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线建设的峥嵘岁月之一：首战909

简礼有

909基地现在已经成为核工业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正在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不久，按照当时二机部领导的指示，从1966年8月1日起，国营北京第一安装工程处并入当时在西北地区施工的国营一O三安装工程公司，并进入四川乐山三线建设地区进行施工的决定。当时担任一O三公司经理的王新吾到一处宣布了部里的决定。随即就正式开展了进入到四川乐山地区国防三线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1966年6月第一批20名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开赴乐山的西南585所和586所现场之后，紧接着9月29日，国庆节之前，第二批人员又进入乐山的西南586所和夹江的西南水电研究所（即909工程）施工现场。我在北京过完国庆节之后，即开始休自1963年9月离开家乡之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回家探亲。休完探亲假之后，我就没有再回北京，而是直接到三线工地报到。 我于11月3日在二三公司（当时进入西南地区施工的一0三公司已经更名为国营西南二三安装公司）设在成都西门旅馆的接待站，然后搭乘于学敬的吉普车（由司机杨培志开车）晚上到达位于夹江县界牌的909工程2号点工地（当时，909对外的名称是《西南水电研究所》，通讯地址为成都市291信箱）。我入川后的工作被分配在909工程2号点工地施工的一工区技术组。 当时当权的领导于学敬先期到了三线地区，因此在我尚未到达之前，于就把他对我的不满在一部分他比较亲近的人中间将简礼有是叛徒之类的言论进行了散布，而且还通过他的一些亲信人物对我找对象的事也进行挑拨离间，企图想拆散我们。 我回家探亲时，把母亲和家人们多年来对我盼望解决的个人问题的情况，源源本本地向他们作了介绍，把我新结识的女友的情况一一告诉了他们。并用她给我编织的新毛衣作为证明女友聪明能干的物证，充分展示了她的才能。母亲和哥哥姐姐都很高兴。1967年春节前，我们一道回家探亲。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一道去到乡下。祥玉直接先回到重庆的家中，未到乡下去（因为我还没有到她们家去过）。我先到乡下住了几天，编了一床竹子凉席和一对乡下挑东西用的竹框（我们老家乡下称为包箩）。在春节前，我挑着包箩，还带了点什么东西，第一次上门到重庆。动身前先给她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我从家里动身，先乘坐汽车到邮亭在乘上到重庆的火车（当时没有别的交通工具）。火车到重庆大约是在中午以后。下火车后，没有乘坐公共汽车。因为，我在1958年至59年初曾经在重庆居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对解放碑和朝天门一带比较熟悉。下车后，我挑着自制的担子，从菜园坝火车站登上到两路口的缆车，下缆车后，挑着挑子沿着中山三路、中山二路和中山一路去往解放碑的方向步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形象完全是一副农民工进城，挑着担子的棒棒军的样子。休完探亲假之后，我们一道返回单位上班。他仍然在处机关和二工区所在的乐山五八五所，我也继续在夹江的九零九工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们结婚以后的半年多，到1968年8月份，我们的工作才调到一起。这时，才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我们在我原先和其他几个单身所居住的10-2工号一层靠门口的房间安排住了下来。直到11月左右为止，后来就按照领导的安排，搬到了山上面马路旁边的草房中居住。在那里住到1969年4月搬到峨嵋的符溪为止。 这里，简要地把我的恋爱经历做一个叙述。在学校上学期间一则是学校不准谈恋爱，二则自己也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谈过对象。参加工作以后，大约在1965年初，曾经有人给我介绍过当时安装一处职工中的三位女单身之一、从事财务工作的小F(FXQ)，通过中间人的联系，约定于3月份的一个星期日的上午9点，两人在办公楼三楼财务科办公室见了第一次面。见面时，我就毫无保留地将我们家的情况告诉了她，她表示同意交往。不久她回苏州老家探亲。她妈妈是一家豆腐店的经理，据说她父亲是一位新四军的革命烈士。回来后，她说她家里人（奶奶、妈妈和叔叔）认为他们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亲戚，不同意她与我交往。于是，到此关系就中断了。经过几个月之后，到1965年8月份，我去河南安阳搞社教之前，突然她通过其老乡、工段的统计员小W(WYQ)（此事一开始就是我在劳动的管工班班长李启荣师傅通过她在中间介绍的）告诉我，她又愿意继续谈。于是便有了我们之间在304单身楼外面山坡上红薯地边上的第二次见面。那是在我去河南安阳搞社教工作之前。见面时，她对我说，她家里人并不管她的事，由她自己决定。