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觅踪 图/文：陈进

我心依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在中原发现，从此拉开了中原商、周考古发掘的大幕。商、周正好处于农耕文明成熟期，一大批有规制的古墓、宫殿、城池被系统发掘，加上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研究，以及后来的青铜铭文等研究，使得中原商、周考古、发掘、研究都非常顺利，从而奠定了中原华夏文明中心地位，从中原殷商考古发掘中成长起来的考古研究队伍自然成为国内考古方面的权威、主流。
当中原殷商考古逐渐明了以后，考古的重心自然延申到更为久远的夏王朝。特别是国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进，从上世纪50年代起，寻找夏王朝都城的考古发掘活动在中原大地蓬勃开展，自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却依然是雾里看花，难以达成共识。
夏朝（4100年前——3600 年前）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朝共传14代，17后（夏统治者在位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关于夏王朝方方面面的争论很多，但夏王朝是大禹及其部落所创建却是基本的共识。
大禹作为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后人称为夏禹，成为上古时代传说时代与伏羲、黄帝比肩的贤圣帝王。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九州、奠定夏朝。
为什么一路顺风顺水的商、周考古发掘，咋一到夏王朝就不灵了呢？我个人认为夏王朝考古发掘从战术和战略两方便都存在问题，供参考！
首先，从战术上讲：
1、 中原商、周进入农耕文明，厚葬、大墓习俗也是这时才形成，所以中原很长一段时间主要靠发掘墓葬考古，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但大禹的夏王朝却不一样，属于游牧为主，游牧民族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薄葬，死后基本不大规模建坟墓。之前，在岷江流域与夏后氏部落分开迁徙，后分别形成的藏族、纳西族、彝族，同样也属于游牧为主的部落，同样也是薄葬，至今，这些少数民族基本都不留坟墓。不留坟墓，并不意味着这些历史不存在。
2、 中原商、周以后形成比较成熟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定规模的城池和一定规制宫殿群等，而属于游牧部落的夏王朝早期，显然不可能完全按这个规律来寻找，如果只按宫殿规模、墓葬规模来衡量游牧部落的夏王朝早期都城肯定是有问题的。
3、 商部落崇尚占卜，这在甲骨文发掘过程中完全得以证实，因为占卜需要，商对文字的需要比较迫切。而处于游牧部落的夏后氏一族，更加崇尚祭祀活动，完全靠文字记录和铭文来印证哪个时代是不现实的。没有文字证据，并不等于这段历史不存在。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仅仅是其中极少一部分。
从战略上讲：

中原华夏文明中心的历史形成，是黄帝、炎帝、大禹为主的部落集团由西往东扩张，与由东往西扩张的东夷集团，在中原融合发展的结果。要寻找大禹早期的都城，压根就不在中原，而在大禹部落迁徙来的方向——西边。因为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中原数十年来寻找夏王朝早期都城的失败。
2018年5月《人民日报》罕见发声，刊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文章《探索夏文化，方法与发现同样重要》，一针见血地指出：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是信史，本无疑义。
孙庆伟同时指出：探索夏文化，“方法”如果不是比“发现”更重要，至少也是同样重要。学术界之所以对夏文化没有形成共识，甚至有学者否定夏代的存在，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方法出现了偏差。
《人民日报》同时指出：北大前辈、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早已说过，“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邹先生不但主张夏代是信史，而且坚信考古学完全能够从古代遗存中鉴别出夏文化。
关于与大禹夏王朝有关的传说有很多，主要有如下地方：山西夏县、中原二里头遗址、中原新砦遗址、王城岗遗址、安徽禹会村遗址、安徽三官庙遗址、浙江绍兴等地。
仔细分析以上地方，都是商、周以后成熟农耕文化区域，也是这个时期以中原为中心的核心区域。中华文明文字成熟期也在这个时段，所以在这些地区根据有关传说，在文字成熟后形成大禹的文字记载是很正常的事。山西夏县、中原郑州周边都与大禹夏王朝中晚期政权有关。而安徽禹会村遗址、安徽三官庙遗址、浙江绍兴等地等都与大禹治水和涂山会盟有关，浙江绍兴会稽山还与大禹去世有关。
这些古籍记载，其实都说明一个问题：大禹部落或夏王朝曾经在此地有过联系。但都不能说明一个问题：大禹部落到底来自于哪里？要确定大禹来自何方？还得回到大禹的民族属性和其迁徙之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还原大禹一族的生活脉络。
刚刚揭晓的2020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中，“中国史前人群迁徙与族源之谜”名列其中。进一步证实了：苗蛮部落的北上融合于黄炎部族，黄炎部族融合于后来的大禹古羌集团，在东扩过程中，与由东往西扩张的东夷族集团在中原融合，发展成我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这些流传数千年的史前中国神话传说，展现了中国史前人群迁徙扩散及遗传混合的壮阔历史。

