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苍凉而辛酸之人口迁徙史

佐良

　　在清朝年间，以山西贫民为主自发而无奈人口大迁徙事件，在历史上称作“走西口”，是近代三次人口大迁徙之一，是一段历尽艰险、饱含辛酸的悲惨历史，是普通百姓由于生活所迫，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事情，“走西口”不但是一部人口迁移史，而且是一部创业史，更是一部蒙汉民众融合史。

　　我们先辈也是“走西口”而来，其经历艰难、困苦、辛酸是远非那个时代我们所能想像。我们很庆幸生活在幸福美好时代；我们很幸运衣食无忧、住高楼大厦、享受高科技成果；我们很荣幸能看到未来世界和生活巨大变化。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前辈，他们一生没有我们好福气，不如我们走运，暗淡无光，黯然失色，相形见绌，艰难和痛苦成了他们生活常态，我们要对前辈有崇敬和敬重之情，我们是历史的继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没有前辈“走西口”，怎么能有祖辈生命与家规家训世代传承！怎么能有我们家族人丁兴旺！怎么能有我们舒坦快乐幸福生活！怎么能有土默川平原繁荣进步……。因此，我们在逢年过节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之前，不要忘记在灵堂前祭奠前辈，不要忘记去坟墓前磕头烧纸，以寄托我们对前辈哀思，如果真有在天之灵，前辈们或许能够得到些欣慰。

　　“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在内蒙古，只要提起这首《走西口》民歌，人人都能唱上几句，它唱出了晋商百年悲伤和希望，唱出了老百姓到口外谋生的那段历史，背井离乡，离开家人，踏上遥远的未知路程，有人说：“闯十趟关东，不如走一回西口”，可见“走西口”之艰难，说不定哪年哪月哪 日就天人永隔。将近300年哪！时光在不停逝去，“走西口”一幕就在不停上演，离开了家乡到蒙古生活。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通过康雍乾三世100多年休养生息，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全国土地兼并也很严重，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政府也意识到蒙古草原开垦土地、种植庄稼必要性，积极推动和鼓励汉民到蒙古移民，放牧开垦。于是，成千上万年轻人纷纷涌入土默川平原一带，与此同时，山西中北部降雨不足，土地贫瘠，植被鲜少，沟壑纵横，十年九旱，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也迫使当地人出外谋生。

　　在清代，杀虎口是“走西口”必经之地，在明朝时为表达对胡人愤怒，把该地叫做杀胡口，到清朝时，满蒙一家人又改为杀虎口，该地自古以来就是蒙古南下或中原北伐必经之路，常年刀光剑影，战火纷飞。明朝对蒙古实行经济制裁，不准有人员和生意往来，但蒙古人为了活命，还是不断南下进入山西境内对百姓掠夺抢却和骚扰，过了几年后，经过双方协商谈判，同意开办市场，停止抢却，这样，杀虎口成为了口里口外互相交流联系通道。

　　山西人真正迁徙是康熙年间从商人开始，而对普通百姓则有所限制，此时，无数贫民百姓已把口外当作活命天堂，一个个都望眼欲穿，但碍于朝廷禁令，只能是望洋兴叹，撑死胆大饿死胆小历来都是如此，这个时候就有部分胆大如天者，装扮成商人模样随大队铤而走险，到关外谋生。到康熙末年，才陆续解除了对贫民“走西口”限制，这个时候“走西口”都是季节性春去秋回，被称为“雁行客”，此后，移民愈演愈烈，等到乾隆年间，则是“贫民出关，不必阻拦”，于是，“雁行客”逐渐定居口外，我们田家前辈就是在这个期间来土默川定居的。

　　康熙在平定叛乱中，需要大量军用物资，朝廷要求山西及周边地区担此重任，山西商人敏鋭洞察力，感觉商机就在眼前，有利可图，和蒙古人生意越做越多，越做越大，不仅保证了军用物资需要，而且，获得了可观收入，钱赚得盆满钵满，在这期间，诞生了大盛魁、乔家等大商人，杀虎口因此成为北方商业繁荣之地，乔家先辈就是早早走出杀虎口，成为第一批到蒙古经商的商人。

　　在包头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乔家在百年之前商号名称，包头以前只是个小村庄，现在则是人口将近290万大城市，乔氏人开设复盛公后，商家会聚，店铺林立，种类繁多，市场繁荣，慢慢聚拢起人气，逐渐发展成如今包头市。至此清代山西商人落下个会做买卖会理财的好名声，而且这种历史底蕴影响力传承一直到二十世纪，孔祥熙，不但把中国第一家庭宋家女儿娶回家，而且执掌蒋介石国民政府财政大权10余年，薄一波和南汉辰，则是新中国首任财政部长和人民银行行长。

