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公安武警部队[1]

丁熙

赵国俊口述 韦清风整理

这是讲20世纪50年代武警一个大支队（甲级支队）四川总队甘孜支队最初如何建立，如何执勤特别是开展民族工作的一些史事。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解放初称康定地区，隶属西康省。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54万。这里是川藏交通的枢纽，是由四川进藏、援藏的必经之路，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1949年12月西康和平解放后，国民党301师田中田部败退康定，西康起义人员张为炯等被迫退往“炉关”（即康定，康定旧称打箭炉）之外的营官寨。1950年元月下旬，为彻底解放康定，支援起义人员，我62军186师一部奉命从郫县向康定进发。我当时在前锋部队的师侦察连任指导员。部队沿途扫清不断袭扰的匪徒，徒步翻越冰封雪冻的二郎山，奇袭泸定桥，于3月24日解放康定，并由186师师部组建康区军管会。3月29日，我连进至营官寨。在护送西康代理主席张为炯回康定后，我们暂住营官寨并从此开始了保卫康区社会治安和民主改革，保卫川藏交通线的历程。

发动群众保卫航空站

1950年3月29日，18军进军西藏的部队从四川出发。为给进藏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上级决定抽调部队在营官寨组织航空站和护站队。我被抽出任该站政治协理员。营官寨位于川藏交通线南、北两路的分岔处，两河交汇，地势宽阔。抗战时期，这里修有简易机场，跑道长两千多米，配有保安部队守卫。由于长期不用，机场已杂草丛生。我们的任务，是将机场改建为迫降场以备万一，同时在6月10日前开通3部电台，即向西南军区航空师报告气候的气象台，向过往及在机场空投的飞机指明情况的导航台，向西康军区航空科等上级单位联系的机要台。根据当时的情况，西康从军到师抽调干部，把原国民党新津机场的地勤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形成康定县营官寨航空站；同时，从驻康定的部队中选调政治思想好、身体强壮的100余名干部战士，组成营官寨机场护场队。这个护场队是高原上最早的公安部队之一。

当时营官寨的公路未修通，上级虽给我们配了一辆大卡车，也无法派上用场。全站160多人，徒步翻过折多山抵达机场。站部、机要台住原国民党部队修建的一栋藏式三层楼房，导航台住原国民党木雅区公所的两间房子。护场队只好暂时挤住在民房。简单安排之后，建站和护场工作全面展开。当时没什么开办费。技术人员亲自上山选、砍、扛运木杆，架设天线，按时开通了3部电台。紧接着，全站同志和当地的藏汉民工一起，用铁锤、铁锹、扁担等工具，早出晚归，辛勤劳作，为支援进军西藏做准备。

在营官寨机场，我们很快体会到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护卫、治安工作与民族团结息息相关。抢修机场时，因任务紧，没有同当地头人商量，结果我们费了很大力气修起的机场防洪堤，在晚上就遭到破坏。原因不查也明白。其实还在建站之初，全站人员就在康定学习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二十多天。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初步认识到要把民族地区的工作做好，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加强群众纪律。对当时认为是“政教合一”的康区[2]，对为数约600多人的土司头人，约5万余喇嘛的寺庙，每做一件大事，都要同他们商量。为避免我们工作中出现疏忽，经研究，我们借购买粮食、雇请民工的机会，特别带上哈达、茶叶、盐巴等礼品，专程拜望附近玉之石的卡乌仁则“团总”[3]、新都桥的汪杰彭措“团总”、居里喇嘛寺的活佛等，向他们介绍情况，同他们商量，请他们帮助，他们很高兴。适逢甘孜日库寺日库活佛赴康定途经营官寨，我们盛情接待他。他看到我军纪律严明，待人坦诚，又从群众处听到我们的不少好人好事，深受感动，特地留营官寨讲经一天，说解放军是菩萨派来救苦救难的军队，群众广为传播。又适逢藏民农田松土、施肥、拔草，这些农活按旧俗是妇女做的，但按我军传统，我们应该去帮助。我们的干部和护场队战士帮他们背肥锄草，藏民又惊又喜。有的想感谢我们，有的不知所措。后来，我们请当地一位小学老师解释和宣传，说明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帮助群众是分内事，群众非常欢喜，拿出他们舍不得吃的红糖烧茶给战士们喝。有个小头人叫让布，说从古至今没听说当兵的下地干活，更没见过男人去地里做女人们做的事。营官寨地势低凹，一下雨，人屎马尿流向村中。我们同村中头人商量，来了个大清扫，村子顿时面目一新，还积了肥。村民饮用山泉水流到村内时常为粪便污染，不少人患肠胃病，我们便挖井取水，还为藏民背水修了歇脚停桶的台阶。这些很平常的事，群众都很感动。破坏机场的事再没发生，有的头人还亲自带民工参加机场修复。我们的干部战士吃不惯糌粑酥油，藏民就教我们做当地饭菜，烤连麸饼，熬牛油茶；我们将气象台搬到山上时没有帐篷，仅能用战士避雨的油布一张一张连起来，油布很容易吹破，挡不住寒风，群众便主动把他们的新牛毛帐篷借给我们。就这样，我们的高原卫士在藏族人民中生了根。