大禹治水的清白江、毗河与三星堆的位置关系

炎黄子孙

4700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登上历史舞台。黄帝：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又号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别号朱襄。
据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考证认为，氐羌同为姜姓，即同出于炎帝。山东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上海博物馆历史部、总务部主任童书业，更进一步论证：“‘姬姜’似即‘氐羌’。‘姜’之即‘羌’……‘姬’之即‘氐’。”这说明炎帝就是古氐羌部落的源头。
4100年前，黄帝、炎帝部落之后，逐渐演变成以大禹为首的夏后氏古羌部落，夏后氏部落首领大禹因治水有功，被拥戴为王，开创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自此，大禹为首的古羌集团，事实上已经是当时最大的政治集团。
从4700年前的黄、炎部落，到600年后的最大的大禹古羌集团，中间的过程是如何演变的呢？这个阶段正是文字不成熟的史前阶段，我们只有从星星点点传说记载中去串联这段历史。要成为华夏最大的部落、开创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必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独到的建树，只要从这几方面理清这段历史，大禹的夏王朝之谜，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在古代，部落之间的联姻就是最大的政治同盟手段。4700年前的黄帝、炎帝同盟，就是从黄帝的联姻开始的。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蜀山出西陵，及今天四川盐亭。关于嫘祖出生地，后来各种资料流传很多，嫘祖作为国母级人物，经常随黄帝出巡各地、并留下传说是极其正常的事，加上西陵这个地名比较中性，在后来的历朝历代中，只要有西陵这个地名的，都希望与嫘祖扯上关系，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是，一系列有关嫘祖的旁证都证明嫘祖与古蜀的关联。
1、 嫘祖是古羌人，是炎帝古羌部落中一支，能够与黄帝联姻，肯定也是古羌部落最大的一支。古蜀地就是古羌部落传统的迁徙和栖息地。
2、 古籍记载嫘祖为蜀山氏人，为黄帝正妃，黄帝的儿子昌意同样迎娶了蜀山氏女子。说明嫘祖和儿媳妇都是蜀人。从此可以看出，黄帝的孙子辈开始至少具有四分之三以上古羌血统。这不仅证明了嫘祖是蜀地人，还证实了后来史书上记载的，大禹作为黄帝的后裔出生在蜀地西羌的可行性。
3、 嫘祖是中华历史山第一发觉蚕茧可以织蚕丝的人，在她的带领下，人们用织出的蚕丝做成了衣服，慢慢的终止了靠树皮树叶兽皮为衣服的原始时代，嫘祖也因而被称为蚕桑之神，这基本算是史学界的共识。古籍记载嫘祖还亲自到蜀山氏部落，教会蜀山氏人把桑蚕驯养成家蚕，教会他们缫丝、织绸、织锦。在嫘祖的教化下，蜀山氏从纯粹游牧部落变成了第一代蜀王蚕丛氏，并开始在建立蜀王的家园。
4、 考古已经证明，古蜀国城池三星堆起步时间大约4600年前，与嫘祖的教化蜀山氏从纯粹游牧部落变成了第一代蜀王蚕丛氏时间点完全吻合。从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大幕。
5、明曹学诠《蜀中广记》引《仙传拾遗》记载一则故事，就说到当时广汉三星堆一带部族与蚕的故事：“蚕女者，当高辛氏之世，蜀地未立君长，各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遂相浸噬，广汉之墟，有人为邻土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马犹在。其女思父，语焉：‘若得父归，吾将嫁汝。’马遂迎父归。乃父不欲践言，马跄嘶不龁，父杀之。曝皮于庖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见皮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
故事大意说：有个叫蚕女的娴淑女子，生活在“高辛氏”年代，当时蜀地没有蜀王，都是些零零星星的小部落，难免会引起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吞并和战争。有一次，广汉城址被相邻的部落烧杀劫掠，蚕女的父亲也被抓去做了人质，家中只剩下一匹父亲平时乘坐的老马。蚕女非常思念父亲，于是就对马说：马啊，如果你去把我父亲救回来，我就嫁给你做老婆。这马听了蚕女的话，高兴得不得了，便偷偷地跑去把主人驮了回来。但是这个被救回的父亲一听说要把女儿嫁给马做老婆，就不干；马当然很生气，又是跳又是嘶鸣，还以绝食相威胁，蚕女的父亲也不是好惹的（可能他是部落中的一个首领），就一气之下把马杀了，剥下的皮和肉都晾在厨房中。这天蚕女从厨房中经过，那张马皮突然跳起来，一阵风似的把蚕女卷走了；过了几天，人们看见马皮落在对面的桑树上，蚕女变成了一条蚕，正在一边吃桑叶，一边吐丝把自己裹住成为一只茧。这个神话明显讲的是古蜀养蚕业在三星堆起步的故事，说明养蚕与古蜀及三星堆确有内在联系。
嫘祖开创的蜀绣就是中华首绣，蜀锦就是中华第一锦。
古蜀国
古蜀国，脱胎于黄帝、炎帝中华文明两大始祖部落集团，早期的游牧特点，也使古蜀国具备强大的军事能力，也是后来的大禹古羌集团成为华夏最大的政治集团的军事保障。
蜀，葵中蚕也。——《说文》，很明显蜀地是因蚕而得名，第一代蜀王更是直接使用蚕丛这个名字。完全可以这么说：古蜀国就是因蚕而生、因蚕而兴！这一切都源于被称为蚕桑之神的蜀女——嫘祖，也就是华夏文明的始祖黄帝的夫人。
丝绸在那个时候绝对是高端奢侈品，附加值高、重量轻、容易保存，这些都是贸易中最好的商品。举国种桑、养蚕的古蜀国，开始南来北往的丝绸贸易，包括中原、江浙等地，最远可以到达古印度、泥泊尔、古埃及等地。三星堆出土的印度洋海贝、象牙、古埃及风格的金器、权杖等，都证明古三星堆是非常繁华的丝绸之路中心。
