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浓淡淡的岁月印记

依弘

2020年重阳节前夕，家里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中央颁发给母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那枚纪念章做工精美，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每一道纹路都透着荣耀与庄重，这不仅是对母亲当年赴朝作战生涯最大的敬重与认可，更凝聚着那一代军人对祖国的无限忠诚，藏着革命者始终不变的坚守与信念。

和母亲一同捧着这枚纪念章，共享这份喜悦时，我忽然想起父亲也曾先后收到“抗日战争六十周年”“抗日、战争七十周年”纪念章。那一刻才愈发清晰地意识到，我的家，本就是个普通却不寻常的革命家庭——父母都是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兵。在那个“烽火岁月山河飘摇，苍生蒙难家国难安”的年代，他们穿梭在枪林弹雨中，戎马半生，用青春与热血，为国家兴亡尽了匹夫之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他们又义无反顾奔赴边疆，投身建设，在艰苦的环境里创业，用特有的信念与意志，诠释着对祖国不变的爱与忠诚。

正是这几枚纪念章，点燃了我为父母写点什么的欲望。回顾他们的一生才发现，个体的命运波折，从来都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他们走过的路、经历的事，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可触摸、可感知的共和国历史片段。可当我真正提笔时，才陡然察觉，自己对父母如虹般灿烂的过往，了解得太少太少——那些经历，几乎都是由父母平日里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拼凑而成，还有太多鲜活的细节、深藏的故事，等着我去挖掘、去整理。

年轻时，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太过蓬勃，眼里满是远方与未来，从没想过要停下脚步，好好听听父母的故事，了解他们曾吃过的苦、受过的难；直到年纪渐长，心境慢慢沉淀下来，才忽然生出强烈的渴望，想要读懂父母的过往。也正是这份渴望，让我发现：自己早已是父母基因的混合体，个性、喜好、举止，甚至为人处世的方式，都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像他们。

母亲本是个喜静的人，不爱热闹，我年轻时却截然相反，总爱往人多的地方凑；可越往后，我竟越来越像母亲，渐渐偏爱安静，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不吵不闹，却也带着自己的小追求，这份安稳，是岁月赠予的，也是母亲潜移默化影响我的。而基因里，父亲的印记似乎更鲜明些：我身上的优点与缺点，都和他格外相似，待人热烈真诚，内心却藏着几分脆弱；待人善良，性子又格外耿直，不懂拐弯抹角。当然，我也有独属于自己的部分——对周遭生活的微妙感受，对大千世界里人的观察，我总比旁人多一分敏锐，能看到更多细节，感受到更细腻的情感，这份敏锐，也让我更有兴致去重新认识父母，重新探索自己。

于是，我带着万分的坦诚与坚定，决定写下这些文字。不为别的，只为记录下父母鲜活灿烂的生命痕迹，不让那些烽火岁月里的坚守、和平年代里的奉献被时光冲淡；也为纪念像父母一样的老一辈奉献者，他们曾为国家、为民族拼过命，理应被后人记得，享有这份迟来却真挚的尊敬与爱戴。

我的父亲田德喜（一）：从黄土沟壑里的孤儿，到走进军营的小八路

父亲田德喜，1933年生于山西东南部一个叫龙王堂的贫困山村——这里地处太行山西麓，属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得养不起人；三十年代，阎锡山独揽山西军政大权，是这片土地真正的统治者，而父亲家，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没离开过土地，也没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全靠给地主当长工糊口。可即便拼尽全力辛勤劳作、精打细算，长工家庭依旧吃不饱、穿不暖，贫穷像一道枷锁，牢牢捆着一家人。

父亲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只因家境实在窘迫，最小的弟弟一出生就被送人，连好好活下来的机会都要靠“别离”争取。父亲7岁那年，灾难第一次砸向这个本就脆弱的家：爷爷做工的地主家，被阎锡山部队营部征用，老实巴交的爷爷在营部干活时，走路都绕着士兵走，却还是没能躲过飞来横祸——营部丢了一份重要文件，士兵们不问青红皂白，就诬陷是爷爷偷的。爷爷人微言轻，百口莫辩，被关在营部三天三夜，没吃没喝，直到文件找到才被释放。经此折磨，爷爷又饥又渴又怕，回到家就卧床不起。家里凑钱请了个郎中，对方号脉说爷爷“上火”，竟在药方里加了巴豆；爷爷本就饿了三天，吃了药后腹泻不止，很快就命悬一线，撒手人寰。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爷爷这根“顶梁柱”倒了，一家人还没从悲痛中缓过神，奶奶又出了意外——她因着急上火，腰上长了个脓包，实则是腰椎结核伴肺结核。这病放在如今都难治愈，在缺医少药的旧社会，更是不治之症。奶奶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慢慢下不了炕，一躺就是一年，最后奄奄一息。照顾奶奶的担子，全落在了年仅7岁的父亲肩上，可他也只是个孩子，只能学着生火、做饭，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家里没了劳动力，地荒了，存粮很快就吃尽，实在揭不开锅时，年幼的父亲只能挨家挨户乞讨，只为换一口能活下去的饭。不久后，奶奶还是带着万般不舍走了，那年父亲才9岁——父母双亡，这个家彻底崩塌，他的童年也从此陷入晦暗，满是磨不尽的艰辛。

从此，父亲和8岁的二叔成了孤儿，只剩村里两间破窑洞能遮风避雨。同族一位亲戚也是佃户，自身都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却还是好心把父亲和二叔接到窑洞里住，只是父子俩要从正屋搬到狭小的偏房。父亲年纪小，却已能当“小劳力”用：农忙时帮着犁地、播种，平时就打草、拾柴火，哪怕只能换一口杂粮饭，也拼尽全力干。可即便有亲戚照拂，父子俩依旧饱一顿饥一顿，长期营养不良不说，还被奶奶的肺结核传染——父亲也得了肺结核，开始低烧、咯血、浑身乏力，连走路都没力气。父亲的舅舅也是个郎中，知道家里没钱抓药，只能无奈地对父亲说：“孩子，咱没别的办法，就喝点童子尿试试吧。”舅舅收集童子尿时，还不敢说用途——那时村里人都信“童子尿送人设病，病气会转去孩子身上”，没人愿意给，只能偷偷攒，断断续续喝了一个月。巧的是，龙王堂村西有条小河，河里的乌龟没人吃，雨后会爬上岸晒太阳，密密麻麻的。父亲就趁雨后去河边捉乌龟，撒点盐炖着吃，算是补充营养。没人知道是童子尿起了作用，还是乌龟补了气血，父亲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康复了，算是从鬼门关里捡回一条命。

身体刚好，为了活下去，10岁的父亲就跟着村里的羊倌放羊——他还没放羊铲高，每天要跟着羊群在黄土高坡上奔波，沟上塄下，风吹日晒，饥寒交迫，身上的衣服破得露着肉，寒冬腊月里，连双御寒的棉鞋都没有，只能冻得瑟瑟发抖，鼻涕流下来就蹭在袖子上。他起早贪黑跟着羊群翻山越岭，还要受羊倌的责骂欺凌：有次体力不支没跟上羊群，羊倌一脚就把他踹下几米深的山沟，父亲当场摔晕，不知过了多久才醒，在沟里躺到能起身，才一瘸一拐地回家；还有一次，肚子饿得实在扛不住，他跑到村东头山崖边找野果，低处的野果早被人摘光，只能冒险爬高枝，结果树枝承受不住他的体重，“咔嚓”一声断了，父亲摔下来时，屁股被灌木丛划了个大口子，血流如注，疼得眼泪直掉。可没人能帮他，他只能抹掉眼泪，自己把扎在肉里的树枝拽出来，慢慢挪回家，没药消毒，就靠身体硬扛，如今那道疤痕，还留在父亲身上，成了当年艰辛的印记。

比起身体的苦，更让父亲难熬的是孤独。看着别的小伙伴被父母牵着小手、笑着回家，他总会躲在一边，想起自己的爹娘——他也渴望温暖，渴望有人问他“冷不冷”“饿不饿”，可这份渴望，从未有人回应。后来，父亲学会了吹笛子，在黄土高坡上，清脆悠扬的笛声能飘很远，也能悄悄化解他心里的创痛与忧伤。就这么咬牙扛着，父亲勉强活了下来，迎来了12岁的人生，他的童年，几乎是在饥寒交迫与孤独迷茫中熬过来的，如今听父亲说起这些过往，我们做儿女的，依旧心如刀绞。

转机，始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朱德领导的八路军，靠着游击战、伏击战、保卫战，与日寇殊死搏斗，还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设在武乡王家峪，离龙王堂村只有40公里。这支队伍，和阎锡山的部队截然不同：军容整齐，纪律严明，见了百姓总是和颜悦色，还常来村里刷标语、贴传单、开大会，给乡亲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动大家团结起来保家卫国。父亲似懂非懂，却觉得新鲜又有力，一颗“信仰”的种子，悄悄在他幼小的心里发了芽。

父亲还记得两次和八路军近距离接触的经历，至今提起来，依旧清晰。一次是日军扫荡，老乡们都逃进了山里，没人管的父亲留在了村里，却得知村边后村还驻扎着没收到消息的八路军。急需有人送信时，父亲主动找到八路军领导，自告奋勇要去。领导看他年纪小，问：“你认识路吗？”父亲用力点头：“我放羊的，周围村子都熟！”领导又问：“送信危险，你不怕？家里大人同意吗？”父亲低声嘟囔：“我不怕，爹娘都没了。”领导叹了口气，心疼地摸了摸他的头，把信郑重交给了他。父亲攥着信一路小跑，直到把信交到后村八路军手里，心里满是骄傲——他终于能为八路军做事了。

还有一次，傍晚下着大雨，日军又来扫荡，村里人都躲进了山里，父亲没收到消息，还在村边溜达，走到村南沟时，突然遇到三个和部队走散的八路军战士。战士们急切地问他：“哪儿有能藏身避雨的地方？”父亲立刻想起村里一个隐蔽的山洞——那是乡亲们夏天避雨的地方，雨天雨水像幕布一样遮住洞口，很难被发现。他赶紧把战士们领去，几人刚躲进去，就听见伪军带着日军朝这边走，还喊着：“乡亲们出来吧，皇军走了！”战士们小声骂道：“什么皇军，就是日本鬼子！”说着就装好刺刀、拿出手榴弹，准备拼命。父亲以为被发现了，想跑出去，战士们赶紧拽住他，捂住他的嘴，压低声音说：“别动，出声就暴露了！”几人屏住呼吸，看着鬼子从洞口前走过，直到脚步声远去，才敢松口气。这两次经历，让父亲对八路军的印象越来越深，心里悄悄埋下一个念头：长大以后，我也要当八路军。

1945年5月的一天，雨后初晴，父亲像往常一样在山上放羊，眼看天快黑了，他着急赶羊回家，可头羊却格外不听话，一个劲往别人庄稼地里跑。父亲怕踩坏庄稼，急得用羊铲驱赶，雨后路滑，头羊一下子从梁上滑进沟底，一条腿摔折了。父亲知道，头羊是羊倌的心头肉，要是被发现，自己肯定会被往死里打——走投无路的他，突然想起心里的念头：找八路军当兵，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羊倌的打骂，才能好好活下去。

他悄悄把羊群赶进羊圈，趁羊倌没发现头羊受伤，借口“回家拿鞋”离开了东家——他哪里有鞋，不过是找个逃走的理由。父亲谁也没告诉，他知道亲戚要是知道了，怕承担连带责任，肯定不会放他走。回村时，正好遇到八路军第一野战医院三所路过，父亲赶紧回家拿了点干粮，径直找到部队所长，几乎流着泪，说出了自己想当兵的愿望。可所长看他破衣烂衫、又瘦又小，连连摇头：“你太小了，用不上，也没大人领你，我们不能违反纪律。”说完就转身走了。

被拒绝的父亲没甘心，他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出路，就偷偷跟在部队后面——部队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个子小，鞋子不合脚，走着走着就被落下，他就踢踢踏踏地跑，撵上队伍后，喘口气又接着走，一跟就是三天。这时，一位慈眉善目、身材挺拔的护士长注意到了他，这人叫王树华（河北歙县人，也是父亲后来常念起的恩人），看父亲越走越吃力，疲惫得快站不住，动了恻隐之心，劝道：“别跟了，快回家吧，父母该着急了。”父亲红着眼眶说：“爹妈不在了，我没有家。”接着又哀求：“让我当兵吧，我会洗衣服、会做饭，能干很多活！”

王护士长拗不过他，就找到医院所长欧启旭（四川人），求情道：“这孩子家里没人，挺机灵的，要不就把他留下来吧？”欧所长想起这孩子已经跟了三天，眼神里满是韧劲，态度渐渐软了，板着脸问父亲：“部队很苦，你能吃得了吗？”父亲立刻点头：“能！什么苦我都能吃！”欧所长侧身对王护士长说：“既然你想留，就把他放你班里，你多照看着点，别跟丢了。”王护士长连忙答应：“好！”

就这样，父亲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一名真正的小八路。他这一走，不仅摆脱了黄土沟壑里的苦难，更走出了一片意想不到的新天地，人生道路彻底被改写。

1945年，生活为父亲掀开了新的一页——他被分到八路军太行第一野战医院，做护理工作。在这里，父亲第一次感受到了“温暖”：他年纪小、个子矮，没有合适的军装，女战友就拿来针线，给他改小衣服；业余时间，有人教他弹大众琴，有人怕他没文化，每天教他认几个字，要求他会认、会念、会写，晚上睡前还要检查；还找了《尺牍》和几本故事书，让他慢慢学。

渐渐的，父亲认识的字越来越多，甚至能帮战友代笔写信——每次有人找他，他都爽快答应，照着《尺牍》上的格式，一笔一划写得规规矩矩。后来，他不满足于这几本书，见了书就爱不释手，刚开始读书，一多半字都不认识，他就划上记号，再找战友请教，久而久之，认识的字越来越多，还能读《三侠剑》《小八义》《薛仁贵征东》这类武侠小说。书里锄强扶弱、惩恶扬善的侠义精神，深深烙在他心里，读书也成了那段艰苦岁月里，最难得的乐趣。

那时正值日本扫荡，部队筹粮困难，常常饥一顿饱一顿，战友们看父亲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总把自己碗里的干粮省给他吃；他洗不动厚重的绷带，就有战友帮他搭把手；他学认字慢，就有人陪着他一遍遍写。父亲后来常说，从革命时期到和平年代，“战友情”从来都是最珍贵的——大家同吃同住、同放哨同战斗、同背给养同行军，官兵平等，平时铆在一起，战时带头冲锋，这份以命相托的信任，就是共产党军队所向披靡的原因。

父亲年纪虽小，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好胜心，总怕自己落后，抢着干护理活：洗绷带、晒纱布，给伤员换药、包扎，端水喂饭，哪怕累得胳膊酸，也从不喊停。后来对敌作战越来越频繁，战场救护任务加重，他更是凭着耐心和爱心，把每一位伤员都照顾得细致周到——对他而言，这里不仅是部队，更是他重新拥有的“家”，战友们，就是他的“亲人”。

我的父亲田德喜（二）：烽火淬炼成长，挫折中向阳而行

抗战末期，父亲所在的部队医院在山西祁县，接收过一批日本伤员，其中有个和父亲年纪相仿的小兵——那时日军兵源枯竭，很多士兵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可即便成了俘虏，这个小兵仍被武士道精神毒害，骨子里满是残暴冷酷。一次接触中，父亲只因说了句不合他心意的话，他竟动手打了父亲，态度格外嚣张。父亲又气又怒，却牢记部队“优待俘虏”的纪律，只能硬生生忍下这口恶气。如今想来，这些日本伤病能落在中国军队手里，已是莫大的福气——他们得到了悉心照料，可反观日军对待自己的伤员，要么直接抛弃在战场自生自灭，要么给重伤员打空气针、游说其切腹自尽。连同胞都能如此狠辣，更遑论他们对别国人民的残暴。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的号角吹响，父亲所在的太行第一野战医院，整编到二野刘邓大军的第六机动医院。“机动医院”，顾名思义，就是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始终跟着战场形势走。期间，阎锡山部将史泽波率军侵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父亲也随之参加了刘邓指挥的上党战役，在炮火中参与伤员救护。1946年底，二野准备挺进大别山，父亲所在的医院本要一同南下，可途经黄泛区时，沼泽遍布，医院行军速度跟不上大部队，只能被迫后撤至山东曹州（今菏泽）。

祸不单行，抵达曹州时突降暴雨，路面被积水彻底覆盖，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坑。行军途中，父亲不慎坠入积水深坑，瞬间被水淹没，险些溺水身亡，幸好战友及时发现，拼尽全力将他救上岸，又做了人工呼吸，他才慢慢苏醒。那时曹州是解放战争的主战场，敌强我弱，医院只能继续撤往河北魏县，在武安休整一段时间后，又加入了徐向前部队指挥的运城战役，随后沿着南同蒲铁路，从临汾到太原，一路向北横扫，在战火中坚守着救护岗位。

1946年8月，父亲因聪明机灵，还会演奏乐器，被部队宣传队选中；1947年2月，他正式成为晋冀鲁豫区第六机动医院宣传队的宣传员。那段日子，他和战友们走街串巷搞宣传：演自编自演的小节目、扭秧歌鼓舞士气，写抗日标语、画宣传漫画，既要活跃部队文化气氛，也要向百姓传递革命思想。宣传队格外重视学习，要求大家自己编剧本、创小品，再相互观摩、取长补短——这份工作，极大地提升了父亲的文化水平、艺术素质和政治觉悟。他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学知识，走到哪学到哪，从不懈怠，两年下来，竟积累了大量知识，从大字不识、懵懂无知的小八路，蜕变成了有文化、有信念的坚定革命战士，还渐渐养成了“小大人”的性格，遇事会思索，处事也老练。

1948年3月，军区卫生部到宣传队挑选警卫员，父亲因出身好、身材高挑，再加上机灵能干，成功入选，成了晋冀鲁豫区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的警卫员（钱信忠部长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在给首长当警卫员的一年多里，首长待他格外关照，不仅教他做事的方法，更教他做人的道理，那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优良品质，深深影响了父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夏大地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部队进驻北京后，父亲抓住机会参加了夜校，授课的是一位东北流亡教授——这位教授知识渊博，讲课从不用教案，全情投入，讲到兴致处还会手舞足蹈，尤其是讲《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绘声绘色、抑扬顿挫，让父亲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魅力。通过夜校补习，父亲的表达能力和写作功底有了质的飞跃。同年2月，因工作能力突出、作风扎实，父亲作为骨干被选拔进入华北军区卫生部政治干校训练队学习，他格外珍惜这次机会，系统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人民军队史等知识，年底便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到华北军区二后方医院，1950年任三分院书记员。

此后一年多，父亲的工作岗位虽有调整，却始终保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1950年5月至1951年3月，调至华北军区北戴河疗养院政治处任政治干事，7月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李生彬和郗士秀；1951年3月，因工作优异，又调至北戴河干部疗养院开平分院，任三连代理指导员，后来开平分院并入河南安阳第一后方医院。

