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八军东征西战

文史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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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八军1935年12月，由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与中央红军统编后组建新的红二十八军。

军长刘志丹（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陕甘边红军，1903年10月4日-1936年4月14日），名景桂，字子丹、志丹，1924年参加革命，黄埔军校毕业，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26军、红27军总指挥，陕甘边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6年4月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

政治委员宋任穷（湖南浏阳人，中央红军，（1909年7月11日——2005年1月8日），原名宋韵琴，曾用名宋绍梧，湖南省浏阳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并长征，曾任任红五军团三十八师政委、十三师政委，红二十八军政委，抗战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5年上将，任总政部副主任，中组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参谋长唐延杰（湖南长沙人，中央红军，（1909年11月7日-1988年7月31日）湖南长沙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军团军保卫科科长、军团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军团后勤部部长，红二十八军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处处长、副官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参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岳军区、冀晋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参谋长。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共国防科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

政治部主任伍晋南（广东兴宁人，中央红

军，（1909-1999）， 原名伍晋兰。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军独立三师青年科长、组织科长；红二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十三团政治处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破坏部（敌工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破坏(敌工)科科长、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任八路军120师716团政训处主任，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政治部主任、120师暨晋西北军区第358旅及三分区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历任吉林省工委副书记；吉林省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吉林省吉北地委书记；安东省第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安东省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北江地委书记兼北江军分区政委。全国解放后任粤北区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粤中区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广西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主任、党校校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中共“七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军部特派员裴周玉 （1912年12月——2015年6月20日）湖南平江人，中央红军，中央红军政治保卫局派出。

1926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入中国共产党党员；红3军团4师10团警卫排警卫员，警卫通讯排排长，红3军团保卫局侦察部任检查科科长，军团补训团特派员，军团补训师特派员，中央教导师特派员。参加了长征。1935年2月起任红三军团保卫局组长。1935年5月起任四师十一团特派员。

1935年12月中央全权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五人委员会成员、中央政治保卫局王首道派裴周玉任红二十八军特派员。

1937年8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特派员。1937年12月起任三五八旅政治部保卫科科长。1939年12月起任晋绥军区二分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1941年1月起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1946年2月起任绥蒙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1949年5月起任绥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1964年8月至1975年8月任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治委员、第一书记。（1968年9月至1975年8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3月至1971年5月任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1年5月至 1975年8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常委。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1977年12月至1981年12月解放军装甲兵顾问。

一团团长黄光明(1908-1963年)江西吉安县人，中央红军，1929年6月成为本地游击队战士，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先后任副班长、班长、司务长。193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8月，任一军团2师警卫连排长。1934年11月，任一军团特务连连长参加长征。1936年1月，任陕北红军28军1团团长。1937年7月，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1938年2月，任晋察冀三分区10团团长。1939年1月，任平西专属军事科科长。1939年4月，任平西游击队司令员。1939年12月，任平西9团团长。1942年1月，延安中央党校学员。1950年7月，任皖南宣城军分区司令员。1951年1月，南京军事学院学员。1952年9月，任21军61师师长，入朝参战。1956年，任苏州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3年8月去世，安葬在雨花台功德园。

政委王再兴（1914年—1965年5月20日） 陕西省米脂县人。 陕北红军，1925年在米脂县东街小学读书时，结识了共产党员毕维周等人，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28年7月，王再兴由毕维周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第二年11月转为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共青团横山县委书记，陕北绥德红军游击支队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第二五O团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共产党派了大批党员参加抗日同盟军，王再兴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公开身份是吉鸿昌的副官，追随吉鸿昌驰骋沙场。

1937年后，任八路军一二0师雁北支队营政治教导员、支队政治委员。1940年起任绥德保安第四团政治委员，绥中地委书记兼绥蒙军区骑兵旅政治委员。参加了大同、集宁等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集宁小组代表。

1947年起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绥蒙骑兵旅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骑兵第二旅政治委员，骑兵第二师政治委员。1949年任陇东军分区政治委员，甘肃军区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6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任解放军测绘学院政治委员，总参测绘学院政治委员。

1961年任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治委员。

二团团长于占彪 （1914年11月19日-1998年11月18日）陕西旬邑人，陕甘边红军，

刘志丹警卫员 红二十六军营长 红二十八军团长 中共绥蒙工委委员军事部部长 中共绥远省委常委军事部长兼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绥察）二支队司令 中共晋绥边区委员军事部长兼八路军绥察军区副司令员兼绥察行政公署军事部长 中共七大代表 晋绥边防联军关中保安纵队司令 南线指挥部司令兼警一旅二团团长，解放军大荔军分区副司令 渭南军分区司令 智取华山战役联合指挥部司令 全国政协委员 副部长级离休干部

