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点钱

Jas

那年从农村回城，我接到通知被分配到北京焦化厂化验室，工资42元。这在当时是二级工的工资标准，而焦化厂是北京有名的国企大厂，全家人都很惊喜，猜想工资标准是国家对知青的照顾。那时，中专毕业生36元工资，大学生是56元。

正当我准备去报到的时候，大院里的一位叔叔听说我正在待分配，告诉我他所在的外事部门正在招人，推荐我去试试。

我去面试时是妈妈陪我去的，一位姓邢的科长接待了我们。他耐心地回答了妈妈的各种询问，我倒像局外人一样当听众。后来和邢科长熟了，他还调侃我由妈妈陪着面试的事。

工资是26元，邢科长解释说，16元是北京市三年学徒工的工资额度，10元是对知青的补贴。

军人出身的父母不想让我去和外国人打交道，担心我在灯红酒绿中迷失，希望我服从分配，去工资高，能学技术，前途稳定的大企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和长辈的想法不同，一位发小对我说，外交口是上层社会，学好外语也是一门技术，你有机会干吗不去？

对十几岁自以为是的年青人来说，朋友的话比父母的好象更顺耳。免费吃住在父母家的我对薪水没什么追求，却对神秘的外交口充满了遐想。我放弃了拿“高薪"的机会，成了外交部门的新人。



父母尊重我对工作的选择，但也提出要求: 领到工资以后，接替他们每月给外公外婆寄生活费。

这有何难？我满口答应。

从此每月发了工资就马上到邮局，填单寄钱，留10元自用，16元钱寄到浙江老家。当年这笔钱能让乡下二老生活无忧。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父母还会另寄钱给他们补贴。

外公是老地下党员，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以校长身份作掩护，抗日抗敌，劳累过度，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 肺结核，大口吐血，只得回乡养病。一直以来父母每月寄钱供养外公外婆，从未间断。我在寒暑假时常回乡下老家，和二位老人很亲近。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

平时只给父母写信的外公开始像对大人一样给我用毛笔写信了: “生活费已收到，勿念为盼。" "好好工作，孝敬父母。"

每月去邮局我都能看到有人寄钱给远方的家人。时常还有人要我帮助填写汇款单，不仅写钱数，还在简短留言一栏中写下对亲人的惦念和嘱咐。

父母说让我给老家寄钱是培养我的孝道。我可没想那么多，但对自己刚有收入就能养家的能力还是很得意嘀！

感觉挺新鲜，精神很振奋; 跑邮局，填汇款单，乐此不彼。



那时候纸币上没有伟人头像，十元纸币上印的是工农兵和少数民族人物群像，人称“大团结"。大多数人的月工资不过百，谈起工资多少就说挣几张大团结。

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叫拾金不昧，因为一分钱也有含金量，能买东西。

一张大团结有1000分，当年让我过得挺好，也没觉得缺钱。



单位有宿舍，上班骑单车，回家蹭饭住宿都是不收费的，也就是到单位食堂吃饭要花钱买饭票。

我最常吃的白菜籴丸子，是晕菜里最便宜的，那时只要0.12元，加上三两米饭或者两个馒头，一顿饭不会超过2角钱。

这是当年的2角钱，人称大桥币。

食堂大厨班长恒师傅对我很照顾，每当食堂进整猪时，他都会把猪脑精心烹调得像嫩豆付一样美味可口，专门留给我，两角钱。

那时人们衣着朴素，生活简单，商店里也没有什么时装和奢侈品能勾起我的购物欲望。

只有路边大妈推着的白色小车能让我驻足徘徊，每每破费。五分钱的小豆冰棍和三分钱的红果冰棍是我的最爱。

在卖冰棍大妈眼里一角钱可是大票子。她们用"一毛钱三根还找钱”的名言，启发我的购物智慧: 买二根五分的不如买三根三分的，多吃一根，还有钱找。

多年之后我的工资不知长了多少倍，没忘的却是那简朴的岁月中养活了外公外婆和我的那26元月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