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名于笔下的“死魂灵” 遗惑于自己漂泊的灵魂

秋叶飘零

（网络图片）

　　果戈理，一看姓氏，就不是俄罗斯民族。中国有三大姓，王、张、李，俄国则是某某斯基（柴可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某某夫（屠格涅夫、赫鲁晓夫）、某某un，同汉语拼音in（卡列宁、普希金、叶利钦）。少数例外，如托尔斯泰。

俄人全名，分为名、父名（女嫁改夫名，如卡列宁娜）、姓氏。名人一般尊称姓，重复的则加名以别，如列夫.托尔斯泰和阿.托尔斯泰。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乌克兰人，生于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前往彼得堡，在文坛上混。混不下去，打工，做小公务员，写写抄抄。

1830年，先后结识文学大鳄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顺应当时民间文学的热潮，写了一组家乡故事《狄康卡近乡夜话》，清新脱俗风趣幽默，引起关注。此后，新作问世，屡屡造成轰动效应。

喜剧《钦差大臣》上演，讽刺官场的谄媚丑态，官员看到一半，悻悻然拂袖而去。沸沸扬扬，招来非议，离开俄罗斯，侨居国外。

1835年，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问世，嘲讽俄国地主的空虚生活。《旧式地主》里一对老夫妇，很善良，从早到晚，吃个不停。夜里老头撑得睡不着，老伴说：要不再吃点儿东西？

视线转向都市，出版《彼得堡故事》，描写“小人物”的悲剧生活，《狂人日记》、《外套》都成名篇。一个小公务员难捱寒冬，费尽心血，做了件新外套。头天穿上，被人抢去，为此郁郁而终。一条命等于一件衣服，人生就这点儿价值。

“小人物”系列是普希金首创，到了果戈理笔下，寒酸窘迫格外悲苦，因为亲历过。他开创了俄国文学的“自然派”，这本是对立派的贬语，斥其针砭时弊专写“污秽”，缺乏艺术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都是从“外套”走过来的，意即一脉相承。

1841年，他带着长篇小说《死魂灵》手稿回国，在别林斯基帮助下出版，又一次“震撼整个俄罗斯”。这是一部力作，文学史中列为其代表作。书名惊悚，并非鬼魂故事，而是严肃的社会揭露和批判。

俄语中，“农奴”和“灵魂”是一个词。当时俄国每隔10年登记一次人口，两次登记之间，死农奴仍在活人之列，地主要为其缴纳人头税。当然，也可作为财产抵押，骗取贷款。

头脑活络善于钻营的六等文官乞乞科夫，觑见这个商机，跑到信息闭塞的外省，打点上下官场，在乡下四处转悠，低价收购地主名下的死农奴。

可以说，这是一个线索人物。全书充分展开描写的，是他先后拜访的五个地主。

头一个地主玛尼洛夫，看上去很有教养，彬彬有礼，交谈几句，他心里就“呸”，嘛也不懂的傻冒，附庸风雅心灵空虚。好糊弄，顺利得手。

第二个女地主，一个个铜板抠着攒钱。疑心重，以为死农奴成了抢手货，死缠烂打，讨价还价，惹毛了来者，怕挨揍才松口。

第三个，索巴凯维奇，身体粗壮结实，象头熊。家里东西也粗笨得象熊，一辈子用不坏。贪婪精明，善于经营，乞乞科夫开的价，压到地底。双方拉锯一场，艰难成交。

第四个，花天酒地的流氓诺兹德廖夫。乞乞科夫耐着性子，陪他吃喝玩乐，说话不算数，瞎耽误工夫。

最后一个，西方文学史里著名的吝啬鬼普柳什金。作家极度夸张，他一走过，道路干干净净，都被他捡了。家里成了仓库，尽是破烂，自己裹着破衣烂衫，不男不女，活像乞丐。他把乞乞科夫当成大恩人，因为农奴成批成批地饿死。最后破天荒地招待客人，酒里飘着虫子，奶酪长了绿毛。

乞乞科夫满载而归，办理了死农奴过户手续，眼看就要得手。不料，游手好闲的诺兹德廖夫到城里，捅了出来。那个女地主也怕自己吃亏，进城打听行情。事情败露，他只好开溜，白忙活一场。

作家笔下的地主，虽形态不同性情各异，有一点相同，一个比一个活得不象人，不象正常人。他们才是死魂灵——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与地主们形成对比的是乞乞科夫，想点子，钻空子，花言巧语，不择手段，打算空手套狼，大捞一把。在业已腐朽的农奴制社会中，他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投机者。

不消说，这样的作品引起何等轩然大波。作家只好又出国，不知怎地，身体不好，思想也180度转变。在《死魂灵》第二部中，准备塑造正面的地主形象。写了几章，不满意，烧了。

1847年，发表《与友人书信集》，流露出浓郁的宗教思想，受到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斥其为“叛徒”。

次年，作家到耶路撒冷参拜之后，回国定居。动笔再写《死魂灵》第二部，四年后，心力交瘁，再次焚稿，而后辞世。43岁，活得很拧巴。

照理，果戈理从小公务员混成了文坛盟主，名利双收，成名成家。固然，创作上两头为难，揭露社会，当局不容；歌颂，进步阵营不留情面。可也不至于活不下去，大不了出国；或顶着批评声浪，做自己的桂冠作家。

这就是俄罗斯人，现实的东方人和理性的西方人都看不太懂。

知识分子一词，在俄国有特定含义。不只埋首书斋，而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多具有经世追求，期望为改造世界造福人民而有所作为。哪怕活得滋润，也难以心安理得过自家小日子。

18世纪的文学先驱拉季舍夫有句名言：“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别尔嘉耶夫盛赞此言，以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诞生立世之宣言，他说得更加形象：我的面包是物质问题，我的邻人的面包，对我而言是一个精神问题。

我觉得，俄罗斯人活得挺累，在精神层面上。包括没文化的，头等大事是灵魂得救的问题。宗教节日中，西方重圣诞，东正教更重复活节。

从民族文化背景来看果戈理，多少能理解他的思想困境。在创作上更弦易张，在灵魂上跟自己过不去，不是惮于权势。他想通过文学书写，探索寻找俄罗斯的社会出路。

全盘否弃地主阶级，对于一个农业社会而言，依赖谁来推动改变落后面貌？他是从乡下走出来的，谙知底层，不是无的放矢自说自话。文学创作成就越大，越以社会为己任。

有情或无情地嘲笑讽刺地主、辛辣抨击官僚、心酸地揶揄小人物，都不是单纯的喜剧噱头，而是胸怀深沉“含泪的笑”，针对民族习性、文化心理和社会痼疾。

上下求索，左右摇摆，正反肯否，写了烧烧了写，最后回归宗教情怀去朝圣，是必然的。

因为，“朝圣是一种很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寻找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始终不定居，包括不断思索。“就其精神而言，俄罗斯文化最有创造性的代表者都是朝圣者，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都是朝圣者”。（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2004年）

（教学笔记十四）

2017.8，在彼得堡普希金咖啡馆拍的作家画像，右下果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