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花甲，故地重游——福三中北峰汶洋分校游记

李青松编制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难忘的经历。在上世纪70年代，有20多所福州中学在北峰山区建立分校，有超过3万名学生在这里生活过。其中，我们福三中北峰分校建在汶洋村。在北峰的第二课堂，他们有的收获了友谊，有的收获了吃苦耐劳精神，还有的收获了丰富的人生经历。 　　2021年1月15日上午9：30，我们10位同学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融侨一区门口集中。中学时代我们在陈再非班主任的带领下，从母校用双脚步行36公里走到汶洋分校，今天我们要乘三辆小车前往北峰汶洋村原福三中分校，重游故地。 　　迎着和煦的阳光，我们来到分校的原址，在空地上寻觅我们来过的踪迹和住过的宿舍以及食堂，回忆起我们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追忆逝去青春的岁月和芳华。 　　在这里80多岁老农民的指引和带领下，我们沿着山间小路，去找寻曾经种田和放牛的地方。 　　现在分校周边种了许多毛竹，杂草丛生。 　　当年，当地一位农民用福州话教我们唱一首动听的山歌，我们至今还会哼两句：牵牛出村庄，喜看分外妆。脚踩冰冻地，犁破千里川。嘿咯嘿咯呵嘿，吁驾…… 风雨桥下，有几块圆滚滚的巨石，石头表面洁净光滑，小溪水在巨石下的缝隙里悄然流过。 　　在草丛深处立着这面牌子，为故地重游的学生说明这是分校所在地。 　　留下重游的珍贵镜头 走出分校，我们寻找“小买部”的踪影，回忆“阿庆嫂”的模样，回味“小买部”售出的酥油饼。如今小买部原址被一排新房取代。新农村建设映入眼帘，又是一道美丽风景线。 　　我们依依不舍离开曾在这里学农过的分校，记忆挥之不去。 　　中午在红寮村农家饭庄就餐 　　吃着土菜乐滋滋，我们感恩有在分校这一段的经历和锻炼，感恩生活给我们酸甜苦辣滋味的馈赠，这是一首难忘的歌。今天我们为健康开心干杯，祝福国泰民安、祝愿每一个人幸福安康！ 　　【校友回忆文章分享】福州三中北峰分校记忆——汶洋村往事一风 2019-01-14 前几日，我在微信里发现一篇有趣的文章，是福州晚报公众号撰写的标题为《难忘的青春！福州多所中学北峰分校“寻人”！我们邀您来过同学会》，顿时引起我的兴趣，仔细阅读一番，一段近50年前的往事扑面而来。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这群尚未从军、刚刚考入高中的福州三中学生，就曾经有着文章中所提到在福州北峰分校学习和劳动的经历，留下了许许多多难忘的有趣的往事。白驹过隙，一晃快50年了。本来这一段经历已经在记忆中淡忘了甚至快要抹去，经《晚报》这么一提醒，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开，往事汩汩流出。 一、用腿儿量到汶洋村 三中分校校址在北峰的汶洋村。当年福州的各个中学在市郊农村都有分校，其中许多学校在北峰建立了分校，具体哪个学校在哪儿建分校，听说由市教育局同意划分。我们三中的分校，很不幸地分到了汶洋村。 那会儿北峰上有两个公社，一个是岭头公社，一个是日溪公社。日溪公社离城最远，汶洋大队隶属于日溪公社。从福州城南门兜长途汽车站乘车到日溪要9毛钱，到汶洋7毛多钱。7毛钱的车程是多少距离呢？你也许不知，70多华里！ 现如今，70多里地，也就是30多公里，即使走山路，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吧。可当年我们去分校可没有四个轮子呀，有的，就是两条腿儿。所以呀，到汶洋分校，对我们这群学生来说，第一关就是70多里的山路摆在大家面前，要靠我们的双腿一步一步地量出来。 记得第一次去汶洋分校，是在1971年的春天。不幸中的万幸，学校不知从哪里租来一辆解放牌挂斗车，把我们带的背包和旅行袋装上了车，轻装的我们，可以只背一个挎包前往分校了。我们高中一个年级（连）六个班（排）的学生们，浩浩荡荡，排着整齐的队伍，在“一二一、一二一”号子中，开步从湖滨路的校本部出发，一路穿过三角井、新店、八一水库，然后沿着蜿蜒盘旋的北峰公路缓慢前行。大概中午时分，队伍来到了北峰最高点岭头。岭头是一个小集镇，我们就在这里吃了自己带来的干粮，马上又出发了。走了一上午，都累了，越走双腿越发沉重，大家一声不吭，闷着头向前机械的走着走着。偶尔不知是谁在队伍里偷偷放了个屁，顿时有人窃语，”走不动了，悄悄打加速器呢！” 