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该怎么说？文字该怎么写？读李瑞环这篇离任感言您定有所悟》

《石记》

[序言] 这是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在离开领导岗位时的一篇卸任感言，通篇是结合自身经历的一件件实事儿讲的，表述的观点精辟、表述的语言朴实恳切。特别是谈到读书学习的一些做法、工作中立身处世的一些感悟，对年轻人的成长非常有帮助、有意义，很值得大家细读品味。笔者特意把以下原文转发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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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正国级领导的离任感言，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值得所有笔杆子学习！

“中央决定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欣然接受，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我大概14岁开始织布。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织布的坐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17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我当工人15年，包括做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都是不脱产的。在基层企业做领导8年，包括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等等。在局级岗位干了8年，包括任副局长、局长、建委副主任、北京基建指挥部总指挥、市总工会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在部一级即天津直辖市干了8年，大概是100个月。在中央工作了13年。加起来，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37年。

（前面两段，第一段讲述个人家庭自然情况，第二段叙述领导经历，看了这两段，大家有没有想想，是什么原因促使其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呢？）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有人说这是空前的，即使不会绝后，起码也是少有的。我常想，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这是回应大家疑问）

我是跨三届的政治局常委，两届政协主席。政协主席，我算第六任。大家知道，第一任是毛主席，第二任是周总理，第三任是小平同志，第四任是邓大姐，第五任是李先念同志。许多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建国以后或默默无闻，或职位不高，当将军、当部长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三段也是通过对比，讲述自己对岗位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老笔头觉得，这是干好任何工作的前提）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一等是白面，二等是亚麦，三等是玉米，四等是高粱(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红高粱次之)，五等是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加麸皮或糠。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我有个二大娘，老两口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参加工作后，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直到老太太去世。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

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由于家庭条件不宽裕，专门学习的机会不多，但对读书的亲近渴望却是从小就开始的）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待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让冯文彬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

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国科学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个“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果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

（这一段经历表明，作者参加工作后的学习也多是半工半读的，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不多）

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我的文化知识、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这个学习量确实很大）。由于学习底子太差，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有时简直是“恶补”。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我很早就当了劳模。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多干、吃亏几乎成了劳模的缩影。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

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得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那时的工棚是通铺，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别人就没法睡觉。夏天比较好办，冬天只好穿上棉袄、大头鞋，戴上口罩，到路灯底下去学习。算计时间，节省时间，合理利用时间，成了我一生的习惯。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无用的时间，包括零碎时间。

（如何合理利用时间是一门学问，其实学习还是靠主观努力，只要想学，哪里都有时间、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每次睡觉以前，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床上想。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光学习不思考也不行，特别是从事公文写作的朋友，有时候许多思路、提纲、语句往往都是在业余时间思考得来）。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此处文字因敏感美篇审核时删掉一段）到中央后，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我都是边干边学（这里强调的是学习能力，有时候你可能是半路出家，但如果会学习会总结，往往能很快适应新工作岗位）。干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会各界去评论。我自己只能说尽了心，尽了力，没有懈怠，没有大意。对选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总结报告，大家反映很好，认为九届政协工作很有成绩，也有不足。要我说，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足不管大小都和我有关（推功揽过是干好工作应有的品质）。

    13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了一些讲话、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样，对我的这些讲话、文章，看法也不会完全一致。文章是思想认识的载体（这一句可以反复咀嚼，写材料重点是把干工作的思想思路理清楚，也就是先研究工作再研究材料，在此基础上再去琢磨字句）。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认识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文章自然也不例外（看一句就不难理解有些材料为什么老在改老在变，因为领导的思想在变、对事物的看法在逐渐深入，文章是服务工作的，肯定会变）。我的这些文章、讲话，不管好坏对错，都留在那里，都留给历史，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我的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的，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都是本人亲自动手的。

（其实，不管是自己写材料还是组织起草组代拟材料，至少文章的基本立意、提纲都应由本人琢磨确定，对于多数朋友来讲，提倡自己写材料，这也是梳理工作理清思路的过程）

    10年统战政协工作，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与全国政协八、九两届各位副主席之间，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以及有关人民团体领导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关系融洽。我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近，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远；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亲，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这句话也是日常处理关系值得借鉴把握的，时时处处秉持一个“公”字，虽然可能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可以做到大家都服气）。我是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同其他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我是个直率人，讲话直来直去，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其中透露的坦诚，也是处理工作关系时应注意把握的）。这可以说是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个毛病。直来直去，不分场合，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下不了台。今天，我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向所有由于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语不当而带来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歉意，请求你们给予谅解！10年来，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所有政协机关的同志，对我的工作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座各位和我相处有5年的，有10年的，也有1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相处是缘分，是福分。相处是短暂的，友谊是长存的。希望这段时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李瑞环的演讲风格与智慧

