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秀玲】新四军四师群英谱35集【王焕章作战参谋】

孟秀玲

不忘初心 革命一生

——忆我们的父亲王焕章

王进军 王建军 王幼军

我的父亲王焕章

父亲（右）与战友合影

【人物简介】
王焕章（1923.11.16～2006.4.26），河南省永城市苗桥区孙楼乡孙厂村人。1939年10月参加新四军游击支队，任3团3营8连副班长、书记。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任新四军6支队司令部书记。1941年2月任新四军4师12旅34团文书、书记，10月任淮北苏皖边区保安司令部书记。1943年4月后历任新四军4师兼淮北军区淮宝独立团团直机关支部书记、团卫生队指导员、1连指导员、司令部作战参谋。1945年10月后历任华中军区7分区司令部作战科军事报道参谋，华中军区8分区陇海支队司令部统计员等职。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2纵5师教导大队指导员。1949年2月任21军通信营教导员。1950年1月后历任21军政治部组织部干事、炮兵训练大队政治处副主任、61师炮兵团政治处主任。1953年5月，随21军63师入朝参战，1955年10月任63师炮兵团政委。1960年6月转业到北京，任第二机械工业部2局处长，专管核工业材料“铀235”的提炼。1962年1月再次穿上军装，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2局参谋、组织部干事。1980年3月任国防科工委协作局副局长，正师职。2006年4月2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受爱国思想熏陶

我的父亲王焕章，1923年农历十月初九出生在永城市苗桥区孙厂村。据我爷爷讲，祖上是从山西省逃荒落难到此地的。当时此地人少地贫，属多年的黄泛区，但可利用开发的荒地很多，因此就安顿下来，以农耕为主，到我爷爷这代已是第6代了。父亲兄妹5人，有薄田40余亩、平房3间。但每年收下的粮食都差三四个月不够吃，只能靠野菜树叶来充饥，有时不得不借贷和外出做点小生意来勉强维持生计。听奶奶讲在年景不好时，经常要带着孩子们去逃荒要饭。

父亲是家中老大，爷爷奶奶总是希望他能有出息。在父亲8岁那年，由外祖父母家出钱，父亲得以在县城东关民众小学读书。每年爷爷给外祖父母送烧柴，以弥补父亲的学费。外祖父因为曾在清朝衙门当过差，家中有些积蓄还算富裕，他是我父亲能上学的资助人。

外祖父母看我父亲聪明老实，更是加倍严加管教，让他每天老实读书，安分守己。父亲也深知上学不易，一直十分刻苦。

三年后，他跳级考入县城唯一的最高学府——初级中学附属小学。在校期间成绩一直十分优秀，从高小到初中二年级（参加革命前）的学习品行分数都是甲上，特别是语文水平更是出众，常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毛笔字写得也很棒，并多次在全县庆祝儿童节的大会上上台讲演。

但外祖父不让我父亲多管闲事，不让他参加任何学校和社会上的组织与活动，对父亲参加革命也起到了阻碍作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父亲耳闻目睹了日寇的暴行，逐渐萌生了抗日救国的思想。

1937年冬学校放假期间，由一些进步老师在县城组织开办了抗日救亡青训班，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当时一些大班的学生就拉父亲去参加学习。在青训班里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有刘传新、周发言等。通过学习，父亲开始懂得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

1938年5月，永城县被日军攻占，学校没法上课了。当时父亲才15岁，我爷爷和外祖父都拉我父亲回家劳动，不让参加抗战活动。

1938年冬，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队到达豫皖苏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抗日。使我父亲抗日救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并开始产生对共产党的敬仰之情。

1939年春，永城县成立抗日救亡学生队。学生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大唱抗日歌曲，演抗日剧目，动员组织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去。学生队中大多数是我父亲的同乡同学，年龄也都在15至20岁之间，他们热情高涨、吃苦耐劳、工作积极、情绪激昂，这深深地打动了父亲的内心世界，促使父亲不顾父母的反对，经常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几个月下来，父亲逐渐地认识了革命的前途和斗争的方向。

坚定革命不回头

1939年4月，永东、永西等学生队合并成立永城抗日救亡学生大队，7月，又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独立大队，9月，又编为支队第3团3营。

9月27日，快满16岁的父亲，在同学屠庆春、陈品超的指引和鼓励下，在永城县南书案店正式加入新四军游击支队，成为3团3营8连的战士，从此走上了他人生正确光明的革命道路。

