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范生涯

安然

　　作者（摄于师范毕业时）

16岁那年，我高中毕业上了曲靖县师范，学制两年，校址曲靖县第二中学旁（曲靖县越州公社潦浒村），入学通知书是这样描述的。

1979年的9月下旬，我终于接到了学校邮寄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与其它学校开学相比整整推迟了一个月呀，个中原因就是曲靖县师范把当年考试成绩好的一部分学生强行压到县师范录取，名曰：提高师资水平。因担心考生和家长纠缠，斩断后路，故推到最后一批录取，让考生和家长无从选择，我就是“受害者”。

家里为我准备了些读书用品后由我父亲送我到学校。早早起来，我们父子俩就背着行李走路到曲靖汽车总站坐曲靖到潦浒（35公里）的班车，辗转来到学校，已经下午了，完成了报到注册，住宿安顿后，父亲赶下午的班车回去了，我开启了两年的师范读书生涯。

　　图片：校外二中运动场和参天古树

曲靖县师范学校是一所新建的学校，位于县二中南边，仅一墙之隔，占地面积10余亩，坐西朝东，东西长，南北短，就好像是从县二中向南边重新拼了一所学校。学校建筑都是一层楼的砖混结构的小平房，摆布也很简单，对着大门的中央大道可以直接看到尽头的厨房，走进校门，右边是篮球场和公厕，左边是菜地，然后是横着相隔较近的两排教室，每排有三个教室，教室面积倒是很大，与两排教室相邻垂直并与中央大道平行而建的是学生宿舍，这部分算学生读书休息活动区域，再往西走，左边是教师宿舍和办公室，右边是划到各个班级和小组的菜地，再往西走，对着路的是伙食堂，右边是一个小水塘，是同学们浇菜取水的地方。

曲靖县师范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特别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和人才，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和全国一样，曲靖地区师范培养师资的规模和速度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从1976年秋季开始，撤销地区师范，由县级开办师范学校，承担各自的师资培养任务。曲靖县就是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在原来的曲靖五中里租房办起了第一个师范班，以后每年基本上都是从全县的民办教师中招收，一直到1979年秋季招生才在应届高中生中招录学生，也就是这年，县师范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学校，然而好景不长，在新学校，我们上一年级师三班与我们共在了一年，我们下一年级师五班也与我们共在了一年，也只有我们一共在了两年，1981年秋季开学，县师范学校又搬到曲靖当时的啤酒厂旁的新学校，直到1982年秋，地区师范重新扩大规模新建招生，各县师范除陆良、宣威师范保留外，全部撤销县师范，到1984年曲靖沾益撤县建市后，曲靖县师范学校改为曲靖市教师进修学校。所以，县师范学校从办学到整个学校划拨给县二中，就刚好是我们读师范两年的时间。选在这里办师范，从县城搬上搬下，这么折腾，我到至今都没有弄清当时作决策的人是怎么想的。当然，学校拆掉围墙就划归县二中倒真是县二中的一件大喜事。所以写潦浒师范必然写到县二中，它仅仅存在两年就变成了县二中的校园。

　　图片：原曲二中校门及四合院图书室

曲靖县第二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始建于1956年7月，校址潦浒龙凤山，占地94亩。校门外是学校活动场，被中间道路分开，右边是几块篮球场和田径场,左边是草坪,道路两旁和草坪四周古树参天,是师生们体育运动和背书学习、休息散步的好地方,每到下午放学，整个活动区域到处是人，这个部分占了整个学校的三分之一。

我们学校与之比邻的是二中的教学生活区，围墙隔着，二中的大门与我们师范学校的大门也几乎在一条线上。走进县二中学校大门，见有一个小四合院，院内除了建有一个图书室外，住着一些单身老师，成了家的老师和校领导住的是与之相邻的小平房（校领导往套房）。再往里走就是教学区和学生住宿区，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建筑，据说学校里的教室、学生宿舍包括道路绿化基本上是历届老师带领学生们开展勤工俭学干出来的。与我们师范学校的布局一样，再到后面就是学校分到各个班级的菜地和水塘。县第二中学见证了曲靖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为曲靖，乃至全省、全国培养了一批批建设人才和劳动大军，也沉淀了一些校园文化底蕴，一度时期，学校办学如日中天，名声大噪，学校硬件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学生、家长、社会对这所学校趋之若鹜，一批批呕心沥血，教书育人，德高望重的老师至今还在社会上常常被念起，甚至被提拔重用到全市重要岗位，一大批学生踏入社会后逐步成为了社会政界、商界、科学技术界的精英和名流。学校办到2016年，因诸多原因，有的说是因为留不住老师，留不住学生，学校办学水平严重下降，招生规模越来越小，不值得再办下去了，麒麟区遂宣布撤销该学校，教师，学生分流到区直有关学校。历经沧桑，曾经辉煌的县二中在办学60周年时被画了句号。不，对于曾经的老师、学生们来说是感叹号！他们每当说起，都会为之遗憾、唏嘘——