初建康定地区公安部队

根据国家《共同纲领》关于我国境内各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的规定，1950年11月17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做出组建地方公安部队的决定。

这时，我被调到康定军分区康定警卫营任政治教导员。事前，分区首长向我们指出了组建公安部发工作对稳定社会治安，建设新康区，支援西藏和巩固边防的重要意义。开始，我们是组建警卫营。康定警卫营建于12月3日，编3个连。全营初建时才40多人。营干部只有我一人，另有一名政工干事，一名管理员，实际是个空架子；连干6人，都只设副连长、副指导员。开始，我们和泸定警卫营的干部都集中分区教导队学习，分区领导亲自为我们授课。十多天后即开赴各营重点工作地区。我营重点工作地区在康定县东大渡河沿岸的渔通、孔玉地区以及县西营官寨一带。工作重心是发展藏族战士。我营除2连留康定城外，营部和1、3连都开到营官寨前的新都桥等地。

我们在营党委扩大会议上，研究了在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公安部队的课题，明确“积极、稳重”的精神，确定在1951年上半年扩充300名康区新兵。我们分三步走：第一步，用一个多月时间调查康定适龄青壮年情况，向群众广泛宣传参军光荣，着重向民族上层宣讲建立地方公安武装的意义，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第二步，用一个多月征兵并继续宣传，宣传时尽量争取与民族上层人士一起去，对合格青年的家庭和本人进行家访和谈心，务使本人和家人都满意，还要与青年中有影响的人物交朋友，促进他们起带头作用；第三步，举行参军仪式，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为做好扩兵工作，我们特别强调征兵干部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我军纪律，使群众认识到是要把他们参军的子女培养成正直并有礼貌的有用人才。结果，康定地区出现历史上第一个志愿参军的热潮，出现许多妻送夫、父送子、亲朋相荐的感人场面。到1951年3月，1、2连超额完成任务，3连接件完成。

这次征兵，我们注意了同民族上层人士的联系。一次，我们到塔公乡，听说章卡活佛喜欢武装，便去拜望。他非常高兴，接我们到卧室内，摆上很多点心，送上酥油茶。他突然说，他很相信解放军，但现在有件事很为难。原来，雅江县八角乡和康定县塔公乡争他当主持，为此双方准备武装械斗。我们及时上报，两个县都派人作了调解，问题得到解决，这位活佛便积极支持我们工作。一些土司头人亲自动员侄儿参军。当然，也有些想派亲信到部队学习，以便将来为他们当好管家。但这些人一到部队，很快就弄假成真，变成真心革命了，有的立了功，还有的为革命光荣牺牲。1951年5月，我营已有400余人，辖康定的1连、2连，雅江县的3连，乾宁县的4连，还抽出2连的干部战士组成炉霍县的警卫连。