不久，9月初，我就离开北京去了河南安阳参加社教运动。到河南之后，我曾经给她写过一封信。在1965年的国庆之后，她也曾经给我回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讲到了我们培训班的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联欢的情况，并说他们演得很好等等。在我给她回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音了。后来，我给W写了一封信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W给我写信说可能是因为领导上决定要让她（作为第二批参加社教运动的人员）在11月份要到河南信阳去搞四清，所以思想情绪上有些波动之故），让我理解她的这种心情。以后就又没有任何来往联系了。直到四清工作结束我从河南回到北京之后，在W生孩子休产假回单位之后，我再一次找她了解情况时，她才告诉我说，她（F）认为：她还小（其实当时她已经二十三岁），不想谈。其实是还想考验考验我。她哪知到，我这个人经不住她的一再考验。当时我就请W转告她，以后再也不要谈此事了。于是这第一次的正式恋爱就宣告结束。 其实，上面所说的这第一次恋爱，我是在一种无心的状态下表的态。当时，李启荣师傅像是半开玩笑似的对我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好不好。我随口答到：好啊。结果，他就将他所了解的情况给我说了。于是便有了上面所说的这一段恋爱的经历。我的主导思想还是想找一个相互之间家离得比较近，生活习惯基本相同的人作为自己的生活伴侣。但是，当时的安装一处仅仅只有三位来自江苏苏州的女单身，而且其中的一位老大姐W已经有了对象。剩下的两位中，F和W的关系更为亲近一些，比较听W对她的意见。另一位是小S(SJY)，相比之下，她显得比较成熟和有自己的主见。为此事，中间还出现过一段插曲。正在我与F交往之时，当时在工会工作的欧阳薇同志，在处里准备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时，曾经问我，有没有对象，想跟我介绍一位，并说她是求之不得。她所说的这位就是F的老乡，三位女单身中的S。我当时告诉欧阳，已经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便把与F交往的事也告诉了她。因此，此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不知是什么风，竟然吹到了F的耳朵里，她也知道了此事。在与我的第二次见面时，竟对我提出，什么脚踏两支船的问题。我当场就给她把事情的原委作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解释。 在与F开始交往不久，当时安装一处招收进入了一批在外单位经过一年半培训的代培学员，共有200余人。其中来自重庆的十四人中，有两位女学员。从第一次与他们见面之后，我就对其中的一位（就是我现在的老伴曾祥玉）有特殊的好感。在培训班时，我担任团支部副书记，她和其他几名学员都是支部委员。但是由于不知道她在原单位是否有对象，因此，也仅仅停止于有好感而已。在正式断绝了与F的交往之后，我在这方面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明确。由于老乡关系，她们来到以后，我对她就有一种亲切感。加上在社会工作中有了一定的接触，互相之间开始有所了解。1966年春节我从河南安阳回北京休假时，她们两位曾经到我宿舍来玩，并帮助我缝被子。直接使我们有比较多的机会在一起做进一步深入了解的是在文革开始后，集中在基建六处的单身楼搞大字报摘抄与汇编的时候。我们两人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们开始谈有关爱情和恋爱的话题。在她的谈话当中，开始比较多地谈到中学时的女同学们的情况，这时，我便开始问她，你光说别人，你自己呢，是怎么考虑的？从此我们便互相就各自的家庭情况进行了交流。越谈越投机，感情日渐加深。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接触与交流，我们相互认可，确认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星期天，我们一道乘通勤的火车（当时从北坊发车，每星期六下午、星期日的上午与下午以及星期一上午各有一趟专为401的职工上下班运行的、开往永定门火车站的通勤火车）进城去玩，并于当天在前门的大北照相馆留下了我们的第一张合影（订婚照）。当天只有一位单位的同事纪德明看见过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证明人。因为在当时我们还尚未对外公开。可能是由于他向某些人谈起过，所以不久以后，知道的人也就逐渐多起来了。包括于学敬在内的某些领导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因此才有他入川以后，对我所采取的那些作法。经受了外部施加的压力，更加坚定了我们在一起的信心。经过文革中一年多的风风雨雨的锻炼与考验之后，我们终于于1968年1月份正式登记办理了结婚手续，组建了我们共同的小家庭。我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利用我们1968年的探亲假回老家度过的。