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作伴在北疆——追寻逊克县知青村干团队

方良

<h3>作者:方 良 沈春达<br><br>(一)寻找知青村干团队<br></h3> <h3>五年前,我们退休了,开始自由地支配更多的时间来参与老知青的各项活动。在一次知青小型聚会上,好友沈龙生赠送我们一张黑白老照片,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h3> <h3>沈龙生说:这是当年在参观大寨途中拍的一张集体照,因吊唁毛主席的去世,每人都在臂上戴黑纱。但送完照片后,他就匆匆走开了。因他还在上班。接到这张照片后,我们很兴奋,也感兴趣。因为图中人物都是当年在逊克知青中响当当的角色。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我们开始搜寻图中人物。不料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年的时间。</h3> <h3>我们首先是从《逊克县知青工作大事记略稿》一书(见第146页)中找到一点记载:代表团成员来自全县各公社,分别是担任公社或生产大队领导干部的知识青年。代表团团长是沈永志;副团长是金士英与姜学增;秘书是王向东、赵圣安与祝均一;记者是任国安;联络员是方孟烈与张吉生。然后是征询我们所认识的原逊克县各个公社知青陈伟民、刘文龙、黄建强、陈锡珠、陆发奎、金士英、张新渝、杨杰、毛亚宁等人,请他们辨认图中人物,很快就凑满了二三十人。最后,我们向逊克县档案局的领导求助,请他们在档案库里寻找县知青办组团的材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档案局的同志们费尽心思,在一堆堆材料中,找到了一份重要的纸质材料,拍照交给了我们,使得我们终于在接到照片的三年之后,找到了图中全部人物。</h3> <h3>介绍一下图中人物,他们是: 前左一赵圣安(车陆公社西双河大队,代表团秘书、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前左二方孟烈(车陆公社宏伟大队,代表团联络员、时任车陆公社农建营营长)、前左三吴向阳(新鄂公社新春大队,时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前左四方德金(边疆公社边疆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前左五张恒瑞(松树沟公社新立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前左六李曰胜(干岔子公社前卫二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前右六姜学增(代表团副团长,时任县知青办主任)、前右五祝均一(干岔子公社兴隆大队,代表团秘书、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前右四郭小平(干岔子公社新发大队,时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任公社水利营党总支书记)、前右三张林忠(车陆公社库尔滨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前右二陈伟民(反修公社一连,时任连队党支部书记)、前右一张吉生(逊河公社三合大队,代表团联络员、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h3> <h3>中左一王向东(边疆公社靠山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中左二曾庆福(干岔子公社东升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左三周民立(奇克镇公社红卫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左四沈龙生(松树沟公社东发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中左五马国强(边疆公社高滩大队,时任公社党委书记)、中左六葛振雄(逊河公社大公河大队,时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中右七姚荣民(松树沟公社北镇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右六王永建(边疆公社高滩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右五周勤伟(新兴公社新兴大队,时任大队革委会委员)、中右四张锡光(边疆公社百合大队,时任大队党总支书记)、中右三战敏(干岔子公社河东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右二沈永智(车陆公社下道干大队,代表团团长,时任县委常委、公社党委副书记)、中右一管德才(松树沟公社兴隆大队,时任大队革委会主任)。注:下道干大队知青沈永智,在某些资料里被误写作“沈永志”,现据其本人意愿,予以纠正。</h3> <h3>后左一吴志宝(逊河公社小公河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左二沈云秀(边疆公社山河大队,时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左三张胜利(干岔子公社东升大队,时任公社团委副书记)、后左四边桂云(边疆公社前进大队,时任党支部副书记)、后左五董梓辉(逊河公社西兴大队,时任逊河公社训华灌区农建营指导员)、后左六张渊(车陆公社红疆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左七张学兰(车陆公社卫东大队,时任车陆三队党支部书记)、后左八储忆钢(干岔子公社向前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右七张新喻(逊河公社西兴大队,时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后右六万丽华(北安农校75届3班毕业生、地区农科所驻逊克蹲点干部,原黑河知青)、后右五金士英(逊河公社双河大队,代表团副团长,时任团省委副书记、兼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右四王晓莉(松树沟公社五三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右三林宏(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右二陈艳芬(干岔子公社新发大队,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右一曲桂华(车陆公社西双河大队,时任公社妇联主任)。</h3> <h3>在弄清楚图中人物之后,我们又开始征询当事者的回忆。参观团成员张胜利根据其本人的日记记载,对参观团的行程,给出了准确无误的信息。她说:在1976年8月,经逊克县委批准,由县知青办组建赴大寨等地学习参观团,成员有来自全县各公社的38名知青代表,以及随队干部2人、记者1人,共41人。参观团于8月31日在县里集中、次日起程,经多个省市、参观了6个县的30多个先进典型乡村单位,于10月6日返回逊克县城。</h3> <h3>(二)在数量众多的优秀知青之中产生一批知青村干</h3> <h3>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的逊克县农村,诞生一群知青村干,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早从1968年开始,在这个北疆人口小县的农村广袤大地上就陆续来了一批批有善心有志向的年轻人。这些人统称为“知识青年”。</h3> <h3>首批到逊克农村的知青是在1968年5月25日出发下乡的逊克县城镇户口的高中毕业生23名、初中毕业生30余名。同时,还有更多的农村户籍的高初中毕业生回乡务农。这些本县“老三届”知青,人数不多,但开先河,且有着服水土、通乡情的优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在各村屯发挥出很强的作用。待两年后,大批69届上海知青到达这里时,已经可以在本县域看到多位本地学生干部的高大形象,如松树沟公社东发大队革委会主任王树东、县武装基干民兵连副指导员凌万春等人。</h3> <h3>随后在1968年11月5日从齐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子弟中学、齐市实验中学与齐市民族中学出发的“老三届”知青奔赴本县车陆、逊河、奇克镇以及新鄂公社等公社,据说到车陆公社就有161名(此据齐齐哈尔知青宋志回忆如此。但《记略稿》记载是:“10月11日,逊克县接受首批来自本省齐齐哈尔的城市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计200人。”但《黑龙江省上山下乡大事记》一书第44页写作“11月”。)。其中,有很早就担任西双河大队干部的刘志欣、以及稍后也担任村干的曲桂华、赵圣安、张林忠、王宪义等人。百余名齐齐哈尔知青的到来,对当年农业劳动力只有5200人的逊克县只能是带来局部的变化。</h3> <p class="ql-block">到了1969年,情况大改观。上海市“老三届”知青分作数批次来到本县。首批862人,是在3月17日从上海出发,同月21日到达逊克的,分别安置在沿江的干岔子、边疆、车陆等公社。这一批知青的出发时间,有一点小故事。原先计划是在3月下旬出发,但因该月上旬北疆发生一起严重的武装冲突,一部分急着要去“保卫北疆”的知青集众向上海市府请愿,要求早日出发。于是临时改变行程,提前一周左右出发了。</p> <p class="ql-block">4月28日,又出发了一大批,计315人分别安置在逊河、新鄂、奇克镇等公社。5月25日,又出发一大批,计174人,安置在逊河与奇克镇公社,金训华烈士也在此列。到了同年11月,上海市“69届”初中毕业生也来了,于11日出发的是闸北区与松江县的“69届”,于16日与21日出发的是静安区的“69届”,于26日出发的是卢湾区的“69届”。