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丰盛胡同4号的那些日子

王填平

　 1960年6月，我从山西的乡下来到北京，就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4号，那时我才13岁。由于姐夫赵得源从山西省物资局调到国家物资总局工作，姐姐就把还在乡下的我一起带到北京。

记得当时我刚刚从阳城县固隆完小小学毕业，还没上中学呢！突然一天，在太原工作的来保哥回到固隆村，两天之内给我办好了转学、迁移户口等手续，将我带到省城太原。到太原的第二天就由三姐凌萍接力将我送到北京。

三姐和我一样，都是土包子进城两眼一摸黑，哪儿哪儿都不知道。早上五点多从永定门火车站下火车，再坐公交车赶往三里河国家经委所在地。由于天刚刚亮，坐头班车的人很少，一路也无心看路上的风景，饿着肚子，盼着早点到家。车走了快一个小时终于到了三里河国家经委会所在地。经委会接待人员告诉我们，姐夫被分配在物资总局，地址在展览路附近。多次打听几经周折，终于到了阜成门外又远又荒凉的地方～展览路，找到国家经委物资总局大楼，到大楼一打听姐夫到北京没有几天，还没来上班。再打听住处也都不知道，只说可能在西板桥附近的山西省驻京办事处招待所。于是我们又坐上电车赶往景山附近的西板桥，但是他们并没有住在这里，工作人员又把我们支到了丰盛胡同4号。从早上五点多在永定门火车站下火车，到现在已中午12点多，姐弟俩没吃没喝，空着肚子走了六、七个小时，真是又饿又累。但没办法，还得继续找呀！三姐比我也就大五岁，也是第一次出远门，好在她在大城市太原生活过两年总比我这第一次进城的乡下小崽子强多了。

经打听后，我们坐上了9路无轨电车，人家告诉我们在缸瓦市下车，没想到坐过了站在甘石桥下的车。下车后，我们只好往回走。三姐背着包，我挑着担，一头挑着随身行李，另一头是给大姐从老家带来的自辫条帚。下午两点多钟我们终于找到了丰盛胡同4号院，我们进到这个深宅大院，左拐右拐，穿过一个又一个门槛、庭院，终于见到了大姐一家。见到大姐的三姐即刻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真不容易呀，终于到家了！

1960年，初到北京的我和父亲及大姐王凌英（后排中）、三姐王凌萍（后排右）合影。

原丰盛胡同4号，现己改为11号

　　丰盛胡同4号过去是阎钖山外甥的宅院，解放后山西省收回作为省政府驻京办事处的招待所，用以接待山西省官员进京的住宿地。

　　其实院子里主要还是居民住宅，这是一个很深很大的四进院落，还有不少跨院。大院正门在丰盛胡同，后门就到了兵马司胡同。我们家就在二进院东边的跨院，这个跨院住了两户人家，我家住北房，上台阶后一溜三间房子。靠东边小屋姐夫、姐姐住，中间大屋有两张大床，我和外甥七一、丁一三人睡一张床，另一张大床是外甥女五一、十一睡，西边一间小屋做厨房，我父亲在这里居住。

我父亲王金满

　　父亲是这一大家的大厨，全家的吃喝全由他一人操持。父亲的手艺没得说，在村里时，凡有谁家办红白喜事都由他来操持，他一人就可供宴席上百人的大碗拉面。他在家里每天变着花样给全家人调理伙食，尤其是他做的葱花饼，至今大家想起来还要流口水。

我家小跨院的南屋住着另外一家人，他家好像是在冶金部工作。他们一家四口，大女儿王晓红在旁边的女九中上高中，小儿子小名叫淘气在德外六铺炕冶金部子弟小学上学。我们两家人相处得特别好，两家孩子也经常一块儿玩。小院东边是一块空地，东北角有一棵桃树，高处的树枝越过高墙直伸到另一个院子里。在这块不到20平米的土地上，农民出身的父亲就大显身手了，在地里种了些玉米、白菜、豆角等蔬菜，这里严然成了我们家的自留地，不时可以补充些新鲜蔬菜。

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现在己面目全非认不出来了。

　　丰盛胡同4号院子很大，进大门后右边耳房是一个客房，有客人来时临时居住。南面一排四、五间房子是招待所办公室，进二道门跨入二进院就是居民住宅了。二进院住了两户人家，北屋最大的房子由阎锡山外甥的家人居住，房子很大。记得他家的孩子小名叫小牛，和丁一是三十五中的同学。三进院是最大的院子，足有半个篮球场大，我们经常在院子里打羽毛球。

