺理成章，我只好踏踏实实的回乡务农，这才有了我未来三年的务农经历。

当时农村还在实行单一公有制下的“大锅饭”模式。一个村称为一个大队，下面再分为若干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和骡马车辆等生产资料，而铁铣、锄头等手使的工具都是自家的。生产队实行单独核算，每年生产队收获的粮食首先要交足公粮，剩下的才能分配给各家各户食用，当时粮食还不富裕，各家各户都是以粗粮为主，还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集体劳动时，几十人一同在田间干活，场面十分热闹和壮观。劳动力每天收入以工分计算，到年底再进行决算。劳力按其体力大小分成几个档次，强壮的男劳力每天挣10个工分，稍差点的挣9分或是8分，女劳力最高挣8个工分，当然也有更低的。在那些年，每个工分才值几分钱，若有副业的生产队再赶上好年景，工值能达到几毛钱就是非常高的了。

我回乡务农后，很快学会了各种农活，薅苗子、锄地、砍棒秸（收玉米秸秆），割麦子，包括场院上的扬场、拿筛子、簸簸箕等农活，这里面比较要力气的就是在场院扛包出入库，一麻袋小麦，重量足有一百八九十斤，两个人抬起放在一人肩上，扛起来运到室内剁起，或是由室内运到车上。我开始每天挣9分，后来挣10分，和其他劳力比起来，虽然算不上最壮的，但也算是合格的劳力。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利用冬三月，大规模的开展农田基本建设。为了平整土地，一些自然的土岗子被消掉，农田中的许多坟地也被取消平整了，使土地连成整齐平坦的一片，为大型拖拉机耕地作业创造条件。若整修穿越一个地区的农田排灌渠道或河道，就要几个公社联合行动，分段包干，共同投入，共同收益。“修理地球、人定胜天”是当时农村干部的口头语。最让我不能忘记的就是那一次清挖凤河的劳动。凤河据说是通向海河的一个分支河道，河宽十几米，深度有四、五米多。每个劳力负责大约20米长的一段，挖河作业完全靠人力，工具很简单，每人就是一把铁铣和一辆独轮车。靠近岸边的土直接用铁铣抛向岸上，河道里面的土就要用独轮车推到岸上，装满的一车土至少也有两百多斤重吧，再加上坡路，很费力气，真要憋足劲，一鼓作气才能推上去。记得正是秋后冬初的季节，天气已经很冷啦，但干起活来，我上身只穿一件秋衣还在出汗。由于工地离家有十几里路，每天要早早从家出来，到工地时天才亮，晚上天黑后再回家。好在生产队提供白面午饭，当时白面是很少的。那个时候我的饭量很大，五个馒头要用筷子串起来吃。有一天中午吃“懒龙”，就是带菜的花卷，外加白菜汤，懒龙四两一个，每人只给两个，我吃完还是不饱，恰好本家方维宗大叔负责做饭，就又给了我一个，算起来一顿饭吃掉了一斤二两。我在农村参加平整土地、清淤河道等重体力劳动，总共有一年多的时间。也正是这段苦与累的磨练，锻炼了我的体格与意志。从此我也特别理解农民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在我的意识里，是特别看不起那些吃不了苦、干点活就嚷累的人，也特别讨厌那些看不起农民的人。

1976年是我务农的第二年，这一年也是中国悲伤痛苦的一年，人民敬仰的伟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相继逝世，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这年初，村里决定成立一个农业科技小农场，在村西占用一百亩地，主要任务是为生产队繁育小麦、玉米、黄豆等农作物种子，另外也试验一些新的种植技术。小农场的领导由村干部张志英担任，十几名成员是在村里各生产队挑选出来的，有年青人，也有几个老社员，同时又挑选了十个北京城里来的插队知青，我也被选派到小农场工作。