政委柴成俊(江西宁都人，中央红军，牺牲）资料不祥

政委王学清（1914.-1998.4.17），江西省永新县人，中央红军，1930年，王学清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电话队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十八军第二团政治委员，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政治指导员，第二分校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二分校政治部训育科副科长，八路军120师三五八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队列科科长，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游击支队支队长。参加了陈庄、黄土岭战斗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第九军分区参谋长，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晋中军区独立第五旅副旅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沉陵军分区司令员，空军第一航空预科总队总队长，空军第27师师长，1958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空军系。后历任空军副军长，海军舰队航空兵司令员，海军舰队副司令员、顾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三团团长杨㙋（1895～1936) 字建亭，陕西省延川县人，陕北红军游击队，民国十四年(1925)参加国民军，民国十七年(1928)回家乡参加商贩武装。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率商贩武装和晋西游击队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投身于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杨琪任大队长。同年二月，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杨琪任骑兵队副队长。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一十二年(1933)十一月，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冢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恢复红四十二师，成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将军事后方移至南梁。杨琪任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身经数十战，奸敌数百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下旬，任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参谋长。1935年1月，任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率师连战连捷，使部队发展到千余人，为陕北苏维埃政府和十几个县的红色政权先后成立创造了良好条件。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刘志丹任总指挥，杨琪参与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使陕北和陕甘边区两个苏区连成一片。1936年2月，杨琪任红二十八军三团团长，奉命率部东征。3月9日，在指挥红三团攻占绥德县岱王庙战斗中牺牲，时年4l岁。

政委陈仿仁，后任三团团长（1916-1967）江西省兴国县人，中央红军，赤卫队队长，红一方面军连长，参加长征，红二十八军三团政委，后任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二营营长，宋邓支队大队参谋长、大队长，冀热察挺进军参谋处长，第七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七团团长，第三军分区四十二团团长，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四旅旅长，第四纵队十一旅旅长，第三纵队九旅旅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六军副军长，六十八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山东省军区司令员。

1955年授衔少将。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两枚）。是中共七大代表。

1937年2月，红二十八军编入红军西征军、追击军、援西路军。

军长宋时轮（1907.09.10-1991.09.17），湖南醴陵北乡黄村人，中央红军，历任萍醴边游击队队长、湘东南第2纵队政治委员、红军学校第4分校校长、红35军参谋长、独立第3师师长、红21军参谋长、中央苏区西方军参谋长、江西军区作战科科长、红军大学第二大队大队长、军委干部团教员、红15军团作战科科长、红30军军长、红28军军长、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6团团长、雁北支队支队长、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执行处处长、山东野战军参谋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等职。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东征、西征、山城堡战役、冀东抗日武装暴动、莱芜战役、泰蒙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梁山阻击战、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军事卷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参与恢复军队院校和教育训练工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

政治部主任江华(1907-1999)湖南省江华县人。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1925年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湖南衡阳市总工会工作，兼任湖南汽车路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马日事变后，曾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红四军前委秘书。1929年，随红四军前委下井冈山，历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中共闽西特委秘书长，红五军第一师第三团政委、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第一师政委，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红三军团第六师政委，中央警卫团政委，陕甘军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延安城防司令部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四队队长，中央军委第四局副局长、局长，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山东纵队第二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安东省工委副书记、中共中央辽东分局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安东省委书记、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建国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99年12月24日在杭州病逝。

军部特派员己撤回。

二五O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再兴，

二五一团长于占彪，政委王学清，后政委丁盛

政委丁盛(1913-1999）绰号丁大胆，江西省于都县人，中央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被开除党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班长、连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组织科科长、红二十八军二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二十七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二十四师师长，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过副军长、军长，志愿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毛泽东决定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互相调换。丁盛与许世友调换来到南京军区。此后他比较靠近江青等左派，反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因此在江青倒台后被逮捕和撤职。丁盛被撤职后生活在南京后由广州军区师职安置居住。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二五二团团长陈仿仁

二五二团政委王季龙（1917年-1988年）陕西省绥德县人。193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春参加农民运动，担任村赤卫队队长。1935年后任共青团县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2月至8月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同月参加红军，任绥德县警卫营政治委员。10月后并入战斗团，任该团第一营教导员，配合红十五军团进行响水、波罗和横山一带的北路战役。1936年春任红二十八军第三团政治委员，参加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攻占定边、盐池、玉旺、三城堡等战斗。1936年至1937年8月任红二十八军第二五二团政治委员。参加支援西路军的一系列战斗。

1937年8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七一六团政治处教育干事。率部分官兵赴雁北做群众工作，使部队很快得到发展。不久调宋时轮支队任第一营教导员。1938年6月后担任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十二支队第三十六大队政治委员。1939年1月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政治委员。多次参加反“扫荡”斗争，1940年8月参加百团大战。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平西）第十一军分区第九团团长兼政治委员。1941年到延安军政学院学习。1942年转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4年9月回第九团任政治委员，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回民支队支队长。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

1945年8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警备区兼独立第一旅司令员、政治委员。同年10月至1946年6月任陕甘宁晋绥军区绥德军分区（警备区）司令员。1946年6月后任延属分团独立团团长。1949年1月任西北野战军第六军第十六师第四十七团团长兼政治委员。9月到新疆工作。