现在宽畅的大院子没有了，四周盖满了大小不一的小房子，推着自行车进去都很困难。

　　三进院的四角都有跨院，西北角的跨院后门就直通兵马司胡同。西北跨院住着吴江一家，她妈妈是儿童医院大夫。那时逢星期天、节假日吳江常带着我们去儿童医院玩儿，记得要走好远好远。出了阜城门，过了护城河，还要过一片乱草丛生的荒地才能到达。吳江一家兄弟三人，还有两个弟弟吴杰、吴旭，我们经常一起玩耍。西南跨院有一个大哥叫李宝柱，当时在北京八中上高中，整个院子大一点的孩子，男孩就是李宝柱，女孩就是我们家对门在女九中上高中的王晓红。

六十年前的老邻居李宝柱，依然住在他的老房子里。

　　到北京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学问题。十一年龄还小，不存在上学问题，丁一、五一直接到丰盛胡同小学上学。我和七一小学刚毕业，在北京上中学还要补考。其实我在农村小学，因为成绩优秀，己保送到阳城县最好的中学～阳城一中。但到北京后还要重新考试。当时适逢暑假，小学升初中考试已结束，教育局安排我们这些未能参加考试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在西什库小学进行了补考。尽管我在当地成绩优秀，但同北京比根本不是一个层面，可想而知考试成绩不可能太好。我也不知道怎么稀里糊塗交的卷，最后我和七一都被分配到西单舍饭寺胡同的北京三十六中学。

　　1960年，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年，我们十几岁的半大小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国家为了照顾我们，普通居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半，我和七一的定量是30斤，后来涨到了32斤，但依然觉得吃不饱肚子。说实话，其实对于我一个农村来的孩子，能吃上大米白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有时遇上星期天，姐夫还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七一到近郊菜地里捡些萝卜、白菜叶回家补充些蔬菜。父亲也特别会过日子，炒元白菜时白菜中间的硬梗从来不扔掉，去掉硬皮后和菜一起炒着吃。当时一个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的亲戚海旺哥，星期天到家来还会带些在北师大校园里采的洋槐花，父亲和点面上锅一蒸再拌点调料，吃着可香了。

我和七一从丰盛胡同到西单上学，要走三站路才能到学校，我俩就学着一些同学，用自行车辐条把一头磨尖了，在上学的路上戳烟头，兜里装个旧信封装烟头，上下学的路上也能拣半信封的烟丝。想着卖掉烟丝，攒些零花钱。当然，这个愿望并没实现，没有几天就放弃了。

出了我家院门往胡同西面走，紧挨着就是女九中，过了女九中不远就是中直礼堂。礼堂前面有个很大的广场，我们家几个孩子都是在那里学会骑自行车的。当时姐姐有辆26线闸英国菲利普女式自行车，星期天或下午放学后我们就用它在中直礼堂广场练车。中直礼堂之所以印象深刻，还因为我们可以经常在那里观看一般人看不到的内部电影。

当时的“中直礼堂”现在依然还在，只是觉得比当初印象中的小了许多。

　　过了中直礼堂，再往西走就到了西斜街的北口。记得那里有个小书店，两分钱可看一本小人书。许多孩子都经常到书店看小人书，我也常常光顾这里，花个几分钱满足半天的读书欲。

院子里的孩子相处都特别好，经常在院子里打闹嬉耍。1961年1月，姐姐家的老五降生了。因为是六一年生的，又赶上个星期六，就给他起名赵六一。六一是家里的宝贝，从小就没有上过幼儿园，平时由姥爷带着，节假日哥哥姐姐都喜欢抱着他在院子里玩。记得他两岁多时，他大姐赵五一背着他在院子里和同院的孩子赛跑时被撞倒在地，磕掉了两颗大门牙，小弟弟却毫发无伤。

在36中上初中的日子还是非常愉快的，完全没有现在中学生的学习压力那么大。下午一般就上一节课，不到三点就放学了。西单地区很热闹，不仅有西单商场，还有不少影剧院，放学后就找地方看电影。学生票很便宜，五分钱看一场，附近的红光电影院、首都电影院、中央电影院、西单剧场都是经常光顾的地方。家门口附近的红楼电影院、胜利电影院、地质部礼堂，再往北的新街口工人俱乐部也经常去。后来两块钱买了学生公交月票，连东单大华电影院、交道口工人俱乐部、东四隆福寺长虹电影院有好电影也跑去看。有了月票后，北京的20多条线路的公共汽车坐了个遍，记得当时的学生除了玩儿，并没有太多课外作业压力。

60年代初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虽然没有像广大农村那样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生活也非常艰苦。吃完早饭后上学的路上，肚子就开始叫唤了。路过小饭馆，闻到从屋里飘出来烤烧饼的香味儿，就不由得流口水。其实当时饭店也没有什么炒菜，除了馒头、窝头、火烧外没有更多的花样。北京人最爱吃的炸大油饼儿也是六二、六三年以后才陆续有的。大油饼六分一个，糖油饼九分一个，就这价钱大人也很少给买，路过油饼摊也就闻闻味而已。当时孩子们向往吃点好吃的东西，无非就是油饼、火烧、点心、糖果，但多数时候只是想想而已，解馋的机会并不多。当时最流行的童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我想70岁左右的老北京都还记得。

