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之《知青岁月》

惠心洪图

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

到了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成为每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的必修课，上山下乡已经成为时代的洪流。

管理、安置知青也成了父母单位或街道日常工作的重点。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生都归到父亲或母亲的工作单位管理，知青可以跟父母单位一起集体下乡到知青点；也可以“投亲靠友”自己找接受的生产队；家里有特殊困难的和身体有病的知青，也可以申请留城。

高中毕业后，我秉承着“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指导思想，按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主动到我父亲单位的知青办报名下乡。

我采纳了父母的意见，选择了“投亲靠友”的方式下乡。我心无旁骛地获得了一张跟这一代人同名的名片—“知青”，有幸成为了一千多万人的知青队伍中的一员。

记得那是1974年10月上旬的一天，具体几号我记不清了。我虽然没有跟父亲单位集体下乡，但父亲厂里还是安排了一辆前面扎着大红花的大卡车，锣鼓喧天地到我家楼下接我，单独送我去乡下。父母也随我一起上了车，他们一定要把我送到目的地才放心。

尽管我做足了下乡的思想准备，在车子启动徐徐向前时，不知怎的，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啦吧啦的滚落下来，可能是对我生活了近20年的城市和家的依恋；也可能是对我那未卜的前途担忧吧。父母看到我哭，他们也陪着我一起掉眼泪，我立即收起眼泪，跟父母说：“没事，我只是有点舍不得你们”。

车子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就到了我即将要开启新的人生、新生活的地方—“湖北省黄陂县长堰公社新旗九队”，正式成为一名插队的知青社员。

（这是我外公、舅舅居住的生产队。但我舅舅当时已经不在生产队务农了，在社办企业工作。）

我们大队总共有武汉知青30多人，大队林场有一个知青点，20人左右，是集体插队来这里的，其他小队也有10来个投亲靠友插队知青，我们小队还有一个跟我一样情况的男知青。

第二天，我就扛着锄头“出工”了。生产队长说：“你父母还在这里，你休息两天陪陪父母”。我倔犟地拒绝了队长的好意，并催促父母第三天就回去了。

我到生产队的时候，不是农村大忙的季节，这也就给了像我这样“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城里伢一个循序渐进地锻炼、适应的过程。

我自认为我的吃苦耐劳精神和适应能力比别人要强一点，不知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因为是家里的“老大”而被培养出来的。下乡后我比较快地就适应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虽然我是“投亲靠友”的关系插队的，但我尽量不要让人照顾我，拒绝妇女队长安排我跟年龄大的社员一起干轻活的派工，主动要求跟其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一起做同样的活。

有一次，队长安排给麦苗施农家肥，男社员就把粪从村子里挑到两里以外的田地里，年轻的女社员就挑水，将水按一定比例兑在粪里面，再施到麦田里。妇女队长安排我跟年龄大的女社员一起去锄草，我主动跟妇女队长要求要去挑水，妇女队长说：“挑水是个很累的活，坡陡路窄不好走，你又没有做过的，你会受不了的。”我拒绝了妇女队长的好心，坚持要求去挑水。我挑着一担水，趔趄着走在弯曲的田埂上，踉踉跄跄地像醉汉一样，逗笑了跟我一起挑水的姑娘们。于是她们就教我如何用扁担，巧妙使劲、快速换肩等技巧，我边学边实践，比较快地就有进步了。一天下来，的确很累很累，肩膀被扁担磨破了皮，我忍受着钻心的疼痛，一声不哼，咬牙坚持。心想总要练出来呀！以后类似这样的境况可能我会经常遇到的吧！第二天，我把肩上垫了条毛巾，就又出现在挑水的姑娘队伍里……。

类似这样的事情经历过几次后，久而久之，妇女队长也就不再把我当城里的伢来照顾了。

我也慢慢学会不把自己当城里人。

我努力克服城里姑娘身上贯有的“娇骄”二气，跟大家打成一片，虚心向经验丰富的老农学习，不耻下问。干活时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

我在稻场上赶牛拉石滚碾谷子，牛尾巴一翘，就知道牛要拉屎了💩，我会像老农民一样，抓把稻草，用手接着牛粪，以免牛粪弄脏了谷子。

我在吃饭或休息时，如遇下雨或其他险情，需要抢收田地里庄稼或稻场上的稻谷、麦子，我会像其他社员一样，立即放下手中的碗筷，投入到抢收的行列中去。

农闲时节，我会跟其他年轻社员一样，到离村子十几公里以外的水库去兴修水利，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冒着刺骨的寒风赶去水库，晚上8点多钟才到家，早晚不见天。

我坚持每天出早工，尤其是寒风凛冽的冬天，早上天没大亮就要起床，很多社员都起不来，就不上早工了，因为不是农忙时节，队长就睁只眼闭只眼不说什么了。我没有因为起不来床而误过一个早工。

