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老师

卢冬林

插图：卢冬林

回忆过往，感怀少年；

致敬恩师，祝福明天。

（一）

我出生在外婆家，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湾里姚家村渡过。1964年，那时我四岁多，刚开始记事。那一年，村里的教学点就设在外婆家。来外婆家读书的是姚家和塅上两村的十几个一、二、三年级的孩子。教师是从芳溪来的16岁小伙刘木生。

小刘老师住在外婆邻居易家，自已做饭，经常会有学生送些南瓜辣椒等蔬菜给老师。晚上我看他用蘸水笔蘸着红墨水改作业，很是好奇，用他的笔乱涂乱画，小刘老师就用蘸水笔画几个人物头像给我玩。他画的头像很象当年连环画里的人物，我外婆看了，赞叹道：刘老师画的“菩萨叽”真是好看。后来，我就经常缠着刘老师，要他画“菩萨叽”给我玩，因为是在外婆家大厅上课，我有时也坐在旁边听，刘老师外出也跟着他，外婆看我天天粘着刘老师，就开玩笑说，要不你也跟着读书吧。后来因年龄太小，没有做成刘老师的学生，但他画的“菩萨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家，我后来对绘画产生兴趣，不能说与刘老师毫无关系。

（二）

1966年秋，我六岁半，正式发蒙入学。姚家教学点设在姚家的一间民房里

姚家村旧貌（国画）红色记号所指处只露出屋脊的房子，曾是1966——1968年姚家教学点。

我的启蒙老师邹理英，她是离我们村十多里外的大畲村人。当时她大概二十来岁吧，带着一个不到一岁还在吃奶的小孩，来到姚家教书。同时要教三个年级的语文、算术，还有体育、唱歌、劳动等课程，还曾带着学生在后山叫雷公洞的草地上开荒，还要自己做饭带小孩。工作任务重，生活非常的艰难，除了学生家送点蔬菜外，附近也买不到食物，现在我都想不起来，她是怎么坚持在姚家工作生活了半年的。

报名后的第二天，外婆从家里掮了一张小方桌送我到上课的地方。上课的大厅面对大门的后墙上挂着一块三尺多长、两尺来宽的小黑板，前面摆了一张农家用的老式条桌当讲台，学生的课桌、板凳都是各自从家里搬来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样子五花八门，我的课桌是一张长、宽、高各两尺左右的小方桌，坐的是七、八寸高的小板凳。

邹老师发给我语文、算术两本新书和几个作业本。学生的书包也不整齐，多数是家里找块布自已缝制的，有的同学甚至没有书包。而我因为是长子，父亲早就为我买了一个精美的书包，还为我买了铅笔、小刀、塑料直尺，还有一盒十二支彩色蜡笔，与现在小学生比，就差一个文具盒了。那塑料直尺和彩色蜡笔更是少见的稀罕物。开学不久，正值“文革”如火如荼，县城的学生还时兴背一块书包大小的语录牌上学。父亲又请宜丰剧团的美工胥海波先生为我用胶合板制作了一块语录牌，上面贴上红纸，胥老师用秀丽的仿宋体写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当我背着这个时髦漂亮书包和独有的语录牌上学时，引来同学羡慕的目光。

那时上课没有铃声。邹老师只有一个口哨，要上课了，老师吹一下口哨，我们进到课堂，老师就开始轮流为各年级上课，一般是先布置二、三年级学生作业或预习，然后给一年级学生讲课，这种教学方式称为复式班教学。每堂课的时间也不固定，因为老师也没有钟表，没法掌握准确时间，只能是估摸着来，每天上两三节课，中途休息几分钟，邹老师给自己孩子喂奶，同学们就在厅外的禾场上做游戏，跳房子的跳房子，跳绳的跳绳，中午过后就放学。很多学生回家吃完中饭就要去放牛，我也是在读一年级的那年冬天开始为生产队放牛的。

