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生:金庸的“战友”与伙伴

耕夫

　　在香港，面对末代港督的“搅局”，善于跟他较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斗嘴的张浚生，一个是笔战的金庸。

张浚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13年，与金庸交往很深。当年到港后，他第一个拜访的香港人士就是金庸。

张浚生说：“我也是金庸迷,我家里保存着一整套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每一部都读过。”

一个念旧的人，自然讲情义。当初，正是难拂老友张浚生的情面，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后来，张浚生调离浙大，金庸也就请辞。

张浚生拜访金庸，第一次喝白兰地

1985年7月，48岁的张浚生被派往香港。就在上一年的12月19日，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生逢其时”，张浚生成为了联合声明草签后首批被派遣去香港工作的人员。他告别妻儿，离开杭州，进驻香港跑马地皇后大道东387号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先后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87年起任香港分社副社长，以后还兼任分社新闻发言人。当年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是回归前中央政府派驻香港的代表机构，张浚生说：“我在香港的工作任务很明确，就是按‘一国两制’的方针，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使香港平稳过渡。有利于这任务完成的事就去做，该交往的就交往，没有什么顾虑”。

　　到港才几天，张浚生去访问金庸，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杨奇陪他去。

见来客是浙江同乡，而且一到港就拜访他，金庸特别高兴。在会客室落座，金庸没有泡茶，而是拿出几只宽口杯，倒了三小杯法国白兰地，一人一杯。张浚生觉得奇怪，难道香港人都用白兰地而不用茶水接待客人的吗？

“这是法国产的，地道的白兰地。”金庸说。

张浚生第一次喝白兰地，喝了一口，他才知道，原来白兰地是以水果为原料,经过发酵、蒸馏而酿成的一种蒸馏酒。这一杯琥珀般的金黄色，晶莹剔透，一入口顿觉口味甘洌，醇美无瑕，余香萦绕不散。“美，真的很美！”张浚生连喝了几口。

金庸说，“这是用葡萄酿的，才叫白兰地，如果用苹果酿的叫苹果白兰地，用樱桃酿成的称为樱桃白兰地。”张浚生掏出一封信，是离杭之前，金庸的一位老同学托他转交的。

金庸看信，随后三人一边品酒，一边闲聊，由同窗同学聊到各自的成长过程。张浚生说，他是客家人，生于福建长汀，高祖、曾祖都是清朝政府道台一级的官员，却从祖父那代开始衰落，好在客家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因此祖父虽然艰苦，依然让他父亲读了很多书。张浚生后来对书法及历史、诗词的兴趣，得益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经常听父亲讲故事，读书写字，家里也有一些古籍藏书。

金庸插话：“我跟你的家庭差不多，从小也喜欢呆在父亲的书房里，因为可以读很多的书。”

小时候上学就参加各种比赛的张浚生，总是能拿奖，奖状贴得满墙。中学时担任过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部书记，团总支委员。高中毕业，他写了一首诗明志：“平生立志为国酬，红透专深是所求，为民即为萤火闪，如此青春也风流。”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教书，他的理想就是当好一名教师。教书育人之外，也希望在学术上有所成就。1960年，他和老教授一起创办浙大物理光学仪器专业，至今上海图书馆还存有由他编写的中国第一本完整的光谱仪器学讲义，70年代又主持创办了浙大激光技术专业。

1981年，省里突然决定要张浚生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第2期。这一期是时任党校校长的胡耀邦专门为培训年轻干部举办的，140名学员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尖子。从中央党校回浙不久，张浚生调任杭州市委副书记，负责党务等工作。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张浚生“欣逢其盛”，成为联合声明草签后首批被派遣到香港工作的官员。

刚到香港，张浚生的工作还不那么紧张，晚上时间大多是看小说，“一有空就到阅览室里去借金庸的小说，一本一本地看下来，越看越有兴趣。那段时间，我就把金庸的小说几乎全都看遍了。”

　　自小就喜欢武侠小说的张浚生，自称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看过相当多，但金庸的武侠小说却最令他称道。他说：“查先生的作品成就非凡，开创了一代武侠小说新风，其包含的知识之深广是前所未有的，他的作品是导人向上、向善的。” 在杭州时，金庸的小说在书店里还买不到，他看的第一本金庸小说《笑傲江湖》还是从杭州市委的阅览室里借来的。