1950年1月任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第二十六师政治委员。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任第九军党委副书记。1953年3月至1954年10月任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常委，1953年4月至1954年10月任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4年10月起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至1955年9月任党委副书记。1954年11月至1956年8月兼兵团军法处处长。1955年12月至1957年1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7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候补委员，新疆军区党委委员。1956年8月至1959年4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法院院长。1957年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四书记。同年3月至1958年3月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1958年3月至10月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主席。1959年“反右倾”中受到不公正的处理。1964年11月至1965年11月任陕西省农业生产建设师师长，1965年11月至1968年5月任陕西省生产建设兵团师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陕西省农建师师长，1969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陕西省第四届政协常务委员。1978年10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陕西省农业办公室副主任。1979年12月至1983年4月任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80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3年4月至1987年10月任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

【东征西战的红二十八军】

宋任穷

1935年底，中央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同志为军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是唐延杰同志，政治部主任是伍晋南同志。辖3个团。

绥德、吴堡战斗团编为一团，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再兴；

米西游击师编为二团，团长于占彪，政委柴成俊；

清涧红四团编为三团，团长杨琪，政委陈仿仁。

红二十八军成立不久，中央临时组建北路军，任命志丹为总指挥，我为政委。北路军除二十八军外，还有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和陕北骑兵团。任务是向响水、横山一带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北路军完成任务后，部队归还原建制，接受新的任务，志丹和我仍担任二十八军的职务。

1936年2月中旬，我红军主力挥戈东征，准备东出山西、河北、察哈尔一带抗日前线，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久，二十八军奉命由吴堡北上，向神木、府谷进发，打通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使之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神府根据地，以牵制绥德、榆林的国民党军，策应主力红军东征。国民党驻陕北的高桂滋和姜梅生等部得到二十八军北上神府的消息后，前堵后截，妄图阻止我军去路。我军屡挫敌军，在短短一个月内，先后在清涧、绥德、吴堡、米脂、佳县的重要城镇，打击敌人，胜利进入神府苏区。我党机关报《红色中华》多次报道二十八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其中3月23日，以《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已取得联系，红二十八军与神府红军会合了》为题，报道：“我军最近在吴堡、绥德一带积极向北发展，17日在米脂以东某地击溃高桂滋部5个连及保甲50余人，缴获步枪几支，敌人大部溃散，一部退守土寨。20日，我军与神府红军会合于佳县以北之某地方，仍继续向北发展，在西七区将高双成部杨向之营2个连全部消灭，计缴获步枪80余支、短枪6把、机枪2架，……俘获敌营长1名、排长2名、士兵90余名。现我军正向太和寨方向乘胜追击中。”这里所说的20日的战斗，是指杨家堰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战斗只用了1个多小时，全歼敌人1个营。这次战斗得到地方同志的很大支持，神府特委同志亲自给我们做向导，神府老三团也赶来参战追歼逃敌。在这次战斗中，三团团长杨琪同志身先士卒，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献身。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打通了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的联系。3月下旬，中央电命二十八军从佳县以北东渡黄河，破坏晋军在罗峪口和黑峪口之间的沿河防线，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十五军团迅速打通奔赴抗日前线的道路。3月31日晚，我们开始渡黄河。王兆相同志率领神府三支队随二十八军同行。当我军出其不意接近对岸时，敌人才发现，急忙以火力阻击。我军战士冲上岸拔掉了岸边两个中心碉堡，经过一场激战，消灭敌守军一个营，占了罗峪口。罗峪口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镇子，我们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任命王道三同志为主席。罗峪口苏维埃政府旧址我们接着向北，很快打下了黑峪口，破坏敌防线30多公里。随后我们又由北向南，准备同十五军团会合。进入临县白文镇时，接到中央军委急电，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机攻占中阳县三交镇，牵动和调动敌人，以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主力红军背靠老苏区。我们即从白文镇出发，接连打败临县、方山、离石、柳林和中阳来犯之敌，4月13日到达三交镇附近的留誉镇。三交镇是中阳县西部靠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河西是陕北苏区的绥德县境。该镇南北两面环山，西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镇内有重兵把守，沿河有坚固的工事。

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志丹同志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在观察敌情时不幸左胸中弹，伤势很重。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志丹同志抬到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志丹同志因大出血已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我把志丹同志牺牲的消息电告党中央，派人护送志丹同志的棺材过黄河，运往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红军东征的胜利，震惊了蒋介石，先后调遣30多万军队进入山西，协同晋军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令东北军、西北军进攻陕北根据地，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党中央认为，困难当头，双方决战，无论谁胜谁负，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称快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命令红军于5月初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二十八军随红军主力于5月初回到陕北。蒋介石拒绝我党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调兵遣将，“围剿”陕北根据地。

党中央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积极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主力红军西征。西征的红军组成西征野战军，分两路从延川地区出发，向陕、甘、宁边界地区挺进。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为右路。此时二十八军由宋时轮同志任军长，我任政委，属右路军。