牧童（国画）

邹老师性格温柔，教我们非常耐心细致，当时我们初入学的一年级学生，没有经历过学前教育，很多同学可能从来没摸过笔。记得邹老师给我们一年级上的第一堂课，教的是拼音字母“a、o、e”，开始抄写时，邹老师都要一个个手把手一笔一画地教我们写字。学算术也是从认读1、2、3开始，从读到写、再到计算，从数手指到数木棒，邹老师总是不厌其烦。我在同学中，算是学得比较快的，但也是在邹老师把着我的手练习了很久以后，才能勉强独立完成写字作业的。因我个子小，坐得又矮，邹老师蹲下来握着我的手写字时，就好象抱着我一样，这时就会有调皮的大孩子起哄，说是老师又“攘老毛毛”（指抱大婴儿）了。也正是因为邹老师是个温婉柔弱女子，有些年龄大点的孩子常常不听教导，令老师难堪。有时课间休息时，一些同学跑到几十米外的田野里撒欢，到了要上课时邹老师使劲吹口哨，个别同学会当做耳旁风，要老师亲自去拉才肯进教室，还有一次，几个调皮同学恶作剧，趁邹老师上厕所，把邹老师熟睡的孩子藏了起来，邹老师一时找不到孩子，吓得脸色煞白，差点哭起来。后来因有“叛徒”告密，邹老师才从一个桌子内的暗格中（一种老式木家具，桌子一侧上部开口，里面是一个下凹的暗箱），把还在熟睡的孩子抱了出来。

邹老师只在姚家教了半年书，但她的温柔、美丽以及她给予我的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一人带着小孩，远离家人，来我们村执教，克服了生活上、工作上许多令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她认真、刻苦的工作态度，令我常怀敬佩之心，至今在心中感恩不尽。1972年3月，我到大畲中学读书，又见到邹理英老师，她的家就在大畲中学校舍里面，处在当时初二教室和初一教室之间。1988年春天，我母亲因患肾病贫血在县中医院住院治疗，一天，母亲在输完血后问我：你认得这位给我输血的护士么？我说：有点面熟，好象见过。母亲告诉我：她就是你的启蒙老师邹老师啊！这时，我才知道，邹老师此时已在中医院工作了。此后我就一直没有见到过邹老师。

山村女教师（国画）

到了1967年春季开学，时局变得非常混乱，工厂停工、大学停课。到姚家来教书的是一个小伙子，名叫刘安安，他住在柴源巷口村，离姚家有两三里地。那个学期开学后因为没有课本，刘老师只能带着我们读《语录》，几个礼拜后，我们才见到临时刻版油印的十几页《毛主席语录》，算是课本。刘老师家庭成份是地主，此时父母亲遭到批斗，他也受到牵连，经常不能来上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学生只能站在姚家垴上，眼巴巴地望着柴源的方向，等待刘老师的出现，往往等到半上昼，没有见到老师到来，才失望地回家。这个学期，我们除了学会背几条语录外，什么也没有学成。对刘老师的印象也很模糊，只记得他除了教我们读语录外，还曾带着我们做过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三）

1967——1968学年，来姚家教学点上课的是李早生老师。

李早生老师，桥西前头村人，退伍军人，据说在部队是侦察兵。认识李老师后，我就感觉到他非常平易近人，做事认真细致。刚开学不久，一天下午，我跑到学堂去玩，只见他床上的被子折叠得方方正正，李老师正用剪刀修剪铺在被褥下的稻草。李老师见到我，立刻拿出一段糯米做的“如意糕”给我吃。在我吃完“如意糕”，高高兴兴地跑出屋门时，被门槛拌了一个嘴啃地，当时只觉眼冒金星，感觉肚内五脏六腑都摔碎了一般，痛苦得张大嘴却哭不出声来。李老师看到后，不是急着把我扶起来，而是蹲下来，按住我说：“慢点，先不要动，静静地卧一会儿。”过了一阵后，他又问我：“现在好点了么？慢慢爬起来。慢慢走几步”我爬起来后，围着李老师慢慢走了一圈，他看到我没事了，就笑着说：“好了，没事了，可以回家了，以后走路小心点。”

李老师有着军人的体魄和作风。无论冬夏，每天早上都到井边用冷水漱口洗脸。吃饭速度快，走路步子又轻又快、悄无声息。他还给我们表演过匍匐前行和蹲步行走，隐蔽又迅捷，令我们这些羡慕崇拜解放军的小孩大开眼界，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老师还多才多艺，他在写字画画等方面都很有才华。他在姚家时，正是各地开展表忠心、写忠字，做忠字牌的时候，李老师大显身手，为很多求上门的社员做了忠字牌，从报纸上剪下领袖像再用金纸剪成“忠”字，拼贴在纸版上或镶嵌在镜框中，供社员摆在家中。又把我们的课堂布置得焕然一新。大厅内主席像下贴上金灿灿的忠字，忠字两边还有向日葵剪纸图案，主席像上方还有八个用金纸剪的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他写的大字也很有特点，是一种变体的隶书。看了李老师写的隶书后，我就爱上了这种字体。李老师还善于用扁平的油画笔用黑体字写标语和对联，记得当时姚家塅上很多人家里都贴着他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两句不象对联的对联，横批是“革命委员会好”。李老师还书写了很多立在田头路边的简易语录牌，用一块木板，写上“最高指示”，钉在木桩上。当年在姚家牛栏边的路旁就立着一块语录牌，上面写着“要复课闹革命”，也是李老师的杰作，里面那个“要”字，上面“西”字头他草写成象“3”字样，我不认识，特意请教了李老师，我才知道“要”字还可以这样写。当年村里社员到大队或公社集会，要抬着巨幅的领袖画像游行，李老师还为生产队画过一幅领袖画像。