　　首批到口外淘金山西商人，空手而离满载而归，发财致富，回到山西老家都盖起了豪宅，其消息不胫而走，没多久传遍了山西大地，都知道他们在蒙古发了大财，给这些处于贫困中百姓带来了希望和曙光，人们纷纷了解实情，收集信息，能否到口外淘金……，而商人这时就是人们“走西口”宣传队和播种机，他们把口外美景、商机、希望等情况一一作了介绍，通过这些商人宣传、鼓励、动员，不但给民众带来思想观念变化，更重要带来“走西口”信心，从此，“口外”（包括土默川平原）面向贫民大门打开了。“地上本没有路，走人多了便有了路”，而且他们相信此路将越来越平坦、顺当，就是一条康庄路，是谋生希望寄托之所在，该地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四季温和，资源丰富，前程似锦，是山西人救命稻草，是山西人金山银山，是山西人栖身之地，于是，他们义无反顾、毫不犹豫踏上“走西口”征程。

　　生死存亡面临恐慌、恐惧使人本能有一种越是艰险越向前冲劲儿，此时此刻，山西人就是这样，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或许能够闯出一条活路，有吃有喝谁愿意“走西口”，蒙古草原就是他们追逐梦想地方，成千上万贫困农民背井离乡，表情苦楚，破衣烂衫，内心充满了悲伤与酸楚，他们有亲弟兄，有本家弟兄，有临居，为了安全，少则二人、三人，多则五人，或更多人，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妻儿、姐妹，离开了故土，慢慢迈开了西征步伐，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而艰辛日子，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这是“走西口”唯一活命机会，也没有资料记载，在长达300年“走西口”贫民中死了多少万人。

　　在艰难困苦面前，人们暴发出来能量是力大无比的，所具有潜能和意志力是无限和坚韧顽强的，藐视与克服困难信心是超乎寻常的。在那个年代，没有自行车，没有摩托车，更没有汽车，只有两条腿徒步而行，每天要经历各种艰难险阻，只能无奈而又坚定地选择风餐露宿，每日步行30-40公里，走到哪里天黑了便在哪里歇脚，“走西口”大约380公里路程，相当于从呼市到包头再返回呼市，然后再到察素齐，这么远路程现在开车4小时左右就到了，而步行“走西口”贫民则需用10天左右时间，对那些生活没有着落人而言，则是生存的折磨和考验，不管是酷暑严寒，不管是日晒雨淋，他们只能咬紧牙关，默默祈祷，艰难前行，在旅途中的重重险境，往往只能听天由命，途中荒凉遍野，空阔无边，不见人烟，若遇上沙尘暴，很有可能被活埋，而更危险是土匪和野兽，随时可能让这些命苦之人，财物被抢，曝尸荒野。

　　去口外谋生的人，大多没有过多行李，往往是肩挑一根扁担，一头捆扎铺盖，一头捆扎干粮，这根扁担不仅用于挑行李，还可以当武器，用来对付狼狗，必要时是安营扎寨房架，铺盖是破被，旧毡，夏季是单薄烂夹袄，冬季则是满是补丁大皮袄，白天当衣服，晚上当铺盖，所带干粮有小米、糠炒面，大多数人整天食不果腹，饥寒交迫。

　　口里人要到口外，不仅要经过长城各个西口，在通往西口一条条路上，充满着诱惑、充满着希望、更充满着荆棘、恐惧，甚至是死亡。作为一个千年以上农耕民族，固守有吃有喝一亩三分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常态，也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作为“走西口”贫民百姓，离家出走到新地方开拓闯荡，这需要颇大胆识和魄力，但山西人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他们以“铁了心肠不回头”的坚定信念，以超乎常人坚强意志力，克服了一个个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留下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故事，铸造了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走西口”精神。

　　“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挑战，那些勤劳智慧的人，一代又一代移民背井离乡，勇敢地克服各种困难，用双手开辟了蒙古地区，走出了一步新天地。

通过“走西口”，加强了蒙汉人民经济和文化交流，改善了蒙古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富有浓郁山西文化特色的移民文化。

通过“走西口”，带来了农耕技术，开发了蒙古地区，由单一游牧社会变为牧农并举二元社会，将传统农耕线向北推移了一大步，对国家稳定和繁荣有积极影响。

通过“走西口”，1万多平方公里土默川平原，大大小小村庄星罗棋布，也不乏有现代化大城市包头和呼和浩特。山西式风土人情、生活方式、中原文化等在土默川大地上再现，土默川平原因此成为内蒙古“米粮川”“塞外江南”。

附录：近代山西省重量级别人物

华国锋（1921-2008年）山西省交城县人，原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薄一波（1908-2007年）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蒋村人，无产阶级革命家。

徐向前（1901-1990年）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

彭真（1902-1997年）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永贵（1914-1986年）山西省昔阳县人，原国务院副总理。

孔祥熙（1880-1967年）：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人，大商人。

阎锡山（1883-1960年）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人，晋系军阀首领。

傅作义（1895-1974年）山西省荣河县人，国民党高级将领

董其武（1899年_1989年）山西省河津人，原绥远省政府主席，开国上将。

徐永昌（1887-1959年）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县人，国民党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