定边和盐池打开后，二十八军奉命在这两个县驻防，两个团在定边，一个团在盐池，军部设在定边。在定边和盐池驻防期间，部队在搞好整训的同时，主要是向人民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领导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首先建立区乡革命政权，之后成立县革命政权。还成立了不少群众团体，如抗日救国会、青年救国联合会、抗日少年先锋队等。并组织赤卫军、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我们对开明地主采取团结的方针，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对其中拿出粮食支援前线的人，我们还赠送“团结御侮”的锦幛予以嘉奖。定边、盐池一带回族较多，我们在工作中注意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回族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起来，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和回民游击队等相继建立起来。回、蒙、汉族代表在定边举行了盛会，互表民族团结、驱逐日军、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心愿。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命令红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部，南下集中到西安附近。这时，国民党胡宗南、关麟征、曾万钟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被我击退。

为了追击敌人，中央军委令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和二十八军临时组成追击军，罗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根据中央命令，我们追而不击，主要防范胡宗南对张学良、杨虎城两部进攻。我们到平凉后停止追击，驻平凉、崇信。在此期间，我们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抗日救亡。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追击军的任务即告完成。

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示。按照中央决定，由红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组成援西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委，李达同志任参谋长，刘晓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先在镇原一带集中，准备相机援助和策应西路军。镇原东邻庆阳县，西接固原县，南接注川、平凉县，北靠环县。援西军进驻镇原后，家家户户或捐献粮食、猪、羊、蔬菜，或捐献鞋袜、现金，慰劳部队，以保军需。阎孟村的孟耀祖，经动员把他家的碉堡让出给四军做军部，又将40亩地让出供部队做操练场，并捐献小麦500多斤，四军给孟赠匾两面，一面书写“爱国可亲”，一面书写“民族先锋”。援西军在镇原等地广泛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扩大红军，派干部到国民党部队进行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当时的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经过做工作，积极同我们合作，支持抗日，为我军筹集粮食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37年7月底，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一、取消援西军；二、全部援西军立即开赴三原，接受改编。二十九军、三十军等编为一二九师。二十八军编入以贺龙同志为师长的一二〇师。

【刘志丹在红二十八军】

宋任穷

陕北人民的领袖、红军的杰出将领刘志丹为人民的利益英勇牺牲了。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切怀念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于1935年底，中央决定组建红28军，任命志丹为军长，我也调到红28军工作。从此，我和志丹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直至1936年4月他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英勇献身。我和志丹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四个多月，但是志丹的坚强党性和高尚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志丹是我的良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现根据我的回忆，把志丹在他生命最后四个多月里的感人事迹记述下来，以此表达我对志丹的深切怀念，表达我对陕北红军和陕北人民的深厚感情。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了解到这里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同志被关押等情况，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并采取坚决措施及时纠正了错误。

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了刘志丹，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们受委屈了！

刘志丹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不仅毫无怨言，还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受害干部会，这个会我参加了。会上宣布所有错案全部予以平反纠正。不少受害同志发了言，有些同志很激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志丹表现不一般。他最后发言，非常冷静，十分诚恳地说，中央救了陕北，救了根据地，救了我们的同志，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他还强调指出，不要认为我们做的什么事都是正确的，我们也有错误。当然，我们不是右派，但是工作中有没有右倾错误或其他错误，我们要冷静地回头想一想。并一再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我听了很受感动。志丹不愧为一位胸怀大局、品德高尚的领袖人物。

志丹平反后就和我一起工作，他曾亲自向我讲述他被捕的那段经历。1935年10月初，后方保卫局通知志丹从前线回瓦窑堡。他在返回途中，经过安塞县时，恰巧碰到通信员往前方司令部送信。志丹当时担任15军团副军团长，他威信高，通信员就把这封给15军团部的急件交给了他。志丹拆开一看，原来是要逮捕他的密令。当时，他未露声色，让通信员把信送到前方军团部，自己毅然策马奔赴瓦窑堡。他很坦然，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准备直接向当时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申明正义。同时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即可能被关押甚至被杀头。但他坚信最后一定会水落石出，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因此，他毫无私心和畏惧，过家门而丕入，径直到保卫局去，结果被抓了起来。志丹在讲述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时，语调平静、严肃。他认为，这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当地党组织犯的错误，应当吸取教训，丝毫没有一点个人的埋怨情绪。他一再向我表示：当时中央派来的同志不了解情况，我对他们本人没有什么意见。志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没有耿耿于怀，这件事情说明志丹以党的事业为重，他的党性和组织性很强。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1935年底，在瓦窑堡，中央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28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我为政治委员。下辖3个团，绥德、吴堡战斗团编为1团，米脂西游击师编为2团，清涧红4团编为3团。

周恩来亲自找我们几个由中央红一方面军派到红28军工作的同志谈话，嘱我们去了以后，要尊重志丹，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志丹党性强，顾全大局，十分注重维护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他对中央派去的干部非常尊重，并经常教育陕北红军尊重外来同志。他在许多会上讲，中央派来的干部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地方红军应当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我个人比志丹小6岁，对他很敬佩，凡是大事我们都一道商量着办，彼此推心置腹，没有丝毫芥蒂。由中央派来的其他几位同志也都和陕北红军的同志相处得非常融洽。

红28军成立不久，中央临时组建北路军，任命志丹为总指挥，我为政治委员。北路军除红28军外，还有由红26军改编的78师和陕北骑兵团。任务是向吴家坡、响水、横山一带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牵制北线敌人，相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红军影响。北路军虽然组建时间不长，但屡获战果，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完成任务后，原部队归还建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刘志丹和我仍担任红28军的职务。