姚家学堂里的学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他上课很轻松，课堂气氛很活跃，课后与同学相处非常融洽。那时老师经常外出开会或学习，这种情况一般是学生停课，但李老师外出开会不影响我们的学习，每次都会安排三年级的大孩子布置作业，管理课堂，让我们上自习课。所以，在李老师任教我们的这一年中，我们的读书学习没有大多受到外界政治气候的影响。那时虽然不考试，也没有测验，但从我平时的语文、算术作业成绩中就可看出，我在学习上是有进步的，这一年并没有虚度。

1968年7月的一天，李老师要离开姚家了。得知李老师下学期再也不来教我们了，我大舅就叫我唤几个同学去送送李老师，我和姚建国、姚润年等四五个同学一直把李老师送到离姚家两里远的庙下，才在李老师的要求下返回。一路上我们几个懵懂的小孩嘻嘻哈哈、没大没小地和老师开着玩笑，有个同学还说了句：“李老师，你以后若找不到事做，去讨饭，就回到我们姚家来讨哈。”弄得李老师苦笑不得。这话后来传到我大舅耳朵里，我还被大舅教训了一番，说你们几个小屁孩，真是不懂事，竟然胡说八道。

李老师后来在森林派出所工作，我在街上偶尔碰到过几次。2020年8月的某天，我在白泽湖附近见到李老师，和他攀谈了几句，他虽然已七十多岁，但仍然保持军人风度，谈笑风生。看到李老师身体健康，我也非常欣慰。

乐在其中（国画）

（四）

1968年秋季开学时，姚家教学点转移到了塅上，教室设在易苟生家里。这一年，生产队还请来木工，为学校做了十张双人课桌、十条长板凳。还新做了一块两米多长、一米多宽的黑板。开始第一个学期在大厅上课，到第二个学期，教室改在了北边的侧陪屋内。这个陪屋只有前面一个小窗口，又被黑板挡着，所以显得很昏暗，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后来在房顶换上了几块玻璃明瓦，才显得比较明亮。

1968——1969学年，我读三年级。这一学年，教学点的老师是萧细忠老师。萧老师是石市人，之前在柴源大队做会计。来到塅上教书后，就住在队部，也是自已做饭。（像前面几位老师一样，我只知道他们自已做饭，也见过学生或家长偶然送些蔬菜给老师，但不知老师们平时有没有菜吃、吃的菜是怎么来的，总之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有一天傍晚，我在山脚下放牛时，见萧老师挑了一担茅柴下山，在路边的一个半干涸的田缺凼里摸鱼，他把一根枝条衔在口中，每摸到一条小鱼就用枝条穿上，最后看到他摸到十多条拇指大小的鲫鱼穿成一窜，高兴得像个小孩，笑着对我说：“今晚可以开荤了！”还有一次，我在萧老师的寝室内，见到一个小瓦罐，里面装的是半罐晒干了的米饭粒，大概半斤不到，萧老师还抓了一把送到我面前，笑着说：“吃点试试，看好吃不？这是剩饭干，你们这里没有的。”我试了两粒，咬不烂，萧老师又笑着说：“要再煮烂才好吃。”

塅上村易苟生家。在六十年代做过生产队队部。图中左侧陪屋曾做过几年教室。琉璃瓦是近年盖上的。

有了统一的课桌板凳，也有了大的黑板，塅上教学点就象个学校的样子了。那年队里还为学校买了一个闹钟，也就有了作息时间表，能按一节课45分钟标准上课了。

萧老师的课堂教学也井然有序。三个年级共十几个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萧老师忙而不乱，游刃有余。教学效果非常好，我们学习也很轻松愉快。