　　图片：潦浒古桥与新桥

我们学校所在的山梁叫龙凤山，说是山，其实也不是山，学校的南面、西面和北面都是较为平坦的丘陵地块，村民们主要的农作物收入就靠这些山地种植收入。之所以叫山，是相对于潦浒村子来说，相对海拔200米左右，坡度也算陡峭。学校与潦浒村相邻的半山坡上是一条通往曲靖和潦浒瓷厂、煤蜡厂的公路，承载运输车辆。

站在公路上放眼望去是老东山，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归国有林场管理，往下看是一个不太宽的南北大河谷，南盘江顺流而下，整个潦浒村尽收眼底。潦浒村东边小村与西边大村由一道古石桥相连，人们都叫潦浒大桥，古称广济桥，有广济民众、普度百姓之意。据《古越州志》记载，这座用巨石相拱而成的大桥，由潦浒村人许万才主持修建，于1874年动工至1879年，历时五年。桥身长100余米，共五硐（孔），每硐高10余米，宽6米，其间未用过一块木板，真可谓巧夺天工，掐指算来距今已有一百二十余年的历史了，是迄今曲靖最大的一座石拱桥。每当河水暴涨之时，立于河岸，极目远眺，好似猛龙过江，壮美至极，走上桥顶，俯视滚滚南流的江水，凝神静思，对人世间难免发出一些感慨！

这座古桥，也和人一样，历尽磨难，终究逝去，我查了下资料：2013年9月4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冲垮了这座质朴的古桥。虽然生命不能复活，但物化的形态还可以还原，2013年10月，致力留住乡愁的人们又综合考虑到洪水频发的状况，以砖石的坚硬和钢铁的质感，在原址上重现了古桥的风姿和苍茫。一个文人墨客是这样描述新桥的:“新修的古桥与先前建成的广缘桥、陶瓷文化广场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桥上那些新砌的古砖，犹如农村女人素雅的唇，悠远而性感。清晨，脚踏古桥，手抚桥栏，放眼眺望，盘江如黛，绿柳葱茏，稻田连绵，草木葳蕤，胸中自有“小桥流水人家”的别样韵味；黄昏，迎着夕阳蒸腾的雾气，静听江水行走的声响，遥想古桥曾经的孤寂和神秘，游走于江水之上的情感，在盘江的奔流中，糅合着表面的平静和内心的波澜，弥漫了整个身体，让你从历史的缝隙中感受了久违的静谧；这座古老而年轻的桥，能承载百年的历史沧桑，也能与潦浒儿女一道创造万年的辉煌”。写出这样的文字，发出这样的感慨，祈求这样的祝愿，估计这位先生（女士）与我一样，对潦浒，对古桥有着深厚的感情吧!我除了师范读书两年，还在潦浒小学教书四年，还真是经常到古桥上去看风景。

　　图片：潦浒传统长龙古柴窑依坡而建

在我父辈们的意识中，潦浒是叫猫猫石的。猫猫石，其实是潦浒的旧称，古时候潦浒的河道内，有一块中空的巨石，每当水浪吞吐其间，便发出类似“喵……喵”的叫声，猫猫石因此得名。其实，猫猫石之所以名声远扬，又得益于猫猫石的土陶闻名遐迩。资料记载，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当地就用瓷土制作土陶器。春秋早期陶器在潦浒南盘江东岸的贝丘遗址发现了青铜时代的夹砂灰陶。距今约2700多年，也是目前中国现存龙窑数量最多的地方，通过对横大路古墓群中出土的“三足陶鼎”的研究，不难看出曲靖潦浒土陶曾经拥有过的辉煌与荣光，得天独厚的陶资源造就了潦浒柴烧陶。潦浒陶原矿中含氧化矿物质丰富，氧化铁含量适中，并且砂土以石碤沙为主，粘土和沙土配合而成的陶泥耐火温度可高达1300摄氏度左右，且不含高岭土，不石化玻化，属铁系纯正土陶，经柴火高温烧制，让陶土产生一种温润、沉稳、内敛之美，烧制后，矿化结构稳定，物理强度极高。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村子里顺坡而建的长龙土窑已成为永久纪念和展览保存，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式的大窑烧制工艺，潦浒土陶已经由过去只会烧制坛坛罐罐到生产各种陶器，茶具，工艺品，适应现代人多元生活需要和鉴赏、收藏追求。除此之外，潦浒还以它独有的陶土、褐煤资源和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优势在村子北边建有瓷厂，生产各种瓷碗、瓷器、陶瓷工艺品。建有煤腊厂，专门生产飞机等机械用油。村子南边的大窑湾村专门烧制建房的红砖，一度时期，城乡建设和私人民宅建房用砖，那是要托关系才能订得到的。

