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今天

大老姜

　　1961年元旦前夕，彼伊姆（Биим）的信及贺卡如期而至，此刻她应该也收到了我的С новым годом（斯诺伟姆.果达姆，俄语新年好）贺卡。彼伊姆是我的苏联朋友，生活在远东地区的伊尔库茨克，和我一样也是一名中学生。

图一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新年好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正是中苏的蜜月期，作为“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已然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幸福天堂；毕竟，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憧憬中。当年的苏联，也的确给予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的中国以多方面的援助，在武汉，武钢等大型企业、长江大桥等都是苏联援建的。我曾经就职的331厂也是苏联援建的，1954年331厂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仿制的原型机即为苏联的m-11。就连我们实验中学的理化实验室全套仪器也是苏联赠送的，当时在国内绝对是一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中苏两国中学生通信交流的热潮，我们班估计半数左右同学都有这样的苏联“信友”。
电话在那个年代还未飞入寻常百姓家，即使我们这样的名校也就一、两部电话。每逢新年，我和彼伊姆只有通过“飞鸿”互致问候。当时，每年的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在中国也是个大喜日子，我们也会互相表示祝贺。
图二 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下：致亲爱的朋友 姜传绂 Биим

　　我和彼伊姆都喜欢涂鸦，我画克里姆林宫，如同画天安门一样熟练。在我们的手绘明信片中，克里姆林宫与天安门都是少不了的主题，其寓意多么简明而深刻啊！我也画过列宁等领袖的肖像。也许是女孩的天性，彼伊姆寄给我的的手绘则多是花草之类。

图三上：中苏友谊万岁。中：致以亲爱的未曾见面的朋友。下：当年我在练习本上绘的列宁像。
　　

　　这些已经泛黄的涂鸦之作均已披上沧桑的色彩，却显示出时代特征及历史感，令人感叹岁月的更迭。
　　我和彼伊姆始终没有见过面，她寄给我的照片后来也不知所终，但我记得照片中的她还戴着红领巾，虽然已经是中学生了。也许在苏联红领巾并非像中国一样，仅仅作为小学生少先队员的标志，这得另外考证了。当年彼伊姆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如同下面这张明信片中的女孩，美丽而朝气蓬勃。

图四 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爱党。时刻准备着！

　　在实验中学，苏联“信友”最早期是由老师指定的，后来也有同学互相介绍、牵线搭桥开始通信联系的。记得学校的传达室每天都会收到一大摞俄文信，这种奇特的校园“景观”至今历历在目。

　　虽然中苏关系在两年前已经开始交恶，但直至1961年上半年，反对苏修的斗争还未趋于公开化与激烈化，所以很多中苏学生依旧还保持着交往，一是“中苏世代友谊”的惯性使然，这种“牢不可破”的友谊已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二则当年学校外语教育几乎清一色是俄语，通过交流可以学习俄语。于我个人而言则还有集邮的爱好。

图六 实验中学高中使用的俄语课本，除了封面没有汉字。另页是老伴自己整理的单词表。

图七 五、六十年代，CCCP的邮票曾经是集邮爱好者的至爱。
　　

　　我们每写完信后都会交给俄语老师修改，再誊正寄出。当年为我改过信的有张庆圭老师、唐冀明老师，唐老师后来担任华中师大的国学院院长，为国内著名的国学大师。张老师据说后来也是武汉的十大名师。这些来往信件的内容无非是歌颂自己的祖国，祝福中苏友好，或者介绍本国的风土人情、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学习等，信里常常附有一些明信片、风景照片等，全无私密可言，收到信的同学往往会在班里传阅“共享“。在当时封闭的年代里，这样的交流无疑给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户。

图八 国内当时还很少见到这样的明信片。 图九 有关伊尔库茨克城市的明信片
　　这两张伊尔库斯克风景明信片，今天看来很一般，当年却是梦想中的社会主义美好天堂啊。记得我也送过她武汉的风景明信片，盖有长江大桥通车纪念章的，这座大桥堪称中苏友谊的见证，记得我是在邮局排长队才买到并盖上纪念印章的。那时往苏联寄明信片很便宜，而信件就贵得多，记忆中是22分的邮票，如果再塞进照片啥的，一旦超重就非常贵了，所以也经常以寄明信片代信，背面通常会密密麻麻写满字。
图十 盖有长江大桥通车纪念章的明信片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革命传统教育中，有太多的苏联“基因”。50年代，卓娅与舒拉如同刘胡兰一样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成为几代人的楷模，保尔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自传体小说《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中的主人翁。前文提到的331厂第一任厂长就是吴运铎。
　　1950、1960年代的中国，苏联的电影，歌曲、书籍成为绝对主流的外来文化产品。

图十一 外国民歌200首

　　这本曾经在国内流行的“外国民歌200首”，其中许多都是苏联歌曲。我们那一代人熟悉的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传唱至今。

图十二 一年级小学生（1955）

　　作为纪念，老伴还保留着这本1955年出版的小说，扉页面的一个慧字也直奔“古稀”之年，令人感慨良多。序言出自著名的丁玲之手，看看“内容提要”，还可以嗅出当年的那种文化气息。

　　老岳父曾经当过老师，当年教师必修的心理学教材就是沿用苏联的。这本书是1951年出版的。

图十三 心理学（1951）
　　随着反修斗争的公开化，1961年下半年与”帝修反“的斗争更趋激烈，”修正主义“跻身于“帝国主义”之后成为第二大国际敌人。特别是人民日报后来陆续发表了著名的“九评“，从十恶不赦的马列叛徒赫鲁晓夫，一直批到修正主义祖宗之一的南斯拉夫铁托，中苏关系就此走向冰点。时隔60年，我的涂鸦小本里，曾经是抵抗德国法西斯领袖的铁托，也赫然跻身在”帝修反“头目的行列里。

图十三 1961年的涂鸦

　　到1961年底，中苏的民间交往彻底断绝，我与彼伊姆的通信也嘎然而止，从此杳无音信。当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时刻，苏联撤走大量援华专家以及追逼抗美援朝的债务，据说也是造成灾难的原因之一。我还保留着实验中学1960/1961学年上学期的注册须知，从纸张之粗糙低劣，可以想象当年物资是何等匮乏。一学期学费5元，住宿费3.5元，男生伙食费每月8.1元，女生伙食费每月7元，对照那时绝大多数劳动者每月几十元的工资水平，这些费用标准并不便宜。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紧缺，粮票贵于金啊！1961年下半年为了“货币回笼“开始采取高价食品政策，如果没有粮票，一个”发饼“卖到1元甚至更贵，一种大”喜饼“够一学期的学费，可见粮食之紧张程度，如今的年轻人肯定难以想象。

图十四 实验中学1960/1961学年上学期的注册须知

记得那时电影院反复播放电影“列宁在1918”，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由于缺电放映中途可能随时断电。电影中列宁说的那句著名台词 “面包会有的”，成为当年人们自勉的不朽名句。

时光荏苒，今时今日面包是有了，不仅电灯电话连汽车都有了，但斗转星移，昔日的苏联与中国都发生了恍若隔世的变化。这些历经岁月的陈年旧物作为时代的信物见证了一段历史，当然，也成为我们人生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回忆这一段青春往事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彼伊姆的美好形象，悠扬婉转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仿佛又回旋于耳际，可亲爱的戈伊姆，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