约4150年前，大禹出生在岷江边的汶川。《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兴西羌”，并在《六国年表序》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上古时代洪水滔天，这给成年后的大禹练就治水本领提供了绝佳机会，首治家乡的岷江，如《尚书·禹贡》所言“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便是大禹在家乡岷江边治水的力证。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禹治理岷江时，采取了往东方沱江疏导岷江水的办法。纵观沱江流域，在该区域共有5条支流汇入沱江，分别是绵远河、石亭江、湔江、清白江和毗河，其中绵远河、石亭江发源于茂县九鼎山（汶川与北川间唯一的大山，同为古羌核心地盘），石亭江在什邡市境内有87公里，高景关以上称洛水，以下称石亭江，长29.5公里。河的源头为九鼎山东侧的二道金河（洛水）和头道金河（章水）。湔江是成都平原西北山区的一条重要河流，发源于彭州市龙门山脉中的太子城峰，三星堆旁边鸭子河就是其下游，也同样是古羌部落核心区域。青白江，也称清白江，清白江为沱江二级支流，水源来自岷江，上段为蒲阳河，通过都江堰枢纽蒲柏闸分流，向东，至彭县长寿桥始称清白江。毗河发源于都江堰岷江水系的柏条河，该河流至郫都区团结镇石堤堰，被分流为府河和毗河。
综上所述，沱江的5条支流中绵远河、石亭江、湔江分别发源于九鼎山和龙门山，水源均不直接来自岷江。只有清白江和毗河水源来自岷江的都江堰。大禹要把岷江之水导入沱江，唯一的路径就是在都江堰将岷江水人工导入清白江和毗河。清白江和毗河从都江堰引水后，流经了今天的青白江区和新都区，都在三星堆附近核心区域，当年古蜀国举国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织锦等，都需要大量水源，清白江和毗河很可能就是大禹部落人工开凿的河流。而且兼顾防洪、灌溉及生产用水。这也证明了大禹与古蜀三星堆属于同一个集团。由此可见，大禹是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第一人！其目的除了治理岷江洪水以外，主要还是为古蜀国种桑、养蚕、缫丝等生产、生活引水。只是后来李冰在大禹的基础上扩大都江堰的灌溉范围，更为人熟知罢了。 大禹在家乡岷江治水取得成功后，走出岷江，扩及九州，取得地平天成、民得陆处、九河归道、九州划定的丰功伟绩。
治水在古代是相当浩大的工程，其分量不亚于同期的都城建设。所以治水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治理水利的本领。
2、众多的人力。
3、巨大的财力。
要治水此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大禹部落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中原、江浙等地发生洪水时，人们如何能想到大禹？不可能发洪水时一时兴起，这说明大禹部落早就与这些地方有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丝绸贸易，大禹所在的古蜀王国，数百年前就因蚕而生、因蚕而兴，成为丝绸贸易中心，积累了巨额财富，在进行丝绸贸易的同时，也把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等技术带入中原、江浙一带。带入中原周边的形成后来唐宋丝绸之路核心区域，带入安徽淮河、长江流域这一支，成为苏州苏绣的源头。带入浙江一带，后来逐渐演变成杭州丝绸。这些项目的落地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这样就对大禹部落治水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保障。因为丝绸生产、贸易，使得大禹部落财力达到空前的规模。再加上大禹部落特有的治水本领，所以在遇到洪水爆发时，为了救助百姓于水患，同时也是保障种桑、养蚕、缫丝等需要的大量水源，才有可能为各地治水并取得成功，治水成为大禹集团最大的政治资本。 所以，中原周边的：山西夏县、中原二里头、中原新砦、王城岗以及安徽禹会村、安徽三官庙、浙江绍兴等地都留下了大禹治水的传说。而这一切都与古丝绸产地高度重合。这也说明大禹在各地治水，与蜀地一样，除了治理洪水，救民于水患以外，同时还为当地种桑、养蚕、缫丝等生产、生活解决大量增加的用水问题。
为什么在古籍中难觅大禹的丝绸贸易的踪迹？
在文字成熟时期，种桑、养蚕、缫丝已经在九州各地开展，丝绸贸易已经弱化。加上在远古时代一直重农轻商，商人一般被冠以奸商、贱商的名号，这一切自然就与华夏共主大禹脱钩了，而保留其最核心部分——治水。
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军事与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就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的历史上，真正成为世界商品的，主要有三种：丝绸、茶叶、瓷器。唐王朝之所以繁盛，也与其丝绸之路中心有着必然的联系。关于丝绸，三星堆的古蜀国可以说是因蚕而生、因蚕而兴，从而成为最早的丝绸之路中心，大禹的古蜀国同样因为丝绸而强盛。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中，出土了4台蜀锦提花机的模型，是第一次出土完整的西汉织机模型，填补了中国丝绸纺织技术的考古空白，这也说明蜀地与丝绸独特的关系。
远早于西安唐宋丝绸之路的三星堆南丝绸之路 我国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商品茶叶 ，也与古蜀地有着密切的联系。茶叶的发现，有说“神农尝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目前比较认同的观点神农就是炎帝，最起码神农与炎帝为同时期人物，与三星堆古蜀国同期。巴蜀地区，向为疾疫多发的“烟瘴”之地。“番民以茶为生，缺之必病。”（清·周蔼联《竺国游记》卷二）故巴蜀人俗常饮食偏辛辣，积习数千年，至今依然。正是这种地域自然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人们的饮食习俗，使得巴蜀人首先“煎茶”服用以除瘴气，解热毒。久服成习，药用之旨逐渐隐没，茶于是成了一种日常饮料。秦人入巴蜀时，见到的可能就是这种作为日常饮料的饮茶习俗。古蜀也是古羌人与藏族、纳西族、彝族进行茶叶贸易的茶马古道的起点。 古蜀国凭借丝绸和茶叶两大贸易，使其人力、财力在大禹时代都达到空前的规模，加上大禹部落为九州治水成功，而被拥戴成王，使三星堆为中心的古蜀国一举成为华夏文明发源之地，开创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

