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堪回首的知青岁月

老骥伏枥

虽然岁月在流逝，记忆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是我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半个世纪前的今天，也就是1968年8月28日，我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途，开始了艰难的不堪回首的知青岁月。

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宣布“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即停止高考）。并同时发表北京女一中和第四中为废除高考给毛泽东的两封信。

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如火如荼在全国展开。赣州不通火车，出去非常不方便。

1966年11月17日，我和邻居熊蓉如等4人，带着学生证并背着行李，在赣州东门赣南汽车运输局坐解放牌带蓬的货车，经过约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到南昌串联。在南昌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堂、南昌八一广场旁的博物馆等地方。

特别到了南昌县市汊（后改为岗上）公社安仁大队草湖生产队的农村舅舅家，这为我以后下放回南昌农村奠定了基础。

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学校的堆积而同年毕业的奇景，他们呆在城里无事可做，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随即一个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浪潮在全国席卷而来。

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成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乡知识青年到农村务农的农民。

父母先后生下我们五姐弟。

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

1966年，我两个姐姐已参加了工作，我和两个弟弟分别高中毕业、初中毕业及小学毕业。在1968年知识青年下放的洪流中，根据当时的政策，我和大弟下放，大弟下放到宁都蚕桑场；二弟“留城”，分配到赣江起重机厂工作。

我们班集体下放到广昌县（当时属赣州地区管辖，1983年8月划入抚州地区）农村，我要求返回祖籍南昌县岗上农村，投亲靠友到三舅王洪泉家务农。1968年8月9日，王顺杰表哥（二舅王细泉的三儿子、岗上农业中学毕业）给我开具了下放落户证。

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一个人到哪里落户都要凭户口和粮食关系（粮食证明），这是一个人的命根子。少了这两样东西，任你走到哪里都无法生存。我的户粮关系在8月中旬迁出，当准迁证拿到手里的时候，虽只是薄薄的一张纸，但是我却觉得它沉甸甸的，那么有分量。我的两眼盯着准迁证上的红色印章，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的名字已从家庭的户口中被划掉了，从现在起，我已经不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了，我将离开家，离开这座熟悉的城市。我以后还能迁回来吗？不知道了。我顿时感到自己很孤独，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有关部门安置下放的介绍信、证明书。

1968年8月28日一早，两鬓染霜的父亲帮我提着两大包行李送我到东门的长途汽车客运站，我将起程奔赴下放目的地南昌农村舅舅家。在汽车发动时，我思绪万千、眼泪夺眶而出。是啊，我即将要离开养育了我21年的正在渐渐衰老的父母，骨肉就此分离，真是心如刀割，万箭穿心呐；我即将要离开给了我八年知识的母校赣州三中；即将要离开生活了21年的美丽赣州城。父亲站在车窗前久久不肯离去，是啊！在30多年前的万恶旧社会，祖父早早离开人世，父亲独自一人从南昌农村千里迢迢来赣州谋生，而如今我却要沿着他当年走过的足迹返回南昌农村去务农。是啊！我的未来会是怎样？前途又如何？我像是跌入了一个深邃的黑洞，何时能爬上来？谁也给不出答案，因为当时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辈子而非权宜之计。时代在倒退、历史在倒退。

再见了！父母；再见了！赣州三中；再见了！赣州纸巷九号；再见了！赣州城。

由一名学生成为了一名农民，人生不堪回首的知青岁月篇章就此掀开。

九月的南昌仍然炎热。我住在三舅家西面的北房，和表弟熊诗武共睡一张床。房间不到8平方米，没有窗户跟牢房一般。由于西晒，房间里热气腾腾，加上蚊子的叮咬，手不停地扇扇子，使得我晚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第二天又要从事繁重的农活。

那年代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生活水平都很低，农村家家户户都很穷。吃的又差，不是醃菜、芋头就是南瓜、藕，炒的菜里几乎看不到有油，难得有点荤，有时自家养的鸡生了蛋才偶尔有蒸蛋吃。当时人瘦得跟干猴一般，我如何抵挡得了？再加之干活时间又长，每天不少于十个小时，那个难忍呀，说句不中听的话，农忙时的劳动强度绝不次于劳改，无奈只能咬紧牙，度日如年也得过呀！