1952年，抗美援朝激战正酣，第一、二次战役，中朝一路横扫，美军节节败退，为挽回败局，竟发动细菌战。为粉碎细菌战、保卫首都北京，华北军区迅速组建防疫大队。当年4月至11月，开平分院从“三反”“五反”运动中无问题的人员里，挑选50多名医护和勤杂骨干组建分队，父亲被任命为第四防疫大队第三中队指导员，主要负责山海关至西峰口沿线的防疫任务，冷口、建昌营等小关口也在管辖范围内——其中西峰口是重点，它是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更是通往北京的门户，容不得半点差错。

防疫队配备了一个武装连，每天要检查、消毒过往人员和车辆，防止细菌带入北京；父亲则要沿这条线路巡逻检查，一早带着干粮和通讯员出发，晚上才能回驻地，山路崎岖难走，上级特意给父亲配了一匹马，两人交替骑行，虽忙碌却充实。那时父亲年轻，满心想在部队立功建业，再苦再累也不觉得。防疫大队是临时组建的单位，机构不太完善，队里设立政委1人，队长1人。1952年11月至1953年7月，防疫大队队部缺一名能处理日常事务的干部，父亲又被抽调到第二后方医院三营队部任政治干事，队部设在建昌营，离西峰口二百多里。

队部政委叫梁枫，参军前是小学教员，说话文雅、水平高，待人和善，还和父亲有共同爱好——梁政委爱吹笛子，父亲爱拉胡琴。两人住在一个房间，忙完一天工作，晚上就合奏《二泉映月》《步步高》《昭君出塞》等曲子，琴声悠扬，自得其乐，也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队长和通讯员住另一间，父亲与队长往来较少，遇事更愿意向梁政委请示汇报。

18岁那年，父亲就当上了医院连队指导员，事业蒸蒸日上，堪称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自己的现状格外满意。可命运的转折，总在不经意间到来——1952年7月部队精兵简政，大批士兵复员，防疫大队集中了30多名复员兵，1953年7月至12月，父亲调至第二后方医院政治处，代管这些复员兵。

复员兵驻地离队部三里多，为方便管理，父亲挑了3名曾当班长、且是党员的复员兵协助管理。他白天忙防疫队部的事，晚上还要去复员兵驻地查看，两头奔波，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直到有一天，复员兵队有人反映“通行证丢失”——这在当时可不是小事：通行证能免费乘车、住宿是次要，若落入敌特手里，假扮军人搞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立刻赶到复员兵队，紧急开会：“谁拿了通行证，主动交出免于处分；一旦查出，必开除军籍！”随后全队搜查，却一无所获。第二天一早，复员兵负责人匆匆来报，有个叫杨玉伦的复员兵承认是他偷的。父亲查了档案，杨玉伦曾有小偷小摸行为，经教育后好转，未受处分。时间紧急，父亲没来得及向梁政委汇报，立刻去核实，杨玉伦吞吞吐吐说“通行证给了原来的女房东，她丈夫在部队，想拿证回家”。

已是深夜，父亲和战友都是小伙子，不便直接找女房东，便联系当地政府，由区民政干部出面核实——对方一听说女房东，气愤地说“她之前就和驻地军人关系不清不楚”。可女房东到了后又哭又闹，拒不承认。父亲等人怀疑杨玉伦隐瞒了什么，连夜在村外追问，杨玉伦却一口咬定“给女房东了”，大伙都慌了：难道通行证被销毁了？

反复核实到天快亮时，好消息终于传来：通行证在厕所房顶的瓦底下找到了。7月骄阳似火，被折腾了一夜的复员兵们都憋了气，让杨玉伦站在太阳下交代，他才支支吾吾说“想拿回家做买卖用”，大伙气不过，上去推搡了他几下。父亲随后向梁政委详细汇报，党委会决定：开除杨玉伦军籍，随复员人员返乡。

后来队部又调了一名指导员专门管复员兵，可新指导员与之前3名协助管理的复员兵矛盾激化，还推翻了对杨玉伦的处理决定，说“等查清再说”。没多久防疫队撤销，梁枫政委回卫生部青年科任科长，父亲回二后方医院三分院，大队长回二五七医院任院长，却把杨玉伦也带了过去。这看似顺理成章的安排，实则悄然为日后的波折，埋下了伏笔。

恰逢1952年毛主席提出在军队开展“反军阀残余运动”，杨玉伦借机将父亲和梁政委告到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称二人“军阀作风，体罚战士”。当时原单位已撤销，军区纪委直接办案，父亲和梁政委都受到了严肃处分，一撸到底。1953年12月至1954年2月，父亲重回二五一医院政治处；2月至7月，参加华北军区图书管理员学习班，学习图书分类管理；1954年2月至1956年3月，他没被挫折打倒，依旧认真工作，因表现突出，任二五一医院政治处俱乐部代理主任兼图书管理员；而梁枫政委则转业到北京中医学院，后来还担任了学院书记。

那段日子，父亲沉下心琢磨，彻底醒了过来：原来干事情，满腔热忱只是起点，若少了沉稳兜底，鲁莽只会把事办砸；而在工作里与各位领导相处，最忌的便是厚此薄彼，唯有一视同仁，才能把路走得稳当。

那段日子更难的是，连痛苦都要藏起来：在机关要处理工作、对人强装笑脸，作为俱乐部负责人，还要参加各种热闹活动，只有下班回到宿舍，才能卸下伪装，露出真实的疲惫与失落。闲暇时，他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更是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保尔在绝望中仍坚强不屈、向命运挑战的精神，激励着父亲，让他重新振作。

令人欣慰的是，1956年3月至1958年4月，他因工作出色，再次被抽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文化处工作；期间，他还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补完了初中、高中课程，甚至参加了人民大学夜校考试，竟成功被录取——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没忘记自我充电，始终朝着更好的方向努力。

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的：“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辛中，才使人成熟起来，使人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并不是欢乐。”父亲自小丧亲，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一路颠沛流离，遇到困难没人指点，只能摸索着前进，比别人多走了太多弯路。可他也是家里第一个走出农村的八路军战士，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增长见识，走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烽火硝烟里，他尝过苦涩；部队熔炉中，他得到成长。在我心里，父亲生性淳厚善良，耿直又热情，仁义且慈祥，他的人生满是转折，而这些转折，也悄悄决定了我们一家人前半生的归属。

这张1953年父亲在张家口北京军区二五一医院的留影，便是那段岁月的见证——照片里的他，身着军装，神情坚定，虽历经挫折，却依旧带着对生活的热忱，眼里满是向阳而行的力量。

父亲第一次探家：跨越岁月，终盼得骨肉团圆

1952年春节过后，父亲在部队稳定下来，便按捺不住思念，立刻请假回山西老家探望二叔——这是他少小离家后，第一次踏上回乡的路，心里满是急切与忐忑。

此时的父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模样：从前是孱弱瘦小、穷困潦倒，身高只有1.3米的放羊娃；如今却长成了1.73米的魁梧小伙，穿着体面干净的衣裳，精神抖擞，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一般。可即便在外辗转多年，历经风雨，父亲从来没忘记过血脉相连的二叔——哪怕当初战局不稳，书信难通，他也想方设法和弟弟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后来刚能挣到钱，便立刻给二叔寄钱、寄衣物，全力支助二叔上学读书，心里总默默盘算：自己少花一点，弟弟在家就能多吃一口好饭，多穿一件体面的衣服，这份顾家的心意，从未变过。

可父亲当年离家的情景，却成了二叔心里多年的牵挂与委屈。父亲走那年，二叔才8岁，父母双亡的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哥哥，可哥哥却“不告而别”。二叔至今记得那天：午饭时回家，没看见父亲；等到傍晚，父亲依旧没出现，他心里渐渐慌了，蜷缩在冰冷的炕上，盼着哥哥突然回来，却在惶恐不安中睡着了；半夜醒来，炕上还是空空的，相依为命的哥哥，就这么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从那以后，二叔像水中的浮萍，无根无绊，四处飘零：给人放羊，做各种超出孩子体力的农活，吃饭全靠东家凑一口、西家匀一顿，饥一顿饱一顿，万幸的是，他凭着一股韧劲活了下来，没被疾病和噩运压垮，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二叔还总提起小时候一次过年的经历：那年他和村里小伙伴结伴去邻村看红火，要翻过好几个山梁——山西的黄土地，沟壑连片，看着两座梁离得近，走起来却要绕很远的路。看完红火已是傍晚，他和小伙伴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走，困意袭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半夜被冻醒时，才发现自己孤零零躺在路边的梁上，四周黑漆漆的，又悲伤又后怕：既可怜自己孤苦无依，没人疼没人爱，又庆幸自己没滚下沟，没遇上狼。那时的他，一边想念父亲，一边也忍不住怨恨：怨哥哥当年狠心丢下他一个人。可他不知道，父亲当年离开时，也只是个孩子，自身难保，离开不过是想先活下去，再想办法回来找他。

火车越靠近故乡，父亲心里越激动，竟不小心下错了站——本该在长治的站点下车，他却误在太古下了车。一打听才知道，离老家还有很远的路，好在遇到一位好心人，让他搭了顺路的马车到虒亭，之后又从虒亭一步步步行，终于到了襄垣县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二叔。阔别多年，县城变了模样，二叔也长高长大了，正在县城读初中，总算是苦尽甘来（后来二叔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中专，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蜕变；中专毕业后分到县铁厂，又靠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从普通技术工人慢慢成长为铁厂书记）。

第二天一早，父亲和二叔租了辆车，回了龙王堂村。一路上，老乡们看见父亲穿着精神的军装，都好奇地围过来问长问短，得知他是龙王堂田家的孩子，更是吃惊地说：“你就是传说中那个孩子啊！以前听说你没了父母，在山里被狼吃了，连骨头都没找着；后来又说你当兵走了，没想到你这么出息！”说话间就到了村子，父亲和二叔围着村子转了一圈，看遍了曾经走过的每一道沟、每一道梁，遇到乡亲就停下寒暄，见到少时的伙伴就无遮无拦地说笑。二叔跟在一身戎装的父亲身边，腰杆都挺得直了，心里满是骄傲与自豪。

这次探家，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当年爷爷奶奶家境贫寒，养不起三个儿子，为了让最小的儿子活下来，只能忍着心痛，把刚出生的小弟送给了邻村人家。父亲当年只有5岁，只隐约记得小弟一出生就被送走，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放弃寻找。此次回乡，凭着残缺模糊的记忆，四处打听，竟真的把小弟弟找了回来！失散多年的三兄弟，终于相拥相认，这个破碎多年的家，总算盼来了团圆。

家乡留给父亲的，大多是苦涩的记忆，可血脉里的亲情，却从来割舍不掉。九泉之下的爷爷奶奶，或许也不会想到，他们当年艰难养活、甚至不得不送人的儿子，如今竟都活得这般顽强、这般旺盛。

这张照片，便是父亲第一次探家时拍的，前排左一的就是二叔——照片里，兄弟俩站在一起，笑容里满是久别重逢的喜悦，也藏着团圆的温暖，成了这段岁月最珍贵的见证。

二叔二婶的合影。☞↓

我的母亲纪雪琴：战火淬炼的坚韧，岁月沉淀的温柔

我的母亲纪雪琴，1936年2月2日生于吉林市船营区致和街一个富裕殷实的大家庭。太爷爷经营着染坊、药店、汽水厂、铁厂，还坐拥几十晌地，家境优渥。母亲9岁前的日子，是衣食无忧的快活时光，不用为生计发愁，只管在家肆意玩耍；1945年，她进入吉林德完小就读，接受着良好的教育，生活本该顺着安稳的轨迹继续。

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母亲8岁那年，姥姥因伤寒病逝，家里的支柱倒了一根；解放后，土改运动开展，家里的几十晌地收归公有，随后公私合营，太爷爷经营的所有生意也全部上交国家，家境一落千丈，全家只能靠姥爷微薄的收入勉强糊口。母亲无忧无虑的童年就此戛然而止，可她从小就懂事，姥姥过世后便主动帮家里干活，抬水、洗衣服、做煤坯子，凡是力所能及的活计从不推脱，默默为姥爷分忧。

1951年，母亲考入吉林女中。那时学校举办活动，要求大家统一穿白球鞋，大部分同学都有，母亲不想成为异类，也渴望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白球鞋。可她深知家里清贫，根本承担不起这笔额外花销，便和大姨商量，两人都不吃午饭，用省下的饭钱攒着买鞋。就这么硬饿了一个月，终于凑够了钱，圆了拥有白球鞋的心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逼近国门。15岁的母亲思想进步，一心想为国家出力，她和大姨一起，把老叔健身用的单杠捐给学校，希望能为抗美援朝制造枪炮贡献力量。后来，祖国号召青年参军，母亲毅然决定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太奶奶从小疼爱她，知道打仗有牺牲，坚决不同意，母亲便瞒着家人在学校报了名，直到部队出发前一天，才告诉奶奶和姥爷。当时吉林女中只有16人入伍，母亲便是其中之一，她告别亲人同学，离开熟悉的故土，带着一腔热血奔赴了保家卫国的战场。

入朝之前，母亲在沈阳东北军区四野作训队二中队集训了三个月，随后被分到东北军区四野二十五医院（黑龙江绥化庆安县），担任收音、广播员，广播技术评级为三等五级。1953年1月，母亲随志愿军后勤部105部第二十五医院入朝，在政治处负责收发工作。她和战友们坐着拉货的闷罐火车，在夜晚悄悄跨过鸭绿江，全程全副武装，不准随意说话，中途只休息吃了一顿饭。

彼时五次战役已结束，战争进入谈判阶段，但小规模的高地争夺战仍时有发生，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要给坑道里的战士送2万箱苹果，最后只有一个苹果滑落坑道，送果员全部牺牲，足见战况之惨烈。美军为争夺谈判主动权，对我军展开密集炮火覆盖，昼夜不停的毁灭性轰炸切断了所有物资供给，这便是美方所谓的“空中绞杀”，朝鲜的民房大多被炸毁。为了安全接收伤员，母亲所在的医院转移到坑道里——在地上挖不到一米深的掩体，铺上雨布就是临时救护点，以此躲避炸弹碎片的伤害。母亲永远记得，第一个牺牲的战友，只是在坑道外晾衣服，就被美军侦察机发现，随后遭到扫射，当场牺牲，这也让她更深刻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

在朝鲜战场，母亲主要负责收音工作，每天收听记录广播新闻，再写在黑板上供干部战士查看；闲暇时，她还兼任扫盲教员，教战士们识字。医院要随着部队战斗位置转移，而当时志愿军空军力量薄弱，无法掩护陆军，转移只能在夜间进行。朝鲜山多，夜间山路崎岖难行，再加上轰炸导致补给困难，所有物资都要自己携带——厚厚的棉军服、棉被、大衣、水壶、口粮、枪支弹药，还有医院的各类物品，压在身上沉甸甸的。艰苦的环境，却磨炼出了母亲钢铁般的意志。

更令人发指的是，美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后，竟发动了细菌战。母亲最好的战友，因为接触了美军撒下的带菌虫子，得了脑膜炎，仅仅几天就壮烈牺牲，长眠在异国他乡。为阻断细菌传染，部队要求烧毁战友所有使用过、接触过的物品，其中就包括母亲从家里带来的一床褥子——当时志愿军入朝只发一床被子，没有褥子，姥爷心疼母亲，特意赶到火车站送来这床褥子，母亲一直和这位战友合铺。母亲常说，美军的残忍毒辣，和日本鬼子没有本质区别。

1953年12月，朝鲜战争停战，母亲随部队撤回国内，在北京军区第二十五医院呼和浩特市分院工作。1954年1月，因普通话说得标准、工作勤奋，她被选拔为部队播音员，还参加了北京军区在西直门广播学院开设的播音培训班，授课老师正是开国大典的女播音员。之后，她先后调到北京军区第二后方医院通县分院、第二五一医院张家口分院担任播音员。

生活中的母亲，少言寡语、不善表达，却把所有的爱都藏在了行动里。那时她每月有59元津贴，大部分都寄回家里补贴姥爷家用，还拿出一部分供大姨上大学，自己只留极少的钱，仅够买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一块肥皂，她会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慢慢用，精打细算，从不乱花一分钱。后来部队医院改文职，大家都脱下军装换便装，同事们纷纷买漂亮衣服，母亲却只买过一两件便宜朴素的，平时穿的还是部队发的旧衣服；买双尼龙袜，她舍不得直接穿，总要先在脚尖、脚后跟打上补丁；张家口风沙大，女同事们都备着花色艳丽的长纱巾，还抹当时流行的“维尔肤”蛤蟆油护肤，母亲却只买小块纱巾，从不舍得买护肤品，也从不买零食，心里只想多攒点钱，让家人过得好一些。

这份过分的节省，曾让母亲遭受误解。同宿舍一位战友丢了块肥皂，便怀疑是母亲拿的，觉得她平时节省，肯定爱占便宜。有战友偷偷把这事告诉母亲，她又吃惊又生气，更满心委屈。骨子里倔强的母亲，当场就和这位战友绝交，此后再也没说过一句话。几十年后，母亲跟我提起这件事，依旧难压怒火，她说最气的是被信任的人随意诬陷。

可母亲的善良与真诚，从未因这次误解而改变。她对家人好，对同事、邻居、学生也同样热心。在农场8连时，邻居是位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傻儿子。每到农忙时节，这位妈妈忙着抢收粮食，顾不上给儿子做饭，母亲看见傻孩子在外游荡，总会于心不忍地把他领回家吃饭。那孩子常年在外，浑身黢黑，散发着恶臭，上桌吃饭也不懂规矩，用脏手把馒头挨个摸遍，或是攥在手里把玩，弄得馒头脏兮兮的，我看着恶心，总埋怨母亲多管闲事，母亲却从不计较。8连还有一户人家，母亲是疯子，父亲突发心梗去世，只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家庭瞬间陷入绝境。母亲得知后，常去家里开导孩子们，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还在生活上接济他们，送粮食、送御寒的衣服，陪着他们走出了最艰难的日子。

母亲凭借善良待人、行事谨慎、为人坦荡的品性获得周边人的认可，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有着“地主”成分，却没人贴她的大字报，也没受到多少冲击。公道自在人心，也印证了个人品行在特殊时期也有重要意义。

父亲和母亲的故事：一场始于军营的冬日邂逅

1954年1月，北方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节，母亲身着厚重的军大衣，脚踩大头鞋，头戴军帽，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地到第二后方医院（通县老四营）报到，从此开启了她的军营工作生涯，也迎来了改变一生的邂逅——她的新岗位，是医院广播员。

彼时，父亲正是这家医院的俱乐部主任，还兼任图书管理员，日常要负责文化宣传、迎来送往、布置会场，更凭着吹拉弹唱的本事，把部队的文化生活打理得有声有色，妥妥的“文艺青年”。母亲报到那天，便是父亲代表部队热情接待的她。谁也没料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冬日，会悄悄改写两个人的人生轨迹——这一年，父亲20岁，母亲17岁。

初见时的印象，便在彼此心里扎了根。母亲个性内向、不善言辞，年纪虽小，却透着一股文静端庄的老成持重，这份特别，让父亲过目难忘；父亲则截然相反，外向活泼，是部队里出了名的活跃分子，待人热情开朗，做事友善真诚，那份鲜活劲儿，也给母亲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当时部队里年轻人多，处处都透着青春朝气，业余生活更是丰富多彩。母亲很快就融入了这个集体，和大家一起看露天电影、在舞会上学跳舞、冬天去溜冰，闲暇时围坐在一起聊天，偶尔还会轮流“做庄”请客吃饭——说是请客，其实格外简单，不过是每人点一碗张家口特有的蘑菇汤，再配一盘炒饼，却吃得热热闹闹、格外开心。

