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村=靳氏之根吗？

靳氏文化研究与传承

　　关于寻根溯源涉及《曲村靳族》以及曲村家谱的问题提要：

1 曲村靳族最早确切碑刻记录时间

2 靳歙靳强是否定居曲村、曲村 靳族 是否确实靳歙靳强后裔、 曲村祠堂的靳歙靳强神龛是否真实皇帝御赐。

3 隋唐时期靳孝谟是否可以确证曲村人

4 家谱中大耶二耶六耶十耶等三代人其中有贵为兵马大元帅，是否可以查询到历史记录？

5 靳家衙是否真实存在？

6 靳颉与闻喜庄故事是否真实发生

7 延佑六年（1319年）曲村是否有家庙祠堂？是否有半幅鸾驾为成吉思汗所赐？

8.因为明诛杀元宦，元末明初 靳氏即已四散逃亡，所以洪洞大移民靳氏很少，各地靳氏大多为曲村靳族官家后裔.这说法靠谱吗？

9.靳用是否真的曾在元大徳八年地震后奉旨回乡善后？《曲村镇志》究竟为何书？是官方编辑曲村镇史志书籍吗？

10.曲村家谱中记录的部分官迁历史是否是真的？靳念二可能在煕宁八年在辽阳为官吗？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华大地掀起了寻根热。华夏靳氏也同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追根溯源活动。作为仅有108万人口，百家姓中排位158位的靳姓，由于历史原因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对靳氏历史进行系统客观地研究，几乎没有一本系统客观公正的靳氏文化历史书籍可参考，因而不免会走一些弯路，或者被一些以讹传讹的靳氏历史所误导。山西之外的靳氏，因为百分之九十九家谱记录明朝大移民历史，自然把目光面向了山西。而山西各地靳氏因为破四旧等原因，老家谱留下来的家族很少，祠堂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

曲村靳和于1219年在宋、金、蒙古互相征战的年代看到了蒙古军队的实力与野心，率众三千归顺蒙古，从此开启了曲村靳族的近百年繁荣。

靳和之后，靳用先后任翼城曲沃尹等职，靳用子德政出任邳州判官（徐州志邳州志未记录），德渊德信德昌德谦德昌德仁或任职或齐家，靳荣任奎章阁学士，监察御史。由于家族发达繁荣时期相对更接近明朝大移民，再加上相对于其它靳氏家族，曲村所在交通相对发达，恰巧位于晋国博物馆所在地，家谱宣传更加到位，在山西各地靳氏中独树一帜。

2013年中华靳氏联谊会成立后，曲村靳选第、靳云鹄先生收集靳氏资料编篡《曲村靳族》，自此成为中华大地靳氏热传的寻根依据，因而各地靳氏，山西省内省外靳氏不免在四处奔波寻根过程中把曲村作为参观访问的首选之地。

正因如此，《曲村靳族》书中如此写道

那么书中罗列地区乃至全国大半以上地区靳氏究竟是否曲村迁出后裔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比曲村靳氏与山西其它地区靳氏历史。本文主要谈一谈个人对曲村靳氏历史认识

1.曲村靳氏溯源最早确切碑刻记录。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曲村靳氏碑刻出自于靳和长子靳麟至元十七年（1280年）、次子靳用于大德二年（1298年）所刻靳和神道碑记录。

大德二年（1298年）靳用所立靳和神道碑碑文溯源:

而在靳用立碑前18年，也就是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其大哥靳麟立碑溯源:

也就是说，靳麟认为，由于“屡经乱，谱谍散亡” 曲村靳族根据大定碑刻记录最早可追溯到靳和五世祖奉议大夫，“止序位次，余皆畧而不书”。估计在靳麟年代大定碑已部分遭毁或者模糊，所以奉议大夫未见名讳，其余的家世都略而没写。相比照，靳用在18年之后重新立碑则认定靳和先人太原汾州人，裔出汉信武侯汾阳侯。但同样提到大定碑“谱牒漫漶（ 模糊不可辨别、 犹迷茫不清的意思）”

正因为对家族溯源观点不同，靳麟所立碑一直被放置于祠堂之外，到咸丰二年靳和中重新刊刻时候也未被再刻，山西大学师生推断不仅因为靳麟支后继无人，更因为靳麟追溯家族历史只写到靳和五世祖奉议大夫，并坦言靳蒙亨之前的家世不得而知。因靳用把曲村靳族历史向上追溯到西汉信武汾阳，今天曲村祠堂所见碑是靳和中于咸丰二年重刊靳用所立碑文，靳麟所立碑则未被重刻。

个人相信金大定年间（ 1161年10月——1189年 ）碑在靳用靳麟年代一定存在，目前此碑是否依然，本人从未见过照片。期待曲村找到更多更早家族历史碑刻与家谱相映证。

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数曲村相关碑文均为晚清咸丰二年靳和中重新刊刻，比如元靳和神道碑靳用神道碑。不过或许为了彰显当年元皇帝的厚待，原碑首题“绛阳军节度使靳公神道碑铭”“敕赐朝列大夫同知晋宁路总管府事致仕靳府君碑”分别刻为“ 皇元绛 阳军节度使靳公神道碑铭 ” “ 皇元敕赐朝列大夫同知晋宁路总管府事致仕靳府君碑 ”。

