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插队生涯（2）

罗家融

2.1毕业分配

文革期间，高中和初中各有三届毕业生，被习惯称为“老三届”，算下来总共就是这六届毕业生。按照时间顺序，从1967年开始，六六届高中毕业生率先被安排到港务局等处劳动。听说市里原本有过这样一个打算：等劳动锻炼结束后，这批在港务局劳动的学生就直接分配到码头当工人，一来可以填补码头劳动力不足的缺口，二来也能改善码头工人的知识结构。可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有高三学生不愿意留下来，闹了起来，这个计划也就此作罢。

当时毕业分配由工宣队和班主任共同负责，毕业生的出路分为工矿、崇明农场和外地农村（外农）三个方向。其中“外农”又包括黑龙江军垦农场、江苏大丰农场、云南、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等各个农场，以及去农村插队落户。到了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剩下所有毕业生的出路就只剩下“外农”——也就是去外地农村，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片红”。

毕业分配，这件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社会里顶顶要紧的人生大事，放在1966、1967这两届高初中毕业生身上，如今回头看，竟也带着几分特殊的“幸运”。那个时候大学招生已经停了，所有人心里都透亮：继续升学考大学的路子，早已经断得干干净净，连半点儿念想都生不出来——可就算断了这一条路，终究还是给留了别的出路：愿意进工矿的，能去城市里的工厂矿山当工人；退一步说，也能去上海市郊的国营农场，总还是在离家乡不远的地方落脚，有一份安稳的营生。

可我不一样。我从小就被贴了个标签，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六个字，说起来是给了“出路”，底色里藏着的却是一道无形的门槛。那些进工矿、留市郊的好事，轮不到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最后能容下我的，只有“外地农村”，不管你愿不愿意、合不合适，都只能顺着这条路往里走。

日子一天天捱到1968年12月21日，那是上头定的最后期限，到了这个日子，哪里还由得你自己挑挑拣拣？“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早已传遍了大街小巷，所谓“广阔天地炼红心”，那片陌生的乡野明明白白朝着我们招了手，不走也得走。

那时候，上海周边安置知青的农场里，江苏大丰农场算是离上海最近的一个了，坐船走水路，用不了多久就能回一趟家，是好多人眼里头的好选择。可这个农场从前是劳改农场，管理极严，对去的人的家庭出身、成分卡得特别死，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别说去争取了，连报名的门都摸不着，只能远远看着，自己心里有数，知难而退就是了，半点儿侥幸都不能有。

剩下能让我们选的，就只有七个外省的去处了。数起来，北方占了四个：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还有安徽——那时候安徽也算作沿淮北的北方去处；南方是三个：云南、贵州和江西。这些地方里头，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样的军垦农场，也有直接插到生产队里的插队落户，各有各的说法，可对我来说都一样，门槛早就摆在那里。

那时候年轻，哪有什么复杂的想法，没有什么远大抱负，也没想着要去天边建功立业，心里头就一个念头：越离上海近越好，能少离家一点是一点。掰着手指头数那七个地方，从上海往北走，最近的就是安徽了，那选来选去，可不就只能选安徽了嘛。

2.2 苦难日子的起点

1969年1月23日，这是刻在我们这一代人骨血里，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日子。人人都说人生有四大喜事，金榜题名、洞房花烛，都是能刻进骨子里记一辈子的欢喜日子，可对我们几十万上海插队知青来说，这一天完全不同——它不是喜事的开端，而是一段颠沛苦难岁月的起点。

从这一天起，我们户口簿上那枚印着“上海市”的红印章被硬生生揭去，户口迁出了上海——这个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灯火连昼夜的繁华都市。我们拖着简单的行李箱，踏进了一无所知、满是黄土荒草的安徽淮北农村，去到领袖所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接受世代刨土为生的贫下中农——我们的新老师——的再教育。

那天从一早开始天就是灰扑扑的阴天，风卷着黄尘刮在脸上，凉得刺骨。下午我们在昌平路的静安区第一工人体育场整队集合，区里早早搭好了欢送台，挂着红布白字的横幅，喇叭里反复放着激昂的语录歌，可台底下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像塞了一团湿棉絮，闷得慌。

简短的欢送仪式结束，前面早就安排好了刷着绿漆的解放牌卡车，车斗里站着敲锣打鼓的人，红绸子跟着鼓点甩得老高开道，后面跟着十几辆满载插队知青的公交车。车窗里挤着密密麻麻穿蓝布褂、绿军装的年轻人，沿着静安区的主要马路慢悠悠兜了一圈——那时候就兴这一套，说是要造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声势，现在想来只觉得荒诞，可在当时，人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做法。

