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浓淡淡的岁月印记

依弘

2020年重阳节前夕，家里收到中央颁发给母亲"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这枚精美的奖章是对母亲当年赴朝作战生涯最大的敬重和认可，沉甸甸的纪念章尽显荣耀与庄重，凝聚着那一代军人对祖国无限的忠诚和热爱，体现了革命者的坚守和信念。在和母亲共享这份喜悦和荣耀的同时，让我想起父亲获得"抗日战争六十、七十周年"纪念章。我的家算是个革命家庭，父母都是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兵，在“烽火岁月山河飘摇，苍生蒙难家国难安”的年代，他们枪林弹雨，戎马半生，用青春热血和无私奉献为国家兴亡尽了匹夫之责。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他们又义无反顾投身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艰苦创业，以特有的信念与意志，时时刻刻表达和诠释着对祖国的爱与忠诚。

纪念章点燃了我要为父母写点什么的欲望，回顾父母人生，会发现个体命运波折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是可触摸，可感知的共和国历史。当我开始提笔，陡然发现，对于父母如虹般灿烂的过往，我了解太少，几乎都是由父母平日里轻描淡写的言语拼凑而成，有太多丰富的细节需要我去挖掘整理。年轻时人的生命太过蓬勃，没有意识去关注和了解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慢慢沉淀下来，才想了解父母的过往。因为发现自己就是父母基因的混合体，我的个性、喜好、举止以及为人处事或者人情世故上越来越像他们。我母亲是一个很宅的人，我年轻时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热闹的人，但是现在慢慢地特别像母亲，越来越静，实际上我很享受安静，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不那么闹，又有所追求。父亲对我基因的影响更深，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身上很多个性的优点、毛病都更像父亲。而我的敏感又是自己独有，在对周遭生活微妙的感受和大千世界里人的兴趣，观察上，我会比一般人看到更多，感受到更多。这些让我更有兴致重新认识父母，也重新探索自己，于是我是带着万分的坦诚和决心写这段历史，既是对父母鲜活灿烂生命痕迹的记录，也是对老一辈奉献者的纪念，他们应该享有后人对他们尊敬和爱戴。

我的父亲（一）

父亲田德喜，1933年出生于山西东南部一个叫龙王堂贫困封闭的山村，地处太行山西麓，系黄土高原，土地贫瘠。三十年代阎锡山独揽山西军政大权，是真正盘踞山西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也是山西真正的统治者。父亲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都在和土地打交道，都没有离开过土地，他们出生在土地上，埋在土地下。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土命人，没有一寸属于自己土地，一直靠给地主家当长工维持生活，作为长工家庭无论你怎样的辛勤劳作，精打细算，苦心经营，还是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摆脱不了贫穷的命运。

父亲是家中长子，下有两个弟弟，因为养不活，小弟弟一出生就送人了。父亲7岁那年，爷爷做工的地主家被阎锡山部队营部征用，老实巴交的爷爷在地主家扛活时，谨慎小心，唯恐惹着那些嚣张跋扈的士兵。可是再小心，还是躲不开飞来横祸。有天营部丢了一份重要文件，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诬陷是爷爷偷的。爷爷人微言轻，百口莫辩，被他们扣在营部三天，没吃没喝，直到文件找到了，这才把爷爷释放。惨遭国民党兵折磨的爷爷，又饥渴又惊吓，回到家就卧床不起。家里给爷爷请了一个郎中，他号脉说爷爷上火了，为了去火在中药方里加了巴豆，爷爷已经饿了三天，吃了庸医这副药腹泻不止，很快命弱游丝，撒手人寰。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艰难维持生活的困难家庭又遭遇意外。家里的顶梁柱爷爷轰然倒塌，一家老小正在手足无措之际，奶奶因着急上火腰上长了一个脓包，其实是得了腰椎结核并伴有肺结核。这病放在今天都很难治愈，何况是在缺医少药的旧社会，更是不可治愈的绝症。奶奶的病情日益恶化，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慢慢下不了炕，她在炕上躺了有一年，奄奄一息，照顾奶奶的责任全落在家中长子父亲的肩上，可父亲也还是一个孩子，他竭尽所能干些家务活。家里没了劳动力，地也没人种，开始还能吃些存粮，越往后存粮也没了，实在揭不开锅。父亲此刻内心充满了无助和迷茫，为了有口饭吃，年幼的父亲只能挨家挨户乞讨，勉强活着。不久奶奶还是带着万般的不舍走了，奶奶的去世，意味着这个家庭的崩塌，父亲的童年随之变得晦暗，充满艰辛磨难，那年父亲只有9岁。