不仅如此，靳和中还另外刊刻了其它十余通碑，其中记录了曲村籍靳氏包括非曲村籍靳氏的事迹。大约经历了蒙元朝近百年的短暂繁荣、明朝汉族政权的打压之下的长期潜伏，到少数民族满族执政，晚清咸丰年间 曲村靳族重新发达，开始昭示世人靳族曾经的荣华与恩宠。

2 靳强靳歙与曲村

关于靳歙靳强与曲村的联系，在2013年前后就有靳氏有心人写过文章论述，在百度里可以搜索。如今这些大咖或因观点不为所谓中华联谊会某些弄权者所接受或因其他原因隐退江湖，或许只是在默默关注靳氏发展动态。《曲村靳族》记录:先祖靳歙靳强安家曲村，二侯及后人墓葬曲村。令今日靳氏迷惑不解的是 金大定碑都已经模糊不清，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历史事实又从何而来？

从公元前186年汾阳侯靳强去世，公元前183年信武侯靳歙离世，距公元2020年已经过去2200年余年，到元朝年既公元1280年前后靳麟立碑时已近1400年，期间史策记录未见靳歙靳强与曲村联系。靳和神道碑是最早的与信武侯汾阳侯相关的家族历史推断记录。

关于方城茔为靳强墓，在元代资料中没有任何记录，最早相关记录见于咸丰二年靳和中立碑记录:

靳和中观点：各谱中记载信武侯靳歙及其子孙墓在曲村东北，和中窃谓不然。今时代屡易，其世其人久已无从考证，存疑焉可也。

说到靳强后裔墓，靳和中所刻碑文道“   又按强祖以后，解祖、胡祖俱嗣汾阳，并江邹侯石为四世。石祖既别封嗣爵，塚之在沃与否，俱未可知 ”然而说到靳强墓，靳和中认识态度截然不同。一方面信誓旦旦认为“强祖之塚则方城已昭昭然矣”但另一方面，靳和中自己又提出疑问，“不然，则岂有元以前唐宋时先人之塚，至元已叹失传者与？今时代屡易，其世其人久已无从考证，存疑焉可也”

《曲村靳族》历史名人传记一章根据靳和中观点这样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曲村靳族》文中说靳强于高后二年去世，葬于曲村方城，其子孙历汉唐宋元明清世居曲村。但靳用立靳和碑则说祖先是太原汾州人，后徙居平阳曲沃。两种说法明显对立矛盾，至少两种说法有漏洞，贻人口实。

很巧合的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前一年，也就是1776年，运城盐湖区靳氏为靳歙立碑，自称靳歙后裔。碑文有言:余始祖靳歙，字声宣，西汉高皇之信武侯也。生有三子，长曰贵，次曰监，三曰郁贵…… （初步估计贵、监、郁贵为该支靳氏记录最早的人物）

这与曲村所立靳强碑同出一辙。曲村靳族世系图、家谱也这样。尤其是，据称元朝靳用亲自所绘的世系图称靳歙靳强为始祖，五耶六耶九耶十耶等为二世。翼城靳氏手绘抄写的靳强后裔世系图更是明确指出汾阳侯靳强生子四:大耶二耶六耶七耶。

且不说这些常识性错误，始祖与二世相差一千多年，盐湖区与曲村两地分别于1776年1777年立碑，就给人感觉像是约定或者竞相立碑。

至于祠堂内的靳歙靳强神龛，为清乾隆朝所立。神龛上部两个惹眼的大字“敕赐”让我们想到应该有诏书，乾隆朝实录中可以查到，但遍查可以找到的清史资料一无所获。

我们再看《史记》关于靳歙靳强记录，靳歙，发迹起于宛朐（今山东菏泽），封信武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靳强以郎中骑千人前二年从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眛，封汾阳侯。从未提到曲村。

《曲村靳族》21页记载，汉书上说:靳强（生卒不详），始居西河 ，后居曲沃。（注:此处与前面两说法又有所不同）然而搜索、阅读《汉书》全文，仅见鸿门宴一章提到靳强保刘邦险中逃离鸿门宴一事，从未提及靳强籍贯以及定居地。

《古今姓氏书辩证》明确记载，汉功臣信武肃侯歙、汾阳庄侯强并家长安，元康四年复家。未见到任何安家、复家、并家曲村字样。假使靳强墓在曲村，国家文物保护部门早把曲村靳氏墓划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哪用得着曲村大张旗鼓去宣传。

除此之外《曲村靳族》一书中书中记录了几十条曲村官迁历史。本人认为寻根溯源的家人要慎重对待。

书中说“以上为咸丰十年靳和中录于蒙亨祖像轴背后（原记如此）”

首先考证，曲村一名究竟是哪年才有的。寻根溯源不可不探究，多问几个为什么

比如汉朝靳安汉记录“宣帝元康四年，昭复功臣之家，以长安强造居长安，死后葬曲村” 这条记录需要探究最初来源于哪儿，哪位靳氏记录的？

原文究竟写死后葬哪儿？ 蒙亨时代究竟有没有曲村这个名字? 认真思考了这些问题，就会发现《曲村靳族》一书中所言“原记如此”并不可信。

再比如靳念二的记录，神宗熙宁八年辽阳任，子孙迁徙任地。 认真查询下，会发现熙宁八年为北宋神宗时期1075年，此时辽阳属于辽国，在檀渊之盟后神宗在位时候宋辽边界基本稳定，神宗正任用王安石变法。而辽阳属于辽国。大宋的念二怎么可能到辽阳就任并且把子孙迁徙到此？

