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云南插队纪实篇（30）：终于离开农村了

河马91

这是云南插队纪实篇的最后一篇了。

话说插队四年后的1973年，我的在1971年时由于“不服从分配”而给予的“两年内不考虑分配“的“有期处罚”到期了，有望上调工作了。但是当时因为大多数插队知青已经在两年多前上调了工作，此时并没有新的一轮专门针对少数未分配知青的“上调”工作名额，谁还会想起来在农村还有少数因为种种原因当初没有调到工作的插队的知青呢。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1973年时中央某领导复出，考虑到要提高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提出要对入学新生进行“文化考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恢复一下“高考”，但是远没有现在这么到位，只是“开卷”考语文、数学、政治和理化四门课。

我正好过了这两年的“处罚期”，可以有资格报名参加考试了，就蠢蠢欲动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但是我只是个初一水平的学生，如何考高考。此时我们生产队对面永康农场的一位高中老师知道了就说他会的帮助的，他借给我一大堆初高中教材，他说你要通读一遍，例题多少做做，至少开卷考时你能找到相应的定理、定律、公式在哪里，其他就靠临场发挥了。我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他的指导、辅导下复习迎考，除了白天开拖拉机外出出工，晚上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劳动之余就全身心用来看书复习，学业大有长进，自己感觉有点把握了。

参加考试那两天我胸有成竹，进入考场时看看其他考生似乎教材、参考书都没有带（或者压根就就没有），我想，开卷考允许让你翻书，你书都没有带，怎么考？

考试结束后公布成绩，我在当年插队的永德县里考了个第一名（俗气一点叫“状元”），好开心。填志愿时第一志愿填了上海科技大学，第二志愿填昆明医学院（为何填医学院？看官自己猜原因），第三志愿以下，空白，不填了！我想第一志愿应该能成功的。

事实证明貌似也是成功的，几天后，上海科大的招生老师找到我，说我的成绩考了第一名，劳动表现很不错，在上海知青中也属于佼佼者，录取上海科大应该没有问题。那时候我该有多得意啊。他还让我回上海时帮他带点永德当地的土特产如香蕈、木耳等，话已经说到这份上，还有问题吗？眼看就要梦想成真了。能跳出“农门”，成为上海科大的一名大学生，该有多幸运，有多光宗耀祖啊。

但——讨厌的“但”字来了——谁知半途中杀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他考了个0分，却在考卷背后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他认为考试成绩好的都是不好好劳动，整天在家复习功课的，像他那样每天在农村“战天斗地”的是没时间复习的，考出0分是理所当然的、必然的。这一来又与反击右倾翻案风合上拍了，录取形势立马大变。科大马上给招生老师发指示，要认真复查，看看录取的人里面有没有张铁生说的那种人。

招生老师又回到永德县，了解下来，从我的现实表现、群众评议和档案里找不到任何对我不利的因素，工分本上每天都有出工的记录，说明没有不干活去复习功课的现象。他还不死心，给上海我父亲单位发电报询问有关政治历史问题，结果他们单位的“革委会”给了回电，是这样写的：“此人政历复杂，不宜取”，意思是我父亲的政治历史比较复杂，还来个主观建议：“不宜取”。彻底完蛋，凭这些，上海科大就通知不要我了，我的读大学，尤其是去上心仪的上海科大的美梦就此破灭！我还是乖乖地回生产队开我的心爱的手扶拖拉机了，好在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可以，这么大的一个“空心汤圆”也没有把我“噎”住。