父母双亡，父亲和叔叔两个人成了孤儿，只剩两间破窑洞可以遮风避雨。有个同族的亲戚是佃户，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他看上这两间破窑洞，于是打着照顾他们的名义住过来，把父亲从正屋撵到偏房。住在一起，父亲很少从亲戚那得到呵护和疼爱，反而被当劳力使唤，农忙帮着犁地播种，平时打草拾柴伙，饭是饱一顿饥一顿。亲戚关起门来吃的是玉米疙瘩，给父亲吃的却是难以下咽带糠的谷子疙瘩。贫穷面前，亲人间也变得冷漠自私。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肺结核传染，父亲不幸也得了肺结核，出现低烧，咯血，乏力等症状。父亲的舅舅是个郎中，知道父亲无钱抓药，无奈对父亲说：“孩子，咱也没什么药可吃的，就喝点童子尿试试吧”。父亲舅舅在收集童子尿时，还不敢告诉是治病用。传说童子尿一旦送给别人治病，别人的病气有可能会转移到孩子的身上，所以很多人是坚决不肯把孩子的童子尿送给别人治病，断断续续喝了一个月左右。父亲所在的龙王堂村西有条小河，河里有乌龟，因当地人不吃乌龟，河里的乌龟很多。雨后乌龟会爬上岸在河边晒太阳，密密麻麻，这个时候父亲就去河边捉几只回来，撒点盐，炖着吃。也不知道是吃乌龟补充了气血，还是喝童子尿起了作用，父亲身体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父亲康复后，为了有口饭吃，小小年纪就担起生活的重担，跟着村里羊倌放羊，还没有放羊铲高的父亲，每天跟着羊倌在黄土高坡上奔波，沟上塄下，风吹日晒，饥寒交迫，衣衫褴褛，寒冬酷暑与羊为伴。没有人问问他吃饱了没有，没有人关心他身上的棉衣是否暖和，也没有人给他缝一双御寒的棉鞋，大冬天冻的瑟瑟发抖，鼻涕邋遢。父亲就这么起早贪晚跟着羊群翻山越岭，还要受到羊倌的责骂欺凌。有次父亲体力不支，没跟上羊群，羊倌暴跳如雷，一脚把父亲踹下了山沟，黄土高坡的沟沟梁梁非常陡峭，有几米深。父亲当时就摔晕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才苏醒。一时也爬不起来，在沟里躺了很久才能起身回家。父亲小小年纪尝遍人间的疾苦，也使得他的个性变得刚强坚韧，独立果敢。没有父母照顾的父亲常常处于饥饿状态，有天肚子实在饿的咕咕乱叫，就跑到村东头山崖边，寻些野果充饥，低处能够着的野果都被人摘走了，只有枝头还挂着几个果子。为了填饱肚子，父亲冒险爬上树枝，谁知刚爬上去，纤细的树技承受不住父亲的体重折断了。父亲从树上重重摔了下来，在滑落山崖的过程中，屁股被锋利的灌木丛划了一个口子，顿时血流如注，当时痛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哭了一会，没人可以求助的父亲，把眼泪抹去，强忍着疼痛，自己慢慢把别断掛肉的树枝从划破的裤子里拽出来，然后一瘸一拐地回了家。也没药消毒，就靠自身的修复力，让伤口慢慢愈合，现在那道疤痕还在。其实父亲最怕的是孤独，看着别的小伙伴在父母的引领下喜笑颜开，禁不住想起自己的父母亲，他很渴望温暖爱护，可谁能知道他心灵中莫大的缺失和无比的渴望呢?在那些孤独迷茫的日子，父亲学会了吹笛子，清脆悠扬的笛声能化解他内心的创痛和忧伤。父亲就是这么勉强艰难地活了下来，迎来了他十二岁的人生。可以说父亲的童年饱受饥苦，几乎是在饥寒交迫的岁月里度过的，如今听父亲讲起那段艰难的过往，做儿女依然心如刀绞，倍感难过。

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朱德领导的八路军队伍通过游击战，伏击战，保卫战，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纵横驰骋，痛歼顽敌。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设在武乡王家峪，距离父亲所在的村子只有四十公里。八路军军容整齐，纪律严明，对百姓和颜悦色，与以往阎锡山的部队截然两样。他们经常去父亲所在的村子里刷标语，贴传单，组织大会，向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动群众团结起来，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父亲似懂非懂，却也感到新鲜有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信仰的种子。父亲回忆，有次日军扫荡，老乡们闻讯都逃进了山里，父亲因为没有人管，独自留守在村里。当时父亲所在的村子旁边有个叫后村的地方还驻扎着一些八路军同志，他们不知道鬼子扫荡的消息。情况危机，急需找个人把消息送出去，父亲知道后，主动找到领导，自告奋勇要求去送信。领导看父亲年纪小，质疑地问：“你认识路吗”，父亲点点头，肯定回答：“我是放羊的，周围的村子都去过”，领导满脸严肃说：“送信很危险，你不怕吗，家里大人会同意吗” ，父亲低声嘟囔道：“我不怕，家里大人都去世了”，领导叹了口气，怜爱看着父亲，心疼的说：“真是个苦命的孩子，要小心机灵点”。说完把信郑重交给父亲，父亲拿着信一路小跑直奔后村。等气喘吁吁的父亲把信亲手交到后村八路军领导手里，心里别提多开心了，暗想自己总算为八路军办了件事。还有一次，傍晚日军又到村里扫荡，外面下着大雨，村里人得到消息纷纷跑进山里躲起来。父亲不知道消息，还在空无一人的村边溜达，走到村南沟突然遇到了三个和部队走散的八路军战士。他们急切向父亲打听，哪儿有可以藏身避雨的地方，父亲赶紧把他们领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这个山洞是村里人夏天避雨和临时休息的地方，雨天，山上流下来的雨水，像幕布一样遮住了山洞，很难被人发现。他们刚躲进去，就看到伪军带着日本鬼子朝山洞这边走过来，边走边喊：“乡亲们出来吧，皇军走了，都回家吧”。八路军小声说：“什么皇军，分明就是曰本鬼子”。三个八路军赶紧装好刺刀，拿出手留弹准备和日本鬼子拼死一搏。父亲以为鬼子发现了他们，想从山洞里跑出去逃命。八路军赶紧拽住父亲，捂住他的嘴，压低声音对父亲说：“别动，出声就暴露了”。他们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喘，紧盯着洞外的鬼子，只见鬼子们径直从山洞前走过，并没有发现山洞。等鬼子走远了，他们才懈了一口气。两次近距离和八路军接触，对父亲的触动很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心里想长大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八路军。