父亲的俱乐部工作向来繁忙，布置会场、主持活动、撰写稿件、给大家拍照，常常忙得脚不沾地。要是赶上播音室空闲，母亲便会主动过去搭把手，帮着整理资料、打下手。一来二去的接触里，两个年轻人的话渐渐多了，心也慢慢越靠越近，好感在日常的琐碎与陪伴中悄悄升温。

这份感情没什么轰轰烈烈的桥段，却满是细水长流的踏实。1957年7月13日，父母正式登记结婚，算是给这份心意一个圆满的交代。50年代的婚礼本就简单，没有盛大的仪式，不过是买些糖果分给同事，就算宣告了婚姻的开始。那时也流行随份子，大多是五毛钱，同事们常会凑在一起，先问清新人的需求，再凑钱买些生活必需品——碗筷、脸盆、痰盂、暖瓶是最常见的，偶尔也有人会按新人要求送一口缸，实用又贴心。

更让人记挂的，是父亲给母亲的结婚礼物。当时两个人省吃俭用，一共才攒了24块钱，父亲却毫不犹豫地花了22块，给母亲买了一件毛衣——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算得上是格外奢侈的礼物，也藏着父亲最朴素的心意。

这张父母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合影，便是那段岁月里的美好印记。新中国成立不久，每个人脸上都满是对未来的希望：父亲站在一旁，英俊潇洒，眉眼间、嘴角上都透着藏不住的幸福；母亲扎着利落的辫子，没施一点胭脂水粉，却难掩齿白唇红的俊美。两个人眼神坚定地望向远方，脸上洋溢着的喜悦，既是对新婚的期许，也是对新生活的向往。

婚后父亲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文化处当干事，母亲留在张家口二五一医院。

这张照片是父母50年代新婚时随便在办公楼道里拍的。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整个国家朝气蓬勃，带给人民的变化是可喜的，父母看起来意气风发，风华正茂，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未来生活充满着希望和自信。妈妈穿的毛衣和父亲手里拿着的格子外套是父亲给母亲的新婚礼物。☞↓

这张照片是新婚时留影，照片的亮点是镜子里母亲脸上喜悦的笑容 ，还有穿着的格子衣服，就是上张照片父亲手里拿的那家大衣。☞↓

父母经历了新旧社会更替，这时期的每张照片能看出他们内心涌动出的那种喜悦之情，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父母在二五一医院花房的合影。父母的发型，衣着都和上张合影一致，是同一时间拍摄的。☞↓

1955年秋于北京留念。

这张是父亲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文化处时期拍摄的。父亲看起来神态自若，意气风发。☞↓

1953年秋父亲在张家口东山坡二五一医院图书馆留影。

母亲在张家口北京军区二五一医院天台上的留影。

1957年秋父亲在北京军区后勤部留影。☞↓

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北京军区政治文化处二楼留念。☞↓

1955年母亲在二五一医院留念。

1957年秋父亲于河北廊坊留念。☞↓

1956年母亲去石家庄和平医院考察工作和同事的合影，父亲是摄影师。☞↓

伯乐王树华：战火里的知遇之恩，一辈子的惦念

这张照片里的人，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恩人——王树华。这份情谊，始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即便后来岁月阻隔、联系渐少，也始终刻在父亲心里，从未褪色。

那时王树华是八路军太行第一野战医院三所的护士班长，而父亲只有13岁，年纪尚小却想留在部队。是王树华班长看他有志气，又实在心疼这个小小年纪就想为部队出力的孩子，主动把他留在了身边，给了父亲一个在部队扎根的机会，这份知遇之恩，父亲记了一辈子。

1948年，又是王树华班长，看中父亲踏实可靠、做事认真，主动推荐他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警卫员。这份信任与提拔，让父亲在部队里有了更多成长的机会，也为他后来的经历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后来，王树华班长因工作表现格外突出，被选拔去白求恩医科大学（简称“白求恩医大”）深造学习，这对当时的他而言，是极为难得的提升机会。巧的是，他在医学院上学期间，父亲正好随着钱信忠部长住在白求恩和平医院西边，两地距离很近，父亲只要一有空闲，就会特意去学校看望王树华班长，两人聊部队的过往、聊当下的生活，像亲人一样亲近。

全国解放后，父亲随部队搬到了北京市西城平安里五号，而王树华班长毕业后，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下属医院工作，从医务处主任一步步做到院长，事业愈发顺利。这段时间里，两人的联系从未断过，王树华班长还特意去平安里五号看过父亲，坐在一块回忆战火岁月，话里满是亲切。

可后来，父亲响应号召转业到了北大荒，那时交通不便、通讯也落后，再加上各自工作繁忙、生活变迁，彼此渐渐失去了联系。但即便如此，在战火里结下的那份情谊，从未被岁月冲淡——父亲时常会提起王树华班长，说要是没有当年的收留与推荐，就没有后来的自己，这份惦念，一直陪着父亲走过了往后的日子。

1949年，16岁的父亲和政干校同班同学的合影。☞↓

这张是母亲和抗美援朝归国的战友们合影。☞↓

这张是母亲（左一）和最好的战友之一姜淑兰阿姨在朝鲜驻地外山坡上的合影，拿钢枪的她们仿佛带着我们回到战场上的感觉。

她们都在四野二十五医院，在朝鲜战场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又一起有幸从朝鲜战场回国，回国后姜淑兰阿姨留在北京军区二十五医院，母亲因工作需要，被调到张家口二五一医院。分开后彼此还保持通信联系，后母亲转业去了北大荒，就失去了联系。如果她还健在，如今也是80岁左右的老人家了。☞↓

这张是母亲和最好的班长胡佩云北京八中原校长)的合影。☞↓

这是母亲最好的战友之一贾元春，原工作单位石家庄260医院。

母亲随我来石家庄生活后，多次到260医院寻找贾元春阿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260医院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物是人非，管档案的人查不到贾元春这个人。

我也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只打听到她退休后随儿子一起移居到北京。☞↓

停战后，志愿军开展了丰富多彩文化生活，这是篮球赛后集体留念。前排中为我母亲。☞↓

☆二五一医院的年轻人。☞↓

北京后勤政治部文宣两处战友们集体合影。

这是父亲在北京军区后勤部留影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父亲和战友们多快乐，笑容挂在脸上，是欣喜，是自豪，是么幸福。左一是张伟，他原是北京军区后勒政治部主任。中间是梁树平，北京军区五分部政委。☞↓

开发北大荒的热浪席卷全国，父母报名参加北大荒建设。1957年11月文化处的战友们欢送即将奔赴北大荒的父亲。后排左一张工（北京军区政委），后排右一杨积友（无意间发现，他竟然是我上军校时最好的战友张志红的公公，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前排左武候威。

父母的垦荒岁月：1958，十万官兵中的北大荒印记

1958年1月24日，党中央与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动员10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开发北大荒、屯垦戍边的号角，自此响彻全军每一个角落，也吹进了父母的心里。

父亲本就揣着几分浪漫的理想主义热忱，这份号召像一粒燃得极旺的火种，落进心里便瞬间燎原。他第一时间请战转业，要去北大荒闯一闯，可转念又揪着心——母亲那时本可继续留在部队251医院，安稳度日，夫妻异地分居是他最不愿见的光景。于是，商量决定两人携手奔赴北疆。

巧的是，当时军区后勤部的组织科长，正是父母先前在251医院的政治处主任，既知他们的情意，也疼惜父亲的冲劲。他诚恳劝道：“小田，你先去探探路，要是北大荒那边真好，我亲自给小纪办调转手续，保准让你们早日团聚。”可年轻气盛的父亲，翻来覆去想了一夜，还是摇了头：“主任，要去就一起去。”最终，两人脱下穿了多年的军装，将衣服叠整齐，压进箱底，成了共和国十万垦荒官兵中，普通却也坚定的两员。

1958年3月28日，十万转业官兵从全国各地向着北大荒集结。那是个还没褪尽寒意的春天，父母跟着北京军区的战友们，胸佩簇新的鲜红大花，踩着整齐的步子，浩浩荡荡登上了开往密山的列车。万里路程，火车翻过高山、跨过江河，车厢里的人却没人看风景，目标只有一个——祖国最北疆的密山县。寒意顺着车窗缝往骨子里钻，满车人大多沉默着，眼神里藏着心事：有奔赴新使命的滚烫激动，也有对着未知前路的隐隐忐忑，谁也说不清等待自己的，究竟是怎样一片土地。

两天两夜的颠簸后，火车终于在密山黑台镇停下。彼时的小镇，连千户人家都凑不齐，却被操着五湖四海乡音的复转军人挤得满满当当：大街小巷里满是人潮，火车站广场的人更是摩肩接踵，镇上的旅馆早就住满了，大礼堂、学校教室、机关办公室都临时腾出来当住处，路边甚至搭起了一座座军用帐篷——密山，彻底“饱和”了。万幸的是，当地老乡们像盼亲人一样盼着他们，纷纷把自家烧得暖烘烘的土炕腾出来，让给这群远道而来的垦荒者。父母被临时安排在一户老乡家，老乡住南炕，他们和几个战友住北炕，夜里听着老乡唠着北大荒的故事，身上的寒意才渐渐散了些。

于父母而言，北大荒是个既新奇又陌生的世界。站在荒原上极目远眺，辽阔的天空像一块洗过的蓝布，无边无际的荒原，一直铺展到天尽头；白桦树银亮的枝干，在淡淡的春阳下泛着光。美，是真的美，可荒凉，也是真的荒凉。要知道，他们此前在繁华的城市住了近十年，习惯了街头的喧嚣，如今突然闯进这片寂静到能听见风声的荒原，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同批去的战友里，有个人终究没扛住这份落差，偷偷收拾好行李，没跟任何人告别，转身踏上了回城的火车。

密山的拥堵，远远超出了预期。军委总部紧急下令，在哈尔滨、佳木斯、汤原增设兵站，可还是挡不住复转官兵涌向这里的洪流，大家像潮水般往密山赶，生怕晚了一步就错过了垦荒的开头。运输车辆严重短缺，父母就这样在密山滞留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往兵站跑，盼着能早点踏上前往农场的路。

大家都盼得坐不住，终于等来了消息——父母跟着战友们在密山忙完整编、敲定分配任务，又去物资点领了些凑活能用的生活用品，接着分别挤上两台解放牌汽车，朝着金沙农场慢慢开去。两个多钟头的时间到金沙总场，午饭休息后于下午一点半钟又整装出发，这回坐的是大爬犁，一台拖拉机拉一架爬犁，上面装些行李再坐20多个人，一百余里用了七个小时，晚上八点到了金沙农场一分场，他们虽然穿得厚厚的、毛衣、棉衣、棉大衣、皮帽、大头鞋、全副武装，一个个还是被冻得穿心凉，双脚都麻木了。几十名军官，外加家属经过火车、汽车、爬犁的长途颠簸，历时几个昼夜到达了终点。八一电影制片厂后来拍摄的纪录片《英雄战胜北大荒》里，就用一组真实的镜头，定格下了当年转业官兵们，深一脚浅一脚征服北大荒的模样。

那时的855农场，连同下属的生产队，都建在人迹罕至的荒原上——没有房屋遮风挡雨，没有道路方便行走，没有足够的粮食填饱肚子，连开荒用的锄头、镰刀都稀缺得很。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到了这里，先得安身，再谈开荒，还要抢赶农时，每一步都不能慢。

第一步，是搭棚安家。大家找遍了荒原，终于在林地边、高坡上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开始搭建简易的窝棚，北大荒人都叫它“马架子”。同时还要去林子里捡拾柴薪，搭起简易的灶台，先把基本的生活保障起来。几排马架子中间，只留一条窄窄的路，两边一户挨着一户，像极了部队里的营房，却又简陋得多。搭马架子没有铁丝，没有钉子，大家就用草绳把几根粗树干绑成“人”字架，再搭上一根横梁当顶，屋顶铺一层厚厚的茅草，四面用湿泥巴和着草，垒成草坯当墙，这样就能勉强挡风遮雨了。马架子里面，靠墙角铺一层晒干的荒草，条件稍好些的，就找几根细木头搭个简易木架当床，铺上草席，就算是“卧室”了。

可毕竟时间太赶，大家又都是“半路出家”的瓦匠、木匠，做工难免粗糙。大多数马架子，雨天漏雨、雪天透风，赶上刮风的日子，窝棚里的灯都点不亮，条件苦得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当年，转业官兵们还编了段顺口溜调侃：“小马架，不寻常。不用楞条不用梁，不分顶盖不分墙，里面还有弹簧床（指铺在底下的荒草，一坐就陷下去，像弹簧一样）。”更麻烦的是，北大荒纬度高，天黑得极早，下午四点多太阳就落了山，外面很快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夜里出去方便一趟，回来时站在几排马架子前，看着一模一样的草顶、草墙，常常分不清哪个是自己家，只能对着窝棚喊一声“小纪”“小田”，等里面有了回应，才敢走过去。父母就在这样的马架子里，住了很久。

第二步，是伐木备料。大家要钻进深山里砍伐树木，一方面是解决冬天取暖的木材，另一方面，也是为后续建场部、盖住房储备建材。1958年4月到1959年3月，东北农垦总局金沙农场林业学校招生，要培养专业的林业人才，父亲幸运地被选上了，学制一年多，这在当时可是难得的深造机会。可那会儿，家里正逢变故：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母亲又怀了孕，身体虚弱得很。父亲拿着录取通知书，在马架子里坐了一夜，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要是自己走了，母亲一个人在农场，要是再出点闪失，可怎么办？思前想后，他终究咬了咬牙，推荐了同事何忠礼去。

父亲说的“留在林场干”，说穿了就是顶着零下四十多度的风雪，钻进完达山里伐木。北大荒的冬天本就恶劣，山里更是冷到了极致，极端天气下，气温能跌破零下四十摄氏度，吐口气都能在嘴边结成小冰碴。山里没有固定住处，大家就就地搭个更简陋的“窝棚”，连专门的取暖设备都没有，全靠烧山里捡来的柴禾驱寒，夜里柴禾烧完了，窝棚里的温度就跟着降下来，冻得人直打哆嗦。

每天天不亮，父亲就跟着战友们进山伐木，直到天黑透了才收工。回来时，他的棉衣都冻成了硬邦邦的“冰甲”，胳膊都抬不起来，棉鞋也变成了“冰鞋”，走一步就“哗哗”响，像拖着两块冰。睡前必须把被雪浸湿的棉鞋、棉袜烘干，可山里全是树木，又怕火星引发森林火灾，烘干后得用雪把火堆彻底浇灭，反复检查好几遍，才敢躺下睡觉。为了扛住夜里的严寒，大家只能穿着棉裤棉衣、戴着皮帽子，蜷缩在被窝里，连翻身都不敢太用力，就怕把被子掀开一条缝，冷风钻进来，一夜都别想睡安稳。

山里的交通，全靠雪爬犁。坐上去没一会儿，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耳朵、鼻子都冻得发麻。大家只能时不时下来走几步，搓搓手、跺跺脚，活动活动四肢，防止冻伤。更让人无奈的是，那时候农场的修路进度跟不上，在山里辛辛苦苦伐下的原木，大多运不出去，只能一根根堆在山里，看着它们被漫天的积雪埋住，却没有办法。

伐木看着简单，实则全是讲究，一步错就可能出人命。通常是两个人一组，先在顺山坡一面的树干下方下锯，锯到树干一半深；再转到树干背面，在离下方锯口五六公分的上方接着锯，等两道锯口慢慢交错，树干就会“吱呀吱呀”地响，顺着山坡往下倒。伐木前，负责锯树的人必须先喊清树倒的方向，提醒周围的人躲开——要是树往山坡下倒，就喊“顺山倒”；要是两道锯口都交错了，树却没倒，或是风向突然变了，让树的倒向变得不明，那就是极危险的信号，得赶紧喊“满山倒”，意思是没法判定树会往哪倒，所有人都要往远处散开，保命要紧。还有种情况更要命，叫“回头棒”——被伐的树倒下时，被旁边的树梢挡了一下、弹了一下，突然变了方向，或是树杈被折断后弹飞出去，稍不留意，就会砸到人，轻则受伤，重则丧命。

父亲就曾遭遇过一次“回头棒”，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捏一把汗。有回伐木到晌午，他又渴又饿，身边没带水，就顺手拿起镰刀，在旁边的雪堆里攒了一把雪，往嘴里送。结果舌头一伸，就粘在了冰冷的镰刀刃上，又麻又疼。他越着急往下拔，舌头粘得越紧，最后没办法，只能狠狠心，硬生生撕下一块皮，才把舌头和镰刀分开，嘴里满是血腥味。那会儿他又疼又慌，还戴着厚厚的狗皮帽子，没听清旁边老工人喊“回头棒”的警示，眼看一根断了的树杈就要砸过来，旁边一位姓王的老工人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把他往旁边拉了一把，树杈“哐当”一声砸在他刚才站的地方，雪沫子溅了他一脸。父亲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那一刻他才明白，伐木每一秒都不能大意。

除了伐木，抬木头也是门技术活，还得靠“号子”聚合力。大家会按原木的大小，分几条木杠，每条杠两个人，再用粗绳套上大铁钩，勾住木头下方，这一步叫“哈腰挂”，得弯腰、挂钩、起身，动作一气呵成，不然就会被木头砸到。一般来说，抬头杠的人是领号子的，他喊一句，其他人就齐声附和“嗨呦”，节奏必须整齐，劲儿才能往一处使，木头才能抬起来、走得稳。

有时干活累了，领号子的人就会随口胡唱几句，荤的素的都有，甚至会拿同伴开开玩笑、说些打趣的话，比如“哈腰挂呀，掌腰就起来啦；哥八个呀，七个王八……”四条杠正好八个人，剩下那七个被打趣的人，即便听着好笑，也得老老实实跟着喊“嗨呦”，没人敢乱了节奏——一旦节奏乱了，木头就可能晃悠，砸到自己或同伴。就这样，粗粝的号子声，顺着山林飘出去，在空旷的荒原上回荡，成了北大荒冬天里，最特别的声音。

第三步，是烧荒清地。要想开荒翻地，先得把荒原上一米多高的杂草、灌木清除干净，堆成一堆，等晒干了就集中开展烧荒，为后续的耕种做准备。北大荒的草甸子，看着平坦，底下却藏着“陷阱”——表面是一层厚厚的腐草，人一踩上去，就会往下陷，像踩在棉花上一样，稍不注意就会陷进沼泽里。所以烧荒前，大家还得先挖排水沟渠，把草甸子里的水排干，才能开始干活。

那会儿，西北风吹得正紧，还卷着零星的雪花，刮在脸上像刀子割，冻得人浑身冰凉，连手都握不住镰刀。为了抗寒，大家把能穿的衣服全往身上套，棉袄、大衣裹得严严实实，手套、围巾、帽子、口罩一应俱全，才算“全副武装”，可即便这样，风还是能顺着衣领、袖口往里面钻。到了中午，太阳一出来，地上的积雪融了些，土地又变得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泥就能没过脚踝，脚上的棉鞋很快就湿透了，又冷又沉，走一步都费劲。一天活儿干下来，所有人都成了“泥人”，浑身上下全是泥巴，头发上、脸上也沾着草屑，棉鞋湿得能拧出水来。