现如今，到越州陶瓷小镇去参观去淘宝的游人络绎不绝，感叹潦浒之所以能实现现代文明的华丽转身，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得益于潦浒悠久的办学历史（包括潦浒小学一直是县教育局直属的农村重点小学）和人才的培养，作为潦浒人，在家门口就享有良好的教育资源，自然也成为了潦浒人的福祉。曾经的过去，一有人问起，“你是哪里的人”？“猫猫石的”！声音很大。“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猫二中毕业的”！很是自豪。的确如此，相当一部分制作生产陶器的工匠和窑主都是我们教书那个时候的学生，只是那时候他们还小，要主动叫我，才知道他是那时候的学生。

　　图片：潦浒土陶工艺实现大跨越

在我的潜意识里根本就没有要读师范这个概念，社会上对教师这个职业没有认同感。教师，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排名都远远靠后，事实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志愿目录排序上师范学校也是放在后面的，似乎就是供考试录取成绩上线但考分比较低的那一类学生选择填报的。1979年高考报了志愿后，我问了下曾与我一起去县三中插班学习，由庄家圩学校选送的冯富禄同学报了什么志愿，（他当年考试成绩157分，录取分数线151分），冯富禄说，他报了县师范学校和地区农机化学校，担心被县师范录取，准备要去教育局改志愿。我内心还在想，你那点成绩也只能读师范。可想而知，师范在同学们中的位置。他知道我的成绩，问我报的什么学校，我告诉他，我填报的是省级财校、卫校，邮政、交通学校四个志愿。他说，你275分，那么高的分数，全县第二名，肯定被省财校录取。结果，他在曲靖城里读了地区农机化学校，我到很远的猫猫石去读了县师范，所以刚到学校的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很是懊丧和低落。

其实，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不管是县二中，还是我们当时的师范学校，由于远离城市，甚至还是穷乡僻野，这本身就是对人心智的一种锻炼和考验，小小年纪，就离开家人和父母，对一个人生存生活能力的培养和学会人与人怎样友好交往相处，这在教科书上还真找不到。既然原来希望的省城读书的愿望破灭，个人的追求也只能融入时代的潮流。开学一个月，学校和老师就为什么要大兴师范教育，教育在党中央吹响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号角中，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作用中，何其重要，教师职业何其任重道远，教师教书育人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

在学校老师的鼓动下，一时间，仿佛读师范才是最好的选择，国家建设发展舍我其谁?同学们热血沸腾，各个立下誓言，要好好读书，报效祖国!所以学校的入学教育何其重要!我也开始释然，重新调整心态，调整人生目标，来之安之，重振精气神，开启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新的学习征程，我总结我的人生，最大的特点一是能随遇而安，快速适应新环境，二是喜欢读书，把读书作为成功的奠基石。我想，我要在不喜欢的环境里把这两年的书读好。

单从读书这个角度来说，选择在潦浒这个半山顶上办学倒确实是个好地方，除了两所学校外，周围都是农户耕种的地块，没有任何干扰，特别那时离家又远，交通出行也不方便，基本上是一个学期回家一两次，周末顶多是到潦浒村的集市上去逛一下，大多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师范学校和全国的中等专业学校一样，国家负责学生的生活、学习等所有费用，伙食标准:每月14元钱、33斤粮，比起在家和高中时代的生活水平，已经是算很好的了，那时家里除了给点零用钱让买点穿的或是乘车用，就基本不用再花钱了。师范学校是新建的学校，教室宿舍都是崭新的，教室通风透亮好，面积也算大，我们班60名学生也不算挤，住宿每间房子放四张高低床，安排8名学生，由于学校一年只招了一个班，所以整个校园师生不超过150人，很是清静。我们上个年级的学生基本上是从社会上招考的，年龄与我们班悬殊有点大，显得很成熟，他们可能除了读书学习外，还要考虑婚姻家庭什么的，所以与我们班的同学交流不是很多，我也顶多会与李航、陈顺达、解智几个家乡来的师兄有所接触，他们与我们共同在了一年就毕业了。1980年9月，也是与我们这一届一样，从应届高中生中招录了师五班，他们的年龄与我们差不多，交流就多了些。

总的来说，八、九十年代，由于信息不畅，交通不便，毕业后除了后来工作在一起或是工作有交际外，同学间好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联系的，有的同学或是校友从毕业至今都没有见到过。

