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上）

海宁妙松

西安碑林（上）

西安碑林拓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

秦相李斯篆书《嶧山碑》

峄山刻石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年）由李斯所书，高二百十八厘米，宽八十四厘米，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原立于邹县城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一九七三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

原始刻石原在山东邹县峄山书门，毁于南北朝时期，此石是宋太宗赵光义淳化四年（公元 993年）郑文宝根据原石拓本翻刻立石，碑阴有郑文宝题记。《峄山刻石》摹刻都甚多，而首推由宋代人所刻的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为最佳，现藏在西安碑林里。　

　　在秦的统一事业之中，一个重大的功绩就是统一了文字。公元前二二一 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李斯用小篆统一了中国文字。李斯说上古创造大篆字体，广为流传，但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多不能认识，所以现在删掉繁杂笔划，省略异体字形，改进成为小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改革，对发展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先后五次远途巡视各地。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年），他出巡山东齐鲁故地登陶县的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时，登高远望，激情满怀，对群臣说道：“朕既到此，不可不加留铭，遗传后世。” 李斯当即成文篆字，派人刻碑石于峄山之上。这就是著名的秦《峄山刻石》。　　

《峄山刻石》有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始皇诏》）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刻一百四十四字，赞扬秦始皇的正义战争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后半部分（《二世诏》）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刻七十九字，记录了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况。《峄山刻石》与《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

现展示的《峄山碑》是《峄山刻石》的前半部分《始皇诏》，原文如下：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 武义直方。戎臣奉诏, 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 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 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皇帝日：“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日可。

其《二世诏》原文：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 制曰：“可。”

《峄山碑》局部

李斯的字在秦代是一流的，他还有一套书法理论。他在谈到用笔的方法时说：写字，用笔要急速回转，折画要快，象苍鹰俯冲盘旋一样；收笔好比游鱼得水，运笔就象景山行云，笔画的轻重、舒卷，应自然一体，大方美观。从《峄山碑》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动之势。书艺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的人皆难入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品。

隶书《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因曹全字景完，所以又名《曹景完碑》。此碑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十月，为东汉王敞等人为郃阳令曹全纪功颂德而立，

碑阳二十行，每行四十五字；碑阴题名三十三行，分五横列，书体为隶书，篆额久佚不存。碑高二百五十三厘米，横宽一百二十三厘米，全碑共一千一百六十五字。

此碑于明万历初在郃阳（今陕西合阳）莘里村出土，传碑石在明代末年断裂，人们通常所见到的多是断裂后的拓本。现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藏有明拓本。

隶书《曹全碑》局部

《曹全碑》属东汉末隶书完全成熟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是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现存中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其结字匀整，用笔方圆兼备，而以圆笔为主，风致翩翩，美妙多姿，是汉隶中秀美风格的代表。

《曹全碑》碑文：

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其先盖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机，翦伐殷商，既定尔勋，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铎于曹国，因氏焉。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竟，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君高祖父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糜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琫，少贯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童龀好学，甄极瑟纬，无文不综，贤孝之性，根生于心。收养季祖母、供事继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礼无遗阙。是以乡人为之谚曰：“重亲致欢曹景完。”易世载德，不陨其名。及其从政，清拟夷齐，直慕史鱼，历郡右职，上计掾史，仍辟凉州，常为治中，别驾，纪纲万里，朱紫不谬。出典诸郡，弹枉纠邪，贪暴洗心，同僚服德，远近惮威。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有率脓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战，谋若涌泉，威牟诸贲，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诸国礼遗，且二百万，悉以簿官，迁右夫风槐里令，遭同产弟忧弃官，续遇禁网，潜隐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复举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禄福长。沃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杨，同时动。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褱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于时圣主谘诹，群僚咸曰：“君哉！”转拜郃阳令，收合余烬，芟夷残迸，绝其本根。遂访故老商量，儁艾王敞、王毕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抚育鳏寡，以家钱籴米粟，赐癃盲。大女桃婓等，合七首药神明膏，亲至离亭。部吏王宰、程横等，赋与有疾者，咸蒙瘳悛。惠政之流，甚于置邮。百姓襁负，反者如云。辑治廧屋，市肆列陈，风雨时节，岁获丰年，农夫织妇，百工戴恩。县前以河平元年，遭白茅谷水害，退于戊亥之间。兴造城郭，是后旧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闵缙绅之徒不济，开南寺门，承望华岳，乡明而治，庶使学者李儒、栾规、程寅等，各获人爵之报。廓广听事官舍，廷曹郎合，升降揖让朝觐之阶，费不出民，役不干时。门下掾王敞，录事掾王毕、主簿王历、户曹掾秦尚、功曹史王颛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纪功。其辞曰：懿明后，德义章，贡王廷，征鬼方，威布烈，安殊荒，还师旅，临槐里，感孔怀，赴丧纪，嗟逆贼，燔城市，特受命，理残圯，芟不臣，宁黔首，缮官寺，开南门，阙嵯峨，望华山，乡明治，惠沾渥，吏乐政，民给足，君高升，极鼎足。

国宝级《熹平石经•周易》残石

《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也称《易经》残石，一直为书法界和考古界视为珍品国宝，汉碑中的《礼器碑》和《张迁碑》均不足与相埒。《熹平石经》被公认为国宝级文物，为汉隶的典范，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

《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183年）。汉灵帝熹平四年，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宽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立碑后，观者车马填隘，但不到三年，兵灾离乱，已失其半；后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受到严重的摧残，以至荡然难寻；后迁于鄴、迁于洛、复迁于长安，遂致荡然，至唐开元年间仅存墨本。宋初开地，开始有石经残石出土于洛阳太学遗址，唐御史俯得石经十余石；嘉佑中居民治地得石经碎石；后民国时期出土了更多的石经残石，其中出土了两块国宝级的《易经》残石。

关于《熹平石经•易经》残石的收藏，据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文物》中记载，此石是一九二五年出土于河南洛阳东偃师大郊以北一里左右，初归张定业。据有关资料记载，原石下段归书法家于右任收藏，上段文字归文素松收藏。依据李虎《于右任与文物》(咸阳师范学院报)所说，于右任收藏的《石经》残石是在一九三一年，以四千银元购得；文素松手拓的《熹平石经》之《周易》残石，据说拓了一百幅赠送给海内学者，究竟送给了那些人，现存世多少幅均不得而知。

《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文字竖排二十一行，存约三百多字，残字约十五个。自宋代以来，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熹平石经》残石共四十六石，马衡汇为《汉石经集存》，共八千八百余字，分藏于海内外十余个专业馆。

《熹平石经》是用隶书一体写成，字体方平正直、中规人矩，极为有名。

西晋《菅氏夫人墓碑》（碑阴）

《菅氏夫人墓碑》即《徐君夫人菅氏之墓碑》，刻于晋永平元年(291年)。一九三O年河南洛阳城北门外后坑村出土，一九三九年于右任将其捐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碑高五十八厘米，宽二十四厘米。碑阳十一行，满行十六字；碑阴七行，满行十字；额题“晋待诏中郎将徐君夫人菅氏之墓碑”。

