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胜利村的那些故事 (十六）

吴卫平

　　下乡第二年的5月（1970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守田捻手捻脚的走到知青屋墙根，怕是惊醒了大家，就把半个脑袋探进窗口，然后招招手把一位男知青叫到门外。就一会儿，那男生回屋来，脸上绽开了花，掩不住的喜悦和激动，大声说：我抽上去了。没等大家转过神来，他才说明白队上推荐他去钢铁厂了。这个消息，对我们知青来说，应当是好消息，才下乡一年，就有知青被抽上去。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明天，觉得回到城里去有了希望。

两天后，我们从地上干活儿回屋，发现炕上少了一套行李，这才明白，他已经走了，去城里干活儿了。大家未免都有些失落。一连几天，知青点有点沉闷，一个个早早儿的躺在炕上，眼瞪瞪的望着屋顶，男生和女生，都在想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何时能走？下一个走的是谁？最后走的一个会是我吗？女生们叹息，自言自语：我们女的也能抽上去吗？ 如果上面下来名额，也早开了后门。大家情绪低落，连续几天把自己关在屋里。

就在大家都闷闷不乐时，邮递员送来一份电报，张秀珍母亲突然病逝。从杭州回村也就个把月时间，母亲突然去世，对张秀珍的打击很大。是回杭州？还是不回去？摆在张秀珍面前一个难题，也让我们感到为难。

1969年回杭州，多半是逃票扒火车走的，在家近2个月，没有钱，也没有口粮，呆不下去了，生产队给我们每人邮寄80元钱路费，这算是急人之难，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了！现在，张秀珍想回家也没有钱，一去一回，生产队也没有那么多钱可预支。

母亲突然去世，女儿的心里难过，我们的心里也不好受。几位女生轮着劝秀珍，陪她一起哭、一起流泪。

村妇女主任赵桂兰是位老党员，两个女儿焦卫华、焦秀华平时和我们在一起干活，也常来我们知青屋玩。我们也经常去她家蹭饭吃，过个什么节日，总给我们带些好吃的，或者叫我们一起搁家去上炕吃饺子。

赵桂兰是赶马车把式焦英的媳妇。1953年在富锦县太平川乡胜利村时就入党，后又去锦昌火磨厂（用电磨面的工厂）做工。对象焦英参加抗美援朝去了朝鲜，4年后复员回家和赵桂兰结婚。三个月后又赶上征兵，村里有四个征兵指标，少一个兵员，焦英就和带兵的说，找不着人，还是我去吧。这一去又是4年。赵兰珍没有一句怨言，去就去吧，家里的活我能顶下。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后，她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委员，兼大队妇女主任。

赵兰珍担心秀珍姑娘想不开出点啥事，因为，母亲去世后，秀珍经常一个人往草甸子跑，我们也不能每天不干活陪着她。赵兰珍就把秀珍接回自己家去住。整天里耐心劝导，还把好吃的都让给她。等秀珍想通了回自己屋住，大家都说她胖了。

　　能不能被抽调到城里去，成为我们的一个核心话题，女生们想的就更多一些。

北大荒农村从来是男多女少，所以女人稀贵，我们知青下放队上也有感觉，这农村女的结婚生了娃，就不用下地干活。老乡们有句话常常挂在嘴边：“关东老婆山东牛”。意思是说：山东的牛值钱，冬天盖被子，夏天打扇子和关东女人一样值钱。

村里有好多个奔40的“跑腿子”（没取媳妇的单身汉），邓永山、独眼老何、余长江和余长林兄弟俩、机器手陈福荣和陈福田兄弟俩，还有好多个比我们大几岁，快20出头的小伙子，也没有配上对象，心里急得慌。

副队长王永年媳妇韩永琴老是在心里打我们女知青的主意。有一天，我在家值日做饭。韩永琴手里拽一把大葱走进屋里，说：吴啊，婶子给你们弄些大葱，等晌午前队上分了干豆腐，卷大葱蘸大酱可好吃呢！说着，她朝东西屋探头张望一眼，说：小吴，向你打听个事儿，小张姑娘在家里处对象了没？我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她们有没有对象，有了也不会告诉我呀！

韩永琴又说：西头南林村好几个杭州姑娘嫁人了，不用干活儿，像个老娘们被前后侍候着。我说：我不管那事。接着，我赶紧把她轰走了。

等大家收工回来，我把韩永琴来说媒的事给大家说了，几位女生没有生气，倒是开玩笑说：她家老王是个东北美男子，又是副队长，能给让出来吗？

　　1970年5月，我所在的红星大队开始重建党团组织，大队党支部和团支部相继建立。我们胜利村是第一生产队，有三名党员，王守田、孙德才、赵兰珍。王守田担任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书记是第二小队的牛兰芳）王守田当上书记后召集三名党员开会，生产队长朱青林、副队长王福年、民兵排长张祥、会计毕长太、出纳王清国、记工员郝景治，女青年焦淑卿、朱凤乔、还有我和曾庆丹代表知青参加。