3. 唐朝靳孝谟为何许人

     《曲村靳族》、曲村家谱记录靳孝谟为靳强后裔，曲村人。

晚清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靳和中刊碑《靳氏西汉唐宋诸公纪略》:唐大司徒金紫光禄大夫事略 按《纲目》  唐末为朝邑法曹，大业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太原，郡邑望风归矣。世民克临汾绛邑，自龙门济河抵韩城，公以蒲津、中潬二城归唐，拜大司徒金紫光禄大夫，赐紫金鱼袋。莅官明敏，通达事物，今靳庄古名靳司徒庄，相传公当日徙居于此，卒葬曲村南茔内，家庙存有大像轴。

（注:靳和中仅仅提到:传说靳孝谟徙居、葬于曲村，并未提到籍贯，也并无提到孝谟为靳强后人）

    按《万姓统谱》靳孝谟，武功人，光禄大夫。

隋《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也记录为武功人，朝邑法曹。入唐， 以蒲津(今山西永济旧蒲州城)、中潬(今河南孟县)二城归降唐高祖，因功授金紫光禄大夫。  在高祖朝拜“金紫光禄大夫”。诏使安集边郡被梁师都所杀，赐爵“武昌县公”，秩高阶显。

        然而笔者发现的靳孝谟儿子墓志铭记载其本人为西河介休人，因为其父功勋拜通事舍人，嗣爵武昌县公。

   以上四种记录四种说法孰是孰非，出现三四种说法究竟怎么回事靳家人自行判断。

4.曲村世系源流图中大耶二耶七耶十耶等是否存在

     晚清咸丰二年靳和中在《靳氏西汉唐宋诸公纪略》中记载:

     宋大司马怀远将军事略   按旧谱云:公智勇兼优，德摄中外，为司马未尝以兵戈扰民，今家庙存有大像轴。

   

        评论:大司马  位同兵部尚书、太尉一职，查阅《宋史》《资治通鉴》等书，未见宋代有此靳氏记录。宋史中有传者唯靳怀德，靳裁之二人。《续资治通鉴》记载平定湖湘时战死的 步军指挥使 靳彦朗的儿子靳承勋等三十人补为殿直。一些小人物靳仪都有记载，却从未发现有大司马怀远将军记载。

  

再继续看靳和中关于靳六耶等观点:

奉议大夫河南开封府尹仪同三司事略  按旧志云  公端方自好，決无外援，士有干谒其门者，则斥之，政余惟事诗书，卒善其身而不为爵禄之所累焉。今家庙内存有大象轴。

附和中记:自西汉而后至唐宋，历年远矣，而沃邑靳氏竟寥寥罕纪，何也？考董文用先生撰和祖碑，靳氏自徏曲沃，地以爵名，至今称靳长官村。其非历世寒微，唐宋间始崛起可证。岂极盛难继，后人虽有兴起，末能如西汉之功昭史册。爵列通侯，故有幸与不幸。吾以是叹元代诸公之有功于前非浅鲜也。

靳氏历朝封官纪略  按  先代职衔，多年已谱牒散漶，失考者极多。玆但据像轴墓碑旧谱邑乘并城乡寺庙内古迹，经和中见信而有证者，彚列如右。

评论:尽管靳和中承认西汉到唐宋年代久远，曲沃靳氏记录寥寥；宋金元时期虽战事频仍，但史志对战事记载 相对详尽，在互联网十分发达，国家倡导古籍上网的今天，我们并未在国史地方志或碑刻记录中发现咸丰二年靳和中所记部分人物。

        有人说元朝之前普通百姓没有名字，家谱中耶表示爷。但是，一个家族谱系中三代人共用数字、耶（爷）称呼是不可想象的，兵马大元帅这样的官职没有正式名字也是不可想象的。设想皇帝如何会称呼自己的元帅为六爷十爷……

5    靳家衙是否真实存在

     新绛人、山西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及其学生高婧认为:

从《诗经》 存在年代直致封建王朝的灭亡至始至终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封建王朝之内绝不允许独立王国存在，否则存在杀头的可能性。即便唐朝立下汗马功劳的郭子仪、保宋王的杨家将也未敢有如此恩宠，曲村靳族怎么可能会在封建王朝获得如此独一无二殊荣？

上述两碑一记录为靳衙，一记录为靳家衙，然而共同的意思表达“俗传其地为靳衙” “俗名其地为靳家衙”。可以想象，元朝（1271——1368）不到百年江山，从蒙古时期的靳和、元朝靳用、靳德政、靳荣先后一家四任曲沃尹，元朝灭亡后明清老百姓私下称为靳衙、靳家衙也合情合理。至于说为何一个家族连出几任县太爷，这与古代皇帝的用人之道有关，一者任用可信可靠家族，二者照顾曾经立过功劳的老臣。焦作东王封靳德茂从元世祖当太子时候就跟随忽必烈，“出入禁闼（皇宫）三十余年”，直到七十岁授怀孟路总管，回老家享清福，同时任兵部侍郎的第三子靳荣被升卫辉路总管，以便养亲，其余三子均有官职。