张浚生发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一般的武侠小说不同。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将民族文学特色与西方文学精华、古典文学传统和当代文学趋向结合起来的一个成功范例。金庸的武侠小说情节曲折、变幻无穷；描写生动、惟妙惟肖，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征服了无数读者。金庸的作品不同于一般武侠小说的地方，还在于它们有学问，有思想，包含了异常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融会着金庸对情感与道德、爱情与两性关系、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专制政治与个人崇拜等社会、历史、人生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对当代读者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第一次拜访以后，张浚生和金庸的往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金庸请他吃饭，他也请金庸吃饭，这些饭局有时候是私人请，有时候则是以新华分社的名义请，因为金庸在香港很有影响，又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那时候，金庸与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来往也挺多，一般许家屯请他吃饭时张浚生也参加。在饭局上，张浚生常常与金庸谈论“香港回归”问题。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金庸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廉署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因而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金庸，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金庸｡谈及“香港回归”时，金庸说:“我这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金庸访问大陆回香港后，日夜赶写有关“祖国统一大业”的文章在《明报》《明报周刊》《明报月刊》及新加坡《明报日报》发表，引导香港市民和海外侨民关心香港回归大事｡金庸在文章中谈论未来香港管理的“自由加法治”，合乎民意，以解除世界各国驻港机构办事人员的思想顾虑，动员他们继续留在香港发展国际贸易｡

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收回香港问题｡撒切尔回国途经香港时，经香港总督麦理浩的安排，金庸单独会晤了撒切尔夫人45分钟，从《中英联合声明》谈到恢复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保持繁荣，制度不变”16字方针,使撒切尔夫人愉快回国｡1985年7月，金庸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任政制小组港方负责人｡他深入各界调查综合意见写社评，在《明报》上大量报道，讲清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阐述《中英联合声明》和16字方针，从舆论上导向香港繁荣稳步和平过渡｡

金庸告诉张浚生，当年他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很踌躇”。那时他是香港《明报》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全面负责报纸的行政和编辑工作，还要亲自撰写社评。“我参加了基本法起草，会不会有损《明报》的独立报纸形象？”“后来我想，我现在的一切，虽有自己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这一环境所赐。目前香港面临困难，她的前景是否光明顺利，很大程度上与基本法如何制定有关。我熟悉香港，这里有我的亲人、朋友和那么多的读者，他们的苦乐忧喜我不能不关心。”

张浚生这样评价金庸：“一个人的一生，如果能够在新闻、文学、社会活动等任何一个领域，获得金庸先生那样的成就，就可以无愧此生。而金庸先生则在这三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他不愧是文化奇才、一代俊杰。”

金庸称张浚生，机智而豁达，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金庸用笔张浚生用嘴，两人同斗末代港督

张浚生在香港，可以说与金庸风雨同舟十三年，共同的目标就是香港平稳过渡，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施。

中英联合声明生效后，开始的一段时间，中英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好的，总的来说是合作多于对抗，当时国际上评论说，中英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但是，在香港过渡期后半段，中英之间暗礁频现，风波不断，港英政府除了抛出“三违背”（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违背政改与基本法衔接、违背中英已达成的谅解）的政改方案外，还制造了“居英权方案”、“玫瑰园计划”等多个争锋焦点。

1992年，48岁的彭定康被派往香港担任总督。7月9日，彭定康抵港上任。稍后，香港传媒便披露了源自官方的消息说，新任总督有意改变香港现行政制，使行政局与立法局分家。9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透露了英方将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重大调整的消息。张浚生和金庸不约而同地认为，彭定康是英国政府派驻香港的“搅局者”。

10月7日，彭定康在香港立法局1992—1992年度会期首次会议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发表其施政报告，将政改方案和盘托出，妄图推翻《基本法》，这给香港的平稳过渡及回归后的顺利发展造成极大麻烦。在此情形下，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新闻发言人，张浚生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张浚生说：“当时，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我们在前线和英方斗争，斗争的目的还是争取合作，为保持香港的平稳过渡。”针对彭定康的“搅局”，张浚生代表中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彭定康上午讲，张浚生针锋相对下午讲，彭定康下午讲，张浚生就晚上接着讲。甚至有的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他彭定康前半个钟头讲，后半个钟头我也讲了，两人针尖对麦芒，针锋相对。有一次彭定康通过一官员传话，希望“张先生少说我两句”。张浚生也请他转告彭定康：“如果你讲得对的，我们当然支持你了，但是你根本是违反了联合声明，违反了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影响平稳过渡，我当然不能答应，所以，我的态度很明确，你不讲，我也不讲，你讲了，我不能不讲。”那个时候，摄像机的镜头在他面前不断地摇晃，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打在他的身上，无数次在记者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在港形象的张浚生口若悬河，举止儒雅，从未失态。二、三十个记者拥在他的身边，几乎要压到他身上，他仍然微笑着。香港民众对此十分佩服，他的笑被金庸的《明报》等香港媒体称为“招牌式的微笑”，称他“缜密灵活，言多不失”。