1945年5月雨后的一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在山上放羊，眼看天快黑了，着急赶着羊群回家，可那天头羊特别不听话，一个劲带着羊群往别人庄稼地里跑。父亲怕羊群踩坏老百姓的庄稼，有些激恼，用羊铲不停驱赶头羊，雨后路滑，头羊一下子从梁上滑落沟底，一条腿摔折了。头羊是羊倌的心头肉，若是羊倌知道头羊腿折了，非把父亲往死里打，知道自己闯下大祸，有些慌了神。父亲心底萌生了找部队当兵的想法，只有这条路可以摆脱羊倌的责骂毒打。父亲把羊群赶入羊圈，在羊倌还没发现头羊腿折之际，借口回家拿鞋，就离开了东家。父亲哪里有什么鞋，只是以此为借口偷偷逃走。父亲谁也没告诉，他知道要是和亲戚说，他们因要承担连带责任，一定不肯放父亲走的。回村时正好遇到八路军第一野战医院三所路过村子，父亲回家拿了点干粮，赶紧径直找到部队所长，几乎流着泪跟所长讲明自己想当兵的愿望。所长瞅了瞅父亲，破衣烂衫，又瘦又小，连连摇头说：“你太小，用不上，我要你干什么，再说也没大人领你来，我们不能违反纪律”。被生活逼到死角的父亲不甘心，被拒绝后，迟迟不肯离去。部队转移，他就偷偷跟在部队后面，部队到那，他去那。个子小，鞋子又不合脚，走着走着就被落下了，只好踢踢踏踏的跑一阵子，才能撵上队伍，父亲跟着部队连续走了三天。这时有个慈眉善目，身材挺拔，叫王树华的护士长（河北歙县人，也是父亲的恩人）注意到了父亲，看父亲越走越吃力，疲惫不堪，动了恻隐之心，说：“别跟了，快回家吧，父母会着急的”，父亲回说："我是孤儿，没有爹妈，没有家。"接着哀求道："让我当兵吧，我能干很多活，会洗衣服、还会做饭……"王护士长拗不过父亲的软磨硬泡，报告了医院所长欧启旭（四川人），和所长说:"这孩子家里也没人，挺机灵的，要不把他留下来"。欧所长看父亲这么有耐力韧性，再加上王护士长求情，态度起了变化。他板着脸对父亲说:"部队很苦，你能吃得了苦吗"，父亲连忙回答道:"我能吃得了苦，什么活我都能干"。欧所长侧身对王护士长说："这孩子都跟了三天，也挺可怜的，别跟丢了。既然你想要留，那就留在你们班，你管吧"。王护士长欣然答道:"好"。父亲如愿以偿，别提多高兴了。就这样父亲正式成为一名光荣且名副其实的小八路。父亲这一走，走出意想不到的一片新天地，他的人生道路彻底地改变了。

1945年，生活为父亲掀开了新的一页，他被分到八路军太行第一野战医院任做护理工作。从小看着别人脸色长大，受尽欺负和责打的父亲，在这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父亲年纪小个子矮，没有合适的军装，女同志就帮他修改，业余时间教父亲弹琴（大众琴）。战友还很关心父亲文化学习，说没文化怎么行，于是每天教父亲几个字，要求父亲必须会认、会念、会写 ，晚上睡觉前检查。还找了些故事书和一本"尺牍"让父亲学习。渐渐父亲认识的字越来越多，甚至可以代笔写信，每次有人找他代笔，父亲都会爽快答应，然后按照“尺牍”上书信撰写格式规规矩矩写。慢慢父亲不满足这几本，开始自己找书看，见到书是爱不释手，刚开始读书一多半字都不认识，父亲认真划上记号，再请教别人，久而久之积累的字越来越多，能够看小说了，如《三侠剑》《小八义》《大八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武侠小说，里面锄强扶弱，惩恶扬善，解困济危等侠义精神，在父亲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读书成为了父亲那时的乐趣。日本扫荡期间，部队筹粮困难，常常饥一顿饱一顿，战友觉得父亲正是长身体阶段，把好吃都留给他。从革命时期到和平年代，战友情兄弟爱始终是我军最鲜明的名片。大家同住同吃、同放哨同战斗、同背给养同行军……官兵平等，平时铆在一起、战时带头冲锋，凝聚起团结战斗和以命相托的强大力量，这是共产党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原因。

父亲年龄虽小，但好胜心强，生怕落后，抢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洗绷带、纱布，给伤员们换药、包扎、端水喂饭之类的活，随着对敌作战频繁，战场救护医疗任务越来越繁重，父亲以极大的耐心和爱心给予伤员们细致的护理和可贵的温情。

我的父亲（二）

抗战末期，父亲所在的部队医院在山西祁县接受过一批日本伤员，其中有个小鬼子，和父亲年纪相当，也就十几岁的样子。日军后期兵源不足，很多兵年纪很小。那些小鬼子受武士道精神毒害，骨子里很残暴和冷酷，父亲在和他们接触过程中，因父亲说了句不合他心意的话，作为俘虏的他竟然动手打了父亲，态度十分嚣张。父亲虽然很气愤，但那时部队要求优待俘虏，父亲不得已忍下这口恶气，这些日本伤病遇到中国军队，真是他们的福气，得到很好的照顾。其实日军对待自己的伤员是很残忍的，抑或直接抛弃在战场上，让他们自生自灭，而有幸回到军队的士兵，直接给那些重伤的士兵打空气针或者游说他们让他们切腹自尽。这样的军队对自己的同胞都如此心狠手辣，那他们怎么可能善待别国的人民呢。

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开始，父亲所在的太行第一野战医院，整编到二野刘邓大军的第六机动医院。机动医院，就是根据战场形势，哪个部队需要，就跟那个部队行动。期间阎锡山的部将史泽波带领军队，侵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父亲参加了刘邓指挥的上党战役。1946年底，二野准备进入大别山，父亲所在医院也要随刘邓大向南挺进大别山，由于部队需要经过黄泛区，那里都是沼泽地，野战医院跟不上部队的行军速度，被迫后撤山东曹州（菏泽）。在经过曹州时，突降暴雨，路面被积水覆盖，无法分辨哪是路哪是坑，行军的过程中父亲不慎坠入积水深坑差点溺水身亡，后经过战友抢救，做了人工呼吸才苏醒过来。曹州是解放战争的主战场，当时敌强我弱，医院只能撤到河北魏县，接着在武安修整后，参加徐向前部队指挥的运城战役。然后又随着部队沿着南同蒲铁路，从临汾，到太原一路向北横扫。

1946年8月父亲因聪明伶俐，会演奏乐器，被部队宣传队选中，成了晋冀鲁豫区第六机动医院宣传队的宣传员。他们走街串巷进行抗日宣传，演出自编自演的节目、扭秧歌、写标语、画漫画，负责活跃部队文化气氛，鼓舞士气，宣传文化。宣传队十分重视学习，要求自己编写剧本，创作小品，然后大家相互观摩学习，取长补短，宣传队的工作，极大提高父亲的文化水平，艺术素质，政治觉悟。父亲在这里刻苦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走到那学到那，从不懈怠，像花儿汲取雨露中的养分一样拼命地汲取知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积累了大量的知识。经过两年战火的锻炼，父亲从大字不识、懵懂无知的小八路，成长为一名有一定文化知识坚定的革命战士。也使他养成了大人性格，遇事善思索，处事很老练。军区卫生部到宣传队挑选警卫员，父亲由于出身好，身材高挑，再加上聪明机灵。1948年4月父亲成了晋冀鲁豫区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的一名警卫员（钱信忠部建国后是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在给首长当警卫的日子，首长给予父亲很多关爱与帮助，父亲也从首长身上学到书本上没教的优良品质。