　　图片： 师范学生住宿

师范学校教职工先后有20多人，这在当时和现在按师生比都是算高的了。负责招生的金自霖老师在学校临时负责了一个学期后就调走了，县委政府和县教育局正式委派时任潦浒小学校长的何泽彬老师担任我们学校校长。潦浒小学与城里的北关小学一样，是由县教育局管理的农村直属重点小学。何泽彬校长，那时年龄50岁左右，身材高挑，饥瘦，皮肤黝黑，嘴巴有点鼓，好长一段时间在潦浒学校与师范学校间“走读”(住潦浒小学)，尽管没有上课，但他是曲靖教育界学校教育管理方面为数不多的几位行家之一，他也自谦的说，师范学校是中等教育，怕胜任不了，教育局派我来，我是硬着头皮来的，好在师范学校是培养小学教师，我对小学教育还是有深厚感情的。果不其然，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师安排上，实践证明，何校长是有一套的，学校老师对他也是很信服的，何校长享有很高的威望，校长一直当到县师范学校撤销改成曲靖市教师进修学校后期。据说，他主动让贤，推荐了丁仕林老师接任校长,自己当了书记。1993年左右，何校长退休后不几年因患癌症去世。这一代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比忠诚，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从来不会为自己和家人谋取丁点私利，家属和子女也一直生活在越州西关农村老家，没有一个人出来工作。追悼会上，我两眼婆娑，过去师范那个朴实得不像个校长的校长，其实是很令人尊重的！

师范学校的老师基本上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由各个中学或单位调入的，毛树森老师，云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县五中教书，我们班的语文授课教师，二年级时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后任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县级曲靖市教委党委书记、主任。查培德老师，由四中调入负责学校后勤管理工作；师范撤销后调八中任总务主任；丁仕林老师，西师大毕业后一度时期受挫落实政策后调入，我们班的代数学科老师，后任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邢友佩老师，云师大毕业后被定为右派分配到鸡街学校从事后勤工作，落实政策后调入，担任我们班的物理教师，师范搬曲靖后调沿江中心学校；朱开荣老师，由某个企业调入，教我们班的化学，后照顾夫妻关系调到某厂工作；黄宝华老师，由三中调入，任我们班的历史教学，学校搬迁后调三中工作，担任过校长、教师新村管委会主任；李云才老师，由部队转业后安排到师范，任我们班的政治课，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学校搬迁后调县教育局人事科工作，后又调市劳动局担任科长。校医，李仲碧医生，由部队军医转业安排到师范医务室负责医务工作，其妻子安排在二中做校医。一部分是直接从大专院校分配来的，龚野老师，曲靖师专毕业分配到师范，任师五班的数学课，班主任，二年级时担任过我们班的教材教法教学，学校搬迁后调四中任教；尹红，女教师，师专毕业后与龚野老师一起分配到师范任五班的语文课；胡连明老师，省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师范，担任我们班的美术，音乐课教学，他主要是学版画的，学校搬迁后调市建委下属的公共汽车公司任过经理。一部分老师是临时课程需要外聘的，宋天育老师，从五中聘到我们学校担任我们班的几何课程教学的；何序春老师从二中聘到我们班任语音普通话教学的；赵初贤（县二中郑洋老师妻子）聘到我们学校任我们班的教育学、心理学课程；一部分是县师范自1976年办班以来优秀或特长学生留校的，一班留了李辅邦老师，年龄大，头脑灵光，吃得苦，讲话幽默风趣，开一辆手扶拖拉机，主要负责学校后勤采买工作，一直在教师进修学校，一段时间借到市教委开车；袁文生老师，个子高，篮球打得好，主要负责饭菜票发放、伙食堂管理，上过我们班的体育课，学校搬迁后调市一幼儿园负责财会后勤工作，后调市体委工作。师二班留了甘运祥老师，写得一手好钢笔字，主要负责学校的文印教务工作，一直在教师进修学校；孙明增老师，做事认真踏实主要是负责学校办公室的工作，学校搬迁后到环城中学工作，担任过校长，后调到市民政局工作，担任过副书记。最后，就是学校厨房员工，除了李祝英（许开甲妻子）一个正式职工外，还聘了郭毛嚯（后为李辅邦妻子）和张双兰（师五班张再毅之双胞胎胞姐）两个临时工，起初是教育局熊副局长的姑娘，其出嫁后，才是郭毛嚯顶上，学校搬迁后，李祝英又调回了二中，张双兰回到老家越州小学担任民办教师，90年代末转为公办教师。