第四步：开荒耕种——黑土地上的春播与秋收

1958年的5月，北大荒的冰雪终于彻底消融，荒原上的风少了几分凛冽，多了些暖意，父母与战友们也迎来了垦荒中最关键的一步——开荒耕种。从这时起，机车与人力齐上阵，轰鸣的拖拉机在黑土地上碾出第一道车辙，大家跟着翻整土地，目标只有一个：抢在农时结束前，把种子全播进地里，初期种的多是耐活、能饱腹的粮豆作物。

可开荒后的土地湿度极大，地里满是硬邦邦的大泥巴块，当时农场的耙子又远远不够用，根本没法按常规方式播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很快琢磨出了各种土办法：有人把军帽的帽檐翻起来，撑开帽壳装种子，一只手拿着棍子拨弄泥巴、把土块敲碎，另一只手就顺着垄沟撒种，撒得不均匀，就回头再补撒一把；有人找来粗树干，削尖一头，在新翻的垄上一下下捅眼，每捅一个，就往里面丢几粒大豆，嘴里还学着当地老乡的样子念叨：“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盼着种子能好好扎根；还有人干脆扛着铁锹、拎着锄头，铁锹开沟、锄头刨坑，能想到的办法全用上了，只求不耽误农时。

每垄地都有三百多米长，靠人工走着播种，一步一步挪，一上午都走不到头。大家起早贪黑，天不亮就扛着种子下地，天黑透了才往马架子走，眼里心里，全是盼着种子发芽的念头。早晚还能回马架子，围着简易灶台吃口热饭，中午饭则由专人挑着担子送到地里，可路远不说，又没像样的保暖设备，送到地里时，馒头早就冻成了硬疙瘩，咬一口能在上面留下个清晰的白印，嚼着硌牙，难以下咽。即便如此，馒头中间还得夹上咸菜，按人头定量分配——男同志体力消耗大，一天三个馒头，女同志一天两个，谁也不多拿。可没人抱怨，大家坐在田埂上，你递我一口热水、我分你半块咸菜，嘴里说着“再坚持坚持，种子就发芽了”，彼此鼓劲，反倒在这份艰苦的劳作里，生出了几分与大自然较劲、盼着改变荒原的乐趣。就这么咬牙熬着，所有人一起，终于赶在农时结束前，完成了当年的春耕。

比起耕种时的累，生活上的苦更磨人，也更考验人心。1958年的北大荒，接收的复转官兵远超预定人数十几倍，口粮、住房、生活用品一下子变得空前紧张。大家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却连续几个月吃不上一口新鲜青菜，还整天泡在泥水里、淋在风里，绝大多数人都熬出了毛病：手脚的皮肤一层层脱皮，红肿得像发面馒头，碰一下就疼；嘴唇裂得全是口子，说话、吃饭都牵扯着疼，偶尔还会渗出血；不少人还不同程度患上了浮肿病，脸和腿一按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营养不良更是普遍现象，可即便这样，没人愿意停下干活的手。

日常生活用品更是珍贵得像宝贝：一盒火柴，要按天分配，点完火就赶紧把火柴盒揣进怀里，生怕受潮；一块肥皂，能用上小半年，洗衣服时只敢用手指蘸一点泡沫，洗完衣服的水还得留着擦马架子；一截灯烛，晚上只点一根，几户人凑在一起，借着微弱的光缝补衣服、聊家常；一卷卫生纸，更是省着用，大家常说“物尽其用”，每一点东西都不敢浪费。肉是全国各地支援来的，大多是腊肉，带着一股咸腥味，父亲是北方人，吃不惯这个味道，常常啃两个凉馒头、就着咸菜，就当一顿饭。至于洗澡，更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几个月不洗澡是常事，有的人身上、头上都长满了虱子，只能趁下雨天或者偶尔烧点热水时，用毛巾简单擦一擦，算是“清洁”了。

好不容易熬到夏天，天气暖和了，不用再受冻，新的麻烦却又找上门来——蚊虫。北大荒的夏天，像是蚊虫的天下，从清晨到夜晚，“骚扰”就没停过。清晨和傍晚，密密麻麻的“小咬”（一种小飞虫）会追着人猛咬，飞得又快又小，打都打不着，被咬过的地方很快就起红疹子，痒得让人忍不住抓，抓破了就容易发炎；到了中午，“小咬”退了，成群的瞎虻又接着来，个头大、咬得狠，一口下去能咬出个小血包，直到太阳偏西，温度降下来，它们才肯罢休；而到了晚上，数不清的蚊子更是“轮番轰炸”，就这样周而复始，熬到夏天过去。

要知道，这群垦荒官兵里，很多人此前都在全国各大城市生活，住的是楼房，睡的是钢丝床，吃的是大米白面，出门能看到热闹的街道，如今却要在荒原上与蚊虫、严寒为伴，住漏风的马架子，吃冻硬的馒头，其中的落差和困难，根本没法用语言说清。可在当时，“先生产、后生活”是最光荣的口号，谁要是叫苦叫累、提一点生活上的条件，都会觉得丢脸，更没人愿意做那个“落后分子”，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比着把活儿干好。

好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从不会辜负辛苦人，这片土地肥沃得很，地里的庄稼几乎不用太多打理，就噌噌地往上长。到了1958年秋天，父母和战友们终于迎来了在北大荒的第一次丰收——田地里的小麦金灿灿的，随风晃着穗子；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玉米棒子沉甸甸地挂在秆上；大豆的豆荚饱满，轻轻一碰就会裂开，一层压着一层，密密麻麻的，一眼望不到边。望着满田的粮食，所有人都格外振奋，有人蹲在地里，伸手摸了摸小麦穗，眼里都闪着光，只觉得之前吃的所有苦、受的所有罪，都值了。

丰收的喜悦没持续多久，就变成了抢收的干劲——北大荒的冬天来得极快，说不定哪场风过后，温度就会骤降，要是不赶在变冷前把粮食收进粮仓，一年的辛苦就全白费了。农忙时的苦，比春耕时更甚：为了“颗粒归仓”，每天凌晨天刚蒙蒙亮，大家就扛着镰刀下地，一直忙到太阳落山，连东西都看不见了，才有空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回走。当时农场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早起三点半，地里三顿饭，晚上看不见，锁头把门，烟囱站岗”，说的就是那时候的日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延长劳动时间，把每一粒粮食都抢回来。

855农场的湿地多，一到秋收就容易涝，大型机械陷在泥里根本动不了，就只能靠人力，“小镰刀战胜大机械”成了当时的常态，大家连吃饭都得在田埂上解决，蹲在泥地里，啃着冻馒头，扒拉几口咸菜，就算是一顿饭。营养跟不上，加上长时间在昏暗的地里干活，几乎所有人都患上了夜盲症，晚上走夜路看不见东西，只能互相牵着衣角，慢慢往前走，生怕摔进泥坑。

收玉米还算相对轻松些，不用借助工具，靠手一把把掰就行，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装进麻袋，再扛到地头；收大豆却是实打实的苦差事：大豆秆大多一米一左右，刚好到人的腰际，割的时候得弯腰，先用镰刀一根根割倒，摊在地里晒干，等豆荚变脆了，再统一装车运到麦场，用石碾子压豆脱粒。一亩地的大豆，连秆带豆有六七百斤，全靠人力收割、搬运，一天干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晚上回到马架子，得让人帮忙捶半天，才能勉强躺下。

扛麻袋更是麦收、豆收时的“硬活儿”，没点力气和胆量，根本干不了。从地里收回的麦子运到麦场，先扬场去掉杂质，再摊开晾晒，最后才能装袋入囤。一开始，粮囤不高，扛着一百来斤的麦子麻袋往囤里倒，还能撑得住；可随着粮食越收越多，粮囤越堆越高，就只能搭设木板跳板，人踩着跳板往上走——跳板从一节加到两节，最后加到三节，每多一节，就多一分危险，跳板踩上去晃晃悠悠的，风一吹就更不稳。扛着一百多斤的麻袋，既要克服恐高，又要稳住重心，一步一步往上爬，稍不注意，要么麻袋掉下去，要么自己摔下来，所以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马虎。

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没多久，解放军总部就特意派出了庞大的慰问团，专程赶到密山，看望这些昔日的战友。当慰问团成员身着整齐威武的军装，走进北大荒的农场、麦场，看到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如今虽军衣褴褛，袖口、裤脚都磨出了破洞，脸上、手上满是老茧和伤痕，却依旧眼神明亮、斗志昂扬；看到大家住漏风的马架子、吃冻硬的馒头，却在泥水里、寒风中拼死苦干的模样，所有人都深受震惊，不少人红了眼眶。后来他们在汇报材料里，写下了这样让人动容的片段：

“八五二、六分场三队种水稻，每人平均要负责一垧地（约合十五亩）。田间泥泞没过膝盖，机车下不去，马和牛也陷在泥里走不动，转业军官们就自发组队，20到24人拉一张犁，稻田里杂草多，每犁下去，犁身都像挂了重物，有一千公斤重。田里积着水，清晨还结着薄冰，大多数人没有雨鞋，就穿着普通的布鞋、胶鞋，在冰水里一步一步拉犁，鞋湿了、脚冻僵了，就上岸搓搓脚、跺跺脚，再接着干。就这样，在泥水里苦干了一个多月，才终于完成了水稻种植任务。”

“八五三、四分场一队有一位残疾军人，一只手早年在战斗中残废了，却从没想过歇着，用另一只手握着镰刀收割、拎着种子播种，别人能干多少，他就尽量干多少；还有一名转业军官，早就得了肺病，常常咳血，却从没跟组织提过休息，有一次在地里干活时，咳着咳着就吐了血，直接晕倒在垄沟里，大家把他叫醒后，他喝了口热水，抹了把嘴，仍不肯回去休息，说‘多干一点，粮食就能多收一点’，又拿起镰刀接着干……”

父亲后来跟我回忆起那段日子，总说“太难熬了，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扛过来的”：冬天的马架子里，滴水成冰，晚上睡觉，呼出的气落在被子上，第二天就变成了白霜；外面的寒风顺着草坯墙的缝隙往里钻，吹得人骨头疼。不过在当时的转业官兵里，父母的条件还算稍好一点——离开北京时，有位战友知道北大荒冷，特意送了一条美国产的羽绒睡袋，这条睡袋成了他们抵御严寒的“宝贝”。即便如此，晚上睡在睡袋里，上面还要压上厚厚的棉被、军大衣，仍冻得辗转难眠，夜里常常被冻醒。早上醒来，眉毛、眼睫毛上，连睡袋的拉链边缘，都结着一层白霜；铺在身下的褥子、毡子，全冻得硬邦邦的。

“可那个年代的人，都有股不怕苦的劲头，思想也单纯，从来不想个人得失，就想着把党交给的活儿做好，把北大荒建好。”父亲说这话时，语气格外动情，眼神里也带着光，“那时候上级说让你去哪个连队，去干哪个工种，不用问为什么，背上行囊就走，没有半句怨言，全是无条件服从。”在855农场的最初几年，父亲几乎干遍了所有工种——春天种地、夏天护苗、秋天收割、冬天伐木，闲下来还帮着盖房、养猪、修水渠……

其实，父母在855农场的这些经历，在北大荒十万垦荒官兵的故事里，只是最平凡、最普通的一段。可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平凡”，无数个像父母一样的垦荒者，带着“不怕苦、不怕累”的劲头，在黑土地上扎根、奋斗，才汇聚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勇于开拓、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这份精神，刻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也刻在了一代人的岁月里。

父母在855的岁月：蹉跎里的坚守，黑土地上的沉浮

一、岗位流转：在变动里扎根，于琐碎中尽责

1959年3月，855农场的风还带着寒意，父母的岗位却先迎来了变动。父亲被调去水利工地做统计，握着算盘和账本，把工地上的人力、物料一笔笔记清；母亲因在部队做过播音，声音清亮、吐字清晰，被抽调到农场广播室当播音员，每天清晨，她的声音就顺着广播线，传到农场的每一个马架子、每一块田地。

可这样的稳定没持续太久，父亲又被临时派去粮油加工厂打杂，搬粮袋、清机器，车间里的粉尘大到呛人。他戴着眼镜，没一会儿镜片就被灰糊满，只能反复摘下擦拭，既耽误活儿，也磨得鼻梁发红。好在他没丢了写字的本事，业余时间还会写些加工厂里的新闻报道，投给农场小报，这份又脏又累的工作，他一干就是四五个月。

领导看父亲斯斯文文戴着眼镜，实在不适合加工厂的重活，恰好1958年下半年，农场为改善职工生活，刚成立了畜牧队，专门养猪、养鸡、养蜂，便把父亲安排去了新组建的四连畜牧队。这一去，父母的生活才算有了一段稍长的“落脚点”。

1959年10月到1960年10月，父亲任畜牧队政治副队长，母亲也跟着调到这里，起初负责养蜂——穿起防蜂服，蹲在蜂箱旁割蜜、换巢脾，手指常被蜜蜂蜇得红肿，她却从没喊过疼，凡事都做得认真踏实，没多久就被任命为畜牧队妇女队长；1960年初，连队里孩子没人教，她又多了个身份——畜牧队代课老师，拿着课本在临时搭的教室里，教孩子们认生字、算算术。

刚到四连畜牧队时，生活依旧苦得钻心。冬天的北风像没遮拦的野兽，说来就来，气温转眼跌到零下三十摄氏度，厚厚的积雪能把房门堵得严严实实，早上开门，得先拿铁锹铲半天雪，才能开出一条窄窄的路。

1960年11月，父亲又被抽调到实验分厂党委办，处理文件、组织会议，一干就到1963年8月；1963年4月，母亲也调回场部，重新做起了熟悉的广播员。可刚到场部，住宿就成了大难题——父母和另外三家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白天这里是办公区，桌椅摆得整整齐齐，大家各司其职；晚上桌椅一拼，就成了集体宿舍，几张办公桌拼起来，也只够两家睡，父母便把六把椅子拼在一起当床，勉强能躺下两个人。有时候其他分场的人来办事，没地方住，还得在这间屋里再挤挤，连转身都费劲。

后来住宿条件稍好点，父母搬进了一间旧房子——那是之前劳改犯住过的大通铺，一个十几米长的大炕，能睡上百号人。男同志睡一边，女同志睡另一边，中间只挂一条薄薄的床单，就算是“隔墙”，一点隐私都没有。那会儿母亲正怀着第一个孩子，眼看就要临产，却还是没找到单独的房间，只能厚着脸皮，借住在老乡家的外屋地——那间灶台房小得可怜，只能放下一张床，做饭时的油烟、柴火味，全往床上飘。

更让人揪心的是，孩子临产那天，父母跑遍了场部，都没找到医生，急得团团转，最后没办法，只能请了个农村接生婆来。孩子因为产程太长，缺氧严重，出生第二天就夭折了。这件事，成了父母心里压了一辈子的痛，后来提起，父亲的声音还会忍不住发颤。

直到1963年2月，父亲任855农场团委书记，这份工作一直做到1964年8月；同年8月，母亲调到农场场直小学当教员，定为行政二十二级，每月工资53.5元。不用再频繁搬宿舍，不用再担心岗位变动，日子总算安稳下来，这也是他们在855农场，难得一段舒心的时光。

二、浪潮与饥荒：在时代里扛过的苦，于绝境中寻暖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思想愈发严重，855农场也没能例外，跟着卷入浪潮。那会儿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干劲冲天，定叫指标上云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场下达的生产指标一涨再涨，还把农田分成“卫星田”“丰产田”，可这些指标脱离了北大荒的实际，根本没法完成。

为了迎合当时的浮夸风，大家除了白天正常下地干活，晚上还得留在连队加班剥豆子、整理“丰产数据”，熬得眼睛发红、浑身酸痛，却没人敢歇。要是有人敢说“指标太高，做不到”，就会被贴上“右倾保守”的标签，甚至可能引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在那个年代，没人敢冒这个险。

那时候农场里人心不稳，不少人心里憋着情绪，可解决方式却简单直接——搞“思想运动”。干活跟不上、有怨言的，会被当成反面典型，叫做“拔白旗”，在全连大会上被批评；干得好、积极性高的，就是“插红旗”，戴着大红花接受表扬；要是情节“严重”，还可能被打成右派，一辈子都抬不起头。说到底，就是靠阶级斗争的方式，硬推着“大跃进”往前走，所有人都只能跟着走，没人敢说一句“不”。

“大跃进”时，有两件事，父母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件是大炼钢铁，农场里建起小土炉，家家户户都得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铁器交上去，说是“支援国家建设”。不少人家交完锅，连做饭的家伙都没了，只能几家凑在一起，用一个小铁锅煮野菜、蒸窝头。另一件是共产主义大食堂，这是“共产风”最突出的表现，也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的具体落地——每个连队都办起大食堂，职工每月交少量伙食费，家里养的鸡、鸭、鹅全得上交给食堂，从此不用自己做饭，到点去食堂打饭就行。

每到开饭时间，食堂里挤得水泄不通，男女老少围着饭桶，人声鼎沸，看着格外热闹，可热闹背后藏着隐患——粮食消耗得太快，食堂的存粮没多久就见了底。果然，1959年国民经济开始收缩，大食堂说停就停，前后也就撑了一个夏秋季节，像一场热闹却不切实际的梦，醒了就没了。如今再回想，父母说，那会儿大家的热情确实高涨，想为国家做事的心思也真，可终究是太急了，脱离了实际，最后只能白忙活一场。

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来了，北大荒的天气变得格外反常，雨下得又大又久，农牧产量大幅减产。当时各农场都提出“以大豆为纲”，要求大面积种植大豆，可地里积满了水，人根本进不去除草，杂草长得比大豆还高，把大豆苗都盖得看不见了；到了秋天收割，机器陷在泥里动不了，只能靠人工一根根割，大豆荚被泥水泡得腐烂，损失特别大。

也是在1959年春天，为了解决农场官兵的婚恋问题，国家从山东农村动员了约6万名支边青年，其中大多是年轻姑娘。可那会儿自然灾害已经开始，农场活儿累，还吃不饱，不少支边青年扛不住这份苦，偷偷想回家。1960年春节前，八五九农场有十几名支边青年，趁着夜色偷偷逃离农场，却在茫茫草甸子里迷了路，冬天的北大荒，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没吃没喝，最后这十几个人，全冻死在了荒原上。消息传到855农场，所有人都沉默了，心里又沉又酸。

1960年的天气依旧不遂人愿，阴雨连绵，地里的积水没退，机械根本没法作业，播种只能靠人工。那会儿大家还发明了“裤腿播种法”：把裤子的裤脚扎紧，装满大豆，扛在脖子上，两手攥着裤腿，边走边往垄沟里撒种，走一步撒一把，裤腿里的大豆漏完了，再回去装。可就算拼尽全力苦战，大豆的收成还是比往年少了一大半。