农村的生活和城里一样，每天都离不开吃喝拉撒，下放首当其冲就碰到如厕难。农村那简陋的茅坑，至今印象深刻。家家户户在挨着菜园的空闲处挖个坑，上面搭着二块木板，四周插上枝条，再用稻草围住，就成了解决出口的茅坑。 刚下乡那几天，我捂着鼻子，蹲着解决“出口”问题，大头苍蝇就在人四周嗡嗡响且漫无目的的到处乱窜，往下一瞅，哇，那么多蛆在扭动，顿时呕吐不止，胃翻山倒海，连苦水都吐出来了，下面没解决，上面却倾泻而喷……。夏天蹲茅坑速度还必须加快，时间稍长屁股上满是蚊子咬的点点滴滴的小红点，奇痒难忍。

半夜里如要解小便还比较好办，只要往放在房间的尿桶里拉就行，如要解大便的话那就惨了。茅坑较远又挨着坟，屋外漆黑一团，加上村子里的狗狂吠不止及草丛里藏着的蛇，真不敢到茅坑去，但活人不能被屎急死，我只有在屋后的旮旯里解决了。

在农村劳累了一天洗个澡没有热水，天气热问题不大，我只要到村东头抽水机旁的水渠里洗澡；天气冷只有在水井边用井水洗澡，直到如今我仍保持着一年四季用冷水洗澡的习惯。衣服在洗完澡后自己洗。

天气冷在水井边用井水洗澡，一受冷扁桃体经常发炎而引起身体发高烧，但第二天照样要到田里去干农活挣工分。1968年11月底,父亲患胃溃疡住院开刀,我返回赣州看望父亲。父亲在身体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将一张八成新的饭桌卖掉的钱用来支付我切除扁桃体的手术费用。

1968年10月6日是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我离开温暖的家下放在农村度过的第一个佳节。10月7日生产队安排割禾，割禾就是收割稻子。这是农事中最苦最麻烦的一项劳作。有农谚说：“莳田割禾，累死公婆。”已说明这个问题。我不太会用镰刀，半天也割不多远。突然一不小心，我左手小指被锋利的镰刀狠狠地割了一下，当时鲜血直流，伤口没有经过消毒处理，只是自己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幸亏没有出现感染。直到现在还留下一道疤痕，它在叙述着我当年下放的历史。

还有一次像往常一样，一下到稻田，我就弯腰驼背勾头俯脑去握禾稻，准备割。不提防被一杆高长禾稻的尾尖刺伤了眼睛。眼睛红肿充血，疼痛，还有点痒，用手揉揉，更痛更痒。拖了几天不见好。后来去卫生院诊治；回来之后还点了将近一个礼拜医院为我开的眼药水才痊愈的。

我下放的市汊公社在赣江岸边，一到雨季就要发洪水，大堤时刻面临被冲垮的危险。每年农闲时节，公社都要各生产大队派出劳力将管辖的赣江大堤进行加固加高，以防来年洪水侵蚀。由于都是人工挑泥，所以被称为“挑堤”。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现代化的交通设备，人工挑堤的场面已经成为了历史的记忆，肩挑担压在泥泞中行走的繁重劳动也早已被各种机械所取代。然而，挑堤的日子却让经历过的我一想起来就会老泪纵横。

我所在生产小队分在石湖大队周坊附近的一段赣江大堤上挑堤，住的地方就分在周坊名叫“周贱苟”农民家。挑堤人员比较多，住宿比较拥挤，远不及我住在三舅家的条件。我就睡在用稻草打的地铺上，鸡笼就在旁边；

饭是队里专门出米安排人来弄，吃大锅饭；餐餐吃的菜是王顺杰表哥从家中带去一毛竹筒（用一节竹子做成的容器，容量较大，装满了可吃好几天）一点油都没有的醃菜，醃菜吃多了虽不好吃，但是能够久放。挑堤好几天，只能靠这种菜咽饭。这点醃菜一天还不能多吃，不然一下子吃光了后面就没得吃的了。

加高加固大堤，需要把低处的泥土运到堤高处。我们挑堤是这样的，平地挖土，我们挑一层，挑到堤上的土由履带式拖拉机夯实一遍，越挑越高，然后在堤坡上栽铺草皮，这堤就算是挑成了。