几个月后，3营改编，8连编为1营3连，连长陈体恕，指导员刘宝亮，屠庆春为2排长。当时父亲所在的连队里，大部分都是永城县的学生，连长、指导员和其他许多战士都是之前的同学。使父亲第一次感到生活在一个真正温暖、团结友爱、有组织有纪律的大家庭中。听父亲说，在游击队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在一起感到非常欢乐和温情。

父亲（右）与战友周发言合影

在此期间，我爷爷多次去部队，要拉父亲回家种地，但都被父亲拒绝了。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感染和教育帮助下，父亲进步得很快。由于我父亲语文水平较高，又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连里很快就将他从副班长调到连里当文书。

1940年1月在永城县南裴桥苏沟沿，由连长陈体恕和指导员刘宝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还不满17岁，只能先批准为青年党员（也就是预备党员），到1941年5月快满18岁时转为正式党员。

6月，永（城）夏（邑）交界的唐双庙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连长陈体恕冲锋在前、英勇杀敌，不幸壮烈牺牲。父亲亲眼看见了这一幕，对他激励很大，更加坚定了他抗日救国的决心和革命的信念。

之后父亲调到营部去当书记，当时的营长兼政委是张永远，副营长是杜道之、卢敦裕，3人均是红军干部。

1940年底，父亲又调到新四军6支队司令部当书记，专管军事实力的统计。旅长饶子健，政委赖毅都是有才干的领导。在此期间，经历了豫皖苏根据地三个月的反顽斗争，父亲能在首长身边工作，又一次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反顽斗争条件艰苦，战斗紧张，父亲在司令部里，虽然没有亲自到前方参加战斗，但每次都能圆满地完成领导交代的工作和任务。

1941年4月，正当青黄不接，反顽、反“扫荡”斗争更加艰苦复杂时，部队经常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中，有时一夜要迂回转移数次，觉也睡不了，饭也吃不上，很多同志都病倒了，部队的处境也让附近的老百姓担惊受怕。

有一次，我爷爷听说部队到了离我家30里地的李口镇，就立刻到部队找我父亲，劝说父亲回家去当教员。因父亲是家中老大，爷爷怕我父亲战斗身亡，总想让他尽早成家生子，而且已经早早就给父亲定了婚事。姑娘家住安徽濉溪县，两家相隔只有30里地。

到部队后，我爷爷是又哭又闹，说我奶奶天天哭，想他了，又说订了婚的那边闺女也大了，人家在催着尽快完婚，非要拉我父亲回家结婚。但我父亲革命抗日的决心坚定，坚决拒绝了我爷爷的要求，我爷爷一天都没有吃饭，大哭而回。

1997年6月1日永城老战友聚会。前排左起：周发言、刘宝亮、张宗栻、翟宝三、张训让（张鹰），后排左起：刘岩（刘宝亮之子）、王焕章、凡平（周发言夫人）、王燕黎（刘宝亮夫人）

从1939年10月入伍到1941年4月，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父亲就从一个当初思想懵懂没有立场的懦弱书生，迈开了坚定革命道路的第一步，这是他成长的重要阶段。

闯过抗日的枪林弹雨

1941年6月，新四军4师东进至津浦路东皖东北地区创建淮北根据地。12旅到达泗县南鲍集时进行了整编，12旅撤销，原12旅34团直辖4师师部。团长饶子健、政委刘作孚，我父亲仍在团部任书记。

同年10月，12旅机关改为淮北苏皖边区保安司令部（11月改为淮北苏皖边区军区），专管地方县区武装。饶子健仍任司令员，赖毅任政委，刘作孚任政治部主任，白浪任参谋长，我父亲还是司令部的书记。

1942年11月，日寇对淮北根据地进行了33天的大“扫荡”。这时淮北苏皖边区军区撤销，新四军4师兼淮北军区。我父亲分配到淮北军区独立5团（即淮宝县独立团），团长是张永远，我父亲先后任司令部书记、团直机关支部书记、团卫生队指导员、1连指导员等职。

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父亲频繁调动工作四五次。每次他都是坚决服从命令，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没有怨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每次都努力工作，克服困难，得到了领导的好评。