此碑为隶书，书法舒展规整，委婉清丽。

墓碑铭文（碑阳）：夫人讳洛，字胜，代郡人也。夫人淑质清和，恭诚朗识。年有十七，始适徐氏。虽生自出于督孝之门，而志存礼让，只奉姑舅，接事夫主，自始及终卌一年，其谦让之节，柔顺之行，曾无片言违慢之矢。整修中匮，仆御肃然。是以姻族墓其义，父党贵其行。宜当等寿姜任，永锡难老。年五十有八，以泰康十一年五月廿七日罔。于永平元年二月十九日附葬于洛之西南。大女婿崇，不胜感墓罔极之哀，财立墓碑，略纪遗烈。

其辞曰（碑阴）：皇灵诞育，惟岳绦猜，猗与夫人，秉德淑清。聪朗内识，接物以诚，曰仁者寿，当享百龄。昊天不吊，大命中倾，卜兹宅窕，永即幽冥。遗孤号啕，姻族涕零，千秋万岁，何时复形。呜呼哀哉！

邓太尉碑

邓太尉，即三国后期魏国著名的将领和军事家邓艾。邓太尉碑，全称“冯翊护军郑能进修邓太尉祠铭”，也称“郑宏道修邓太尉祠记”，俗称“邓艾祠碑”。

此碑刻于前秦建元三年（367年），碑为尖首，上有穿孔。碑高一百七十厘米，宽六十四厘米，碑文九行，行二十九字。碑阴刻将佐题名二十六人，文字已多漫漶，全文可见《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此碑隶楷相杂，为我国书法名碑之一。清代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评论此碑说：“隶法略涉放纵，仍不失汉人矩矱。”，其实说它接近汉隶，还不如说它更多魏隶气息，邓太尉碑所属的这个时期，碑刻皆属由隶向楷的过渡书体。

前秦石刻甚少，仅见此碑与“ 广武将军碑”两通，故极为珍贵。该碑原在陕西蒲城东北七十里邓太尉祠，一九七二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司马芳残碑》

《司马芳残碑》全称“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芳之碑颂”，它看起来极不起眼，但它是西安碑林中的一通名碑。该碑一九五二年出土于西安市西大街下水道沟工程中，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出土时只有碑石上半，且已裂为三块。

碑为圆首，碑首两侧浅浮雕蟠螭纹。残碑高一百零六厘米，宽九十八厘米，余文十六行，中间两行损泐，共一百四十二字。碑阴上部十四行刻属吏名讳，下部十八行疑刻司马氏世系。碑额篆书，篆字圆厚肥重，碑阳文字介于隶楷之间，朴拙生动，体现着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特点。

残碑残文

《司马芳碑》碑额题名为“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据碑阳残存“君讳芳，字文豫，河内……显考儁以资望之重识……”等文字考订，碑主应是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但有学者依碑阳“晋故扶风王六世孙宁远将军乐陵侯追……”一行文字，认为扶风王六世孙乃是司马懿第七子扶风王司马骏的六世孙，又据书法形制，推断《司马芳碑》刻立于东晋。然而西晋时期先后有司马亮、司马骏两人被封为扶风王，据碑文所记官职推断，此扶风王应指司马亮，其六世孙应是泰常末年投奔北魏的司马准，因此《司马芳残碑》的刊刻时间应在太平真君六年（445年），是属吏为追念府主德政刻立的纪念碑。

　　虽然《司马芳碑》刊刻于北魏太武帝时期，但碑文主体产生的时间应在汉末，碑阴题衔和司马氏世系应为北魏新增内容。公元四四O年前后，太武帝通过长期的征战，终于完成了北中国的统一，改元“太平真君”，开启了北魏政权的新时代。当时的北魏政权已成为胡汉民族的共同体，为了更好地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太武帝推行了大量的汉化政策，促进胡汉之间的融合。在政策影响下，汉族士人为彰显门第，纷纷重塑家族荣耀，《司马芳碑》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司马氏作为皇族后裔，不同于一般的世家大族，允许他们刻立石碑，也是北魏统治者塑造自身正统性的行为体现。

　　在诸多原因的综合影响下，奔魏的司马氏后人为追溯共同的祖先记忆，选择为司马防立碑来表达他们的复杂心情。而在长安立碑，不仅因为司马防碑原本就刻立于此，也因为关中初定，通过司马氏的立碑行为，可对北魏朝廷稳定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有所助益。

《吕他墓表》

《吕他墓表》刻于后秦弘始四年 (402年)。墓表圆首方座，通高六十五厘米，上寛三十二点五厘米，下寛三十四厘米，厚九厘米； 态 座长五十五厘米，寛三十九厘米，高十厘米；表身与座之间以榫卯相套。

这种墓表形如缩小后的碑，是墓志在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早期形态 。魏晋时期严禁厚葬、立碑，于是原立于地面上的墓碑便缩小体型，埋于墓中，称为“墓中之表”、“墓表”。

《吕他墓表》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陝西咸阳密店镇出土，一九九七年入藏西安碑林。

吕他是略阳(今甘肃天水)人氏，后凉开国者吕光的弟弟，归附后秦后，授幽州刺史。

这方墓表书法在揩隶之间，寛绰挺劲，稚拙朴质。十六国时期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铭刻文字仍是隶书。《吕他墓表》的隶书介于正体的“魏晋隶书”与杂入楷书的“变体隶书”之间，既没有刻意追求隶书“蚕头燕尾”、波挑分明的隶书规范，亦不至于寓楷于隶。 十六国时期存世的石刻文字非常少，这方时代早、地点明确的后秦墓志为认识十六国时期的书法及早期墓志的形态增加了不可多得 的实物证据，因而特别值得珍视。

北魏《元遥墓志》

《元遥墓志》刻于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墓志呈四方形，高六十厘米，宽六十三厘米，正书二十九行，满行二十八字。一九一九年出土河南洛阳城北后海资村南凹距村，一九四O年由于右任先生捐赠给西安碑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墓志廊。

元遙是北魏恭宗景穆皇帝之孫，京兆康王之子，历官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前秦《广武将军碑》

《广武将军碑》刊刻于前秦建元四年（东晋太和三年，368年），全称为《立界山石祠碑》，又称《广武将军□产碑》《苻秦建元四年产碑》《张产碑》等。该碑撰书者佚名，属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根据碑阳十四行“西至石水东齐定阳，南北七百，东西二百”等语句来判断，《广武将军碑》可能是由广武将军主持“定界”以后所立的一方界碑。碑尖首，碑高一百七十四厘米，宽七十三厘米，碑额书“立界山石祠”五字；碑阳刻文字十七行，行字数不清，内容为前秦时期渭北疆域的划分、部族的分布、职官的设置、碑主所统治的吏民数目等；碑阴及两侧刻部将姓名。因剥蚀严重，从碑文中仅知将军名产，不知其姓。

