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典型的40后。我们这代人现在都老了。年轻时在企业任劳任怨的工作,加班加点是常事,不加班是偶然的。现在早已退休无事可做,百无聊赖时经常想起孩提时代的趣事,聊以自慰。</p><p class="ql-block"> 一.快乐的童年</p><p class="ql-block"> 我家住在洛阳道2号,(直到解放初期还有好多人习惯称作英国地32号路)是洛阳道的最东头,与澳门路直角相连。往东没路了,往北只能通过“贵厚里” 到墙子河边的“上海道”。洛阳道西端是先农大院和曹锟旧居。小时候跟母亲去姥姥一段时间 八岁才上学,直接上二年级。离家最近的学校在湖北路,当时叫“平凡小学”是私立学校,每年学费好像是是80斤小米。班主任老师姓报,是很和善很漂亮的女老师对同学都挺好。该严的时候也毫不留情,上算数课,留作业背乘法口诀,我和七个同学没背下来,报老师罚我们把课本翻开顶在头上,在黑板前站成一排,说我们是“崂山道士”。</p><p class="ql-block"> 一天放学和三个同学;李永明住香港路任晓住郑州道,李友林和我都住洛阳道,我们放学回家是一个方向,走到湖北桥旁的墙子河堤上,把书包挂在树上,下坡到河边撒尿,两个同学同时念叨:一滴哒,两滴哒,谁要不尿烂xx,其实我不憋的慌,怕万一真的烂了呢,就跟着一起尿。回到河堤上,发现书包没了,我们大眼瞪小眼,都没主意了。四周一个人没有往哪找去!当时的心情糟透了。无精打采地回到家,妈妈见我没精神,以为我不舒服。我只好实话实说,妈妈很生气;等你爸回来不揍你才怪。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我很紧张。但妈妈没说这事,第二天早上父亲心情不错,妈才提起这事儿。爸说:你真有出息,做官把印丢了,去再买一套书吧。郁闷了一夜,就这么和平解放了。</p><p class="ql-block"> 我们学校操场很小,运动量大的体育课就到湖北路泰安道把角有一大片空地,练习跑步、踢球…。五年级时突然一天这片空地圈起来了,后来建成“科学会堂”。失去了活动场地,同学们课间游戏竟然钻到前楼的半地下室(实际是架空防潮层)里玩“侦探拿贼”,一个同学滚了一身泥,头上粘着蜘蛛网钻出来。手里抓着一把子弹向报老师报告说里面有很多子弹,校方向上面汇报此事,结果区教育局派来工人,从只有80厘米高的半地下层掏出数百斤的枪支、子弹、手雷…。</p><p class="ql-block"> 我上三年级时学校改为公有制,改名湖北路小学。又过了两年与相连的“中和”小学合并,改名“南京路小学”。正门在南京路。</p><p class="ql-block"> 二.趣味童年</p><p class="ql-block"> 我的童年说不上多么幸福但确实非常快乐那个年代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远不如现在。儿童玩具很少,少数富足家庭可能给孩子购置了带轨道的火车🚉,模型汽车🚙,而我们一些平民家的孩子每天玩的是弹玻璃球,拍毛片,拍叠成的三角的香烟盒,捉迷藏,打垒球(小皮球)。就这些足够我们痴迷的了。童年的玩伴家庭都比较富裕,我家属于温饱型的小康家庭,比不上人家的家庭条件。我家对面的洛阳道1号;温宝信父亲是富商,三楼的王柏跟着爷爷一起生活,爷爷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小老头平时穿着衬衣、背带裤,一尘不染的尖皮鞋,虽然少言寡语却显得利落干练。退休后回国,收入不菲,日子过得很讲究。每天早餐我们吃着馒头片、油条、大米粥时,王柏和他爷爷吃的是面包牛奶、煎蛋、香肠。一楼的雷佩清是我童年最好的伙伴。住二楼的温宝信还有一段佳话;1951年9岁的他个子不高,聪明伶俐,透着一股精气。由于家境殷实,遭到贼人惦记,一天上午9点多,上班工作的人们都离开家,三名强盗闯入家门,把门反锁。持尖刀要钱,家中只有宝信的母亲、外婆和保姆,三个女人吓得不知所措。此时温宝信正在厕所,从门缝观察到一切。他毫不犹豫立刻从窄小的窗户爬出,跳到树上溜到地面,快速从大门出去,飞跑到重庆道派出所报案,(我们这里属重庆道派出所管辖)在场的全部干警立即出动,跑步把1号包围,喊话警告。三名歹徒乖乖束手就擒,审问时三贼一直奇怪;这么短时间是怎么走露的风声?!周围的邻居对温宝信的机智勇敢赞不绝口。</p><p class="ql-block"> 洛阳道3号和1号一样都是欧式风格建筑。一楼是李维玺家,李维玺是混血儿。他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中国人,二楼是白俄妈达姆谢林娜。李维玺长相偏向欧洲人高鼻子蓝眼睛,说实话是个英俊少年。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一天下午全国鸣笛哀悼。当时我们四个人正在便道弹球其中包括李维玺。哀悼笛声一响我们马上停止游戏站直低头3分钟,唯独李维玺不起立,还蹲在原地玩。我们很气愤,让他站起来,他就是不从。我们三人把他拽到新华路口,那正有个交通警察,说明原由,告他不起立,不尊重斯大林,原想一定会被警察教训一顿,可李维玺说斯大林不是他们的导师。