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华夏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部队进驻北京后，父亲参加了夜校学习，一个东北流亡教授为他们补习文化知识。教授知识渊博，讲课的时候从不看教案，全情投入，滔滔不绝。讲到兴致处，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尤其在讲《诗经》时: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更加的绘声绘色，抑扬顿挫。”通过夜校补习，父亲的表达能力和写功底有了飞跃的进步。1949年2月父亲也因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受到领导器重，作为骨干被选拔进入华北军区卫生部政治干校训练队学习，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在军校系统学习军事、政治、论理等知识。1949年12月底父亲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被分到华北军区二后方医院，任三分院任书记员。1950年8月，从二后方医院调到华北军区北戴河疗养院政治处政治干事，当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1年5月父亲因工作优异，又调到北戴河干部疗养院开平分院工作，任开平分院三连指导员。后开平分院并入河南安阳第一后方医院。1952年1月，抗美援朝激战正酣，第一、二次战役，中朝一路横扫，美军节节败退，为了挽回败局，美军发动细菌战。为了粉碎细菌战，保卫首都北京，华北军区迅速组建防疫大队。开平分院从医院抽调了5O多名医护人员和勤杂人员，都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没有出现问题的精英骨干，组建了一个分队，指定父亲为指导员。主要负责山海关至西峰口沿线的防疫任务，沿线还有一些小口子，如冷口，建昌营等地方也需要防疫。西峰口是防疫重点，它是东北进入关内必经之路，是通往北京的门户。防疫队配备一个武装连，每天检查、消毒过往人员、车辆，防止携带细菌进入北京。父亲的工作是沿这条线路巡逻检查，一早带上点干粮和通讯员出发，晚上才能回到驻地，工作忙碌而充实， 那时年轻，老想在部队立功建业，也不觉得辛苦。沿线都是弯曲的山路，艰险难走，上级为了方便工作，特别给父亲配了一匹马。检查巡逻时，父亲和通讯员会交替骑马。防疫大队是临时组建的单位，机构不太完善，队里设立政委1人，队长1人。队部缺少一名能处理日常工作事务的干部，父亲就被抽调到队部，任政治干事。队部设在建昌营，离西峰口二百多里，队部政委叫梁枫，参軍前是小学教员，说话很有水平，文质彬彬，待人和善。他喜欢吹笛子，父亲喜欢拉胡琴，两人兴趣相投，父亲和政委住在一个房间。忙完一天的工作，晚上父亲和政委会合奏“三泉印月、步步高、昭君出塞”等脍炙人口的曲子，自得其乐，画面欢快美好，彼此也结下了友谊。队长和通讯员一个房间，不住在一起，和队长相对疏远些，遇到事情父亲更愿意向政委请示汇报。

父亲18岁就当上了医院连队指导员，人生可谓踌躇满志，事业蒸蒸日上，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现状是满意的。就在一切都感觉幸福美好的时候，突然遭到当头一击。1952年7月部队进行精兵减政，大批兵复员，防疫大队集中30多名复员兵，由父亲这个指导员代管。他们住在距离队部三里多地方，父亲从中挑选出3个曾担任过班长，并且是党员的复员兵，由他们主要管理复员兵队的工作。父亲白天忙防疫队部的工作，晚上去复员兵队看看有没有需要处理解决的问题，两头跑，负责两个部门，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工作，每天忙的焦头烂额。有一天，复员兵队有人反应自己的通行证丢失了。这在当时可不是件小事，因为拿着部队签发的通行证，可以有很多优惠，可以免费乘车、免费住宿，这是小事。如果到了敌特或坏分子手里，假扮军人，混进部队搞破坏，那可不得了。找到通行证是当务之急，父亲立刻赶到复员兵队，紧急召开了会议，对全体复员兵说：“谁拿走了通行证，只要交出免于处分。一经查处，要被开除军籍”，随后复员兵队行动起来，将队里搜了个底朝天，不放过任何细节，却什么也没有发现，父亲先回队部。第二天，天不亮，复员队负责人急匆匆跑到队部告诉父亲：“有个叫杨玉伦的交代了，承认是他偷的”。父亲查了查杨玉伦的档案，他曾有过小偷小摸情况，通过批评教育有所改变，没有受到处分。时间紧急，父亲也没来得及向政委汇报，马上就赶到复员兵队核实情况。经过一系列的斗智斗勇，杨玉伦承认是自己偷的通行证，问他：“通行证在哪儿”，他吞吞吐吐地说：“在原来女房东那儿”，又问：“那个房东要它干什么”，他回答说：“女房东丈夫在部队的，想回家，拿着通行证方便。”等他交代完已是深夜了。父亲他们都是小伙子，也不能直接找女房东核实。这事情又不能耽搁，于是联系了当地政府，他们安排了区里负责民政工作的同志处理这件事。和那位同志详细把整个事情的情况说了一遍，她气愤的说：“这个女的之前就和一位驻地军人关系不清不楚，现在又弄这事”。到了女房东家，地方同志一个人进去的，不一会父亲他们就听见女房东在屋里又嚎又闹。很快地方同志就出来，说：“女房东不承认拿，说是诬陷，”父亲他们也觉得杨玉伦可能没全交代，肯定隐瞒了什么，又派人把杨玉伦叫出来，连夜在村外野地里继续追问：“女房东说没有拿通行证，你到底弄哪儿去了”，杨玉伦一口咬定：“我就是给她了”，到这里，大伙的心里都有些冰冷，会不会通行证被他销毁了。于是又去找女房东核实情况，反复几次，大伙一夜未睡。天快亮了，父亲准备向政委汇报，复员队那边传来了好消息，说通行证在厕所房顶瓦底下找到了。7月骄阳似火，被耍了一夜的复员兵们都憋了一肚子气，让杨玉伦站在太阳底下回答问题，质问他：“为什么撒谎，为什么把通行证藏起来”，他一开始避重就轻，后来结结巴巴说：“想拿回家做买卖用”，大伙气的上去推搡他……父亲回去向政委做了详细汇报，党委会决定，开除杨玉伦军籍，随复员人员返乡。