1943年，父亲先后在淮宝县林集区区队、淮宝县独立团1连任指导员。当时林集区是淮宝县3个边缘区之一，在北起淮安，南至泾河的运输线上，有杨庙、平桥、泾河和陈庄4个伪据点。伪军们经常入侵根据地抢掠骚扰，尤其是1944年春天，更是变本加厉，使当地老百姓受到很大损失。

淮宝县独立团1连是战斗部队，活动在根据地边缘，距离敌伪据点很近，所以经常不断有小规模的战斗发生。这让我父亲学会掌握了一些战斗经验和做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这一时期也是他开始转向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时期，并逐步开始懂得了党的思想工作和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

这期间父亲所在的1连认真执行团的指示，一方面坚决清洗部队中政治上不可靠的复杂动摇分子，加强部队自身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另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军政教育，采取军民联防、分期分批短期集训，大力培养和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入伍、入党，建立与完善地方党的组织和力量等一系列措施。

短短的时间里就使连队由七八十人扩充到130余人，部队中的党员也由很少几个人发展到占全连队的四分之一左右，使得部队的战斗力空前提高，有力地粉碎了日伪军一次次“扫荡”，成功地巩固和扩大了边区根据地。

父亲（右）与战友合影

父亲曾先后参加了7次打击日伪军的战斗，并配合独立团主力团围打敌据点，还屡次完成护送淮北与苏中往来的干部和运送物资等任务，因此在团干部会议上多次受到表扬。

这段时期可以说也是我父亲离开部队机关、亲自带领部队开展斗争的时期，对他的成长起到巨大作用。

1945年3月，父亲调任团司令部作战参谋，主要是担任内勤，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父亲被调入华中军区第7分区司令部作战科任军事报道参谋。当时司令部住在泗县县城，但生活和工作还是相当艰苦的，日常事务十分繁忙。由于仍然处在敌后斗争中，昼夜值班。经常要去周边部队传达首长指示命令，每次通过敌占区都十分危险。但我父亲每次都能灵活机动，克服困难，与敌人斗智斗勇，圆满完成任务。

父亲年仅23岁得了肺结核，由于当时没有特效药，身体极度虚弱，但他没有丧失革命的意志，积极与病魔做斗争，靠着坚定的信念，终于闯了过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爷爷带着我母亲到部队与父亲完婚。我的母亲周桂，1924年4月出生在安徽濉溪县一个农民家里。

结婚后，我母亲就参加了新四军4师，一直与父亲战斗在一个部队。1947年，母亲生下了我姐姐，由于一直随着部队打仗转移，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行军中姐姐又饿又病不幸夭折，当时还不到一岁。

1946年春父亲与母亲周桂在安徽泗县合影。

父亲入朝参战后，我母亲一直在祖国后方留守，参加了部队后勤工厂的工作，还带大了我们5个孩子，直到1955年响应号召复员。她是一个勤劳善良传统的中国女性，辛苦了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在默默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也为我们兄妹5人操碎了心。1984年6月不幸病逝。

夺取全国的解放

1947年1月，父亲调任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即21军前身）教导团供训队政治指导员。当时部队成立教导团，是为了以后部队大兵团作战培养和训练基层干部、保证部队能有充足后备力量的重要举措。

由于部队作战进展速度很快，部队政治工作的需求也快速发展变化，使得教导团的工作量很大，开头工作起来相当困难，又没有经验，而且来培训的基层干部基础水平也很差，文化程度都不高，还有不少是刚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干部。

针对实际状况，父亲他们克服困难，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作指导，群策群力，只经过三四个月时间的努力就摸出了头绪，使教训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供训队里的教材都是他们自编自教，边教、边补充、边修改，经过反复地不断总结完善，很快就使受训的干部迅速提高了军事和政治水平，迅速结业，迅速送往最需要的作战前线，去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教导团共进行了3期培训班，为华东野战军2纵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基层干部和军、政、后、通信等各方面人才。从1946年冬到1948年春，部队经过胶东水沟头守备、莱芜、孟良崮、临朐等战役战斗，将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源源不断地向前线部队及时输送和补充，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父亲（左2）与战友合影

父亲（左1）与战友合影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2纵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准备渡江战役。同时纵队教导团撤销，父亲调往军通信营任副教导员、教导员。