三星堆古城

三星堆，4600年前——3000年前，延续一千六百年的史前古城。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随后的几十年里也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
1986年两个埋葬祭祀器物的“祭祀坑”发现后，出土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加上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址，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立即突破了以前的认识，使学术界最终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明（不包括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三星堆的青铜器有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在夏、商两代都算最大的。三星堆金杖长142厘米，重780克，全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更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的。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不管从数量、品种、体量都是同时期之最，涵盖了良渚的玉琮、中原的玉璋等器物。三星堆还出土甘青马家窑、陕西石卯、中原等特点的土陶。三星堆还出土成套的祭祀神器、礼器等都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这些都表明三星堆的王者之气。
三星堆出土的夏商周时期独一无二的的金权杖 三星堆为什么是夏王朝早期都城？上面已经论述了黄帝、炎帝、黄帝夫人嫘祖、黄帝后裔大禹（夏王朝的开创者）、以及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商品丝绸、茶叶等与蜀地的关系，从政治、军事、经济上阐述了三星堆古蜀的发展之路，以及孕育了后来华夏最大的政治集团——大禹的古羌集团。下面几点旁证也将进一步证明三星堆与夏王朝的关系：
1、 三星堆始于4600年前新石器时代，完整穿越夏、商两代，是同时期已经发掘的遗址中唯一没有间断的城池。
2、 除了中原商周及以后遗址，商以前的文化遗址大致有：陕西石峁遗址、山西夏县、中原二里头遗址、中原新砦遗址、王城岗遗址、安徽禹会村遗址、安徽三官庙遗址等，包括更早的浙江良渚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这两处应该是同时期）等，把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加在一起，在品种、数量、体量上都不能与三星堆出土器物相比。仔细分析发现，良渚的玉琮、中原的绿松石、玉璋、陶器等，以及往商兼容的青铜器等，三星堆全都有，而三星堆有的金器、金权杖、青铜神树、象牙、海贝等这些遗址都没有。这足以说明三星堆是当时独一无二的的中心城市。
3、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三星堆城池面积在夏代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城池，甚至与比其晚两百来年商王朝最鼎盛时期都城面积相当！这也证明三星堆是夏商两朝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
4、 三星堆既是大禹曾经治水的地方，也是那个时代华夏最大的城池，同时也是大禹的家乡，在《尚书﹣禹贡》中，大禹将华夏分为九州，唯一没有三星堆？这是因为三星堆本身就是当时华夏首都，其余九州都属于三星堆夏王朝。在古籍中大禹曾经按九州的距离来划分应纳税的等级，距离越远等级越高（纳税越低），当时扬州被划为第九等，也就是离首都最远的州。很明显，当时夏王朝都城如果在江浙、安徽、中原、山西夏县等地，扬州的距离都不可能最远，只有三星堆，扬州的距离在九州里才最远。这也从侧面印证三星堆作为夏王朝都城的唯一性。在三星堆出土的通天神树，上面的九只神鸟其实就是代表夏王朝的九州，在最中心大家都认为应该还有一只神鸟的地方，其实就是指的三星堆。