话说上海科大不要我了，此时第二志愿的昆明医学院的招生的周继纯师傅（他是医学院的“工人毛泽东想思想宣传队”的成员，所以不是老师）就提出来作为第二志愿来录取我，但是临沧专区招生办不同意，说是上海科大不要，你云南的学校要，大家都是平级的学校，你不是自己降低云南学校的档次吗？但周师傅不依不饶，说我只看条件，只要考生条件符合我们学校的录取标准，我就要录取。就这样据理力争了一个星期后，招办终于松口，同意他录取。但此时医学院名额已经录满，他就问同去的昆明师范学院来招生的李老师，师院还有没有名额？说是还有一个物理系的，但是由于我没有填昆明师院的志愿，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才能调剂，这才有了前面请张同学打长途电话给我让我同意调剂志愿的一出戏，换了现在随便一个手机就接通了，还要费那么大的周折？

因为来不及邮寄书面通知给我，只是电话告诉我已经录取了，尽快到昆明报到，别提有多高兴了。赶快简单收拾一下（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就准备离开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四年半时间的生产队。

离开生产队那天是我的徒弟杨太生开拖拉机送我去公社的，那天我们队里的村民几乎都来送我了，好几十号人浩浩荡荡从村口沿着机耕路跟着拖拉机一直送到一公里外的公路边，有个小孩拎着一个小篮子，里面放了几个鸡蛋，说是让我带路上吃，还有个小孩就从拖拉机上拿下我的一个网兜拎在手里，一路跟着，算是尽他的能力能做的事，表示一份心意。说实话，离开上海时我没有哭，那个时候大概太不懂事，对未来前途的憧憬和对美丽的云南的向往更甚于伤感；而此时此刻，我却哭了，既庆幸自己能跳出农村，但感情上实在也是依依不舍。老乡们也许也会想，这回小沈去了昆明读大学，估计是不会回转了，怕是难得再看到了（其实后来我还回去过三次呢），都含着眼泪送我。我挥手告别了老乡们，开始了命运的新的篇章。我的命运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的转折了。

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转发一个我太太他们医学院的同学保留的当年的《录取通知书》。

《昆明医学院 新生入学通知书》。

内页：左半部是“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洋洋洒洒一页；右半部有实际内容：

某某某同志：

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你被光荣地批准到我院新医学专业学习，希望你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自己锻炼成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热烈欢迎你！

注意事项：（略）

驻昆明医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昆明医学院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廿日

注意落款，那是当年的“工宣队”、“军宣队”和学院的“革命委员会”，这个入学通知现在的人们看起来会觉得非常奇怪而可笑，但是我们过来人知道，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必须这样写的通知，其实里面真正属于通知正文的就是“你被批准到我院新医学专业学习”这几个字，其他都是不得不写的套话、废话，这张通知权当历史文物看看了。

这是我离开生产队前特地在拖拉机上的留影，穿得笔挺，不像干活的样子。

我离开生产队以前整理行李时还放进了我用了四年的那把锄头，我就把木柄卸掉，把钢锄头塞进行李，想留个纪念。

我和同一个生产队南胖组的另一位上海知青董同学结伴一起去昆明师范学院上学的，他被录取在化学系。后来客车经过半路上叫“羊头岩”的地方遇到泥石流，车子无法前进，要每个旅客扛着自己的行李走过几百米宽的泥石流到对面换乘接驳车，由于行李实在太重扛不过去，只能打开箱子把锄头和一些书扔了。到对面接驳车那里才发现我们的小腿已经被泥石流里的尖锐的石子擦出道道血痕了，因为泥石流有差不对一尺厚，要跨过泥石流，小腿“受难”就首当其冲了。

由于争取我的名额颇费周折，耽误了一个星期，所以我入学也比其他学员晚了一周。直到我走进师院的大门，我才真正意识到，“时来运转”、“美梦成真”了，“空心汤圆大王”的称号可以暂时放一边去了。