但是“靳家衙”一词要得到官方认可毫无可能。在非常在意是否中原正统的蒙古族建立的大元朝，蒙古统治者特别忌讳汉人二心，唯恐汉人、南人另立中央造反。为了监督汉人，成吉思汗在各地设立达鲁华赤，（蒙古语“掌印者”的意思）。达鲁花赤是代表成吉思汗的军政、民政和司法官员，以《大札撒》为根本，结合当地的同时惯例行使统治权。

几乎可以想象，百姓当时如果正式场合频繁称呼靳衙、靳家衙，靳氏县尹估计心里也捏着一把汗，心里咚咚直敲鼓，唯恐一天脑袋突然搬家。所以，靳家衙一词更可能是元朝灭亡后明清当地老百姓对元朝县衙所在地址（靳和中认为是靳用办公地或者靳荣的起居地）的私下称呼，今日曲村靳族引以为荣夸张渲染元代家族的发达可以理解，但在元朝“靳家衙”一词公开场合上不得台面。

至于元代冠冕堂皇铸造靳家衙水缸，更是不可思议。其缸究竟出自何时，什么情况下铸造应该是个谜，好比强大繁荣的西汉二侯靳歙靳强墓地直到清朝乾隆四十二年才有碑刻记录一样，值得靳氏后人推敲琢磨。

6. 靳颉与闻喜庄故事是否真实发生？

曾经一度靳颉的故事在靳氏家族群中传的神乎其神，所有不假思考的靳家人都几乎相信没有靳颉就没有今天的中华靳氏家族。中华靳氏联谊会会长靳卫强更是在山西靳氏年会上这样讲：“可以说没有靳颉先祖就没有今天的靳氏大家庭（现在是108万，也许是50万也许更少）”那么靳颉的故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曲村靳族》一书《曲村靳氏散居记》137页这样记载:

曲村家谱记载:

明灭元，诛元宦，宦家子弟所存无几。靳氏在所诛之例。存幸者改名换姓不得其祥不敢冒记。至明洪武八年乙卯明臣奏章昭命剿伐元宦，靳昺之后靳颉系元镇西将军，乞命征西，将功折罪，旨下准其立功，并授大将军之职，阵亡失首，明皇帝赐以银首葬之，至此元宦靳氏得赦无罪。

然而，靳和中在咸丰二年《元末殉难诸公纪略》中:按谱及志，元末靳氏殉难者三人，一为钦允靳忠，孚之子，利之元孙也;一为征西武德大将军靳颉，昺之子也，元末战亡，获其尸而失其元，上煉之，赐银首以殓。

两相对照，可见，咸丰二年靳和中之前曲村靳族并不认为靳颉作为明朝征西大将军攻打元军而丧命，靳和中所立碑文与家谱所记录年代也不同，靳和中记为元末，家谱记录洪武八年。家谱记录时间洪武八年明显不靠谱。

同样部分学院历史系教授查阅史料均认为靳颉是作为元朝战将打仗而失其首。但是因为各种不可知的因素，今天看到曲村家谱书籍中，故事逐渐演变成为靳颉作为元朝将军转而为明朝效命，靳氏族人得以挽救，因而有闻喜庄名字诞生，又有曲村靳氏全国四散一说。堂堂中华汉族靳氏家族，先降元，转而又反元，翻手为云覆手雨，这样不怎么光彩、类似于大奸臣洪承畴、吴三桂的故事，编出来是有损家族荣誉的，有愧靳氏先祖的。万历年曲沃地方志认为，靳颉故事无可考，闻喜庄名字由来则记录为汉武帝闻破南粤，欣喜至极，因而命名闻喜、闻喜庄（见下图）

乾隆年新修曲沃地方志中关于靳颉故事记录原文:

靳颉，元征西大将军临敌不避难殁于阵获尸而丧其首锡银首以葬。然正史无考也。

万历年间所修《沃史》解释闻喜庄由来:

北闻喜庄 闻喜庄

汉武帝闻破南粤而喜者，或即此处。

正因为靳颉挽救靳氏一族的故事在清朝之后不断演绎，从汉武帝破南粤而演绎成靳颉叛元投明，在曲村靳氏乃至曲沃电视台铺天盖地宣传下，曲村乃至全国相当多靳氏想当然地认为“曲村是靳氏之根，族脉之源”（靳云鹄书《曲村靳族》原用语）。全国各地靳氏都是元末曲村逃难靳氏后裔。笔者认为，各地靳族是否曲村靳族后裔是需要确切证据的，否定洪洞大移民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就连邳州靳氏是否都是曲村后裔也需要更加充实的证据，尽管曲村有碑刻记录靳德政曾任邳州判官，但邳州墓碑上并没有靳德政，只有靳志政，一字只之差距离十万八千里，徐州地方志也未有靳德政记录，如何证明靳德政就是靳志政？？？