当时要求学校要开展学农、学军活动，因此这个学年除正常教学外，萧老师还分别请了姚家的老贫农姚由腾、塅上的民兵排长易顺生各上了一堂课。

那时农村小学还大都是半日制，课程主科就是语文、算术，副科有唱歌、画画、军体、劳动等，这一学年，萧老师带着我们学农，支援过两次巷口生产队耘早禾，每次都是劳动半天。另外，萧老师还带着我们在生产队队部后面挖了一个茅坑，外面扎上竹篱笆墙，盖上茅草，盖了个名符其实的茅厕，大小虽不到两平米，还分成男女两间。虽然外观很原始，但这可能是塅上村有史以来唯一的公厕，也是一件新鲜事。

不记得萧老师是在1969年还是在1970年离开塅上村小学的，在他离开后，我就只和萧老师见过一面。那是在我读高中时，我住在老县政府礼堂里。那时礼堂每天晚上放电影，一天晚上，我在礼堂门口偶然看到他时，叫了一句萧老师，他愣了一下，但很快就认出了我，说：“你是姚冬林吧？长这么高了。”我说：“我是冬林，我姓卢。”老师又说：“对！对！对！看我这记性，你是姚家人么，就把你记成姓姚了。”谈了几句，萧老师就进了电影院。几年前有一次和石市的同学、朋友吃饭，席上有位不相识的先生也姓萧，我就向他打听萧老师消息，结果萧先生说萧老师是他叔，已于2013年仙逝了。2018年10月，我做了一个《美篇》，文中提到萧老师的名字，有读者留言说，萧老师是他家父。他也向我证实了，我时常会想念的萧老师早已驾鹤西游了。

（五）

1969年秋季，我升入四年级，此后两年半都在柴源小学上学。因为在1970年把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所以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四年级读了一年半。到1971年春季才升入五年级，直到1972年元月才小学毕业。（至1973年，又改回秋季招生，我的初一年级又多读了半年。）

记忆中的柴源小学。

我到柴源小学读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教我们语文的是熊木秀老师。她好象是芳溪人，工作热情，讲课声音洪亮，充满激情，加上个子较高大，浓眉大眼，现在想起来，她倒是有点女强人的个性。

这个学期，我们才开始学习写作文。熊老师布置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次劳动》，刚好熊老师之前带着我们班同学为巷口生产队积过一次肥，在一口池塘里挖塘泥挑到稻田作肥料，我就写了这事。大概写了二百多字吧，居然有头有尾，还算完整，句子也还通顺，被熊老师表扬，在讲评课上宣读。这第一次作文，个别同学只写了不到十个字，连一个句子都没写完整。那时附近中学生流行的一句顺口溜：“语文语文，读破嘴唇，数学数学，想暴脑壳。”但我们小学生觉得写作文最难，无从下笔，不知道怎么开头。作文课一般是两节课连上，往往过了一节课，有些同学还在苦思冥想，唉声叹气，想破了脑壳也不知如何开头。这时熊老师就会开导我们：万事开头难，写作文也一样，只要开好头，后面就相对容易了。也许是我的第一篇作文就得到熊老师鼓励，也算开了个好头，以后对写作文，也有了一定的兴趣。

一个学期后，熊木秀老师就离开了柴源小学，不知调到哪个学校去了，我也一直没见过她。

接替熊老师教我们语文的是巢根生老师，他是从县城下放到陈家的知青。长得很清瘦，文质彬彬，说话和气，为人谦虚，平易近人。也许是以前没当过老师，刚来给我们上课时显得很腼腆，但没过几天就轻松自如，讲课得心应手，深受同学喜爱。巢老师写得一手清秀的钢笔字，他看到我的字写得比较工整，大加赞赏，也许是为了鼓励我，还开玩笑说：“你的字比我写的还好看。”

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班没有老师上课，正在自习，巢老师刚从县城学习回来，就临时给我们讲故事，他说他在县城刚看了电影《奇袭》，很好看，就把电影情节讲给我们听。《奇袭》中有场戏中戏，是志愿军战士表演抓美军“舌头”的故事，巢老师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我当时感觉有如身临其境，听得津津有味。后来自己看了电影后，对照巢老师的讲述，更加佩服巢老师的演讲口才。

巢老师回县城后，曾在县汽车队开货车。在我当民办老师时，一天我要去县城学习，正好巢老师在湾溪村运枕木进县城，他见我也去县城，就热情邀我上了他的车。此后，我就没见过巢老师，听说后来他在县交通局当了副局长，因患癌症，五十岁左右就去世了，实在令人痛惜。

