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轶事（十七）

正本清源

上世纪70年代末皮尔·卡丹来到中国，身着长风衣走在大街上。现在看来也一般的穿着，在当时的中国，可想而知给国人带来的震撼。老照片上，“土”与“洋”的鲜明对比，每看一次，就震撼一次，感慨一次。皮尔·卡丹也很津津乐道这段往事，他曾说：“我在人群中像是一个奇怪的人，非常格格不入，那时的人们可能把我当成了嬉皮士。”当然，他从中看到的更是巨大的商机，坚信中国必将开放并成为一个巨大市场。1979年，他率12名法国姑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时装秀，皮尔·卡丹品牌也由此进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皮尔·卡丹品牌成为身份的象征，是很多中国人认识的第一个国际品牌。自然，皮尔·卡丹也充分享受到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红利。

1931年，爱因斯坦与卓别林相见了。爱因斯坦说：“我最欣赏您的是，您一句话也不用说，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您要表达的是什么。”

“是的。” 卓别林说，“不过您更厉害，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您的理论，可是所有人都敬佩您。”

1848年，美国木匠詹姆斯·马歇尔，发现河水中有黄金，一铲沙能得一勺金。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旧金山居民从500人增加到15万人。一个叫米尔斯的人也来到旧金山，他不挖黄金，专向淘金者们销售铲子等工具，后来开了一家银行。大多数淘金者都没有赚到钱，最先发现黄金的马歇尔，最后在简陋的房间里去世，身无分文。事实总会这样：“卖铲子的都活着，挖黄金的都死了。”

傅聪曾说：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傅雷和夫人在文革中不堪凌辱自杀）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实在是逼上梁山。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傅聪出走后不久加入了英国籍。

1939年张奚若参加国民参政会,当着蒋介石的面痛批国民党腐败独裁,蒋感到难堪，就打断他的发言说: "欢迎 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但他没有因言获罪。张奚若给清华题词:学问要往大处着眼,不然精深也是雕虫小技。

1988年秋天，中国刚去美国谈乙肝疫苗的引进时，默克公司本来是想直接卖疫苗的，一只乙肝疫苗在美国的售价是100美元，作为乙肝大国的中国，得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但谈着谈着默克公司发现，中国那时候全民免疫体系还非常不完善，乙肝疫苗在中国不是免费接种项目，他们的疫苗，普通人用不起。

默克公司最终决定将疫苗技术当作一件礼物，以象征性的7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中国。默克公司这个举动不仅意味着放弃了专利费和中国市场的巨额利润，甚至700万美元连培训中方技术人员和支付派遣到中国的专家费用都未必够。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默克公司负责提供生产重组乙肝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设计等、培训中方人员，确保在中国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中国负责设计、建造年产量4000万剂的乙肝疫苗生产线，以保证可以免疫全部新生儿。

1958年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常识的口号。9月，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视察大江南北到达武汉，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见到了毛泽东。

交谈中，李达提出，像“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这样的提法，是不科学的。毛泽东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这个口号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李达则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现阶段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

李达也开始激动了：“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浇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

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

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李达激昂地说：“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在座的人们都被李达的话吓坏了，但李达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争论中，毛泽东虽然激动，却控制住了情绪；停了一会儿，他放缓语气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讲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现在是你头脑太热！”李达临离开时，又对毛泽东说了一句，“你应该冷静下来！”

李达离开后，毛泽东在房间里一边吸烟一边沉思……

晚上，毛泽东到东湖岸边散步，对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岁了，但不够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以后要再同他多谈谈。”

1912年戴季陶发表一篇时评《杀》，只有四句话：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刊出后，上海公共租界以任意毁谤罪拘捕了戴。次日被戴指责该杀的国务总理唐绍仪致电沪方，吁请释放戴季陶。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法无禁止，为约法所保障。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朝廷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任以后请最有实力的十个义和团大师兄来抚台衙门吃饭。酒过三巡，哥们，你们真刀枪不入啊？这十人一放杯子，没问题，刀枪不入。袁世凯说拉到后面试试去。十个人这时候想反悔来不及了，拉到帅府，德国毛瑟枪一打，没一个不入的。袁抚台用了科学实验方法来反迷信。

1986年4月香港首映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引起轰动，这是1949年以来，中共第一次正面承认国民党的抗战功绩。
尤其是里面有这样一个镜头：蒋介石亲自主持死守滕县殉国的王铭章师长的追悼会。此时，突然日军轰炸机来袭，空袭警报大响，轰炸声四起。蒋介石身边的一个军官忙对蒋介石说：“委员长，是不是马上避一避？”
蒋介石一把推开那个军官说：“慌什么！我们身为军人，要以王师长为榜样，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这组镜头，和大陆以前表现的蒋介石形象完全不同。
当时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蒋经国听后大吃一惊，马上说：“给我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经有关部门批准，拷贝很快就被送到了台北。蒋经国和宋美龄立刻就观看了这部电影，并马上决定请国民党中常委全体人员观看。
当时，蒋经国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大陆承认我们抗战了。”
就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不久，蒋经国终于决定，允许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公开互动由此拉开序幕。