张志英当时已是五十出头的人，按乡亲的辈份，我称他为张叔。他在村里十几年来一直担任着村级领导，由他负责小农场，主要是因为他对杂交育种等农业新技术有着很强的兴趣和知识，是村里力主发展农业科技的干部。村里安排我去小农场工作，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父亲长期在华北地区从事种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转至河北省农业厅工作，是国家种子协会会员，在良种繁育方面是公认的专家。当时，北京市、县农业局以及很多公社的科技站都跟我父亲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每年都会从河北省大量引进一些农作物良种。村里安排我到小农场工作，其用意也是为了便于在京冀之间进行农作物种子交流工作。不过我也确实很喜欢这农业科技工作，毕竟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与追求的新技术。我在小农场干了一年多时间，在农业技术和为人处世等多方面，跟着张叔确实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多种农作物从种到收的整个生长过程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比如玉米的生长期、小麦的千粒重、病虫害的防止等等农业常识至今仍能回想起来。在这期间，还承担了市、县布置的多项玉米杂交制种、小麦品种试验等项目，也经常参加县里和公社组织的科技会议和业务交流活动，充分体验了投身农业科技的苦与乐。

在小农场工作期间，我仍没有放下对电的兴趣，虽然不是电工，但出于喜欢，再加上高中学习过一些有关电的知识，就经常和村里的电工们探讨交流一些农电设施和用电器的使用维修问题，其中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自荐为生产队修理电动机。

当时由于农网电压不稳，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经常会造成用电设备故障。比如有的人直接用铜丝充当保险丝，结果当遇电压降低，负载电流增大时，就极易造成电机烧毁。当农田机井或场院的脱粒机、扬场机、粉碎机等设备的电机一旦烧毁，肯定会延误农时，影响生产。若再送专修门市修理电机，起码又要耽搁十几天时间，特别是在抗旱或秋收期间，这对农活进度影响还是很大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就毛遂自荐说自己能修烧毁的电机。因为我高中期间，曾通过学工的机会，专门到固安县柳泉电机厂，学习过电动机绕组更换等维修技术。这事被张叔知道后，他很高兴，马上决定支持我试一把，并按照我提的要求，村里出资购置了绕线机、摇表、卡尺等工具，并在大队部东侧堆放杂物的房间里清理出一块几平米的地方作为修理场地，搭上一个简易木台，配上电源，就算作修理车间了。我记得在那段不满一年的时间里，曾为小农场和生产队至少拆修过5台电机，从1.5千瓦到5.5千瓦，几个型号的电机都修过。每次拆修电机，我要先确定绕组形式，计算电机绕组圈数和尺寸，再去大兴电机厂购买漆包线，回来后自己制作绕组的磨具，接下来就是缠绕线圈、下线、整形、浇灌绝缘漆、烘干，最后是组装测试，所用这些工序均是我一人完成。当时烘干就是用200瓦的灯泡来烤，要连续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一般情况下，修理一台电动机，昼夜不停，三天就能搞定。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当时的行为真是不可思议。修电机纯属业余工作，也没有任何报酬，拆装时还有人搭把手，运到车间后基本上都是我一人操作。现在看那时的安全条件，十分简陋，非常庆幸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竟没有出现过什么差错。村里能自修电机，不仅能为村里节省了开支，关键是可解燃眉之急，生产队干部满意，我也获得一种价值感，特别是每次修好电机重新投运时，总会得到人们久久的赞许，感到很充实。

