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在前——我考上延中二三事

徐长玉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除了藏有两三本《毛选》外，家里再连一本花花书都没有。读到初三时，跟父亲学木匠的一个徒弟从县城给我带回来一本皱巴巴的复习资料——《初中语法教学参考书》。那时，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家里的光景比我家还恓惶。于是，凭着这唯一的“比较优势”，1981年，我居然出人意料地考取了当时的陕西省重点中学——延安中学（1981年，延安中学面向全延安地区共招收了300名学生，其中在志丹县只招收了8名学生。在这8名学生中，除了我是来自乡镇中学和农村户口的外，其余7名都是来自县城中学和城镇户口的学生）。 　　接到去县城体检的通知时，父亲正在外地做木活。母亲只好天麻麻亮就沿小路把我送到了10里开外的大路上。然后嘱咐我道：“妈请不开假，尔格就得赶紧回圪给队里做活哩，你只管就照着大路走，不敢走小路，操心走岔了。”说完，便三步两回头地沿小路回队里去了。 由于裤腿和鞋子早就被来时小路上的露水活得稀巴湿了，而大路上堆积的黄土足有半尺厚，所以，当我徒步一个多小时迤逦来到县城时，两条裤腿和一双鞋子均已结上了厚厚的泥巴。我尽管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揉搓了老半天，仍旧是一幅糊得瓦眉二道的样子，难看死了！万般无奈之际，我只好硬着头皮一边害羞地向街道上的好心人问路，一边忐忑地向招生办走去。 　　体检过后，已是黄昏时分，在路边的食堂胡乱买得吃了一碗粉汤和两个蒸馍后，天已经黑严了。无论如何我是回不去了，只得在县城过夜了。这时，我才恍然意识到，在诺大的志丹县城，竟然没有我大徐家和老外家半个人！其时，志丹县城倒是有几个旅舍，可对于从来没有出过门的十几岁的我而言，脑子里压根就没有住旅店的概念！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怅然若失、万念俱灰之际，我居然鬼使神差地贸然走到了位于城南河边的骡马交易市场！望着拴在栏杆上的一群群等待交易的牲口，还有一簇簇有说有笑的陌生人，原本慌得犹如惊弓之鸟的我，仿佛见到了救星和亲人一般，一块悬着的石头瞬间落了地。很快，我就在市场里找到了一个地面上铺满了干草的简易大棚，二话不说，便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躺了下来。自此以后，任凭睡在周围的陌生人怎么搭讪，我全然装作哑巴一般，只做摇头状，一句话不说。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母亲领我到杏河公社储蓄所取了面值10元的200元钱（父亲做木活挣的）。工作人员让我当面点清。由于此前我根本就没见过这么多钱，更没有数过钱，于是，我只好采取先吃力地揭一张递到母亲手里，再迟力地揭一张递到母亲手里的笨办法，一张一张地数。不想被工作人员看见了：“连个钱都不会数，还上延中了！”工作人员不屑一顾地耻笑道。 红着脸从储蓄所走出来后，母亲接着带我直端来到供销社给我买衣服：“延安不比家里，穿新些，不要让人笑话。”母亲说。然而，供销社满共就没有多少新衣服可供挑选。母亲只得将就着给我买了件硕大的蓝“的确良”衬衫让我穿。没想到，原本为着不让城里人笑话才给我买的新衣裳，由于实在不合身，穿到学校后，反倒成了城里人取笑的话头。 　　开学时间到了，父亲特意给我做了一只三尺大小的木箱子，里面装满了拉拉杂杂的行李。 一大早，母亲和大哥便把我送到位于硷畔下面不远处的公路上，然后就各自忙着到地里受苦去了，至于父亲，也忙着提前外出做木活去了，只留下从来没去过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延安的17岁的我，灰势势地靠在路边的矮墙上，等着从张渠下来去往志丹县城的班车。 与上次不同，这次辗转来到县城后，我径直找到在志丹农科所工作的邻家大哥的办公室。他热情地给我安排了住宿，并带我到车站买了去往延安的车票。 第二天，邻家大哥特意安顿我：“去了车站，不要乱跑，就到候车室等。”可我压根儿脑子里没有“候车室”的概念，还以为就是车站后边的意思！及至发现车站后边空无一人时，才想着应该到人流最多的地方去等。 通往延安的班车不是敞篷的大卡车，而是有着一排排座位的密闭的大轿车。上车后，发现空着很多座位，我就随便找了一个坐了下来。可是，间或便有人叫喊着让我“腾开”。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座位还编号着哩？城里人真不好打交。”后来，为了省事，我索性坐在位于车子最后边的过道上。 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班车来到了安塞县砖窑湾公社，中途休息，让旅客上厕所。这时，坐在同一车上的、县招办的李天善老师，一眼认出了领取体检表时只见过一面的我： “小徐，家里谁送你上学哪？” “谁，谁也不送，就，就我一个。”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去过延安？” “没。” “那你在哪个座位上坐着了？” “哪，哪个座位也，也不坐着。” “你没座位吗？” “没。” “你有座位了！这个就是！”李老师看了我的票以后高兴地指着我的座位说。 “原来城里的班车，不光有座位，还编号着哩。”我心里恍然大悟道。 　　从延安汽车站出来以后，我背着沉重不堪的大箱子，独自走在阔延安不认识一个人的大街上（李老师一定没有意识到我携带的行李有如此之重，所以一进延安城他便提前下车了）。还没走出一里地，我便被铁疙瘩般重的大箱子压得两腿发软，浑身冒汗。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摊坐在路边的人行道上休息一会儿再走。及至战战兢兢地、不得不向看上去心肠好一些的路人打问清楚通往延中的路线后，我才发现摆放在平地上的大箱子重得怎么也背不起来了。可是，年仅17岁、从未出过远门、胆小懦弱的我，哪里敢贸然开口向路人求助！于是，万般无助的我不知拾了多少拾，才颤颤巍巍地背着大箱子站了起来。吃一堑长一智。从此往后，每当看见可以休息的台阶，我便放下大箱子，站着歇上一歇。 　　如此这般，从延安汽车站出发，约莫用了2个多小时后，我才饥肠辘辘、精疲力尽地蹒跚着来到了我完全陌生的目的地——延安中学。 　　蓦地，大门内侧院子里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光明在前”四个大字旋即映入我的眼帘。瞬间，万般无助的我，顿时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起来。 　　我的高中毕业照 　　作者简介：徐长玉，男，1964年10月生，陕西志丹县人，民进会员，延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延安中学高中1981级学生，初始在高一二班就读，班主任白金平老师，文理分科后，进入高三三班（文科班）学习，班主任吴明生老师。1984年高中应届毕业后考入延安大学政教系本科。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后先后考入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继续深造，分别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历任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财经学院常务副院长，延安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图书馆馆长。现任民进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主委，陕西省政协委员，延安市政协常委，延安市社科联兼职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