我们起土的地方离堤较远，约一百五十米。挑着那用篼箕装满湿漉漉泥土的担子，从挖土的地方到顺着坡道向上走时，都是在滑溜溜的湿泥巴地里走，脚下粘满烂泥，走起路来滑溜溜的，再加上肩上压着重重的担子，身体不容易控制平衡，十分吃力。当觉得扁担压得肩膀生疼，得调换肩膀，双腿像带上铅坨一样，迈一步都觉得十分沉重，每一步都需付出极大的毅力，汗水从头上不停地往下流，流进眼里，扎得睁不开眼；几十步的坡道要走好几分钟。从高坡上往下走时，望着两旁的低处，心“咚！咚！”直跳。只有把土倒在大坝上，才觉得稍微轻松些。一次又一次从挖土的地方挑着土往坡上爬，有时累得腿几乎抬不起来，真像受刑一样。只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盼着很快休息能稍微缓解一下身体的痛苦。艰苦的重体力劳动，每天肩挑扁担，压得已变得红肿的肩膀火辣辣地疼，虽然垫上从赣州带来二姐给我准备的垫肩，也减轻不了多少疼痛。

有时坐在大堤上休息，望着那奔腾不息的赣江水。我就想起在赣时常去的千里赣江起点“八境台”（我家住的地方离八境台很近，暑假的每天早晨我在八境台陈赞贤烈士亭复习俄语），章江和贡江在台下汇合成赣江，浩浩荡荡一直向北奔流到这里；我又想起“八境台”附近的“郁孤台”，想起了南宋著名词人、文学家辛弃疾名扬天下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联想到自己前途渺茫,期望何在?什么时候能改变这种处境？触景生情，不由得潸然泪下。在挑堤的日子里，我每天咬着牙、担着沉重的担子，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在堤坝上。

清楚记得1969年元旦那天，天气异常的寒冷。我的双手粗燥干裂，手上贴满了橡皮膏。为了挡风御寒，我头带着棉帽，身着的空壳棉袄外腰间系着一根草绳，冒着天下着雪珠在岗上大队下满滩挑堤。

同时和我投亲靠友到三舅家务农的还有：从赣州五中初中毕业来的表弟：熊诗武（我姨娘王宝凤的三儿子）、从南康中学初中毕业来的表妹：王赣云（我四舅王宝谦的大女儿）。三舅生了三女二男，两个大女儿已出嫁，身边还有三个小孩，加上我们下放的三人及表妹王赣云带来作伴的妹妹，一共九人，而只有三间房，住宿非常紧张。

为解决住房，三舅准备在房屋的西侧搭“舍”来解决。

搭“舍”需砖瓦，节气大雪过后的一天，我和三舅、表弟熊诗武起早到来回二十几里路的市汊砖瓦厂，将买好的砖瓦挑来。虽然北风呼啸、寒风凛冽，但身上的衣服还是湿透了，加上又没吃早饭，肩膀被担子压的肿痛，这种辛酸只有经历了才有体会。

在舅舅家乡务农，由于时间长了,农村的宗派势力、排除异姓，使我有种寄人篱下而又压抑的感觉。

我下放农村当时没有得到任何生活安置费，直到1972年我已在水泥厂工作时，才收到赣州市上山下乡安置办给我寄来补发的下放安置费110元。我下放农村的报酬实行的是工分制，生产队定我每天9.8分。每天劳动都要根据干活的数量和质量记工分，把工分累计起来年终根据当年收成情况决定分值，根据分值乘以每个劳动力的工分数，就可以确定你当年的收入。

1968年底生产队年终结算，我一分钱的现金都没挣到,还要父母寄口粮钱来交生产队。晚上躺在床上心想：即使这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一个大男人自己都养不活自己。我越想越难过越想越伤心，于是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打湿了枕巾。为了生存，为了出路，我和父母及二姐、姐夫商量，决定到四川渡口市姐夫工作处寻找工作。

二姐夫黄茂强1965年8月从江西冶金学院（现名：江西理工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省渡口市(1987年1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攀枝花市”)34号信箱（渡口市东风钢铁公司现改为攀钢）10分箱（机械厂）工作。

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在《攀枝花特区筹备及工作打算的书面汇报》上批示“此件很好”，后来，攀枝花市将这一天定为攀枝花开发建设纪念日，也是34号信箱的由来。34号信箱的人员主要来源于本钢、武钢、马钢、鞍钢等全国各大钢厂支援攀枝花建设的干部职工和部分新招收工人组建而成，鞍钢占主导；10分箱人员主要来源于河南安阳机械厂和鞍山机械厂，安阳机械厂占主导。

