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贺子珍旧居

沃野

　　今天去探访了位于上海泰安路和湖南路上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贺子珍的旧居。

mao主席前妻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

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

1937年（28岁）年冬去苏联治病。

1948年（39岁）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

1949年（40岁）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1959年在庐山的美庐，由毛泽民的遗孀，也就是毛远新的妈妈，当时已经嫁给江西省长方志纯的朱旦华陪同，贺子珍与mao在庐山最后一次相见。

1979年6月（70岁）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19日，一直在上海华东医院医治的贺子珍与世长辞，享年75岁。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与mao生三子三女，李敏是贺子珍和mao惟一在世的孩子。

　　红军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和贺子珍。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贺子珍在延安。

　　1937年12月，贺子珍在兰州办事处，这是她去苏联前在国内的最后留影

前排左二起：王定国、刘英、谢觉哉、徐梦秋、彭加仑、王富贵。后排左起：赵元德、蔡光播、贺子珍、钟赤兵、蔡树潘、蔡元德、朱良才等。

　　1937年12月，贺子珍在兰州办事处，左朱良才、警卫员、贺子珍

　　初到莫斯科，贺子珍在苏联疗养盛地克里木疗养，贺子珍的伤病没有好转，身体反不如前

　　1939年春，贺子珍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籍学员合影，前排右二贺子珍，右一张梅

　　1939年，贺子珍和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党校合影

　　娇娇刚到莫斯科，妈妈把女儿打扮一番，去照相馆照两张相

　　1941年，贺子珍（前左）和女儿李敏，与杨之华（前右，瞿秋白夫人）等中国同志在莫斯科留影

　　存放在俄罗斯档案里的两张照片

　　40年代初，贺子珍母女和张梅母女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合影

前排右起：张梅、林晓霖、韩铁生老师、李敏、朱家瑞（韩铁生妻子）、韩模宁（韩铁生儿子），后排左为李特特（蔡畅之女），右为贺子珍。

　　1946年，重获新生的贺子珍在莫斯科和女儿团聚，女儿天真地给妈妈刚长出的头发戴上发夹

　　母女俩都戴上帽子遮住短发

　　回国后的贺子珍和家人。（左一为贺子珍）

　　贺子珍，38岁风华正茂，刚从苏联归国，身着简朴，神采奕奕，归国后立即投身工作。1947年的时候，她与好友黄积云一块儿在哈尔滨留下了珍贵合影。

　　贺子珍同志和她的妹妹贺怡同志，左为贺子珍，右为贺怡。

1949年7月，分别7年多的大女儿李敏回国了，毛泽东十分兴奋，说李敏是他的“洋宝贝”。

　　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治疗。

　　1949年，老红军贺子珍从苏联回来后，由周恩来总理安排，住在泰安路120号。

　　泰安路幽静狭长，没有公交线路。

　　这就是泰安路120号——卫乐园。

　　卫乐园原为李家宅荒地，因一些街头艺人常在此搭棚卖艺，故而得名“卫乐园”。1924年，大陆银行投资，在此地建造砖木混合结构三层花园洋房31幢，仿英、法、西班牙 等各国建筑样式。这是上海近代建筑的一个小花园。建成后，多数分幢租给金融界上层高级职员。现居民中颇多知识分子和文艺、教育、工商界知名人士及侨眷，如著名导演、剧作家黄佐临就长时间寓居卫乐园1号。

　　这是贺子珍居住过的10号。

　　贺子珍和女儿李敏在上海。

　　外婆贺子珍抱着外孙孔继宁合影。

　　贺子珍母女和哥哥贺敏学一家的合影。贺子珍的侄女贺小平，李敏，贺子珍的嫂子李立英。照片后排左起，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警卫员。贺子珍长期和哥哥贺敏学一家生活在一起，贺敏学一家三口对贺子珍一直照顾有加。

　　不久，贺子珍又迁居紧邻泰安路的湖南路上。

　　湖南路是上海市跨徐汇区及长宁区的一条街道，是上海市区很少不通公交车的马路之一。

湖南路东西走向，东起淮海中路，有上海图书馆相伴，西至华山路，与华山绿地为邻，全长一公里多，全段与永福路、武康路、高邮路、兴国路相交。

这里原为法租界，行道树多为法国梧桐。没有到过湖南路的人，很难体会这里的静谧和优雅。

　　上海的马路作为城市最基本的元素，不少依旧保留着东、西方两种文化碰撞的特殊符号，镶嵌着东、西方两种文明互相包容的印迹。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便是其中的典型。这些马路是建筑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演绎，和上海城市的特点密切相连。