进昆明师范学院时我并不知道它有多大的名气，当时也没有任何一位老师跟我们说起这学校有着显赫的身世。只是后来看到学校里有闻一多教授的衣冠冢和121运动的四烈士墓，还有联大纪念碑才慢慢了解到，它的身世不简单：抗战开始后，北京、天津不太平，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西迁到长沙（前天看赵健的视频才知道，此项西迁工作由无锡籍的鼎鼎大名的顾毓琇教授主导的——2025年6月15日注），于1937年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好景不长，长沙也遭日军空袭，就经教育部批准，再西迁昆明，于1938年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麟校长和南开张伯苓校长共同领导，由梅贻琦校长主持工作。西南联大八年历史中，有好多著名教授任教：叶企孙、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沈从文、胡适、钱钟书、朱光潜、袁家骅、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周培源、吴晗等等等等。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立西南联大停止办学，这三所学校“复员”回北京和天津，在西南联大办学的八年期间，共培养出了八千多名学生，其中物理系毕业生里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西南联大毕业生中还出了五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出了八位两弹一星功勋以及175名院士，真是众星璀璨，我们也跟着沾光。所以西南联大被称为我们国家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为了感谢昆明市政府和人民对西南联大的大力支持，学校“复员”时就成建制的留下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在原址办学，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解放后改名“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又改称“云南师范大学”。也就是说，昆明师范学院的前身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复员时留下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这是入学时我与董同学在师院大门口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照壁”前合影留念，后面的房子是学校的小卖部。

到昆明学校后不久后，我们永德县来昆明读大学的三位上海知青学生与小周师傅在昆明“中国照相馆”拍的合影照。

照片中前排右的就是当年昆明来的招生组的周继纯师傅；后排右是与我同时进昆明师范学院的董同学，他在我同一个生产队的南胖组插队，他与我既是插队的插友，也是我中学新中中学的校友，还是大学的校友，他就读于化学系，友谊非同一般；后排左是任同学，他也是同一年入学的，他是在永德县小勐统公社插队我夫人那个生产队插队的上海知青，也是我中学的校友，他就读于云南大学的植物系，1971年就是与他一起去临沧提手扶拖拉机的。

这是我和招我进昆明师范学院的我的恩师李宁生老师的合影，他夫人孙政老师教我们班的英语课，我是英语课的课代表。几乎每周六我都会去他们家“蹭”饭吃，在我演示“三虾面”时的剥虾仁的“绝技”就是孙老师传授给我的。

这是2009年回母校时在学校大门口与时任云南师范大学校长、后任党委书记的伊同学在大门口合影留念，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

这是昆明师院的老校区，属于“全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现在云南师范大学在呈贡有占地2000多亩地的新校区，气派多了。

这是老校区校园里复建的原来西南联大的校门，真正的校门应该在外面的大马路中间，解放后修路时被拆了。这是2009年与伊同学合影。

这是2013年再回母校时拍的校门的照片。校门的左边的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右边书有“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这是2018年回母校时拍的大门照片。

这是当年西南联大留下的唯一的一间铁皮屋顶的教室，属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门口牌子上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原教室”。

铁皮屋顶教室内部。我读书时这里是“回民食堂”，我同班的马同学因为姓马，就冒充回族，一直在这里打饭吃，伙食明显比我们汉族学生的食堂好。

这是2013年在云南师范大学举办物理系1976届同学聚会时的25位同学（全班共30位同学，已有四位同学去世）与7位当年的任课老师的合影。后面是闻一多雕像。

2013年与当年的同班同学、生活委员黄德生合影留念。

这是2023年回母校时的留影。

现在整个这一片都是“国保单位”了。

昆明师范学院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去了云南省地矿局楚雄地质基地的“楚雄地质中学”教了十年的书——教高中物理、初中数学，物理系出来的教高中物理和初中数学是顺理成章的，最离谱的是还教过小学的音乐课，学校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就让我顶上去。

我在云南插队了四年半、读书三年半，工作了10年后于1987年调来无锡，在无锡工作了25年后于2012年在无锡退休。离开农村这一刻算是“时来运转”，随后的日子也还算一路顺利，谢谢命运之神的眷顾。

第30篇，插队落户纪实篇全文完。

2020年12月30日

2022年5月23日修改

2025年6月15日第二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