神树的九只神鸟代表大禹划定的九州 5、2005年4月开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承担了远东地区及其东南亚地区的DNA的取样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答案渐渐浮出水面，一张完整的人类迁移路线图开始显现。科学家意想不到的是汉人和藏人共同拥有5000年前的一个基因突变，汉人和藏人迁徙分开不过是5000年前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藏族和汉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古羌族。5000年前在岷江流域古羌族不同部落沿着青海、阿坝、甘孜、凉山往西藏、云南方向迁徙形成现在的藏族、纳西族、彝族，这也是早年被费孝通等专家称为“藏、羌、彝民族走廊”，通过现代基因研究得以证实。从岷江流域往黄河地区、成都平原迁徙的就形成后来的黄帝、炎帝集团。迁往成都平原的大禹古蜀集团，更是凭借丝绸、茶叶两项贸易，成为国内最大政治集团，并建立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
“藏羌彝文化走廊”与三星堆古羌人 6、 古气象研究已经证明，约在5000年前，岷江流域迎来一轮寒冷期，迫使岷江流域的古羌部落大规模往南迁徙，也证明了“藏、羌、彝民族走廊”及成都平原古羌迁徙路线。
7、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曾指出，有关夏王朝传说“与西方的羌民崇拜白石是有关系的”。他认为最早活动于甘肃一带的羌族，后来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发展，一支留居西方。“以羌族为主建立夏王朝，在进入中原后接受龙山文化的影响，可能就逐渐改变其旧俗，形成中原文化，而仍居留于西方的羌族则继续保留其旧俗”。他还认为马家窑文化氏族部落，“可能系羌族祖先”。这也就是说，禹部族属于原生活在甘青地区的羌族东向发展的一支。
8、 华夏族子孙都尊称黄帝、炎帝是其共同的、最古老的人文始祖。黄炎部族由西往东发展、东夷部落由东向西扩张，这些流传数千年的史前中国神话传说，展现了中国史前人群迁徙扩散及遗传混合的壮阔历史。在刚刚揭晓的2020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中，“中国史前人群迁徙与族源之谜”中得以证实。同时也证实徐中舒先生提出的：禹部族属于原生活在甘青地区的羌族东向发展的一支。
9、 最新的考古已经梳理出古羌部落完整的迁徙脉络，完全证实上述徐中舒先生早年的观点：6000年前甘青马家窑遗址——5500年前岷江茂县营盘山遗址——5100年前德阳什邡桂圆桥遗址——4600年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这也完全印证上面古羌部落由西向东的迁徙脉络，最终在三星堆成为全国最大的政治集团——古羌集团。