其中,静安区的市西中学与京西中学以及卢湾区的第十二中学“69届”知青是通过整体动员、集体下乡的大型团队。这几校的“69届”算是“一片红”到北疆逊克县了。(下图是金训华烈士在奔赴逊克插队地的途中留影。图左金训华。)</p> <h3>(下图后排右二冯长发是上海市新中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即将插队在逊克县边疆公社常胜大队。行前,与家人合影。1969年4月,他到常胜大队,次年秋季到本县“三线”四连,任副连长;从1972年年底到1979年11月,担任四连党支部书记。)</h3> <p class="ql-block">再到1970年,从3月到8月,几乎每一个月份,本县都接受一大批上海“69届”知青,使得本县每一个公社的每一个大队都安置了上海知青。至此,本县上海知青人数超出5000人。在这庞大人数群里,涌现出几百名村干,属于大概率的事。何况这里有很大一批人是以写决心书(甚至是血书)、瞒着家人报名的方式,坚决要求来到北疆的。他们有迎难而上的意志、持续刻苦的毅力、以及直面艰苦、抗击挫折的心理素质,比较快地适应环境,胜任合格社员的劳作,逐渐承接大队里的一个个重要岗位。</p> <h3>1970年出发的“69届”有一个口号:“继承金训华烈士的遗志,到北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海市鲁班中学有一批“69届”组成“北国风光”战斗队,立誓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打先锋”。</h3> <h3>在“北国风光”战斗队里有几位值得敬佩的成员,如刘年娣是家里的三代独苗,但得到其母亲的积极支持;朱新华则是背着家长报名的。</h3> <h3>(这是奔赴边疆公社百合大队插队的部分上海女知青合影。)</h3> <h3>在逊克县,人所皆知:出了一位金训华烈士,使得北疆人口小县逊克这个地方在全国闻名。同样也因金训华牺牲在逊克,引来了一批批有为知青来到逊克。尤其是在1970年春节后,上海市69届初中毕业生开始全面动员上山下乡,就是从金训华烈士事迹报告会开始的。各校69届积极分子都以报名到逊克去插队为荣。</h3> <h3>这是一张难得的历史照片。拍摄时间是1970年3月中旬,图中人物都是杨浦区各中学被批准到逊克县插队的“69届”,他们列队到上海外滩,向全市人民表达“到北疆去,继承金训华烈士的遗愿”。据图中人物之一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知青朱铭杰介绍:我是吴淞中学“69届”,在1970年3月20日离开上海去插队的。记得那是在出发之前几天,领到了棉大衣以及其他用品之后,老师通知我们在学校集合。然后在学校乘上大卡车,被拉到外滩附近,再下车列队行进在外滩路上。一边走,一边呼口号。我们知道自己是被安排在金训华生前插队的村子里,所以特别激动,嗓子也喊哑了。他还说,当年本校同届有十个班级,报名的人很多,但同行者只有13人,差不多是一个班级只准一名,其中有一位是今后证券业叱诧风云的人物(阚治东)。阚治东回忆:在学校开完下乡动员会的当天,我班班长张金鸽与我共同发起成立“北上反修兵团”,在校内贴出倡议书,得到一批同学响应。学校让我与张长生同学带队,率本校13名同学第一批出发。(张金鸽率第二批出发,也是到逊克县插队。)</h3> <h3>上海市赴逊克县插队的69届知青还有一些所谓的“兵团”或“战斗队”,如吴淞二中有“金训华兵团”、鲁班中学有“北国风光战斗队”、第六十中学有“创业兵团”。(下图为上海市第60中学首批赴逊克县插队的知青合影。)</h3> <h3>(下图说明:1970年3月20日,金训华烈士就读的吴淞二中69届初中毕业生有11人离开上海、奔赴逊克县双河大队插队。领队人刘大宝手持“金训华兵团战旗”,在列车窗口,神气十足地向送行的人群示意。据阚治东《风雪十年》一书记载,列车“汽笛响起,火车缓缓启动,所有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月台上的亲友悲痛欲绝,失声痛哭,而车厢内不少知青特别是女知青更是泣不成声。”)</h3> <h3>(下图说明:1969年11月下乡前夕,徐国樑联合静安区京西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组成“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战斗队,决心奔赴反修前线。图为该战斗队成员合影。前排左起:祁国荣、陈定坤、孙纪良、范海生、张亦敏、王伟平;后排左起徐国樑、韩继荣。)</h3> <h3>同样的例子是,在1974年夏季,有河南省郑州一中6名与开封铁中1名共7名高中毕业生主动要求到金训华战斗过的地方去支边,来到本县干岔子公社东升大队插队。一个7人的小团队,却浓缩了精华,其中涌现出技术能手与青年干部。</h3> <h3>可以说知青村干是以众多先进知青的自觉行动,再加上适宜的环境,然后产生的良好效果。</h3> <h3>(三)培养知青骨干是当地党政领导的工作业绩</h3> <h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逊克县农村,出现一批知青村干,其出现的速度与规模可以用“涌现”一词概括。从知青批量插队开始,几乎各个村屯都有一俩位知青进入大队领导班子,从委员做起,经过一段不很长的时间(多则两年,少则几个月,一般为一年),再选拔为副职领导,概率极大。再往上担任正职领导,比例就不是很高了。</h3> <h3>看来,选拔知青担任村干,是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这是必须承认的。县与公社两级领导班子都下文指示基层生产大队要挑选优秀的知青参加领导班子。同时,当时的政治形势也设置了选拔条件。选拔担任村干的知青首先得在政治上过关,这对逊克县五六千名自愿支边、报效祖国的知青来说,几乎是人皆过关,但也能分出个上下。比如在关心国家形势、积极参加各种上级下达的政治学习宣传活动等方面的具体表现,还是可以掂量得出参与政治的热情度。</h3> <h3>再要看家庭成分,这就会拦下一小部分知青,使之失去了站在同一起跑线的资格。然后再看生产劳动表现与为人处世习性。按照这些条件,各村屯在众多朝气蓬勃、热情高涨的知青中挑选出一俩名,应不是难事。</h3> <h3>(图片说明:此照人物全部是1969年3月赴逊克县插队的首批上海女知青、插队在干岔子公社胜利大队。照片提供者李华说:五人在一个女生宿舍里,到北疆一个月了,很想家。家人也很想我们。于是,跑到县城照相馆留影,寄回家。后排左起:李华、王惠静、陈怀士。前排左起:徐洪娟、陈凤英。)</h3> <h3>但在各村屯的实际操作中,还是看关键的一条:能不能挑重担。1974年11月1日逊克县委转发上海市革命干部赴黑龙江省慰问团逊克组的一份调查报告,题为《靠山大队党支部培养教育下乡知识青年的调查报告》,其中特别介绍边疆公社靠山大队党支部挑选与培养青年干部的经验,就是“在实践中选苗压担”。</h3> <h3>有几则例子可以说明。1970年3月,从上海市区全面动员69届初中毕业生下乡后,第一批来到逊克县插队的张恒瑞,到达松树沟公社新立大队不久,就受命担任三线国防路筑路营的一名排长,率队到十分艰苦的荒山野岭里劳作。隔一年,又受命担任该筑路营的副连长,承接更大的使命。两年的锻炼之后,回到生产大队,自然顺位,进入大队领导班子。在逊河公社逊河大队插队的王勇也是在1970年3月下乡的“69届”,头一年也是挑起筑路营排长的重担,第二年在筑路营担任团支部书记,第三年回大队 ,进入大队领导班子。在边疆公社光明大队插队的沃兴德是扛着“上海市第六十中学(69届)创业兵团”旗帜来插队的,来到各方面条件环境相对优越的生产大队——边疆公社黎明二队(后改为光明大队)。之后不久,他带领一批同伴报名“第二次插队”,来到“无人谷”的“三线基地” ,与一批老社员一起创建生产连队,他挑起了副连长的重担。这时,他下乡才数月。(下图说明:下乡初年的张恒瑞。)</h3> <h3>(图片说明:1970年春,上海市第六十中学12名“69届”初中毕业生在赴逊克县插队之前组建起“创业兵团”。此照人物全部是“创业兵团”成员。)</h3> <h3>比起这些“69届”知青村干,“老三届”知青村干出现的更早一些。早在1969年5月,逊克县第三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就有数位上海知青在大会上作了讲用发言。(他们是边疆公社新丰大队陈文敏、干岔子公社干岔子三队倪建一、干岔子公社兴隆大队杨建康。)距离他们下乡还不到两个月。到1970年12月召开的本县首届知青双代会名册里,可以看到许多知青骨干的名字。有的已经担任了公社与大队的干部。如毕业于上海市向明中学的“老三届”知青庞丽娟担任边疆公社党委委员,毕业于上海市市北中学的王向东担任边疆公社靠山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在车陆公社西双河大队插队的刘志欣高中毕业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子弟中学,则是在下乡的第二年(1969年)担任了大队领导。另一位插队在边疆公社团结大队的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老三届”知青王解义,从1970年开始就担任起大队革委会副主任。</h3> <h3>(在1970年3月16日至19日召开的逊克县第四次、民兵第三次、知青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闭幕那一天,松树沟公社女代表集体合影。后排左一是五三大队上海知青陈舒舒、左二是东发大队女社员于巧芬、右一是兴隆大队回乡青年关淑珍。)</h3> <h3>照片说明:1970年12月,逊克县首届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在奇克镇电影院举行。会期,部分代表合影留念。图中有反修公社知青代表一连刘淑华(前排左五)与沃兴德(后排左三)、以及四连冯长发(第四排右五)。</h3> <h3>(图片说明:1971年3月,出席全县“双代会”的反修公社代表集体合影。图中第二排左三是时任反修公社一连副连长的沃兴德。)</h3> <h3>(图片说明:1974年5月,出席县第二届先进知青大会的松树沟公社部分代表在县委办公楼前合影。其中有兴隆大队村干王珏、新曙光大队村干陈昌鸣、东发大队村干吴同生、丁建光等。)</h3> <h3>稍后几年,逊克县各社队选拔知青村干,还是用“在实践中选苗压担”的老办法。