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1978--1982

老高

1978--1981，是我上大学的四年。在这四年，发生了许多影响国家走向和百姓生活的事情，是我国历史上最值得书写的四年，至今还记得那时的好多事。

感受到历史的脚步在前进

首先是知识分子命运大反转。国家决定恢复高考以后，就感觉到大学生瞬间成了香饽饽，知识分子整体开始翻身，成为正面的阶层。

1978年2月，著名作家徐迟写了一个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述陈景润的故事。报纸用几个整版面刊登了这篇文章，引起轰动，家喻户晓，一时间人们竞相阅读，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变得高大，社会地位急剧上升，臭老九的帽子被踩在脚下。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

1978年5月11日，一篇的重磅文章问世，《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我那时还算比较爱看报纸，每天午饭后总会在食堂前的阅报栏浏览一下。我看到了这篇文章，也意识到放在头版头条的是重要文章，不过我政治上不是很敏感，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背后有着极其深刻而深远的意义。

实际上，这篇文章所引发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

我是1960年上小学，记得小学高年级时阶级斗争的口号就喊的满天响，这么多年，阶级斗争为纲终于停止了，终于要搞建设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78年，西单体育场的围墙上还出现过大字报，越来越多，形成了西单民主墙。我们还专门曾跑到西单，去看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其中有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后来，那里也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源地，1979年下半年被政府禁止继续张贴大字报。

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建交。随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之邀对美国进行进行了国事访问，神采奕奕的邓小平戴上了牛仔帽。

1979年2月，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班有个同学来自部队，他的战友上了前线，有人献出了生命。我的一个发小也上了战场，荣立三等功。

1980年中国文革后首次人大换届选举中，从上海到北京的一些高校，大学生竞选风潮汹涌而来，争相参选人大代表，在年底的北京换届选举中达到高潮。

我所在的是工科学校，热心参与此事的学生不多，但口口相传，听到不少清华北大等高校学生参加竞选的故事，记得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学的刘源也参加了竞选。

1980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深圳特区成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的事件。我们毕业时，学校还有同学分配到基建工程兵，开进深圳后，集体转业，成为第一代深圳人。改革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 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洪文、姚文元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0年；......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做了两件大事:

1. 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最重要的内容是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决议》对文革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八十年代初，持续了许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悄然终止，无数在⻛⾬如晦的年代逝去青春的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我也曾是知青的一员，曾和太原市的上万名知青一道参加了山西铁路建设兵团。回想当年，蹉跎岁月，感慨颇多。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出国留学的大门也已打开。我们班在大三大四时，各有一个同学自费出国留学，还有一些同学做着出国准备。82年毕业时，我们学校这届毕业生有几十个公派出国的（多数指标集中在化工系的高分子专业，我们系只有一个指标，是我们班陈耀东考取），以至于高分子某些班分配时已经没多少人了。

农村经济改革悄然开启

我对农村问题其实关注的不多，但回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事情，却总能想起那时悄然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

当时，国家经济被文革摧残的已经是千疮百孔，物资极度匮乏，买东西还是要各种票证，在我的家乡太原还是和文革时期一样，居民每个月只有30%的细粮，每个月只有三两食用油半斤猪肉。暑假（北京比太原放假早一个星期）回太原去高校找同学，看到他们在食堂还是吃着玉米面窝头，那时北京高校食堂的粗粮并不很多，每天可以看到肉菜，尽管也有同学抱怨伙食不好，其实我已经觉得很好了，至少比太原高校好太多了。

实际上最惨的是农村，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吃不上饱饭，严重的地方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

随着文革结束，如何解决让大家吃饱饭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有许多有识之士都在考虑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问题，许多农民也在不声不响地探索着发展的路子。

农村改革已经出现曙光。

我的同学告诉我，北京有了自由市场，在北太平庄有农民摆摊卖一些农副产品，后来我们多次去北太平庄的自由市场用粮票换鸡蛋。

一次假期回家，见到了在南开大学上学的发小杨汉城，他告诉我，安徽一些地方的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并告诉我一句在农村已经流传很广的话: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确实，当时在安徽，万里坚决支持农民自发开始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做法产生的效果非常惊喜，当年就是大丰收。但这个做法在上层也有很大的阻力，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就说万里是"好行小惠"。

1980年9 月，胡耀邦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举行专题座谈。会议上争论很大，反对包产到户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次会后不久，《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一篇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尽管我对农村问题关注不多，但这篇文章却吸引了我，一是因为文章作者吴象（时任万里的秘书）是我的发小吴阿丽的父亲，也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辈，二是在中央大报上支持包产到户，我觉得也算是石破天惊了。这篇文章以这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阐述包产到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让我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出路和希望。