Fig.01 天真烂漫的同学们笑得多么灿烂

天擦黑的时候，我们要坐的北上列车停在了老北站北区，就是宝山路那个入口。我到现在都记得那站台低矮昏暗，昏黄的路灯把人影拉得很长，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亲友和同学，黑压压一片，连落脚的地方都难找。父母攥着你的手，往你口袋里塞炒好的年糕片；姐姐偷偷塞给你攒了半年的全国粮票。说不完的嘱咐，翻来覆去都是“吃饱饭”“记得写信”；道不尽的离别情，堵在喉咙口吐不出来。站台上人人都忍着依依惜别，谁都不敢先掉眼泪，怕引得对方更伤心，只能强压着刻进骨头里的留恋，还有快要崩不住的难过，扯着嘴角强装笑脸，故作轻松地说“没事，过两年就回来了”，可话音一出口，连自己都听得出发颤。
到七点多，发车的预备铃“叮铃铃”响起来，原本勉强压着情绪的人群一下子乱了。列车上的人扒着车窗，送行的人踮着脚仰着头，车上车下的手紧紧攥着，指节都攥得发白，多一秒都舍不得松开。汽笛低低鸣了一声，列车呼哧呼哧喘着气，缓缓开动了。

Fig.02 幼雅的我们去战天斗地了

站台上送行的人下意识就跟着列车跑：花白头发的母亲扶着站台栏杆踉跄着追，年轻的姑娘小伙子抹着眼泪跟着跑，哭声再也憋不住了——车上车下同时爆发出一片悲恸的哭声，哭声混着风声，盖过了列车开动的轰隆声，听得人心里发颤。
那场景哪里是送年轻人去干革命，分明就是生离死别。谁都不知道这一去，要多少年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那哭声裹着黄浦江的风，飘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还能听见那天震得站台发颤的哭声，还能感觉到母亲攥着我的手，满手心都是冰凉的汗。

2.3 车轮滚滚，朝着淮北平原的方向开去

蒸汽机车吐着浓浓的白汽，把清冷的天空染成一片朦胧的灰白，火车就在一片扯不断的哭声里，慢慢滑出了上海北站的站台。车窗外，那些挥了又挥的手帕，攒了又攒的眼泪，还有被晨风吹得乱飘的白发，一点点向后退去，终于融进了灰蒙蒙的天际线。