5月中旬，我们发现有100多名藏族战士请长假甚至不辞而别。经查，除有“换班服役”思想外，主要与盘踞在康定南方约有5天路程的贡嘎山喇嘛寺原国民党康定县长郑显明、“川康青反共救国军”王文焕、康定县渔通区头人甲安仁等的敌对活动有关。军分区命令侦察科长解子安和我带1连、解放军558团4连的一个排，从折多塘出发，翻贡嘎山，由东向西奔袭王文焕；2连和558团4连的另一个排自西向东合围。部队在高度保密中出发，因山高雪大，走了3天，露营两夜，于5月29日凌晨3时被敌人发现。又因部队负重翻越一座海拔5000米的高山，严重缺氧，体力不支，掉队很多；4连排长王忠钰同志还因缺氧牺牲。当敌人发现我们时，我只有1连2排副排长任德贵带7班车树华等十多名同志赶到。战斗打响后，敌人发现我人少，曾组织两次反扑，被任德贵组织火力压下去。待我部队集中并向敌人冲击时，由于夜暗，敌人溃散。1连藏族战士多，体力好，士气高，但第一次打仗没经验，夜间行军，极不安静，致被敌人先期发现。战斗打响后又不大注意利用地形，而是按藏族传统，呐喊冲锋，盲目射击。待我方冲到喇嘛寺，已找不到敌人了。为了彻底查清敌人，我们将4连集中待敌，1连和赶来增援的2连以班为单位分散做群众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反复搜剿，在群众支持下，终于捕获了王文焕和军统特务胡亚珑等100余人，缴枪支和战刀等400余件，电台两部和银锭、布匹等。又根据敌人文件和审讯情况，顺藤摸瓜，在康定、九龙、雅江、乾宁等地1000多淘金工人中，查出特务和反革命嫌疑分子近100人。贡嘎山一战，康区公安部队初试锋芒，大获全胜。藏族青年参军的更多了，请长假的也陆续归队。部队受到锻炼，我营1、2连立功受奖达60多人。西康省军区以任德贵、车树华等同志为原型，编演了话剧《雪山红旗》。

1951年7月下旬，我营奉命开赴康定接受组建康区地方公安部队------藏民团的光荣任务。藏民团团长沙纳是红军长征时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全团3个营，康定警卫营为第1营，丹巴警卫营为第2营，甘孜、炉霍、道孚的3个警卫连合编为第3营，解放军558团一个连也编入藏民团。团机关和1营随之进入道孚，边学习训练，边种地和营建，积极维护川藏交通沿线治安。当时道孚没有部队营房，民房也很少。经沙纳团长努力，部队借住道孚一喇嘛寺。虽然事先我们反复教育部队严格执行宗教政策，尊重其宗教活动，有矛盾时我们多方谦让，但寺庙上层有机会就向团部和政府反映，要求我们撤出。随着秋收，一次大的跳神庙会临近，问题更加紧迫。这时，除加紧营房施工外，团里指示我们管好部队，注意纪律。为迎接庙会，我们决定打扫一次卫生。该寺庙外的道路、空地，到处是屎尿垃圾，卫生极差，平时我们也打扫多次未见效。这次我们停训两星期，全营干部战士一齐动手，每天辛勤劳动。粪便垃圾都成了肥料；挖了大批青石板将寺内大小巷铺成了石路；年久失修的一个小花园也挖通了水沟，引进了清水，花木修剪整齐。整个寺庙，焕然一新。这一来，大小喇嘛的态度变了，有了笑容，问候祝福，有时还进营房坐坐，再不说叫我们走的话。这年的庙会，群众特别多，人们看见寺庙如此干净，都十分珍惜，不再随地大小便，而是随地而坐，饮茶吃饭。这个寺庙的大佛殿至为神圣，从不轻易开放，更不准女人进入。现在，他们欢迎我们参观了。但我们不知对女人有禁忌。恰好有西康军区文工团来慰问藏民团，男女演员也想参观大殿，使管殿喇嘛很为难。后请示大喇嘛，得特准参观。参观之后，我们才知道犯了禁忌，赶忙去道歉。他们说：“解放军尊重宗教，菩萨是不会怪罪的”。1954年，部队营房修好，我们搬出喇嘛寺。此后，该寺和部队关系一直较好，寺内道路和卫生也保持较好。