图片：师范毕业时留影

我们师四班当年共招收了60名学生，来自全县10个公社（单位）。东山（2）：刘文茂（病故），陈跃起；越州（6）：颜光耀、李卫华、刘华国、陈玉彪、许开云、张云生、郭富生；茨营（4）刘贵明、王石党、何小水；三宝（12）曹水春、李培勇、陈德玉、巴克涛、董德云、周群奎、李二宝、张玉才、牛光林、牛绍峰、牛贵生、牛金华；沿江（4）郑云祥、唐跃宇、孙永增、张昆荣；珠街（9）王家云、唐学勤、何齐成、翟应东、翟联安、吉学宝（病故）、何建明、宋发宝、陈发昌；城关（14）陈云清、刘晓玲、卢培根（病故）、黄建华、黄建、胥琼华、李正春、陈荣昌、崔刚、陈淑惠、刘秀珍、唐孝松、汤巧云、王安坤（病故）、；环城（7）毕锁芬、吴锁林、杨葆英、黄小兆、郑惠琼、 张留美、卢彩莲；铁路（总站）单位（2）顾琼丽、杨丽莉；似乎没有西山，潇湘公社的学生。60名学生中，女生13人，除了五、六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学是步入社会后参加高考的以外，其他都是应届高中生。后来我才了解下，师四班生源除了主要来自曲靖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外，珠街、三宝、环城公社生源最多，其原因得益于这几个公社率先办了社办高中，师资力量相对集中，办学水平就相对好一些，所以，当年考取的人数较多。像沿江公社采取村办高中的做法必然叫停，五个村五个高中班（鸡街、新圩、庄家圩、牛街、小坝圩）仅仅办了两年就撤销，我们这一届高中毕业后，公社就整合资源，抽调骨干教师集中到公社所在地办了第一所第一届社办高中。从此，我的家乡的教育质量才真正提升了起来，社办高中也只办了一届。

1983年底曲靖沾益两县撤销合并成立县级曲靖市后，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格局正式形成，普通高中集中到城里办，由市级负责，各个公社集中办好初中，各个大队（行政村，一段时间叫乡，公社改为区公所，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办好村完小。只有沿江和越州在初级中学里加办高级农业中学，到八十年代末，越州农中改成越州高级职业中学，与初中分开办学，沿江农中与初中（一中）一直在一起，两所高级职业（农业）中学到1994年才正式撤销，集中到县级曲靖市南关村选址办起了高级职业中学，后来学校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校址又迁至沿江乡。因为我经历了这些教育历史上的变迁，所以有感而发讲讲这些题外话。

70年代末，国家刚刚改革开放，除了城乡在生活环境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外，同学间无论是家庭经济收入还是政治地位差距并不大，基本都来自农民家庭或是普通职工家庭，同学们衣着简单朴素，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大致相近，多数同学基本上是从学校到学校，加上教学方式变了，由过去的升学教育转变成了教师素质教育，同学们都能平等友好相处，也会互相关心照顾，相处十分融洽。老师们大都住校，师生交流互动频繁，也十分关心学生，整个校园尽管人少但充满活力。

　　师范学校设在潦浒，基本上是当年选址当年建成当年投入使用，大的硬件工程是有了，小的配套设施还是没有完全跟上，没有像样的实验室、图书室，校外活动场所也非常局限单一，仅有一块篮球场和室内乒乓球桌，音乐室也只有一台脚踏风琴和一台手风琴，所以不爱好文体活动的学生的课外活动基本上是三三两两走走路，吹吹牛。刚刚入学时，大门外的进校大路都是土路，第一个学期才由师三班和我们班分任务用三合土铺炼的。每个学期除了县教育局轮流安排几场电影外（露天电影一般安排在县二中大门外的草坪上），文化生活比较枯燥。

　　图片：师范毕业后20年聚会

刚进校时，同学间的正常交往是与原来的熟悉程度为圈子的，初高中就是同学的，课后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一点，一个学期后同学间的交往就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更多的是选择爱好相近、相处投缘、感觉舒服的同学在一起，逐步形成各个紧密程度不同的朋友圈，我总体来说性格属于中性偏内向，与班上大多数同学们都能正常友好相处，但紧密程度高的还是与几个三宝、珠街的几个同学关系最好，以致到了寒暑假就会相互邀约到对方家去玩，就连我们彼此的家长都知道我们在学校处得好的同学的名字，这种关系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灵犀，尽管不经常联系，但心理就是有一种莫名的记挂，相处没有任何功利，唯有的是在任何时候都希望对方过得好，有时，就是别人提起这个人的名字，听到后都会高兴。