“以大豆为纲”的政策，本就造成了种植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种植结构单一，黑土地的肥力越来越差，地里的虫子多了，杂草也更疯长，生物多样性没了，产量自然上不去。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让全国都陷入了粮食和副食品短缺的困境，新中国遭遇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雪上加霜的是，1960年，中国和苏联在军事合作上出现了巨大分歧——苏联想通过在中国领土建长波电台、组建联合舰队，控制我国沿海地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时识破了苏联的野心，严辞拒绝了这一要求，从此中苏两党两国之间产生了嫌隙。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一五”期间与我国签订的304个援建项目合同，撤走了所有专家，还要求我国偿还此前的援助贷款。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同志做出了重要决定：就算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就算老百姓粮食不够吃，也要“不蒸馍馍争口气”，全国六亿人勒紧裤腰带，开始艰难的还债之路。

“自然灾害”叠加“还苏联外债”，让北大荒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全垦区的粮豆产量断崖式下降。可就算自己都快吃不饱，为了支援国家，北大荒人还是把口粮一减再减：职工每月口粮只剩7.25公斤，家属更是只有5.5公斤，每天能吃到的粮食，只够填个半饱。

人们的生活跌到了谷底，粮食不够吃，就只能把目光投向一切能咽下去的“代食品”——豆秸、麦麸、稻糠、酒糟、豆粕，甚至是树皮、草根，可就连这些东西，也是限量供应的，要凭票领取，根本不够吃。

那会儿母亲正怀着哥哥，因为长期饥饿，又吃了太多难消化的代食品，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脸肿得发亮，一按一个坑，走路都打晃，连站都站不稳。为了给母亲补充营养，父亲想尽了办法：他去地里挖老鼠洞，把老鼠藏起来过冬的黄豆一颗颗捡回来，洗干净、炒得喷香，给母亲当零食；偶然发现连队周边的河里有泥鳅，就顶着严寒，在冰面上凿个窟窿，泥鳅为了呼吸，会纷纷聚集到窟窿边，父亲就拿着笊篱往外捞，一天能捞半麻袋，回家煮成汤，给母亲补身子。

可“河里有泥鳅”的事，没几天就传遍了整个连队，大家都来冰面上凿洞捞泥鳅，没几天，河里的泥鳅就被捞光了。父亲没办法，又想着别的招——去附近村里的老乡家，买巴掌大的玉米面饼，那会儿一张饼就要五块钱，而父亲每月的工资也没多少，可只要能给母亲补充营养，再贵他也买，常常买完饼，兜里就剩不下几分钱。

场部机关后来还卖过一批死猪肉，那些猪也因为饥饿，瘦得皮包骨，几乎没什么肉，有的还带着病，可就算这样，也是难得的“荤腥”。父亲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买了八个猪头，回家后蹲在雪地里，一点点把猪毛刮干净，切成小块，埋在院子的雪地里冻着，这样能存得久点，隔一段时间挖一块出来，给母亲炖着吃。

靠着这些“稀罕物”，母亲的浮肿渐渐消了，走路也不再打晃，总算熬到了哥哥出生。可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幸运，当时连里有个姓王的同事，实在饿到扛不住，打起了公粮的主意。他偷偷把裤口袋加长到脚面，在麦台帮忙装粮时，趁人不注意往口袋里塞黄豆，结果刚走出麦台就被发现了。

随后连队开了批判大会，把他拉到台上检讨，还停发了他一个礼拜的食物，以此警示所有人——公粮是支援国家、养活全连人的底线，谁都不能动。

就算自己都处在饥寒交迫中，北大荒人还是没忘了支援国家：那段时间，全垦区依旧向国家交售了1.8亿公斤粮食，还完成了3000万公斤大豆的出口任务，把最珍贵的粮食，留给了更需要的地方。如今父亲已经年过九旬，再回忆起那段日子，没有太多抱怨，只说“那会儿大家都一样苦，咬咬牙就过来了”，语气里满是历经艰辛后，终不悔的云淡风轻。

大饥荒过后，国家对北大荒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新成立的东北农垦总局强调“垦建结合”，组建了一百个重点机械化生产队，还调整了种植种类，不再只盯着大豆，而是玉米、小麦、大豆轮种，保护黑土地的肥力。加上自然灾害渐渐减轻，天气转好，黑土地的粮食产量慢慢上来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基本得到扭转，人民生活也终于有了改善——而好转最直观的标志，就是大家终于“不吃头疼面了”（注：“头疼面”指饥荒时用杂粮、代食品混合磨成的面，口感粗糙发涩，吃了容易胀气、头疼，是当时最无奈的选择）。

1961年，农场经济好转，政策也放宽了些，允许每家种二亩自留地。父亲是饿怕了，拿到自留地后，没犹豫就全种上了玉米——玉米产量高，还耐饿。那年雨水特别好，玉米长得比人还高，玉米棒子沉甸甸的，秋天收获了两千多斤，把父母高兴坏了，终于不用再担心饿肚子。

玉米吃不完，父亲就买了两个小猪羔，想喂大了，过年时能杀了吃肉，给家里添点荤腥。可父母工作都太忙，根本没时间喂猪，恰巧邻居家的爱人从山东老家来探亲，在家闲着没事，父亲就请她帮忙喂猪，说好年底一家分一头。本来是互帮互助的好事，没想到后来被人举报，说父亲“剥削人”，没办法，养猪的事也不了了之。

好在1961年，哥哥在四连顺利出生，终于响起了“鸡叫、狗咬、孩子哭”的声音，日子总算有了烟火气，也慢慢朝着好的方向走了。

☆农场一般是利用冬闲兴修水利和进山伐木，1962年父亲冬天上山伐木时的留影。☞↓

三、四清岁月：在使命里走过的难

从1960年到1966年，“四清运动”开始了。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主要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到了后期，不管农村还是城镇，都变成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1960年12月，农垦部从各农场抽调进步青年、机关干部，组成专门的四清工作队，父亲也在抽调名单里，1961年，他跟着工作队进驻850农场五分场开展工作。

850农场是王震部长的蹲点农场，上级领导格外重视，一开始就公布了十分严格的纪律：不能损害群众利益，要严格保守工作秘密，工作中途不得请假回家，不能私自购买食品，不能索要、接受任何礼品，也不能和被清理单位、个人私下搞关系——一旦违反，一律开除。工作队的所有人都格外谨慎，个个严于律己，不敢有半点放任和造次，这份工作，一干就是一年。

1962年，父亲又被派到856农场水利队，任社教工作队队长（注：“社教工作队”是四清运动后期的工作队名称），那会儿提出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要求。白天，父亲跟着职工一起下地劳动，抽空访贫问苦，到职工家里了解情况，其实主要是收集基层干部“四不清”（注：指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中查出的问题）的线索；晚上，就和队员们集中开会，交流白天收集到的情况，整理成材料。当时还有硬性规定：每天必须访问十五名职工，而且要清楚说出这十五个人的姓名、家庭成分、籍贯、家里人口数，以及他们对单位干部的看法，一点都不能含糊。

按要求，社教队员要吃住在最穷、最苦的职工家里，父亲就曾被派到一户特殊的家庭：男主人的妻子心智有障碍，家里乱得没地方下脚，炕席上沾着小孩的粪便，没及时清理，都结成了痂；脏乎乎、油滋滋的衣服和被褥上，爬满了虱子，一掀开就往下掉。有次女主人做饭，烧火时被烟呛到，对着饭锅就一通咳嗽，满脸的鼻涕眼泪，长长的鼻涕差点掉进锅里。父亲看着那个场景，就算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实在咽不下去一口饭，最后只能找个借口，回到队里啃了口干粮。

1963年，父亲又被抽调到友谊农场五分场，任社教工作队队长；1964年，再被派往农垦局设计院社教工作队，依旧负责四清相关工作。

其实“四清运动”初衷设想是好的，人一般都是有贪婪性的，人的私心杂念都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合适的土壤，他就会萌芽的。因此，有些人掌权以后，逐渐利用职务之便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进而发展到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欺压群众。所以使得人民群众对基层干部有了很大的怨言。工作队来了以后，群众们是积极参与，积极配合。经过四清的整社整风，确实触动了基层干部的灵魂深处，一些有污点的四不清干部纷纷检查错误，退赔财物，还有一些干部受到了撤职，行政等处分。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有一些过激的行动，揪住一些人的错误扩大化，致使有些人违心说胡话，干部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害怕四清那一天清到自己头上来成为四不清干部。1964年8月至1966年7月父亲回到855农场，任农场宣传科助理员。

父亲参加农垦社教工作队时的留影。☞↓

这张是母亲在金沙农场四连畜牧队，和一分场来学习养蜂的职工合影，畜牧队当时有鸡，猪，蜂。☞↓

父亲的朋友：岁月阻隔不了的情谊

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结交过两个格外投缘的朋友，一个叫常宗元，后来成了张家口医院的院长；一个叫张秉尧，是中央美院的画家。即便后来父亲远赴北大荒，隔着千山万水，三个人之间的联系也从没断过，这份情谊，在岁月里愈发醇厚。

刚到北大荒那会儿，父亲很不适应这里刺骨的寒冷，旧疾结核病突然犯了，还出现了咳血的症状。可北大荒的医疗条件有限，根本没办法好好治疗，思来想去，只能去北京求医。偏偏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父亲要去北京看病的时候，二叔家来信了，说要盖房子，急需500块钱。那时候家里本就拮据，父亲看病要花钱，二叔盖房又等着用钱，母亲犯了难，却还是咬牙凑了300块钱给二叔家寄走——她总说，一家人的难处，能帮就得多帮衬。

最后，父亲揣着余下的170块钱，独自踏上了去北京看病的路。万幸，在北京大医院的积极治疗下，再加上一段时间的安心休养，父亲的病情渐渐有了明显好转，咳血的症状少了，人也慢慢有了精神。

在北京治病的日子里，最难得的便是和老朋友相聚的时光。一到节假日，父亲就会约上常宗元、张秉尧两位叔叔，一起去逛逛中山公园，看看风景、聊聊天，还会拍些照片留作纪念。没有生活的窘迫，没有病痛的困扰，只有老友相伴的轻松，那段惬意的闲暇时光，就这么被定格在照片里，成了父亲那段艰难岁月里，难得的温暖慰藉。

这张照片，便是父亲和朋友常宗元在北京万寿山的合影——彼时两人神情舒展，站在万寿山的景致里，没有过多修饰，却满是老友相聚的自在，也藏着这份跨越山海、从未褪色的情谊。

文化大革命：风雨里的坚守与生活的艰辛

1966年，我国刚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正要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姚文元《海瑞罢官》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化大革命”历经1966年发动至1976年10月，整整十年。

纵观这十年，高校造反派成了文革“急先锋”，以蒯大富为首的“五大学生领袖”，在各自学校成立红卫兵造反组织，与派驻的工作组针锋相对，这股风潮很快蔓延至全国。在狂热的政治氛围中，年轻人特有的激情被引向不理智，“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口号下，社会政治秩序遭到极大破坏，地方各级政府基本陷入瘫痪，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1967年，造反派间的武斗愈演愈烈，酿成多起严重流血事件。为稳定秩序，工宣队开始进驻各大高校，此前风光的造反派领袖转而成为批判对象，先后经历监督劳动、关押审查，最终被判刑入狱；此后，王洪文、王秀珍等工人造反派取代学生造反派，逐渐走上政治前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也被依法判刑入狱。狂热终将褪去，非理性的激情只会撕裂社会、吞噬个体，唯有坚守理性，才能行稳致远。

农场也未能幸免，当时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人人都要被迫站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父亲的工作与我们家的生活，也裹着风雨前行。1966年7月至1967年4月，父亲任农场代理宣传科科长；1967年4月至1968年3月，又任农场革委会宣传组组长。那时农场学校混乱不堪，造反派随意批斗他人，学校没法开课，学生只能在家待着，后来农场派工宣队进驻学校，父亲便在1968年3月被抽调到东北工宣队，派驻农垦总局宝泉岭农技校任工宣队队长，直到1969年7月才结束，为期一年多。进驻学校后，父亲和工宣队的同事们逐个找老师、学生谈话，校内干部也积极配合，一点点疏导矛盾、规整秩序，混乱的局面才渐渐稳定下来，让学校慢慢有了恢复教学的可能。1968年8月，父亲又因工作需要调到五连任指导员，母亲则随之任五连小学教员，我们全家也搬到了五连。

刚到五连时，生活的艰难扑面而来——家里连取暖做饭的柴火都没有，母亲只能每天抽空去连队周边的荒滩割草，割完铺在地上晾晒，天气好时要晒两天草才能干，赶上阴雨天，就得反复晒好几天，才能勉强用来烧火。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的担子几乎全压在母亲肩上。

母亲那时既要做好小学教员的工作：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批改一摞摞作业，哪怕再晚，每一本都认真批阅、从不马虎，改完作业还要熬夜背诵第二天的授课内容；又要照顾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一日三餐、挑水劈柴、洗衣做饭，桩桩件件都靠她一双手。哥哥年纪稍大些，能帮着搭把手，比如哄年幼的我——家里有个洗衣服的铁盆，母亲不在家我要是哭闹，哥哥就把我放进铁盆里，在盆边的铁环上拴根绳，拖着铁盆满院子跑，倒也真能止住哭。可哥哥淘气，从不走平整路，专挑凹凸不平的地方疯跑，遇到坡度大的地方，铁盆失控，我就会被惯性甩出去或扣在铁盆里，摔得鼻青脸肿，哥哥自然也免不了挨母亲一顿揍，现在想起，既可气又觉得好笑。

那时吃水更是件难事，全靠去连队的水井挑水。水井有二三十米深，要摇着轱辘转几十下，才能把一桶水吊上来，再用扁担挑着两只水桶往家走，倒进储水缸里。到了冬天，井沿洒下的水结成厚厚的冰，滑得站不住脚，打水时必须小心翼翼，稍不留意就会滑倒。母亲就曾几次不小心在井沿滑倒，险些掉进井里，现在想起，还忍不住后怕。那些年，母亲就是这样顶着风雨，一边扛着工作，一边护着我们，在艰难的日子里，撑起了家的一片天。

兵团岁月：屯垦戍边的风，吹过青春与坚守

1964年农场接收了第一批齐齐哈尔建华区知青。紧接着，上海、北京、天津、牡丹江一批又一批的知青陆续赶来，自他们来，农场像被按下了“热闹开关”，不再只有田埂间锄头碰撞的声响，知青点旁多了谈笑声，田边地头偶尔飘出歌声。同时他们把不同城市的故事、新鲜的想法，一并带到了北大荒，给这片闭塞单调的土地，打开了一扇望向外面世界的窗。

知青们大多是没沾过农活的十六七岁的孩子，到了农场，先要“跟着老职工学、跟着季节走”，从“城市学生”慢慢磨成“田间能手”。春天要赶在化冻后抢播，要学怎么点种子、盖薄土，把每穴种子的间距控好；夏天除草，攥着锄头顺着田垄刨，一天下来腰直不起来；秋收是最累的，要是康拜因进不了泥泞地，就扛着镰刀割麦、割大豆，耽误了抢收，粮食会烂在地里；连里修水渠、垫晒谷场，要拿着铁锹铲土、推独轮车；兼顾“杂活”，喂猪、喂牛要定时添饲料、清圈；冬天要提前储备过冬柴禾，跟着老职工去山里砍树、扛柴。

母亲那时在连队小学教书，学校也分来了知青老师，我们家便和知青们多了些往来。常有知青哥哥、姐姐下班后来家里，母亲总把柜子里舍不得吃的白面拿出来，烙一张金黄酥脆的葱花饼，再炖一锅喷香的猪肉粉条，土豆焖得粉糯，鸡蛋炒得蓬松。到了晚上，煤油灯的火苗轻轻跳，大家围坐在火炕上，一边吃着热乎饭，一边聊学校的事，笑声、说话声裹着饭菜香，把异乡的孤单，都烘得暖暖的。

1968年，中苏边境摩擦频频，6月，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建，855农场被编为该兵团第四师四十一团，并组建了炮兵连。父亲从宝泉岭农技校回团后，1969年7月到1970年5月，他担任四十一团炮连指导员。那段日子，北大荒的夜格外静，却也格外警惕：苏联军队的探照灯，像野兽的凶光，在边境线上扫来扫去，照得夜空发白；偶尔有信号弹划过，亮一下就沉进黑暗里，像鬼火似的，让人心里发紧。没人不知道，“屯垦戍边”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夜里巡逻时攥紧的枪，是训练时磨破的手套，是藏在每个人心里，沉甸甸的责任。

炮连的训练从不敢松懈，农闲时、大雪封田的冬天，都是练兵的好时候。有时把营地扎在深山老林里，简易帐篷搭在雪地上，夜里冷得能哈出白气，白天却没人喊苦：知青练射击，趴在雪地里，枪托抵着肩，练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也不肯挪一下；练投弹，胳膊甩得生疼，捡起来再投，直到投得又远又准；还有火箭炮操作，每个人都要把步骤背得滚瓜烂熟，拆、装、调试，动作练得行云流水；刺杀、爆破，每一项都不含糊，每个人都练得满头大汗，军装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没人说一句累。

到了晚上，还要轮流值班巡逻，每一个关键地方都要走一遍，脚步放轻，眼睛瞪得溜圆，生怕出一点差错。那时候常搞“战备集训”，有时晚上十点多，哨声突然响起来，“紧急集合！”的喊声划破夜空，大家慌慌张张地摸黑穿衣服，闹出不少洋相：有人把鞋子穿反了，跑起来硌得慌；有人拿错了装备，把别人的帽子戴在头上；黑暗里，你帮我整理背包，我提醒你带好枪，原本紧张的气氛，倒被这些小插曲冲淡了些，也让战友间的情谊，更亲了几分。

1976年兵团建制撤销，1978年边界局势缓和，农场扎堆办理知青“病退”“困退”手续。曾经热闹的知青点，渐渐空了下来，那些一起在田地里劳作、在煤油灯下聊天的知青哥哥、姐姐，背着收拾好的行囊，一个个又离开了北大荒，回了各自的城市。可北大荒结下的情谊，哪能说散就散？直到现在，他们还会和我们家联系，偶尔打个电话，聊聊彼此的近况，说说家里的孩子，语气里还是当年的熟稔，仿佛又回到了那年冬天，围坐在火炕上，吃着葱花饼、聊着天的日子。

这张老照片，是我和知青姐姐们，在康拜因上的合影。

父亲身背钢枪在炮连时的照片☞↓

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他都能充实自己。

——丁玲

知青在跳“忠字舞”，“忠字舞”是文革时期用于广场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民众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等语录歌为伴唱，其余的表演形式有“独唱”、“三句半”、“快板”、“集体舞”、“朗诵”等等。

照片里，是母亲在8连小学教书时，和同事们的合影。

农场八连：我的童年，在北大荒的风与雪里扎根

1969年11月，母亲先调到八连，成了八连小学的一名教员；1970年5月至1975年6月，父亲也调任八连指导员，我们一家人就此在八连安了家。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于我而言，那便是北大荒855农场八连——在这片土地上，我度过了最难忘、最鲜活的童年。