藏民团曾编制1600余人，基本是藏族官兵。藏民团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干部、营建生产和维持治安。在此后的历程中，藏民团不仅为自身培养了大批军官，还为甘孜地区输送了千余名干部，又曾以两个连的兵力集体转业至丹巴云母矿和新都桥农场，成为建矿建场的骨干。藏民团实际成为康区培养改革和建设骨干的学校。在道孚的4年中，部队开荒1300亩，并将其中600亩熟地赠送给当地无地群众。

后来，在保卫民主改革和平叛的斗争中，藏民团在北起巴颜喀拉山，南到乡城、稻城，东起大渡河，西近金沙江的千山万水中，转战数万里，大小288次战斗，屡建奇功，以猛打猛冲和军政兼施而著称。在西纳卡战斗中，战士多吉一人面对敌人8支步枪向他齐射的局面，单枪匹马，毫无惧色，平端机枪连续三次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了部队对这股叛乱武装的合围。在格林寺战斗中，班长四郎若德带领全班猛攻逃敌，他跃马挥刀冲入敌群，歼敌一部，俘敌19人，缴战马32匹，全班人人受奖。在木拉战斗中，机枪手阿嘎大腿负伤，几番昏厥，醒来后坚持用一挺机枪锁住山口，为部队歼敌立了关键一功。1959年康北牧区平叛时，藏民团英勇作战近百次，连续消灭三大股敌人，在后期平叛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藏民团成为高原人民心中一面耀眼的金盾。

一个步兵连，改为警卫营（哪怕是一个空架子），扩为独立团，再将独立团改为有序号或特别命名的公安团、内卫团和武警支队。这是那时许多支队形成的简单过程，在部队建制上有普遍意义。这支由中央军委特别命名的部队，在中国武警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保卫民主改革的公安部队

民主改革前，川藏线北路的主力公安部队是藏民团等部，南路则主要是公安21团，并且由公安21团抽调部队组建了各县的公安中队，后称武装警察中队。1952年6月，我奉调到21团任干部处处长。公安21团的前身是西南军区独立第7团，再前是解放军558团。1952年10月，该团奉命以第2营和泸定警卫营干部战士800余人编为康定自治区公安大队，下辖两个直属中队和21个县公安中队。这些县中队发扬21团的光荣传统，在此后的地方治安特别是民主改革中，都是一面面坚不可摧的盾牌。

公安21团和康南各县中队的进驻各地，是一场艰苦复杂的斗争。还在1952年5月，21团团部、1营、理塘县中队、巴塘县中队已向理塘进军。理塘海拔4000多米，气候寒冷，没有夏天，空气稀薄，氧气不足，但这里有康区南路最大的喇嘛寺，是康南政治和文化的重心。从清末“改土归流”设县到民国数十年间，这个县城的所谓老街、新街，实际只有一些低矮的土墙泥顶房。在团长李希安同志率领下，部队自带帐篷、给养步行670里，历时10天到达这座世界高城。沿途受到群众、政府机关人员的欢迎。但由于行李笨重，时冷时热，战士生病很多。理塘县中队一个战士刚到理塘就因病牺牲。理塘县人民政府当时住在清朝时修建的关帝庙内，大部队到达，便只能住在为数不多的帐篷中。为了赶在冬季到来之前能住进房子，部队除派少数人员维持治安外，其余从机关到连队，全力以赴构筑营房。在风、雨、雪的不断袭击中，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我们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干打垒”营房终于建成，使理塘也像个县城了。部队在理塘站稳的同时，按照中央“谨慎稳进”的方针，一边清理逃亡匪徒，一边以武装支持政府逐步向甘孜、巴塘、九龙等县派出县中队，并于1954年11月向偏远的乡城、稻城派出县中队，21团3营则前出支援。乡城、稻城在民国初年以后就没驻过政府军，当地上层曾千方百计阻我前进。到1955年底，康区除各县武装警察中队外，北路驻藏民团、公安67团、骑兵团，南路驻公安68团和公安独立第7营，另在南北两路分路的新都桥驻有公安65团，在康定驻一个训练团，从而形成民主改革的坚强后盾。