由于队部事多，又抽调上一名指导员，专门负责复员兵的工作。新来的指导员在工作中和原来队里负责的三个复员兵产生了矛盾，后来矛盾激化，甚至水火不相容。他指责三个复员兵在处理杨玉伦问题时存在过激行为，推翻之前杨玉伦的处理决定，说等事情搞清楚了再说。没多久防疫队撒消，梁枫政委回卫生部青年科任科长，父亲回到二后方医院三分院，大队长回二五七医院任院长，并把杨玉伦一块带回到二五七医院。1952年毛主席提出在军队内开展反军伐残余运动，杨玉伦借机把父亲和政委告到了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说父亲和政委军阀作风，体罚战士。当时原单位已撒消，军区纪委直抓此案子，政委和父亲都因此受到严肃的处分。1952年12月父亲重新回到二五一医院。1954年5月任俱乐部任主任。政委梁枫转业到北京中医学院，后任中医学院书记。遭遇此次打击，父亲想了很多，很多……干事情仅凭一腔热忱是不行，那个阶段，父亲连痛苦都是不自由的，回到二五一医院机关，每天要处理各种工作，还要竭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笑脸，最难为的，他是俱乐部主任，不得不参加单位组织的很多热闹欢快场面，只有下班走出机关大楼，回到宿舍，才可以把真实的坏心情表现在脸上。闲暇时陆续读了高尔基 《在人间》，彼得大帝肖洛霍夫 《静静的顿河》，尤其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在绝望的命运中仍坚强不屈，向命运挑战的精神，激励了父亲，将这本书当作自己的人生指南。令人欣慰的是，父亲遇到挫折，没有一蹶不振。跌倒了，站起来接着走，重新踏上追逐梦想的道路。1955年8月父亲又因工作表现突出，被抽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文化处工作。这期间父亲和志同道合的战友还一起学习了初中、高中课程，参加了人民大学夜校考试，没想到还被录取了，父亲积极进取，从未忘记自我充电。

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中写到：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辛中，才使人成熟起来，使人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并不是欢乐。

父亲自小就失去双亲，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是哪个月哪一天，一路颠沛流离，遇到困难时没有亲人的照顾、指点，摸索着前进，他比别人多走了很多弯路。父亲是家中第一个走出农村的八路军战士，一步步通过努力增长见识，走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虽饱尝烽火硝烟的苦涩，可也在部队这个大熔炉，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成长。在我心目中，父亲生性淳厚善良，耿直热情，既仁义又慈祥，既真诚又务实，既直率又厚道。父亲人生充满转折，而他的转折也决定我们前半生的归属。

1953年父亲在张家口北京军区二五一医院留影。

父亲第一次探家

1952年春节过后，父亲工作刚刚稳定下来，便迫不及待地请假回山西老家探望弟弟，这是少小离家后第一次回乡探亲。父亲已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当初那个孱弱，穷困潦倒，身高只有1.3米的放羊娃，成长为魁梧潇洒，体面干净，身高1.73米精神的大小伙子。其实在外那么多年，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血脉相连的弟弟，虽然战局不稳，他和弟弟一直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父亲刚有能力挣钱，就给弟弟寄钱寄物，支助弟弟上学读书，他心里默默盘算着，自己少花点，弟弟在家过得就能舒坦点，可以吃上一口好饭，穿上一件体面的衣服，父亲特别善良顾家。

父亲走的那年，二叔才仅仅8岁，失去了双亲，唯一可以依靠的哥哥也不告而别。叔叔还记得父亲走时那天的情景，午饭时，他回来，父亲不在，到了傍晚，还不见父亲，叔叔心里已经察觉不对劲，叔叔蜷缩在炕上盼着出现奇迹，在惶恐不安中睡着了，半夜醒来炕上还是空空的，相依为命的哥哥莫名其妙，彻底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从此二叔就像一片水中的浮萍，无根无绊，四处随波飘零。二叔在父亲离家的日子里，尽力地自食其力，给人放过羊，做过各种各样一个孩子体力难堪的农活，吃饭是东家一顿，西家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总算是生存下来，没有被疾病和噩运纠缠，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二叔记得有年过年和村里小伙伴结伴去邻村看红火，要翻过好几个山梁，山西的黄土地貌是沟壑连片，一个梁和另一个梁看着近在咫尺，却要绕很大地弯子才能过去。看完红火已是傍晚，叔叔和小伙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走着走着困意袭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半夜叔叔被冻醒，发现自己一个人孤零零躺在路边梁上。心里是既悲伤又后怕，可怜自己孤苦无依，没人疼，没人爱。同时庆幸自己没滚落沟下，幸亏没有遇到狼。二叔那时很想念父亲，也有些怨恨父亲，怪父亲狠心丢下他一个人。其实父亲也就是个孩子，自身难保，只想如何活命。

火车离故乡越近，父亲心里越激动，结果下错了站。他从长治的太古下的车，一打听距离自己家还有很远的路程，于是搭了一个好心人的马车到了虒亭，从虒亭又一步步走到襄垣县城和叔叔相聚。阔别家乡多年，时过境迁，县城有了很大变化。叔叔也长大，长高了不少，在县城读初中，苦尽甘来。（二叔后期通过努力学习，考上了中专，完成自己人生的第一次蜕变。中专毕业分到县铁厂，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很快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成长为铁厂书记）。

第二天一早，父亲和叔叔租了一辆车回龙王堂村，老乡看父亲穿着精神的军装，一路好奇的问长问短，听说父亲是龙王堂姓田家人。吃惊的说，“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孩子啊，原来听说那个可怜的孩子没父母，在山里被狼吃了，连骨头也没找到。后来又听说当兵走，你看看你多出息”。不知不觉到了村子，两个人围着村子角角落落转了一圈，看看曾经走过的每一道沟梁，和相遇的乡亲打招呼寒暄着，和少时的伙伴无遮无拦的说说笑笑。叔叔跟在一身戎装的父亲身边，倍感骄傲自豪。