我在下乡的两年半期间，除了春节放假我会回武汉小住个十天半月的，其他时间我没有请过一次假回家，我的出勤率连续两年在全队女社员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在知青岁月里最让人难忘的、最锻炼人的、最考验人的、最难捱的莫过于就是“双抢”了。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抢种”，水稻🌾在南方是种两季，早稻和晚稻，“双抢”就是指7月份早稻成熟，收割后要立即耕田插秧，我们“双抢”的口号是：“不栽八一秧”，这就是说“双抢”是在一年内最热的时候，一般是7月10号左右开始，7月底前晚稻插秧必须完成，否则就会错过季节，晚稻的收成就会大大减少，甚至会绝收。

下乡的第二年是我参加的第一次“双抢”，双抢开始前，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分析、动员、部署“双抢”工作，那年因有些特殊原因本应该赶回来参加双抢的人员回不来了，“不栽八一秧”很难做到，队长和队委会的干部一个个都心急火燎！我在会上发言建议说：“要想不栽八一秧，我们把队里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一支青年突击队。只有年轻人多吃苦，加班加点、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来保证任务的完成。”队委会成员商量后，觉得这个办法可行。队委会就把这个组建突击队的任务交给我，我嘴上没有推辞，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我心里还是很忐忑的，我一个还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又没有什么经验的知青，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我把队里的年轻人召集在一起，请大家自愿报名参加突击队，结果让我很感动，能参加的年轻男女👱‍♀️👱都参加了，我们的生产队长也报名参加了，因为队长也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

我们的突击队就此成立了。突击队的名字是以当年风靡一时的现代京剧样板戏电影🎬《龙江颂》里面的团支部书记—“阿莲”的名字来命名的，名为《阿莲青年突击队》。 

这支突击队在双抢期间，白天受队长的统一调配。在双抢20多天时间里，全队社员每天4点多钟起床，5点钟出早工，一直到晚上10钟收夜工，（除去三餐饭的时间）大家就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

7月份的气温是一年中最高的，大家头顶着烈日的炙烤，脚下踩着稻田里被晒得发烫的泥巴，上烤下蒸，面朝黄土背朝天插秧、割谷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脚上常被蚂蝗咬得鲜血直流，被汗水💦湿透的衣裳一天到晚就没有干过。晚上还要开夜工扯秧，秧田里的蚊子🦟大得像苍蝇，叮得人身上大包摞小包，奇痒无比，难受之极。

突击队员们经历了白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的工作，晚上10点钟大家收夜工后，还要再加班2-3小时，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一般情况下，继续加班是扯秧，如果脱粒机轮到我们队用了，我们就会通宵达旦地使用脱粒机，让抢收的早稻早日安全地进仓。（那时一个大队只有1-2台那种半机械化的脱粒机，由大队统一调配轮流使用。）

在双抢已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时候，队长分析说：“插秧人手少，这个环节可能会有点问题，怕拖后腿。”我跟队长说：“这几天正是农历十五左右，月光明亮，我们可以晚上插秧吗？”队长说：“迄今为止还没有过晚上插秧的先例。”我说：“那我们就试试呗！”队长同意让我们试一下。说干就干，当天晚上，我们突击队的队员，小伙子们挑秧送秧，姑娘们栽秧，大家在皎洁的月光下，忙得不亦乐乎！姑娘们在栽秧的过程中，严格按纵横的尺寸要求，一丝不苟地插完一块又一块的秧田……

那年的“双抢”在全队社员和我们突击队员的共同努力下，按时间保质量的完成了任务，收到了大队领导的表扬。👍

“双抢”中的那种辛苦、那种累，是参与了双抢的人无法言喻的；是没有参与过双抢的人无法体会的。

后来，我们成立突击队和晚上插秧的事情被大队的领导知道了，领导们耽心我们插秧的质量有问题，便带着一行人来我们队里检查，检查的结果大队领导完全满意！

我们成立突击队的事情又从大队传到了公社，后来公社就把这个事情作为“双抢”中的典型事例进行宣传推广，并带领公社其他大队的负责人和代表到我们大队来学习取经，我们大队书记就让我代表突击队介绍经验。我的介绍在大家的热烈鼓掌中结束后，不知是谁提议：让我表演一个节目。随着这个话音刚落，其他的人都跟着起哄，大有不依不饶的节奏！对这个要求我着实为难，因为我天生就是“五音不全”，但在那种情况下，不能扫兴，我只有硬着头皮给大家唱了一首京剧《龙江颂》里面阿莲的唱段《让青春焕发出革命的光芒》，才算完事。

后记：

1976年3月我被大队公社推荐考核，参加了黄陂县第三届知青代表会。

1976年6月30号，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7年4月12号，我被招工回城。

我生活了两年半的那片黄土地，曾经让我有过迷茫无助；也让我有过激情四射；让我获得磨练和积累！让我获得的肯定高过我的付出太多太多……

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已被深深地刻入岁月的年轮，那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中的经历，知青岁月是一道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

2021年1月25号

图片来自网络，致谢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