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搬家

GuoBM

北京市东城区船板胡同甲十八号原是清朝肃亲王新王府。末代肃亲王善耆为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豪格的第十代直系子孙，其女金碧辉即为著名的川岛芳子（伪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一九四九年，该王府被收归国有，我出生时父母就住在那个院子里，我的出生证书上写的家庭住址是：东四区第七派出所船板胡同甲十八号。

我出生后不久，家里搬到西城区后海北岸的鸦儿胡同四号院，那个院子原是清朝名门望族沙济富察氏的祖宅，占地面积六千四百五十平方米，有三路五进院落，中路院落内有座三米多高的假山，假山底座上有清咸丰皇帝的御题。富察家族兴盛百年，曾涌现出数十位载入史册的名臣大将，该家族与清朝同起、同兴、同衰、同败。

我的人生最初的记忆就是从后海开始的。

▼鸦儿胡同四号

一九五五年以前，我父母都是实行供给制的干部，没有工资收入，住房和房屋内的家具都是公家给配好的，什么房屋配什么家具都有一定的标准，人搬走时家具原封不动，所以那时候搬家很简单，用一块白布包上几件衣服，就把家搬走了，不像现在搬个家还要兴师动众地搬家具。

我幼儿时期在保育院上全托，父母的住址变动比较频繁，我家后来又在东城区铁一号、海运仓和西城区西四、海淀区红一楼等地方住过，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搬入“墅园”单元楼房，我家搬家的频率才降下来，从那时起，我家告别了“住旅店式”的家庭生活，开启了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的家庭生活新模式。

▼铁一号，中华民国总统府和国务院曾设在这里。

▼左：我家在海运仓时。右上：我家在红一楼时。右下：我家在墅园东楼。

在墅园东楼居住时，我上了保育院大班，从全托改成日托。我家楼上有个大哥哥叫陈建功（著名作家），他大我三岁多，每天早晨他去上小学，我去上保育院，我们经常同时出家门一路同行，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去保育院的应该直行，上小学的应该走右边那条路，而我那时候特别羡慕大孩子，天天盼着自己赶快长大，就假装成小学生的样子，跟着陈建功向小学校的方向走，走到下一个路口，我再左转绕回去保育院的路。

上小学后不久，我家搬到“林园”九楼，每天放学后，在楼群里与发小同学们一起玩耍打闹，不亦乐乎。

二零一九年，与发小们失联半个多世纪后我又找到了组织，重新回到小学班集体中，与同学们在一起重温孩童时代那天真浪漫的快乐时光的感觉真好。

▼林园楼

小学毕业后，我家搬到三里河一区“计委大院”，大院里灰色的苏式楼房星罗棋布，共有二百多个楼门洞，我家住在一百七十七门。21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200多位部长、副部长曾在大院里居住过。

▼三里河一区

一九六九年，我父母分别去各自单位的五七干校，全家五口人奔赴四省五地，我家搬到哪里去了？说不上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家在哪里，那时候的我家有Home没有House，战友们都知道我是北京人，可是当时我家在北京没有立锥之地。

一九七一年，我妹妹初中毕业在京分配工作，国家商业部在三里河二区给我家分配了一间筒子楼房，这间筒子楼房可发挥了大作用，我们家庭成员临时回京都在这里落脚，到这里团聚，它成了我家在京活动的据点，亲人们的感情归宿在这里凝聚。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机关房产管理进行改革，从那以后单位住房内不再配备家具，原来已经配备的家具一律折价出售给现住户。我家这间筒子楼房里原来配备的一个单人床、一个双人床、一个三屉桌、三把椅子、一个小柜橱总共折价30元卖给了我，从这时开始我家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具。父母工作三十多年，东奔西走，两袖清风，多次搬家均能轻装前进，全倚仗家里没有家具，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具，今后若再搬家可不是说走就走的简单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这间筒子楼房为根据地，我在这间房里娶妻生子，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家具越来越多，住房显得越来越紧张，家里所有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上了，到最后连一本书都不敢往家里拿，没地方放啊！说句夸张点的话，冬天穿大衣都不能在家里伸袖子。

有一个星期日，上小学的儿子在家里写作业，我怕影响儿子学习，有电视不能看，说话怕儿子听见了分心，实在憋屈得没处去，我就拿起笔写了一篇内参。没想到文章刊出后竟然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我的文章上对二个国家部委作出了批示。

那段时间，住房面积太小真的很难过呀！眼看着到处拔地而起的一栋栋高楼，心里酸溜溜的，安居乐业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头上？

▼三里河二区61门

一九九四年，终于苦尽甘来，工作单位分给我一套三居室楼房（同时交出那间筒子楼）。搬家的前一天，我和妻子下班吃过晚饭后开始打包装箱，家里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俩人从傍晚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才把所有该装箱的东西全部装进纸箱里。大大小小的纸箱总共有三十多个，从地面码起到两米多高，纸箱和大件家具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此时的我家已经变成一间拥挤不堪的库房。

屋里已经站没地方站坐没地方坐了，我和妻子丝毫没有疲惫和困倦，我们走到楼外去呼吸新鲜空气。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再过一会儿，待朝霞满天的时候，搬家公司就要来了，我们将奔赴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红联北村

二零零二年，住房已经商品化，我家在回龙观买了一套房子。这次搬家我们卖了一百多公斤书，绝大部分家具也都舍弃不要了，决定只带走心爱的三组书柜，没想到这三组书柜还被搬家公司敲了竹杠。

搬家公司按照事先谈好的协议到我家后，先巡视一遍要搬的东西，然后提出要加收600元钱才能搬。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我家书柜门上有玻璃，他们原来说的收费金额是按照没有玻璃的书柜的收费标准计算的。我说我家书柜门上的玻璃总共也就值100元，我现在把书柜门上的玻璃全都给砸碎了，把书柜变成你们所说的没有玻璃的书柜，是不是不加钱你们就可以搬了？他们说，那也不行，他们要保护好家具，不允许家具受损。唉！这明显就是敲竹杠，搬家公司一点信誉都不讲。

▼回龙观社区

算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家（我的原生家和自己的小家）总共有过十二个住址，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那间筒子楼房，在瘟革那段困难的时期，有了它，我们家庭成员从外地回京时才有了落脚之处，那间十几平方米的筒子楼房为我们这个分处四省五地的五口人之家遮风挡雨防风避寒，在那里我才能寻找到我亲爱的大家庭的亲情，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间筒子楼房又承上启下地成为我小家的发源地，我的儿子出生并成长在这里。后来，我家住房最紧张最困难的情况也出现在这里，那时我常常为住房紧张而焦虑，我幻想着有朝一日能过上住大房子人家的幸福生活。后来我从高校调到国家机关工作，其中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解决住房困难的问题。当我从筒子楼搬到三居室之后，我感觉像是一步登天了，住房困难带给我的痛苦感消失了，但是我并未迎来预期的住大房子带来的幸福感。

由此我认识到，没有房子住是不行的，幸福不是靠大房子带来的。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福熙大道

（二零二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