张浚生说：“彭定康就不讲老实话，口口声声说的是香港利益，实际上满脑子是过去老殖民主义者的思想，不知道世界上文化的多元性，坚持他自己的价值观，极力贬抑东方的价值观。他既固执，又对中国充满偏见。”

1994年4月，张浚生提出在港搞个回归一千天倒计时活动。这个点子可算是个的发明创造，张浚生曾说，“我提出搞倒计时，一是让我们自己对回归工作有紧迫感，二也是给彭定康施加压力，你在香港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了，搞什么花样也没用，其实就是跟他打心理战。”

　　中英争锋，身处浪尖，张浚生用的是“斗嘴”，而金庸用的是“笔战”。1991年，金庸宣布从明报退休，可是打算“淡出”的他却忍不住在1992年再出山，只因为该年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引发中英新一轮政治风波，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

1993年3月，彭定康不顾中方的警告，一意孤行，在香港《政府宪报》上公布了他的“政改宪报”。紧接着，港英当局正式公布根据彭定康的宪制方案制订的1994/1995年选举安排立法草案。金庸马上在《明报》上以《功能选举的突变》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予以回击，郑重呼吁:“中国人是有脊梁的!”他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严厉指出，彭定康在英国选举失败，任香港总督后，唆使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闹事，叫喊什么“大民主”，“用钱物购买香港”等谬论。

接着，金庸又出访英国，在牛津大学讲学，作了《香港和中国:一九九七年及其后五年》的讲座，精辟分析了香港形势和前途，取得世人共识｡随后，金庸还到台湾会晤连战、宋楚瑜等政要人物，谈了自唐朝以来中华民族“有分又合,分而必合”的纠葛,谈了民族的团结统一、人民的安宁富庶是每个中国人的愿望｡

1993年3月，张浚生陪同金庸到达北京。19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金庸。提起金庸与彭定康较量的事,江泽民赞扬他是爱国爱港的“中国人脊梁”｡在谈到“一国两制”时,金庸说:“大多数香港人希望中英恢复以前的和谐合作，解开目前的僵局进行谈判｡”金庸回香港时在高空上“打腹稿”，将他与江泽民的谈话撰写成《北国初春有所思》一文，在《明报月刊》上发表，呼吁各国驻香港机构人员遵循“基本法”，维护香港社会秩序，和香港人民一道迎接九七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中国，我很高兴，但是也怕呀。怕财产被没收，怕失去自由，也怕没有新闻自由，当初写那篇英文文章就是这样的心态。”金庸对张浚生说。当时，为了表达对自由的坚持，金庸还专门为《明报》撰写社评《香港无宝，自由即宝》。

　　那一天，从1979年6月30日午夜到7月1日清晨，在中英两国香港主权交接仪式举行的那一刻，金庸坐在自己半山的家中，通过电视观看那难忘的一刻。前一日，他为回归第一日出版的报纸撰写了一篇评论《河水井水互不相犯》，以他的敏锐观察和睿智提醒并劝谕港人：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中央不以内地的方式强加于香港，而香港一些人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内地。

写完这篇评论，刚从报社回来。“那晚，下的雨真大”，好像要把中华民族150年的耻辱洗尽，金庸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刻，他已经不担心一觉醒来，香港原有的生活会发生变化：“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已经写得很清楚，香港的生活方式、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

零点那一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内全场肃立，庄严的国歌声，扣动每一个人的心弦。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副秘书长张浚生站在主席台上，看着英国旗除除降落，五星红旗带领着紫荆花区旗冉冉升起，激动的泪花夺眶而出…… 

难拂张浚生的情面，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

1998年，62岁的张浚生离开香港回到杭州，主持浙江四校合并（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出任新浙大党委书记。不管工作多繁忙，张浚生每天都会阅读香港报纸，关注香港的点点滴滴。

1999年3月，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当时被誉为文坛大师与名校学府的天作之合，也是金庸在学界获得的最高认可。