其实，到了有这样关系的同学或是朋友，人的一生是没有几个的，可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己吧！人生觅一知己足矣，讲的就是这种关系。还有一种关系就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人帮过你，是自愿的、无条件的，你也会一辈子记住他，巴海常，后改成巴克涛，性格更加内敛，师范住宿，他住下床我睡上床，两年的近距离相处，我们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摩擦和不愉快，后来工作又在一起四年。可以说，我们相处一直像亲兄弟般，记得那是师范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们班到学校对面的东山去为学校厨房打柴，每一个学生好像是有一个斤数标准要求吧，我俩就一起去一起担着柴回来，到了潦浒大桥对岸，我已经汗干力尽，无法向前迈步了，他跟我说;“你在这里歇着，我把我的柴送到学校交了，再来接你”。要知道，我过去虽然在家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那是做薅锄手上的活，背东西也没有问题，可肩挑确实不是我长项，何况，我那时就1.39 米的个头39公斤的体重，确实够呛! 我正愁着怎么把担子弄回去的时候，巴克涛真的来接我了，我真的很感动，他往返要一个多小时啊，现在挑着柴到学校那是还要上好长的一段陡坡路的。他，就是感动我一生的好朋友。当然，我也是喜欢助人为乐的，在师范读书两年，班级都划了些地块做菜地分到各小组去种，分配任务，开展评比，我是第一组的组长，既要带头完成自个份内的翻地播种、浇水薅锄任务，还要帮助其他的同学特别是城里来的女同学种菜浇水。新建学校往往不配套，有时停水停电，特别遇到停水，同学们就要到校外的沟壑里去提水抬水，路还远，我自己总是连别人用水都一起解决了。当然啰，同学之间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与五班的一个同学就因打饭插队发生口角导致肢体冲突，估计在他们的心理会留下一辈子的阴影。

我与上下两个年级的校友和老师的交往也如此，与三班的老乡几个处得好一些，特别是李航，他曾经在高一年级的时候教我的数学课，后来只知道他去读书了，到了师范才知道他是到师范深造了，倍感亲切。陈顺达、解智两位师兄一直对我都很好。除此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彭隽老师了，他是当兵转业回乡当了民办教师考入师范的，年长，在部队就入了党，那时，师范学校党员很少，教师、学生只能成立一个党支部，他是学校支委班子，负责学生的群团工作，我进师范的第一年就是请他做我的入团介绍人的，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了师范当时为数不多的新团员之一。我下一个年级的同学与我们交往的就更少了，客观上沿江集中社办高中这一年没有毕业生，从县属高中毕业进入师五班的学生也很少，更多的是在以后工作中接触和了解的。师范学校除个别教师离家近的一点会走读外，大多都是住校的，老教师和年轻教师各占一半，成了家的老师，也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学校，顶多是有读中学的子女可在隔壁的学校读书留在身边，像丁仕林老师、查培德老师、何泽彬老师子女都在二中读书，但家属都不在身边，年轻老师基本都是单身汉，其实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相当一部分在农村早就订了亲，过了礼，当出来读书、工作时，才发现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差距和难以调和的矛盾，开始都爆发出自己对人生命运的不甘心不屈服。于是就开始了退婚、扯皮持久战，有的直接吵到了学校，三班的同学绝大多数是民办教师进来的，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于是，潦浒师范两年，学校师生中演绎了不少爱情婚姻裂变的传闻和故事，三班本来女生就不多，我们班13个女生，自然成为了年轻教师和大龄青年学生群雄逐鹿的对象，他们充分利用原来就与某老师认识的优势和机会创造各种在一起谈情说爱的机会，开展恋爱攻势，一度时期，读书成了副业，围墙外，大树下、土路边成了他们幽会的好去处。后来，我才知道，在这场恋爱、婚姻大战中有的浴火中生，凤凰涅槃，终究抱得美人归；有的丢盔弃甲，缴械投降，农村老娘也不是好欺负的；有的豪情万丈，悲戚而终，由衷感慨：读书谈恋爱不现实啊！

凡此种种，实实在在的反映了那个年代年轻人渴望幸福的婚姻价值观，更反映了中国农村女性在婚姻中的被动地位和诸多不幸，实际上一直延续至今也没有多大的改变。

　　图片：同学相聚

师范两年，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中学的延伸，穷乡僻壤，远离城市，远离人群，远离喧哗和诱惑，最使人心情怡悦的就是校园里大喇叭传出来的《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些催人振奋的歌曲。