包产到户在文革中被批的可谓是“臭名远扬”，现在再搞包产到户，在许多人的眼里，那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因此那时对包产到户的争议很大。后来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杜润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万里进京担任副总理前，农口有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为了解包产到户问题专程去安徽调查，结果和万里发生了争论。那个老干部说：包干到户不宜普遍推广，因为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万里还问道：“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

1980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

中国农村改革是最成功的，可是，当时的起步也是很艰难的。

1980年8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央写出关于学大寨运动的总结报告，报告对文革以来的学大寨的极“左”做法进行了系统批评和彻底否定，认为大寨在“文革”中走向了反面。后来中央肯定并转发了山西的报告，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落下帷幕。

与此同时，一场即将席卷全国农村经济改革大潮已经涌来。

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从1978年开始，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大批干部被解放，科技界文艺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重见天日，各类＂牛鬼蛇神＂再获重生。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后来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英、储安平、陈仁炳。

1978年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受迫害及被捕入狱者获得平反。随后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四五事件是1976年清明节前在全国范围老百姓自发的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在活动中有很多影射和攻击“四人帮”的演讲和诗词。活动以北京天安门最为壮观，当时广场上花圈如山，诗词如海，王立山所做的《扬眉剑出鞘》流传最广。

1978年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即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这是文革中著名的一起政治案件，涉及薄一波、安子文等多名高级干部。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彭德怀平反，实际就是否定了文革。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序幕的。姚文元批海瑞，矛头直指彭德怀！

毛泽东曾就《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了一段“名言”：《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所以，一旦为彭德怀平反，也就意味着“文革”的“开场锣鼓”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意味着“文革”必须彻底否定。

1980年2月24日，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7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

在给中央和全国性的大案要案平反的同时，许多地方性和普通百姓的冤假错案也在大量的平反和纠正。

1979年我回太原过暑假，在回到我上学前的工作单位看望师傅和朋友时，听他们讲，当年我们厂也是山西省最大的反革命案件--张赵反革命集团案被平反，所有涉案的在押人员无罪释放。

这个案子的主要人物张珉、赵凤岐是和我一个厂的，但并不熟悉，但他们那个案子我还是记得很清楚。当时说他们虚定了一个“中央二委”，他们是“中央二委” 山西省的负责人，主要是反四人帮，说是也反毛主席。1975年张珉赵凤歧等人陆续被捕，当时这个案子牵涉到数百人，我们厂有一段时间大会小会不断开，揭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1977年底，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赵集团”进行了宣判。以反革命罪判决张珉、赵凤歧、罗建中死刑，其他人则是无期有期徒刑不等。

但案件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是一件明显的反“四人帮”的案件，罪名有许多不实之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为此还曾专门致电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认为此案应于纠正。

1979年初，胡耀邦批示要求在春节前释放张、赵等人，但山西一直拖到2月4日（正月初八）才释放。

1979年2月27日下午，山西省委、山西省革委会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群众大会，为“张珉、赵凤岐反革命集团”案平反昭雪。

许多普通人的大量冤假错案也得到平反昭雪，地富反坏右陆续摘帽，这也涉及到我的家庭。我的几个舅舅有国军军官、右派等事情，因此在文革中我家也受到一些牵连，清队时我妈还被给了党内处分，我在参军、上大学时也受到很大影响。

随着全国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舅舅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还给我的表弟恢复城市户口，安排工作。我妈也被平反，撤销了错误的处分，我妈单位还派人到我们学校把我档案里的一些材料进行了销毁。

文体的春天

那是一个文艺开放文艺复苏的时代。

记得当时有一个话剧《于无声处》，讲的是“四五事件”的故事，从上海演到北京，反响空前，一票难求。

以复旦77级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为代表的描写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当时成为当时文学思潮的主流，一批伤痕文学相继问世。

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我还买了一本。这本小说在出版之前就有很多人知道或读过，这是一本在文革中流传很广的手抄本小说，是一本描述几个科学家曲折的事业生活爱情的小说。

大学四年，我们看过美国电视剧《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麦克·哈里斯、＂头儿＂、小鹿纯子家喻户晓。

看过日本电影《追捕》、《狐狸的故事》、《望乡》。《杜丘之歌》、《Good morning, World 》、《草帽歌》风靡校园，高仓健、真优美成了一代人心中的男神女神。

看过国产电影《小花》、《庐山恋》、《小街》，那时的明星是陈冲、刘晓庆、张瑜、郭凯敏。

记得还有个电影叫《他是谁》 ，讲一个骗子的故事，主演是许亚军，演骗子，因为是在太原晋祠拍的，印象深刻。后来在荧屏多年不见许亚军，前一段《人民的名义》，许亚军出演祁同伟。