在1973年冬,边疆公社高滩大队党支部选举出新一任党支部书记,是上海”老三届“知青马国强。群众是这样评价小马书记的:“小马一年四季,样样农活不拉。真是我们称心的好干部。”另据1975年9月22日的《黑河日报》报道,逊克县干岔子公社党委组织200名知青到该公社修筑的黑龙江江堤工程工地上去锻炼,有意识地把艰苦困难的堤坝工程作为教育知青的“好课堂”、培养青年干部的“大熔炉”。在这个“熔炉”里,河南省郑州市女知青张胜利的劳动表现与政治态度得到了公社党委的首肯,选拔她为公社团委副书记。此时,她下乡才一年半。另一位上海”老三届“知青郭小平在1969年插队于该公社新发大队,也在这个“课堂”里,成为“好学生”,挑起了水利筑坝营党总支书记的重担。</h3> <h3>那个年代,选用知青村干采取“选苗压担”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两个步骤,第一个是“选苗”,第二个是“压担”。说简单,是因为那时候不缺“苗”。据荣幸地被选为第一茬“苗”的原松树沟公社知青张恒瑞回忆:“那时,各队来的上海知识青年都不甘落后。只要(筑路)营连部领导下达工作任务,各排班人员便会立即执行。各班之间还会展开劳动竞赛,在劳动工作中,互相比赛、互相学习、后进追赶先进、先进帮助后进、先进超越更先进。营连部每天分配到各班的工作标段任务,都会按时按量完成。如某些标段出现预料之外的困难情况,快下班时,预设的当天劳动任务仍没结束,另外一些提前完成任务的班组还会过来协助一下。在这样人人争先的集体里,在这样各显其能的工作氛围下,实在是显不出我个人的先进性。”另一位来自原车陆公社的知青孙建社回忆说:“(筑路营)工地上高强度的劳动,加上缺乏足够饮用水,致使不少刚过童工年龄的知青,因体力不支而虚脱。尽管工程量大,工作条件差,但知青们本着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和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硬是晒脱了几层皮,磨出了满手茧,挺了过来,直到公路修通。”</h3> <h3>所以,我们在追寻当年的知青村干的同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那个年代的那个群体——有着善良愿望、纯洁之心的数千名逊克知青。</h3> <h3>当然,好中选优,是必须的。来自上海市五爱中学的68届高中毕业生沈亚光在1969年3月插队到干岔子公社红卫大队后,因其成熟老练,干活肯出力,在知青中威信高,当年就被选拔为大队革委会副付主任、兼任大队武装民兵连连长。另一位来自上海市鲁班中学的69届初中毕业生张松到松树沟公社五三大队插队之后不久,加入筑路营,当了头头(筑路营排长),干劲冲天。知青朋友成松回忆说:张松领着同伴在劳动中唱着“一心交给党安排”的歌;成松还说:张松一马当先,胃病发作,脸色苍白,咬牙坚持。因其忘我的劳动态度与高涨的工作热情,张松自然被选作五三大队的“好苗”,进入了五三大队的领导班子。</h3> <h3>再说“压担”,也简单,就是把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儿交给你干。地处黑龙江界河要害地的干岔子岛,当时属于两国“争议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反修前哨”。为了保卫国土,逊克县武装部在干岔子岛附近部署一支精干的民兵武装队伍,其成员几乎都是知青。来自全县各公社的知青骨干在这个队伍里接受生与死、冰与火的考验。当地城镇知青凌万春在这里带领六名知青坚守嘎牛户岛的瞭望岗哨,在一个冬天的值班周期里(近二个月),不说别的,单说没有一晚能够脱衣睡觉、也没有一晚可以按点睡觉。冷啊,冻啊,挨饿啊,都是小意思了。另一位来自上海市松江县的逊河公社双河大队知青刘龙九也在这里经受了考验。他在这里执勤八个月,担任重机枪班班长。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带着一把曾经是金训华烈士生前保管与使用的钢枪,准备随时迎战。在一次突发的紧急状态下,他与其他七名武装执勤民兵挺身而出,在对方枪炮的威逼之下,奋战一整夜,完成了一项极具危险、勇闯生死关口的任务。类似这样的“好苗”,在插队期间,都会一次次挑起重担。刘龙九后来,回到了生产大队,担任村干;后来又奉命加入逊河公社水利工程营、即“金训华灌区”,先后担任副营长、代理营长、教导员。与刘龙九一起执勤八个月的高培民,在完成高强度的武装执勤任务之后,回到插队的生产大队(五三大队),担任民兵连长,带领一大帮知青一手持枪、一手把犁,做好武装基干民兵的事情。(下图说明:谢平海等上海知青在干岔子岛担任武装执勤任务期间留影。)</h3> <h3>(图片说明:逊河公社双河大队的女知青民兵,摆拍的这一张,曾风靡全国。)</h3> <h3>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地处边疆第一线的知青,可谓“过程艰苦、经历丰富”,值得回顾!想想那些“全民皆兵”的往事,有意思!(图片说明:不必问她是谁?她就是那个时代的北疆女知青。)</h3> <h3>(图片说明:四川知青谭云路于1976年来逊克县插队,插在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的反修公社。图为农闲练兵的摆拍照。)</h3> <h3>(图片说明:“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战斗队”的队长徐国樑,到车陆公社西双河大队后担任民兵连长。此照摄于1971年的西双河渡口。)</h3> <h3>(图片说明:松树沟公社复兴大队上海知青孙国强在干岔子岛上执勤。)</h3> <h3>(图片说明:在宝山乡——当时是反修公社,有三位上海知青担任三个连的民兵连长。图中右边一位是六连民兵连长詹曙光,左边一位是五连民兵连长吴建民。还有一位是二连民兵连长许鹤峰,因公死亡,长眠于北疆。)</h3> <h3>(四)上海带队干部的工作卓有成效</h3> <h3>说起逊克知青村干队伍的崛起,不得不提起上海市下放干部发挥的积极作用。话说当年,在上海知青大批离城走向远方的农村插队之后,上海市革委会(上海地方行政最高权力机构)动员一批机关干部分赴上海知青插队所在地,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则敦促当地落实知青政策、指导知青行为,最终是稳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好形势”。上海下放干部所到之处,效果如何?其他地方的情况,笔者没去了解,暂且不论,就逊克而言,是很有效的。在这里,先说一说上海下放干部对知青村干的积极影响力吧。</h3> <h3>在干岔子公社兴隆大队插队的上海知青杨建康在一篇题为《我当了一回老陈的“秘书”》的回忆文章里写道:“在我和上海干部老陈——陈尤然的接触中,我感到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干部,是我的楷模和学习的榜样。”文中记述在1970年初,逊克县知青办奉命请陈老调研本县新鄂、新兴、松树沟等公社上海知青插队情况。陈老当时是上海下放干部赴逊克团队的负责人,参与县知青办工作,但并不住县城,常住在插队的干岔子公社兴隆大队。在本大队插队的杨建康得到了一次随从陈老参加调研的机会。在与陈老密切相处的日子里,年轻的“秘书”得到了直接的全方位的观摩,不仅仅是点点滴滴地接受革命前辈的工作经验,更重要的是学习领悟革命前辈的行为准则。之后,这位“秘书”也走上基层领导岗位,先是担任大队主要负责人,后又担任公社团委书记。(下图说明:逊克县上海下放干部召集人陈尤然在知青食堂与知青攀谈。时间地点不详。)<br></h3> <h3>陈老在干岔子公社插队一年之余(1969年10月——1971年4月),后又奔赴本县“反修五七农场”(后改称反修公社)蹲点,担负起协调上海市知青办援建逊克县“三线基地”的工作,被中共逊克县委(当时称作“中共逊克县核心小组”)任命为县后方基地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在那里,陈老又播下了革命的“圣火”。据曾在“三线”插队九个年头的黄仁伟回忆:在那里曾集中了大约30名上海干部,其中有数位高干 ,有曾任上海市卢湾区委副书记的陈尤然、曾任杨浦区公安局长的黎亭、曾任上海市领导陈丕显秘书的钟民。陈老讲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身体虚弱,胃病很严重。在高寒地带且又交通闭塞的“三线”,他时常奔波于相隔数十里的各个连队之间。有一次,我目睹他背着一袋面粉,给当时断粮的四连送去。一袋面粉大约25斤,从公社所在地到四连是要徒步走近三十里的山路。当时是化雪季节,道路十分泥泞。他领着几十名上海知青,一步一步地扛着面袋子走到四连。那么冷的天气,我看见他的额头上滴着汗珠。大概是胃痛吧,他的一只手一直按着腹部。我们当时不懂事,也没有力阻陈老停下或者替他把面粉袋背到四连。(下图说明:图中人物前排左一上海下放干部姚力、右一上海下放干部陈尤然。后排左一上海下放干部项守荣、中逊克县知青办干部姜学增、右上海下放干部邰荣根。)</h3> <h3><br>(图片人物说明:右项守荣、左陈尤然。)</h3> <h3>陈老身先士卒、不避艰难的形象留在知青心坎里。笔者曾听黄仁伟多次动情地说:“陈老是我政治上的领路人,是我的人生导师。”就是在陈老这样的人生导师指引下,年仅18岁的黄仁伟也担任了反修一连的副连长,半年后,又去接任反修六连的连长岗位。在反修公社某连担任副连长的一名上海知青记忆犹新的是,因其处理连队内部的一个意外事件失当,受到了上级部门的不公正待遇;也是由陈老出面,劝阻了上级部门,使他在蒙受委屈之后又得以恢复工作,并重新调派到邻队担任副职领导。整个事情的过程,讲起来相当复杂;但讲结果就很简单:知青村干经受了考验,得到了成长</h3> <h3>(逊克县“三线”、也就是陈老工作的反修公社所处自然环境——小兴安岭山脊,一个叫“半砬山”的地方。)</h3> <h3>陈老仅仅是逊克县上海带队干部的典型代表,还有很多上海带队干部也是像陈老一样,关怀、引导、帮助上海知青村干的成长。由于各大队领导班子都有上海下放干部的一席之地,即使是县知青办与公社领导班子也对上海下放干部从善如流。所以知青的上学、参军、招干、招干诸事,各队的上海下放干部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干岔子公社红卫大队的一名知青村干回忆:我们小河东的上海干部,共有4人,三老一少;三老均为老干部,男性,50岁上下;一少,女性,不满30岁。