　　可能是我当时年龄还算小还是打小就酷爱读书的原因，我对时下的环境很快也就适应了。爱读书一直是我的爱好和特点，小时只恨可读的课外书籍少，课本教材简单，所学的知识单一、零碎、肤浅，现在经学校老师们讲讲教育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教师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未来对小学教师全科知识结构要求和一些学科知识全面性系统性专业性要求，越发感觉知识恐慌和当好老师的危机，我重新被激发起了强烈的学习欲望。师范学校尽管教师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但无论是教师水平还是教师的敬业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准确的说，那时师范教育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教材，都是学校和老师们根据老师的知识内在要求和学生现有知识状况进行精心设计和安排的，我感觉我的师范两年在知识全面性系统性上是实现了质的飞跃。我是理科生，初高中（村办）时，一方面教材简单，另一方面教师知识水平局限，好多知识是混沌的，师范学校宋天育老师使我全面学习掌握了平面几何、解析几何；丁仕林老师使我真正学习掌握了代数、函数、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排列组合等知识；他们数学知识面和教学方法大大的刺激了我翱翔数学海洋的无限灵感，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我在中学就遇到这样的老师，我肯定在数学上有所造诣。回想初中老师上几何课的场景，我深深理解了误人子弟的真正含义，曾经有人说，当年教你们初中数学课的某个老师是“茶壶煮饺子，有嘴倒不出”，现在一对比，原来他那茶壶里根本就没有饺子。语文课由毛树森老师担任，毛老师本身就是云南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其教学水平在当时应该算一流的了，对我来说语文水平提高很大。其它学科的老师都很爱岗敬业，李云才老师教政治等课程使我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黄宝华老师虽然一大黑板一大黑板的写某历史事件的经过和历史影响和历史意义，口若悬河、讲的嘴两边白沫子淌，但真正填补了我历史知识的空白，特别是何序春老师给我们上的语音课，更是终身受益，因为那时我才真正是从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开始学的。音乐美术过去更是没有接触过，师范才从头学起，教育学、心理学也基本上是从最基础的学起，教材教法是教师将知识教给学生的转化方法和技巧，以后，这三科合起来叫教师资格证考试。一直到现在都是进教师队伍的门槛。物理和化学两门学科其实也是我的强项，我初高中本身就学的扎实，师范两年倒只是一般性的得到了提升，究其原因，一是那时师范物理化学没有教材，基本上是高中的一些知识内容的一些拓展和强化。二是教我们化学的朱老师是从企业调来的，第一节课才开场白后就无话可说了，连他自己都嘻嘻：“我是第一次上讲台，不知从哪讲起，我实在讲不下去了”。身子躬着，两手搓着，我估计当时他大脑一片空白，一时间课堂寂静，气氛紧张，朱老师就更加显得尴尬，只有草草收场，当同学们反应过来后，都很理解他，所以并没有起哄，幡然醒悟后都说，没事没事。实际上朱老师的化学学科水平还是很高的，以后他克服了心理障碍，精心准备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我的化学深度和难度都在师范得到了新的突破。物理课是邢佑佩老师授课，从力学基础开始，邢老师本来是云南师范大学毕业的，听说刚毕业时正好遇到反右扩大化，就因为他不合时政的一句话就被定为右派，下放到我的老家鸡街小学给老师们做饭，实际上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月才拿18元工资，一做就是18年，1979年平反后就调师范教书，由于耽搁的时间太久，知识渐渐淡忘，加上他人也上了年纪，显得老态龙钟，性格、谈吐和生活习惯都显得不合时宜，上课已经明显反映迟钝。有一堂斜面力学方面的课程教学中，他在上面提问，下面学生回答，对学生的回答，他十分认真机械的重复了几遍“不一定”，从此，一些学生就给他起了一个诨名：“不一定”。我当时就觉得这已经显示出一些学生对邢老师的不屑和极大的不尊重，但我没有制止这种对老师不尊重的底气。

我与邢老师在老家就熟了，他是大理人，被划成右派后安排在鸡街小学做后勤工作多年后，才与学校外十队的李小娥结婚成家（算上门吧），李小娥是我家族一个婶子的亲妹妹，所以算起来我们是亲戚，邢老师确实难于胜任师范教学任务，这是我当时的直感，以致邢老师到沿江中心学校工作至退休时才评了个初级职称，若干年后我回老家还时不时的看到他到鸡街农贸市场去摆小摊或是卖春联（邢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认识他的人与他打招呼，他很从容，也显示出幸福的样子。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国家人才损失和个人悲剧。因为他白皙的面庞，英俊的外表，倔强的性格，可以看出他年青时确实有着骄傲的资本。但谁又愿意去了解或理解你的过去呢?