邓丽君的歌曲悄然进入大陆，官方认定是靡靡之音，然而却在地下流行。

当红的歌星是李谷一、朱逢博、王洁实、谢莉斯、苏小明等。李谷一唱的一首《乡恋》特别好听，说是轻声还是气声唱法，这这种唱法引发了歌坛一场争论，甚至这首歌有一段时间不让播放了。但这歌确实好听，这首歌不仅是唱法的改变，重要的是，她打破统一、僵化的模式，告别了千曲一调的文艺时代。

我们在现场听过程琳的二胡独奏，苏小明的《军港之夜》。

交际舞开始恢复，开始在学校好像还是地下的。我还记得初学跳舞时，我们班一帮男生把几个女生动员到情报所一间教室跳舞，结果几个女生躲在角落，没一个敢下场。后来跳的多了，一些跳的好的同学还跑到外校去跳。

国门悄悄地开放，外国文艺也堂而皇之走进中国的艺术殿堂。

我和同学去天桥剧场看过中芭演出的芭蕾剧《胡桃夹子》。

外国歌曲也可以唱了，想起文革中，知青悄悄地传唱外国歌曲，那时外国歌曲被说成是黄色歌曲。

各种展览也多了起来。一次，我想去参观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外国油画展，这是好多年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外国画展，我当然也想看看。去了美术馆，排队买票的人多的一眼看不到头，还听到有人说，展出的画有裸体画。我没耐心排队，也就没看成这次画展。

外国画展没看成，后来我却看了一场高水平的中国画展，这是一次全国的青年画展，也在中国美术馆。展厅里的一幅油画特别吸引人，每一点细节都画的极为逼真，那是一幅一人多高的一个老农民的头像，老人饱经沧桑的脸晒得黝黑，皱纹似刀刻出的，脸上的汗珠，似乎就要掉落下来，端着碗的手指头上还裹着胶布。我在这幅巨大的肖像画前站立许久，仔细看着每个细节，画中的人物，我似乎见过，似乎很熟，那就是在山里经常看见得普通农民。这幅画，很震撼，直击我的心灵。这幅画的名字是《父亲》，作者：罗中立。

如果说文艺的开放复苏让人感到春回大地，那么体育的进步则让人更富有激情。

1981年3月中国男排在香港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选赛上反败为胜，3：2力克亚洲劲旅韩国队。

这是中国国家队在大球比赛中少有的胜利，

汪嘉伟等人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我们为中国男排创造的奇迹而激动，烧报纸，烧扫帚，还有一些同学跑出校外，＂劫持＂了一辆公交车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庆祝。

那场比赛后，北大学生在庆祝游行中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很快传遍全国，成为最强音。

1981年女排世界杯，是1981年11月6日-16日，在日本东京和其他城市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

每场比赛，我们教室外走廊顶头的电视机前总是满满的同学。中国女排那时很厉害，我记得打巴西打苏联等等好几场比赛都是3:0战胜对方，全国人民都成了女排的粉丝。美国队有个黑人选手叫海曼，也是很厉害。

最后一场对日本，比赛异常激烈，打满了五局，第五局居然打到15:15，惊心动魄，最终中国队17:15获胜。

中国女排以全胜的战绩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我们为此狂欢，郎平、张蓉芳、孙晋芳、周晓兰、曹慧英、杨希、陈招娣、梁艳等人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足球比赛更让人热血沸腾。

1981年世界杯预选赛是中国对最接近世界杯的一次。

10月18日晚，中国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战科威特队，这场比赛成为了中国足球的经典战例，容志行的头球破门、古广明的抢点劲射和沈祥福的精彩突破单刀赴会，这三个进球个个精彩、令人叫绝，还有门将李富胜不可思议地扑救点球成功，这些都是历史的精彩瞬间。赛后北京好多人跑到天安门广场去欢庆游行。

11月12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国队与沙特队首场较量，上半场中国队就连丢两球，下半场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了沈祥福、刘利福。左树声率先破门，随后陈金刚也顶入一球，场上形势大变，中国队越战越勇，古广明和黄向东又各攻入一球，4:2战胜了沙特队。

这样的场景多年不见，这样的场景多年不忘。

当时都认为这次进世界杯没问题了，甚至国家队都已经解散了。谁也想不到后来沙特会输给新西兰5个球，造成新西兰和中国积分一样的局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已经放假的国家队又紧急集中，最终在与新西兰的加赛中失利，失去了进军世界杯的机会，真是可惜啊！

……

那四年，事儿真多，目不暇接。个性解放，思想活跃，催人奋进，让人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