中华靳氏联谊会会长靳卫强在山西会议讲话也根据靳颉、闻喜庄传奇演绎，认为洪洞移民时候靳氏已经四散，靳氏洪洞移民不靠谱，各地靳氏家谱中记载洪洞移民是错误的，全国靳氏大都是元末逃难到各地的。靳卫强讲话相关部分摘录如下:

2016年2月，我（靳卫强本人）访谱到了山东省沂水县圈里乡靳家岔河村，进入该村只有一条山路弯弯曲曲，交通非常闭塞，全村可耕种土地不足50亩，其他均为贫瘠的山地。还有沂水县诸葛镇上华村，该村背靠大山，坐落在山路的尽头，和靳家岔河村一样偏僻，这两个村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便于隐藏，少为人知。上华村宗亲在2016年清明节邀请我去给族人树碑，碑文记载，明洪武二年 始祖二公自山西洪洞县喜鹊窝迁入圈里乡岔河村。实际上该碑文的记载是和历史有出入的。据史料记载，移民是从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的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事实证明明洪武二年还没开始移民，洪洞县也没有喜鹊窝这个地方。

（评论:1.明清流行修谱距离明朝移民已经一二百年，大致推理在时间上有所出入原本正常。2.洪武二年是个特殊年份。记载洪武二年移民家谱不仅靳氏有，其它姓氏也比比皆是，以此证明不了什么

2016年10月我（靳卫强）访谱到安徽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蔡里社区晋庄，该村有400多姓山西简称晋的人，我们访问了晋士宏、晋兴财、晋兴旺等几位年长的老人，据他们介绍，他们的先祖其实是姓咱们的这个靳而不是山西的简称晋，原因是在政府修建外环路时，挖开的山西简称的晋氏家族的八个坟墓里都发现了刻有我们这个靳字的青砖，据他们研究推断，先祖肯定是姓咱们的这个靳，至于原因，由于没有证据也不好猜测是怎么改成山西简称的这个晋的。

在一次访谱到江苏泰州姜堰区时，该地有靳潭村，原名叫靳东、靳西、靳南村，现在该村已没有我宗亲居住；到山东省青州市云门街道靳家庄走访时了解到，该村之前靳氏是大户，很久以前就搬走了，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据江苏省邳州市宗亲靳贺胜介绍，1995年当地出土了一块靳氏先祖的石碑，碑文刻有邳州靳湖祖碑 明景泰元年立。刻有19门闭户字样，当时靳贺胜一直不理解是什么意思，经过查阅历史和家谱，终于明白是指有19户宗亲在元末战争时被朱元璋部下追杀举家逃难了。

（评论:满门闭户、改名换姓、整村阖族迁徙原因可能有千万种，比如瘟疫、荒灾、躲仇杀，躲兵避乱、甚至投奔更有前途的地方等）

通过走访的以靳氏命名的部分村庄，证明了我族在元末时期是名门望族，人丁兴旺；通过部分村庄的偏僻的地理位置和落户时间来看，证明了当年是为了躲避追杀才逃难的，而不是移民，如果移民的话是不会那么偏远的，是不会到大山深处没有耕地的地方居住的。而众多宗亲说是移民过来的，也可以理解，因为在那个时期没有人敢说是被朱元璋部下追杀而逃难过来的

（评论 1.移民最初依山傍水而居只为生活方便或者条件局限而已，不仅靳氏其他族姓也如此）。

2.曲村靳和12 19年投靠蒙古，将曲村靳氏阖族命运系在蒙古政权，虽在元为官者相对多，但绝没料到不到百年时间大元朝即灰飞烟灭土崩瓦解，明诛杀元宦。

明初由于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人烟断绝”, “城野空虚”,人口减少生产也下降了。明太祖朱元璋是从元末农民战争死人堆中滚过来的人,他应该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威力,认识到“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就将“至于乱亡”。所以朱元璋反复告诫他的臣下和儿孙要“取之有制,用之有节”,要注意休养生息。各地府州县官来朝,明太祖对他们谆谆叮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树不可摇其根”。要求地方官吏爱惜民力民财,以免动摇朝廷的统治。 明统治者认识到人口就是生产力，曲村靳族遭到诛杀有可能，但不会把靳氏一族近七万余人全当做诛杀目标）

6 曲村靳族发布公告在2020召开祠堂创建700年庆典，元朝时靳氏祠堂家庙是否存在，现靳氏祠堂创建年代到底元朝还是清朝？

按照咸丰二年靳和中《靳氏茔庙各项纪略》说法，家庙在元未有所闻，可是神像都是大轴，没庙无法祭祀，由此靳和中推断:靳氏元朝有没有家庙可想而知。但他同时指出，“时代屡更，家庙无法考证”

可是紧接从下文看，靳和中又言前明三百年间，自成化以后一直在唐帝庙献殿悬挂象轴祭祀，直至国初（指清朝初年）沿而不改。

由此设想，明朝可以在没有家庙情况下，在唐帝庙献殿祭祀，元朝为什么必须有家庙才可以祭祀呢？

了解下家庙历史: “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所以祭祀祖先这种重要的大事情普通老百姓秦汉以前是不能干的，只能贵族阶层才能享有的特权。祭祀的场所称为“庙”也就是“宗庙 。西汉时期皇帝始建家庙，但是到了魏晋时期门阀崛起，家庙逐步兴起，但直到唐代家庙的建立是有制度约束的:一、二、三品官员方可建庙。

