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插队生涯（2）

罗家融

1. 毕业分配

文革进行以来二年，各地的派性武斗不断，虽经军管、大联合、三结合，全国各省市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時全国山河一片红，但文革造成的动乱、混乱，分裂与派性不止。当局大概也认识到，再这样革命闹下去，则永无宁日，而大中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在工宣队工人老师傅的主持下，在全国大中学校，渐次展开了。

文革期间先后高初中各有三届毕业生，习惯称作老三届，即是指这六届毕业生。按先来后到，从67年起，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先安排到港务局等处劳动，听说市里原来有个打算，准备劳动锻炼后在港务局劳动的学生就分配在码头当工人，一来弥补码头劳力不足，二来改善码头工人的知识结构，后来不知怎么捅了出来，有高三生不愿意留下来，闹起来了，此事才作罢。

毕业分配由工宣队与班主任共同负责，出路分别有工矿、崇明农场与外农三方面组成，外农又分别包含黑龙江军垦农场，江苏大丰农场，云南、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等农场与农村插队，而到了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后，则余下所有毕业生的全部出路变成仅有外农，即外地农村，也就是所谓的"一片红"。

2. 终选安徽

毕业分配，对于66、67届的高初中毕业生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断绝了考读大学的念头，但终究还有工矿与市郊农场的出路。我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只有循入外农，到了1968年12月21日这个大限，广阔天地已经向我们招手了。当時，江苏大丰农场是离上海最近的，但由于它以前是劳改农场，对家庭出身与成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也只能知难而退了。其余可供选择的就是七个省区了，北方四个: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与安徽，南方三个:云南、贵州与江西，其中有军垦农场，也有插队落户。当時，思想简单，只想离上海近一点，那只有安徽了。

3. 生离死别的欢送

1969年1月23日这是一个刻骨铭心，使人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就象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一样令人融入血液的日子，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段苦难日子的起点。从这一天起，我们的户口就被迁出上海，这个全国数一数二的繁华都市，而踏进我们一无所知的安徽淮北农村，到领袖所说的广阔天地，去接受新的老师—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那天是个阴天，下午我们在昌平路静安区第一工人体育场集合，举行了一个欢送的仪式，会后前面有卡车敲锣打鼓开道，后面是拾余辆滿载插队知青的公交车，沿着静安区的主要街道游览一圈，气氛热闹非凡。

天真烂漫的同学们笑得多么灿烂

晚上我们聚积在宝山路的老北站，准备出发去战天斗地，七点多钟，发车的预备铃响起時，人群开始骚动，列车上的人与送行的人，车上车下紧紧拉着手，舍不得放开，列车缓缓地开动，站台上送行的人跟着列车奔跑，同時车上车下爆发出一阵悲惨的哭泣声，惊天动地，这就象是生离死别的场景。

幼雅的我们去战天斗地了

4. 火车在驰离了上海，儿女们离开了熟悉、温暖的家，告别了生我、养我、哺育我成長的故土与亲戚朋友，辞别了朝夕与共、一齐玩耍的同学与发小。火车越开越快，车厢中还弥漫着一片伤感、忧郁的气氛。有的同学还在小声地抽泣，有的眼圈通红眼泪还在眼眶里转动，有的睁大着无神的双眼迷茫地看着周围，有的靠着座椅发出阵阵无奈地叹息，有的……。

车厢里有的男生在抽烟，从躲在厕所里、背人处学着抽到光明正大地互相敬烟，这些知青举行了第一个“成人礼”。

这是一列驰向安徽省宿县专区固镇县的专列，满载着上海市静安区数拾个中学，一千余名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他们是一群年龄在二十岁的少男少女，他们昨天还响应领袖的号召，停课闹革命，冲杀在捍卫伟大领袖，永保红色江山的文革战场上，享受着革命的激情，大民主的自由，又饱尝着心灵与皮肉地双重煎熬。今天他们又一次响应领袖的号召，奔赴新的战场，去与天斗，与地斗，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人生呢？车轮滚滚，一路驰向淮北，车厢内已一片寂静，有的同学已打起了瞌睡。