1936年2月中旬，我红军主力改编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挥戈东征。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1军团、红15军团和红28军、红30军。2月下旬，我红28军奉中央命令，由吴堡北上向神木、府谷进攻，打通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联系，使之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神府革命根据地，并迅速发展苏区党的组织和壮大地方武装力量，巩固抗日后方，牵制敌军，策应主力红军东征。我红28军屡挫敌军，迅速向北推进。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先后在清涧、绥德、吴堡、米脂等十多个重要城镇，打击了敌人，胜利进入神府苏区。

3月20日的杨家墕战斗打得很漂亮，充分显示出志丹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这天，当我们到路家沟时，当地群众报告，敌军86师杨向之营正在我前10里远的杨家墕抢劫粮食，奸淫妇女，危害百姓。我们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志丹向群众仔细了解了敌人的兵力和装备，摸清杨家墕的民情和地形后，当机立断，决定集中兵力消灭这股匪军。

他作了周密部署：1团由北向南，正面主攻；2团绕道西侧山下，切断敌人退路，阻击西面来的增援之敌；3团在南山沟内埋伏，歼灭溃败之敌。

志丹一声令下，冲锋号四起。1团首先发起冲锋，敌人毫无准备，顿时乱成一团。2团也在西山开火合击。敌人朝南山沟底溃逃，我3团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敌见走投无路，纷纷举手投降。这个战斗总共只用了1个多小时，全歼敌人1个营。这一仗我们打出了威风，附近几处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志丹领导的28军来了，没等我们打，就连夜逃走了。

一个月来，陕北红军的同志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战斗的实践表明，陕北红军是一支政治素质良好，战斗作风硬朗，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部队进入神府后，3月下旬，神府特委和特区政府召开盛大的欢迎祝捷大会。当地群众兴高采烈，有不少老百姓从远道赶来，要亲眼看一看刘志丹。当地群众不称呼志丹为军长，都亲呢地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志丹面前，拉着志丹，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陕北人民就是这样爱戴自己的领袖。

毛泽东率东征大军渡过黄河以后，由晋西分兵两路向东推进。正当我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逼近同蒲铁路时，阎锡山急忙调兵堵截，阻止我军开往抗日前线。3月下旬，中央电令我28军从佳县以北东渡黄河，破坏晋军在罗峪口和黑峪口之间的沿河防线，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15军团迅速打通奔赴抗日前线的道路。

我们很快打下了黄河西岸的沙峁头，在贺家川一带积极进行渡河的准备工作。志丹下令1周内建造5条渡船。群众听说是给红军部队造船，积极性很高，表示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如期完成。木材不够用，有的人把自己家的门板卸下拿来，有的人还献出准备做棺材的木料。时间紧迫，船工们昼夜倒班干，终于1周内造好了5条渡船。

与此同时，志丹和我一道详细调查了附近渡口的守敌和两岸的地形、地物等情况，志丹等还登上山坡，仔细观察对岸敌军的工事设施和驻防情况。最后，我们把渡口选在沙峁头附近天台山下的一个村。这里两岸陡峭，河面较窄，水流湍急，敌人防守不严，加上这个地方是窟野河与黄河的交汇处，不易被敌人发觉。

3月31日晚上，我们开始渡黄河。出发前，志丹接见了全体船工，向他们敬了酒，感谢他们对部队的支援，鼓励他们不畏艰险，帮助红军快速渡过河去。担负突击任务的我1团1连和2连1个排首批登上两只木船，船工迅猛向东岸划去。当我军出其不意接近对岸时，敌人才发现我们，急忙以火力向我阻击。我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岸，拔掉了岸边两个中心碉堡，很快占领了李家梁，接着1、2、3团相继在拂晓前渡过黄河，占领了罗峪口。

罗峪口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镇子，地处晋陕交通要冲，市面比较繁荣。新成立的镇苏维埃政府主席王道三同志当时还年轻，对筹集粮款支援红军打仗很积极，是个好同志，但是对党的某些政策理解不够。他上任不久，发生了一起我新政权没收商店货物的事，引起了工商业者的恐慌。志丹对执行党的政策非常认真，不允许有偏差。他知道此事后很恼火，对道三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这样做对实现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更多的人抗日的危害性。道三同志很快认识了错误，他亲自登门，向商店主人道歉，归还被没收的货物，纠正了错误，在群众中影响很好。

我们接着向北，很快打下了黑峪口。进入临县白文镇时，接到中央军委急电：令我28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机攻占中阳县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我们即率部队出发，接连打败小股之敌。

4月13日到达三交镇附近的留誉镇。三交镇是坐落在山西中阳县西部靠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南北环山，西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镇内有重兵把守，沿河有坚固的工事。志丹对同志们说，越向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镇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苏区的联系。为了打好这一仗，志丹亲自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接到中央电告的当天，我们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电报内容，并对打三交镇作了如下的部署：1团攻打南山，2团攻打北山，3团为预备队，担任警戒和阻击前来增援的敌人。