他们在生产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党支部很重视他们的意见。比如,知青中发展党员。还有些人事安排,就是采纳他们的建议。当时我队拖拉机队长,有“拿把”倾向,生产队长无奈,只好屈从。为改变这种状况,上海下放干部便提出选拔知青,到农机厂先学修理,再到干岔子岛学耕作;然后在机耕组里起骨干作用。 另一位边疆公社山河大队的知青村干回忆: 当年我们到农村,上海下放干部是与我们同时到达的。他们关心知青的生活,与知青交心,在培养知青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一名上海下放干部。他们总共推荐了多位知青担任起生产队的重要岗位。逊河公社双河大队的一名村干在看我们一篇篇撰写知青村干的事,发来微信说:可以交流一些上海下放干部的人和事。我们队的上海干部特别多,前后共有十多人,他们和知青结下了特别深的感情。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他们都离退休了,年事已高,但依然关注着我们。这点让我感触颇深。在新鄂公社插队的上海知青郑美芳谈起上海下放干部感慨得很,她说:他们与我们知青同甘苦。下乡铲地和收割,收工后一起去食堂排队吃饭。与知青交朋友,交流思想。谢谢上海下放干部对知青的关怀。向他们致敬!</h3> <h3>至今为止,在已经结集出版的25本关于逊克知青的书中,写到上海下放干部的文字,还有很多。其中的动人事迹与杰出代表,我们将在之后的一些篇目里再作介绍。<br></h3> <h3>(下图说明:图中人物是松树沟公社新立大队上海下放干部顾恭安与上海知青林洵多合影。后者是该大队知青村干,曾担任大队主要领导。)</h3> <h3>(图片说明:下放在新鄂公社的上海下放干部史句香,与知青在铲地休息时,组织知青在地头读报学习。时间不详。)</h3> <h3>(图片说明:1970年元旦,逊克县新鄂公社和新鄂大队的乡亲与上海市财政局的插队落户干部合影。第一排右起公社主任朱殿明、上海下放干部徐欣如、公社党委书记杨福林、上海下放干部杨良孚、公社副主任兼新鄂大队党支部书记孟锁柱。第二排右起叶代兰 、上海下放干部王言平、新鄂大队长孟德林、上海下放干部王志诚、上海下放干部徐遥吉、上海下放干部项守荣。第三排右起佟卫国、上海下放干部史句香、上海下放干部姜献德、上海下放干部徐承志、吴丽芳、莫金宝。)</h3> <h3>(图片说明:1974年5月26日,在逊克县第二届知青代表大会召开期间,部分上海下放干部合影。前排:左一:黄英辉,下放在边疆公社边疆一队;回沪后,任闸北区区委办公室主任、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前排左二:上海知青沈云秀母亲,时任闸北区知青办副主任,应邀出席会议;前排右一冯文章,下放在奇克镇红卫大队。后排:右一:袁茂春,下放在边疆公社山河大队,回沪后,任宝山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后排右二:郑柏珍,下放在边疆公社边疆二队。回沪后,任闸北区地区办调研员。 后排:右三:陈文通,下放在边疆公社边疆一队,后为边疆西片下放干部召集人。回沪后,任闸北区劳动局副局长。)</h3> <h3>(图片说明:1970年4月14日,下放在逊河公社双河大队的上海下放干部梁仲长在离沪临发火车的车窗前,送行的亲人们告别。)</h3> <h3>讲起当年上海下放干部在与上海知青的相处过程中,给予后者的关爱与帮助,绝不仅仅是“选苗”与“扶助骨干”,还有许多方面,诸如关心与温暖知青群体的思想情绪、打通知青家长渠道、直接参与与管理知青生活、尤其是知青食堂管理与知青菜园子建设、关心知青身体发育与成长、尤其是上海下放女干部对女知青的帮助照料,等等。在已经出书的一部部逊克知青回忆录里,卷卷有上海下放干部名录与事迹。《松树沟的青春记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2月版)是逊克县松树沟公社五三大队知青集体回忆录。在这本书中,知青作者们深情地回忆起本队上海下放干部的往事:上海纺织系统9位下放干部携子女,一行共24人来到五三大队插队。九位下放干部“与当地组织领导协商,帮助解决了我们物质上的困难,更从精神上、心灵上给予我们莫大的慰藉。”在一篇题为“亦师亦友皆是情”的文章里,历数了九位干部的动人事迹。</h3> <h3>另有两篇题为“我们的王阿姨——王美珍同志”与“不赤脚的‘赤脚医生’——追记王美珍阿姨”的文章,专写下放干部王美珍的事迹。作者写道:“王阿姨本不是医科干部,但有中医基本功。为了熟练医术,常常拿自己身上的穴位练习针灸。王阿姨的服务病人的态度,那是绝对的热忱与真诚。她没有洁白的大褂,常常是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但为我们知青还是老乡行医治病,不分昼夜,随需随叫随到。经常看到她在出诊回宿舍时,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但只要有人来喊,她又挺起身子,大步走出门。”文后另有知青献小诗,赞王阿姨:“百倍辛劳为知青,情深犹胜亲父母。”</h3> <h3>(上图说明:王美珍在逊克的留影。)</h3> <h3>(图片说明:这是王美珍在1972年11月8日离沪回逊克之际,写给五三大队全体上海知青家长的一封信。此信王阿姨通过邮局,一一寄发到知青家中。)</h3> <h3>逊河公社双河大队知青在QQ网站里设置“双河知青的空间”,作者郦俊豪在那里写了一篇题为“老袁”的文章,记述下放在逊河公社双河大队的上海干部袁文的事迹。作者写道:插队时期的许多往事成了过眼烟云,但有些故事却像镌刻在脑子里一般,虽历数十年而不能淡忘。在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老袁”的身影。那时,她刚刚五十出头,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稍大一些,两鬓泛着花白,脸上多有皱褶;额头上铺几条“电车路”,眼角边布几丝鱼尾纹。只有那双清澈明净的眼睛,闪烁着坚毅与纯朴。她是“下放干部”中级别最高的,在抗战时期就跑到延安参加革命。但她没有一点大干部的架子,看上去倒更像个尽职的保姆。常能见她拖着病弱之体、迈着匆促的脚步,在一个个“知青”宿舍穿梭往来,帮助料理内务。 她工作踏实、待人热诚、举止大方、谈吐随和、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缘于此,深得大家的敬重。她特别关心女知青。刚下乡时,女生们不大会料理自己的生活,老袁就肩负起慈母和保姆的双重责任。在她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指教;在她们感受困惑或烦恼时,就悉心诱导与安慰。女青年都很信任她,把她当做自己的知心长辈;哪怕是些个人隐私,也常会找她倾吐诉说。她不是政工干部,但她能够在平淡之中,做出很多高级政工师做不出来的效果。有一次,我们一群知青围着她,听她讲南泥湾的故事。说着说着,她动情了,眼睛湿润起来,仿佛回到了那热血沸腾的少女时代……接着又唱起了陕西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她那悠扬娓婉的嗓音,那纯朴自然的曲调,动人心魄,怡然醉人。时至今日,就像刻在脑子里的唱片一样,再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h3> <h3>“老袁”下放到双河,她女儿陈启明也跟随来此插队落户。各大队几乎都有下放干部带来的知青。如在边疆公社团结大队下放的干部张兰生就带上儿子、外甥一起来插队落户。松树沟公社复兴大队的下放干部何成万夫妇俩都是插队干部,随身带了三个子女,一家五口下乡插队。说到这位“老何”,一名插队在松树沟公社新立大队的知青村干说:“我在1970年与1972年的两个春夏季参加筑路营劳动,先后担任排长与连长,都直接接受上海海运局下放干部何成万的领导。这绝对是个有领导天赋的人物,适应艰苦复杂环境的能力也很强。这两次经历对我以后当上村干,参与乡村管理的启发推动很大。”另一名知青附言:“ 复兴大队的上海干部老何,的确是位好干部。我在筑路营跟了他三年,就觉得他管理也好,做思想工作也好,工作态度与干劲也好,搞好群众生活与伙食也好,都是优点。”</h3> <h3>(下图说明:图中在知青食堂菜园子里收获蔬菜的人物都是插队在边疆公社山河大队的知青与下放干部。右一上海知青夏蓓蓓,右二上海外贸系统下放干部老张,右三上海外贸系统下放干部某,右四上海知青沈云秀,右五上海知青徐桔桔。)</h3> <h3>(图片说明:图中人物右一陆燕雯。中一是上海干部袁文的女儿陈启明。左一是上海干部黄建昌与顾金珠的女儿黄琴瑛。黄建昌与顾金珠携带黄琴瑛与黄志民一对儿女来双河插队落户。黄建昌负责管理青年食堂,顾金珠原是厂医,就在双河大队卫生所工作。)</h3> <h3>“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返城后的逊克上海知青,先是以各个大队为单位重新聚集,后又以公社为单位聚集,最后出现了以全县为单位的大规模聚集。各个团队的首次聚集时间分先后,规模也有大有小。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上海知青已先后由“失联”到“召回”,与自己的当年知青伙伴(很多人喜欢称作“战友”)团聚了。于是一次次的大大小小聚会开始了。在聚会时,知青朋友总会提及当年的下放干部,逢上重要聚会,还会邀请下放干部参加,敬请坐上席。另有邀请下放干部一起回访第二故乡的举动。如2013年6月,原逊河公社双河大队上海知青拉起了《黑土地、不了情——双河知青故乡之旅》的旗帜,整队从沪出发,回访逊克,一行八十余人,其间就有5位进入古稀、耄耋之年的下放老干部。他们精神矍铄,与大部队同行同进,没有一人、也没有一次掉队。</h3> <h3>(图片说明:受邀参加双河大队知青聚会的这六位老人,都是下放双河大队的上海下放干部。前排左起:陈国凡、刘新玉、顾金珠、戴韧。后排左起:梁仲长、任大魁。年岭最大的陈国凡叔叔已经89岁了。其中戴韧与任大魁是一对夫妇,刘新玉和陈国凡也是一对夫妻。刘新玉夫妇来双河时,带了一对年幼的儿女。)</h3> <h3>(图片背景说明:2000年5月1日,为了纪念下乡30周年,松树沟公社北镇大队上海知青在浦东一家饭店里聚会。老钟师傅也来了。由于很久没见面了,本来是中午聚餐,大家都很兴奋,要说的话太多了,于是一直延续到晚上才散。