我们这些背着铺盖卷、揣着户口迁移证的年轻人，就这样硬生生扯开了和家的牵连——离开了弄堂里飘着煤球炉香的熟悉烟火，离开了阁楼窗前晒过衣裳的老梧桐，告别了生我养我、把一口吴侬软语刻进骨头里的故土，告别了站在月台上哭到站不稳的父母，还有提着塞了煮鸡蛋的网兜、一路跟着火车跑了半站的亲朋故旧。那些每天背着书包一起挤电车上学、放学路上绕着静安寺打弹珠的同学，那些光着脚在苏州河边上摸螺蛳、躲在弄堂口偷啃冰棍的发小，也就这样被隔在了火车那一头，成了隔着玻璃窗越来越模糊的影子。
火车头吐着白汽越跑越快，轮子和铁轨碰撞的声响越来越急，闷乎乎的车厢里，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伤感像湿冷的雾一样，沉沉裹着每个人的胸口。靠窗的角落里，一个扎麻花辫的女同学还埋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压抑的小声抽泣顺着椅背飘过来，那哭声裹着对未来的惶然，听得人鼻子直发酸；她旁边那个短头发的姑娘，眼圈红得像浸了血，一大颗眼泪悬在眼眶边上，咬着嘴唇硬没掉下来，手死死攥着母亲给缝的袄角；还有几个男同学，靠着椅背瞪大了眼睛，眼珠直勾勾盯着车顶的风扇，眼神空茫茫的，像掉了魂，摸不透自己接下来要去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靠车门的几个小伙子，低着头一口接一口叹气，那气叹得又长又沉，带着说不出的无奈，把车厢里的雾搅得更重了。还有人趴在小桌板上，脸埋在臂弯里，连头都不肯抬，只有后背时不时轻轻抖一下。
车厢连接处飘起了淡淡的烟味。在家的时候，抽烟是大人的事，是坏孩子才沾的毛病，可今天，那些平时连烟都碰不得的男生，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皱巴巴的纸烟，一开始还躲躲闪闪，憋着气挤在厕所里，或是蹲在两节车厢中间背人的地方，吸一口呛得直咳嗽，也硬着头皮往下咽。不知道谁先把烟递到了同伴手里，你一根我一根，慢慢就不再躲了，干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你给我点上，我给你递火，淡淡的蓝烟顺着车窗飘出去，把一张张还带着稚气的脸笼得模糊起来。呛人的烟草味混着伤感，成了这群半大孩子心照不宣的第一个成人礼——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上海弄堂里撒娇的孩子了，要自己去闯一片完全陌生的天地了。
没有人会弄错这趟车的方向，这是一列专门开往安徽省宿县专区固镇县的知青专列，墨绿色的车身上还刷着鲜红的标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整列车装着来自上海市静安区几十个中学的一千多个年轻人，我们最大不过二十出头，最小才十六七岁，还都是满脸稚气的少男少女。就在昨天，我们还戴着红袖章，喊着革命口号，跟着大队伍停课闹革命，骑着自行车穿遍上海的大街小巷，冲杀在所谓“捍卫伟大领袖、永保红色江山”的文革战场上。那时候，心里满是年轻人滚烫的革命激情，享受着打着革命旗号的大民主自由，可也在派系斗争里，看过了太多人情冷暖，挨过批，受过委屈，尝过了心灵和皮肉的双重煎熬，把一身学生气磨得坑坑洼洼。今天，一张通知，一声号召，我们就又背起铺盖，响应领袖的号召，要奔赴农村这个新的战场了，说要去和天斗、和地斗，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车开了这么久，没人说得准，我们这一去，将来会有怎样的人生？是几年就能回来，还是要一辈子扎根在那个陌生的淮北乡村？谁都不敢想，也想不明白。
车轮滚滚，哐当哐当一路向北，朝着淮北平原的方向开去。哭也哭够了，叹也叹累了，刚才还闹哄哄哭声一片的车厢，慢慢静了下来。有的人歪在座椅上，裹着自带的大衣，迷迷糊糊打起了瞌睡，呼噜声混着车轮声，成了车厢里最主要的声响；有的人睁着眼睛望着窗外，窗外全是快速后退的田野，黑一块黄一块，慢慢也融进了夜色里。不知道熬了多久，墙上的挂钟指到了晚上十二点左右，火车慢慢滑进了南京站，广播里响起了女播音员清晰的声音：列车在此停靠两小时，请注意安全，不要远离车厢。
原本安安静静的车厢一下子活了，一群年轻人憋了大半天，早就坐不住了，呼啦啦涌下了车。寂静的南京站站台，路灯昏黄，风带着深秋的凉意吹过来，这群无所顾忌的年轻人，笑着闹着，沿着站台奔跑喊叫，有人发现对面站台停着另一列知青专列，是去江苏的上海同学，就攒着一群人窜下地下通道，跑到对面站台去打招呼，隔着铁轨挥手喊名字，喊声在空旷的站台上飘得老远，站台上的民警笑着摇摇头，也不来管我们——都要走了，由着孩子们闹吧。
两个钟头一眨眼就过去了，汽笛一声长鸣，列车重新开动，出了南京站，只跑了五分钟，就听见广播里说，前面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了。这座桥是1968年才通车的，我们之前只在新闻纪录片里看过，银幕上的大桥雄伟得不得了，到处都是红旗飘扬，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的争气桥，今天终于能亲自从桥上走一趟了，整个车厢的人都兴奋起来。那时候有规定，火车过重要的铁路大桥，必须关上所有车窗，锁上厕所门，说是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列车广播翻来覆去通知了好几遍，可这群刚从上海出来、天不怕地不怕的知青，哪里把这个规定放在心上。一开始有人听见了，慢吞吞拉上窗户，抬头一看别人都没关，几个胆子大的先伸手把窗户又抬了起来，大家跟着就都把窗户打开了。那位负责我们这节车厢的女列车员，是个高个子姑娘，长得面容姣好，身材匀称，这一路上她除了按时扫地，很少说话，总安安静静靠在乘务室门口看着我们。她心里也清楚，这群年轻人就要去乡下插队了，最后这点兴奋，哪里忍心扫他们的兴？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过来强迫我们关窗，由着我们挤在窗口等看大桥。
每个窗户都挤了五六个脑袋，你推我我挤你，都伸着脖子往外看。那天是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火车开上大桥，江风从窗口吹进来，带着长江水的潮气，凉丝丝扑在脸上。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桥边上一排接一排的水银灯，明亮的白光一晃一晃从眼前掠过，一会亮一会暗，除了这晃得人眼睛发花的炫目光亮，整个长江、整个江面全是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可哪怕什么都看不见，我们还是挤在窗口，伸着脖子看了好久，直到火车完全开下大桥，灯光都看不见了，才叽叽喳喳笑着闹着散开，只有江风带进来的潮气，还留在袖口上，像一个陌生的开头，等着我们去走接下来完全未知的路。