傅斯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之职，郑天挺担任副所长。为了防止外人搞混淆，有人来访时，研究所的接待员总是问：“您是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来访者往往被问得一头雾水，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命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一个月以后，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无理要求，但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又一个月，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朱、彭、叶、项（即“齐电”），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国军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新四军部队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指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1901年，《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

吴佩孚进北京的时候看到标语上写着人民公仆几个字，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问手下的人。手下的人告诉他说：人民公仆就是人民的仆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意思，表示国民政府对人民忠诚,甘愿做老百姓的仆人，百姓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吴佩孚笑着对手下人说：要做就做老百姓的爹和娘。

手下的人就问：大帅什么意思？

吴佩孚笑着回答说：仆人只会占主人的小便宜，偷着拐跑主人的小老婆。你们见过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

1968年11月，梁思成在遭受长期的折磨、摧残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急需入院救治。经林洙多次向有关方面写信请求，最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梁被造反派放出，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复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造反派批斗。

此时梁思成身体已虚弱得不能站立和走动，经学校革委会正、副主任特批，每次召开“斗鬼会”，学校便派人把梁思成从家中抬出来，放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斗。斗完后，再用这辆最破的小推车像耍猴一样送回家中。而每次回家，梁思成都像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

经过日复一日的折磨，梁思成已被斗得奄奄一息，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但按清华革委会规定，在治疗期间必须继续写检查，交代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梁思成已失去了握笔的能力，只得由夫人林洙代劳，但往往又被以“假检查，真反扑”为由一次次退回重写。在如此反复折腾中，梁思成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于绝望中对悲恸的家人长叹道：“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是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

梁思成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9日黎明，一代建筑学宗师溘然长逝。

当年梁启超、林徽因去世时，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为其亲自设计墓体与墓碑，而当梁思成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胆敢出面为这个清华营建系的开山鼻祖设计一寸墓碑了，不高的山岭上只有萧瑟的寒风与风中飘摇的萋萋荒草伴他长眠。

1949年后2015年前全世界华人获诺贝尔科学奖者8人，以时序为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远哲、钱永健、高锟，皆为美籍、英籍人，居美国、台湾、香港，没有一位是大陆的。可他们的老师叶企孙、束星北都在中国大陆。

1967年，叶企孙被批捕。在关押期间，叶企孙受尽身体摧残和侮辱。由于大小便失禁，被褥终日湿，衣服稀有替换。为减轻苦楚，他全日整夜坐着，致使两腿肿胀，皮肤发黑变硬。比起肉体上的糟蹋，精神上的创痛更为严重。

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景象：叶企孙踟蹰于北京中关村一带的街头，躬着背，弯着腰，拖着一双大棉鞋，拢着双手。有时在水果摊上停下，买两个小苹果，往身上一揩，边走边啃。假如碰到知道的学生，就伸手向他们要一点钱：’你有钱吗？给我几个！’所求不多，一两元、三四元罢了……”直到1972年5月，上面宣告“叶企孙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依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7年1月13日撒手人寰。

束星北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受停职审查，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受到批判。

1958年10月，束星北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的处分。

1960年，束星北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继续管制劳动。

1983年10月30日逝世。

贺子珍赌气离开延安，名义上是赴苏联治病，实际是她同主席的感情出现严重裂痕。而贺子珍生性刚强，不肯迁就，一气之下远赴异国他乡。毛主席数次召唤她回头，在她滞留西安、兰州及乌鲁木齐时，主席或托人、或捎信、或发电报劝贺子珍回来，但贺子珍去意已决，不肯回头。

退休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常去教堂做礼拜，每次做礼拜都习惯性地坐在同一座位上。有一次他去晚了，“专座”被别人占了。见此情景，人们纷纷站起来给他让坐。丘吉尔非常生气，说：“独裁者就是这样被你们培养出来的！” ​​​​

钱钟书曾跟林徽因住对门儿，两人都爱养猫，两人的猫晚上见了就掐，而无论多晚，钱先生都爬起来举个竹竿冲出去为自己家猫助阵。杨绛怕他因为猫跟对门儿伤了和气，劝他：你不总说打狗要看主人面吗？打猫也要看主妇面。钱钟书说：理论总是不需要实践的人制定的！ ​​​​

2004年金庸先生在内地已是家喻户晓，有一次去陕西，陕西省领导宴请金庸。陕西作家陈忠实也参加欢迎，但当时名气太小，坐的陪席。金庸知道后，要求与陈忠实坐一桌，省宣传部长请陈忠实上来坐主桌，金庸起身相迎，与陈忠实握手后悄悄话：您的白鹿原我看了两遍，您的胆子很大，为地主阶级翻案，放在50年代，您会被批斗！陈忠实：查先生，您看懂了，他们（茅盾文学奖评委）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