当年由于家境贫寒，爷爷奶奶实在没有能力养活三个儿子，为了让孩子们都能活下来，忍着心痛把最小的儿子送给邻村一户人家。送走小弟的时候父亲只有5岁，年纪很小，隐约记得弟弟一出生就被送走了。幸运的是此次父亲又凭着残缺不全模糊的记忆，把从小送人的小弟弟找回来了，失散多年的三兄弟彼此相认，这个家终于团圆。家乡虽然留给父亲很多苦涩的记忆，可浓浓的亲情依然割舍不掉，九泉之下的爷爷奶奶或许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儿子会活的如此顽强旺盛。

父亲第一次探家时的留影，前排左一是二叔。☞↓

二叔二婶的合影。☞↓

我的母亲

母亲纪雪琴，1936年生于吉林市一个富裕殷实的大家庭，太爷爷经营染坊、药店、汽水厂、铁厂，还有几十晌地，母亲衣食无忧，从小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解放后，开展土改运动，几十晌地归公，后来公私合营，太爷爷经营的生意全部上交国家。母亲八岁那年，姥姥得了伤寒病逝，一家人仅靠姥爷微薄收入生活，经济状况由盛转衰，母亲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生活戛然而止。母亲是个懂事的孩子，姥姥过世后她就开始帮衬家里干活，抬水，洗衣服，做煤坯子等力所能及的活，为姥爷分忧解愁。母亲个性倔强，有主见，那时上学每个同学都有双小白鞋，在学校干什么都要求穿白鞋，但她知道自己清贫的家庭，承担不起这笔额外的花销。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她和大姨商量不吃午饭，用省下的午饭钱买鞋，两个人饿着肚子，攒了好久，终于攒够了买白球鞋的钱。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国家面临危难，15岁的母亲思想要求进步，她和大姨把她们老叔健身用的单杠捐献给了抗美援朝。后来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毅然决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太奶奶很疼爱她，知道打仗会有牺牲 ，不同意她报名参军，母亲想，死也是为了祖国，是光荣。于是瞒着家人在就读的吉林女中报名参军，出发前一天才告诉奶奶和父亲，当时吉林女中有16人入伍参加抗美援朝。她告别了朝夕相处的亲人同学，离开舒适安逸的生活，毫不畏惧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

母亲入朝之前，在沈阳东北军区四野作训队二中队集训了三个月。后来被分到东北军区四野二十五医院（黑龙江绥化庆安县）。1953年1月，母亲随着志愿军后勤部105部第二十五医院入朝，当时是坐着拉货的闷罐火车夜晚跨过鸭绿江的，大家全副武装，不准随便说话，中途休息吃过一次饭。入朝后，为方便接受伤员，部队驻扎在当地老百姓的家里。母亲入朝时，五次战役已经进行完毕，进入谈判阶段，有时会有一些规模有限的高地争夺战。其中就有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时要送2万苹果补给，最后只有1个滑落坑道，送果员全部牺牲。美军为了保持军事优势，争取谈判的主动，对我军进行了密集式炮火覆盖，昼夜不停的毁灭性轰炸，物资供给完全被切断，美方称“空中绞杀”，朝鲜的民房大都被飞机炸毁，在这样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母亲部队医院转移到坑道，就是在地上挖个不到一米深的掩体，把雨布铺在底下接受伤员，这样可以防止炸弹的碎片飞起来伤人。母亲记得第一个牺牲的战友，就是在坑道外晾衣服，暴露目标，被美军侦查机发现，随后敌机飞回来对她进行扫射，那个战友当场牺牲。

母亲在朝鲜战场主要从事收音工作，每天收听记录广播里的新闻，然后写在黑板上，让干部战士看。期间母亲也做扫盲教员，教战士识字。医院有时会随着部队战斗位置而转移，当时志愿军空军很弱小，起不到保护陆军的作用，为了躲避轰炸，医院都是夜里行军，朝鲜山多，夜间山路更是难走。因为轰炸，补给很难保障，行军时很多物资需要自己携带，除了穿着厚厚的棉军服，还要带上棉被，大衣，水壶，口粮，枪支弹药，身上还要背很多医院物品。生活虽艰苦，不过很磨炼人的意志。

美军在战场上捡不到便宜，竟发动了细菌战，母亲最好的战友，因接触美军撒有细菌的虫子，得了脑膜炎，仅仅几天后，就壮烈牺牲，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战友牺牲后，部队为了阻断细菌传染，要求把她所有使用过，接触过的物品都烧毁。也包括母亲从家带来的一床褥子，当时物资有限，志愿军入朝时就发一床被子，没有褥子。姥爷知道后，心疼母亲，特意赶到火车站给母亲送褥子。到了朝鲜，母亲和这个战友一直合铺这床褥子。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其残忍毒辣程度，与日本鬼子的残忍毒辣没有本质区别。

1953年12月停战后，朝鲜战争结束，母亲随着部队撤回国内，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工作。1954年1月因普通话标准，工作勤奋努力，被选拔成为部队播音员，后参加北京军区在西直门广播学院开设的播音培训班（授课的是开国大典的女播音员）。从二十五医院调到北京通县华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第二后方医院当播音员。母亲做事不计个人得失，完全听从组织安排，只要组织需要，叫上那就上那，毫无怨言。