　　64条马路之一的湖南路很特别，除了有典型的花园洋房建筑之外，无数名流政要都在这条马路住过，使它有着“一条马路，半个中国”的美称。

　　马路两旁既有老式弄堂，也有各式洋楼，还有高档别墅和新式小区，装满着中外名人的故事。

　　湖南路武康路路口，这栋很气派的大宅院(湖南路262号)，终年紧闭。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少有人进出，因为那实在是个神秘的所在。人们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全窥它的风貌，我只能从绘画作品中，得知其是一栋掩藏在浓密的绿荫中的西班牙式小楼。

1930年，这原来是一个外国人的住宅，一条悠长的通道从大门伸向丛林。1943年春，大汉奸周佛海买下这栋建筑，这里成了周家花园。门前的居尔典路也随着周佛海的到来而改为湖南路(周是湖南人)。

解放后陈毅市长曾在此住过短暂的时间，后调任北京外交部部长。这里就成了市委招待所，接待来沪的高级首长。在此居住时间最长大概要数贺子珍了。从1950年末直到“文革”中患病住进华东医院，直到在那里逝世。

　　湖南路262号，“湖南别墅”是具有西班牙式风格的花园洋房，建于1931年。典型的西式独立式花园住宅。建筑风格显然是西式的，人字形山墙构成南向和东向的主立面。曾为周佛海住宅，从建筑的风格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相当富裕阶层优越的生活方式。

　　1943年，周佛海居住后改名湖南别墅。

　　1950年末，贺子珍移居到了武康路湖南别墅。现为瑞金宾馆分馆。 贺子珍是湖南别墅时间最长的一位“主人”。周边的居民都或多或少有些印象：穿着朴素整洁、慈眉善目。贺子珍的最后7年，是在上海华东医院中度过的，1984年病逝，享年75岁。

　　1949年下半年，邓小平、陈毅两家曾入住此楼（上海市委小招待所）。

　　这是周佛海的画像。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13位与会代表之一，在此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留给后人无限感慨。

　　赵丹故居位于离上海图书馆很近的湖南路8号。

　　这是一幢三层楼独立式，具有现代建筑风格的花园洋房。建于1930年。房屋结构是钢筋混凝土，落地钢窗门，外墙清水泥立面，长满了爬山虎。朝南阳台围着半圆形铁栏杆。整幢建筑显得简洁明快。该宅由当时的建筑师丁升保承担设计。建筑设计处处体现了形式的统一，连接街道的住宅大门也是同样的设计语言，虽然相当简洁，却同样透出设计师的职业功底。

1962年，中日之间开辟了半官半民接触和交流的窗口。为接待访华的 日本 电影界同行， 上海 电影局领导考虑到赵丹原来的住处有诸多不便。于是，就让他搬进了湖南 路8号的3楼。现为几十户居民合住的民居。

　　湖南路20弄。

湖南路20弄2号 陈果夫旧居。

这是一幢英式乡村风格的小洋房，建于1940年。曾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的旧居，这幢住宅上部以褐色竹篱笆围合，一层为清水红砖墙，二层奶黄色刷面，有深褐色竖横交错木构架，三角形陡坡屋面覆盖红瓦。在当时属于相当豪华的了。陈果夫去台湾后失势，一度生活靠亲友接济，甚至落魄到买药钱都没有的地步。再对比昔日上海的豪宅，不得不让人唏嘘。

因大门紧闭，只能从隔壁院子里拍照。

　　湖南路105号，张叔驯故居 、上海交响乐团。

张叔驯，房地产巨商、古钱收藏家、藏书家。抗战期间移居美国定居直到去世，一生收藏宏富，可惜在他去世后，全部藏品被他的遗孀变卖，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上海交响乐团是亚洲最早建立的交响乐团，也是中国交响乐的发源地，它建于1879年，起初叫上海公共乐队，1907年扩为管弦乐队，1922年乐队改称为上海工部局乐队。它最早广泛介绍西方音乐、最早演奏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最早培养中国音乐人才、最早培养中国交响乐听众，被誉为“远东第一”。

　　于湖南路、华山路、兴国路三条路相交的兴国宾馆，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绿化面积达90%以上。

　　宾馆内拥有28幢风格迥异的别墅楼，分别建于20世纪20、30年代，有法国、英国、德国、美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各式风格的别墅，每幢别墅楼前都有花坛草坪，形成风格独特的园林庭院，环境幽雅。其中很多是美商的中国营业公司——旧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投资兴建，原为洋商办公楼和官僚资本家住宅，1949年后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1956年划归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招待处，建立第一招待所，后改名为兴国招待所。1979年，改为兴国宾馆，对外开放。

上海图书馆。

　　附近的武康大楼，原名诺曼底公寓，又称东美特公寓，位于淮海中路1842-1858号，兴国路、武康路、天平路、余庆路在此交汇。大楼始建于1924年，由万国储蓄会出资兴建，由旅居上海的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

　　1953年，诺曼底公寓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并更名为武康大楼，其后一些文化演艺界名流均入住此间，包括赵丹、王人美、秦怡、孙道临、郑君里、王文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