2000年11月，李瑞环考察香港时，两名女记者抢着提问："您在讲话中强调了团结的重要， 是不是指香港不够团结？"李瑞环笑了，反过来问："如果我祝你们身体健康，是不是指你们的身体就不健康呢？"继而他又转向其他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呀？"

朴实无华，富有哲理

有哲人说过：最美的，也就是最朴素的。李瑞环语言美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朴实之中寓含着极为深刻的哲理美。

1995年3月全国政协港澳区小组会上，李瑞环即兴讲了个小故事：有位穷老太太去市场卖祖传的一把宜兴紫砂小茶壶，起码有200年历史，以后就算不加茶叶，水中也会有茶香，是件好东西。有人愿意以三两银子的高价购买。岂料老太太觉得茶壶太旧，不好意思要这么多的钱，就用水反复清洗了。买主回来一看，里面的茶垢全洗干净了，便说，就是5钱银子也不值了。

当时是我国和英国就香港政治体制争论最激烈的时刻，李瑞环同志用百年宜兴紫砂壶来比喻香港，寓意极为深刻：不要妄洗"茶垢"，最后导致香江失去特色，要找最理解香港优点的人来管理香港。

2000年11月，他在香港会见当地各界知名人士时，还信手拈来这样一个故事："汉朝时，京城田氏三兄弟一直和睦相处。其家中有棵紫荆树，也长得花繁叶茂。但后来他们闹别扭，要分家，紫荆一夜之间就枯萎了。兄弟三人大为震惊，均受感动，不再分家，紫荆花又盛开如初。晋代陆机作诗说： '三荆欢同株，四鸟悲异林。'唐代李白感慨道：'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上面讲的紫荆花，和作为香港特区标志的紫荆花是不是一个品种，我没有考证。上面讲的故事，是体现'天人感应'思想的一个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这个故事所表达的道理，的确发人深思。"

他话锋一转，点破主题，"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绵延不衰，屡处逆境而昂扬奋起，就是因为有许多这样博大深邃的思想，有一种内在的强大凝聚力。当今中国要发展、要振兴，必须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别要倡导和合，强调团结。我看香港也是如此，最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惟团结才能发展繁荣。

1988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受中央委托主办党的理论刊物的方案》报送中央，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届十八次会议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但对上报的刊名不满意，会议委托乔石、胡乔木、高扬重新考虑刊名。4月21日中央确定新刊的名称为《求是》，邓小平题写了刊名。后来知道，这个刊名是李瑞环想出来的。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开会，李瑞环对《红旗》杂志副总编苏星说："你们那个《求是》的名字还是我起的呢！那年3月上旬开人大常委会，胡启立坐在我身边，拿着一个写了一大堆刊名的单子在那里琢磨。他说《红旗》停刊了，新刊还没有一个好名字。我想了一下，就在那单子上写了两个字：求是。没想到，竟被中央采纳了。"

激情磊落，言必有的

李瑞环同志的一系列讲话都闪烁着这样的亮点：激情满怀，磊落宽广，言必有的，绝无虚言。

1999年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2周年纪念日，正在日本访问的李瑞环接受日本电视台记者现场采访，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有力的鞭挞。他说："中国不发展倒会带来麻烦。12亿多人口，如果经济不发展，不仅国内得不到安宁，而且还会因为饥饿、贫困使人们向国外跑，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这倒可能是一种威胁。正像一位有远见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所指出的：'我们担心的不是一个富裕的中国，而是一个贫穷的中国。'极少数敌视中国的人不断鼓噪中国威胁论，其用心就是束缚中国的手脚，不许中国发展。中国要发展，就说你威胁别人，究竟是中国威胁论还是威胁中国论？"进而，他铿锵有力地说道，"威胁中国论决吓不倒中国！中国威胁论也会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而不攻自破……中国过去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今天发奋图强，靠自己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何罪之有？"

2001年4月，李瑞环在南非参观了当年囚禁曼德拉的孤岛，讲了一段充满激情的话："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公正的，只要他为人民谋了利益、办了好事，为国家、为民族立了功劳，争了荣誉，人民就不会忘记他。""功过谁评说，后生定先祖。劝君莫论一时遇，九泉之下看荣辱。"

讲真话，讲实话，以演讲者的真情激发听众的热情，就必然能打动人心，必然能取得效果。

通俗易懂，平中见奇

李瑞环同志可谓是语言运用大师，挥洒自如，具有高超的驾驭局面的能力，在他的讲话中，机敏、睿智无处不在。

……什么叫领导？简单地说，就是引导、教导。只有"领"好了，"导"才能起作用。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你在台上讲人，人家在台下讲你，你讲的还管什么用？

……创新是目标，是手段，是永无休止的过程。

……人民群众和领导的关系，是"主仆"关系，是血肉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生存之本、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心里没有群众，就是忘本；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就是变质；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群众，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

言词之间，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层层深入，清新隽永。几乎每一句都是智慧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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