图片人物说明:后排左起:高武军、陈伟杰、徐伟国、莫长生、周文彪、谢伟民、姚荣民、张明良、舒康健、刘海鸿、宓群芳、袁明和。前排左起:王翠玲、史元芬、胡静英、沈菊仙、洪小玲、钟启俊——下放干部、夏源芳、阮涛、季萍、丁雪珍。)</h3> <h3>(五)当地农村老干部对知青村干的选拔培养</h3> <h3><br>回到主话题,说起逊克知青村干得到的扶持 ,还应当提到来自当地的县、社、大队各级党组织与村上的老村干。尤其是在很多大队里 ,这些扶持对知青村干的产生与成长还是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先摘抄一段来自知青微言群的留言:“(回顾当年),我们在农村接受贫下农的再教育,一定不会忘记当时大队的领导。我对他们印象特深,这些人基本是土改干部。文革前他们就是领导,在文革运动中一度被打倒,然后在需要时又扶起来,这些人却毫无怨言,真的是党的好干部。现在这些人都已作古,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新发村的郭小平、康为民等一行回新发村,特意到坟头祭拜老书记。这些最低层的干部,对农村的发展、知青的教育贡献很大。细数干岔子公社各大队的老村干,有干岔子大队吴良珠、革命大队何世金、红星大队金银珠、红旗大队王善林、前卫大队关盘臣、兴隆大队芦久彬、新发大队于枫林、胜利大队孟兆友、河西大队何万珍、河东大队曲永华 。他们是农民中的杰出代表,我们这些知青最佩服他们。”</h3> <h3>再来看看当地各级党组织是如何一步步把培养知青当村干的。有一份旧报纸,是1969年1月22日对 《黑河日报》,上面用红字刊登“毛主席论上山下乡”,若干段论述又分作:“到农村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语录),在当年是我们知青必读并且是背诵得滚瓜烂熟的。但在当年对这四方面内容的连贯性,未必有自觉的认识或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今天拿出来重温,我们觉得“做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毛主席对千百万知青的期望。</h3> <h3>怎样才能“接上班”?必须有前面三个方面的行动与锻炼,所以在知青下乡的最初岁月里,逊克县党组织领会与落实毛主席的论述。从1969年3月13日第一份长篇报道“欢迎上海知青”的《黑河日报》开始,接下来的两三年内,对知青的报道,几乎全部落实在前引述的毛主席“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前三方面论述上面,但对“做接班人”方面的报道很少很少。虽然,在一些大队已经开始试用知青承担一部分生产大队或生产小队的负责岗位,但在舆论宣传方面,还是落后于实际状况。</h3> <h3>在1969年3月13日的《黑河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一篇题为“满腔热情地积极准备接待来自上海的革命知识青年”,其中提到逊克县干岔子公社红旗、红星、红卫、干岔子等大队以及奇克镇东方红大队,这些沿江的村屯即当年所谓的“反修第一线”都已经积极欢迎第一批上海知青的到来。几天后,3月17日,第一批赴逊克县的上海知青就离开了家乡,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于3月21日到达了插队所在村屯。</h3> <h3>(这些当年知青的文字记录,表明很多知青在下乡后,面对困难的处境,仍然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h3> <h3>有一份资料,是在1969年11月30日,逊克县革委会安置办、逊克县新兴公社革委会联合向上级组织汇报,总结语是:“新兴公社革委会坚持掌握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干部的觉悟,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把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列入革委会的议事日程。牢牢掌握了对知识青年再教育的大权”。“大权在手”的用语,与知青的情感有些格格不入。文中还提到在下乡知识青年日常工作中,运用“三带头(带头学习、带头劳动、带头交心)”,“四勤(眼勤看、口勤讲、脑勤想、手勤干)”,“五结合(革委会、再教育领导小组、贫下中农、上海插队干部以及知识青年家长五种力量结合起来)”的方法, 都是侧重于管教,“即再教育”。在1970年10月29日的《黑龙江日报》上,刊登了黑龙江省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调查组关于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调查报告,题为《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一代新人》。文内列出四个小标题:一、狠抓根本,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一代新人;二、狠抓阶级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三、宣传英雄的事迹,发扬榜样的力量;四、坚持正面教育,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也都是强调管理教育。</h3> <h3>到了1974年,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先是在6月18日的《黑河日报》,一篇署名“本报记者”的文章,提到了“全区已有449名知青入党、有4445名知青入团、有3100多名知青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在同一天的报纸上,逊克县干岔子公社兴隆大队知青集体亮眼了!在这篇题为《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发挥生力军作用》,提到了知青接受教育与培养的过程,更是把培养使用的成果放在前语里,加以充分的肯定。文内说:&quot;在我们青年集体中有2名加入党组织,有47名加入团组织,有3名参加大队领导班子。&quot;逊克知青村干由此见报了</h3> <h3>接下来,在《黑河日报》上不断流地出现介绍逊克县知青村干的报道。这一份1974年8月15日的《黑河日报》是这样介绍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知青村干的:“现在,这个大队的知识青年,已有五人光荣地加入党组织,二十九人加入团组织,十人参加了大队各级领导班子。”在这份1975年9月22日的《黑河日报》里,专题报道了逊克县干岔子公社党委培养知青村干的经验。文章里说:“他们坚持积极培养、大胆使用,使一大批青年干部茁壮成长。已有五十人入党、二百七十一人入团。有八十六名知青担任起社队各级领导”。又说:其中,有俩名担任参加公社领导班子、有十七名担任基层党支部正副书记、有二十五名担任基层行政主要领导、全公社十五个大队,知青担任负责人的有十一个大队,占百分之七十三。干岔子公社的培养使用知青村干的力度可谓不小啊!</h3> <h3>还有更精彩的报道,在1975年9月24日的《黑河日报》上,看到了《逊克县在斗争中培养青年干部》的文章。里面讲到:在全县百分之三十的生产大队是由青年干部担任“一把手“。这些”一把手“胜任称职,把本大队保持或发展成为各公社的先进典型。紧接着,在1975年10月11日的《黑河日报》里,专题报道了一个以知青为主体的团队事迹。请注意这个团队,实际是在郭小平、陈艳芬、杨建康、张胜利等知青干部的直接领导下,完成了这一项利在百年的大工程。</h3> <h3>(图片解读:该篇报道的插图采撷水利营女子排劳动的场景。)</h3> <h3>于是,在这一年的年底,中共黑河地委在逊克县召开了知青工作现场会,现场介绍逊克县的经验。同日发表了一篇署名“中共逊克县委员会”的文章,题为《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里面写到:”1968年,上海、齐齐哈尔及本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我们是积极欢迎的,但主要是从缺少劳动力着眼。因此,工作的重点只限于管理安置上。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迅速成长起来,有的入了党、入了团,有的被贫下中农推选当了干部,知识青年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这时,我们对知识青年的作用,在认识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提出要注意从下乡青年中选拔干部,根据条件,积极吸收下乡青年入党入团。当时,绝大多数社队的领导班子,充实了下乡知识青年。”又说:现在全县有504名知青,被提拔到各级领导班子,其中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有24人,担任大队行政副职领导以上领导职务的有122人,担任公社以上领导职务的有15人。还有1826名知青成为生产队的“四梁八柱”。这就讲得很清楚了,逊克县委对知青工作重点的指导,从一开始的“管理安置”,逐渐转移到“造就接班人”,以先进典型引路,带动起知青大部的稳定。</h3> <h3>接着,在1975年12月22日的《黑河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介绍逊克县边疆公社“认真培养、大胆使用青年干部”的文章,其中的内容耐人寻味。如举例说靠山大队三个作业队的队长,都是由女青年担任,“她们敢想敢干,被群众誉为能文能武的带头人”。“半边天”不就成了“一片天”了吗?不仅仅是一例,还有更精彩的例子。边疆公社山河大队的俩位“铁姑娘”担任该大队党支部的正副书记,掌管起一个村屯。同篇《黑河日报》的报道里说:“当时有人认为让俩个二十二岁的小姑娘挑这么重的胆担子,是开玩笑。但是她们在老干部的帮助下,担子越重腰杆越硬,”使原来贫穷落户的山河大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年粮食增产四成左右,平均每人向国家交了一吨商品粮。服了吧!