终于，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天刚擦黑时，我们终于走到了目的地——汶洋村。想想一大早8点从学校出发，下午5点到达汶洋，减去路上休息的时间，我们走了整整8个小时。带着胜利的喜悦，大家纷纷坐在地上，累的不想动。直到老师喊，领行李、吃饭、回驻地，我们才懒洋洋地从地上爬起来。想想从小到大，第一次用双腿儿量了70多里地，而且还是砂石的山区公路，史无前例，非常自豪。事后，班里不知哪位一位才子编了一句顺口溜“练好铁脚板，踢死帝修反！” 二、山清水秀汶洋村 汶洋村坐落在一个山坳里，如同一个坝子。一条公路从村中穿过，把汶洋大队分成南北两块。汶洋村很美，山峦叠翠，梯田层层，漫山遍野的竹林、旱芦苇、茅草，映入人们眼帘的都是青绿色。村边，一条叫作华林溪的美丽小溪蜿蜒流过。小溪上有一座古香古色的木质风雨桥，看样子有些年头了。风雨桥上，大队耕田的水牛在悠闲地吃着草，吃饱了，排泄出牛粪尿把一座好端端的桥弄的是臭气熏天。 风雨桥下，有几块圆滚滚的巨石，石头表面洁净光滑，小溪水在巨石下的缝隙里悄然流过。当年我们班的“八大金刚”：徐斌、王建春、史小林、张广华、丛维建、赵旭光、庄南滨和我，就经常来到风雨桥下吃饭。坐在巨石上，看着风景，听着水声，边吃边聊；吃完饭，就地摘一把溪边的小草洗碗，甚是方便。记得广华经常把从家里带来的罐头拿出来大家分享。狼多肉少，一人一勺，打打牙祭，尝尝味道。 小溪下游，是汶洋大队的舂米房。高大的木制水车日夜不停地吱呀吱呀的旋转着，粗大的舂米杵不停地磕头。我们在汶洋吃的米，都是从这里舂出来的。 我们第一次来汶洋，分校还在建设之中，我们学生分别住在大队的礼堂、学校、仓库、卫生院里。我们班的男生就住在一座仓库中。仓库除了墙是干打垒外，其他部分都是木制的。我们住在仓库二楼，木制的地板铺上草席，铺上被褥，就是我们的床。床铺一个挨着一个，如同公安局看守所的号房。 农民伯伯晒粮存粮的仓库不是用来住人的，当然没有茅房，想上茅房的我们，有两个去处。一个农民伯伯盖的正规厕所，一个是到仓库边上的小溪里去方便。去茅厕路途有点远，去小溪边很近。于是，经常有秽物顺着清澈的溪水流向远方。 村里的茅厕从里到外都是木头的，就连茅厕下方装排泄物的容器都是一个个大木桶。粪桶用厚厚的杉木箍的，高一米有余，一寸多厚，直径也有一米左右，够大够结实的。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茅厕里最奇葩的、不是亲眼所见绝对不敢相信的、就是这里居然还准备了方便后的清洁用具，不可思议吧！但是，这些清洁用具不是纸质用品，而是制造纸质用品的上游原料——毛竹。用毛竹劈成一米多长、两三毫米厚的竹篾，十几根斜靠在茅厕的板壁上，显然，这些竹篾是给如厕之人事后准备的。究竟怎么用，不得而知，反正我们不去用也不敢用。各位看官动动脑筋，想想究竟怎么用？ 三、汶洋大庙和分校 1972年，也是一个春天，我们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再次来到了汶洋分校。这一次，我们不住在村里了，而是住在我们汶洋分校里了。 新校址在哪里，就在汶洋村对过的小山包上。这里有一座已经破烂不堪荒废的寺庙，叫作“汶洋大庙”。分校校址就是依托这座曾经香火鼎盛的寺庙为中心，在周边先后盖起来伙房、食堂、宿舍、教室、球场，还有茅厕。 汶洋大庙是一座不大的一进的建筑，灰黑色的墙壁和屋顶，寺庙虽破旧，庙门上的牌匾居然还在，歪歪斜斜的牌匾上，黑漆漆的四个遒劲大字“汶洋大廟”赫然入目。庙堂里有一个正殿和两个厢房。大殿里的菩萨已经不知去向，这里就成了分校的校办公室和教工宿舍。两个厢房住着我们的班主任们，一边住男老师，一边住女老师。 分校紧挨着公路，从公路拐出来，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分校办公房——汶洋大庙。大庙的东侧是分校伙房和饭堂，这里是分校全体师生蒸饭和就餐的地方；大庙的西侧是“丁”字型分布的分校唯一的两栋宿舍，宿舍下方是一个非常简陋的篮球场；宿舍后面是一座小山包，山包下就是我们分校的两座教室，教室旁有一个非常大的茅厕，供全分校两三百人使用。 分校的建筑修建的非常非常简陋。宿舍是用松木搭建的，按理，松木是不能够盖房子的，因为会遭虫蛀，当地农民都是用杉木建房，分校没有钱买杉木，只好用松木了。屋子里非常逼仄狭小，除了一排上下两层的大通铺外，几乎没有空间了。每个房间住着一个班30几名同学，一个草席就是一个铺位，相当挤。这还不是最糟心的，最糟心是一到晚上，房间里就会搁着两个便桶，夜里同学们就在屋里方便。你想啊，房间小，人又多，空气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尿骚味儿在空间弥漫，感觉肯定不会太好。