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路439]——边城芷江的历史地标

杨永发

龙津风雨桥

湘西边城芷江舞水河上这座津风雨桥，素有“三楚第一桥”之称，与耸立在原芷江机场的“中国凯旋门”一起，共同见证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古城芷江古属“五溪蛮地”，地名出自屈原《九歌·湘夫人》中之佳句：“沅有芷兮澧有兰”，因芷江芷溪两岸多产芷草，花如葱，一葱多穗，九月开花，香远而久，取意于“沅有芷”，舞水之“江”，合为芷江。

七十年多前，沈从文先生在《沅水上游的几个县分》中，曾对诗意芷江有过细腻的描写：“……由河南岸上行时，但见河身平远静穆，嘉树四合，绿竹成林，郁郁葱葱，别有一种境界。沿河多油坊、祠堂，房子多用砖砌成立体方形和长方形，与峻拔不群的枫杉相衬，另是一种格局，有江浙风景的清秀，同时兼有北方风景的厚重……”

芷江是我国自京城至缅甸，南掌（老挝）等东南亚邻邦的国际通道必经之地，历属兵家重地，商旅要驿素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因有一条河宽，且水深湍急，源自黔东流经沅水直进洞庭，紧紧围绕芷江城北向南的舞水河道，成为阻碍芷江南北、西东通经之天然屏障，给大河两岸地域的沅州邑民互通往来形成极大不便。

在枯水季节，尚可以木舟渡河。但到汛期河水上涨之时，就完全阻断了通经，据《沅州志》记载，明成化十八年（1482），沅州邑民为解决渡河之难，始用木舟编连，铺上木板，系吊于两股粗大的竹缆贯穿两岸，牢栓固定浮于河上，这就是最早出现于沅州舞河西关渡上的一座便行浮桥。

“龙津桥”的真正修建完成，是在时隔109年之后的明万历十九年（1591），当时朝廷推行的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移民屯田，以及减轻赋役等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沅州境内的经济发展，人口与耕地增多，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以及集镇交易渐兴，与外埠的商旅贸易往来日渐频繁。

同时，明王朝为镇压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将川、黔、湘、滇五省总督治所设于沅州，并对沅州城垣加以全面改建和扩建，致使沅州城得以更进繁荣，在舞水河上修建一座跨越屏障的永固桥梁日显重要。

不知何故，这种架桥铺路的伟善事业，当时却未纳入统治集权的投资规划之中，明万历十九年（1591），沅州城有个叫宽云的和尚，四方奔走募捐，共募集建桥资金15000两白银、粮食11万石，终在城南河西关渡处，筑建起了一座具有桥墩垮架木枋铺面的大桥。因桥墩与流水形如龙口喷津，故名“龙津风雨桥”。

但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一场特大山洪将龙津风雨桥毁于一旦。其后，沅州民众再度筹资捐物，在原大桥残址上复修架设起桥梁恢复了通经，可是，时过仅八年（即明万历三十八年四月），沅州再次大雨暴降，春洪爆发，河西一带水淹屋顶，舟行于市，“龙津大桥”又被冲毁。

31年之后，明万历帝退位，崇祯继位当政已有六年（1633），新的统治王朝为维护巩固其统治集权利益，对地方统治推行了一系列安抚政策，以促使地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随之，沅州古城再度得以兴盛，与外埠的“商旅贸易、文化交流”等恢复鼎盛。于此，驻沅州之云南都司佥书阮呈麟奉崇祯朝廷旨意，官方筹款，复修“龙津大桥”，并对新建大桥的整体结构、规模形态、抵御自然灾害的坚实能量和建桥物材的采用等均作了精心设计和规划，一座极具浓郁民族风格、巍伟壮观的“龙津风雨桥”诞生。

清雍正九年（1731），沅州涨洪，水漫城内，洪流越过桥面，似有倒塌之危，沅州百姓捐钱捐物，请铁匠用生铁浇铸了一对每重二千九百余斤的铁犀牛，置放于“龙津风雨桥”上游河中，之后不论舞河水涨多大多高，这对铁犀牛的整个牛头始终高浮昂于水面上。

清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客商在“龙津风雨桥”上游西岸临河边修建会馆，又有江西不少客民移民沅州，不仅在“龙津风雨桥”上置屋经商，还在福建会馆（天后宫）北向旁兴建一条聚居街市取名“江西街”。“大桥两边瓦屋麟次，填阛列阓，百物杂陈，往来云集，为县城最热闹的地处”。

在1936—1940年间，芷江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军事重地，国民党中央部分军政机关，军工企业陆续迁驻芷江。同时扩建了芷江机场，中、苏、美空军相继进驻，使之成为对日作战的重要基地。建成于1942年的芷江机场，二战期间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是陈纳德及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一个重要基地，曾以此为支点痛击日寇，为支援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于是也就成了侵华日军的心腹大患，予以摧毁之。

而作为连通大西南重要交通枢纽的芷江“龙津大桥”，也同样成为日军必须摧毁的主要目标之一。期间，日军先后数百次地对芷江进行狂轰滥炸，城内3700余栋民房及众多侗乡古建筑亦毁于日机炸弹下。但“龙津大桥”始终都未受到丝毫损伤破坏，这座古桥更显伟岸神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同年8月21日至23日，侵华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代表日本政府在芷江受降坊前，向中国政府洽降并办理128万侵华日军投降具体事宜。自此之后，芷江成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代名词，这是华夏大地上唯一一处纪念抗战和二战胜利的标志性建筑物，也为全球八座著名的凯旋门之一。

1999年，芷江各族人民将“龙津大桥”进行再度改建，大桥全长246.7米，恢复重现了桥上廊廓瓦屋麟次，楼叠三层，顶端八角亭楼七耸，碧瓦朱栏，翘角凌空的侗族建筑风格。桥上还开置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步行贸易街。桥势巍伟靓丽，古典风稚独具。

龙津桥全部桥身都是用杉木横穿直套，卯眼相接，不用一根铁钉和铁部件，结构极为合理。他们还在桥身上建起一个长廊式的建筑，把桥身完全遮盖起来。长廊上有供过路人休息的长凳。因为人们可以在桥上避风躲雨，所以花桥也被人们称为风雨桥或长廊风雨桥。

改建完成的龙津桥还列入了基尼斯纪录，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侗族风雨桥，成为华夏大地一道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谢谢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