Fig.03 雄伟壮观的南京长江大桥

2.4 初到第二故乡

专列经过蚌埠，跨过淮河，停靠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车站:固镇站。固镇是一个小县，也是一个1965年7月1日才正式成立的新县，是从原分属于宿县、五河、怀远、灵璧等县较偏僻的几个公社合并而成，所以也是一个穷县。它是京沪线上，淮北离上海最近，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县，这是它的一个优点，也可能是它当時唯一的一个优点。

火车到了固镇县城，大部分知青在这儿下车，然后，火车又折回到了曹老集。这是津浦线上的一个小站，位于蚌埠以北约20公里。曹老集也是公社机关所在地，公社干部告诉我们分在杨家大隊。插队的村庄距公社约2公里。大件行李还未运到，乡亲们用马车把我们随身携带的被褥和少量食品送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杨家大隊。

Fig.04 当时皖北流行的牛车

淮北冬天的早晨本就冷，记得那是一个格外寒冷、天色灰蒙的上午，天阴沉沉的，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飘下雪来。车子往前开，皖北农村的景象就一点点铺在了眼前。黄土地上覆着松松散散的一层，说不清是泥土还是沙粒，凹凸不平的土路两旁光秃秃的，连棵耐旱的野草都见不着，只有田块里躺着稀稀落落的麦苗，半枯半青的叶子蔫头耷脑垂着，车一路走，车轮过后就扬起一片灰蒙蒙的沙尘。放眼望去，整片田野几乎看不到多少活气，偶而经过一个小村庄，总能看见穿著打了补丁黑棉袄蹲在泥墙根下，手里端着一碗黑乎乎的吃食，低着头往嘴里送。

Fig.05 老人正在吃饭

我们读书时也去过农村，每年夏天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近郊参加劳动，体验农村生活，可这般荒凉萧索的模样，却是我从未见过的。隔着田野远远望过去，偶尔能看见高高的土台子，上面光秃秃立着几棵树，隐隐约约挤着十几户人家，带队干部说（好象是张明照同志）这就是村庄了——因为靠近淮河，汛期年年发大水，房子只能建在高处避水。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了要插队的村子。老乡们早早就候在了村头，大大小小的孩子也围着挤上来。杨青早大队书记操着口音大声喊：“上海知青来了，往后就住俺大队啦！”又笑呵呵地对着我们说：“大伙儿都盼着瞧瞧大上海来的知青是啥模样呢！”我定眼细看，老乡们住的清一色是矮矮的土坯房，房顶上铺着厚厚的茅草；村里的成年男人大多只穿一件没有钉扣子的旧棉袄敞着怀，腰里紧紧扎着布带，妇女的境况稍好些，总算多一件内衣，小孩子个个都衣衫褴褛。看到这光景，我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
书记招呼我们进屋歇脚，搬来几块用三块木板钉成的小矮凳让我们坐。书记家里也简单，只有一张高过膝盖的小桌子，一张是用粗麻绳把床板绑在木条上搭成的“双人床”，床上摆着两床棉花都露出来的旧棉被，墙角堆了一小堆山芋干，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像样东西，真真正正是家徒四壁。
村里没人家生火做饭，我们靠着书记屋前的老树干坐下，掏出随身带的粗面包大口吃起来。不远处几个五六岁大的孩子瞪着眼睛直勾勾看着，突然间，孩子们呼啦啦冲上来，抢着捡起我们刚扔在地上的面包纸，一个个伸出舌头舔得干干净净。我心里又重重地“咯噔”了一下，这揪心的一幕，就这么牢牢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再也忘不掉。
我忍不住问书记：“你们怎么不做午饭呢？”书记叹口气说：“你们城里知青哪知道，我们农闲时一天就吃两顿饭。”又说，“山芋干就是主粮，一年得吃十个月呢。”站在一旁的老乡也搭话：“能有山芋干填饱肚子，就已经不错了。”这一回，哪里只是心里咯噔一下，我整个人都发懵，差点站不稳。
书记一个劲地安慰我们：“村里是穷了一点，但就你们几个知青，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们饿肚子。粮食不够吃就去仓库领，柴草不够烧就去场上抱，你们放心。”这几句实实在在的话，倒让我心里暖了一些。
这两天一路过来，我们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巨大落差。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在这里扎根，亲身经历这一切，慢慢品其中的滋味。而从下乡到初到村庄这短短几天，恰恰是我这辈子体会最深、触动最大的日子——因为这样强烈的对比，这样巨大的反差，这样刻入心肺的冲击，是过去在城里从来不曾有过的。