当晚12时左右抵达南京站。广播通知要停车2小时，寂静的站台，游荡奔跑着一群无所顾忌的人，他们窜下地道，又在对面站台呼喊招手，2小时后列车开动，出南京站5分钟就上南京长江大桥了。这座1968年通车、在电影里歌颂的桥，马上就要让我们体验了。以前火车过铁路大桥有规定：关窗、锁厕所门，以防阶级敌人破坏。列车广播也反复通知，但是一些知青根本不睬不顾，我们拉下了车窗，一看别人没关，我们也把窗户又抬起了。每个窗口挤了五六个脑袋，那晚过长江大桥，看到的就是一会儿一晃而过的炫目的水银灯光，其他全是黑乎乎的。

雄伟壮观的南京长江大桥

5. 初到第二故乡

专列经过蚌埠，跨过淮河，停靠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车站:固镇站。固镇是一个小县，也是一个1965年7月1日才正式成立的新县，是从原分属于宿县、五河、怀远、灵璧等县较偏僻的几个公社合并而成，所以也是一个穷县。它是京沪线上，淮北离上海最近，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县，这是它的一个优点，也可能是它当時唯一的一个优点。

火车到了固镇县城，大部分知青在这儿下车，然后，火车又折回到了曹老集。这是津浦线上的一个小站，位于蚌埠以北约20公里。曹老集也是公社机关所在地，公社干部告诉我们分在杨家大隊。插队的村庄距公社约2公里。大件行李还未运到，乡亲们用马车把我们随身携带的被褥和少量食品送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杨家大隊。

淮北冬天的早晨比较冷，记得那是一个非常寒冷和灰暗的上午，老天象是快要下雪了。皖北农村的景象赫然展现在眼前。黄土地上松松散散的土层，说不清是泥土还是沙粒，凹凸不平的土路两旁连棵野草也不长，只有在田块里，能看到稀稀落落的麦苗耷拉着半枯半青的叶子，一路走着，脚后跟就扬起了一片沙尘。光秃秃的农田看不到一点绿色，有時经过一个小村庄，只見穿着黑色破袄，腰间扎根白腰布的农人，蹲在泥墙旁，手中端着一碗黑呼呼的东西，在往嘴里送。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也去过农村的，每年夏天学校会组织学生去近郊参加劳动，体验农村生活，但这般荒凉的农村却是从未见过。偶尔望见，田野里有高高的土台子，全是光秃秃的树，隐隐约约住着十几户人家。带队干部(好象是大队干部张明照)说这就是村庄了，因为靠近淮河，汛期常发大水的，房子只能盖在高处。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要插队的村庄。老乡们早已在村头迎候我们了，小孩子也围了上来。杨青早大队书记大声说“上海知青来了，往后就住俺大队啦”。又笑呵呵地对我们说“大伙儿都想瞧瞧大上海的知青是啥模样呢”。我看清楚了，老乡住的房子是清一色矮矮的土坯房，房顶上铺着厚厚的茅草，成年男人只穿一件破旧的不钉扣子的光身棉袄，扎紧着腰带，妇女稍好些，算是有件内衣，小孩个个衣衫褴褛，看这情景，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书记让我们进屋里去，搬来了用三块木板钉成的小矮凳，叫我们休息一会儿。书记家里只有一张高过膝盖的小桌子和用粗麻绳绑在木条上做成的“双人床”，两条露絮的棉被，墙角放了一小堆山芋干。别无他物，真正的是家徒四壁呀。

不见村里有人家做饭，我们靠着书记屋前的老树干，掏出随身带的粗面包狼吞虎咽起来。不远处几个五、六岁大的孩子瞪大眼睛看着，猛然间，孩子们冲上来，抢着捡起我们刚扔下的面包纸舔得干干净净。我心里又重重地“咯澄”了一下，这揪心的一幕从此就留在我的脑海里。我终于忍不住，就问书记，你们怎么不做午饭呢？书记说，你们城里知青哪能知道，我们农闲时只吃两顿饭的。又说，山芋干是主粮，一年得吃十个月呢。站在一旁的老乡插话说，山芋干能填饱肚子就不错啦。这回，我岂止是心里“咯噔”了一下，简直就要晕了。书记一个劲安慰我们“村里是穷了一点，但就你们几个知青，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们饿肚子的，粮食不够吃就去仓库领，柴草不够烧就去场上抱，放心吧”。这一席话，让我暖了心。