在农村期间，我的另一爱好，就是对无线电感兴趣。特别关注诸如发射机、收音机方面的知识和一些小制作。我曾将家里的一台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改成了发射机，在离家十几米的房后，用收音机就能收到家里人的说话声，为此真是兴奋不已。我当时，对常用的收音机了解多了，也就常帮着人们处理一些诸如断线、接触不良等等小毛病，后来也常常自备一些易损零件，开始给村民们修理收音机和少量的黑白电视机，经常晚上一人在灯下干到很晚才睡。那个时候，能为乡亲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感觉还是挺好的。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自费为村里的张庆云制作耳聋助听器。张庆云是生产队里的大车把式，按乡亲排起辈份来，我称呼他为爷爷。他耳聋的很，平时和他交谈要大声喊才能听到，而且聋的时间也很久了，甚至有很多人都习惯的称他为“聋子”。有一天我跟他一起干活，突然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想给他做一个助听器试试。后来我就着手自购了三极管、耳塞等等电子元器件，其中包括选购了一个如同小肥皂盒大小的收音机外壳。我几经调试做成后就送给了他，当他戴上能听清别人说活时，显得非常惊喜和激动，后来他就一直戴着这个助听器。在那个时候，我还自制过整流充电器、地震报警器等等小装置，并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当时，我对有关农电设施、用电器以及无线电等知识一直兴趣不减，为此也买了一些诸如晶体管电路、电工手册、家电修理等等相关书刊学习。那段时间，为乡亲们帮忙多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与赞许。

转眼间进入了1977年，这也是我务农的第三个年头。这年4月，我有幸由村里小农场调入了大辛庄公社科技站，成为了一名农民身份的“社职干部”，从此便开始在公社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做起了农业科技工作。

　　当时大辛庄公社科技站的站长是王克亭，他早年毕业于北京良乡农校。在公社机构里，科技站算是一个重要的部门了，站长既是那个年代科技工作的领头人，也是协助公社领导指挥农业生产的主要决策者。王站长很喜欢我，是他力主把我调进公社科技站的，也是指导我学习和工作的直接领导。科技站当时配有一台海鸥120相机和全套的胶卷冲洗扩印设备，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学习拍照以及洗印技术。下图是我和王站长仅有的一张留影，这也是我自己洗印的照片。这照片的拍照角度有些问题，不过如今一看，已觉得很珍贵了。我已多年未见王站长，细算起来他也该是七十有余的老人了。

　　2022年晚秋的一天，我终于打听到老站长王克亭的联系方式，当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彼此都听到久违的声音时，那一刻我们都十分的激动……多想尽快见面，好好的叙谈一下啊！可由于新冠疫情管控的限制，直到2023年的6月初疫情缓解后，我和老伴才迎来机会，如约来到了大辛庄东郏河村看望了克亭老哥、老嫂，实现了心中多年的愿望。这是我们在村口的留影。

这是我们在老哥家的院子里和哥嫂的合影。

　　在科技站期间，大部分时间要到各村指导一些具体工作，下图是我（图中左起第二位）在东安村小麦种子田里进行去杂时的留影。去杂就是在小麦收获之前，把麦田中长相另类的单株小麦清除掉，目的是提高小麦种子的纯度。左起第三位是张志英。

　　下图是公社科技站在东安村小农场组织现场会的留影。照片中前排右起第一位是张志英，他在向大家介绍整体试验情况。我当时位于后面右起第一个，身穿绿色的军服，戴着军帽，这也是那个时代青年人很普通的穿戴。

下图是公社领导与科技站人员带领各村干部，对各村农田进行巡检时的工作合影。我记得那个时候，公社刚配备了一辆新的丰田卡车，公社主要领导经常带队，用卡车拉着各村的干部，依次对每个村的主要农田管理进行检查指导，对值得推广的农业技术，就进行现场经验介绍。在这张图片中我位于前排右起第一位置，前排右起第四位是公社科技站站长王克亭，前排右起第五位穿白色汗衫的是公社党委书记毛光成，前排右起第六位则是我的高中老同学刘照月，当时他在本村石柱子村担任生产队长。 正是这一年，我工作上得到了公社领导和上级部门的认可，有幸被评为大兴县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并在号称“科学的春天”的1978年1月，荣幸的参加了大兴县首届科学大会。下图是“北京市大兴县科学技术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合影（节选）”，我位于后排左六位置。 下图是当年荣获的大兴县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奖状。