该碑文书法上线条高古，书写自由，不拘一格，字形独特，古朴稚拙，天趣浑成，上承汉隶之平正大气，下启北魏之古拙生动，深受近代书法家于右任的推崇，并作《广武将军复出歌》以赞之。近代书法家康有为作出“北碑近新出土以此为古雅第一”的评价。

对于《广武将军碑》原立于何地，自清代以来众说纷纭，根据李子春《陕西碑碣》记载，认为原石应在白水县东北三十里之纵目镇。民国九年（1920年），雷召卿于白水县史官村仓圣庙中寻访得原石，后为纵目镇匪首赵老九（子建）将其运至家，觅拓工拓若干份，为发现之初拓本。以后赵与村民办一小学校，又将此碑移至学校。一九五O年四月西北文化部文物处成立后，对西北古迹文物进行调查时，原石仍在白水县纵目小学内。一九七一年，原石移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前秦石刻极少，《邓太尉祠碑》外，仅有此碑，故为人所珍视。

《广武将军碑》碑阳内容：

立界山石祠（碑额）

维大秦建元四秊，岁在丙辰，十月一日，广武将军节□□□□□□□□□□使持节、冠军将军、益州刾史、上党公之元孙，三代侍中，右□□□□□□□□□卿、建忠将军、抚夷护军、扶凨太守，迁寿匡侯之胤子讳产，字君□□□□□□□。君秉德□玄，高韵绝流。文柔武烈，令问孔修。崈拱□□□声特挺□□□□□□。匡毗㱅主，忠训殊异。宰政■冲，显授池阳令。称扬德□□□□□□□□□□□和戎翟，绥怀□聚。即授征西大将军、左司马。敷教殊方，西□□□□□□□□□茂著乃业，屋□萧张，□□于今也。君临此城，渐舟累纪。□□□□□□□□□□□顺序稼□□□□□□□□□而至□□惠和导□□万□□□□□□□□□□□□职□高□□□□□□□□□□□□□职于当□垂□□□□□□□□□君当列封□□□□司马即□□。广武司马孟臣□□□□□□□□□□□□节将军董□，建□□军杨□，建□□军□□□□□□□□□□□□□□□□□郎，建武将军王柴，鹰扬将军□□□□□□□□□□董槃□□□□□□□躬临南界，与冯翊护军苟辅，参分所□。刊石□□□□山为□□□□□□□□方，西至洛水，东齐定阳，南北七百，东西二百。□□□□□□□□□□□□□□□水，统户三万，领吏千人，大将三□。赫赫皇秦，诞钟应灵。临有万邦，威畅八。九域攸同，□□□□□□□□□□□明。徽音㳅训，朞秊有成。政修正足，旹道□□。刊石□□，□□□□。

第二部分

北魏《穆亮墓志》

穆亮，生年不详，官至太尉领司州牧驃骑大将军，北魏景明三年(502年)葬于河南洛阳。

碑全称《太尉领司州牧驃骑大将军顿丘郡开国公穆文献公亮墓誌铭》，刻于北魏景明三年(502年)。誌石呈方形，高六十六厘米，宽五十九厘米。誌文正书二十行，行二十二字。其书俊美挺劲，笔力雄健，多以方笔，棱角森挺，结构紧密，起笔落笔平整有力，刀削斧凿之势鲜明。

此碑一九二五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城东北西山，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妻亮妃墓志。

墓碑碑文如下：

太尉领司州牧骠骑大将军顿丘郡开国公穆文献公亮墓志铭

高祖崇，侍中太尉宜都贞公。禀萧曹之资，佐命列祖，廓定中原，左右皇极。曾祖闼，太尉宜都文成王。以申甫之俊，光辅太宗，弼谐帝猷，宪章百辟。尚宜阳公主。祖寿，侍中征东大将军领中秘书监宜都文宣王。含章挺秀，才高器远，爰毗世祖，克广大业，处三司之首，总机衡之任。尚乐陵公主。父平国，征东大将军领中书监驸马都尉。位班三司，式协时雍。尚城阳长乐二公主。四叶重晖，三台叠映，余庆流演，实挺明懿。公弱冠登朝，爰暨知命，内赞百揆，外抚方服，宣道扬化卅余载。以景明三年岁在壬午夏闰四月晦寝疾薨于第。天子震悼，群公哀动，赗禭之礼，有加恒典.乃刊石立铭，载播徽烈。其辞曰：云岩升彩，天渊降灵，履顺开祉，命世笃生。纂戎令绪，遹骏茂声，朝累台铉，家积忠英。神清气邈，志和虑正，体仁为心，秉义为性。敦诗悦礼，恩恭能敬，内殖德本，外延衮命。晖金溢竹，组绂斯繁，四登三事，五总纳言。一传储宫，再统征轩，风芳冀东，泽流陕西。余祉愆顺，灵道匪仁，国丧茂台，家徂慈亲。瑶摧荆岭，玉碎琨津，敬铭幽石，式扬芳尘。维大魏景明三年岁次壬午六月丁亥朔廿九日乙卯。

北魏皇兴造像（背面）

佛教始于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它的到来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缔造出一片崭新的曼妙境界，还因信仰与技艺的水乳交融而诞生了众多有灵有肉的佛教艺术作品。雕造于北魏献文帝皇兴五年（471年）的《皇兴造像》是西安碑林收藏的众多佛教造像之一，这件体量不算大的石雕经过工匠们的巧妙设计和精雕细刻，周身蕴含着磅礴的艺术生命力。

北魏《皇兴造像》高约八十七厘米，宽五十五厘米，陕西兴平出土，一九五三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造像以浮雕手法雕刻，正面为圆雕交脚弥勒佛，端坐在饰有飞天和供养人的双层台座上。弥勒着通肩袈裟，涡旋发髻，双耳垂肩，面相丰腴，丰颈厚唇，微带笑容。造像衣纹线条为双棱状凸起，并行排列，双手向前垂叠放于胸前，体现的是佛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形象，明显的早期佛教造像特征。背光呈尖拱形，外缘为火焰纹，内缘为小化佛，头光刻莲瓣纹。须弥座旁边雕双卧狮。造像背面用减地平雕手法刻画佛教本生故事，有佛祖降生、九龙灌顶等故事，其图像上下分为七层，每层再分为二至三格，除最下层的四身天人像外，总共有十五幅画面 ，这些画面表现的都是弥勒下生经的内容，与正面的交脚弥勒佛造像是一致的，体现了明确而统一的图像特征。

此尊佛像的造型和衣纹体现出受中亚犍陀罗艺术影响的特点，但经过本地匠人之手，又借用了汉画像石上所沿用的平刻加墨线描的手法，并妥贴地融为一体。平刻的下生经场景人物及下部的八身天人像都没有用阴线刻出五官局部，这应是采用陕北汉代画像石的刻造方法，即加墨线描绘甚至上彩的方法，是北魏石刻造像之名品。