1969年3月下旬,二姐准备将工作从赣州调到渡口市姐夫处工作，同时将我带到渡口市去寻找工作，脱离农村苦海。

1969年3月26日，我从向塘踏上西去的列车，在湖南衡阳下车，27日与从赣州出发经韶关到达衡阳的二姐及姐夫汇合，我们住宿在《湘江旅社》。28日休整了一天，游览了衡阳的市容和改签火车票。

29日我们三人登上了上海开往昆明的61次快车。当时是蒸汽火车，是利用煤为动力。一过贵州火车就在密集的隧道中行驶，煤灰和煤炭燃烧的气味由车窗外往车厢里灌，大家只好不停地开窗和关窗。

火车经过40多小时的奔跑才到达昆明。昆明至渡口当时不通火车，到昆明后再坐三天的长途汽车，走昆明到成都的公路才能进去。1965年7月，由国家计委抽调北京、辽宁、安徽、河南、山东职工组成五大车队，承担渡口建设物资设备运输任务，34号信箱在昆明设立了办事处。

由于二姐准备调往渡口工作，带了不少行李，34号信箱驻昆明办事处安排了一辆山东车队的解放牌汽车于4月1日起程送我们去渡口。

三天里汽车要经过云南境内登城、元谋古人的家乡和楚雄彝族的村寨。

当晚我们在楚雄住宿。汽车停在一个停车场，我睡在汽车驾驶室里好照应车厢内的行李。

睡到半夜被远处传来的爆竹声吵醒，细听远处传来的广播，才知道新华社正在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人们放鞭炮庆祝党的“九大”胜利召开。

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进入四川后山高路险，汽车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盘旋。

我坐在车厢内有点害怕，那雾如白云一样笼罩在汽车四周，人仿佛在天上云雾中漂荡，车颠簸使我疲惫不堪。

4月3日下午，汽车到达了10分箱目的地——渡口市密地，离渡口市中心有24.1公里的路程。

渡口市是金沙江南岸由一个叫渡口的“渡口”而得名，在渡口这地方，山势陡峭，仅有金沙江边的渡口是一块“平地”，就是这块“平地”，也是背靠大山，面临金沙江，场地狭小，从山脚到岸边仅110米，高差却达20米，坡度80%，总面积7000平方米，地层全是坚硬的花岗石。在这块荒凉的金沙江畔坡地上，于1967年5月，已矗立起渡口市第一座火力发电厂，为了保密当时称作501电厂。501电厂边的金沙江上，有一座拱型的钢索斜拉式大桥连接峡谷两岸的公路，也是从南面走入渡口市到攀枝花的唯一通道。渡口大桥高高地搁在金沙江两边的峡谷上，由于金沙江在很深的谷底，远远望去，这座桥显得渺小而精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我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展开，年轻的攀枝花在昔日的“不毛之地”拔地而起。1965年，当第一批建设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于攀枝花时，他们打响的第一个战役就是“三通一住”。为解决通水、通电、通车和住房问题，先期到达的建设者们放下背包就投入到了紧张的施工中。

因此渡口没有一点城市的痕迹。所见之处，都是群山沟壑，被垦平的坡上并没有街道，只有泥泞不堪被载重车碾压而高低不平车辆拥挤的土路，路边尽是简易而杂乱的工棚或稍成规模的平房群，十几幢错落无序，新旧不一。路上只有穿着工作服的人和沾满泥浆的车辆，看不见孩子和高大的树。不远处都是开山放炮的声音，车辆时不时的要被头戴安全帽手挥小红旗的安全监督员拦住停下，等炮响后才放行。远近的山头几乎都在被炸开铲平，绿色的植被都被掀去，露出灰白的花岗岩石和褐红色的泥土。极目而望，就象一堆被啃过的又沾有牙龈血渍的玉米棒子。

当地老乡的粮食奇缺，用7斤全国粮票可换1斤上等的好中药材“天麻”。

我们三人吃饭仅靠姐夫一人的粮食指标是远远不够的，来自河南安阳机械厂的徐新怀等人，把每月吃不完的粮食指标拿来支援我们，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吃饭在附近的冶金部下属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的四公司食堂。

每天我就在食堂旁的山脚下流下的山涧溪水中洗澡。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根本找不到工作,在渡口市呆了近半年后，我从渡口返回赣州再回到南昌乡下。二姐工作也没有调成功,返回赣州原单位工作。