二天来，经历了三大差别的初步洗礼，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巨大反差，我们从今天起，将身体力行，慢慢品尝，而下乡与返城的这些天，则是使人体会最深，感受最强的日子，因为对比最强，反差最大，刺激最深。

老人正在吃饭

6. 杨家大隊

杨家大隊不大，有200多户人家，共有8个生产队，从东依次向西，生产队的富裕程度则相反（这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我们共有19名知青（14男，5女），在大隊部进行了一次讨论，确定生产队去向，2队陆平等2人，我们4人（丛英武、石兆云、吴安法和我）分在3队，郭济凡分在4队（到现在也不明白这里的原因），5队是3位女知青，顾中在等3人分在6队，朱国平等4人分在7队，而另外二个女生分在了8队。

我们捧着毛主席的宝象，在农民们诧异、好奇与期盼地眼神中进了村。安顿在3队（东王）的牛棚里，和牛为邻。由于行李未到，老乡们把打扫干净的牛棚，泥地上铺了麦秸，周边围上土坯，就形成一个大通铺，又借给我们一个大床单，三条棉被，我们4个小伙子，就正式在此安营扎寨，开始我们插队落户的生涯了。因为昨晚在火车上基本上没睡，我们困倦，疲乏，只感觉一屋子男女老少闹哄哄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我只隐约听到“这蛮子这么白……还戴着眼镜呢！……”。

天黑了，下起了鹅毛大雪。乡村的夜晚没有一颗星，也无月亮，伸手不见五指，大地被黑暗浓罩着，没有生气。在那万籁俱寂之时，只有远处偶而传来轻轻的蛙声。突然间，天地间响起了知青的欢笑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和着那此起彼伏的蛙声，好似一个交响乐团，声音美妙无比，给乡村带来了一片生机。寂静的村子沸腾起来。各家各户亮起了一盏盏小油灯，一张张粗犷纯朴的笑脸，出现在门边。他们手中拿着的那盏小油灯虽昏暗蜡黄，却象无数只萤火虫在闪耀着，更象天上的繁星在眨眼，给人一种神秘的美感。在隐约摇曳的灯光里，农家小屋和土路依稀可见。好美好美的夜景，好感人的乡情，我们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暖流，驱走了冬夜的寒意，觉得舒适和温馨。

一会，晚饭端来了，每人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滴了香油。我最不爱面条，但饿了，哗啦下肚，记住的就是香油味。好不容易众人都散了，我们也打开铺盖，准备睡觉，突然，小吴在关上那扇漏了几块大洞的门时惊恐地说：“外面有个棺材！！！”，我们都过去看，月光下，在5～6米远的草垛旁，放着一口白皮棺材。人都走了，也不知道找谁去问问，就这样，在不安和惊恐中，在偶尔响起几声狗吠的寂静的村子里，我们度过了在异乡的第一个夜晚。

“蛮子，吃饭喽！！”被小孩拍门、叫喊的声音惊醒了。我眯起眼睛，透过门洞看见外面人影晃动。刚才还在梦里与同学的欢笑、游玩，统统消失了！忽然想起，我现在在淮北，不是在上海，不是在中学里每天去混，去等着分配的高中学生，我已经到了农村，是一个知识青年了。上午大约9点多，我们打开门，拿着脸盆，牙具去村东边的水井边盥洗，身边跟着一群小孩。田野寂静，偶尔传来几声马嘶牛叫，空间弥漫着牛粪和麦子拔节的气息。孩子们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们挤牙膏刷牙，看见嘴角的白沫更是惊奇。

　　来到王守义队长家吃早饭，早饭是粉丝绿豆丸子。粗瓷大碗里，浅褐色的粉丝掩盖着狮子头般的绿豆丸子，一碗最多盛三个，同样只有盐和麻油调味，但这是他们最好的早饭了。交谈中问起门口的棺材，队长说这是村里五保户的寿材，农村人有预先做好寿材的习惯，原先就放在我们住的屋子，刚刚挪出来，他说这几天就会找地方安放的，没什么怕的。“歇两天，你们再去干活……”队长噙着旱烟袋，话不多，酱紫色的脸上沟壑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