　　《皇兴造像》下部残碑的铭文，铭文为楷书，书法率真，意态奇逸，神采奕奕。

《晖福寺碑》

《晖福寺碑》又称《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刻，楷书，二十四行，每行四十四字，碑高二百九十四厘米，宽九十厘米。此碑螭首方座，额下有穿，碑身下部两侧呈弧形对称向内收敛，形成束腰。碑文記录了宕昌公王庆时在他的家乡陕西澄城县为“二圣”祈福、为自己亲人减灾而修建晖福寺三级浮屠的功绩和寺院的豪华壮观。碑阴刻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姓氏，是研究民族史的重要资料。此碑为中国名碑之一，碑石原在陕西澄城县李潤鎮暉福寺内，当地人禁拓，故传本很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晖福寺碑》的篆额“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

《晖福寺碑》碑文（局部）

北魏时期是书法艺术史上蓬勃发展的阶段，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北方中原地区书法以北魏碑刻为代表，因此“魏碑”成为北朝书法的代名词。北方少数民族性格朴质豪放，倡导尚武精神，同时又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在书法艺术上则表现出雄峻坚实的艺术风格。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言其十个特点：“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

《晖福寺碑》是北魏书法佳品之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书法整篇宏整遒丽，下笔锋芒内敛，线条凝炼，结体气势豪放。用笔方圆兼备，以圆为主。与同时代北魏碑刻作品相比，风格接近于稍晚于它的永平四年(511年)的《郑文公碑》。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这两通碑同列为“妙上品”，并评价说：《晖福寺碑》“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

北魏《苟景墓志》

《苟景墓志》全称《冀州刺史苟景墓志》，刻于北魏永安二年（529年），一九二八年出土于河南洛阳东陡村西南，原由关中于右任购得，置其鸳鸯七志斋，一九三五年捐献给西安碑林，现藏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志石高六十八厘米，宽七十四厘米，盖盈顶，四周有铁环。志盖底阳刻“魏故仪同苟使君墓铭”九个篆字，正面是二十七行、行二十六字的碑文。整个墓碑艺术水平很高。

　　《苟景墓志》志盖底阳刻《魏故仪同苟使君墓铭》九个篆字。

《苟景墓志》碑文

魏故使持节卫大将军仪同三 司冀州刺史博野县开国公苟君之墓志铭

君讳景，字景峦，河南洛阳人也。源流浩汗，鸿波浚于委水；基构隆崇，长峰迈于积石。固已腾翠薇而孤上，映沧海而独深。祖侍中司空河东王，既以器秀见知，跨龙翰于代京。考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复以才俊取识，擅凤翅于洛都。君察天地之气，资川岳之灵，幼而有知，长而通敏。神慧起 自蒲车，眸辩发于竹马。故清规之称，于是号为世袭；素范之美，自此言其可远。大承相柱国太原王雄规出世，英略不群，监裁所归，物望爱属。以君清徽宅身，风华在己，特所留爱，偏见器重。遂以妖氛未灭，游尘仍梗，秉律之任，注意斯在，加君宁朔将军帐内别将，举仁勇也。乃属武泰在运，昏后乱政，魏道中微，社樱无主。垂相以世荷蕃屏，志存匡复，起兵晋阳，问罪伊网。而君识洞机萌，深鉴未兆，遂同经谋，豫此规略。及日角有归，龙颜在历，不业既就，大赏斯行，以君诚效有著，鸿勋可录，崇章须被，广土宜及，乃授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博野县开国伯。后以酬庸未尽，宜更褒锡，进爵为公，食邑干五百户。君器度详雅，风韵恢正，一艺无违，百行斯备。故喜温之色，未形于家人，讥论之言，上弗闻于朝廷。方当籍此多善，用享余庆，如浮未几，若休奄及。春秋二十九，以永安元年十 月十六日莞于并州之晋阳。天子哀悼，百寮痛惜，贝昌赠之礼，有隆常数，乃下诏追赠卫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粤以永安二年四月三日迁葬于洛阳城西四十五里，当谷城之北。哀景行之不追，悲德音之莫扬，缉遗烈于松户，缀余芬于泉堂。乃作铭日：“盛德之后，仍世克昌，将相之裔，莫不重光。唯公载诞，实属余芳，如玉之润，如桂之香。粹铃内朗，雅韵外敷，舍兹巾褐，曳彼长据。武议一托，戒章再纤，声华鞭板，绩茂戈 受。皇历以纪，帝业将升，毗功践土，赞道中兴。金龟是纽，山河是膺，朱紫共袭，剑玉相承。辅仁空术，报道徒文，骏足罢驾，逸翩摧云。幽夜莫，寒岁不春，同彼千载，歼此良文。”

　　这几块残碑应是道家之物，碑上部镌刻着道家神仙的图像，下部刻着一些道士和道友的姓名。

　　这是一位名挺、字神儁、陕西狄道人，死后葬于邺城西南七里豹祠之东南二里半的官员的墓碑。

这是一位北齐征西将军的墓碑

《齐开府仆射赫连公铭》

碑全称《齐故侍中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左仆射吏部尚书太常食月丘县干赫连子公墓志》，刻于北齐武平四年(573年)。正方形，高和宽均七十点五厘米，志文三十六行，行三十六字，隶书。志盖为覆斗形，四角有铁环，题篆书“齐开府仆射赫连公铭”。

　　《齐开府仆射赫连公铭》碑文

《北魏卢兰墓志铭》

北周卢太妃葬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志高、宽均为六十六厘米，志盖为覆斗形，高、宽均为六十厘米，志盖四角有铁环。志文字体为楷书，二十六行，满行二十八字。盖题为篆书“大周故卢太妃墓志铭”。一九三一年于洛阳马坡村东北出土，一九三八年由于右任先生捐藏西安碑林。

《北魏卢兰墓志铭》碑文

《卢兰墓志》出于北朝晚期，其时的楷法已非常成熟，与唐代楷书已经在本质上完全相同。但是，这时亦不乏向其它方向探索者，或仍保留着由隶向楷过渡之痕迹的作品，《卢兰墓志》便是一例。《卢兰墓志》在结体上及大部分用笔上已是楷法，然而长横长捺等笔划却又保留了隶书的用笔，使其在结构严整、笔力雄强的魏碑书风中糅进了流媚、婉转的气息，这无疑让我们在欣赏浩若星辰的魏碑书法时又看到风格独具、不同凡响的又一流派。