警察听后对我们说:算了吧,他是外国人。不站起来就不站吧。弄得我们很无趣。没两天大家又在一起玩了。李维玺的姐姐是个大美女,白皙的皮肤,欧洲人和亚洲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比纯西方人好看的多。每到周末总有绅士开着豪华的“奥斯汀骄车,有时开“木纹路虎”来接他姐姐。大人们说那绅士是恒生银行经理。</p><p class="ql-block"> 洛阳道5号一座独立别墅,主人是男孩比我大一岁,不常和我们一起玩。他和姨妈住一起,他父亲是“张自忠将军”具体家庭情况没人说,这孩子对学习不感兴趣却喜欢终日打扮成女性。这个院的门房是里外两间住着一位母亲和两个儿子。小儿子叫田迅是我的玩伴。他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他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49年初,到台湾去了。田迅当时一家三口人,母亲对他们要求很严,规矩很多,透着有教养的大家风范。5号一家人,没人工作,坐吃山空。无奈把一层出租给“力生体育用品厂”做篮球🏀。也许主人不是张将军的正室后人…。</p><p class="ql-block"> 洛阳道七号是和5号一样的钢砖别墅。主人姓李,小主人李友林是我小学同学,又住门口,交往尤为密切。他的爷爷是开滦煤矿董事。有些家底,父亲游手好闲没有正式工作。他家院里有两颗很大的海棠果树,每到接果时我们经常采集,酸酸甜甜很有味道。房子地下室有间锅炉房是烧煤的,用来供暖和热水。解放后,资本家的生活都自觉节制,铺张的生活方式有所收敛。锅炉基本都不烧了。日久天长20平方米的锅炉房积满了水,有1米多深。一天我和李有林突发奇想,脱了衣服下去游泳。结果把煤炭、炉灰都搅翻起来,我们俩成了黑人。马上到卫生间冲澡。有一次,我们在河边捡到几颗步枪子弹想做“摔炮”,说干就干。在他家阳台上用钢锯在子弹下端锯出豁口,以便放入“砸炮”。刚刚锯了几下李友林手中的子弹炸了,手心开花。好在带着手套,在医院缝了十多针。我们年少无知,什么奇葩的事都做的出来。</p><p class="ql-block"> 现在的国际大厦五十年代是一大块空地,后来造纸厂用来存放造纸原料“稻草”。一个个捆成长方形稻草布满空地,冬季风干气燥。竟然无人管理。毋庸置疑这里自然成了我们这帮顽童的最佳游戏场地。我们一起的几个顽童对这个环境特感兴趣,于是晚上6~7点钟街道上基本没人了,(那时人好少,全国4.5亿人,天津市不到200万,原来租界人口更少)轮到我们小鬼作妖,玩起了打仗游戏,十来个人分成国军和共军,把长方形的稻草搭成小屋。分设两个司令部,小屋太黑,没有光源,那是连手电筒都少有,从家里拿个墨水屏放个棉条,加点香油,用火柴点燃就可以看地图,指挥战斗了。玩的别提多嗨了。幸运的是没有点燃草场,否则将会火烧连营。那可是10000多平米的储存区。现在想起来都后怕。</p><p class="ql-block"> 三.文艺童年</p><p class="ql-block"> 小的时候还常去“中苏友好协会”去看画报那里杂志、画报很多,特别是外国的漫画非常有趣。好像那里没有大人光顾就我们几个小孩是常客。苏联的妈哒姆管理员和我们都熟了,还给我们水喝。“协会”距我家不到100米,在澳门路郑州道口。60年中苏交恶后协会没了,现在新建的大楼叫“港澳大厦”。</p><p class="ql-block"> 每到周末,我们就到旁边的澳门路3号周公馆的四楼去看戏。到这一天总是很热闹,四楼有一个大厅,常常是7、80人聚会。周家人爱好京剧都是有名的“票友”。来唱戏的都是“名角”。大人们喊着:马老板…裘老板…肖老板…我们这帮“熊孩子”不懂。大人们看到了说是:马连良、裘盛戎?肖长华…。门口的戏迷非常想去听听,无奈得不到邀请。而对我们这几个孩子,主家不愿意得罪邻里,就容忍了。专门有人给我们发糖,让我们不要乱跑、乱叫。长大后知道周公馆是我国著名实业家,近代民族工业的奠基人周学熙的故居。周学熙安徽东至人(1866~1947)曾大力兴办教育,任开滦煤矿总长、兴办大型水泥厂、北京的自来水公司,在天津,青岛,唐山等地创建纺织工业,耀华玻璃公司创办人,2901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并在天津建“北洋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没想到他老人家还是我们第一任老校董。周学熙曾两任北洋政府财务总长。当时他的事迹收入辞海和高中教课书。周学熙退休后在澳门路3号公馆隐居了30多年,其实周学熙的房产不止3号周公馆,澳门路1、3、5、7号,以及三多里都是他的资产。1947年周学熙去逝。组织京剧聚会的是他的家人。(待续)</p><p class="ql-block">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希望童年时的伙伴和邻里能看到。如仍健在盼望联络,实乃人生兴事。 张宝华 2021.1</p> 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