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我军指挥部设在南山顶上的党家寨，距我1团阵地不远。1团很快从东南面攻上山，进展顺利，接连拿下敌人的许多碉堡。南山守敌见势不妙，全部撤到北山固守。志丹同志便命令1团向北山攻击，与2团夹击北山之敌。时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的情报不准确，以为敌人只有1个营，实际上是1个团部、两个营，还加上个炮兵连。志丹和我商量，让我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到1团阵地去看看。我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和参谋等随志丹一起去。

志丹到了前沿阵地指挥部队作战，在观察敌情时，不幸突然左胸中弹，伤势很重。志丹断断续续地对裴周玉说：“告诉政治委员，请他带着部队消灭敌人，坚决把三交镇攻下来！”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身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因大动脉出血已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陕北人民的领袖志丹，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了，年仅33岁。裴周玉向我讲述了志丹中弹的经过。我们非常悲痛，肃立在亲密战友的遗体旁，脱下军帽致哀。我对在场的同志们说，刘军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更多地消灭敌人，为刘军长报仇。我们把志丹的遗体抬上担架，把军大衣轻轻盖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地送下山坡。我把志丹牺牲的消息立即电告中央。我们赶紧筹划船只，制作了一具棺材装殓志丹的遗体，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流泪，与志丹诀别。然后，派人护送志丹的棺榇渡过黄河，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志丹离开了我们，红28军仍像志丹活着时一样，坚守阵地，继续战斗。黄昏时分，我们又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狠狠打击了敌人，三交镇的大部被我攻占，但是未能拔掉敌人设在制高点上的碉堡。入夜，我们认真分析了战局，估计太原守敌必来增援，为了避免更大损失，按时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决定由1个班留守阵地，拖住敌人，大部队南撤。

部队到康城，我便到总部先后向毛主席和彭德怀同志汇报了志丹牺牲的经过，以及红28军渡河后的战斗情况。红28军经过多次战斗，人员不断伤亡，三交镇战斗后，全军只剩700多人。部队虽然减员将近一半，加上三交镇没有打下，志丹壮烈牺牲，指战员们非常悲痛，但是部队的士气仍然很旺盛。志丹在指战员中的威望很高，志丹带出了这样一支好部队，因此志丹牺牲后，我们指挥部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红28军的同志们，就像听从志丹的指挥一样，听从我们的指挥。我由衷地敬佩志丹，对红28军广大指战员怀有深厚的感情。

5月初，中央命令红军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我28军随红军主力回到陕北，胜利完成了东征使命。

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

【周恩来讲述刘志丹革命经历】

1935年12月，中央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任命裴周玉为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第二十八军特派员。

周恩来副主席来到瓦窑堡找这批派往红二十八军工作的人员谈话。

周恩来主要向大家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从全国形势谈红军的发展，

二则阐述了派遣他们去红二十八军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做好团结工作。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陕北苏区主要是红二十八军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的，我们没有这块苏区作后方，困难就大得多！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外人或‘土包子’，更不能排除土生土长的干部。要尊重刘志丹军长及所有干部战士，要当小学生，不能指手划脚。我们是客人，客人就一定要尊重主人，不能喧宾夺主。”

接着，周恩来给大家讲述了刘志丹的革命经历——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读书时，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作斗争。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入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回西北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1928年初，被派往以中共党员许权中为旅长的陕军新编第三旅，任参谋主任。不久，率一批干部到豫陕边界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培养赤卫队骨干。4月，参与领导了以新三旅为骨干力量的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起义失败后，他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在就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期间，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为建立革命军队而提出的大胆创见，即以“红色”“白色”“灰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这里的“红色”，是指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则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为此，刘志丹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进行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任副总指挥、参谋长、总指挥等职。他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1932年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他仍负领导责任。次年5月，他奉命随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南、华县地区作战，失败后率少数人奋勇作战突出重围，9月返回照金苏区，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同年11月，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刘志丹任师参谋长，不久改任师长，率部北上合水、庆阳，与陕甘边游击队、关中游击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互相配合，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春，他以劣势兵力九战九捷，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和14个游击支(中)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军政干校校长，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

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合，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任总指挥。他率两军主力，在陕北游击队配合下，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等战法，经过两个多月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敌大量有生力量，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壮大了红军和游击队，在20余县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使根据地扩大到东临黄河、西接环县、南至淳化和耀县、北接长城的广大地区，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8月，在陕北、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指挥红军主力，集中兵力在慕家塬、定仙墕地区首歼国民党军晋军一个团，迫使晋军撤回黄河东岸。9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他与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了劳山战役。后来，他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但始终坚持原则。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后，当了解到“左”倾的严重错误，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等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了保卫局，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此后，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八军军长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红二十八军共有3个步兵团，每团5个连，共约2000余人。这支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是我军的一支主力军。

讲到这里，周副主席强调指出：“刘志丹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周恩来兴奋地同各位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询问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时，裴周玉说：“报告周副主席！我刚刚从医院出来，以前的马匹被摔死，枪支也上交了。请给我重新配备，以便上阵杀敌！”“没问题！”周恩来一口答应，并马上安排，使之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这些被派到第二十八军工作的干部听了周副主席的一席话后，深受启发与教益。他们到任后，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认真地工作，妥善处理上下级与干部之间的关系。