这桩姻缘的主要牵线人是张浚生，“首先是金庸先生有这个愿望，我只是积极地促成了这件事。我回浙大工作以后，有一次看到一则报道，金庸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年纪大了，小说不写了，很想有机会到北大或者是浙大去做学问。在这之前，浙大和杭大已经聘请他当名誉教授。浙大四校合并邀请他来参加成立典礼，他也来了。所以，他和浙大是很有缘的。”

出任院长以后，2000年，金庸获得了浙大博士生导师的资格，2001年开始招收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的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后来又增加了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历史和文学”方向，后者则是和在浙大做兼职教授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合招的一个博士点。

　　从2001年开始，金庸连续两年未招博士生，直到2003年秋季，才招到首批3名博士生，这在当时引起了“金庸当博导够不够资格”的争议。

为这件事，浙江大学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张浚生发言打出了几个问号。

第一，小说家是不是文学家，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我们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是七分历史三分虚构；《西游记》中西方取经是有其事，但小说内容全是神话；《水浒传》说起来也是武侠小说，讲行侠仗义，它的根据是《大宋宣和遗事》，并无真正史实；研究《红楼梦》的人可以当教授，当博士，那么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是不是文学家呢？写武侠小说的金庸是不是文学家？

第二，仅新闻专业而言，金庸先生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因为武侠小说而出名，盖过了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他办报纸不仅经营得非常成功，而且写了30年的社评。在香港社评是一份报纸的灵魂，内行的人看一分报纸的水平就看社评写得如何。一般报纸都 要专门请一个人写社评，称这个人是报社的“总主笔”。这个“总主笔”要有非常广博的知识和很高的学问。金庸先生自己经营报纸当社长，还自己写社评写了30年，从新闻学这个角度看，他够不够一个大学教授？ 

第三，金庸先生最早提出来给袁崇焕翻案，他在历史方面是不是专家？金庸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他写历史的著作不多，只有一本《袁崇焕评传》，认为袁崇焕是冤枉的，现在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观点。文章不在多，能有自己的观念，深入研究，开创先河，就是一个专家。他的武侠小说，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哪里写得出来。他写大理、写桃花岛，事前都没有去过，却写得逼真，写得如同身临其境，这完全是靠广博的知识。

在2000年评议金庸博导资格时，来自文史哲几个方向的教授组成了评议小组，虽然没有正式开会，但在口头上都认为金庸获评理所当然。

2004年7月，张浚生因年龄原因从浙大党委书记任上退下来了。

　　2005年1月9日 ，金庸带着夫人、张纪中一行，来到浙江大学参加“龙泉宝剑展”开幕仪式，并正式宣布辞去人文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职务。

一个念旧的人，自然讲情义。当初，正是难拂老友张浚生的情面，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我当时与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达成了心照不宣的谅解：他何时离开浙大，我就什么时候辞职，共进退吧！”鉴于张浚生目前调离浙大，金庸此番请辞，完全是照计划进行。

2014年2月25日，张浚生和现任校长林建华赴香港拜访金庸。归来后，张俊生向钱江晚报记者讲述了当天聚会的情景，“3月10日是金庸先生90岁诞辰，我们给他带去了一份礼物。”张浚生说的礼物，是份竹简，上面印着浙江巡抚廖寿丰上奏光绪帝创办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的奏折，上面有光绪皇帝准奏的朱批。

张浚生说，拿到竹简后，金庸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很认真。我们围绕着一张桌子交谈，他家的客厅干净雅致，我们谈话时，他的夫人一直陪伴在旁边。”

　　最近几年，金庸很少外出，张浚生每次去香港都会尽可能安排时间去看望他，“有时，金庸也会陪我们到酒店吃饭。”“他对家乡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我经常给他带点龙井茶，他很喜欢。”张浚生去年给金庸带了印在丝绸上的《道德经》，“他爱不释手。”“现在他还是人文学院的名誉院长，对浙大还是非常关心。”每次，见到张浚生，金庸都会问起浙大的有关情况。“现在最让他懊恼的是，他没办法出门旅行，但他心里，还是很想回浙江来看看。”张浚生说。

偶尔，金庸也会跟倪匡、蔡澜等朋友出去吃个饭。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朋友去家里看他。“毕竟到了这个年纪，走路已经不太方便。”不过，让张浚生感动的是，哪怕是让人搀扶着，金庸依旧坚持送他们到家门口。

（原载《名人传记》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