后到达长江以北巢湖一带开展练兵运动。当时由军通信营开办的通信技术训练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无线报话人员，输送到各部队参加战斗中的通信联络，为保障战斗中的指挥畅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父亲在通信营里都是亲自负责组训，由技师教授课程，每批训练人员都成绩优秀，得到各部队领导的好评，为顺利渡江，解放全中国打下良好可靠的通信畅通基础。

入朝参战 保家卫国

1953年，父亲随21军63师奉命由浙江移师上海北罗店镇，做入朝作战的准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及战前动员。此时，父亲已任63师炮团政治部主任，临出发前听取了第3野战军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的报告，陈司令员讲了唇亡齿寒的现实情况，号召部队一定要积极和朝鲜人民一起并肩战斗，保家卫国，坚决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当年3月初，部队由上海乘火车一路北上，在经过河北某地时（好像是3月6号清晨8点），火车突然长鸣，响彻天空，原来是致哀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两天后，部队到达辽宁省宽甸县境内鸭绿江北岸，待命入朝。

5月，21军63师入朝参战，主要是做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由于经常受到敌机频繁的狂轰滥炸，铁路线、公路线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无法运送物资和伤员。所以，保障交通线的恢复畅通已成为战斗取胜的关键一环。

当时每天经常是，天上看不见飞机，只听见刺耳尖叫声、地上高炮的射击声和空中的爆炸声、机枪的扫射声、不时地防空警报声，还有在公路线、铁路线上我军的运输车辆不顾敌机骚扰轰炸而繁忙前进的轰鸣声。

父亲赴朝参战

听父亲回忆说，当时部队虽然不是在战斗的前沿阵地，但也同样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和锤炼。入夜后，住房都是门窗紧闭，以防敌机发现灯光，大地上到处是漆黑一片，然而交通线上却是热闹非凡，我部队官兵和朝鲜军民个个肩背、头顶着石沙袋和各种建筑材料，奋战在被敌机炸毁的路面上，紧张地抢修着。公路上没有大声小叫的声音，汽车也不开灯前进，有时最多开小灯，一切由公路上的指挥人员打着小白旗引路前进。一切是那么的有序，战争的生命线就这样在中朝人民并肩努力地抢救中，一刻也没有中断过。

父亲（中）在朝鲜战场

父亲（站立最高者）在被摧毁的敌坦克上

父亲（中）与人民军领导合影

1953年7月停战协议生效，1954年4月，21军移师驻扎在朝鲜东部的重要港口元山市，是为了防止美军仁川登陆的故伎重演。战斗部队部署在三八线以北的我军前沿阵地。父亲升任炮团政委。

父亲在元山市港口

父亲（左2）与人民军领导合影

父亲（中）与朝鲜儿童合影

1958年，父亲在朝鲜人民欢送志愿军归国大会上讲话

5年多的抗美援朝战斗生活，是父亲革命史上第三个重要阶段，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样，组成了他由青少年到成年的战斗历程。所不同的是，身处异国，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而且又是第一次在团一级的领导岗位上工作。

献身国防军事工业

1960年5月，父亲转业到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生产局任处长。二机部是我国的原子能工业部，专门负责核武器的研究和生产,是国家的绝密单位。当时进行调动谈话时，不讲去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先看阶级成分，查祖宗三代，查是否有海外关系，再了解革命的经历。听父亲说去那里工作的都是从全军转业干部中挑了又挑，多次考察和选拔才能来此工作的，可谓是百里挑一。

父亲虽然是一个处长，可实际上只管一个工厂的生产：就是制造原子弹中的铀235材料的扩散和提纯。不把铀235提存至99.9%，生产原子弹就无从谈起。机器设备和技术都是由当时的苏联提供的，对管理和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在当时是非常高难度的。生产出来的产品要送到中央军委国防科技委员会下属的保密部队进行试验使用。

听父亲说：刚去时局长带他去见了苏联专家，在向专家介绍完父亲的学历和工作简历后，苏联专家对局长说，怎么调来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能有什么用？他能干什么？对父亲能否胜任这个工作大有疑问，也就是根本看不上也不相信。

当然，父亲毕竟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又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高端的核能技术，苏联专家这样的疑问和认识是可以理解的。但父亲说苏联专家忽视了另一方面的因素——人的精神作用，一个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战士到团一级主要领导，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20多年革命斗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员，是多么的坚强和不可战胜。

