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知青岁月

曾文宜

我的知青岁月曾文宜 曾文宜清苦的童年1954年，我出生在平和县小溪三角坪府前街54号。我的父亲年轻时从农村出外闯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个自食其力的工商业者，新中国成立后在县医药公司当会计。在过惯了贫困生活的老家人眼里，我一出生就成为县城闹市区的“市底人”，似乎称得上是个“好命囝”了，但身处那个年代，这样的出身并没能给我带来什么实质上的好处。在家里我排行老三，上头还有大哥、二哥。在我出生之后几年间，又陆续添了四弟、小妹和小弟，共计6个兄弟姐妹。八口之家仅靠父亲每月领着38元的微薄工资过日，难免捉襟见肘，生活极其艰难，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到陶器厂做杂工，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自8岁起就帮忙带小妹、煮饭干家务，饱尝生活的艰辛，也使我心智上更趋早熟，早早便体会到人生的不易。上小学时，我就读的是平和县实验小学，记得1966年学校建了石头房新校舍（现教育局），我在新校舍三楼的五年戌班，老师分别是吴伍佑和曾友群。上初中时的老师仅记得一位邹明清，别的都已记忆模糊。同学则有张章、王梦蛟、阮振华、林镇中、丽安、木友等。童年时光固然艰难困苦，但也苦中作乐，没有好高鹜远的奢望，过好每一天就是自己的本分。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段历经磨难的知青岁月。农村广阔天地1969年12月，我的父母被下放回到原籍地崎岭乡南湖村，全家8口人一起连同户口从县城迁回老家祥和楼。刚到家乡，父亲一脸愧疚的向乡亲们说，这辈子没能带财富回老家，只带回来6个孩子。乡亲们安慰说，孩子就是最大的财富。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16岁的我把自己的转学证明让给二哥读初二，我则与父母一道挑起家庭重担，一边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挣工分，一边自己开荒种菜、上山拾柴火。当时每天干完活晚上就评工分，亚安叔担任记工员，在记工册上写上每天出工花名册，每人记上工分，当时的标准是男工十分，女工八分，刚下乡我才16岁，只能评四分。在生产队干活，我虽年幼体弱，评的工分也低，却吃苦耐劳，不管多脏多累都抢着干，记得有一年队里稻田要喷洒剧毒农药六六粉，我自告奋勇，连续干了三天三夜，一个人完成了生产队100多亩稻田的喷洒任务。我下田干活总是光着膀子，下身穿条裤衩，腰间扎着手巾，夏天头上也不戴斗笠，任太阳黑得全身乌黑。短短两年时间，我从割稻子起水泡到手上长满老茧，也从一个干农活的门外汉变成了生产队里的多面手，耕田插秧、打谷挑谷、挑粪下肥样样能干，百来斤稻谷挑在肩上键步如飞，插起秧来又直又快，过路的采茶姑娘都夸我好手艺。劳动挣工分之余，我起早贪黑，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挑着尿桶到自留地种菜、浇菜，至今记得什么季节种什么菜，春天种菠菜，夏天种空心菜，秋天种茄子，冬天种菜头（萝卜）、荷莲豆。中午、晚上则到山上砍柴火、割芒草。1973年，我在南湖大队参加参加武装基干民兵，训练时扛机枪、冲锋枪，都是真枪打子弹，留下了值得怀念的一段记忆。也是在1973年春季，我在大队当农技员，在县农业局文师指导下与公社农技师周银春学育种，开展杂优水稻试验，当年龙溪地区革命委员会赠送慰问手册，我的学育种过程在手册中有着详细记录。也就在那段时间，我加入中国共青团。农村广阔天地，锤炼了我的体魄，也磨炼了我的顽强品格，让我学会了面对困难、挑战困难，那一段经历，成了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财富。黄渡水电做民工1971年，我刚满17岁，身材瘦小的我深深体会到农村生活的不易，为减轻家里的负担，我跟随大人到坂仔黄渡水电站工地做民工，去时用肥皂箱装衣服，用锄头柄挑棉被，一路翻山越岭，从崎岭南湖经霞寨做尖山走到坂仔宝山村。在水电站工地指挥部誓师大会上遇到添叔（我父亲医药公司的同事）就象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在工地干活，体重才81斤的我每天要挑着一百斤重的水泥爬山越岭，一天下来就赚10工分二角钱，虽然辛苦，却也甘之如饴。当时公社带队医生长更医师见我弱小无力，数说我为何不读书，我坦然回应说，因为兄弟小妹都在读书，家里缺劳力，只好出来挣工分帮父母减轻负担。长更医师闻言，也只能摇头叹息。备料盖新房下乡初期，我们全家八口只能挤住在牛棚里，终日与耕牛为伍，闻着牛粪入睡。直到1974年，大哥终于要娶嫂子了，为了让新娘有个象样的家，父母亲才开始筹备盖新房。