母亲平时少言寡语，不善于表达，老实忠厚，人品极佳。当兵期间，知道姥爷一人养活一大家子不易，每月部队发津贴，大部分都寄回家让姥爷家用，还余出一部分供大姨上大学，自己只留很少，就是买买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肥皂要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用，精打细算，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后期部队医院改文职，军人脱下军装穿便装，每个人都会买几身漂亮的衣服。母亲只买过一半件价格便宜，颜色简单朴素的衣服，不舍得买高档衣服，都是穿之前部队发的。买双尼龙袜也舍不得直接穿，生怕磨破了，先在脚尖，脚后跟打了补丁再穿。张家口风沙大，年轻爱美的女同事都会备几条花色艳丽防风沙的长纱巾，还会抹当时流行的“维尔肤”蛤蟆油护肤。母亲买纱巾总是挑选小块的买，更是舍不得买护肤品，女孩子都爱吃零食，母亲从来不买，就是想多攒钱，让家人生活过好些，把对家人的爱默默付诸行动。母亲因为太过节省，还被战友误解过，同宿舍有位战友丢了块肥皂，怀疑是我母亲拿了。她以为母亲平时节省，以为一定爱占便宜。母亲听别的战友告诉她这件事，特别吃惊、生气、委屈，倔强的母亲当下和这个战友绝交，从此没再说过一句话。几十年后母亲和我说起这件事情，还是十分生气，难压怒火，她觉得这个战友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就随意诬陷人，品行太差。母亲生活中特别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她不仅对家人好，对周围的同事、邻居、学生都特别好。我们在农场8连邻居是个单亲妈妈带着傻儿子。每到农忙时节这位妈妈忙着抢收粮食，顾不上给儿子做饭。母亲看见了于心不忍，就会把他领回家。傻孩子常年在外面游荡，造的浑身上下非常埋汰，脸和手是黢黑，身上散发出一股股恶臭。上桌吃饭也不懂规矩，喜欢用他脏兮兮的手把馒头挨个摸一边，或者拿着馒头攥在手里把玩。我感觉每个馒头都被弄的脏兮兮没法吃，心里埋怨母亲为啥领他回家。8连还有一户人家母亲是疯子，常年在街上溜达，父亲照顾三个孩子。天有不测风云，家里顶梁柱父亲常年劳累，突发心梗去世。只剩下三个年幼无知，茫然无措的孩子，这样的打击，对本来就很窘迫的家庭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难以想象。母亲知道她家的情况后，常常去她家开导三个孩子，鼓励她们努力学习，还在生活上接济她们，送粮食、御寒的衣服，帮助他们走出生活的困境。母亲也因为善良、不论是非、胸襟坦荡，在文革期间，虽然是地主成份，但没人贴她的大字报，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父亲和母亲的故事

1954年1月，北方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节，母亲被调到第二后放医院（通县老四营）任广播员。母亲身着军大衣，脚上穿着大头鞋，头上戴着军帽，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到医院报道。父亲当时是医院俱乐部主任兼图书管理员，主要负责文化宣传、迎来送往、布置会场、吹拉弹唱等工作。父亲代表部队热情接待了母亲。命运就是如此莫测，你以为那是个平常的日子，没想到却改变了一生的轨迹。这一年，父亲20，母亲17。母亲个性内向，话不多，虽然年纪不大，却显得格外文静端庄，母亲的老成持重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个性外向，在部队是个活跃分子，吹拉弹唱样样都会，算是个文艺青年。他热情开朗，友善真诚，也给母亲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当时部队年轻人多，充满着青春朝气，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母亲到了医院，很快融入进这个集体，大家一起看电影，跳舞，溜冰，聊天，轮流做庄请客吃饭，说是请客，实际很简单，就是每人要一碗张家口特有的蘑菇汤和一盘炒饼。父亲俱乐部工作很繁忙，需要布置会场，主持，撰稿，拍照等，有时候忙不过来，播音室如果空闲，母亲就会过去帮忙，慢慢接触中，两个年轻人的心也越靠越近，随着感情加深，1957年7月13日父母登记结婚。50年代的婚礼很简单，买些糖果发给同事就算结婚了。那时也随份子，份子钱普遍是五毛钱，一般是几个人把钱凑一起，征求新人意见，需要什么就送什么，一般都是碗筷、脸盆、痰盂、暖瓶等生活必需品，也有要求送缸的。父母结婚时，两个人共攒了24块钱，父亲给母亲买了一件毛衣花了22元钱，父亲送母亲的礼物在当时算是挺奢侈的。

这是父母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合影。新中国的成立，人们都充满着希望，父亲英俊潇洒，眉眼，嘴角上都浮现着幸福。母亲扎着辫子，虽然脸上并未施胭脂水粉，依旧掩盖不了母亲齿白唇红，俊美的模样。父母眼神坚定地看向前方，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婚后父亲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文化处当干事，母亲留在张家口二五一医院。

这张照片是父母50年代新婚时随便在办公楼道里拍的。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整个国家朝气蓬勃，带给人民的变化是可喜的，父母看起来意气风发，风华正茂，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未来生活充满着希望和自信。妈妈穿的毛衣和父亲手里拿着的格子外套是父亲给母亲的新婚礼物。☞↓

这张照片是新婚时留影，照片的亮点是镜子里母亲脸上喜悦的笑容 ，还有穿着的格子衣服，就是上张照片父亲手里拿的那家大衣。☞↓

父母经历了新旧社会更替，这时期的每张照片能看出他们内心涌动出的那种喜悦之情，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父母在二五一医院花房的合影。父母的发型，衣着都和上张合影一致，是同一时间拍摄的。☞↓

1955年秋于北京留念。

这张是父亲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文化处时期拍摄的。父亲看起来神态自若，意气风发，好像为自己是一名中国解放军而自豪。☞↓

1953年秋父亲在张家口东山坡二五一医院图书馆留影。

母亲在张家口北京军区二五一医院天台上的留影。

1957年秋父亲在北京军区后勤部留影。☞↓

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北京军区政治文化处二楼留念。☞↓

1955年母亲在二五一医院留念。

1957年秋父亲于河北廊坊留念。☞↓

1956年母亲去石家庄和平医院考察工作和同事的合影，父亲是摄影师。☞↓

伯乐王树华

这是父亲的恩人王树华，当时是八路军太行第一野战医院三所护士班长，是他把年纪只有13岁的父亲留在部队。1948年又是他推荐父亲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钱信忠部长警卫员。王树华班长因后工作表现突出，被选拔去白求恩医大上学。他在医学院学习期间，父亲正好随着钱部长住在白求恩和平医院西边，距离王树华班长所在的学校很近，父亲有时间就会去学校看望王树华班长。全国解放，父亲随部队搬到北京市西城平安里五号，王树华班长毕业分到北京军区下属医院，任医务处主任，后任院长。这期间父亲和王树华班长还保持着联系，王树华曾去北京看过父亲。随着父亲转业到了北大荒，限于各方面条件，彼此逐渐失去了联系，不过在战火纷飞年代结下的那份情谊依然还在。☞↓