当时北京十三级干部就算高干了，我姐夫也划入了高干范畴。在西单附近有个高干特供点，每月姐夫可以在特供点买到一条前门香烟，还有一些点心和白糖。姐夫、姐姐是舍不得吃的，除了留给襁褓中的六一吃零嘴外，都给我们五个半大孩子分了。半块小点心都是那么好吃，那么香，一口下去回味无穷。商店里基本没有点心和糖果可卖，当时的高级糖果，价格高得吓人。

有一年，大概是1962年，全国物资系统在西苑大旅社（现西苑饭店）开会，会议结束时参会代表会餐。那天晚上，姐夫骑着自行车，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带着我和七一，一直骑到动物园西面二里沟附近的西苑大旅社餐厅。我俩和参加会议的叔叔阿姨同桌吃了一顿大餐，平生第一次参加宴会，我和七一放开肚子海吃了一顿美餐。美味佳肴至今还不能忘记，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其实现在也想不起都吃了些什么，就觉得特别好吃。

我和七一在家里算大一点的孩子，经常要帮家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比如倒垃圾。当时每家都有一个木板钉制的大垃圾箱，两边两根抬杠，装满垃圾后，早上听到大街上传来的收垃圾的摇铃声，我俩就抬着垃圾箱出大门，倒进收垃圾的小推车。当时垃圾也没那么多样，除了炉灰渣没有别的东西，基本上两三天，甚至一个星期才倒一次垃圾。

家里孩子多，轻易不会买新衣裳，大概是1962年开学的第一天，我穿着姐姐给我买的新裤子去上学，走出家门还没到丰盛胡同东口，突然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骑车不看人，一下子把我撞倒在地上，新裤子立马开了个大口子。当时没觉得腿怎么疼，裤子破了可把我心疼死了。我拉着小伙子不让他走，小伙子一个劲儿道歉。当时也没那么多心眼，也没想让人家赔，最后还是把小伙子放走了，自己眼含泪水，穿着新买的破裤子上学去了。

1962年春节全家合影（前排从左至右：赵十一、大姐王凌英、父亲王金满抱着赵六一、姐夫赵得源、赵丁一，后排从左至右：赵五一、三姐王凌萍、赵七一、王填平）

1963年秋，我和七一考高中，丁一、五一考初中。我考取了北京三中，七一考取了红旗学校，红旗学校规定学生要住校，所以平时就不在家住。丁一考取了三十五中，同院的吳江、小牛都在这个学校上学。五一考取了三十六中，也是我和七一初中的母校。

三中在白塔寺北面祖家街胡同，离我家三站多地。一开始没买月票，我也是走着上学，上学时从后门出去穿兵马司胡同，再经八道湾约上我班同学徐其勋，经砖塔胡同到白塔寺，再往北过报子胡同到祖家街就到我们学校了。一年多时间内走大街，穿小巷，往返于居所和学校之间。

上高中时，三年自然灾害基本过去，北京兴起了锻炼身体的热潮，我们班多数同学都非常喜欢长跑。北京市在1956年举办了第一届春节环城赛跑，从天安门出发，经六部口、西单再向北到西四、平安里，再向东过厂桥、地安门、交道口、北新桥转弯向南过东四到东单，再向西过王府井回到天安门，全程大概13公里多。我们高三一班一帮十几个同学，多时有二十多个人经常一起，找个周末的晚上集体练习长跑。晚上六点多钟，天黑车少，大家在平安里集合，沿着环城长跑的路线跑一圈。一开始很累，尤其是跑到运动的“死点”后，真是累得要死。但顶过去后就好多了，并不觉得太累了。经过多次训练后一点都不累，反倒觉得是一种享受。跑完步后觉得很放松，很舒服，慢慢也养成了跑步的习惯。我经常早起后先跑一阵，然后吃早饭上学。我们班练长跑的十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1964年的春节环城赛跑。丁一后来也跟我一块早起跑步，我们出家门后，从丰盛胡同东口跑到西口，再跑到兵马司胡同再往东跑到缸瓦市转一圈儿，估计也有2000多米。跑回家后吃完早饭再上学，我和丁一也因此养成了早起的好习惯。

2020年10月28日，60年后又一次探访曾经住过的丰盛胡同，现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胡同口那个北京著名的帐薄专营店～成文厚帐薄商店已变成了便利店。

　　进胡同后，一眼就看到了4号的门楼。但现在的居民己不知这是4号的大门，因为己改为丰盛胡同11号。大院里更是面目全非了。

　　再往胡同深处走，除了中直礼堂就再没有熟悉的建筑了。听说今后西城区改为中央区后，还要进行大规模改造，丰盛胡同是拆是改就不得而知了，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只有小时候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