</h3> <h3>培养使用知青当村干,到这个年份已经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也因此成为县公社两级党委的一项政绩。(图片说明:1975年12月22日《黑河日报》报道边疆公社山河大队俩位“铁姑娘”沈云秀与陈锡珠担任起大队各支部正副书记,得到老支书于兆欣的帮助。)</h3> <h3><br>说起来,逊克知青也是真能干!在各个村屯,不到二三年的功夫,这一群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娃”,硬是成为合格的“农田行家”,不仅胜任百样农活,而且充当铲地、打草、割豆、脱谷“好把式”;更不用说带点技术活儿的“赤脚医生”、“村小教师”、“木匠”、“铁匠”、“农机机械手”、“财会统计”等岗位,一多半由知青占着。再从这么多合格的、且有着纯洁的、带有幼稚浪漫色彩的理想追求的劳动者之中,挑选出一点点村干,其实不是难事。当地县社大队三级领导要做的事,不过就是顺应形势。话,可以这样讲,但也要实事求是地评估当地干部群众对知青村干成长所起到的积极作用。</h3> <h3>首先,我们要说:尽管在“知青时代”(1968年到1979年),逊克县农村也是在执行极左思潮指导下的错误政策,但还是有一批好干部,带领社员群众实实在在地干农田活,取得一些收成,赖以养家糊口。这些好干部不怕苦不怕累、与群众一起劳动的作风,对知青村干的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力。比如,在逊克县不论哪一个公社的知青,都知道苗东升副县长。笔者是在农田垄沟上认识苗县长的。他与社员们一起铲地,从早到晚,包一根垄(足有十来里长),一点不落下。午间休息时,大伙儿在垄沟旁坐着躺着,听苗县长“摆活儿”。他一套套的歇后语,再带一串串成语,(记得有一次,他用数个“一”字打头的成语,串讲一段有情节的小故事,令我等听得入迷)。他不仅仅是在给我们这些“知青”上语言课,更大的作用是言传身教,以其乐观的劳动态度,稳定知青的思想情绪,调动知青潜在的积极性。知青村干不脱产,常年与社员一起参加大田劳动,应得益于“苗县长”这样的干部做出的榜样。</h3> <h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h3> <h3>当然,知青记得更多的是身边的那些好村干。据奇克镇四新大队知青回忆:我在生产队的时候,支部书记是车文会,队长是孙良臣。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里确实装着我们这帮外来的小青年。知青初来乍到,“吃喝拉撒睡”都要考虑周全了,如盖宿舍、办知青食堂等等。他们信任、重用知青,生产队里的重要岗位,如仓库保管员、财务;还有在农村令人羡慕的工种,如车老板、拖拉机手都可看到知青的身影。另据松树沟公社五三大队知青回忆:初到五三村,一切是那么的陌生、新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宋乐利具体分管知青工作,从宿舍的安置到吃饭、干活、学习,处处有老宋关心的身影。知青小食堂建立后,单调的蔬菜只有土豆。土豆是好东西,但天天吃、顿顿吃,时间长了,也受不了。老宋领着我挨家挨户“收菜”,实际是“要菜”。老乡家家户户拿出自己准备过冬的蔬菜,白菜、萝卜,还有咸菜。老乡的慷慨和对知青的无私真令人感动。在粮食、主食上,老宋千方百计地我们调剂,大队粗粮多,就用粗粮到军马场调剂面粉。老宋和大队领导对知青的关怀无所不在,渗透在一言一行之中。这些好村干是以实际行动,一步步引导着知青村干。</h3> <h3>其次是县社大队三级老干部的“传帮带”做法,有助于知青村干的成长。上海女知青张学兰插队到了车陆公社卫东大队,这是一个先进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秦福松是远近闻名的农村好干部。他看到了张学兰在理想追求方面的朴素纯净,表现在工作中的积极热情,认准是可造之材。于是他把张学兰当作知青典型,予以重点培养。张学兰到村几年后担任了卫东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之后又受命担任车陆三队的“一把手”。她不负众望,“初来乍到车陆三队,挨家挨户走访老乡,了解生产队的基本情况,谋布局次年耕种计划,与拖拉机手一起,黑灯瞎火赶赴大地进行踏查,掌握播种耕作的现场资料,时值秋季收获农作物时,顶风冒雪同大伙一起下地收割,保证一年劳作成果的颗粒归仓;冬季农闲安排副业生产创收时,与男知青一起,钻进深山老林伐木采运。身先士卒,赢得认可与尊重。”</h3> <h3>上海知青郭小平插队在干岔子公社新发大队。他先是在本大队担任村干,后在1974年被提拔为公社干部(担任不脱产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接受一位公社党委副书记的“一对一”的“传帮带”。那位老干部带他一起下别的村屯,一起调查研究,一起商量工作,一起解决问题,做到既严格要求,又具体帮助,使郭小平在实践中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h3> <h3>上海知青马国强插队在边疆公社高滩大队,几年后担任了本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该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洪义看到“小马”的成长,主动向公社党委申请,辞去职务,扶持“小马”走上“一把手”的岗位。“小马”履新后,得到老支书赵洪义的密切配合与具体帮助,工作做得得心应手。</h3> <h3>马国强与知青朋友合影。</h3> <h3>这是边疆公社部分知青村干合影。第一排左起:方德金,边桂云,沈云秀,第二排左起某,马国强,王向东,张锡光,王永建。</h3> <h3>再次是各级领导对知青骨干的集中培训,促进知青村干的产生。主要是县社两级领导会在每年选拔一批批知青、轮换参加县干校或公社党委举办的的知青骨干培训,培养知青村干队伍。有一期县干校的知青培训班时间较长,前后有五个月,被称之为“长训班”。在这个班里,学员们过着集体生活,除了早晨出操,白天劳动,还有晚上的政治理论学习。除了紧跟形势学习之外,还学党史,还学马列原著,还时不时搞点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之类的“生活会”。参加这次“长训班”的知青,还没有走上村干岗位。但在经历这次“长训班”之后,回村后就陆续挑起了重担。据同村知青回忆,红卫大队的冯亚兴在参加“长训班”之后不久,上仼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主抓大田生产,自己带头,天天下地;毎天收工后,他还到各个知青宿舍了解情况,关心帮助群众,在群众之中的影响力与威信直升。印象最深的是,他新任之际正赶上“掰苞米”。他推出了按劳计酬法,每个下田劳力在当天所掰苞米,均要在他的大筐里过一下,然后折算成工分。他不讲情面,一律以筐为标准。社员(包括知青)在这项可计量付酬的农活中,积极性一下子大增,劳动效率也因此大增。(图片说明:参加1971年夏季县干校“长训班”的知青学员合影。前排左起:边疆公社边疆三队茅依群、车陆公社卫东大队张学兰、逊河公社小公河大队杨杰。二排左起:边疆公社边疆二队方德金、边疆公社边疆一队陈克生、干岔子公社东方红大队吴长青、车陆公社西双河大队应剑成。后排左起:松树沟公社兴隆大队管德才、逊河公社逊河三队陈达隆、松树沟公社五三大队张松、边疆公社山河大队马政德、干岔子公社红旗大队沈志钦、干岔子公社红卫大队冯亚兴。)<br></h3> <h3>(图片说明:”长训班“学员出早操。)</h3> <h3>(图片说明:2015年夏,五三大队上海知青返回第二故乡探望乡亲。左一是当年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宋乐利,他正与回访知青攀谈。图中,左二方岷与左三张松是当年的知青村干,都曾担任大队副大队长。)</h3> <h3>(六)知青村干的工作热情</h3> <h3>(聊知青村干的劳动热情与工作态度) 近日看到逊克县委宣传部官网发一则新闻,看后很兴奋,连忙发给微信朋友们看 也发表评论:为逊克县农村还有这样的亮点而高兴,为好样的村干部点个大赞! 这则新闻是报道逊克县车陆乡卫东村的,题为“四季看发展——逊克县车陆乡卫东村发展‘小产业’撬动致富路”。文章本身不长,内容也不很多,但还是可以读懂当年的先进典型还是当地的好村子。村是如此,人亦应如此。所以为卫东村干赞!(我们这样说了,还是有点缺底气,还望来自逊克当地的更多报道;更望群内尚在逊克工作的好友提供卫东村信息。)近来,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收集当年知青村干的足迹,在已经接触或深度了解到的四五十位知青村干(只占当年逊克知青村干的十分之几)、他们不愧为当年的知青骨干,在知青时代为逊克农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后知青时代也在各自岗位上尽责尽能,各有一篇精彩的服务社会五十年。我们这个系列短文,无非就是即要留存“知青在逊克的风采”历史,还要记存那一份份珍贵的初心。所以,看到卫东村的新闻,不由我们不兴奋。</h3> <h3>兴奋之余,又恰巧又看到了央视上周六晚上(3月24日)的“东方时空”节目里播出“采访郭凤莲”,《央视网》给出的文字标题是:“时代在变,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不会变。”其实这个“采访”始播于今年的两会期间,(查到是在3月8日)。上周六晚上黄金时间段里又一次播出,由此可见央视的新闻宣传信号。访谈中,郭凤莲说:爱党、爱国、爱集体、爱社会、爱人民的心永远不会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改造大寨、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永远不会变。郭凤莲是每一年两会报道的热点人物。去年在两会上,她说过:农村基层干部身处农村改革发展的第一线,不仅要有带领群众致富的责任和能力,也必须要有清正廉洁,坚守底线的自我要求。再联想到当年听到过的这样三句口号:一句是:“不劳动的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不算好干部。”又一句是:“干部,干部,必须先干一步。”再一句是:“锄把不丢,思想不变。”