民主改革前康定地区藏族社会，当时从四川到中央都估计为封建农奴制。认为约占全区藏族总人口5%的农奴主，占有几乎全部土地、牧场和森林。占人口90%以上的农奴服无偿劳役，受到种种剥削、压迫和凌辱，还有1%的人是奴隶，整个地区的生产和经济十分落后[4]。由于这里接近汉族先进地区，一些县是藏汉杂居，历史上也曾发生“改土归流”，特别是经过解放后的几年工作，群众和一部分爱国进步上层人士的觉悟都已提高，民主改革的条件趋于成熟。1955年12月，根据康区人民代表的提案，四川省人代会作了民主改革的决议[5]。随后，州人代会制定了一套改革办法。但是，少数顽固不化的民族上层不甘放弃特权，利用他们手中的约5万支枪，发起了反改革叛乱。

1955年2月底和3月初，叛乱首先从靠近青海玉树地区的色达县开始，随后在公安68团和公安7营负责保卫的义敦、理塘、巴塘等地爆发。义敦等3县叛乱武装7000余人枪，兵力上处于优势。他们包围区县政府，抢劫国家物资，野蛮残忍地杀害藏汉工作队员和藏族积极分子。一些遇害的工作队员还是刚刚参加工作的男女青年学生。叛乱迅速蔓延至康区大部分县区。我各地公安部队在兵力不足、高度分散的情况下，立即担负起保卫民主改革的神圣使命。

在义敦，叛方在乡下杀害工作队员20多人后，于3月1日早晨纠集800余人枪攻县城。义敦只有几十间房子，非常狭小。叛方占领环城四山后，又在距城30里的深达沟伏击我公安7营行进中的连队，连队伤18人，牺牲26人。守城部队除县武警中队外，主要为68团2连。在叛方反复冲击下，他们顽强据守。该连第12班7个同志驻城外一个小山上，是我方唯一控制的制高点，在敌人不断攻击下，该班减员到4人。他们常常昼夜不眠，有时轮班睡觉，天天喝凉水吃糌粑，在阵地上坚持了一个多月。弹丸小城，始终未破，直到援军到达。

3月9日，理塘3000余人叛乱。当天，我团1连副排长张晓尧带4名战士给驻守无量河大桥的1班战士送食品，在理塘西10多里的温泉被敌数百人包围。5位同志经激战全部负伤，便将手中武器砸坏，高呼革命口号，全部壮烈牺牲。当时，我理塘部队人少，连团机关、县武装警察中队在内才300多人，其中4连多是元月份才参军的新兵。保卫县政府的只有县武警中队和6连一个排。我们既要守营区，又要支持县中队，便将机关和勤杂人员也武装起来，把两个新兵排组成机动分队。叛方完全了解我方兵力，在煽动群众时说：“解放军很少，都是些新兵娃娃，再就是读书人，根本不会打枪”。于是，他们猛攻，妄图一举攻占县城。严重时，他们占据靠我营区50米的几座坚固民房打冷枪。我们在坚决抗击的同时，用喇叭劝告他们停止叛乱，他们中则有人用汉话高喊：“21团说大话，只会吼叫没办法，要想活命有一条，离开理塘回老家”。我们的水源被截断，伤亡每天增加，但部队情绪很高，使政府、医院、粮库等单位的同志受到鼓舞。叛方曾集中力量企图攻下医院，两次爬上围墙，都被机动分队的新战士们赶跑。医院的治疗、护理照常进行。2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越战越勇，对方则士气大减，内部分化。在我65团援兵赶到之前，新龙、翟桑来攻城的人已经撤走。4月上旬，我65团、68团部队攻下理塘喇嘛寺，理塘叛乱初步平息[6]。