《北魏卢兰墓志铭》碑文如下：

魏故使持莭侍中骠骑将军开府尚书左仆射雍州刺史司空公始平文贞公国太妃卢氏墓志铭

太妃讳兰 幽州范阳涿县人也 燕王卢绾 汉祖共书 侍中卢毓 魏君同乘 挺称英彦 既兴张华乡里 谌有文词 乃是刘琨中外 祖兴宗 范阳太守 父延集 幽州主薄 户牖陈平之邑 即以建侯 准阴韩信之家 仍为开国 衣锦旧乡 此之荣矣 太妃令淑夙闻 珪璋早茂 就学女史 观图内则.箴管线纩 早习其仪 絺囗紘綖 有闻其礼 年十有七 归于文贞府君 文贞羽仪宗室 栋梁蕃屏 太妃辅佐君子 虔恭中匮 外言不入 内言不岀 阃德既宣 闺仪乃正 思其亲也 则寒木生庭 孝其姑也 则江流入室 七德是备 足以事夫 三徙即成 尤能训子 既而魏室多故 丧乱弘多 文贞殉莭元戎 忠臣天下 封坟式墓 宛在芒山 子安昌宣王 避东陵之酷 奉西迁之驾 又从明略佐时 乘轺服衮 而关河阻隔 卅馀年 锋镝交横 死生离别 朝哭穆伯 墓哭文伯 季氏之妻可谓知礼 日月不居 风霜奄至 薨于长安 春秋六十有七 魏大统十七年十月权瘗同州武乡郡之北原 有孙孝矩 宦成名立 自魏让其德 周新其命 虽隔邢茅 犹为滕薛 缅寻逮事 追恋剪发之慈 言念抱孙 无忘诵书之训 今关塞既同 文轨已一 仰惟魂气 无所不之 谨以大周大象二年岁次庚子十一月癸未朔廿日壬寅奉送灵合柩 葬于洛阳邙山之旧陵 松槚彫零 丘陵远道 哀荣并极 存没俱悲 乃为铭曰 渤河西枕 常山北崎 锺鼎相袭 公侯复始 帷彼鹊巢 惟斯麟趾 必齐之姜 必宋之子 迓之百两 于以言归 辞亲内傅 侍姆中闱 言容在礼 榆秋随衣 桑津蚕路 锦室鸳机 贞节小君 勤劳内政 下气怡声 温恭词令 霜露哀感 春秋虔敬 惟俎惟罍 为深为盛 其事夫也 齐眉举食 其教子也 移机断织 节义恭俭 劳谦谨敕 大惧满盈 深讥抗极 在昔流寓 自魏之秦 提携关陇 有尊有亲 岁月悠远 为故为新 百忧俱至 唯未亡人 孙曰孝矩 唯名舆器 上将克举 天官有贰 以此岁德 在今星次 仰惟桑梓 迁归旧地 飘飖哥挽 悽怆脩途 东望吾子 西望吾夫 银蚕永卧 金枣长枯 亲宾掩泣 奠送东都

　　《大隋上柱国德广肃公李史君之墓志铭》，即《李和墓志》。

《李和墓志》碑文

大隋使持节上柱国德广郡开国公李史君之墓志铭

公讳和，字庆穆，陇西狄道人也。系曲仁而导绪，阐魏而开基，会稽以秉节流名，汝南以雄风著称。自兹厥后，英贤世袭。祖俨，大将军、秦河凉三州牧、河南王。父辩，镇西大将军、河州刺史、陇西公。令望嘉声，传诸史策。公含璋天挺，禀秀笃生，蹈颜冉而为俦，蹑韩彭而可辈，孝友绝人，诚亮有本。魏之末年，政去王室，蝟毛峰起，寓县沸腾。公思极横流，志存匡合，于是拂衣聚众，擐甲治兵，与夏州刺史元子雍同心起义，策勋王府，帝有嘉焉。俄而元树宗支，窃据谯邑，公戎车长迈，不日而平。诏除安北将军、银青光禄大夫，赏功也。寻为大都督、出防徐州。值天子西移，关河路断，公乃崎岖崄岨，归卫乘舆，封新阳县开国伯，五百户。复为持节、安北将军、帐内大都督。窦泰蚁徒，轶我城保；高欢伪类，据我弘农。公负羽先鸣，蒙皮追北，河桥沙苑，功最居多。进爵为公，增邑五百，出为汉阳太守，兼城防大都督。累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宇文。昔轭辂进辞，方闻改族，同乡旧狎，始得移宗，以古况今，独称高视。出为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周元年增邑一千，从班例也。改封阐熙郡公，还为司宪中大夫。笃志平反，留情报讞，同景兴之宽恕，有君达之哀矜。改封义城郡公，除洛州诸军事、洛州刺史。褰襜践境，远肃百城，行部露章，申威属县。又改为德广郡公，天和二年，总率洛迁金上四州士卒，纳粮于秭归、信陵二城，而蛮酋向武陵、向天玉等侍险凭山，旧为民害。公因兹耀武，示以威怀，群蛮凶惧，相继降款。还除大将军，使持节如故。出为延绥丹银四州、大宁、安民、姚襄、招远、平独、朔方、武安、金明、洛阳、源启沦十防诸军事、延州刺史，总管之内，编杂稽胡，狼子难驯，枭音靡革，每窥蕃政，有斁边疆。公未及下车，仁声已畅，倾陬尽落，偃草从风。实仓廪而息干戈，劝农桑而变夷俗。就迁柱国，余如故。建德六年，群稽复动，天子以公旧憓在民，遗风被物，率众三万，所至皆平。出为荆淅淮湖纯蒙礼广殷霍郑豫溱十三州诸军事、荆州总管。复为延州总管，加上柱国。细侯再抚，比迹易追，子虞重临，方之何远。公状貌魁梧，腹尺瑰丽，尊君奉上，不二其心，御下临民，有一其德，恭以自基，让以明礼。七札可穿，尝云未艺，五行俱瞻，终夜忘疲。献策陈谋，则手书削稿；弼违补阙，则知无不为。而遘疾弥留，奄从怛化，开皇二年四月十五日薨于家，春秋七十七。有诏赠使持节、司徒公、徐兖邳沂海泗六州诸军事、徐州刺史，谥曰肃，礼也。其年岁次壬寅十二月辛未朔廿六日丙申，葬于冯翊郡华池县万寿原。子广达等痛结蓼莪，惧深陵谷，播兹遗爱，用展如疑，乃为铭曰：系出高阳，源因柱史，乍分上蔡，时移槐里。赵北称良，汉飞传美，不褰不坠，寔惟夫子。爰始成童，以擅豪雄，回戈舍日，免胄趍风。联嗣驳马，宛转琱弓，尺书制敌，雅曰临戎。自此拥麾，扬声漠垂，入司貔虎，出总熊蠄。有怀退让，秉操谦卑，佳官屡转，好爵频縻。分竹为守，丹帷作屏，胡塞无尘，蛮方载静。麦秀岐穗，禾低同颖，寇君宜□，邓侯难请。从容退仕，偃息田家，约游□剑，徐转安车。前驱驷马，后卧鸣茄，方期克壮，遽逐西斜。嗟矣摄生，扃哉人世，颖如石火，危深秋蔕。宿草向芜，高松行蔽，不有镌勒，孰传来裔。