到了宋代，修庙依然是官僚阶层特权，必须政府批准，没有品级是不能修的，品级太低也不能修，只能在自己家的寝堂祭祀先人。所以有些大的家族会在家族墓地建设寺庙用来祭祀，比如贵为宰相的司马光、河南陕县三苏家庙，南宋时期南京江宁的建中村秦桧家的坟寺旌忠寺。

明代依然按照前边规矩，朱熹的父亲朱松虽然也入朝为官，但是官运并不太好，最后被任命为知州，还没上任就去世了，恐怕朝廷并没有给他设立家庙的待遇。于是朱熹对祠堂制度进行了完善，其在《朱子家礼》中说——“ 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意思就是：家庙的设置古代没有记载也没有规定，朱熹阐述和颁布了自己的创造的方式，把家庙改为祠堂，让普通阶层可以以修祠堂的名义修建家庙了。

祠堂真正的兴起是到了明代——明代嘉靖十五年批准“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并取消只祭祀上溯五代的规定，但之后国家正式的礼仪典籍万历版的《大明会典》依然保存着《品官家庙》对家庙的建设予以规定。清代《清文献通考·群庙五》——“顺治十年，议定郡王以祀追封祖父于家庙，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于坟墓。” 所以虽然明代中期对民间建庙立祠开了口子还是有一定局限，直到清朝百姓才可以建家庙。

至于元朝，立国不到一百年，一直处于战乱天灾中，或许没来得及对民间建庙立祠进行规定。究竟曲村靳氏是否有祠堂呢？是否如靳和中逻辑推断建有祠堂呢？

从靳用神道碑所述可以一窥:（靳用）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中旬三日，乃始生之旦，家人依次祝寿毕，坐而言曰:“吾寿已终，永诀于此”。言讫而没，春秋七十有六。越五日，权厝于宅之西园，送者数千人。

由此可见延佑六年1319年曲村靳族并无家庙祠堂，否则靳用去世后不会暂存于宅之西园而应在祠堂。直至延佑六年我们并未发现曲村祠堂任何记录。延佑六年六月初一是靳德政为靳用立碑日，也与祠堂无关。如果有记录，目前为止笔者未有发现。

至于碑文“呜呼，惟府君公忠廉爱，刚直谨简，故能临民以德，执法不阿，所在立祠勒颂，不忘却懿”提到的“立祠”，是因为靳用做曲沃尹时执法公正，廉洁奉公，大德年间大地震恰碰巧告老还乡后，为重建曲村尽心尽力受到百姓拥戴，百姓因此建乡贤祠或生祠表达谢意。元明时代继宋之后首次把名宦、乡贤祀典在庙学普遍化并成为一代制度，因此乡贤祠、名宦祠、生祠属于公共场所，并非家庙或家祠。而当时平阳府有两位靳氏曲村靳用与襄汾靳氏元朝监察御史靳柱因百姓爱戴，二人均入生祠。

靳用时候曲村无家庙祠堂，到1328年靳昺时候是否有祠堂呢。靳昺碑刻曰“公崇祀沃邑忠義孝弟祠”。忠义孝弟祠是什么呢？ “凡直、省、府、州、县文庙左右，建忠义、孝弟（校注：弟，同“悌”）祠，以祀本地忠臣、义士、孝子、悌弟、顺孙，建节孝祠以纪节孝妇女，名宦祠以祀仕于其土有功德者，建乡贤祠以祀本地德行著闻之士。地方官岁以春、秋致祭。” 。因而，元朝时候曲村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靳家祠堂。因此，现曲村祠堂正如靳和中所言清朝康熙年间始建，乾隆元年方建成。

8 .曲村谱中记录的部分古代靳氏是否真的曲村本地靳族？

或许是写家谱时由于查阅资料不便原因，一部分靳氏在其它记录中并非曲村本地靳氏，举例一二如下:

除了靳歙靳强靳孝谟存在疑问之外，还有万历三十八年出任曲沃训导的靳思義，潞州地方志记载为长子县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科殿试赐同进士靳文蔚家状登记为安邑县（今夏县）人。个人认为，国史可信度>地方志 >碑刻 >家谱。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究竟哪个记录可信，读者自我考证。

9 曲村官迁与古代致仕制度

前几年中华靳氏联谱徐州筹备会主办者认定豫东、苏、鲁、皖、黔等地靳氏为曲村靳氏官迁后裔，均与曲村联谱。同时为了诱导其他地方靳氏与曲村联谱，与曲村联谱者家谱先印在统谱第一册。不与曲村联谱的地方则需等待至合适时间。无形之中给全国靳氏造成这样的印像，与曲村联谱就是靳氏一等公民。至于这样做是否合理，是否有违背人伦天理，不管不顾。有人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曲村做官者多，豫皖苏鲁靳氏均为曲村外迁官员后裔。