当时盖房子必须自备土、石和木料，石料从红桥头的溪边挑回，一担180斤重，几乎压弯了我的脊背。木料要到大帽山砍取，只能等生产队收工后才能上山。记得1974年农历十月初一那天，我与祥和楼堂亲佛能、祥团、虾条、虾成、明新、一民、祥正8人一起到内山双灌仔砍取木料，因山陡路滑，我掉入水潭中，冷得浑身发抖，只好脱下衣服在草地上晒干。那天总共确了60多棵木料，回来路上看到一棵树上有干树枝，就爬上去想砍回家当柴火。当干树枝砍断落地时，突然一声枪响，腾起的硝烟象雾一样裹住我全身。走在前面的几个堂亲心想出大事了，都跑回来查看，却是土坑仔人安放在山上炸山猪的路铳被落下的干树枝碰到了，幸好没伤到我，却是虚惊一场。无米难下锅计划经济时期，居民按人口供应粮食，大人每月24斤大米，小孩12斤大米，0.8斤花生油。上山下乡人员这些供应被全部取消，改由生产队分配粮食。当时生产队共有200多人口，全队只有120亩稻田，每亩一季打谷400来斤，除去上交公粮、统购粮，余下按人口、工分分配粮食，每人一季约可分到200来斤谷子，按出米率70%折算，约可碾成150斤大米。一季谷子吃半年，每个月满打满算才20斤大米，只够吃稀饭。每年到端午节都是青黄不接，家里常常无米下锅。有一年端午节，大哥到县城买米，坐客车回来半路上米被偷了，只好空手回家。端午节那天早上，我到菜园拔些空心菜、白菜、豆角、茄子，又采了地瓜叶，凑成了五色菜。母亲边煮菜边哭着说，咱没米包粽子，只能吃菜过端午节了。75年，因家里盖房子缺粮，父亲的朋友玉是伯说，你家没米，到我家去挑吧。四弟挑着箩筐到新南玉是伯家里，他妻子说，我家也沒有谷子。四弟只好挑着空箩筐回家，半路上遇到叶振华，又到他家借谷子，这些谷子直到79年才还清。生产队里每年会杀一两头猪，这些猪肉分到各家各户不够塞牙缝，平时也就很少有肉，更没油炒菜，只能将菜煮熟了，洒些盐巴。当时一斤盐一角钱，有的农户没钱买盐，我母亲偶尔会从供销社买些盐送给农户。做竹椅度过艰难岁月70—76年间，我学会了做竹椅卖钱贴补家用。做竹椅要用到很多竹尾，我和母亲拉板车到大协关草岭“困猪落槽”买竹尾，途经一个农场，就找在农场做饭的表姐黄梅花帮忙煮中午饭。我们母子俩挑了500多斤竹尾到公路，再装上板车拉回南湖。在山里妇女拉板车很少见，一路所遇，人们直夸母亲很“英姿”。我还经常用脚踏车拉竹尾，一次拉两担240多斤重的竹尾，大协关坡长路陡，竹尾架在车上，车把一路摇晃，象水蛇泅水一样曲行下坡，车速越走越快，很快刹不住车，我急忙用解放鞋后跟蹬踩后轮胎，才将车速降下来；到了临近上坡处，又要猛踩加速才能冲上去。在崎岭乡供销社的父亲同事见了，止不住啧啧惊叹，骑车技术被赞为全崎岭独一无二。也曾经到溪头买竹尾，常常等傍晚生产队收工吃过晚饭，兄弟两个连夜走路到溪头竹场，住在竹场里过夜，竹场原来两个人只有一张床铺睡，加我兄弟两人挤不下，只好四个人蜷起脚横躺在床上，山里蚊子又多，整夜无法入睡。天未亮，就起来绑好竹尾，赶早挑回南湖，还赶得上生产队出工。竹椅做好后，常常用肩膀挑着到秀峰、福塘、长乐等地赶圩售卖。有一年二月十九赴九峰坪，母亲拉板车载竹椅到际头，把板车停靠在公路旁，因口渴到武莲阿姨家喝茶。父亲在公路旁看管板车上的竹椅，他从来没有拉过板车，不知道拉板车的技巧，又想替母亲分担劳苦，自己拉起板车先走，到下坡路时无法控制车的速度，连人带车一起掉到几米深到九峰溪里，父亲受了很重的伤。父亲下放农村工资被停发1年又11个月，为了养人糊口白天到生产队劳动（踏土坯，工分最低），晚上学做竹椅，因做竹椅需凿竹洞，他工具没抓紧就用锤子砸下去，工具一滑凿上脚后跟旁，找医生缝了7针。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令洋是土生土长的南湖人，我在下乡期间与其结识，并一道前往黄渡水电做民工。当时黄渡水电工地煮饭要到国强暗潭拾柴火，我常常和令洋一起拉着板车去拉运柴火，那段时间与令洋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1973年，令洋曾与我一起到溪头村长渠后他舅舅家捡竹尾，当时的情景令洋至今还记忆犹新，一担竹尾重142斤，过天鸡鞍岭时必须将竹尾竖起来才不会碰到路面，一天挑两趟，先挑一担到下畲，返回去再挑一担，到诗坑才用脚踏车载回南湖。1976年我到化肥厂上班的时候，遇到我父亲生病，母亲、兄弟都去照护父亲，家里没人拾柴火，有一天大中午，家门口忽然多了一担柴、一担芒草，竟然没人知道是谁放的。母亲四处打听，还打电话问我：你在化肥厂没有回来，门口怎么会有一担柴、一担芒草？我说不用打听了，这肯定是令洋夫妻挑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人，雪中送炭的好兄弟，默默做好事不图名利。好兄弟自然互帮互助。1978年，令洋盖房子，夯好墙，放好椽梁，订好桷条，还差屋顶上的瓦片。令洋到化肥厂找我，说欠钱买瓦片，大约需要120元。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才20多元，找工友东借西挪，凑了120元给令洋。