　　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披红戴花，站在台上接受县领导授奖，至今我还记得大兴县老县长李光碧颁奖时的音容笑貌。但此时，我心中却早已开始了更高的梦想，因为在这之前，我已参加完“文革”后的首届高考，正盼望着能重新走进大学的课堂。请看下篇高考圆梦。

高考圆梦

1977年，在伟人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话说高考，我记忆犹新。那是1977年的秋收时节，当我听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埋在心底里渴望读书的希望一下子就激活起来。说实话，我是一个喜欢上学，没有读够书的人。直到现在，我也觉得细细品味一本好书，都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不过当年得知恢复高考信息兴奋之后，心里充满更多的是一种惆怅情绪。毕竟高中毕业已经三年啦！自我感觉能考上大学的希望真是太渺茫了，要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复习完早已淡忘的功课，连课本和相关参考书都没有，感觉太困难了。好在关键时候，多亏家人同事和老师的鼓励与帮助，给了我信心和勇气终于去试了一把，进而没有错过人生转折的机会。
家人是特别支持我参加高考的，特别是我的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讲，“要考考看，我对你的希望很大”。在父亲的眼里，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他觉得我行，他也一直希望我能继续读书。我在公社科技站工作时，父亲就经常给我带回一些河北农业大学的专业课本和技术资料，希望我能在读书的年龄多读书。还曾几次表明为我惋惜的是我高中毕业后，没有得到一个继续读书的环境与机遇。如今国家恢复高考，对他来说内心肯定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因此鼓励我要抓紧时间复习，准备参加高考。公社和部门的很多领导与同事，也都用支持和赞许的口气鼓励我抓紧复习功课，不要错过难得的高考机会。当时公社党委书记毛光成和乡长石万凤，还有科技站站长王克亭，都明确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因当时正是秋收季节，公社干部都要分组下乡驻村，除了上传下达，还要负责各项生产任务落实到位，具体工作还是很忙的。但在那段时间里，他们都尽量不给我安排过多的工作，给我留出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说起复习功课，当时手头上连高中的课本都不全，也没有什么复习大纲和资料，后来东借西凑总算找齐了高中课本。在复习功课上，当时对我最有效支持的当属何秀全老师，当时他是大辛庄中学的物理老师。由于平时我总喜欢去他那里请教一些物理问题，所以和他很熟悉。高考复习时，我找他的次数也就更多起来。还记得有一天清晨，我早早就去学校宿舍敲他的门，把它从床上叫起来，他一边叠着被子一边为我解答问题。在复习中，他也一再鼓励我，并给我一些具体的复习指导。现在有时我回想起来这些历史片刻，总会有一种感悟，在人的一生中能支持你改变运行轨迹的往往就那么几个人，这就是人生支点吧！
高考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盼望能得到录取的音信，但一直没有，我甚至已不报什么希望了。直到1978年3月，有一天傍晚，我下班从公社大院出来准备回家，正巧碰到公社中心校（教委）主任张连甲老师骑着自行车刚从外面回来。他见面便对我说，“小方，我正要找你！”，说着便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并很高兴的告诉我“录取通知书来啦！祝贺你考上了中专！”我们在简单地交谈中，张老师还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按时去报到啊！”我收到这份北京电力学校计算机专业录取通知书，是感到很意外的。我清醒的记得，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填写的是北京邮电大学无线电专业，并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拦中清楚地填写了“不服从分配”的字样。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不去师范类院校，说白了就是不愿当老师。我填写高考志愿的做法，后来竟成了乡亲们笑谈的一个话题，认为我太自信了。但当时我确实没有报考中专的想法啊！我拿到通知书时，确实有些失落，也曾产生过待来年再考一次的想法。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我出于对电力学校和计算机专业的浓厚兴趣，才欣然决定按时报到入学。入学后我才知道自己的高考总分是240分，高考四门，据说成绩还是不错的，如果服从分配，也许就能被哪所大学录取了，但不一定能进电力之门，这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如今回忆起来，有时我就想，不知当年北京电校是哪位老师去招生？也不知这位老师又是如何在高考落榜生中选录了我？看来真是有缘。我从中学就开始对电充满兴趣，高中时期又渐渐变成了个人爱好。我虽然没能如愿考入邮电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但毕竟借高考之机，被电校捡漏，从此进了电力之门。因此说，我又是非常幸运的。高考是我圆梦的桥梁，北京电校是我圆梦的彼岸，是电校将我的兴趣变成了安身立命的职业，而计算机专业又赋予了我追求更高梦想的翅膀。是啊！也许这看似偶然的一个个相连的人生环节，其实之间一定蕴含着必然的因素吧！