《李和墓志》碑文（局部）

　　《李和墓志》碑文（局部放大）

《马穉暨妻张氏墓志》

墓志全称《大隋故荡边将军信州典签马君墓志铭》，刻于隋开皇二十年（600年）。碑文中国共产党曰：“君讳穉，字老生，扶风郿邑（今陕西眉县）人也。

志高五十一点八厘米、宽五十一厘米，隶书，文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左侧刻有“天帝告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子都等马先生善人”一行二十字。在河南省洛阳市出土，曾归三原于右任收藏，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碑文书法精严秀丽。志盖作复斗形，盖阳文刻篆书“故荡边将军马君墓志”，三行，每行三字，共九字。四边角刻八卦形纹饰，尚有篆隶杂己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十二生肖兽等，盖术者厌胜之辞，该志殊为罕见。

　　《魏故假节龙骧将军中散大夫泾州刺史孟君之碑》

此碑刻于隋开皇二十年（600年），陕西出土，通篇正书，秀劲端雅，具有北朝书法的气息，又有南朝的风韵。

孟显达为西魏至北周名将，曾参与贺拔胜大破东魏侯景军的战役，碑文内容主要记述其功绩。

　　《魏故假节龙骧将军中散大夫泾州刺史孟君之碑》碑额。四行，一行五字，共二十字，篆书。

　　《魏故假节龙骧将军中散大夫泾州刺史孟君之碑》碑文（局部）

第三部分

《解方保墓志》

《解方保墓志》从书法而言它可以与隋代墓志精品相媲美，是隋代楷书的代表作品。字体结构平止宽博，婉丽清疏，用笔细劲挺拔；通篇一脉相贯，风格统一，无一懈怠处。其风格上承六朝碑石之馀意，追锺繇之遗风，摒弃南朝贵族书风中的华而不实，保留并继承了其秀逸、清劲的风格；并且不遗馀力地吸收北朝书法的刚健、挺拔、朴茂、雄浑，下开唐楷之先声，窥欧阳询之清骨，使书法向整齐化、技法化、功利性不断发展，为唐代达到我国书法史上的另一个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方保墓志》碑文

大隋殄寇将军奋武尉右屯卫步兵校尉解府君之墓志。君讳方保，字阿保，鴈门人也。独侯之后，巾绶相承，方伯之门，冠缨累世。君少闲戎略，未藉兵书，谟猷在心，无烦剑术。身居末将而勇气英雄，位在支军而谋参幕府。齐窃山左，躬厕后旗，剑蜀不宾，亲承麾下。神风始发，肃静百川，武校暂舒，泰宁千里，任司禁旅，数赏戎荣。授殄寇将军、奋武尉、右屯卫步兵校尉，加以含仁愠德，去伪从真，归向一乘，心专三宝。桑生东海，方验推移；日落西山，其年遂及。痾缠不愈，奄遂光摧。以大业六年岁次庚午十一月十四日卒于醴泉里，春秋六十有二，即以其月戊午朔廿七日甲申葬于京兆郡长安县福阳乡修福里之原，遂使延陵之剑空挂古丘，志士之坟虚安石铭。呜呼哀哉，乃为颂曰。

坟瞻北渭，陇望南山，挥戈四表，定乱三关。功幽赏及，节建名班。高阳有去，京落无还。桑田屡改，海水频移。心存玉字，意念金仪。花从风落，叶逐霜萎。魂沉无返，略记玄碑。

《隋尼那提墓志》

《隋尼那提墓志》全称“大隋真化道场尼那提墓志之铭”，撰书人姓名不详。墓主尼那提法师，俗姓丁，吴郡晋陵人，隋仁寿四年(604年)卒，大业九年(613年)葬于京兆大兴县高平乡杜原。一九五二年出土于长安县韦曲，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隋尼那提墓志》墓盖题篆书阳刻三行九字：“大隋真化道场尼墓志”。

　　《隋尼那提墓志》志文十九行，行十九字，楷书。书风上承北魏，韵致、温雅、质朴，结构宽博秀朗。

智永《真草千字文》

真草两体的《真草千字文》是隋代僧人智永的传世代表作，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留传千古的名迹。相传智永曾写千字文八百本，散於世间，江东诸寺各施一本，现传世的有墨迹、刻本两种。

《真草千字文》北宋时宣和内府仅存七卷，南宋至今唯有一卷。流传下来的《真草千字文》墨迹只断烂了开首两行，其他都尚称完好，至于缺的部分，也已根据关中本补全。所谓“关中本”，是宋朝大观三年（1109年）薛嗣昌根据长安崔氏所藏真迹摹刻上石，又称为“陜西本”。原刻石今日存西安碑林，据说“颇极精工，无复遗恨”，虽说是善本，但感觉和墨迹相比稍差一些。清顺治年间，宜兴收藏家吴洪裕于清兵入关灭明置其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

智永，陈、隋间会稽人，本姓王，名法极，系晋代书法大家王羲之的第七世孙，王羲之第五子徽之之后，他入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为僧，人称“永禅师”。他善书法，尤工草书，初从萧子云，后以先祖王羲之为宗，在永欣寺阁上潜心研习了三十年，所退废笔头满五大竹簏，埋之成冢，谓之“退笔冢”。智永成为声名卓著的书法家，至使求墨宝者络绎不绝，踏破门槛，不得不用铁皮裹上，后来这故事成了“铁门限”的典故，智果、辨才、虞世南均为智永的高足。

《真草千字文》是智永晚年以当时的识字课本《千文字》为内容，用真、草两体写成四言文章，便于初学者诵读识字。从书史发展来看，智永《真草千字文》的规范作用超过了传为东汉蔡邕书《熹平石经》的影响。

《真草千字文》法度谨严，一笔不茍，其草书则各字分立，运笔精熟，飘逸之中犹存古意，其书温润秀劲兼而有之。宋米芾在《海岳名言》评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又如苏轼所评：“精能之至，返造疏淡”，此书代表了隋代南书的温雅之风， 继承并总结了“二王”正草两体的结体、草法，从体法上确立了它的范本作用。

《淮安靖王李寿墓志铭》

《淮安靖王李寿墓志铭》全称《大唐故宗正卿右翊卫大将军河北道行台左仆射左武卫大将军玄戈军将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司空公淮安靖王墓志铭》。

志高六十六厘米，宽九十六厘米，厚六十四厘米，一九七三年于陕西三原县陵前公社焦村出土，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此志作龟形，由龟甲形志盖、龟身形志铭及底座三部分组成，其中志铭和底座为一块整石，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出土的惟一的龟形墓志。志盖刻龟甲和联珠、水波等纹饰，龟背正中减地阳刻篆书“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十六字；龟头、龟身和龟尾相连，龟首前伸、双目圆睁，四肢绒曲有力，四爪紧扣底座。古代常以龟比喻高寿和长久之意，而以龟形作墓志，别具独特的含义，目前出土的墓志中，龟形志为世之稀见。