1月19日，我们到工程处办公室找戴学迁主任给开了一张结婚的证明信，然后于20日，我们即离开乐山返回老家。当时，正值全国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中。在成都，火车非常拥挤，买了火车票根本就上不了火车。我们在站台上干著急。据在那里的一个老太婆说，她已经等了三天了，就是上不了车。同时我们看见一辆开往贵阳的91次列车，不仅车内人挤得满满的，就连每节车箱的车蓬顶上也都坐有不下于三四十人。当时我心想，就这样，这火车还能开走吗？然而，不一会，这列火车就慢慢地开出了车站。我们又等了很长时间，眼看着就要到我们开往重庆方向的列车的开车时间了，仍然上不了车。在情急之下，我们不得已也登上了列车的车蓬顶上，冒了我生命中的一次最大的风险。傍晚时分，火车从成都站开出，一路上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坐在车蓬顶上，斜躺着不敢直腰，一路上心里一直都是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到第二天黎明，我们在永川车站下车时。我们身上的棉袄面上都被雨水淋湿。在永川下了火车，我们立即转向长途汽车站，搭乘由永川开往大足的长途汽车。由于天一直下着小雨，到大足下了汽车之后，由于从大足到三驱当时没有客运汽车，我们只得顺着泥泞的土公路步行14公里（人们过去习惯称30里）走到三驱。到三驱之后，还要再走大约十里的小路，才能到家。这已经是22日。到家后，稍事休息，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我们一道去到三驱公社，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结婚证。这就算我们正式结婚了。没有举行任何的仪式。所以，一月二十三日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随后，我们一起再乘车回到重庆曾家父母的家，继续休探亲假。按照当时的规定，探亲假除去路途时间，在家只有十二天的假期。到期之后，我们便返回了工作单位。在探亲返回时，由于当时社会上很乱，我放在裤子后屁股兜的钱包中的40元钱和装在钱包中的单位发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以及工作证等在两路口乘坐缆车下到菜园坝火车站时被小偷偷走了。结果母亲把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40元）钱拿来给我们作了返回单位的路费。在结婚后的一段时间，我和爱人仍然分居两地生活，即我在夹江界牌的909工地2号点的一工区，负责一部分196工程的前期试验工程安装施工的技术管理工作，祥玉在乐山585工地处机关材料科当材料员，负责材料和设备的计划与保管工作。后来经过向领导提出调动的要求并经批准之后，在半年以后的1968年8月份，我们的工作才调到一起。由于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不想让她再继续从事物资管理，认为技术工作比较好一些，因此，她没有继续留在材料部门，重新回到工人工作岗位，当电工，参加工程的电气施工。刚调到一起时，我们居住在10#2工号一层的一个房间。到国庆节后，由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工区在山上马路边修建了一排草房，就叫我们从工号里搬出来，到草房里去居住。 经过1967年1月全国的夺权之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持续不断，中间还曾经发生过一次武斗520事件的冲突，双方各有几个人受伤。但是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我们单位始终没有介入到社会上去，仅仅是单位内部开展而已。1968年下半年，在全国出现了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安装一处的两派群众组织也在军管会的参与下，实现了大联合。在国庆期间，一处的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也宣告成立了。于学敬成为了革委会主任，他的一个得力打手，原保卫科科长冉龙章当了办公室主任。这个革委会实际上是属于一派（其基础就是原春雷革命造反兵团）掌权的状态，在其中担任各种职务的人几乎都是一个派别的。紧接着，就开展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其目标就是另一派组织（红色工人联合革命造反兵团，简称红工联）的主要头目。我也因为在前一阶段比较多的参加了红工联活动，所以也成为他们想要清理的对象。当时我已经从技术工作岗位上被赶下来，而下放到工人班组干活。我所在的赵仕炎管工班当时正在15号工程进行管道保温。突然在12月18日的深夜，当时一工区革委会主任韩俊凯派人通知我，第二天早上上班即到所谓的五七学习班报到上班，问其在什么地方，回答说不知道。第二天，工区就派了一辆卡车把我和其他一些人送到了位于峨眉到乐山公路边的一个名叫黑桥的地方的一座小山坡上，此地属峨眉县符溪公社（现为符溪镇）管辖。该处原是国营二三安装工程公司兴办的农业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