高考是我人生之路的拐点，电校是我圆梦之路的起点，而回乡务农三年也只能算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个插曲了。当我做出要按时到北京电校报到的决定后，曾特意到黄村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农转非”前的农民纪念照。对我而言，圆梦后的一个全新的人生征程开始了。请看下篇电校记事。

电校记事

1978年4月20日是我进入北京电力学校上学报到的日子。早晨，母亲早早起来就为我做好饭菜，吃饭时还在重复着说了很多嘱咐的话。三哥也执意要送我到车站，我一再说不用送，最后一家人就聚在大门口送我，当时住在西院的方维宗大叔也过来为我送行。时年22岁的我，从此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家乡与亲人，告别了公社科技站的同事们，特别是终止了农村户口，满怀更大的梦想，开始了外出求学之路。我肩挎提包，手提着一个自制的绿色小木箱，独自一人，几经转乘公交车，从早已熟悉的农村来到一切都很陌生的大都市里，来到了一切都很新鲜的北京电力学校报到。说起我的那只很有来历的绿色小木箱，却也寄托着很多情感。小木箱原是父亲在保定工作时，自制的一个用于安装棉花含水量测试仪器的箱子，据说是当时一项很有价值的革新项目。后来我就一直用它存放书刊，特别是存放了很多我喜欢的小人书，再后来我就用它存放一些小工具和修理收音机用的小零件等等物品。在电校宿舍里，这支小木箱就放在我的床下，一直伴随我读完了中专。后来我又使用了近二十多年，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掉，直至搬家到城里时才将其扔掉。 我就读的北京电力学校，当时是隶属华北电业管理局的中等专业学校。八十年代初，计算机技术方兴未艾，因电网自动化的快速发展，急需计算机专业人员。1977年华北电业管理局决定在北京电校设立计算机专业，并在当年招收了一个班的学生，其中一部分生源就是从当年高考落榜生中选拔的。

　　我们班的编号是计算机7701班，它代表的是北京电力学校计算机专业，1977年首次招生的第一个班级的序号。这个计算机7701班确实有其特殊性。因为是第一次开设计算机专业，还没有成熟的教学计划，在教学安排上具有明显的实验性质。由于课程设置较多，按照中专两年学制是无法完成的。因此从入学开始，在教学计划上就设计为“两年毕业，三年结业”。即第三年毕业不离校，再继续学习一年。这和其它专业相比，是一显著特点。我还记得，在开学后不久，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就为此事一再解释，并殷切希望同学们，珍惜机会，发奋学习。为这事，当时班上很多同学都觉得很亏，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毕业。后来还有人提出能否转为大专学历的请求，但最终没有解决。说实在的，像我这样的老高中生，毕业几年后再上中专，确实有些不合常理。但毕竟我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受益者，在十年动乱中又有多少年轻人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年轻人。按照中专两年学制安排，我们于1980年4月正式毕业，后又继续学习，直到1981年4月才结业离校。
　　北京电校后来伴随时间推移变化很大。1985年，北京电力学校升格为北京电力专科学校。1992年又易名为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2000年4月并入位于学校西侧相邻的北方交通大学，作为北方交通大学东校区，设有电气工程学院、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等机构，统一划归教育部管理。2003年9月北方交通大学又恢复使用“北京交通大学”校名至今。