志铭楷书，三十一行，行三十七字，共一千零七十一字，无撰书人名。志文阴刻，笔划隽秀，书体类似欧阳询书法，是唐代墓志中绝无仅有的珍品。铭文内容详细叙述了李寿的生平业绩，主要是为其歌功颂德。

李寿（577年―630年），字神通，以字行，陇西狄道人（甘肃临洮）。他是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隋朝海州刺史、郑孝王李亮长子，唐高祖李渊堂弟 ，太宗李世民之从叔，唐朝宗室、将领。大业十三年（617年），唐高祖在太原起兵，隋大业末年（618年），李寿会同李渊举兵反隋，是李氏宗亲在外地唯一响应者。他参加了对宇文化及、窦建德和刘黑闼的战争，却屡战屡败，还曾被窦建德俘虏，最后随从李世民平定了刘黑闼，虽没有显赫战功，却成为建立唐王朝的有功之臣，因此得到李渊和李世民的赏赐，爵位不断升迁。他官封开府议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死后追赠司空。志文有阿谀之词为志主歌功颂德，与史载有所不合。唐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卒于长安延福里第，享年五十四岁，死后葬于三原县，陪葬献陵。

　　《淮安靖王李寿墓志铭》（局部）

《同州圣教序》

《同州圣教序》又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刻于唐龙朔三年（663年），由李世民和李治撰文，褚遂良所书。螭首方座，座四周浮雕力士像；高四百十四厘米，宽一百十七厘米，文十九行，行五十八字；额隶书，文楷书。碑阴刻北宋至民国年间的题跋十多条，内容多为地方官或文人墨客参观此碑后的题记，或记述此碑搬迁的情况，以及对褚书的赞扬。碑原立于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一九七O年由大荔县城关中学移入西安碑林博物馆。

此碑为慈恩寺大雁塔下褚遂良所书《雁塔圣教序》的“双胞胎”，碑文与西安大雁塔下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即通常所称的《雁塔圣教序》）大同小异，书法字形与之几乎一致。关于此碑，后人也有怀疑不是褚遂良亲笔所书，而是他人根据他的《雁塔圣教序》翻刻的。

褚遂良(596-659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 ，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唐朝政治家、书法家。

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跟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归顺唐朝后，任谏议大夫、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升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后出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652年)召回，任吏部尚书，监修国史，旋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因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贬为潭州(今长沙)都督。武后掌权后，迁桂州(今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年)，卒于官，享年六十三岁。天宝六年(747年)，配享高宗庙庭。

褚遂良工于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同州圣教序》（局部）

《集王字圣教序》碑

《集王字圣教序》碑为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全名《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又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等，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

唐咸亨四年（公元672年）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侣建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行书，三十行，行八十五、八十六字不等，额刻七佛像。碑原在陕西西安弘福寺，后移至西安碑林博物馆。

据史料记载，《集王字圣教序》的成书过程非常艰辛。怀仁是长安弘福寺僧，能文工书，受诸寺委托，借内府王羲之书迹，煞费苦心，和四十多个助手历时二十四年，集摹而成此碑。遂使“逸少真迹，咸萃其中”。碑文选自王书各帖，如知、趣、或、群、然、林、怀、将、风、朗、是、崇、幽、托、为、揽、时、集等字皆取自《兰亭序》。

此《圣教序》虽是集字成碑，且缺失之字为拼接组合而成，但由于怀仁对于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致使此碑点画气势、起落转侧，纤微克肖，充分地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简静的境界，完好地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特征，明代王世贞说是“备尽八法之妙”，成为王字的一个大宝库。此碑在宋代以后中间被折断，传世以碑断前的宋拓本为佳，字迹稍肥，笔锋使转处莹丝可见。

《皇甫诞碑》

《皇甫誕碑》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也称《皇甫君碑》，唐代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是欧阳询年轻时的作品。此碑无立碑年月，碑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碑用楷书书写，二十八行行，行五十九字，碑额篆书“隋柱国宏议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此碑在明代已断为两截。

《皇甫诞碑》用笔紧密内敛，刚劲不挠，点画重在提笔刻入，此为唐初未脱魏碑及隋碑的瘦劲书风所特有的笔法特点。翁方纲说:“是碑由隶成楷，因险绝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笔最见神采，未遽藏锋，是学唐楷第一必由之路也。”

欧阳询，字信本，汉族，唐朝著名书法家，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初学，号为“欧体”。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他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 》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皇甫誕碑》碑文（局部）