追随刘志丹打伏击在裴周玉的记忆里，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还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1936年初，刘志丹率部队东征抗日。刘志丹、宋任穷一行在奔赴前线途中碰到了正回瓦窑堡的党校三班班主任习仲勋。他俩跳下马来，同习仲勋紧紧握手。刘志丹语重心长地对老战友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希望大家不要想自己的委屈，而要坚持革命意志，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大众，不是为了个人。”习仲勋听了深为感动，心里想：一个人能这样一贯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真是少见。

同样，刘志丹对中央派到第二十八军来协助工作的干部，也非常尊重与信任。裴周玉感同身受：他与刘志丹共事期间，第二十八军内关系融洽、战斗力强。

裴周玉到部队一个多月以后，红二十八军奉命由安塞出发北上，拟从佳县以北渡过黄河，进人晋西北地区，配合南路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

当他们一行到达巡检寺时，飞马传来军委命令：要求红二十八军向神(木)府(谷)苏区挺进，打通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的联系。于是，裴周玉随红二十八军于1936年3月20日从巡检寺出发，经过两天行程到达佳县的花石崖宿营。1936年3月23日，由花石崖前进，准备奇袭高家堡之敌。为此，需要通过百余里的白色区域与碉堡林立的封锁线。

这天，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正当中午时，裴周玉一行爬上了一个三四百米高、十来里长的山梁。在山梁顶上举目远望，光秃秃的黄土山梁蜿蜒曲折，重重叠叠，像一条黄色飘带，一望无际。

正在大家高兴地天南地北侃侃而谈之际，前方突然传来“停止前进”的命令，大家的话音戛然而止。原来，刘志丹骑在马上向四处瞭望时，突然发现左侧的山沟里有一股敌军，正与红二十八军同一方向前进。虽然还不知道敌人的数量和意图，但他果断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立即派参谋前去通知已爬过山梁的前卫第一团准备战斗。

刘志丹继续观察敌人，从人数和武器的多少，到毛驴有几头，最后他轻松地说：“山涧里的敌人是运送粮食的，只有一个排，是蒋介石给咱们送来的慰劳品。”随后他先对唐延杰参谋长说：“就组织机关同志去歼灭这股敌人吧。”接着又对大家说：“这股敌人只有35人，19头毛驴，既无后续部队，又无战斗准备。地形条件对我们非常有利，只要从山梁上冲下去，就可以迅速歼灭这些瓮中之鳖。我相信机关的同志一定能完成任务！”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保证完成战斗任务。”随后，部队挑选了60人组成突击队，并指定军部杨参谋担任突击队长还挑选了10余人组成骑兵班。

排兵布阵就绪后，刘志丹仍然在山头上居高临下观察敌人动静，亲眼看到有的敌人解开了棉衣扣子，歪戴着军帽，有的斜背着步枪一拐一拐地赶着毛驴。刘志丹兴奋地左手拍着裴周玉的肩膀，右手指着敌人，说：“特派员，你看这些狗熊的狼狈相，哪有什么战斗力呢?你去告诉参谋长马上准备战斗，不要让敌人爬上前边的北山梁。”说完，刘志丹和裴周玉、杨参谋及骑兵班长来到左侧山梁，用手指着说：“突击队分成两队，一路从敌人右侧这条山沟冲下去堵住敌人的后路，一路从那条山沟冲下去拦腰把敌人截成两节后，分割歼灭它。骑兵班要快马加鞭，从山梁上的右侧，隐蔽地赶到敌人将要爬上的那条山沟小路的前头，埋伏在山腰上等候突击队赶到后，同时发起冲锋，一举歼灭之。”刘志丹话音刚落，红军突击队官兵，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冲到了敌人跟前，用手枪和刺刀对准敌人的胸膛高喊：“缴枪不杀！”结果，未发一枪一弹，敌人就两手举枪乖乖地向红军投降缴械了。这次战斗从发现敌情到结束战斗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俘敌35人，缴获步枪19支、冲锋枪3支、手枪2支、轻机枪1挺、毛驴19头、粮食3000余斤，还解救了13个运粮的群众，而我军没有任何伤亡。

亲历刘志丹东渡黄河红二十八军进人贺家川一带后，进行强渡黄河的准备工作。裴周玉陪同刘志丹等军首长一道，有时跑到部队了解和检查渡河的准备工作，有时去村里找群众研究水情和船只的情况。一天，刘志丹和裴周玉同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交谈。老大爷说：渡河有三不过，春汛(凌汛)不过，夏天特大水情不过，刮黄风不过。春汛眼看就要到了，上面河套里一解冻，房子大的冰块顺着河水往下推，船一下水就会被撞坏。刘志丹听后，果断地做出决定：在春汛之前过河！

罗峪口是山西临县直通神木、榆林的一个重要渡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阎锡山派一个小团的兵力凭着碉堡工事固守在此。红二十八军经过多次勘察，最后将渡口选定在罗峪口西南的河西岸，那里山陡河窄，水流湍急，正是敌人最易疏忽的地方。