3月21日，巴塘发生3000余人叛乱。当时巴塘除县武警中队外，无机动部队驻守。保卫县城的武警中队3个班，连同干部、教师、医生、职工等全部不到300人。在形势紧张时，大家都集中到3个院子，其中一个是清末的“营官大寨”。县武警中队干部不多，但处处站在斗争前列。叛方曾扬言“三天拿下大营官”。经一星期激战，我方仍牢牢固守“三点一线”。叛方改为重点进攻我孤悬在300米外的一个点，我方被迫突围集中。突围时，格桑郎杰、小英扎、马天华、洛斗等6同志牺牲，巴扎等23人负伤。在叛方断我水源后，我们更加困难，几十名伤员，200多干部战士唇干口裂，把仅有的一点水留给伤员和藏族进步上层人士。最困难时，连葡萄酒和干粪池里的雨水也用来煮饭。战士们忍着最大的痛苦还坚持每天的战斗。经过17个昼夜的苦战，4月7日，我68团部队赶到，人们流着热泪欢呼胜利解围[7]

3月中旬，九龙发生1000余人的叛乱。县武警中队不足50人，加上武装的民主改革工作队不足70人。经两昼夜激战，叛方几乎占据全城。为减少损失，奉上级指示，由武警中队掩护党政机关突围。这是川西叛乱地区数十个县中唯一撤守的县城。县武警中队背着沉重的行装，边打边走，经过一天，将政府的藏汉干部撤到安全地点。撤退途中，分区侦察科长、时任九龙工作队队长的解子安同志和县武警中队分析形势，决定杀个回马枪。于是，县武警中队、工作队60余人连夜长途奔袭。在城内同志配合下，一举抓获叛乱指挥中心的全部人员。叛众闻风而散，收复县城。

执行民族政策的模范

在1956年至1959年保卫康区民主改革的斗争中，四川及支援四川的公安部队不仅在战场上做了重大努力和牺牲，而且在执行民族政策，进行政治争取上也做了贡献。1956年4月，我调任军区政治部民族科科长，多次到部队了解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

1956年7月，我和一些同志曾沿川藏公路北上。在甘孜，我看到著名的大金寺、白利寺在改革中得到公安67团很好的保护，宗教活动秩序正常。叛乱对一向靠拢中央政府的白利寺没有大的影响。大金寺则一向受西藏地方势力影响，民主改革初期寺庙少数喇嘛在庙内曾杀害几名藏族积极分子。群众很气愤，曾要求部队攻打大金寺，但部队和甘孜县委采取了和谈办法，要求寺庙上层交出了凶手，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在康藏交界的德格县，我们了解到由于土司降央伯姆在内地开会未归，谣言很多，秩序很乱。但当地有著名的印经院，保存着极为丰富的佛教典籍，是藏文化的瑰宝，需要很好的保护。当时，重庆公安部队4团刚接防此地。我们开始有些担心，怕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团不了解民族政策。到部队驻地后，看到广大官兵都非常注意学习和贯彻有关民族、宗教政策和和平改革的文件，纪律严明，不骄不躁。公安4团领导还和县委一起，对印经院的安全工作做了认真研究，采取严密措施保卫印经院及附近的土司衙门。4团走后，公安60团接防，使印经院一直没有离开过部队保护。按照上级规定，各地部队都注意保护寺庙，对空无一人的寺庙加以封存，将丢失散乱的佛经捡回捆放寺中。可惜，后来有些寺庙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破坏。

公安65团在理塘解围和平叛攻坚战中曾有惨痛牺牲，在掩护民兵修建川藏公路南路特别是保护运输时，又遭到叛乱分子的多次袭击。但65团仍能严格执行民族政策，严防报复情绪。他们在掩护修路，完成5万驮物资押运的同时，按照中央关于与叛方“停战和谈”、“百擒百纵”等指示，在崇喜土司地区召集85名头人开会，派部队配合地方工作队，深入理塘、雅江等地村寨牧场，宣传改革意义和政策，发放救济粮，安置上层，安定民心，使大量参加叛乱的人放下武器回家。