盖好房子接着做土灶，发现还缺烟囱，令洋又带上扁担箍络来化肥厂找我，我又给了十几元钱，让他买了烟囱挑回去。这些往事我早已淡忘，却被令洋清晰地刻在脑海里，前几年令洋帮人搭建柚子棚时还在别人面前提起，念念不忘当年的兄弟情谊。也正是这样的兄弟情深，2017年我回乡主持修缮祥和楼时，拥有一身好手艺的令洋二话不说，当了维修祥和楼的带头师傅。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禁止出外打工，出去打工者被称为外流人员，会被公安抓去办学习班，然后遣送回原籍。不仅如此，还禁止在自留地种菜，一旦种菜被发现，会被民兵抓去游街示众。我家里制作竹椅的工具曾被大队干部周加北收去大队，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我的做竹椅生涯被迫中断。有一段时间，每天天刚亮，大队的高音喇叭就开始广播，大叫平整土地、开大寨田，知青下乡修地球，号召人们去公社后面的曲尺潭拦河填土造田。有人在山后厕所木板上写反动标语，我家兄弟还曾被公社特派员叫去审问。为表清白，大哥才去报名参军。招工离乡1976年10月是个值得铭记的时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当时我正在桂竹公路工地干活。10月13日，工地指挥部在枋林溪搭灵堂召开毛主席追悼会。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去县劳动局报到的通知，这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那一批全县招收全民所有制工人80多名，条件为单身下乡知青，我刚好符合。在县劳动局组织学习期间，中共中央于10月18日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共和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举国欢庆，亿万群众欢欣鼓舞。为欢庆打倒四人帮，我们参加了装彩车游行活动，我扮工人，有人则扮农民、解放军。11月1日，我到化肥厂报到，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身份的转变。自此，自1969年12月下乡到1976年10月离开，我历时7年的知青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刚到化肥厂时，我连水龙头怎么拧都不懂，食堂里的味精、糖精常常搞错，煮咸稀饭时往里放糖精，闹了个大笑话。在化肥厂炊事班，我任炊事班长，菜买（采购员）周木仔，同事有坂仔人林佑（又叫“老狮”），师兄林四川，师姐秀娥（丈夫天发）；还有杏玉（山格白楼人）、专色、林笼、张来溪、清河、素珍、周建和等人。“青梅竹马”的初恋时光回忆下乡生活虽然清苦，但也苦中有乐，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那段短暂却美好的初恋时光。有一段时间，我和青梅，素贤，月英4个人常在一起劳动，一起队里干活，砍柴，割草。记得有一次4人同到霞寨黄庄捞浮萍喂猪，从南湖到黄庄一天来回要走三十多公里，还要赤着脚挑八十多斤萍。就在这段共事的日子里，暗生情素的初恋使我焕发青春的力量，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对我的热度，双眼一碰我像被电一击，从头到脚刷了一下。她叫青梅，我则属马，说起来也算是一种“青梅竹马”的记忆吧。那时候我插秧她送禾苗，我砍柴她割草，我挑粪她浇肥，彼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 小妹 大哥 曾家三兄弟在平和中山公园石像前留影 父亲1958年在平和医药公司 兄弟在厦门鼓浪屿 1976年照片 1979年在龙海石码 1995年在贵州将军山 嫂子南湖的姐妹 侄儿小时候 我18岁知青（平和九峰照像馆） 1979年在广州 我的爱人在平和化肥厂宿舍 我俩结婚照 化肥厂同事周建和 1987年我女儿的兄妹 1974年南湖大队女民兵战斗在大茂山脚 1965年全家福 大嫂 我叔曾祥烈全家福 大哥的战友 大嫂的姐妹刘莹在大寨留影 大哥平和一中的同学工农兵的学生1966年 母亲在平和中山公园 大哥一家在崎岭供销社 亚南亚伟涌金涌期 亚南涌期建彬 姑嫂 南湖姑娘 大嫂亚姆 平和县人民法院印1953年 1983年布票 平和供销社股票 平和县供销合作社股票 1953年平和县人民法院印章 互助组合作社股份 平和县人民政府一土地房产证 民国1922年祥和楼卖买房契 1957年结婚证 本铺住和邑崎嶺天湖堂精辦满汉糖菓兑光顧者请認字号为记 曾文宜知青18岁 与初恋50年后相逢 知青的伙伴 农建团挑土 知青 知青修地球 船家 开大寨田 流动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