会上定下来让曾庆丹参加共青团的筹建工作，所以要她赶紧打一份入团申请书；朱凤乔担任民兵排付排长；焦淑卿担任小队妇女队长；王守田对我说：你就帮张祥搞民兵排工作，担任文书。我想好歹也是个“官”，就说：我会好好干的！

会后，张祥找我和朱凤乔商量工作，说：吴啊，民兵排工作很重要，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出政权”我们可要轰轰烈烈干一番。朱凤乔马上接下说：妈呀！咱就好好干活，要拿政权干嘛？我就说：目前，全国都在学习浙江江山县的勤俭大队，他们搞的“红脚梗”（农民）学哲学很火红。我们也组织村里的青年学习哲学。

张祥忽地站起来，用手在我肩上重重拍一下，说：好主意，吴啊，你就当哲学老师，我们明天就开会。

　　7月，我去参加兴隆公社第一次知青政工会议，会上围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一辈子干革命”的话题展开激烈讨论，好多个知青到台上表态：要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有的大队知青还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宏伟蓝图，而且一边说一边呼口号，一边还泪珠沾满脸。会场气氛十分热烈，群情激昂，看样子，大家铁了心要在这农村过上共产主义才罢休。我也仅仅是纳闷：如果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农村了，这农村就说明没有发展和变化，那就没有希望了。但是，我还是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心里打一个小计划，回村后就把社员学习哲学的活动搞好。会议结束，公社党委书记赵宗良、副书记王殿普，党委委员王永清都在会上讲话，鼓励我们知识青年好好的干，前途是光明的。

知青大会后，知青的地位提高好多，有当队长的，也有当会计、当老师和赤脚医生的。县里和公社的一些个工作队，也有知青参加。

兴隆公社知青会后，我又去参加富锦县知青政工会议。会上议论的最多的是，知青在农村该走向何处？有知青说：把生产队交给我们知青吧！我们也能建设一个新的“大寨” ；也有的说：我们要建设一个苏联集体农庄那样的新农村，用康拜型代替锄头和镰刀。我不由得打内心赞叹：难得的激情岁月！当时，知青们说的最多的一句激动人心的话是：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县革委会分管“五七办”的领导王玉珍，非常激动的对知青说：你们说的太好了，北大荒是你们知青锤炼成钢的大熔炉！你们就是中国当代的保尔.柯察金！

　　 民兵排长张祥比我大四五岁，小学没读完，当上排长、新官上任，做事积极性很高，对我说：吴啊！你刚从县里参加会议光荣回来，你就给我当秘书吧。我觉着好笑，说：你一个“土八路”，还雇秘书。

我在干活之余也阅读了许多的书，就把学到的知识和故事，讲给大伙儿听。那时，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学哲学。浙江的江山水泥厂和江山勤俭大队是学哲学的基层先进单位。我自告奋勇当上了哲学老师。

隔三差五，一伙年轻人坐在一起讨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为什么猫儿能上树，却不教会徒弟老虎去爬树？北大荒的农民竟然跟着我开始学习并走进哲学的殿堂。在北大荒插队的岁月里，那些日子是最开心的，白天干活儿就老是抬头看太阳，盼等落日头。晚上，大家都把小学校当成了“青年之家”。农村的姑娘十七、八就嫁人，过了二十还在家，做爹娘的就担心。可是，自从村子里有了年轻人的组织，大家经常在一起，就有了念念不舍的情感，好多姑娘都躲着上门说媒的，就是不想离开这个集体。

我把在县里开会时几位知青的豪言壮语说给大家听。提醒大家：革命的青年，不能白天忙活在地头，晚上梦幻在炕头。屯子里的年轻人大多只读到小学四年级，看的书不多。我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大家七嘴八舌问：冬丽娅为啥把那么好的小伙子给踹了。我就说：这就是乔尔维亚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这解释，更把大家拽入了坑里。 在富锦太平川乡念几年书的李广波眨眨小眼睛，然后说：这布什么克就是工人阶级，村里打铁的老岳二叔和大黑赵就是这个工人阶级，乔啥娅的就是那些个抱个窝的老娘们（女人生孩子)，我媳妇儿怀上了不用干活就是资产阶级的乔啥娅！我和大家听了李广波的解释，有点迷糊和纳闷，有点好笑，但也觉得有道理。年轻的姑娘们说：那俺以后结婚不生娃，照样下地去干活，否则成资产阶级老娘们了。李光波说：生娃儿也可以干活呀！人家大寨铁姑娘，怀里奶着孩子还爬山坡去搬石头呢。姑娘们说：人家能行，俺也要当铁姑娘。

每天晚上，在村里的小学校，胜利村的一帮子年轻男女，在快乐的学哲学中寻找自己的乐趣。

　　村里不通电，到了晚上如果是个阴天，漆黑一片；村里的路又是坑洼不平，走道不小心就摔跤。但是，一批年轻人学习的劲头实足、热情高涨。家里有马灯的就一路招呼着，几个人一起走道。到了小学校，四五个马灯在教室一摆就当照明灯。

年轻人在一起，学学哲学，说说理想，白天干活忙，晚上也希望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大家都说：学到了知识，增进了友谊。我也深有体会，日子过得有意义了，烦恼的事就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