当时报道是:大寨的干部一年要在农地里劳动三百天以上,坚持了二十年。</h3> <h3>时至今日,农田里的劳动还算不算衡量一位村干的一项指标,我们不得而知,需要在各地了解一下。但在当年,我们可以肯定说:算!看看逊克知青村干在这个方面的成绩记录吧! 在撰本文之前,我们也采访了一些知青村干。原逊克县边疆公社百合大队知青村干顾建平对我说:当年的村干特点,是与社员一起干,还必须比社员先想、先干(比如夏锄阶段,队长对今天铲哪块地,先想好,吃不准的,要先去大田走一遭)。那年头,好的村干绝不会找借口去偷懒、离开“大部队”去偷闲的。还有当年三线(现称宝山乡)五连(现称宝泉村)连长吴建民,他回我:我们(知青)当个村里头头,整天就是领着干活。假如说老乡村干还有一个家,可以躲一躲,耍耍尖。我们哪有?你躺集体宿舍里啊?不可能!一年365天,就是干365天的活。除非你生病倒下。奥!上公社开个会,不能算不出工。再有原逊克县边疆公社边疆大队“一把手”方德金对我说:“干,天天得干!哪一天不出工?除非生病或回沪探亲,才有可能歇歇。”他们三人都觉得我们在问一个奇怪的问题、也就是根本不存在问题的问题。</h3> <h3>于是,我们查找了当年的资料,在1976年2月12日的《黑河日报》上刊发了一篇文章,记述了一位上海知青马国强以身作则的事迹。文章说:从1973年冬,马国强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他以身作则,带领一班人端正工作态度,遇事与群众商量,想在前干在前,关键活领着干,脏活累活带头干,危险活抢着干。在第二年麦播的日子里,一天夜里,还有几片地没播完,车头灯坏了,天黑又下起了小雨,马国强就打着手电筒为机手照明,冒着雨坚持干,直到把那几块地全都播完,才与大伙儿一起回家休息。群众这样称赞年轻的书记:“小马一年四季,样样农活不拉。真是我们称心的好干部。”又说:高滩大队的党员、干部,从1974年以来,每年每人劳动在300天左右。有这样好的领导班子,该大队很快改变了落后局面,成为全公社的先进典型。 还有一篇报道是讲齐市知青曲桂华的(见《黑河日版》)。她在1973年春担任逊克县西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上任伊始,遇到头年秋雨大,没有来得及翻地,又逢当年冬雪大,造成十分严重的春涝,大地里积水深,机车难下地。她在社员群众的帮助下,逐块地查看灾情,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有的放矢地带领社员群众挖沟排涝,人机配合,一块一块地解决播种问题。就这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起早摸黑,蹚泥蹚水,一个姑娘身子,弄得像个泥猴子。终于不违农时地播种完毕。</h3> <h3>在逊克县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知青骨干拼着命干活、得到老村干与群众的认可,然后走上了村干岗位,接下更苦的“差事”。下面这个故事比较长,但要讲清楚完整的一件事,不能省略细节。 故事原述人是原逊克县三线六连(现名宝山乡青岭村)詹曙光。他说:我在1973年担任连队副连长兼民兵连长,同时从一连(现名丛山村)调来任支部副书记兼连长的黄仁伟。仁伟来六连后,他掌全局,我管生产,配合极为默契。我们俩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想法。我领着社员干活,就得带头干。每当打羊草与收小麦,我连续三年打了“头刀”,使用一把“无敌”(宽度与长度超出一般)的苫刀,没人能撼动我在连队“1号苫刀手”的地位。但由于连续拼搏、消耗能量、直到身体完全垮了下来,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和仁伟不仅白天要在大田里拼命干,晚上还要开会商量全连工作。咱们俩既是搭档又是哥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带领着六连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和老乡艰难拼搏,在六连遭受天灾人祸以后,硬是把连队前任领导拉下的近三万元外债还清了,还有了结余能分红,记得是一个工值一元一角多。虽然在全公社各连队中排名靠后,但是这个局面确实是用血汗换来的。 那几年,一方面因当连队头头责任感的驱使;另一方面凭着年少气盛,在隆冬盛夏不间断地拼了三个年头。到了1976年打小麦时,原先一顿能吃两个馒头的我,突然没了胃口,竟然一个馒头也要强咽才能进肚,人也消瘦下来,浑身感觉无力,原来好像使不完的劲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当时还不当回事,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患病,继续带领大伙有始有终地完成了麦收任务。实际上已经耽误了治疗,病情加重了。转眼到了当年年底,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开春后,公社给我们六连知青一个上大学名额,是上海纺织工业学院。当时留在连队里的知青已经不多了,仁伟对我说:“曙光,你身体不好,这次你去吧,公社朱(永纯)书记也是这个意思”。当时,我的身体确实够呛,能去上海上学,是多好的机会啊!我感激公社领导和仁伟的关爱,就去公社卫生院参加体检(初检)。谁料一检查,我患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肝大四指,再加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和胃窦炎。朱书记对公社卫生院冯院长和知青助理老叶发指示:“这次一定要把曙光送去上学。你们两人陪曙光一同去县里,我给县知青办姜学增主任写封信你们带去。让他陪你们去找县医院院长,一定要给曙光一张合格的体检报告”。到了县里,姜主任领着我们找到逊克县人民医院院长,一路绿灯,体检报告中每一项检查项目都是合格或正常。离开医院时,县医院院长对我说:“小伙子,读书是好事,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回到上海,先去治病。”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走后门一说,可我这次确实是得到领导和方方面面的照顾。这种照顾体现了当地干部和老乡对我们知青的爱护,是对我们知青付出青春和健康的最大肯定!事与愿违,由于我的病情过于严重,肝炎、胃窦炎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最后没有通过上海的复检。公社党委、县知青办等领导所付出的努力全白费了,我上大学的愿望成了泡影。痛失这次上大学的机会,不仅浪费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推荐名额,还辜负了战友和当地干部老乡们的一片真情厚爱,由此而产生的遗憾愧疚懊恼不忿酸楚,作为心中久久挥之不去。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沉浸在这五味杂陈之中。(以上文字摘自《库尔滨河畔的青春追忆》一书。)</h3> <h3><br>类似上述几位知青村干的故事,一定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举了。</h3> <h3>附记:要说当年一位合格的村干在村子里扮演的角色,首先可以说成是一个每天出大力的社员。不是吗?当年的生产大队干部,无论是一把手,还是二三把手,有哪一个可以脱离日常的体力劳动?我插队在松树沟公社东发大队,当时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周敬安、大队长王树东、副大队长赵维富,三人与社员们一样,天天出工,领着大伙儿在大田里干农活、或者搞副业(比如打石头、砍伐小树干等等)。如有一天,三位干部缺一,大家都会问:到哪儿去了?(有监督干部参加劳动的含义。)记得1971年2月,赵维富领着我们队里二十几人在库尔滨河畔支帐篷,打石头。天寒地冻,且远离生产队,活儿很累很危险,生活也很艰苦。但在赵副大队长带领下,我们干得很起劲很有成效。但同在一地打石头的兄弟大队帐篷突遇火灾,现场惨烈,烧死8人,伤者不计。又是赵副大队长采取果断措施,紧急支援,派出人员到军马场某队打电话报告公社,安置兄弟大队劫后惊魂未定人员,最后按照县公社两级领导的指示,带领我们连夜撤点归队。他们这几位老村干也为本队的知青村干做出了示范。后来,本队有吴同生、丁建光、秦裕滨、周自强、沈龙生等五位上海知青先后担任村干,其中沈龙生任职时间最长,且担任“一把手”。他们也是生产上的能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比如秦裕滨像个“拼命三郎”,曾在生产队的劳动中三次负伤,有两次还是危重伤情。不忘初心,是写作本文的心意。(图片说明:笔者之一方良在2017年7月,回访东发村,见到老村干赵维富。在他现在居住的屋内与屋子前留影纪念。图左一为方良,左二赵维富,右二为赵振江,在改革开放年代任该公社党委书记,右一为东发老社员。)<br></h3> <h3>(七)知青村干的特点</h3> <h3>在逊克县插队的一批知青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村干,是一种不错的历练。年纪轻,固然不成熟,极容易做出盲目与冲动的事;也因当年的知青在文化知识方面并不一定有多少积累,拿逊克知青村干中的原69届初中毕业生来说,下乡时不过就是“半知少年”,想要“大有作为”,谈何容易。但是,年纪轻,就是好,处于艰苦环境、又是一群满怀激情的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与能力也就超出常规。近朱者赤,逊克知青村干在老村干那里不但学到了伺候庄稼的本事,也继承了老村干的很多优良做法,实干不耍尖,吃苦又耐劳,得到群众的拥护与尊重;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学到一些表象的东西。比如有时会动动粗,会说一些俏皮嗑,甚至讲几句粗话与荤话,(这些那都是不关紧要、不碍大局的)。如拿逊克知青村干与当地老村干比较一下,还是可以寻找出另外一些特点的。</h3> <h3>首先,不管怎么说,知青村干毕竟成长于大城市、接受过城市文化的熏陶,再加上层次不同的家庭教育,还是属于有文化、有悟性的青年人,其视界的开阔与思维的多角度较胜于老村干。