考古发掘出的古羌迁徙路线 成都平原5000年不间断的历史 10、 古蜀历来就是古羌迁徙、栖息之地，蜀王蚕丛纵目人的特点，也是羌族史诗《羌戈大战》记载古氐羌的特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像，是唯一出土与纵目人有关联的器物,是人类远古时期特殊历史阶段的记忆,是神话、历史和宗教的混合物,既是对古氐羌传说的历史记忆,也是原始宗教祭祀和图腾崇拜的遗沉。说明古蜀国、三星堆与后来成为夏王朝的古羌都属于同宗同族的古羌集团。 三星堆出土的氐羌特有纵目形象青铜器 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三星堆的古蜀国，就是夏王朝早期的都城。古蜀三星堆不仅开创了种桑、养蚕、缫丝、织绸，还发现了茶叶并开通了最早的茶马古道。古羌集团的炎帝被道教尊为神农大帝，也称五榖神农大帝，道教的发源地也在三星堆古蜀的核心区域，成都平原大邑县鹤鸣山。
宗教的发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与人类发展史同步，只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三星堆私人收藏品里有大量有关史前佛教的器物。有人认为三星堆是佛教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一万年前，佛教与中华文明一起发源于昆仑山与青藏高原，冈仁波齐峰就是多个宗教中的神山。梵语称为吉罗娑山，冈仁波齐峰北麓是印度河上游狮泉河的发源地。相传雍仲苯教发源于该山；印度教认为该山为湿婆的居所，世界的中心；耆那教认为该山是其祖师瑞斯哈巴那刹得道之处，藏传佛教认为此山是胜乐金刚的住所，代表着无量幸福，常年在此处转山的信徒不断。古佛教在冈仁波齐发源后，随着中华文明的迁徙，一路来到三星堆的古蜀国，又通过三星堆的丝绸贸易、茶叶贸易将古佛教带到了印度，释迦牟尼是佛教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借其太子身份，系统的对佛教进行了整理、发展，有点类似于周文王姬昌对易经的发展。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也引起母国佛教徒的注意，玄奘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玄奘法师西去印度取经的故事国人尽人皆知。唐武德元年（618年），三藏法师玄奘从长安到成都周边，随宝暹、道基、志振等法师学习佛教经论。武德五年（622年）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律院受戒并坐夏学，并在此发愿要西去印度取经！是玄奘在大慈寺发现了古蜀地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让玄奘发下如此宏愿？据说玄奘法师到达印度以后，先是大哭了三天？这三天玄奘法师又是参悟到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现在印度有学者一直认为佛教不是源于印度，而是源于中国。今天的印度佛教的灭失，要找当年的相关记载，还到当年玄奘法师的记载中寻找，与玄奘到印度求寻佛经都是同一个道理。就像国内的唐服已经消失很久了，但在日本却以和服的形式保留下来。所以，三星堆很可能是史前宗教中心。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夏王朝

大约4100年前，夏后氏部落首领大禹因治水有功，被拥戴为王，开创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此时三星堆是岷江流域、成都平原古羌集团核心聚居区域最大的城池，是夏王朝早期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为了权力的扩张，便于中原夏王朝属地的管理，大禹古羌集团开始从三星堆向东发展，同时来自东方的东夷集团，正在从长江下游往西扩张，就这样，来自东、西方的两大族群在中原开始碰撞、融合。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融合，数次大的权力交换，最终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
范勇著《解谜三星堆》一书中，提出了“华夏密码之七”：中华版图上，为什么“蜀”名由东到西横贯中国？为什么在山东有许多与“蜀”有关的地名呢？为什么在湖北、陕西、甘肃也有含“蜀”的地名？
大禹夏王朝的诞生，不可能“拥戴为王”四个字就能概括。其中包含许多曲折、艰辛之路。有“拥戴”，肯定就有“不拥戴”，今天“拥戴”未必几十年后还“拥戴”，特别是夏王朝一改之前的禅让制度，建立“家”天下的世袭制，很多部族首领，本以为通过努力就可以得到王位的念想破灭了，所以，夏王朝从三星堆通向中原之路一定是充满刀光剑影！
根据范勇著《解谜三星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尹弘兵著《禹征三苗与楚蛮的起源》等研究，引用大量古籍中记载的“禹征三苗”、“大禹平乱”等内容，说明了夏王朝建国、立都、迁徙的艰难。
古籍记载：商王朝3600年前在中原建都时，统治的范围仅中原周边一小块，其后，不断通过战争扩张，到商王朝最鼎盛的武丁时期，才将国土面积扩大数倍，统治权力才到达相对边远的三星堆地区，期间，用了三百多年。
同样，夏王朝约4100年前后，从三星堆出发前往中原，于3800年前到达中原二里头定都，差不多也用了近三百年时间。
随着中原新砦遗址、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再次证明了这些遗址都是大禹开创的夏王朝往中原迁徙过程中的一个一个的节点。古书上记载的太康失国的故事，讲述了来自西方的大禹族群在中原遇到来自东方的东夷部落的反抗，大权旁落东夷，即古籍记载的后羿代夏，这也算是大禹夏王朝东进过程中一次小的权力易手。随后，来自夏王朝的少康崛起，少康中兴再次夺回夏王朝政权。这就是东、西方两大族群首次在中原碰撞的结果。来自与西方游牧为主的大禹古羌集团，与来自与东方，有一定农耕文化的东夷集团，在这次首次交锋中，游牧为主的大禹古羌集团在战争中取得主导，在随后的融合中，却让东夷集团具备的农耕文化逐步同化，完成从游牧往农耕文化的过渡，最终定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
大禹带领蜀人古羌集团在早期的全国治水和随后的夏王朝权力迁徙过程中，在全国各地留下了很多与蜀有关的地名，这就是其中缘由。
大禹夏王朝迁往中原，作为一个暂新的王朝最终定都在二里头以后，为了区别与蜀地的古羌集团，后人便根据大禹族群“夏后氏”的特点，将其王朝称为“夏王朝”。将三星堆留给新的蜀王，此时的三星堆相当于秦王朝的雍城或元朝的元上都。