2.5 杨家大隊

杨家大队不算大，拢共也就二百多户人家，下头管着八个生产队。生产队的番号是从东往西排，可家境的富裕程度反倒顺着从西往东走下坡路——这是我们后来住久了，才慢慢摸透的规矩。

那年一共分到十九名知青，十四个男娃，五个女娃。我们先在大队部聚齐，商量着往各队分人：陆平两个人去了二队，我跟丛英武、石兆云、吴安法四个分去三队，郭济凡单独去了四队——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当初为啥这么安排；三个女知青去了五队，顾中再等三个人去了六队，朱国平等四个去了七队，剩下两个女娃分到了八队。

我跟另外三个同伴分到三队的东王庄，直接被安顿进了牛棚，转头就跟黄牛做起了邻居。那时候我们的行李还没运到，老乡们帮着把牛棚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泥地上铺了厚厚的麦秸，四周围码上土坯，就凑成了一个大通铺；又借给我们一条大床单，三条棉被。我们四个大小伙子，就算正式在这儿安营扎寨，就此开启了插队落户的日子。

前一晚上在火车上我们压根没合眼，一个个困得抬不动头，浑身软得像踩在棉花上。只记得一屋子男女老少挤得满满当当，闹哄哄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我模模糊糊只听清几句：“这蛮子长得这么白……还戴着眼镜呢……”

天刚擦黑，天上就飘起了鹅毛大雪。乡下的夜晚没有星，也没有月亮，真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浓黑把整个大地裹得严严实实，瞧着半分生气也无。万籁俱寂里，只有远处偶尔飘来一两声轻轻的蛙鸣。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我们几个知青的笑声撞了出来，划破了安安静静的夜空，又和那忽起忽落的蛙声揉在一块儿，活像交响乐团奏出的开场曲，说不出的动听，反倒给沉睡着的乡村添了几分活气。原本安安静静的村子一下子醒过来，家家户户都点亮了小油灯，一张张粗犷纯朴的笑脸露在门框边。他们手里拎着的油灯昏昏黄黄，却像无数只萤火虫在闪，又像天上的星星眨着眼，透着股说不出的神秘柔和的暖意。晃悠悠的光影里，农家的小屋、门外的土路都隐隐约约露出轮廓。那样美的夜景，那样热乎的乡情，一股暖流猛地从我们心底涌上来，把冬夜的寒气全赶得干干净净，只觉得浑身暖融融的，说不出的舒心踏实。

没过一会儿，晚饭端来了，每人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还特意淋了香油。我平时最不爱吃面条，可那时候饿得前心贴后背，端起来呼噜噜就扒进了肚子，直到现在还记得嘴里那股清润油香的味儿。

好不容易看热闹的乡亲们都散了，我们也铺开铺盖准备睡，谁知小吴关那扇缺了好几块板的破门时，突然惊得喊出声：“外面有口棺材！”我们几个赶紧凑过去看，借着淡淡的雪光，五六米外的草垛边，明明白白摆着一口白皮棺材。这时候人都走光了，想问也找不到人，就这么揣着满心不安和害怕，在偶尔响几声狗吠的静村子里，熬过了我们在异乡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上，“蛮子，吃饭喽！”小孩拍着门的喊叫声把我叫醒。我眯着眼睛，透过门洞缝看见外面人影晃来晃去，刚才梦里还跟同学在一块儿说笑玩闹的场景，一下子散得干干净净。我猛然反应过来：我现在是在淮北，不是在上海，也不是那个天天在学校混日子等分配的学生了，我已经到了农村，是个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了。

快到九点的时候我们开了门，拿着脸盆牙具去村东头的水井边洗漱，屁股后面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小孩。田野安安静静的，偶尔飘来几声牛哞声，空气里漫着淡淡的牛粪味儿，还有麦子拔节的清鲜气。孩子们像看新奇玩意儿似的盯着我们挤牙膏刷牙，看见我们嘴角冒白沫，更是眼睛都瞪直了。

我们去王守义队长家吃早饭，早饭做的是粉丝绿豆丸子。粗瓷大碗里，浅褐色的粉丝垫在底下，丸子个个都跟小狮子头似的，一碗最多盛三个，也只放了盐和麻油调味——可这已经是他们能拿出来招待我们的最好吃食了。说话间我们问起门口那口棺材，队长说那是村里五保户预备的寿材，农村人都有提前做好寿材的讲究，原本就放在我们住的这屋旁边，刚挪出去没两天，他说这几天就找地方挪走，没什么好怕的。“歇两天再下地干活……”队长噙着旱烟袋，话不多，酱紫色的脸上沟壑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