举两个例子:冯长发是上海新中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于1969年插队在逊克县边疆公社常胜大队(今名常胜村)。该村在逊克县算是一个自然条件比较好的。但他在上级领导动员之后,到插队的第二年就带领一批知青(包括他的一个胞弟与一个侄子)到本县“三线”创业,在那里担任反修公社四连(今名福山村)负责人。这个“三线”,搞农业的自然条件特别差,一年辛苦下来,正常年份打下的粮食只能是填饱肚子;遇上不好的年份,要靠吃返销粮度日。还好,冯长发发现了搞副业的门路,在该村的东大岗里挖出了一种红色的石头,就是如今被称作“北红”的玛瑙石。冯长发果断决定:转向,调动连队的主要劳动力开挖玛瑙石。尽管当年“北红”的收购价不高,精品也不过是每公斤四元,但有“日进百担”的数量(质地不一,不全都是精品),使得村里的经济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h3> <h3>在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有一个体积庞大的知青集体,先后有200多名知青在这个山村里插队落户,其中有上海知青阚治东。他是上海市吴淞二中69届初中毕业生,于1970年3月下乡。到1973年上半年,他担任大队里的科研排排长,领着三十来人种上几百亩地,搞“科学种田”。他运用快速学到的农业种植知识,在科研排里采取选良种、拌颗粒肥播种、一窝两株、植物合理间距、预防早霜等措施,投入不大,收获颇丰,使得那几百亩地在当年就成为享誉遐迩的“科学种田”样板。到了1973年底,阚治东又担任了副大队长,负责全大队的农业生产。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绘制大队农业生产规划图。他亲力亲为,用简易的测量工具,一步一步地丈量,绘制出该村第一张一万多亩耕地的分布图。此后把全大队的地块,逐块规划,根据耕地面积与位置,研究制定出每块耕地的种植或轮作计划。他在大田播种与管理方面,也有一套好办法,诸如推广“科研田”的那些做法,又果断地在双河首次施用化肥、喷洒农药。在此后的几年里,双河大队的粮食产量明显上升,向国家上交的公粮数由170多万斤激增到300多万斤。不仅仅是本村的老村干对他刮目相看,公社与县领导都要在双河大队召开农作物生产现场会。</h3> <h3>(图片说明:此为阚治东著《风雪十年》一书的封面照。此书为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5月版。)</h3> <h3>插队时期的阚治东。</h3> <h3>其次,知青村干善于宣传鼓动,能够做通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多举几个例子:在当年的《黑河日报》上多次报道逊克县干岔子公社水利营的事迹。其中一篇报道说:该水利营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了不起的大成绩,关键在于有一个过硬的领导班子。上海知青郭小平、杨建康、陈艳芬是这个水利营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身为全营领导,一直在第一线,要别人干的事,自己首先干好。几年来,他们没有一间办公室,没置一张办公桌,唯一的办公用具就是一个存放文件的小木箱子。但在他们的带动下,全营上下,保持着旺盛的斗志。还报道陈艳芬担任工地党总支书记,负责领导工地政治思想工作。她把工地上的二百多名知青编成三十多个学习小组,不仅学文化学理论,还有各式各样适合青年人的文娱活动,比如在一次工地文艺晚会上,出演了三十多个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通过这些工作方式,调动起水利营的士气。(下图是图左一杨健康,在2018年6月初与知青朋友一行15人回访第二故乡时的留影。)</h3> <h3>顾建平是上海市第十二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于1969年11月插队在逊克县边疆公社百合大队。三年后,他在公社党委安排下,由边疆公社百合村三队调到二队当队长。他为了方便工作,把自己的“窝”,搬到了二队知青宿舍,与二队知青交朋友。通过日常接触,与原本生疏、甚至有一些误解的知青交心结义,此后既便于开展工作,又多了几位好帮手。李曰胜是上海市鲁班中学“老三届”毕业生。他于1969年3月插队在逊克县干岔子公社前卫二队。他在1974年春季担任大队“第一把手”。当年他带领群众把生产搞上去了。经济收入提高后,他想到的是村文化建设也要跟进。于是他们新造一个大会议室、又派人到上海买了音响设备与手风琴,搞了一支文艺宣传队,定期搞活动。业余生活活跃起来了,跳秧歌时,他带头与大家一起跳。(下一图为插队时期的顾建平参加民兵训练。)(下二图为李曰胜参加逊河公社知青聚会活动,与金士英见面时留影。)</h3> <h3>(图片说明:此为逊克县松树沟公社新立大队知青文艺宣传队在1971年3月参加全县文艺汇演之后的集体合影。)</h3> <h3>再次,知青村干会利用一些社会资源用以本村的发展。举两个例子:1974年春,边疆公社山河大队新上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与大队长是俩上海女知青沈云秀与陈锡珠。她们上任伊始,就带领社员们挖刨“泡子泥”改造岗地100多垧,又请上海干部学习慰问团农技干部、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叫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周老师讲“土壤和科学种地”理论知识,然后运用农技知识实施科学种田。1975年秋,山河大队获得了大丰收,100多垧岗地小麦有一人一手高,老农说:”从没见过的长势”。年产粮达到75万斤,比上一年增产四成左右,年底分红时,第一次达到了一工核算2元钱。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由山河大队俩女将出面,争取到了上海知青办和县知青办的大力支持,无偿配给山河大队一台拖拉机、一台“康拜因”、以及28型与35型运输车各一辆,这在山河大队实施农业机械化的起步阶段,那是极其有力的支持。</h3> <h3>战敏是上海市打浦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于1970年5月插队于逊克县干岔子公社河东大队。他在1973年底参加大队领导班子,担任副大队长,到1974年底,担任了“一把手”。此后的三年该大队面貌发生了极好的变化。过去村里不通电,家家点油灯,夜里是一片黑。战敏要改变这一状况,就找到相识的邻村知青朋友“萝卜”。这位被朋友们戏称为“萝卜”的人,是有很高文化底子的大秀才,姓胡,大名毓仁,传说是与胡适同村同家族的晚辈。战敏请“萝卜”策划与设计河东村自行发电的方案;然后派人到上海购买必备器材;又引进有高中学历的复员军人管理发电机组,开始自己发电,全村各家点上电灯了。(下图是战敏在参加逊河公社知青聚会时,与金士英见面合影。)</h3> <h3>第四,知青村干的流动性比较大。从实际情况看,知青村干任职时间最长的(如反修公社四连的冯长发)不过八、九年,短的只有一、二年,多数在四、五年。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观原因是知青村干的“离村”心情,很多知青村干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乐意离开村干岗位,到新的岗位历练、或奔向新的生存环境;客观原因则是当地党政领导为使一些知青骨干“大有作为”、有意识地大胆提拔使用一些知青村干到公社以及县级机关工作。(到1977年末,不计已列入干部编制的知青,单以“以农代干”名义,在县级机关工作的知青就有70多名。)知青村干调动比较频繁,不应看作是有利于农村建设的现象。当然在对待具体人与事方面,还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说这些旧事,则要提醒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既要考虑青年干部的个人需求,也要兼顾到农村工作的持续性。(图为冯长发与金志岳在1970年年初的留影。)</h3> <h3>(图片说明:1978年3月上旬,参加高考后、被哈尔滨师范大学录取的黄仁伟要上学去了。临行前,他走上山岗,与山坡下的屯子合影纪念。)</h3> <h3>(图中有两幅照片,请特别关注右侧那幅照片。此照是黄仁伟手抄一段关于青年人到基层锻炼成长的“毛主席语录”。此可说明知青村干是有自觉意识的。)</h3> <h3>以上所述逊克知青村干的这些特点,是笼统而论,不必按人对号入座。这段历史过程与历史经验,是否可以为当下定制逊克县农村综合发展与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提供一点借鉴呢?见仁见智,请各取所需吧!(下图是部分逊克知青参加“文汇讲坛”时的留影,图中五人都是当年知青村干。他们是左四起:黄仁伟、黄顺发、沈云秀、王永建、陈锡珠。)</h3> <h3>(图片说明:刘龙九旧照。在阚治东新作《风雪十年》里,是这样描述刘龙九的:“乍到生产队的头一天,看到背着一支冲锋枪的刘龙九,满口东北话,一身土得掉渣。还以为他是东北老乡,听他开口后,才知道是一位只比他们早到三个月的上海老乡。”就是这位貌似“土得掉渣”的知青,在生产大队里,先后担任大田排的排长、农机排的排长以及大队副大队长,之后又到公社水利营担任副营长。在这些岗位上得到的锻炼,为其返城之后的生涯奠定了攻坚克难的基础。)</h3> <h3>(图片说明:此为松树沟公社五三大队“6号女寝室”的6位上海女知青在“知青菜园”摆拍照。还是要感谢她们——一张张青春的脸庞,留下了特别灿烂的笑容,容人回味。在那些苦涩的岁月里,她们不知流过多少次泪水;但这种发自内心的欢笑,也是纯真的。)</h3> <h3>“一生交给党安排”,是金训华烈士的誓言。这份逊克县知青办的工作小报,印刷发行量极少。目前提供此照片的那位同志是此件保存者。</h3> <h3>这首歌,当年在逊克知青中传唱。如今,逊克知青聚会,也会响起这首歌的旋律。</h3> <h3>在这本书里,记述了一些逊克县知青村干的事迹,值得参考。</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