说起我们这个7701班的同学，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农村，有插队返城的，也有城里的应届毕业生，在年龄上最大相差五岁之多，这也许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现象了。这张照片是我们入学后，全班40人和4位老师在操场上的合影。我位于后数第二排左起第三的位置。

　　我可能是班里唯一来自农村的“农转非”学生。来到城市学校，从日常穿戴到说话，从生活习惯到脑子里的知识内容，我与同学们有着很大的差异。虽然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友好，但不经意流露出的种种表现还是让我感到不舒服。比如每当看到有些同学吃饭时浪费粮食，我心里都很难过，甚至很憎恨这种现象。有些人对农民的一些习惯性甚至是侮辱性称呼，以及生活中时常流露出的富有与清高，都时时刺激着我敏感的神经。因为我从记事起，直到上中专，一直都在农村长大，特别是有过一段务农的经历，使我对农民有着一种深深的了解和理解。我又是一个经过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也曾吃过糠咽过菜，亲身体验过无粮可吃的困难年景。所以入学后，面对城市全新生活，我从内心深处是非常排斥城市的，以致后来很多年我一直都对城市人不感兴趣。后来我才慢慢融入城市生活，并逐渐认识到这是城乡观念的冲突，是城乡差别的一种反映。在两年中专生活中，正是这种差异促使我思考，我常想，我本质上就是一个农村人，也为曾是一个农民而自豪，这个国家本来就是农业国，不了解农民是浮浅的，不理解农民是无知的，看不起农民是无德的。如今城乡观念的冲突仍在继续，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是不可抵挡的。

计算机7701班的第一任班主任是王宪芝老师，她是学校教务处的领导兼任我们的班主任，可见学校是非常重视我们这个班的日常管理。在中专时期，王宪芝老师是最让我怀念的老师。因我住家较远，又来自农村，一般每隔上两三周才回家一次。这样周日就常常一人留在学校，王老师经常在节假日来到宿舍看我，有时更像长辈一样问长问短，关心我的生活，聊聊家常，也是和我交谈最多的老师。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还经常和王老师保持着联系。不幸的是她过早的病逝了，我曾特意赶到八宝山灵堂向她做最后的告别，深深地鞠上三躬，以示对老师的敬意。

计算机7701班的同学们都统一住校，可谓朝夕相处，集体生活也丰富多彩，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出操，一起外出参观，一起组织外出游园。那个年代，男女生之间总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记得每天晚饭后，男女生都会各自三五成群走出校园，穿过一片住宅区后，来到北京动物园北侧的高粱河畔，沿着河堤小路悠闲地渡过仅有的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大家有时争论，有时嬉闹，你言我语，无话不说。当时不觉得怎样，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校园生活那是多么美好的一段经历啊！

由于专业上的特殊性，以及当时计算机专业的神秘性，再加上学校领导一再的鼓励与要求，计算机7701班的学习风气可谓异常浓厚。也许是同学们不经意间表现出的自豪感，的确在其它班同学的眼中，对我们留下了清高的印象。我们的数学、电工基础、数字电路等基础性课程是由本校老师授课，而计算机专业课程则是邀请大学老师授课，或是邀请电力科研机构的专业程序员授课。那时，学校图书馆是我最常去的地方，除了查阅专业书籍之外，也看了不少文学书刊，每天的学生生活，既充实又快乐。