好在，大家“如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了。 如果说，学生宿舍建的如此简陋，我们学习的教室盖的更是简约了。说是教室，其实就是一个木棚子，没有墙壁，一米左右高的竹篾做围挡。课桌椅更是简约有加。两个圆松木一头削尖，打入土地板，一头钉上木板，高的宽的是课桌，矮的窄的是课椅。一张课椅坐四个人，一坐上去，吱吱嘎嘎，摇摇晃晃。 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我们二进分校呆了整整两个月，第一个月干农活，第二个月上课。在汶洋分校，几个在文革中靠边站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给我们上了课。印象比较深的有曾经在福州市教育界大名鼎鼎的数学泰斗池伯鼎老师。 四、小卖部里的“阿庆嫂” 在分校的日子里，白天上课或干农活，晚上睡觉，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生活。没事干了，大家吃完晚饭就在汶洋村子里的公路上溜溜弯儿。 汶洋村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吸引我们这群从城里来的学生的，唯一的，就是汶洋村的供销社，它成了我们很多人喜欢的去处。 说是供销社，其实就是一个小卖部。当年，每个山区农村都有这样一个小卖部，供应茶米油盐、糖果糕点、生活用品、农用物资等。汶洋村小卖部紧靠公路，一间不大的门脸，一边是卖吃喝的柜台，一边是卖生活用品的柜台。我们学生最喜欢到卖吃喝的柜台，买的最多是礼饼、汽水和酱油。 卖吃喝柜台里的售货员是一位高高瘦瘦、说话细声细气的20岁出头年轻小伙子。小青年眉清目秀、斯斯文文，梳了一个短分头，不知怎的，在这山区的小卖部看到这样一个人，总让我联想到《艳阳天》里农村小会计马立本。可是我们分校的女同学与我的想法大相径庭，她们居然给这位站柜台的小伙子取了一个当年非常时尚的绰号—“阿庆嫂”。看样子，女同学的欣赏能力不错分辨能力有限，至少把人家的性别搞错了。 “阿庆嫂”是岭头人，初中毕业分到这里工作，那年头，站柜台卖东西比上山下乡干农活强多了。他对学生们非常有礼貌，我们也经常来此，有事儿没事儿聊上几句。我们经常在这里买汽水，特别是干完农活口干舌燥时。当年汽水1毛3分钱一瓶，喝汽水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享受，我们一次一般只买一瓶，记得丛维建有一次特别渴，一下子买了两瓶，搞得“阿庆嫂”直“啧啧啧”。 我们还喜欢吃供销社的礼饼，分校伙食巨差，没有油水，经常饥肠辘辘，就到这里买礼饼充饥。礼饼一毛钱一块，物美价廉，有时我们一次能够买上10块，大快朵颐。礼饼，是福州小吃中知名度比较高的一种糕点，但凡家里有什么喜事儿什么的，摆上礼饼是必须的。礼饼可大可小，大的有脸盆大小，越大越有面子。如今，在福州的三坊七巷里买礼饼，最便宜的一块也要7、8元，比当年涨了数十倍，而且还吃不出来当年我们曾经熟悉的味道。 五、到农民家买鸭蛋 到农民家买鸭蛋，始作俑者是谁，记不住了，反正有人去买了，我们也跟着去了。 山区农民种水稻田，喜欢养鸭子。那个年代虽然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每家每户养几只鸡鸭还是可以的。农民家养鸡养鸭下蛋后，自己舍不得吃，就会拿去换零花钱。每到傍晚吃完晚饭，我们三五成群地走村窜户来到农民家门口，然后高声喊道“偶冒啊隆嘛（有没有鸭蛋买）”？听到门口有人喊买鸭蛋，屋里的依拔马上拿着三五粒鸭蛋跑出来。一毛钱一粒，倒是不太贵。如果一家没买够，我们就跑到下一家，直到每人买够两三粒，才打道回府。 鸭蛋买回来后，把它洗净了，每天早上，整个放到我们蒸饭的饭盒里。中午开饭时，我们打开饭盒，底层是米饭，上面是一粒蒸熟的鸭蛋。吃饭时，浇上从小卖部买来的酱油，配上分校食堂的菜，吃的香喷喷的。 刚刚说了，分校伙食巨差，主要是学校收的伙食费太少了。一个月，我们每个学生才交10元钱伙食费，合着每天才3毛3分。这么一点儿钱又要买米，又要买菜，还要买油盐酱醋的，肯定捉襟见肘。好在燃料不要钱，漫山遍野的野草和灌木都是烧饭的柴薪，以致，分校每天专门抽出一个班上山打草砍柴，用来作燃料。打草砍柴是各个班轮流的，一个班一个礼拜。轮到我们班负责了，每个人发一把柴刀、一根扁担和一截麻绳进山。打草和砍柴全凭自觉，主动性高的多打些，偷奸耍滑的打少些。每次，班长徐斌，还有王建春打草砍柴的担子最重，我和赵旭光、丛维建的担子最轻，广华也我们的差不多。（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