夏王朝的灭亡与三星堆再度辉煌

3600年前，随着夏末政权的腐败，夏王朝控制力的减弱，来自东方的商部落再次反击，消灭了中原夏王朝，建立商王朝。
根据易旭东所著《“巢山”对三星堆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一文所述：夏桀仓促应战，放弃都城斟鄩，主动退守鸣条。
“鸣条之战”中，夏桀并未死，而是带着夏族民众以及妹喜等妻妾，在数百名精兵的护卫下，向“南巢”逃窜，史称南支。
“南巢”，禹夏在成都平原的老家、故地。《尚书》记载：“成汤放桀于南巢。”另外，《竹书纪年》《淮南子》《帝王世纪》等文献也说，夏桀带着妻妾主动逃至南巢之山。
这南巢就是今天彭州湔江及其下游三星堆一带，核心就是三星堆。
古籍记载夏桀爱妾妹喜也是蜀国古羌人，是蜀王蚕丛所献。所以两口子一起逃往相对边远的三星堆老家是其最佳选择。与夏桀一起逃亡的还有古羌集团残余部落和中原夏王朝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加入，加上本土的蜀王力量，使三星堆从3600年前开始，迎来了新一轮近400年的辉煌。有点类似1949年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往台湾后，使台湾迎来一轮经济上的繁荣。因为夏王朝与蜀王同宗同族的关系，代表夏王朝和蜀王朝的祭师同场祭祀，为了区分，代表夏王朝就是簪发，代表蜀王的就是辫发。这就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簪发、辫发两种青铜像的原因。
考古显示：3200年前商武丁最鼎盛时期，三星堆的城池面积几乎与商都城面积相当。据古籍记载，商王朝初期管理的地盘仅中原周边一小块，到了商武丁时期，经过了三百多年的扩张，管理的地盘达到初期的数倍，也就是说商王朝的权力触角到商武丁时期才到达相对边远的西部三星堆地区。此时三星堆与商王朝同时处在最鼎盛时期，三星堆的实力已经严重威胁商王朝的安全，一场关乎三星堆命运的决战即将拉开帷幕。

中原出土的“辛巳卜，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甲骨文

甲骨文记载“辛巳卜，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这是甲骨文中记载商王朝出兵最多的一次战争，商朝的一半以上的军队都交给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用于此次对三星堆的灭羌之战。同时，久经沙场、战功累累的禽、羽等武丁爱将等部落，都归妇好统领，参与此次商王朝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面对商王朝举国之强大兵力，三星堆实在难以保全，破城前，不得不将国家祭祀重器挖坑埋葬，然后带上容易携带部分祭祀神器，开始不同方向突围。其中一支背着早年来自于良渚的玉琮王的队伍，经过艰难拼杀，仅剩一个小队逃往周边山林。几十、上百年以后，这支人慢慢聚合散落的古羌人，重组蜀王部落，三星堆肯定是不能去了，因为三星堆破城后有商军驻扎，便在成都金沙重建蜀王城，并臣服于商王朝，此后，古籍中就基本没有商王朝与羌部落战争的记载。早年来自于良渚的玉琮王在金沙得以保留。这就是为什么良渚已经消失几百年后，金沙还会有与良渚玉琮王几乎一样的玉琮王，中间差的几百年就是经过三星堆传递的结果。蜀王迁走后的三星堆沦为商王驻军之地，慢慢走向衰落。三星堆一期的位置，正好被商军用于军马场，考古发现此处地质被扰动很厉害就是这个原因。 几乎一模一样的良渚玉琮王与金沙玉琮王 为什么说妇好打的商王朝最大的一场战争就是针对三星堆呢？主要可以从六个方面证实：
1、年代匹配：妇好的年代和三星堆祭祀坑埋葬的年代，都在3200年前同一个年代。
2、规模匹配：妇好打的这场战争，除了带领商王和自己的一万三千人以外，还有很多部落协同参与，估计总兵力在2.5万-3万之间，是商王朝中间最大一场战争，一定针对其最大的敌人，当时，三星堆城池面积已经与商都城面积相当，只有三星堆才能称得上商王朝最大的敌人。
3、地域匹配：史书记载商王朝初期管理面积仅中原周边一小块，用了三百多年时间开疆拓土，到商武丁事情，其管辖范围才扩大数倍，大致到达三星堆这个位置。