父亲（左2）与苏联专家合影

父亲再一次投身到当时祖国人民最急需的核工业领域中去了。一切从头学起，不分昼夜，从书本上学，从工作中学，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人和地方去学习、去实践，他每天都深入到车间里、实验室。

就这样，一年多的时间，父亲就由不懂到懂，由了解一般的技术知识到初步掌握了本职工作的领导方法，很快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虽然还不能像技术干部那么专，但也得到了工人们的信任。在苏联专家撤离时，也完全消除了对这个“毛孩子”的不信任感。

父亲在北京二机部工厂里拼打的这一年多里，我们全家还住在山西原63师炮团的驻地，父亲他基本吃住在工厂，工作的劳累程度堪比战争年代。

1961年底，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办公室，统一领导、管理全国国防工业的研究、试验和生产。由于父亲在二机部生产局已基本掌握了原子弹制造方面的基本知识和管理过程，就抽调他到国防工业办公室2局工作，专管二机部的军工生产。当时“工办”属于国家军事机构，因此父亲就又重新穿上了军装，二次入伍。

在“工办”的工作和在二机部一样，都需要深入到工厂去调查研究，解决生产和建设问题，只不过范围更大了，要走的路更多了，需要学习的东西和掌握的知识也要求更广泛更难了。那时，父亲把全国各地边远山区几乎跑遍了，经常要出差去大西北荒漠地区的原子弹实验基地、西南部的军工厂，有的地方交通十分不便，条件也相当艰苦。

由于工作的保密性，他也从不跟我们讲工作情况和出差去的地方。父亲肠胃、肺部都不好，经常带病下厂区工作，身体明显的消瘦和疲劳。但他仍然勤奋工作，克服各种困难，竭尽全力完成好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1964年初，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工办”政治部，统一负责各国防工业部、所的政治思想工作。父亲当时被“工办”主任赵尔陆指定负责政治部的调干审查工作。按原总政治部调配计划，从各部队抽调优秀的政工干部，组建政治部下辖的4大部门，各部门领导都是军级干部，到1965年春基本组建完成。

父亲当时是专门负责调干的干事，大家都叫他“高级干事”。1980年，“工办”和“科委”合并，成立了国防科工委，父亲调任综合计划部协作局副局长。

常年的劳累和奔波，使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在1983年春突发疾病住院手术。10月父亲离休。

父亲在祖国的国防工业战线奔走了整整23个年头。他自己总结说，作为国家高级机关的一名工作干部，虽然没有战争年代的那种艰苦和危险，但也遇到了你想象不到的困难和处境。虽然只是做了些具体的工作，奔波在祖国各地， 但当你多次遇到像1964年10月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在那欢快笑语的庆祝中，就能使你忘却了所经历的各种困难和艰苦。你不但分享了每次尖端武器试验成功的快乐，而且感觉非常的自豪，为自己能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许多新武器的诞生做了一点贡献而感到无比的欣慰！

这23年的革命生涯，是他一生中为革命奋斗最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虽然没有具体参加什么战斗，但他能继续始终如一地继承和发扬我军革命的光荣传统，自觉地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干一行爱一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来不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父亲从16岁参加革命到去世，经历了67年的革命生涯，锤炼和造就了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始终不忘初心，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和和平时期的工作困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奉献了一生。
父亲虽然已去世多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铭刻在我们子女心中。我们是革命的后代，一定不辜负老一辈的希望，继承他们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

1971年全家福。子女左起：老大王进军、老二王建军、老三王幼军、老四王晓军、中间是妹妹王艳亭。

2019年6月30日，作者之一王幼军（左3）与新四军四师后代在北京相聚。

作 者：

王进军，王焕章之长子，1948年9月30日出生。1969年1月入伍在38军，曾任排长。1978年8月转业到北京市二轻局特艺公司生产科。1984年任北京市金属工艺品厂副厂长、厂长。现已退休。
王建军，王焕章之二子， 1951年2月21日出生。1968年2月入伍，曾在酒泉导弹实验基地通信团、空军第二试训基地工作。1979年10月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现已退休。
王幼军，王焕章之幼子，1952年9月17日出生。1969年4月后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工作。1976年1月返京，1980年后在清华大学学习5年，后在北京民政局机修厂、假肢厂工作。现已退休。

此文选自2019年11月河南省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与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合编的《追寻父辈的足迹》，主编孟秀玲、张亚魁。

编辑制作：孟秀玲
照片提供：王幼军、孟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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