那时父母的工作忙得脚不沾地，根本顾不上管我们，每天放学铃一响，我便和小伙伴们撒了欢，连家都不回，一头扎进户外的天地里疯跑。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更没有五花八门的电玩，可那时的快乐，却比现在真切得多：女孩子们凑在一起跳房子、跳皮筋、踢毽子，手里的毽子能踢到几十上百个不落地，皮筋也能从脚踝升到头顶，我算不得最机灵的，却是出了名的有运动细胞，踢毽子、跳皮筋都是连队里的能手；我们还会搌旮旯蛤、编花篮、翻绳，一根普通的绳子，在手里能翻出“面条”“降落伞”的模样，能玩一下午都不觉得腻。男孩子们则爱弹玻璃球、打片几、撞拐，手里攥着弹弓打鸟，把烟盒叠成方块扇得满天飞，还会和泥巴做泥呱，往地上一掴“啪”地一声，比谁的泥呱破洞大，玩得满身是泥也不在意。我们一般不玩到天擦黑、听不到父母扯着嗓子喊好几遍，绝不会恋恋不舍地回家。

北大荒的冬天，更是把户外变成了天然游乐场。一下雪，天地间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学校有时会组织我们清雪，可没等老师说几句，大家就偷偷攒起雪球，先搞几场“小规模偷袭”，你砸我一下，我躲你一下，没多久就变成了全班混战的打雪仗，雪沫子溅得满脸都是，却笑得格外开心。打够了雪仗，就开始滚雪球，从小小的雪团，滚成比人还高的大雪球，再堆成雪人，顺便把该扫的雪也清了，算是“玩工结合”。冬天的体育课，更是专属滑冰的快乐——一开始，我们就在水库冻硬的冰面上滑，后来学校自己浇了滑冰场，我们就不用跑远了。在零下几十度的室外，换单薄的溜冰鞋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刚穿上时脚冻得发麻，可一旦滑开，就什么都忘了：迎着风在冰场上穿来穿去，像轻盈的小燕子，自由自在。

八连学校旁边，还有个足球场，夏天放学后，我总爱和小伙伴们一起踢足球，大多是男女混合，只踢半场。我体力好、跑得又快，在场上算是“猛将”，不管是抢球还是传球，都格外卖力。踢足球最开心的，从不是输赢，而是和伙伴们并肩合作，在场上跑着、喊着，把心里的不开心全抛掉——那时觉得场上竞争已经够激烈了，直到后来走进职场，才知道童年的竞争，满是纯粹的快乐。说起踢足球，闺蜜爱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有一次，她妈妈刚给她买了双新鞋，她就穿着去踢球，一场跑下来，新鞋彻底踢坏了，回家被妈妈好一顿骂，现在提起，我们还会笑着调侃她。后来看电视里的女足比赛，我的心还会跟着“扑通扑通”乱跳，心里藏着的，是那个没来得及实现的足球梦。学校旁边还有个秋千，我常和爱民一起，带着邻居家的小不点黎明去荡秋千，秋千一摇一摆，我们的笑声也跟着飘起来，连心情都变得荡漾。就是在这样一场场游戏里，我们这些营养不算充足的孩子，慢慢锻炼了身体，也渐渐有了适应环境的韧性。

那时候课程不多，我们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下午没课的时候，老师就会给我们讲故事：讲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这些万恶旧社会大恶霸的故事，听得我们咬牙切齿；也讲邱少云、罗盛教、董存瑞、黄继光、雷锋、戴碧蓉，还有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听得我们眼睛发亮，心里满是敬佩。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讲的一个体操运动员的故事——讲她如何克服伤痛、刻苦练习，最后站在领奖台上为国争光，那一刻，我小小的心里，也种下了“当英雄”的种子，骨子里慢慢有了革命英雄主义情结，盼着能像那些英雄一样，做些了不起的事。

除了上课、玩游戏，我们还会帮着连队做事。学校有时会组织我们去地里割麦子、捡麦穗，我手上，至今还留着当年割麦子时，被同学不小心划到的小疤痕，那是八连岁月给我的专属印记。

每个连队的学校，都有文艺宣传队，我也是宣传队的。一下课，知青老师就会陪着我们排练节目：唱革命歌曲、表演样板戏，还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主题的小话剧，虽然动作、台词都很稚嫩，可我们练得格外认真。偶尔，场部还会组织各连宣传队去大礼堂汇报演出，每次登台前，我们都要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梳整齐的头发，站在台上时，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人，心里又紧张又骄傲，那份开心，是现在再难体会到的。知青老师于我们而言，就像照进闭塞生活里的一束阳光，也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是播种机、是宣传队——他们教我们唱歌、排节目，给我们讲外面的世界，让我们知道，八连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

童年里最盼着的，还有夏天的露天电影。那时场部有个放映队，会轮流到各个连队放电影，夏天天气好，来的次数也多些。每次放映前，连队会派老牛车到场部拉放映机和放映员，消息一传开，我们这些孩子就像得了宝，回家抱着小板凳就往篮球场跑，都想占到最前面的位置——有时候兄弟姐妹会轮流守着位置，还会因为抢地盘吵几句、闹点小矛盾，可等放映机一开，就全忘了。放映员把荧幕绑在电线杆上，或者支起两根木棍拉起来，要是前面没位置了，我们就跑到荧幕后面看，哪怕画面是反的，也看得津津有味，直到电影结束，还会围着放映机，盼着下次能早点来。

那时候的日子不算富裕，我们几乎没有零花钱，穿的衣服，大多是哥哥姐姐穿旧的，只有过年时，才能穿上新衣服。想要零花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锅炉房捡没烧完的煤球炉渣，去路边捡废品，玻璃瓶洗干净、破玻璃攒起来，一点点凑着卖钱。我还记得有一次开春，我去水库边刷玻璃瓶，冰面已经开始融化，我刚踩上去，就“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挣扎着爬上来时，新做的棉衣棉裤全湿透了，像个落汤鸡，我哭着跑回家换衣服，妈妈看我冻得发抖的样子，没舍得骂我，只赶紧给我煮了热水。换好衣服，我还惦记着没拿回来的玻璃瓶，回去一看，早就被别人捡走了——那可是能换好几毛钱的，我心疼了好几天。攒下来的零花钱，大多用来买小人书，或者租着看，偶尔也会买一根三分钱的冰棍，或者一颗一分钱的奶糖，甜丝丝的味道，能开心好半天。那时候的钱也实在，一分钱买一块糖，两分钱买一盒火柴，三分钱买一支冰棍，五分钱就能看一场老电影，简单的小物件，就藏着大大的快乐。

好在连队的日子，慢慢越来越好，我们每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喝上香喷喷的大碴子粥。家里还有块自留地，种着豆角、西红柿、黄瓜、辣椒，想吃什么，就去地里摘，新鲜又爽口。春天的时候，母亲还会在火炕上孵小鸡、小鹅——不是所有鸡蛋都能孵，必须是家里公鸡踩过的蛋才行。母亲会拿手电筒照鸡蛋，能看到血丝的，才是能孵出小鸡的，要是整体通透，就孵不出来。孵蛋时，要在炕上垫几层褥子，把蛋放好，再盖上棉被，时不时还要翻一翻，让蛋受热均匀，大约20天，小鸡、小鹅就会自己破壳而出。我总爱凑在旁边看，有时候还会“画蛇添足”，帮小鸡剥蛋壳，结果反而害了小鸡，后来母亲就不让我碰了。小鸡刚出来时，浑身湿漉漉的，没过多久就会变得毛茸茸的，特别可爱。我和姐姐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个小筐，去野地里挖野菜，回来剁碎，掺点粮食喂它们，看着小鸡、小鹅一天天长大，陆续开始下蛋，每天能捡好几个，心里满是成就感。

家里还养着一只黑油油的大狼狗，特别通人性，我每次放学回家，它都会摇着尾巴跑过来，亲昵地往我身上扑，把我蹭得满身是毛。可它也很淘气，总爱撵着鸡、鹅满院子跑，每次都把院子闹得鸡飞狗跳，母亲嘴上骂着，眼里却满是笑意。夏天的时候，母亲还会烀大酱：先做酱块子，发酵好后掰成小块，放进酱缸里，每天都要搅一搅，等酱好了，拿青菜沾着吃，鲜得很。到了冬天，家里养的鸡鸭鹅，就成了餐桌上的硬菜，铁锅炖大鹅、小鸡炖蘑菇，炖得软烂入味，我最喜欢用馒头沾着锅里的油汤吃，一口下去，满是满足。

快过年的时候，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母亲会拉着爬犁，带我去场部办年货，我就坐在爬犁上，裹着厚厚的棉袄，看着路边的雪景，一路晃悠悠地去。年货买得很实在：糖块、布料、冻梨等，还有每家都会买半头猪——把猪肉切成块，放进室外的缸里，一层肉撒一层雪，用雪埋起来，想吃的时候，去院子里拿一块就行，比现在的冰箱还管用；肥肉则用来榨油，榨出的猪油叫荤油，放在罐子里，炒菜时挖一勺，香得很；榨油剩下的油梭子，撒点白糖，吃到嘴里油酥香甜，是我最爱的零食。母亲还会包豆包，包好后放在外面冻硬，再放进缸里存着，过年时蒸一笼，软糯香甜。炒面也是过年的必备品，我总爱凑热闹帮着炒，在瓦数很低的灯光下，我炒一会，母亲炒一会，炒好后，母亲会用搪瓷缸子冲一碗，放一点白糖，屋子里很快就弥漫着炒面的香味。我实在忍不住诱惑，常常不到过年，就偷偷挖着吃，没多久就把炒面偷吃光了，母亲发现了，也只是笑着点我的额头。大年三十早上，母亲还会用面做浆糊，糊窗户缝，把屋子收拾得有模有样，满是年味。

我们家在8连把头，紧挨着小学，有一段时间我家临时成了教室，炕成了“课桌”，窗台成了“讲台”，每天可热闹了。 家里伙房有个房梁，房梁上用绳子拴着一个筐，母亲会把蒸好的馒头，还有各种好吃的放在里面，说是防止老鼠偷吃，可实际上，老鼠还没来得及碰，就被我们几个孩子偷偷拿光了——每次趁母亲不注意，就搬个凳子站上去偷偷拿着吃。院子外面有个大大的柴火垛，母亲做饭时，我会帮着抽柴火、烧火，有时候也会和小伙伴在柴火垛旁边躲猫猫，或者爬到麦垛顶上玩。躺在麦垛上，看着天上白莲花般的云朵飘过，北大荒的云流动得很快，又沉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一会儿变成兔子，一会儿变成棉花，变幻莫测，像缥缈的幻影。我会对着云朵，展开好多好多美好的联想，直到母亲喊我回家吃饭，才恋恋不舍地爬下来。

冬季里的火炕，是家里的中心，睡觉、取暖、吃饭、做活、会客，都离不开它。我最喜欢的，就是晚上一家人坐在火炕上，磕着瓜子唠嗑，有时候也会吃冻酸梨——冻酸梨只有北大荒才有，硬邦邦、黑乎乎的，像个小铅球，吃之前要放在凉水里“拔”，把里面的冰碴拔出来，才能吃，酸酸甜甜的，我小时候还以为，梨本来就是黑色的。母亲会点着油灯（有时候是豆油，有时候是煤油），在炕上就着微弱的灯光蹬缝纫机，缝补我们穿破的衣服，践行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我们几个孩子，就坐在旁边看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鸡毛信》《卓娅和舒拉》，一本本翻着，时不时还会讲讲书里的故事，那些英雄的模样，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这是一家人最放松的时刻，油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母亲还会教我们做手影，用手比出猫头、兔子、鸡头的样子，影子落在墙上，活灵活现，我们跟着学，笑着闹着，消磨掉漫长的冬夜。

和小伙伴们在火炕上玩嘎啦哈，也是冬天里的乐事。玩嘎啦哈要眼明手快，脑瓜还得灵活，把嘎啦哈扔起来，再快速抓起地上的石子，还要接住掉下来的嘎啦哈，谁接得多，谁就赢。家里的炕上，靠墙放着两只大箱子，每年夏天，母亲总会选两天，把箱子搬到院子里，把里面压箱底的衣物倒出来晾晒，各种颜色的衣服、被子挂满院子。我总会趁机在旁边翻腾箱子，箱底压着平时见不到的“宝贝”——缎子面料的旗袍，母亲结婚时的丝绸围巾，呢子大衣，每一件都觉得新奇。有时候邻居也会过来瞧，赞叹几句“这料子真好”，母亲就会笑着和她们聊几句。那些衣物上，都浸染着樟木丸的香味，现在想来，那是一种穿越了岁月的气息，满是回忆。

火炕的一端，还和做饭的灶连在一起，灶上放着一口大铁锅，炒菜、做饭、烧水，全靠这一口锅，虽然简单，却做出了满屋子的香味。冬天外面零下三十多度，屋里的炉板烧得通红，再加上火墙，温度能有二十几度，只穿一件单衣就够了；可一旦出门，就得裹得严严实实，帽子、围巾、手套、棉鞋，一样都不能少，里外温差四五十度，一出门，哈气就变成了白霜，格外有意思。

每家每户还有个小菜窖，是冬天存菜的“宝库”——北大荒有大半年没有新鲜蔬菜，不像现在交通发达，一年四季都能买到，那时候只能靠自己动手，把秋天收的白菜、萝卜、土豆放进菜窖里，想吃的时候就下去拿一颗，算是“丰衣足食”。那时候总觉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子。

那时候觉得场部好遥远，能去一趟场部，是件天大的事。夏天我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梁上，双手握着车把，迎着风，和父亲一起去场部买冰棍和看电影。上坡的时候，我怕父亲太累，就会使劲抬起身子，减轻自行车的重量；下坡的时候，风从耳边呼呼掠过，感觉自己要飞起来，格外惬意。那辆旧自行车，承载了我太多关于父爱的记忆，直到现在，一想起坐在前梁上的日子，心里还暖暖的。

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有北大荒的雪——冬天的雪，总是纷纷扬扬的，落在地上没有一点声音，天地间一片白茫茫，像极了电影里的画面，安静又纯粹。当然，也有让人害怕的“大烟炮”（也就是暴风雪），一刮起来，昏天黑地，还冷得刺骨。记得有一次上午，我和姐姐去11连父亲朋友家取野鸡，（公野鸡尾巴上青蓝相间的羽毛最适合做毽子)。下午回来的路上突然刮起了大烟炮，风把我们吹得东倒西歪，几次险些被吹倒，每迈一步都格外艰难。迎着风，我连呼吸都觉得困难，双手很快就冻得僵硬，脸也被风吹得生疼。好不容易挪到家，赶紧凑到火炉边烤火，一看镜子，脸上起了一个个白色的大风疙瘩，又疼又痒。北大荒的雪，是我童年最鲜明的背景，它既寒冷凛冽，却又藏着太多温暖；就像北大荒这片土地，看似柔软厚实，骨子里却满是韧性。

年少时，总想着逃离故乡，觉得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后来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越走越远，才发现，故乡早已成了回不去的梦。可八连的日子，那些在雪地里奔跑的快乐、火炕上的温暖、父亲自行车前的风，还有母亲熬的大碴子粥，都深深扎在我心里，成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牵挂。

这是我们我和上海知青姐姐的合影。☞↓

纪大奶：北大荒岁月里，那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暖

这张照片，是我和照顾我们多年的纪大奶的合影，照片里的她笑得温和，看着我们的眼神，满是疼惜——这份情谊，即便过了这么多年，依旧暖得让人难忘。

纪大奶的命不算好，中年就没了丈夫，后来从山东一路逃荒到北大荒，才算在这片土地上落了脚。那时她儿子已经成家，她便孤零零一个人，日子过得冷清又拮据。父母看她实在可怜，又想着我们三个孩子没人照看（他们工作忙，在家的时间少得可怜），便商量着让纪大奶来家里照顾我们，这样既能有人好好看顾孩子，也能让她有份稳定收入，能养活自己。

从那以后，纪大奶就成了我们家实打实的一员。她待我们，从来不是“雇来的保姆”那样客气，反倒像亲奶奶一样尽心：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们做热乎乎的一日三餐，不管是玉米饼还是米粥，都做得格外香；白天收拾院子、给我们洗衣服，连衣服上的小补丁，都缝得整整齐齐；我们要是摔了哭了，她会赶紧把我们抱起来，拍着后背哄，还会偷偷塞块烤土豆；晚上我们写作业，她就坐在旁边缝补，陪着我们直到睡下。她对我们的好，是藏在每一顿热饭、每一件干净衣服里的，早已超越了雇佣，成了“如同己出”的疼爱。

可这样安稳的日子没过太久，后来“雇保姆就是剥削别人”的说法传了开来，父母没办法，只能跟纪大奶提了告别。那天纪大奶没说太多话，只是默默帮我们收拾好衣服，又给我们煮了最后一锅爱吃的玉米，走的时候，她拉着我们每个孩子的手，摸了又摸，眼里含着泪，一步三回头，舍不得走。我们也哭着拉她的手，盼着她能留下。

再后来，我们家搬去了场部，本以为和纪大奶的联系会慢慢少了，没想到她记挂着我们，隔三差五就从连队搭着颠簸的车过来，手里还总不忘带点东西。每次见到我们，她都要拉着问东问西，看看我们长高了没、吃得好不好，那份割舍不下的牵挂，早已把我们变成了真正的亲人。

儿时离家的记忆：那些零散却鲜活的旧片段

小时候从北大荒出门远行的记忆，大多被岁月磨得模糊，唯独几次离家的经历，即便过了几十年，依旧能清晰想起那些细碎的画面与感受。

最早的一段，是继姥姥过世后，远嫁北大荒的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赶去吉林奔丧。坐的是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出发前几个小时，窗外还是熟悉的田野风光，可走了没多久，隧道就开始频繁出现——一会儿陷入漆黑，一会儿又重见光亮，车窗像放幻灯片似的，风景哗哗地往后闪。我在车上熬不住困，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再睁开眼，已经到了吉林姥姥家，好像是半夜，屋里只亮着一盏昏暗的灯，四周都是陌生的面孔，空气里满是悲伤压抑的气息，连说话都要放轻声音。过了几日，家里的气氛渐渐缓和些，母亲和五姨便带着我们三个，还有五姨家的青辉、青斌哥，回了一趟母亲她们的姥姥家（也就是我们的舅姥家）。舅姥特意蒸了一锅苏子叶包的粘豆包，咬一口，苏子叶的清香裹着豆子的软糯，是至今都忘不了姥姥家的味道。

还有一段记忆，藏着舌尖上的惊喜——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激凌，好像是五姨领着我们去的。那家小店收拾得漂亮又干净，我们几个孩子规规矩矩坐在桌子前，每人盘子里都放着一个色彩鲜艳的圆球冰激凌，旁边还配了一把精致的小勺子。还没吃，我就馋得直咽口水，眼睛死死盯着那个小绿球。刚挖一勺放进嘴里，一股清凉又浓郁的奶香味瞬间沁入心脾，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和在农场里几分钱买的冰棍比，味道好太多了。我舍不得大口吃，只能一小口一小口抿着，生怕把那个小圆球吃完，这份难得的幸福感就会消失。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冰激凌，舌尖的美味，就这么刻在了记忆里。