　　图片：作者生活照

1981年初，曲靖县要进行人大换届选举，头年12月，就要进行选民登记，开展人代会代表选举工作，我没有年满十八周岁，被我们班列为为数几个之一的没有选举权的公民。这个时候，我也才对我们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多多少少有了些认识和了解。

最后一个学期，教学任务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安排实习和毕业前的一些工作。实习除了大部分学生安排到城里的北关小学、城关小学等学校外，其余的都安排到潦浒小学去实习，我被安排到潦浒小学四年级甲班实习，鮑登龙老师是班主任，教数学，伏关寿老师教语文，鮑老师、伏老师自然成了我的第一个指导教师。后来才知道，鲍老师是师一班，伏老师是师范二班，师二班的同学1977年9月入学，在城里的五中借读办学，基本上是从民办教师中招录的，在学校只上了一年的课就安排到全县各个学校去实习了，实习后也就再也没有回校，甚至没有毕业典礼仪式，实习结束了在哪个学校就分配到那个学校。两个老师都为人厚道，教书认真踏实，我开始跟他们听了一个星期的课以后，他们也就放手让我上讲台上课，转眼实习期就结束了，至今我甚至记不得当时哪些同学在潦浒小学，实习期间是否在潦浒小学食宿还是回到师范学校食宿而早出晚归，因为师范学校离潦浒小学很近。实习结束后，同学们都回到学校，开始作毕业鉴定，收集建档材料，照毕业相，同学间抓紧时间留言叙旧事，展未来，暗恋对方的男女同学千方百计的创造时机表白示好，原来以为漫长的两年，突然觉得时间如梭,言语未尽，学校开始不平静了，即将离校入职和恋恋不舍的矛盾心情，对人生未来的美好理想、憧憬、和分配不确定因素的忐忑、彷徨，复杂的气氛弥漫了整个校园，有关系的在跑上跑下，没有关系的在侥幸中等待。

学校开始征询个人分配意愿，我没有大的奢求，希望能分配到沿江去教书，离家近，也能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绵薄之力，我似乎充满信心。后来才知道这只是学校的一个程序性的工作，也只能是同学们所思所想的一厢情愿，调查摸底很不符合上面的要求。6月份，县教育局专门安排政工股长张小安老师到师范学校与校领导一道研究分配方案，张老师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中华美德，到祖国发展、民族振兴离不开教育，尤其小学基础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讲到国际国内的形势需要，由此过度到我们这代师范生的历史重任，需要我们立志到祖国最需要地方去，一句话，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服从分配，到艰苦地方工作无尚光荣。于是，我想起了战争故事片中，总有大战到来时首长们的战前动员，那气势着实让人热血沸腾，同学们立志报国的宏图大愿被声声唤起，纷纷写下请战书，决心书，保证书，立志当一名合格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师范生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大有教育报国，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大都遵规守纪，学校毕业工作很平稳、很顺利的进行着。一直到7 月初，学校才正式宣布分配方案，我与王家云、巴克涛3人分配到县农村直属重点学校潦浒小学，翟联安分配到县二中作教务工作，其他同学除了直接分配到县城直属小学（北关、城关、新生、向阳）外，均分配到各个公社参加二次分配到各个学校。要求7月15日前报到，7月份领半个月工资。

两年的师范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带着遗憾，带着希望，带着梦想，带着美好，带着欢笑，带着自豪，我们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一直到1991年我到市教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也才真正弄清当年同学们的分工去向和师范搬走后老师们的去向。次年，毛树森老师已经是市教委书记、主任一肩挑了，有一天，我陪毛老师坐车一起到潦浒下乡调研，车上，我向毛老师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毛老师，您是我师范的语文老师，又是我的班主任，对我很了解，当年师范分配如果按成绩分，我进北关小学应该是首当其冲，没有哪个成绩超过我，如果按哪里来哪里去，我也应该分回沿江，因为我们沿江籍同学只有4人”。毛老师笑了笑说，“我是潦浒人，潦浒小学是我的母校，又是县的重点小学，何校长又是从潦浒小学的校长岗位上调来的，你们几个学习好，人又老实，我和何校长商量的结果，就是把你们3个分到潦浒小学”。听了毛老师的一席话，得知当年分配内幕后，我反倒少了些遗憾。

事实证明，老天对人是公平的。当年高分被卡了读师范的同学们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小学，在后来的岗位上大都能脱颖而出，我们班先后有14人改行到不同的市县单位，成为潦浒师范办学历史上出来从政最多的班级，有的主政一方，工作风生水起，有的在自己的分管工作方面大显身手，就是一直留在学校教书的同学大都在学校任职或被评为高级职称，教学成绩赢得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和好评，除了少数早已在农村成了家的十来个同学一直在农村中小学外，大都先后调入城里的学校。其实，当我踏进师范这道大门不久后，我就为能当一名教师感到无尚的光荣，多少年过去了，知道我的人都会叫我一声“郑老师”。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再寻觅当年的师范学校已物是人非，师范老师们也进入了只想清静的年龄，留下给我们同学的也只能是深深的回忆......

再见，亲爱的师范学校；再见，亲爱的师范老师；再见，亲爱的师范同学们！

结束语

已到了回忆的年龄，突然想把曾经的记忆整理一下，主要是为了记忆的不忘却，写给自己看的。好多情况我也没有去核实，也不想去核实，同时也借用些网上资料和照片，权当消遣，若有冒犯，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