返回农村后，我将户口从舅舅家迁入谭家祖籍岗上公社晋安大队湖东头生产队务农。大队书记辜火青看到我在农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且孤苦伶仃，就派我到岗上公社养路队工作，养路地段是从桃花庵公路桥到市汊街十几华里的乡道。

养路队的11人来自公社各大队，其中：晋安、岗上大队各2人；岗上街1人；安仁、兴农、石湖、长湖、合山、万舍等六个大队各1人，岗上大队的邹泉水（中共党员、参加过土改）负责。每天三餐饭在公社食堂吃，自己用米到食堂换饭票（每斤米交2分钱的加工费）；菜票自己用现金到食堂购买。

大家住在岗上街挨着马路的一栋木制结构的二层楼房内，距离闻名全国的“教授村”不远。房东姓辜，在向塘铁路部门工作；爱人叫金香，在家做家务。我们天热就住一楼的房间里，天冷就将竹床搬到二楼去住。

养路工是晴天尘满面、雨天水满身，夏天骄阳烤、冬天风刺骨。

岗上公社的拖拉机较多，农闲时拖拉机都跑运输，公路承受车轮的磨损和冲击，加上受到暴雨、洪水、风沙、冰雪、日晒、冰融等自然力的侵蚀和风化，以及人为的破坏和修建时遗留的某些缺陷，公路使用质量逐渐降低。为保持公路经常处于完好状态，防止其使用质量下降，我们养路队每天必须采取养护维修措施，及时修复损坏部分,有时进行紧急抢修，保持公路畅通无阻。

荒郊、野外，风中、雨里、清淤、保洁、养护、绿化，与路相伴。虽然公路养护也是项艰苦的体力活，但和在生产队干农活相比，不知好多少倍。在生产队干农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所干的活也是极其繁重的。生活非常单调和枯燥无味，一天的劳作下来疲惫不堪。另外就是，每到晚上无所事事，农村几乎是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由于缺电，装了电灯跟没有装一样，家家点着昏暗的煤油灯。而养路队的作息时间有规律，基本上每天工作8小时；由于住在岗上街上，晚上基本上不停电，我们在灯光下打扑克、走象棋；早上睡在床上还可听到公社放的广播，知道国内外的新闻；有时我们在工作时，看到过往的驾乘人员投来温暖的目光时，我感到再脏再苦再累也值。

由于我们养路队人员每天三餐饭在公社食堂吃，需要从我们11人中选派1人去食堂帮做饭。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9月我来到公社食堂当炊事员。在公社食堂当炊事员，我不但学会了做饭烧菜，而且更重要的是认识了公社所有干部。

在有关公社干部的帮忙下，我被招工到南昌县水泥厂当工人。虽然水泥厂的工作又脏又累，但是我彻底脱离了这个农村苦海，开始逐步走向我的人生理想。今后的人生道路我已在所作的美篇音乐相册《我的三次高考》及《古稀寿诞相册》（一）（二）（三）（四）中进行了详细表述。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正式结束。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李先念还加了一个不满意，叫国家不满意。

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被中央批转。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1980年，已有10省市停止上山下乡，进入1981年，工作重心已转向安排历史遗留的96万插队知青了。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在亿万人的瞩目中划上了句号。

后记，和我一起下放的几个亲戚近况。

表哥：王顺杰，1970年4月被招工到江西省煤炭厅下属的高安八景煤矿工作；由于患矽肺病及脑溢血，于2012年1月19日病故。享年66岁。

大弟：谭坚，1968年10月下放到宁都蚕桑场。当年12月，我在谭家祖籍岗上公社晋安大队湖东头生产队给他开了一落户证明，将户口迁到南昌老家农村务农，后被大队书记辜火青安排到大队当通讯员，1970年11月15日被招工到南昌缝纫机厂工作。1985年调到赣州其爱人所在的赣南无线电厂工作。现和儿子一家人居住在广东东莞。

表弟：熊诗武，和我一批招工到南昌县水泥厂工作，1981年调到赣州建工局检验室工作。现退休在赣州和女儿一起生活。

表妹：王赣云，1970年至1972年被生产队派去修柘林水库，1972年被冈上公社罗和平（女）副主任推荐到浙江大学化工系学习，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分在湾里《南昌无线电厂》工作，后与在湖南株州白区工商局任局长的大学同班同学（部队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结婚，调往株州《五七农药厂》工作，现退休在株州和女儿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