1976年1月，我7岁左右，那年跟着知青姐姐去了北京、上海，这段旅程，满是新奇与小插曲。在北京，我们住在干面胡同父亲战友张秉尧家里，叔叔家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晚上刚见面，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拉着胡同里其他小朋友，在院子里的葡萄树下玩游戏。第二天一早，他兴致勃勃地带我去买早点，可掏口袋的时候，才发现忘带粮票了。他急得直跺脚，让我赶紧回家取，压根忘了我头天晚上才到北京，连路都认不全。现在想来，他是真敢说，我那时候也是真敢答应，揣着“大概记得方向”的念头就往回走，结果没走几步就迷路了。好在我隐约记得，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往右拐能到叔叔家，便硬着头皮摸索着走到北京站，再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返。刚找到熟悉的胡同口，就远远看到叔叔阿姨们正心急火燎地往这边张望，看到我，赶紧跑过来拉着我的手，又气又笑。后来，知青姐姐们还领我去了圆明园、动物园、天坛、景山公园，逛动物园的时候，我还被人流冲散过，可不知怎的，凭着一点模糊的记忆，最后总能找到她们，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幸运。那段时间，还有个难忘的场景：有天晚上，我跟着知青姐姐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广场上到处是胸戴白花、悲痛欲绝的群众，铺天盖地的诗歌和花圈。那一刻，我虽年纪小，却也隐约懂了，人民群众对总理的衷心爱戴与无限思念是真挚的。斯人已去，风范却永远长存。

到了上海，眼前的景象又和北京、北大荒完全不一样，既热闹繁华，又带着几分拥挤与昏暗。刚下火车，我就被车站路边霓虹闪烁的广告栏吸引住了——橱窗里有个蹬着清扫车的小机器人，手和脚还能跟着音乐动，我趴在玻璃上，看了好半天都舍不得走。我们住在虹口区的一个弄堂里，弄堂很深，一条小路弯弯绕绕伸向远方，两旁的房屋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的。弄堂口有盏路灯，灯光总是昏昏沉沉的，头顶上横七竖八拉着晾衣竹竿，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衣物，风一吹就晃悠悠的。住的房子是木质地板，踩上去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不由得走路都轻手慢脚，生怕把地板踩坏。屋里还有个窄窄的木楼梯，顺着楼梯往上走，就是我睡觉的阁楼。每天清晨，我都能听到不远处大钟报时的声音，“铛铛铛”的，特别清楚。有时候我会趴在阁楼的窗台上，看外面的街市：穿着蓝布衫的阿婆，说着软乎乎的吴侬软语，在弄堂里慢慢走，到摊子前买小吃、蔬菜，还会和商贩讨价还价，热闹又鲜活。我还记得有一种小吃特别好吃，是糯米裹着油条的糍粑团，咬一口，糯米软糯，油条香脆，越嚼越香。后来也去逛了外滩，只记得黄浦江边立着一幢幢高高的大楼，看着特别巍峨；还有南京路上，叮叮当当地开来开去的有轨电车，车铃一响，就像在和街上的人打招呼。这些零散的片段，拼在一起，就是上海留给我童年的独特情韵。

这是我们跟着母亲回吉林探家，顺便去了鞍山大姨家，和表姐们一起拍了合影。

农场场部：那些浸着烟火与暖意的旧时光

1972年11月，母亲调到农场小学任教，我们全家搬出8连，正式搬到了场部，往后多年的生活与记忆，便大多围绕着这里展开。

在农场小学的岗位上，母亲一步步踏实前行，日子也随着工资的逐年上调，慢慢有了更足的盼头。1977年，母亲定为行政二十一级，工资涨到60.5元；1979年赶上工资普调，她晋升为行政二十级，工资涨到68元；1982年再次普调，行政级别升至十九级，工资也随之涨到76元；1983年，母亲的工资又浮动一级，变成85元，这一年对她而言还有件大喜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管胜红和沈惠兰两位同志；1985年1月实行新工资制度后，母亲定为小教三级，工资93元，同年还因工作出色受到嘉奖，被评为“五好老师”；1986年，她又凭借扎实的教学能力，获评场部先进教师，这份荣誉，都是对她多年付出的最好肯定。

生活从来不是一路顺遂，场部人虽不多，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同的个性、认知裹着利益纠缠，明争暗斗便悄悄生了根，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偏偏父亲待人待事真诚坦率、爱憎分明。他的不设防，就有了“破绽”——别有用心的人会攥紧父亲随口聊起的家常或工作想法，添些莫须有的细节，就把伤害裹在“正当理由”里递过来。1975年8月至1976年3月，父亲遭人迫害，被派到四十一团二营十一连劳动改造。那时我年纪虽小，却也隐约懂了人情冷暖，尝过被人孤立的无助，看着父亲憔悴的模样，心里满是心疼却无能为力。好在黑暗终会过去，1976年3月至1977年5月，父亲调到建设兵团四师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1977年5月，他终于得到平反，调回农场劳资科工作，一家人悬着的心，才算彻底放了下来。1979年2月，父亲又回到熟悉的宣传科，担任农场宣传部部长，重新拾起热爱的工作，他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

父亲从来不是只会埋头工作的人，他骨子里满是对生活的热情，甚至带着点“小资”的情趣，对新鲜时髦的事物，总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流行什么，他必定要试着接触——迷照相机时，家里便多了台老旧相机，父亲总爱拿着它给家人拍照，更厉害的是，他还会自己洗照片。洗照片时，他会把一间卧室的窗户全部封死，门口再挂一块厚厚的门帘，反复叮嘱我们不许掀，然后自己钻进这间“小黑屋”里忙活。我还曾给父亲当过助手，也进过那间小黑屋：里面的电灯泡用黑纸卷成纸筒罩着，只漏一点光；先按要洗的照片尺寸裁剪相纸，铺在桌子上，再把黑白底板压在相纸上，接着用罩着黑纸筒的灯泡对准底板开灯——父亲说这步叫“曝光”，时间必须掐得精准，多一秒少一秒都不行；曝光后，把相纸放进盛着显影液的方盘里，这一步我能帮上忙，得眼睛死死盯着相纸，看着人物轮廓慢慢清晰，浓淡恰到好处时，赶紧用镊子夹出来，放进定影液的方盘里（具体要放多久，如今我已记不清了）；最后再转移到清水盆里浸泡，泡透了就铺在平整的玻璃板上晾干。如今家里还存着几本厚厚的相册，里面的照片有的已泛黄卷边，有的满是折痕，可我每次回家，还是总爱翻出来看看，看着照片里的旧模样，思绪就像穿越了时光，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除了照相机，父亲还迷过留声机、双卡录音机，每一样都能玩得有模有样。后来他不知从哪儿淘来一台台式小盒留声机，听歌时打开盒子插电，把唱片放在转盘上，再把唱针轻轻搭上去，黑胶唱片慢慢旋转，舒缓的音乐就流淌了出来。父亲陆陆续续买了好多黑胶唱片，宝贝得不得了，开心的时候，还会给我们讲每一张唱片的出处、每首歌的来历。那些唱片分两种：一种是黑色磁质的，带着细腻的质感光泽，唱片中间小洞周围贴着大红标签，写着歌曲名和演唱者；另一种是彩色塑料碟片，红的、绿的、蓝的都有，阳光底下一照是透明的，比黑色唱片略小一点。留声机的音质远不如现在的设备清晰，声音舒缓又低沉，偶尔还有点似断似续的失真，可父亲依旧听得入迷，他最喜欢的几首歌，我到现在都记得——《二泉映月》《梁祝》《渔光曲》《珊瑚颂》，那些旋律，如今再想起，都成了旧时光的背景音乐。再后来家里有了双卡录音机，彼时文艺界百花齐放，歌星、新歌层出不穷，再也没人守着几首老歌反复听了，可那台留声机，却成了我记忆里最特别的存在，就像岁月里的唱针，一圈圈划过，刻下了属于我们家的印记。

闲暇时，父亲还爱拉小提琴、奏二胡，每次演奏都格外投入，那模样，俨然一副大师的派头。随着乐曲起伏，他的表情也跟着变化，一会儿神采飞扬，一会儿神态凝重，把所有情感都融进了悠扬的琴声里。如今再回忆起那些画面，耳边似乎还能响起琴声，可更多的，是记忆被一层层翻开的温暖，比乐曲本身更让人动容。

父亲的“全能”，还藏在厨房里。他特别喜欢做饭，常常照着菜谱琢磨新菜式，没多久就能做出一桌子美味。逢年过节，或是家里来贵客，从来都是父亲亲自掌勺，母亲打下手，负责洗菜、烧火、端盘子。煎炒烹炸，父亲样样精通，手法娴熟得很，不用多久，红烧肉、蘑菇炖小鸡、锅包肉、干炸里脊、熘肥肠、爆熘三样（猪肝、大肠、腰花）、浇汁鱼、酥白肉、熘肉段就摆满了桌子。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父亲到底会做多少道菜，也说不上来属于什么菜系，可单论居家摆席待客，绝对绰绰有余。做饭时，他还总爱叮嘱母亲技巧：“做酥白肉，一定要用蛋清，出锅才雪白香脆；做锅包肉得用蛋黄，这样才金黄晶亮，差一点颜色都不对。”

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更是宠到了骨子里，甚至有点溺爱，凡事都把我们放在第一位，把我们惯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成家之前，我连饭都没做过，生活自理能力差得很。至今还记得两件小事：有个周末早上，我去同学谢红卫家里玩，看到她吃的拔丝油炸馒头丁，香酥可口，嚼起来嘎嘣响，馋虫一下子就被勾出来了。回家后我跟父亲说，他听完没多说，照着我的描述就做了一盘，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他笑着问“一样吗”，我只顾着吃，只能频频点头。没想到从那以后，父亲每天早上都给我做这道繁琐的拔丝馒头丁，一连做了一个礼拜，直到我实在吃腻了才不做了。还有一次，去另一个同学黄燕家，看到她家挂历上的女明星格外好看，回家后随口跟父亲提了一嘴，没成想他记在了心里，不知道费了多少功夫，几天后竟然真的拿回了一本一模一样的挂历。我捧着挂历小心翼翼翻看，心里默默想着：大概再也没有哪个父亲，会像他这样，无条件满足孩子的小任性了吧？这份父爱，至今想起都暖到心底。

搬到场部后，我们家的住房也有了明显改善，从之前的简陋住处，换成了有隔间的砖瓦房，再也不用睡大通炕，前后还各带一个院子，日子渐渐有了“家”的规整模样。前院的一面围墙很特别，是用劈柴整齐码成的——把原木锯成均匀的段，再劈成四瓣，像砌墙一样码起来，足足有一米多高。前院角落还搭了个木板小仓房，用来存放杂物，虽不起眼，却装着不少生活琐碎。

后院则是一片热闹的菜园子，那时没有菜市场，一家人吃的蔬菜，全靠这片园子供给。豆角、西红柿、黄瓜、辣椒、大葱、茄子……种得满满当当，每到夏天，园子里绿油油的一片，格外喜人。我最喜欢的就是黄瓜，摘一根水灵灵的嫩黄瓜，在身上擦一擦就往嘴里塞，咔嚓一口咬下去，甜甜的汁水流进喉咙，清凉又爽口，那种简单的幸福感，至今都忘不了。豆角结得多吃不完时，母亲就会把它切成条晒干，装起来留到冬天吃，晒干的豆角炖肉，又是另一种鲜美的味道。

我们家和邻居战玉梅家的关系格外好，两家的菜园子中间没拦篱笆，只留了一条小路，不管是谁去摘菜，都走这条路，一点不生分。我和战玉梅是同班同学，串门时为了少走几步路，常常互相爬后院窗户——她爬到我家，我爬到她家，现在想起，还觉得格外有趣。不只是我们两家，整条街的邻居都像一家人：谁家做了好吃的，会端着碗去别家串门；没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聊家长里短；要是赶上吃饭时间，干脆围坐在一起，边吃边看电视，满是温馨。尤其是夏天的夜晚，整条街的老老少少都搬着小板凳出来纳凉。天上挂着一轮圆圆的明月，清辉洒在地上。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话家常；我们小孩子在影里追跑打闹，笑声顺着风飘得很远。那画面，一想起来心里就暖暖的。

后来，我们家又搬进了新建的二层小楼，生活条件又上了一个台阶：不用再烧柴取暖，改成了烧煤，每到冬天，院子里就堆着满满的煤；家里还添了不少手工打造的实木家具，用水曲柳做的，这是地处小兴安岭，有着得天独厚的木材优势，这些家具结实又好看；炕换成了舒服的床，家里还养了一条看家护院的大狼狗，也给家里添了不少生气。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爬上二楼楼顶——那是场部的“制高点”，站在上面，整个场部的景色都能尽收眼底，视线再往远推，还能看到远处的大山。微风轻拂，思绪也跟着飘远，格外自在。我有个女同学还有男同学何有建家也住这栋楼，他们家在东头，我家在西头，我们串门也不爱走楼梯，总爱从楼顶走，顺着楼顶的小楼梯就能直接到彼此家的二层。有时还会约着同学一起上楼顶玩，一边看风景，一边聊“未来”。那个楼顶承载了我太多的想象与心事，收留了我年少时所有的寂寞与忧伤。

到了场部，学习也渐渐忙了起来，玩的时间比以前少了很多。小学时，我总爱读《儿童文学》《少年时代》《电影画报》，特别喜欢黄蓓嘉写的童话故事，那些文字，为我打开了一个奇妙的世界。那时能看到的进口电影不多，大多是朝鲜、阿尔巴尼亚的，偶尔能看到几部罗马尼亚电影，前苏联的影片更是少见，只有《列宁在十月》《桥》两部，还有《卖花姑娘》，不知让多少善良的中国人为里面的故事流下同情的泪水。后来文革结束，一批反映文革伤痕、讲述生离死别与爱情的电影陆续诞生——《归心似箭》《甜蜜的事业》《小花》《庐山恋》，里面的剧情、插曲都深深感染着我们，即便到了现在，再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依旧觉得格外亲切。

再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我们的娱乐生活又丰富了不少，《敌营十八年》《血疑》《排球女将》《大西洋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红楼梦》……一部部电视剧，成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理由，也成了记忆里的重要片段。

刚上初中时，我因为短跑速度快，被体育老师选进了学校田径队，后被篮球队选中，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在篮球场上晨练——绕圈跑、运球、练三步篮、中投、突破，看着篮球空心入网，心里满是成就感。那时我特别羡慕队里一个叫巩淑梅的同学，她个子高，三步篮又优美又准确，我总偷偷学着她的动作练。可惜后来因为学习太忙，篮球晨练就中断了。

那时的学习气氛格外浓厚，社会上还流行着两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学会ABC，什么都不怕”，可见大家对学习的重视。更别说当时全国高等院校的平均录取率还不足3%，真可谓“百里挑一”，千军万马都在挤高考这座“独木桥”。父亲因为当年没机会好好读书，一直引为憾事，母亲又是老师，家里把“完成学业”的重任全放在了我身上，这份期待，变成了沉甸甸的压力，让本就敏感的我格外不适应，从前开朗的性子，慢慢变得沉默寡言。

到了高中，我渐渐爱上了读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当代》《十月》，一本本刊物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夜晚。从里面，我认识了路遥、铁凝、王朔、王安忆、池莉、戴厚英、梁晓声、张贤亮、张抗抗……那些作家笔下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我喜欢在安静的深夜，躺在床上翻着刊物，感受文学世界的魅力。或许是小说读得太多，我常常处于茫然而神游的状态，满脑子都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至今还记得一个晚自习回家的夜晚，路灯下雪花纷纷扬扬落下，像一层洁白的轻纱，罩住了天空与道路，我走在雪地里，心里满是迷茫，那个场景，过了这么多年，依旧清晰。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那段乏味枯燥的高中生活的。

1980年，父母在青岛黄海疗养院休养时留影。

八十年代后，北大荒的农场不再只守着农田过日子，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各类商业活动慢慢兴盛，让寂静的农场多了几分热闹；地下丰富的矿产资源得以开发，为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场部成立工商物价局，便是为了给这份蓬勃的发展，搭起规范的架子。1985年3月到1987年7月，父亲接过了农场工商物价局局长的工作，还兼任着宣传科科长，白天忙着协调工商事务、监管市场，晚上还在琢磨宣传稿件，把农场的新动态传达到每一户。

日子一天天往前赶，家里的喜事一件接一件。我考上了军校，哥哥姐姐陆续成家立业，把各自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一个个小生命也如约而至——侄子机灵聪明，外甥女活泼健康。他们一回家，屋里便多了细碎的吵闹与清甜的热闹，一会儿是侄子凑在父母跟前说趣事，一会儿是外甥女举着玩具喊人看，这日子，也跟着多了满当当的盼头。

几十年光阴，我们早已把根扎在北大荒，再也不是当初的“外来者”，命运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融。我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更爱这里邻里间的热络、寻常日子里的安稳，这份爱，早刻进了血脉里，成了一辈子的牵挂。

叶落归根

1986年，命运终于给了父亲一份迟来的公正——北京军区政治部派专人远赴北大荒八五五农场，为父亲平反，撤销了此前所有处分，还为他安排了回内地的工作。这份消息，让一家人在北大荒的风霜里，终于盼来了暖光。

1987年7月，我们举家告别了生活多年的北大荒，踏上了返回父亲故乡山西襄垣的路，算是真正实现了“叶落归根”。从这年7月到1990年7月，父亲在襄垣县人大担任调研员，即便回到故乡，他依旧没闲着，积极参与全县各项农田工作：跟着工作组去各乡镇蹲点，和老乡们一起修整农田、肩扛锄头积肥、挽起裤腿修水利、顶着日头植树造田，每一件事都做得扎实认真。这份勤恳，也换来了群众和领导的认可，1990年7月至1993年2月，父亲被选为县人大副主任，继续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直到1993年2月正式离休。

母亲也在1988年2月找到了安稳的工作，在襄垣县幼儿园任职，起初工资是113元，实际发放110元；到了10月，工资涨到121.5元，只是地区类别从原来的六类调整为五类，日子虽不富裕，却满是安稳的盼头。

襄垣这地方，本就冬暖夏凉，集中的降雨和季风让它格外宜居，交通也算得上发达。那年我在北京军区军医学校上学，恰逢寒假，终于能回家探亲过年。我买的车票要到夜里12点才到襄垣，实在不忍心让父母半夜三更折腾去车站接我，便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不提前告知家人，自己悄悄回家。可下了火车，我瞬间就懵了——眼前是全然陌生的环境，耳边是听不太懂的方言，更没想到火车站离县城还有很远一段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遇到了一家热心人，一路开车把我送到了家门口，才算有惊无险。

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说实话，心里是失望。在北大荒长大的我，早已看惯了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广袤无垠的田野，见过浩瀚的兴凯湖、蜿蜒的乌苏里江，目之所及皆是水绕山环的宜人景色。可襄垣的黄土高坡，一眼望去满是沧桑与贫瘠，让我一时难以适应。家里住的是带门栓的老房子，冬天要生炉子取暖，烧起来满屋乌烟瘴气，住房条件比北大荒差了不少。好在父母向来乐观，无论遇到什么挑战与困难，都能坦然面对，这份心态，也慢慢让我安下心来。

后来的几十年里，山西襄垣抓住了发展机遇，凭借煤炭资源优势一步步变富裕了，我们家的生活也随之有了显著改善。那时我才更真切地明白，我们个人的命运，从来都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国家发展的每一步，都藏着每个家庭生活的变化；当然，日子要过好，也离不开个人的艰苦奋斗与努力拼搏，二者相辅相成，才换来了安稳与幸福。