公安68团8连在到达巴塘地区的中扎村时，群众跑光了，连队粮食也快吃完了。战士们在一老乡家的牛圈里发现了红米、酥油、核桃、干菌子等。有的同志主张吃了，给老百姓留下钱。但多数同志不同意，认为老乡不在家，吃了违反政策，后来就把这些东西搬到家里放好，以免霉烂。几天后这个老乡回家，发现牛圈里的东西不见了，非常生气，指导员问话他一言不发。指导员看出他的心事，请他到屋里看东西并宣称我军政策，老乡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后来主动上山劝回了不少群众。巴塘竹巴笼乡有个叫列群的人中毒太深，带了几个人不肯下山。7连战士不断有人到列群家里做宣传；列群有个儿子病了，卫生员给他打针吃药；列群家缺劳动力，战士们帮他家背粪锄地；列群在山上套的兔子，战士们发现后送到他家。最后，列群终于被感动下山，大大教育了当地群众。

1958年初，68团一部西渡金沙江配合昌都平叛。群众听了谣言，纷纷离家上山。有的地方整村整乡空无一人。当时，团、营党委坚持把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作为部队教育的中心。部队每到一地，发传单，贴布告，给山上捎信，同时严守纪律，替上了山的群众喂牛羊，扫畜圈，收拾东西，锄地播种，保护佛像，不进经堂；在断粮断炊而群众不在时，宁肯吃野菜、松子也不动村里的鸡蛋、瓜果。8连到达中须地区时已断粮几天，战士们从河里捉回一大筐鱼，但群众发现后苦苦哀求，说鱼是菩萨，不能吃。为尊重民族风俗，战士们只好把鱼放了。3连到达昌日哇地区时，发现一老乡家的母牛刚生下小牛但无人照管，战士张星全便每天喂牛并将邻家的两只母鸡也喂了起来。主人回来时，见牛和鸡都平安无事，而战士们吃的是野菜，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人民公安部队深知党的政策的极端重要，各公安团、营领导都把争取群众的工作当作中心工作来抓，亲自和参叛者谈话，组织进步上层人士和参叛者家属写信或直接上山劝告，解除叛乱者顾虑；战场上对受伤放下武器的人一律包扎、抢救、治疗；在所有开展工作的地方都按情况发放救济粮；对已安置工作的上层人士，即使在很乱的情况下，尽量发送工资，我自己就曾背着工资袋去寻找这些上层人士，使党“以政治争取为主，结合军事斗争”的平叛方针发挥了巨大威力。1959年，康区民主改革已取得伟大胜利，贫苦群众获得解放并组织起5万人的自卫武装，绝大部分参叛者都已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放下武器回家生产，康区公安部队------高原人民的盾牌，基本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使命。

[1]1992年，笔者接通知，为二炮部队编委会写稿，经查成都军区等处档案，草成初稿，后找到原康定军分区正师职副政委赵国俊同志，数次谈话，修改成稿，载《公安部队﹒回忆史料》，题为《战斗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公安部队》，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署名赵国俊；后转载于武警总部编史办《武警部队风雨历程50年》第1集，题为《高原金盾初铸时》，注明韦清风整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这两篇，都是军内发行。今年，适逢甘孜地区改革和用兵60周年，公开发表此文，以纪念改革并悼念那些为此而牺牲的人们。此次发表，略有增删并加了注释。

[2]这是20世纪50-80年代初的一种流行说法，实际因历代中央王朝的经营和晚晴与民国的改革，康区与西藏不同，不是“政教合一”，政教是分离的，不仅土司与寺庙互不统属，民国年间还普遍设县设政府，由汉族文官任县长，并有保安部队站岗和维持社会秩序。

[3] “团总”，是国民党时期康区藏、彝特别保安部队头目的称呼。

[4]康区的“农奴制”，是20世纪50-80年代初的流行说法。实际，因紧靠汉族地区，加上晚清“改土归流”和民国年间的各种治理，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与内地非常接近。所列举阶级等数据，也是当时宣传部门的说法。此处保留原来的说法。

[5] 实际，1955年11月，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委已经决定在凉山和康定进行民主改革。

[6] 期间，我空军曾飞临理塘上空，并曾向理塘喇嘛寺投弹和扫射，鼓舞了我军斗志。

[7] 期间，我空军多次飞临巴塘上空，空投粮食等物资，特别是一度轰炸叛方指挥部康宁寺，极大地打击了叛方气焰，鼓舞了坚守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