商王朝早期与商武丁时期所管辖地域对比 4、对象匹配：商王朝推翻的古羌集团的夏王朝，建立政权以后，其主要敌人也是古羌人部落。三星堆正是其中最大的羌部落。
5、结果匹配：这场战争结束后，三星堆古羌部落被灭，古蜀先民随后在金沙重建蜀王，并臣服于商。此后，古籍中基本没有大规模伐羌、伐蜀的记载。考古显示在金沙中出土的青铜头像中，就只有代表蜀王的辫发一族，而代表夏王朝的簪发一族在金沙遗址中消失。
6、与出土甲骨文匹配：“辛巳卜，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完全契合商王朝与三星堆这场战争。为什么是：“呼伐羌”而不是“伐夏”？因为“夏”在当时被认为已经被商取代，就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肯定是不予承认，只能叫国民党当局。如果用“伐蜀”，“蜀”当时仅仅是个地方政权，又不能涵盖“夏”的残余势力，所以用“伐羌”最为贴切。

三星堆的毁灭

3000年前，面对商纣王残暴统治，同样来自西方羌部落集团的周王联军，通过牧野之战再次夺取政权，建立周王朝。周王联军中就包括蜀和蜀地的彭人。彭、蜀两支军队出蜀参加周王联军之前，有件事情必须提前解决，就是三星堆还驻扎有商王军队，便立即起兵直取三星堆商军，之后才能出蜀参加周王联军。三星堆商军被消灭后，蜀军和彭军原来都各自有自己的地盘，三星堆作为城池就这样被废弃。这就是为什么在金沙蜀王最鼎盛时期，周武王灭商期间的3000年前，三星堆城池反而神秘消失的原因。三星堆文明也被定格在3000年前的“牧野之战”同时期。

彭人、蜀王与三星堆位置关系 彭州1959年还出土刻有“牧正父己”铭文的商周时期青铜觯，就是彭人参加“牧野之战”后得到的奖赏或纪念品。现是四川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彭州出土的刻有“牧正父己”铭文的商周时期青铜觯 华夏文明发展脉络

辉煌的天府之国

周王朝末期，因为周王的分封制度，形成一大批所谓的国家，什么秦国、曾国、随国、中山国等，进入战国争雄时代，经过数百年的战争，来自西方的秦始皇再次统一中国。
秦始皇为什么能统一中国？很多人会说是因为商鞅变法，其实同期其余六国都不同程度的变过法，变法并不是秦国的独门秘籍。
一个被忽略的独门优势：战国七国中，只有秦国拥有像汉中、巴蜀这么一个没有受战争直接影响的战略大后方，源源不断的输送粮食和兵源，历史上就这样把汉中、巴蜀统称为“天府之国”。秦始皇就是在都江堰建成二十年后开创统一中国大业，成都平原都江堰功不可没！
但秦始皇过于依赖武力，没有解决好中华民族认同的问题。疆土统一后，秦人还是秦人、赵人还是赵人，结果胜利的秦人成为天下人的敌人，几百年未被打败的秦国，在统一全国后几十年就被来自东方的项羽消灭。
项羽比秦始皇更加崇尚武力，在夺取权力后仅数年就被来自“天府之国”汉中、巴蜀的刘邦打败，弱小的刘邦充分吸取前两位的教训，首先解决了华夏民族认同感的问题，用汉人、汉族、汉字解决了民族融合的问题，同时建立了天下人的汉朝。真正从地域上、精神上统一了中国。秦汉以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完成了真正的融合，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地域、政治制度、精神文化基本格局。这一切都与“天府之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桂圆桥、宝墩、三星堆、金沙、十二桥等系列远古遗存，成都平原具有国内少有的没有间断的5000年文明，三星堆也成为古羌集团的夏王朝早期的都城，同时奠定了成都平原华夏文明重要发源地地位，我们基本结论是：成都是华夏第一都城！

本人不是专业学者，但对这段历史困扰也有二十来年。最近，得益于庚子年新冠大疫闭关，便动笔开始梳理。以民族迁徙融合为导向，全面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古籍研究、古文字研究、古气象研究、现代基因研究等，将三星堆文明放在华夏文明大背景下去思考，用大数据全面破解大禹夏王朝都城之谜、三星堆辉煌之谜、祭祀坑掩埋之谜、三星堆城池消失之谜等，系统地还原三星堆文明与夏商周的关系。
欢迎品鉴《梦回夏都——三星堆》，毕竟，夏朝都城已经找了几十年，也不差这个把小时？也许换个思路真的会有新的发现？恳请您的指点！
2021.01.04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