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渡河战斗打响了。部队从贺家川的窟野河向黄河前沿运动，第一团第一连作为突击连，首先登上两只木船，似尖刀一样迅猛地向对岸进发。当快要抵达对岸时，敌人发现了我军渡河意图，机枪、迫击炮仓皇地向我军射击。战士们奋力把船划向东岸。船还未靠岸，就一边以火力还击敌人，一边争先恐后地跳进寒冷刺骨的齐腰深的河水，涉水抢渡上岸。经过一阵激烈的争夺战，第一团第一连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接着第一团主力迅速登岸，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人纵深阵地发起进攻，攻克了敌人的碉堡，并多次打退了敌人的反扑，控制了渡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河。裴周玉随军部机关第三批登船，渡过了黄河天险。主力部队渡过黄河后，在罗峪口与敌展开了激战，全歼敌一个小团，俘虏400余人，解放了罗峪口，缴获大批粮食等物资，并分给当地群众。这是渡过黄河的第一次战斗，这次胜利得到总部的高度评价。

红二十八军渡过黄河后，在临县白文镇与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在白文镇休息了几天后，红二十八军接到中革军委命令：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山西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特令红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三交镇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河西是陕北苏区的吴堡县境，该镇沿黄河东岸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防御体系，构筑有坚固工事和碉堡，并有1个主力团和保安团固守。

1936年4月13日，红二十八军到达留誉村，刘志丹军长不顾疲劳，爬上西山去观察三交镇方向的地形和情况。走在路上，他对指战员说：咱们越向南走，离中央红军就越近了，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好向毛主席献礼！为了打好这一仗，刘志丹几天几夜也没有好好睡一觉。

1936年4月14日拂晓，红二十八军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当听到第一团那边攻击不太顺利时，刘志丹便和政委宋任穷商议，让宋留在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自己便带着裴周玉、参谋和警卫员等几个人一起，亲自到第一团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听取敌情介绍，研究战斗部署。

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刘志丹仍然提着望远镜，向阵地的最前沿走去。他一路上走得很快，裴周玉气喘吁吁地跟着往山上爬，一直爬到距敌不到百米的一个小山包上。这个长不到100米、宽不到30米的光秃秃的小山头，和敌人占领的山头相对峙，中间隔着一条小溪，小溪的西头与黄河汇合处的南边就是三交镇。

刘志丹所在的那个山头是敌人火力压制的重点之一，上面无任何工事和隐蔽物，他们一行只好爬在山头棱坎下观察敌情。从这个山头上看去，镇上房屋巷道都历历在目，敌人的来往活动隐隐可见，我方的战斗进展他们也都看得一清二楚。

刘志丹爬在山顶上，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观察敌情，裴周玉和警卫员几次劝阻说：“这样危险！”但刘志丹非常兴奋地说：“小裴，你看这个山头不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所吗?”刘志丹把所观察的敌情与部队战斗进展的情况，让通讯员一一通知第一团，并告诉他们应该采取的攻击手段和措施。尔后，他坐在地上拿出小本子，把前线战斗情况给宋政委写了一封信，让通讯员跑步送回军指挥所去。通讯员临行时，刘志丹笑着嘱咐说：“你告诉宋政委，过了中午请他进三交镇去喝胜利酒。”

正当部队打开通往三交镇道路的时候，敌人的一挺机枪，迎面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刘志丹伏在山头上的一个棱坎后面，一手撑着地，一手拿着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对裴周玉说：“特派员，你看见了吗?机枪是从小庙旁边那个碉堡里打出来的，等会儿部队冲上去一定要把它夺过来，带给陕北根据地人民做纪念。”裴周玉立即回答道：“好，一定夺过来，敌人活不了几个钟头啦！”

此时此刻，刘志丹看到：有的连队成排或几十个人向敌人一个碉堡发起冲锋，但都被敌人强大的火力阻击，战士们的伤亡很大。他甚至看到黄光明团长亲自带领一个排向敌堡冲锋陷阵。刘志丹随即把参谋叫到跟前，要他马上去转告第一团：不能光凭勇敢蛮拼，要讲究战术，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参谋领受任务后，即刻向前飞奔而去。这时，山包上只剩下刘志丹、警卫员和裴周玉3个人了。

他们迎风站在山头高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密切注视着战斗的进展。突然，敌人的一挺机枪射来一梭子弹，正好射中刘志丹的胸部，他两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裴周玉见此情景，将刘志丹抱住，忙喊道：“警卫员，快去叫医生！”

裴周玉发现子弹是从刘志丹左胸部穿过去的，碰着了心脏，伤口处流血很少，只见他的土灰色棉军衣的左胸处有个枪弹打穿的洞孔。他面色变得蜡黄，呼吸极度微弱，昏迷过去。裴周玉急忙把刘志丹抱到山坡后边，找个隐蔽平坦的地方放下。

稍待片刻，刘志丹神志略微清醒，睁开了眼睛，环顾四周，想用双手撑着身体坐起来，用劲抓住裴周玉的手，以极微弱的声音说：“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只见他嘴唇动了几下，但再也听不见声音了。医生赶到时，刘志丹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周玉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