1993年父亲离休后，党员的本色丝毫未退。趁着身体硬朗，他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执着追求，一头扎进了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工委），主动奉献余热。关工委本就是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专门做关心、教育、培养下一代的工作，关乎孩子们的成长、学习与生活。父亲担任关工委主任期间，工作格外主动用心：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教他们唱革命传统歌曲，还举办革命烈士故事会，每一项活动都深受孩子们欢迎，也得到了家长们的赞扬。凭借这份认真，父亲多次受到中央及省、市的表彰，拿到了不少奖牌与奖状，还出席了各类表彰会，这份荣誉，是对他付出最好的肯定。

除此之外，父亲还义务兼任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他都愿意搭把手，一直坚持工作到80岁，才正式离岗。于父亲而言，这份退休生活没有清闲度日的枯燥，反而过得踏实、丰富、愉快，更满是精彩。

这张照片，是我带父母去杭州时，在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的留影——彼时柳丝依依，还能听见莺鸟啼鸣，二老并肩坐在景致里，笑容里满是出行的惬意。

父母的晚年生活

2010年以后，父母便定居石家庄，把晚年日子过成了让人羡慕的模样——身体硬朗康健，守着一套独立住房，不愁温饱，无惧寒暑，更不必为琐事操劳。朝夕相伴的二人世界里，满是无忧无虑的自在：一起收拾家务、侍弄花草，研究几道拿手菜，或是随意四处逛逛，平淡里全是暖意。

少年夫妻老来伴，这话在他们身上格外贴切。毕竟是从苦日子里一路熬过来的，如今的安稳便更显珍贵：有热乎的白馍可吃，有合身的美衣可穿，逢时能享儿孙绕膝之乐，儿女也常伴左右、嘘寒问暖，这份满足，都清清楚楚写在他们的脸上，暖在心里。

总想着趁父母腿脚还灵便、精力尚足，多带他们走走看看。每到周末，我常会陪他们去石家庄周边短途游：去过红色印记浓厚的大寨，逛过古意盎然的石头村，踏过正定古城的青石板路，在赵县的梨树下赏过漫天雪白，也去晋州周家庄，见识了中国目前唯一保留的人民公社制度，还曾赴保定白洋淀，感受水乡风情……

父亲本就有份历史情结，这些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唯独没去过西安和新疆，成了他心头的小遗憾。西安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厚重的历史底蕴始终吸引着他。2016年，我特意陪父母赴了西安之约：踩着古城墙感受岁月沉淀，站在兵马俑前惊叹历史壮阔，还尝遍了当地特色小吃——正宗的羊肉泡馍、咬一口满是肉香的肉夹馍，每一口、每一幕，都藏着别样趣味。

2018年，又带父母往江南去了一趟：苏州的同里、乌镇，杭州的九溪、西湖，还有繁华的上海。其中同里最合老人心意，那是个娴静温婉的小镇，我们索性住了一周，每天慢悠悠步行，看亭台映水，探深巷藏幽，不赶行程、不费体力，好好体验了一把江南慢生活。世界那么大，我不仅想自己去看看，更想带着父母多走走。我们慢慢长大，父母悄悄变老，那时便懂，他们拥有的，不过是身边的孩子们，和眼前的每一段安稳时光。能陪着他们把这些时光过成风景，便是最难得的幸福。

这是2018年12月份带父母去杭州西湖游玩，在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拍的照片。在此临水眺望，西湖空气清新，景色令人心神，很适合老年人休闲漫步。☞↓

　　这张是在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外拍的照片。☞↓

杭州旅游间，遇到了父亲多年未见的同事加好友刘景和叔叔。他热情陪同父母游览西湖，又在西湖边上知味观设宴招待。知味观距离“花港观鱼”景点大概一百米左右，饭菜味道非常好，席间畅聊旧事，光阴似箭，友情如故。☞↓

父母住在杭州九溪风景区东航疗养院，在门前留影。☞↓

2018年陪父母游同里，选了五星级同里湖大饭店。古镇依河而建，每一段河岸都藏着自在，晴日里最难忘：我陪父母坐在河边石阶上，暖融融的太阳裹着水汽晒在身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说些过往琐事，也看河面上乌篷船慢慢划过，连时光都似被这流水牵住，走得格外慢。

2018年12月，终于带父母走到了乌镇。没有盛夏的拥挤，只有冬日里江南的清透。我们并肩走在窄巷中，青石板被磨得光滑，踏上去带着踏实的触感，斑驳的痕迹里，都是水乡的岁月沉淀。

带父母到周庄一游，周庄是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那天风轻日暖，二老站在桃林前，笑容里藏着对这片土地的好奇。

专程带父母去雄安新区的白洋淀游玩。彼时芦苇随风轻摇，二老并肩站着，笑容里满是对这片新土地的好奇与欢喜，也藏着寻常日子里的安稳惬意。

这份安稳，却在2021年春节前后被打破。我察觉到母亲状态不对：面色透着反常的苍白，吃饭没半点食欲，还总恶心、嗳气。一丝隐忧在心里蔓延，直觉情况不乐观——父母向来有个习惯，做菜总爱一次做很多，放进冰箱里一顿顿热着吃，常年离不开剩菜，我总劝却没能拗过他们。

我当即催着母亲去医院检查，病理结果出来的那一刻，“胃癌”两个字像重锤砸在心上，我瞬间脑袋一片空白。缓过神后，第一时间和医生商议，最终决定做切除手术。一边盼着手术成功，一边又揪着心担心母亲年迈体弱，能不能扛过这一关。万幸，手术很顺利。

我们住的病房在省医院新建大楼的高层，算得上那片街区的制高点。彼时正逢疫情，管控格外严格，医院限制陪护人员出入，我全天都守在病房里，与外界几乎断绝了来往，唯一能接触的“大千世界”，便是透过病房的大玻璃窗看到的景象。

从霞光微露到余晖满天，从空无一人到车水马龙，从华灯初放到灯火阑珊，我陪着母亲从初春守到了初夏。眼看着窗外路边的花儿静静绽放又悄悄凋残，整座城市渐渐被浓绿覆盖，这段隔绝尘世的时光里，不善言辞的母亲反倒打开了话匣子。她慢慢讲起外公家族的故事，那些深藏在日常之下、被遗忘却又不忍抹去的过往，一个接着一个，像暗房里的照片在显影液中渐渐清晰。我顺着这些细碎的回忆，慢慢厘清了外公家尘封已久的近代家史脉络，一段家族往事就这样铺陈在眼前。而我也借着照顾母亲的这一个多月，写下了一篇关于外公家的百年家族史——《枝繁叶茂》。

日子在陪伴与守候中悄然流逝，不由得让人感慨：时光匆匆，生命既美好又脆弱，不堪一击。心里藏着不可抗力带来的伤痛，却也因这短暂的母子相守而感到安宁。对我们儿女而言，此生别无他求，惟愿二老身体康健、精神顺遂，如此便是岁月静好。

母亲大病初愈，这份安稳更显珍贵。恰逢父亲九十大寿，父亲的老朋友——上海知青赵德发与沈洪良夫妇，特意从上海千里迢迢赶到石家庄，只为当面为父亲祝寿，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更让这个生日添了许多温暖。☞↓

2021年疫情期间，管控虽仍在继续，但生活的暖意已悄悄回拢。某个周末，趁着天气晴好，我带着康复后的母亲，还有父亲一起去逛商场。人不算多，却满是久违的烟火气，我们慢慢走、随意看，随手拍下了这张留影——照片里，父母并肩而立，笑容浅浅，那是大病初愈后，最踏实也最珍贵的模样。

可命运的考验并未停歇。2022年春节前，我尚在外地，父亲却突然突发脑梗，万幸哥哥反应迅速，第一时间将父亲送往省四院，还在医院贴身陪护了半个月。或许是抢救及时、治疗方案得力，再加上哥哥细致入微的照顾，短短两三个月，父亲的基本生活就恢复了正常，能自己照料自己，只是左侧身体还留了些后遗症，行动稍显不便。

这张照片，便是父亲病愈后，我带着二老去龙泉古镇游玩时的留影。也正是这天，我察觉到父亲不对劲：面色透着不正常的黄，人瘦得格外明显，走路时脚步发沉、浑身乏力，肚子鼓鼓的特别大。到了晚上，我给他们洗脚，又发现父亲的双腿、双脚都有浮肿。

怕父亲再受奔波劳累，我没带他亲自跑医院，而是揣着父亲近期的化验单，独自去省二院找专家诊治。没想到专家刚看完化验单，就严肃建议立刻住院——原来父亲常年热衷吃保健品，五花八门的品类换了又换，再加上免疫问题，最终变成了肝硬化。更让人揪心的是，这种肝硬化症状本就不典型，发现时已经出现了肝腹水，肝硬化晚期。

住院期间，医生为父亲制定了针对性方案：修复肝损伤、降低门脉高压，同时进行软肝缩脾治疗。一天天下来，父亲的浮肿渐渐消退，气色也肉眼可见地好转。这次在医院陪护的，依旧是哥哥；父亲出院后，哥哥为了方便随时照管，干脆把父母接回了自己家。

往后的日子里，哥哥事事上心：每天精心搭配饮食，专挑细软的食材，就怕引发上消化道大出血；每天陪着父母出门散步，帮父亲做康复锻炼；还时刻盯着父亲，坚决不让他再买、再吃任何保健品，把二老的日常照看得妥帖又周全。

2023年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到处桃红柳绿，连风里都带着暖意。那时父母在哥哥的悉心照料下，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头也足了不少，每天上午、下午都要下楼，在小区院里慢慢溜达一圈、晒晒太阳。这张照片，便是他们在哥哥家楼下留下的身影，寻常却格外幸福。

2023年8月，母亲的身体再亮红灯——突然出现嘴角流涎、嘴歪，说话也含糊不清。那时我正在哈尔滨，听到消息的瞬间心揪到了一起，当即订了最早的机票往石家庄赶，下了飞机没歇片刻，就直接带着母亲住进了省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治疗，母亲的脑梗恢复得还算不错，可让人揪心的是，她的阿尔茨海默症却加重了。

其实早在母亲做胃癌全麻手术后，记忆力衰退和行为怪异的症状就慢慢显现了：她记不住熟悉的回家路，把家里人的关系搅得混乱，常常指着孙子喊儿子，对着二女儿叫大女儿，到了半夜还总闹着要出门。10月，我们抱着一丝期待商量决定：请个保姆，把父母送回他们自己的家，盼着熟悉的环境能让症状消退，母亲能变回从前的样子。可现实没能如我们所愿，熟悉的家没起到半点作用，母亲的病情仍在一步步恶化，能记住的事越来越少，到最后，甚至连大小便都无法自理。阿尔茨海默症就像一块无情的橡皮擦，一点点蚕食着母亲的记忆力、认知力，还有她照顾自己的能力，让人看着却无能为力。

这年9月，母亲出院后，在星河御城哥哥家的院子里，我为父母拍下了一张留影，那是那段日子里，难得的、安稳的印记。

2024年过年期间，家里满是年味，父母坐在熟悉的家中，拍下了这张安逸的合影。彼时母亲好像尚未受病痛重扰，父亲还能安稳相伴，两人并肩而坐，神情里满是平淡的踏实，这一幕，也成了往后想起，格外温暖的念想。

2024年春节期间，天气难得暖和，姐姐也特意从外地来石家庄看望父母。我们姐俩凑在一块儿商量，觉得父母天天闷在家里太冷清，不如带他们去周边溜达溜达、散散心。听说正定的春市格外热闹，我们便开车载着二老过去，一路逛下来，还特意找了老字号，让他们尝尝正定地道的特色美食。看着父母吃得满足、脸上满是笑意，我们心里也跟着格外敞亮，谁都没曾想，这竟是最后一次带母亲出门游玩。

这份短暂的美好，没撑多久就被突如其来的病痛打破。2024年4月的一天清晨，我还没睡醒，就被保姆的电话惊醒，电话里她语气慌张，说母亲情况不对劲。我往父母家赶的路上心一直悬着，推开门一看，母亲躺在床上，已经说不出话，左侧手臂软得没一点力气，轻轻抬起来，一松手就会自己落下去——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怕是又突发脑梗了。

我赶紧给哥哥打电话，俩人一起把母亲往医院送，经过检查，确定脑梗。这次脑梗的部位格外不好，即便经过治疗，出院后的母亲还是落了病根：语言功能彻底受了影响，说不出话，整个左侧肢体也偏瘫了，从此彻底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难。父亲本就半身不遂，母亲又瘫痪在床，一下子要照管两个离不开人的老人。每天下班我连口气都不敢喘，就往父母家赶，帮母亲擦擦身子、换换纸尿裤、一口口喂饭，忙完母亲，再给父亲洗洗脚、揉揉腿，能多搭把手就多搭把手。家里的保姆也因为活儿重、熬人，走了一个又一个，我和哥哥只能轮流盯着，生怕出一点差错。

6月底，母亲的病情突然又加重了，任谁劝都不张嘴吃饭，好说歹说哄着，才能勉强喝几口稀饭，人也一天比一天没精神。7月初，母亲更是突然陷入昏迷，我和哥哥吓得赶紧送她去医院，医生紧急下了鼻饲管，经过一系列抢救，才算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身体和精神也慢慢好了些。

病房里有电视，母亲没事的时候就半躺着看电视，倒也成了她那段日子的寄托。我们每天都去看她，精神好的时候，她会对着我们点点头、挥挥手，算是打招呼；可要是碰到她感兴趣的电视剧，就彻底“不理人”了，眼神死死盯着屏幕，像个闹着要看动画片的老小孩，让人又心疼又无奈。

没想到8月，新的问题又找上门来——母亲长期躺着靠鼻饲管进食，没能及时排痰，引发了肺部感染。医生用尽了办法治疗，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她开始“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的情况，意识也越来越模糊，有时候连我们是谁都认不清了。

终究，我们还是没能留住母亲。8月27日，这个长期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9岁。

母亲走后，家里只剩父亲一人，孤独像一层薄霜，裹着衰老一起落在他身上。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念叨，每天大多时候只是闭目养神，一句话也不说。我和哥哥放心不下，每天再忙都会过去，扶着他、推着他，在小区门口慢慢转几圈，哪怕只是看看来往的行人，也算给这份冷清添点人气。

10月的一天，意外还是发生了——父亲上厕所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其实母亲在世时，他也摔过几次，有次摔得格外重，头上缝了好几针，好在后来都愈合了，还能拄着拐杖走路，只是总喊腿疼，带他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没大碍，开了几副膏药贴贴止痛，我们才稍稍放心。可这次不一样，父亲摔后腿就动不了了，送到医院做了CT，主任反复看过片子后说，是股骨颈部位有轻微骨裂，而这一摔，也成了他人生最后一跤。主任说，要想减缓他的痛苦，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不然他会一直被疼痛缠着，我们没多犹豫，当即采纳了建议。万幸手术很成功，父亲是清醒着从手术室里出来的，可术后的康复，却比我们预想中难太多。

从住院时每天在床上换药，到出院后试着练习走路，耄耋之年的父亲早已没了力气，别说下地走，就连稳稳站一会儿都做不到，大多时候只能躺在床上。他性子又要强，起初死活不愿意在床上吃喝拉撒，每次上厕所都成了“大工程”——必须两个人架着，他的脚不敢沾地，一步一步挪过去，折腾一次，我们和他都满头大汗。就这么凑活了些日子，父亲看着我们辛苦，也慢慢接受了现实，开始习惯在床上照料起居，往后的日子，他大多时间都在睡觉，话变得更少了。

那段时间我要上班，只能下班赶过去搭把手，照顾父亲的重担，大多落在了哥哥身上。哥哥每天上午都准时过去，帮父亲翻身、整理好被褥，再小心翼翼把他从床上抱到轮椅上，推着他出门晒晒太阳、吹吹风，看看路边的店铺、过往的人。这短短一两个小时，成了父亲一天里难得的好时光。曾几何时，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不管遇到什么事，他都站在我们前面遮风挡雨；如今，终于轮到我们儿女，为他撑起一片安稳的天。

2025年刚过完年，父亲的身体就急转直下，像被抽走了力气似的。他时而清醒，时而又糊涂，更让人揪心的是，他总不愿意吃饭，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下去，脸颊慢慢陷了进去，胳膊也细得只剩骨头。我们赶紧带他去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他的身体状况比上次住院时差了太多。在医院，父亲话很少，每天大多时候闭着眼睛，浑浑噩噩，连回应我们的力气都没有。

出院回家后，父亲的病情没见多少好转，依旧不肯吃饭，没办法，我们只能又送他回医院，给他上了鼻饲管。上了鼻饲管后他的精神头稍稍好了些，可却不适应鼻饲管，总想着伸手去拽，偶尔没注意，他会把管子拽出来，只能再找医生重新插，看着他遭罪，我们心里又疼又急。

有天父亲突然昏迷了，情况十分不好，恰巧姐姐全家赶来看他，我们围在病床前，我凑在他耳边一遍遍喊“爸”，他好像隐约听到了，喉咙动了动，眼睛努力想睁开，却怎么也睁不开，那一刻，我们的心都揪到了嗓子眼。没想到第二天我再去看他时，他居然能睁开眼睛了，眼神清醒得像正常人一样，我们都松了口气，心里悄悄盼着，他或许还能再挺过几个月。

更意外的是，接下来几天，父亲突然有了强烈的倾诉欲，可他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发出含糊的声音，努力地抬手、张嘴，显然是想跟我们交代些什么。我们把耳朵贴得再近，也辨不清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每当这时，父亲就会急得攥紧拳头，情绪越来越激动，我只能轻轻拍着他的手，凑在他耳边说“爸，我知道了”，假装听懂了他的话，他的情绪才会慢慢平复下来。

再后来，父亲又不怎么说话了，他的病床靠着窗户，大多数时候，只是睁着眼睛，静静凝视着窗外，神情有些恍惚，不知道是在回忆从前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日子，还是在思索着什么，那模样，安静得让人心酸。

2025年3月27日，父亲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2岁。尽管之前的病痛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可他走得很安详、很平静，脸上没有一丝遗憾的表情，就像卸下了一辈子的疲惫，终于能好好睡一觉了。

回望父母的一生，从苦日子里相互扶持，到晚年共享过安稳，也共熬过病痛，看似漫长，实则不过短短几十载。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只有当我们无限接近死亡，才懂生的意义有多厚重；而死的意义，或许就是让我更早明白，生的可贵，以及身边人的难得。那些和父母相伴的朝朝暮暮，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暖与念，往后再也复刻不了，却会成为我余生里，最珍贵、最温暖的念想。

写下这些，不为歌颂，只为记录：记录下父母在风雨里撑起日子，在烟火中守住本心的平凡一生；记录下像他们一样的老一辈，用踏实的脚步，慢慢铺就了如今的安稳。他们的故事，是家史，也是岁月里的一束光，更是留给我最珍贵的“传家魂”。

这传家魂，是父亲从黄土里的孤儿，凭着一股劲把日子扛起来的坚韧；是母亲从吉林的闺秀，学着柴米油盐、护着一家人的勇敢；是难的时候不低头，苦的时候不抱怨；是待人的善良与耿直，是做事的踏实与担当。它不写在纸上，却刻在血脉里，提醒我：不忘来路，不负当下，把这份赤诚与坚守，好好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