乡村老教师（国画）

教我五年级语文的是熊卓才老师，当年他是学校负责人，也是几个老师中最年长的，据他自我介绍，他出身贫苦，只在旧社会读过六年书，但教了几十年书，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要珍惜新社会的学习机会，好好读书。他人如其名，多才多艺，善写颜体楷书，会做木工。工作作风象一个解放初期的军队转业干部，政治觉悟高，工作热情高，办事干脆利索。

熊老师除了上我们的语文课外，还担任了我们的体育课，他利用自己的木工手艺，在课余时间为学校义务修理桌凳，还做了一个单杆立在教室后面的操场上，这个体育器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一次课间休息时，熊老师为我们作单杆表演，动作非常潇洒，象个年轻运动员。只是那单杠不是铁的，而是一根杉木棒，熊老师在上面翻转时，那杠子就向下弯，好象要断的样子。我对熊老师说：“这杠子太细了，要换粗一点的。”熊老师说：“你是井底的蛤蟆，你见过单杠么？”当时我还不知道“坐井观天”这个成语，不知道老师说的什么意思，但知道肯定不是夸我，弄得非常不好意思。还有一次，熊老师为学校的闹钟做了一个木匣子，把闹钟装在里面，后面还加了一把锁，只露出表面，我以为只是为了防盗，又多嘴道：“有人要偷，还不是一样连盒子提走就是，又不好看。”熊老师这次很耐心，说：“你还不懂这么多。装盒子就显得这东西贵重，加锁后，按钮也不会有人乱动了，就不容易损坏，贼见了也不敢随便偷，因为一旦停摆后，他没法旋紧发条，这叫心理学。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摔坏。”熊老师说得有道理，他用行动给我上了一场热爱集体、爱护公共财物的思想教育课。

我小学毕业后，就没有见过熊老师，也一直没有听到过熊老师的消息。

女知青（国画）

我在柴源小学的两年半时间内，担任我们四、五年级算术课的是李冰琴老师，在我的所有小学老师中，她教我的时间最长。

李老师也是一位从县城下放的知青，插队在岭下村。当时她大概十八、九岁，留着两条长辫子。对李老师当年的形象，我一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总觉得她象当年样板戏《红灯记》的李铁梅，只是脸庞要圆润些，也没有铁梅那种外在的坚毅果敢，她留给我的印象是端庄大方、贤淑温柔，象旧时诗书人家出来的闺秀。她看上去象农村女青年一样朴实，但有一股掩盖不一住的城市知识分子的气质。

李老师除了上我们的算术课外，还教我们的音乐，嗓音甜美。她知书达礼，多才多艺。记得一次学校举办阶级教育展览，李老师还画过一组故事连环画，画的是旧社会一个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故事，这套连环画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令我至今难忘。

李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总是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有条不紊，细致入微，脸上保持着那种母亲面对儿女时才有的慈祥，让我们总是感到亲切温暖，尽管她不苟言笑，从没听过她大声讲话，更没有看见过她发火，但她上课时，课堂总能保持安静。因是两个年级的复式班，每堂课老师都要从头讲到尾，难得有空闲，偶尔有几次讲完课布置完作业后，还未到下课时间，李老师就会静静地靠在讲桌边站着，摆弄着辫梢，默默地守护着做作业的学生。这种情形，印在我脑海里，后来偶尔想起，总是会让我联想到一些古典主义的油画人物，优美而安详。我甚至还曾天真地想过，如果我有个李老师这样的姐姐该多好。

1972年元月，我小学毕业了。此后就一直没有见到过李老师，只知道她在做了几年代课老师后就回县城了。最近听岭下村的同学阮如云说，李老师仍住在县城，他曾去过几次李老师家。知道李老师身体很好，而且还显得很年轻，生活幸福。我感到非常欣慰，并在心中祝福李冰琴老师，愿她永远冰清玉洁，琴韵悠长。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半个世纪一晃而过，儿时的往事渐行渐远，但又时时在心中浮现。虽然我的青少年在不安定中渡过，但我仍然感恩人生路上遇到的一切，更感恩求知路上的恩师们在动荡岁月中尽职尽责的坚守，让我走出蒙昧，走出泥泞！谨以此拙文致敬我的恩师们！致敬所有在艰苦岁月里为乡村教育做出奉献的园丁们！

后记

据塅上村姚青芳，易来生回忆，在我读小学前，姚家、塅上村还请过一位叫李益秀的女教师来教学。每月工资18元，由两个村集体支付。当时几个在姚家、塅上教书的老师都是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自带粮食、蔬菜（多为干盐菜）回到学堂。写作本文过程中，得到姚青芳、易来生、胡宜昌、阮如云等朋友的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宜丰在线》发表后，读者朋友的留言。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