　　1979年春节，我回石家庄看望父母时，曾特意去照相馆拍了下面这张照片，作为中专时期的留影。

　　1980年初我们计算机7701班全体同学如期得到毕业分配，当时分配单位包括北京供电局、华北电管局中试所、华北电力设计院、华北局调度所、电力部国调中心、官厅电厂和北京电校留校共七个单位，我和其他9人被分配到北京供电局。从此我们便开始拿着工资继续学习。由于北京电校隶属华北电管局，当时担任华北局主要领导的李鹏同志，还曾亲临电校看望我们这班即将离校的学生。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我们整齐的坐在位于学校北侧的大餐厅里，当时学生餐厅也作为会堂使用。几位领导在最前面，面对我们学生也坐成一排，然后分别讲话。主要意思是嘱咐并鼓励我们要不负使命，希望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

　　后来，我有时还会想起这次上级领导参加的离校送行会。

1980年12月份我们邻近结业离校，全班39位同学和三位老师拍下了这张珍贵的毕业合影留念。现回忆列出合影者姓名如下：

　　前排左起依次是：李建萍、何英、张黎、岳琳、王维锦（数学老师）、王宪芝（第一任班主任）、姚荣保（第二任班主任）、田秋、姚淑红、罗浩；

前数第二排左起依次是：赵蓉、龚念恩、范明艳、徐薇、聂晋农、衣晓燕、杜丽玲、于红梅、杨晓庆、朱汴军、屈敬伏；

前数第三排左起依次是：宋怡强、金国信、刘国旗、王计跃、段悦、李征山、段德文、宋鹏涛、董杰、杜亚辉；

后排左起依次是：赵刚、董梁、张家俊、苏升强、田保发、李烨、杨安林、方志平、郭志强、袁平、王会君。

赵春霞同学未参加这次毕业合影。

下图是我和杨安林同学在离校前的一张合影。 1981年4月，我们计算机7701班全体成员圆满完成学业，各奔其主，我也离校进入了北京供电局。为了记住这个人生节点，我又特意去中国照相馆拍下了这张毕业纪念照。

　　毕业后，每位同学都迎来了各自发展的一片空间，每个人身后也都留下了一串串故事。虽然每个人经历不同，但电校三年的校园生活都会给每个人留下永久的记忆，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如今回想起来，三年计算机专业的学习生活，对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养成了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可谓受益终身，也成就了我日后的工作。

　　如今，北京电校已不复存在，但我与它相伴的日日夜夜，将永远驻留在我的记忆里。岁月流逝，几十年过去了，但铸就在我心中的7701情结，却依然鲜亮。每当我想起那意想不到的学习机遇，想起那圆梦的校园和老师，想起那诱人的计算机专业，想起那充满活力的同窗学友时，心中都会充满一种无比的幸运与自豪。

　　在毕业后的几十年中，我们计算机7701班的老同学们，曾举办过两次大规模的集体返校相聚活动，也有过很多次小聚。每次老同学见面都是异常的兴奋，这说明在我们心中，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7701情节！我心中的7701，将是永远的记忆！

　　1997年2月23日，正值新春之际，我们几位电校老同学相聚在大兴宾馆合影留念。

2002年1月我们几位电校老同学相聚在长椿街合影留念。 2004年9月我们几位电校老同学相聚在前门合影留念。

2007年11月我们几位电校老同学相聚在白纸坊合影留念。

2014年12月我们几位电校老同学相聚在大兴合影留念。

　　2015年4月19日，在毕业35周年之际，北京电校7701班的老同学们又相约回到了当年的教学楼前，即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庆典活动。遗憾的是我后来更换电脑时，意外丢失了这次聚会的全部照片。好在老同学及时通过网络传来两张小合影，现展示在此吧！

　　如今，我们电校7701班的老同学都已退休，但同学间的情谊还将延续下去！而且会更加的珍惜这份同学情。

　　我自参加工作后，从狭义上讲，我的学生时代到此就结束了。但从广义上讲，我的学生时代还远没结束。后来，我又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参加了北京市委党校的本科学历教育，也相继获得了一大堆学习证书。再后来，学习就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信奉活到老，学到老的信条，直至永远。　　

好了，就写这些吧！由于时间跨度较大，记忆中难免有错，文中不妥之处请指教。 再次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