否定洪洞移民，推定大半个中国靳氏都是曲村官迁后裔的结论未免鲁莽。

从曲村家谱中《五枝分户图》明初仅有二十四户可以得到映证，

关于官迁后代说法是否成立，我们首先一起了解下中国古代官员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从《礼记》《尚书》均记载七十致仕，到唐宋也一直实行七十告老还乡。元代致仕制度上承宋金,下启明清,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致仕制度形成、发展、完善以及致仕的推行情况,反映了元朝官吏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元代规定除特殊人才如太史院掌管天文历法之官员不许致仕 ，普通官员70岁 致仕。为鼓励官员致仕，给予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和特殊礼遇。政治待遇主要包括加官晋阶和恩荫亲属,经济待遇主要是给俸和赐物。正因如此，精于星历之学的靳德进历经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累次辞官不允，一再加官晋爵直至病逝于任。而靳和 于辛亥年1251年53岁提前告老还乡，闲居十五年后去世。靳用于大德八年1306年69岁致仕回乡，1313年七十六岁去世。古代官员告老还乡除了制度约束外还受到中华传统“叶落归根”“封妻荫子”“衣锦还乡”等观念的影响，靳德政后期也是在家乡。

根据本人近来查阅各地地方志，发现宋金元时代靳氏官员已经比比皆是，山西上党、汾阳、陕西、甘肃发现唐代墓志铭达五十方。至于从南北朝到宋朝大量靳氏以家族为单位礼佛造像功德记录更是不计其数。

基于以上原因曲村靳氏大面积异地为官、娶妻生子、落地生根的可能性不大。

1211——1271年 蒙古

1271——1368年元朝

蒙古、元不仅与宋辽西夏金作战，还三次西征欧洲，同时应对大大小小农民起义。天灾兵祸，连年不断。或许这也解释了为啥我们今天只看到靳和碑靳用碑，而靳德政一代，包括下一代靳荣虽贵为奎章阁学士、监察御史，作为曲村元代靳族官职最高者居然未有墓志铭。

由此可见，《曲村靳族》一书的好多观点，乃是从清朝靳和中时期一步步到现在编成的神话故事…

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并非为彻底否定曲村靳族历史。正如安徽博士靳望舒先生早年在《曲村靳族与山西靳氏》一文中所言:“ 一方面，蒙元时代长期征战造成中原地区人口锐减，中原靳氏难得幸免。另一方面，因山西的“山川形便”地势，大的战乱很少波及，这注定了山西省必将成为中华靳氏遮风挡雨的好去处，成为靳氏发展大本营，为靳氏后来扩张保存了“星星之火”。其中，曲沃靳氏创造了蒙元时代的辉煌历史，成为山西靳氏的杰出代表；山西其他地方靳氏，也异常活跃，共同为靳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这里要特别强调，提出“山西靳氏”的概念，并不是要否认曲沃的历史贡献，而是客观公正地分析，在蒙元时代，山西靳氏共创辉煌，形成曲沃靳氏异军突起、其他山西靳氏遥相呼应的生动局面。这样的局面，不是正是当前全体中华靳氏所期待、所向往的吗？ ”

一枝花打扮不出春天来，百花齐放才能春满园。根据本人近几年来收集的靳氏碑刻记录、墓志铭、国史、地方志记录， 靳氏历史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可以这样说，战国得姓，开枝散叶，汉朝再展锋芒，三国两晋南北朝礼佛发达，唐朝光前裕后，宋金元纵横中华，明清以后逐渐遍及五洲四海。 我们有足够历史记录、大量古代靳氏碑刻、墓志铭记录证明，战国之后两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时期中华靳氏就在各地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期待着更多家人加入寻根溯源的队伍，在更多地区去发现挖掘辉煌的靳氏历史。

本文在论证过程中参考了山西大学教授新绛人行龙教授及其研究生高婧论文《 金元以来曲沃靳氏宗族的历史建构及其实践 》中的观点。有心靳氏不妨搜索下全文，看看外姓人是如何看待曲村家谱和曲村历史的。有一位历史专业的靳氏说，该文有理有据颇有说服力，同时文字委婉给曲沃靳氏留了脸面。附录两页该作者2015年采访靳云鹄的文字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2013年中华靳氏联谊会成立以来，曲村某些人从历史文化宣传、思想舆论、组织行为等方面处心积虑，把始祖靳尚墓从湖南迁徙曲村，否定明朝大移民，篡改夸张曲村靳氏历史等背后动机，大想把曲村打造成靳氏小延安，中华靳氏之根，族脉之源（此八个字为靳云鹄在《曲村靳族》一书中对曲村靳氏的定位）。

附：2020年12月末本人在各靳氏群中因为发“湖南宁乡是中华靳氏起源之地，汾阳是中华靳氏郡望之地”，遭到曲村某些人渣几十分钟的辱骂，遂在几个群中发表了此文。因为散发宣传文章，中华靳氏联谊会所谓会长靳卫强骂我脑袋进水，并且在各大靳氏群全面封杀我，将本人踢出十多个群。如此行为实在令人不耻。如果感觉自己理直气壮，为啥不能心平气和拿出真凭实据来反驳我呢？中华靳氏联谊会成立以来，权力为曲村派所把持，凡是与曲村靳云鹄观点相左者基本没有渠道发声，所以很多最初加入联谊会的大咖默默退出江湖。我的文字发出来以后，很多真心寻根的靳氏与我沟通问了一些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清楚，写了如下文字。