《皇甫誕碑》碑文：

随柱国左光禄大夫弘义明公皇甫府君之碑。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于志宁制。夫素秋肃煞，劲草标於疾风；叔世艰虞，忠臣彰於赴难。衔须授命，结缨殉国，英声焕乎记牒，徽烈著於旂常，岂若衅起萧墙，祸生蕃翰，强逾七国，势重三监，其有蹈水火而不辞情，临锋刃而莫顾，激清风於後叶，抗名节於当冻就就时者，见之弘义明公矣。君讳诞，字玄宪，安定朝那人也。昔立效长丘，树绩东郡，太尉裂壤於槐里，是司徒胙土於耏门，是以车服旌其器能，茅社表其勋德，铭功卫鼎，腾美晋锺，盛族冠的於国高，华宗迈於栾却，备在史牒，可略言焉。曾祖重华，使持节龙骧将军、梁州剌史。润木晖山，在我方重价於赵璧；媚川照阙，曜奇采於随珠。祖和，雍州赞治，赠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胶、泾二州刺史。高衢将骋，遽夭追风之足；扶摇始搏，早坠露个女垂天之羽。父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随州刺史、长乐恭侯。横剑梐枑，威重冠军；析瑞蕃条，声高渤海。公量包申伯，禀嵩山之秀气；材兼萧相，降昴纬之淑精。据德依仁，居贞体道。含章表质，讵待变於朱蓝；恭孝为基，宁取训於桥梓。锋剸犀象，百练挺於昆吾；翼掩鸳鸿，九万奋於溟海。博韬骨产，文瞻卿云，孝穷温情之方，忠尽匡救之道。同何充之器局，被重晋君；类荀攸之宏图，见知魏主。斯故冗罗众艺，囊括群英者也。起家除周毕王府长史，荣名蕃牧，则位重首寮；袨服睢阳，则誉光上客。既而苍精委驭，炎运启图，作贰边服，实资令望，授广州长史。悦近来远，变轻訬於雕题；伐叛怀柔，渐淳化於缓耳。蜀王地处维城，寄深磐石，建旟玉垒，作镇铜梁，妙择奇才，以为僚佐，授公益州总管府司法。昔梁孝开国，首辟邹阳，燕昭建邦，肇徵郭隗。故得驰令问於碣馆，播芳猷於平台，以古方今，彼此一也。寻除尚书比部侍郎，转刑部侍郎。趍步紫庭，光映朝列；折旋丹地，誉重周行。俄迁治书侍御史。弹违纠慝，时绝权豪；霜简直绳，俗寝贪竞。随文帝求衣待旦，志在恤刑，咒网泣辜，情存缓狱。授大理少卿。公巨细必察，同张季之听理；宽猛相济，比于公之无冤。但礼闱务殷，枢辖寄重，允膺此职，实难其人。授尚书右丞，洞明政术，深晓治方，臧否自分，条目咸理。丁母忧去职。哀恸里闾，邻人为之罢社；悲感衢路，行客以之辍歌。孝德则师范彝伦，精诚则贯微幽显，虽高曾之至性，何以加焉。寻诏夺情，复其旧任。于时山东之地，俗升民浇，虽预编民，未行声教。诏公持节为河北河南道安抚大使，仍赐米五百石、绢五百匹。公輶轩布政，美冠皇华之篇；拥节观风，荣甚绣衣之使。事讫反命，授尚书左丞。然并州地处参墟，城临晋水，作固同於西蜀，设险类於东泰，实山河之要冲，信蕃服之襟带。授公并州总管府司马，加仪同三司。公赞务大邦，声名藉甚，精民感化，黠吏畏威。属文帝剑玺空留，銮跸莫反，杨谅率太原之甲，拥河朔之兵。方叔段之作乱京城，同州吁之挻祸濮上，虽无当璧之地，乃怀夺宗之心。公备说安危，具陈逆顺，翻纳魏勃之荣，反被王悍之灾。仁寿四年九月，溘从运往，春秋五十有一。万机起歼良之叹，百辟兴丧予之悲，切孔氏之山颓，痛杨君之栋折。赠柱国、左光禄大夫，封弘义郡公，食邑五千户，谥曰明公，礼也。丧事所须，随由资给，赐帛五千段，粟三千石。惟公温润成性，夙表白虹之珍；黼黻为文，幼挺雕龙之采。行已穷於六本，蕴德包於四科，延阁曲台之奇书，鸿都石渠之秘说，莫不寻其枝叶，践其隩隅。譬越箭达犀，馀之以括羽；楚金切玉，加之以磨礲。救乏同於指囷，亲识待其举火，进贤方於推毂，知已俟以弹冠。存信舍原，黄金贱於然诺；忘身殉难，性命轻於鸿毛。齐大小於冲襟，混宠辱於灵府，可谓楷模雅俗，冠冕时雄者也。方当亮采泰阶，参综机务，岂谓世逢多故，运属道消，未展经邦之谋，奄锺非命之酷。世子民部尚书上柱国滑国公无逸，以为邢山之下，莫识祭仲之坟；平陵之东，谁知子孟之墓。乃雕戈勒石，腾实飞声，树之康衢，永表芳烈。庶葛亮之陇，锺庄禁之以樵苏；贾逵之碑，魏君叹之以不朽。乃为铭曰：殷后华宗，名卿胄系。人物代德，衣冠重世。逢时翼主，膺期佐帝。运荣经纶，执钧匡济。门承积庆，世挺伟人。夜光愧宝，朝采惭珍。云中比陆，日下方荀。抑扬元辅，参赞机钧。玉叶东封，贰图北启。伏奏青蒲，曳裾朱邸。名驰碣石，声高建礼。珥笔宪台，握兰文陛。分星裂士，建侯开国。辅藉正人，相资懿德。中台辍务，晋阳就职。望重府朝，誉闻宸极。乱阶蔓草，灾庄剪桐。成师构难，太叔兴戎。建德效节，夷吾尽忠。命屯道著，身殁名隆。牛亭始卜，马獦初封。翠碑刻凤，丹旆图龙。烟横古树，云锁乔松。敬铭盛德，永播笙镛。

《道德寺碑》

《道德寺碑》是尼十善唐显庆三年（658年）为师父尼善惠和尼玄懿所立。螭首方座，高二百九十二厘米、宽九十三厘米、厚二十七点五厘米。碑阳篆额“大唐京师道德寺故大禅师大法师之碑”，碑文三十七行，满行六十七字，无撰文者姓名，署吏部文林郎到范书。到范的书法出自欧阳询，笔力劲秀，有初唐书家风范。该碑一九五O年于西安市西郊梁家庄出土，现藏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高峰期，作为当时国都的长安更是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是将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重要地点，因此城中寺庙林立，几乎覆盖了大多数的坊里。《道德寺碑》记述了隋唐长安城中一座重要的比丘尼寺院——道德寺的创建、迁移过程，以及该寺院三位曾经服务于皇室的比丘尼大德善惠、玄懿、十善的生平事迹，而此碑亦是迄今为止关于这座寺院的最可信、也是最详尽的资料。

据碑文记载，尼善惠和尼玄懿均是山东地区知名大德，隋开皇十年（590年），她们应诏来到长安，从此出入宫禁，活跃于后妃之中。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赴泰山封禅，尼善惠一同前往，隋文帝在齐地下敕为她修建了天华寺；开皇十五年（595年），隋文帝返京时，尼善惠又随驾入京，荣宠更甚以前。隋炀帝即位后，在大业元年（605年）下诏命尼善惠和尼玄懿作为元德太子杨昭的戒师，并下敕在长安城的弘德里修建了道德寺。两位比丘尼卒后，丧事也由官方出资料理，可见荣宠之盛。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道德寺原址改为崇圣宫，道德寺移往长安休祥坊，与隋元德太子杨昭为尼善惠和尼玄懿所立的慈和寺合并，仍名道德寺。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为昭成皇后追福，将道德寺改名为“昭成寺”。

《道德寺碑》碑阴篆书题“道德阿弥陀像”。碑石上半部分开龛造像，为隋唐石窟造像常见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组合，采用浮雕形式，其构图安排巧妙、造像庄严生动、雕刻技法娴熟，是典型的唐代风格；下半部分为线刻尼善惠、尼玄懿及二十名弟子的写实线刻图像，每个比丘尼的形象都恬静而矜持，神貌如生、衣饰写实，加上整齐划一的布局和姿势，使整个画面处在一种肃穆的宗教氛围之中。这些比丘尼就是碑文中所记载的来自齐境，追随尼善惠和尼玄懿入京的弟子，后以尼善惠和尼玄懿为首组成了道德寺尼僧教团。这一方碑刻中包含的比丘尼信息如此丰富，是目前为止所发掘的碑刻资料中仅有的一例，为我们解读比丘尼这一特殊群体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道德寺碑》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道德寺碑》碑阳额题“大唐京师道德寺故大禅师大法师之碑”，共十六字，篆书。

《道德寺碑》（局部）

西安碑林始建于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经金、元、明、清、民国历代的维修及增建，规模不断扩大，藏石日益增多，现收藏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四千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藏品时代系列完整，时间跨度达二千多年。

西安碑林是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瑰宝。为此本人根据《书法家园》 2020年12月9日在网络上发表的《把整个"西安碑林"搬到手机上给你看》中的图片，和网上收集的有关资料，整理制作本篇，供大家欣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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