关于《曲村镇志》、《曲沃县志》 、

《山西通志》中靳强靳歙靳颉相关记录看法的补充说明

昨晚有靳氏家人问《山西通志》中有记录靳强居于曲村的记载，为啥没见我说过。实话实说，很早以前就看到某版《山西通志》中的靳强记录并且截屏，也和对靳氏历史感兴趣的靳家人聊过。但是，感觉不管记载是否可靠，宣传曲村靳氏历史不是本人职责所在。本来搜集靳氏历史资料，宣传各地靳氏历史文化同等对待，但是网络上铺天盖地宣传曲村的够多了，似乎不需要我再锦上添花了。比如某网络媒体总结靳氏名人，从古至今大约列有三十余靳姓，其中曲村靳氏占比近一半，其中包括无法考证的曲村家谱中三代人同用一字辈的靳六耶，靳十耶等。

题归正传，今天重点谈《曲村镇志》《曲沃县志》《山西通志》中关于相关靳氏的记载。

琢磨过地方志的家人应该注意到，地方志的编撰者一般是同级地方长官和当地进士举人秀才，有些会请本地在外做官的大员参与。比如县志一般由县令组织本县进士举人秀才等进行编纂，编写县志写到本地科举人员、职官，自然要考证调查本地大家族情况，县志如何记载、记载多少文字有时不免要看本地大员眼色，同时古代没有互联网，古籍没有数字化，最终文字的客观公正性自然要打折扣。当然一分为二看，也免不了有勤勉正直的官员记录也会相对更客观。

关于《曲村镇志》，不了解内情的会以为是曲村镇官方编纂的小镇史志。但实际上所谓镇志是由曲村靳氏后人编写的 、被靳彤魁收录在靳氏家谱中的一篇文章《元成宗甲辰年朝列大夫晋宁路总管致仕靳公讳用攒立曲村镇志》，被有心人简称为《曲村镇志》，和官方曲村镇没有半毛钱关系。所谓的曲村镇志记录了元大德八年平阳府地震，靳用奉旨回乡热心重建家园的事迹，在追溯靳氏历史同时自然把家谱中靳强定居曲村的话语也记录其中。山西大学师生查阅元史当时奉旨善后的并非靳氏族人。

即便如此虚假历史，编纂《曲沃县志》者居然也顺理成章把所谓镇志中话语转抄，同理《山西通志》个别版本也照样收录。至于论证该历史是否真实的任务则留给了今日靳氏。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本人了解，《山西通志》版本不少，明朝 有成化版、万历版 、 崇祯版 ， 清朝有康熙 、雍正、 光绪版，民国版等版本。不同版本某一人某一事或记录或不记录，同一人物记录也有所不同。比如靳强，其中一版本未做记录，一版本直接写曲村人，一版本写其先西河人，后迁至曲村。至于其祖先是谁，不得而知。（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在《曲村靳族》和曲村家谱中可以找到）

靳氏各种家谱中关于靳尚靳歙靳强关系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地方志记载也同样如此。嘉靖版《曲沃县志》则明确靳强为靳歙之后。

再比如靳颉的记载，咸丰二年曲村靳和中刻碑文字：征西武德大将军靳颉，昺之子也，元末战亡，获其尸而失其元，上煉之，赐银首以殓。

嘉靖版曲沃县志文字：靳颉曲村人，任征西大将军临阵不避艰险，阵亡获其尸而失其首赐以银首葬之

乾隆版县志文字：靳颉，元征西大将军临敌不避难殁于阵获尸而丧其首赐银首以葬。然正史无考也。

关于靳强，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中这样记载：靳强以郎中骑千人前二年从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眛，功侯。封汾阳侯。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生于龙门（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作为子承父业的史家世族史学家，司马迁出生年代距靳强去逝不到五十年，其家乡不管在韩城还是河津距离曲沃90——130公里之间，为了写《史记》他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不会无故忽略一个封侯的同时代人物籍贯。况且靳强是因为被封汾阳侯之后才和西河有了联系，靳强的先人怎么会是西河人？所以地方志各种不同记载读者各自理解。

一孔之见，仅供参考，期待更多靳氏族人加入靳氏历史溯源队伍中来。

　　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专门写过《家谱不可信》一文对杜撰家世夸大其词之风予以批评，要求谱牒编撰坚持“实事求是之识”，编出“信史”，引用唐代颜师古《汉书·眭弘传》注:“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来说明;在《钜野姚氏宗谱序》中认为：“宋元之后，私家之谱大登于朝，于是支离附会，纷纭踳跤，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远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汉族，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清代史学家、汉学家。钱大昕是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许多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大昕为“一代儒宗”。

清代章学诚在揭露家谱种种谬误“不可胜言”之后，甚至发出了“有谱之弊，不如无谱”的尖锐批评！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

　　这就是家谱进入不了正式史料研究的原因，只有做辅助证明材料。

　我们在研究利用旧谱资料时，必须对它们进行一番认真的甄别和辨伪工作，研究谱书 同时应灵活运用古籍版本学 ， 需以史部史类、总集、别集、笔记、方志(总志、通志、府、州、县)、金石、正史、人物传记、碑刻墓志铭、年谱、文人作品集、家谱目录提纲、族人大事记、以及科举文献资料（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同年齿录、朱卷等）、学者学术专著和研究论文等多种历史文献综合研究家谱世系和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