1949年，16岁的父亲和政干校同班同学的合影。☞↓

这张是母亲和抗美援朝归国的战友们合影。☞↓

这张是母亲（左一）和最好的战友之一张淑兰阿姨在朝鲜驻地外山坡上的合影，拿钢枪的她们仿佛带着我们回到战场上的感觉。

她们都在四野二十五医院，在朝鲜战场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又一起有幸从朝鲜战场回国，回国后张淑兰阿姨留在北京军区二十五医院，母亲因工作需要，被调到张家口二五一医院。分开后彼此还保持通信联系，后母亲转业去了北大荒，就失去了联系。如果她还健在，如今也是80岁左右的老人家了。☞↓

这张是母亲和最好的班长胡佩云阿姨的合影，她原来是北京八中校长。☞↓

这是母亲最好的战友之一贾元春，她一直在石家庄260医院工作，退休后随儿子一起移居到北京。

母亲随我来石家庄生活后，几次到260医院寻找贾元春阿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医院管档案的人换了了一茬又一茬，物是人非，没人记得有叫贾元春这个人的了，非常遗憾。我也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甚至通过电视台，也没能找到。☞↓

停战后，志愿军开展了丰富多彩文化生活，这是篮球赛后集体留念。前排中为我母亲。☞↓

☆二五一医院的年轻人。☞↓

北京后勤政治部文宣两处战友们集体合影。

这是父亲在北京军区后勤部留影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父亲和战友们多快乐，笑容挂在脸上，是欣喜，是自豪，是么幸福。左一是张伟，他原是北京军区后勒政治部主任。中间是梁树平，北京军区五分部政委。☞↓

开发北大荒的热浪席卷全国，父母报名参加北大荒建设。1957年11月文化处的战友们欢送即将奔赴北大荒的父亲。后排左一张工（北京军区政委），后排右一杨积友（无意间发现，他竟然是我上军校时最好的战友张志红的公公，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前排左武候威。

垦荒初期

1958年1月24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10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要求全军转业官兵去开发北大荒，屯垦戍边。

父亲是个浪漫理想主义者，热烈响应号召，坚决要求转业去北大荒。母亲本应该继续留在部队医院，父亲家庭观念强，不愿意夫妻异地分居。于是，向组织提出夫妻一起去北大荒。当时军区后勤部组织科长，是父母原来医院政治处主任。他很关心父亲，诚恳的劝父亲：“你先走吧，去看看北大荒好不好，要是好了，我负责给小纪办理调转手续”，父亲思考再三，执意要带着母亲一起走，两个人毅然一起脱下心爱的军装，压入箱底，走进北大荒的暴雪中，成为共和国历史上10万官兵开发建设北大荒其中之一。1958年3月28日，举世瞩目的十万转业官兵从全国各地向着北大荒进军。那是一个寒冷的春天，父母和北京军区各部的官兵一起浩浩荡荡，胸佩红花，轰轰烈烈地登上了去密山的列车。万里迢迢，翻山越岭，跨江过河，奔赴祖国的最北疆密山县。车厢里很寒冷，大家一路默默无语，各怀心事，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有激动，也有忐忑。

经过两天两夜颠簸，火车终于到达密山黑台镇，当时大街小巷，火车站广场都站满了人，操着各种乡音的复转军人汇集这个不足千户的北疆小镇。旅馆早就住满不下，就连大礼堂、学校、办公室也住满了军人，路边搭起了军用帐篷，密山饱和了。此时当地老百姓伸出热情之手，把自己家热炕让出来给首批垦荒者住。父母被临时安排到了老乡家，老乡住南炕，父母住北炕。对父母来说北大荒是个新奇的世界，辽阔的天空，无边无际的黑土荒原像黑缎一直延伸到天际，白桦树银色的枝干在淡淡的春阳下闪着白光，空气里饱含着水分，北大荒很美，也很荒凉。 父母在繁华的北京住了快10年，突然到了荒凉的北大荒，内心也是五味杂陈。

军委总部急令，在哈尔滨、佳木斯、汤原又增设了兵站，以缓解驻地、交通的拥堵。可全国各地的复转官兵仍然由空中、水上、陆地像潮水一般继续向这里集中。由于运输车辆严重不足，父母在密山滞留了一个星期。在这困难时刻，预备 6师千余名转业军官发出了，“高举垦荒大旗，树立战斗信念，把汽车让给兄弟部队，徒步开进荒原腹地的倡议”，立即得到了全体复转官兵的热烈响应。王震将军也在密山县车站前面召开动员大会，向转业军官提出徒步奔赴农场的倡议书。

父母响应徒步奔赴农场的号召，满怀豪情，唱着"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卸甲重上战场"的战歌，迈开双脚，各自挑着行李、背着背包，有的还背着孩子，以领队红旗为向导，从密山县出发，当时没有道路，大家就在茫茫雪原上趟出一条路，步履艰难地向莽莽大荒挺进。一路上很多人脚上打起血泡，走瘸了，但谁也不肯掉队。大家互相搀扶，互相照顾，饿了吃口干粮，天黑了就架起篝火，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铁道兵第五师创建的855农场。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下一组真实的历史镜头，纪录片《英雄战胜北大荒》，记录当时转业官兵征服北大荒的故事。

北大荒的早春，乍暖还寒，冰凉透骨。当时新建的农场、生产队都建在人迹罕至的荒原上，没房屋、没道路、没有粮食、没有必要的生产工具。把人带到预定的地点后，找个高处干燥的荒草坡，挖开第一锹土就算是新村了。经过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十分劳累的转业官兵们，不畏艰辛，立即行动起来，放下背包，开始盖房，动手砍树，割草，铲草坯，搭草棚马架子。 马架子极为简陋，没有铁丝，没有钉子，就用草绳、树干绑几个人字架，搭上横梁，顶盖草，底垒坯， 就能挡风遮雨了。里面靠边铺上荒草，有条件的搭上木架。几排马架子中间留条走路的道，两边是一户挨着一户的马架子，然后烧火做饭，升起缕缕炊烟……这就是父母的新家。由于时间仓促，作工粗糙，大部分马架子雨天漏水，雪天透风，条件十分艰苦。当年转业军人篇了顺口溜；"小马架，不寻常。不用楞条不用梁，不分顶盖不分墙，里面边有弹簧床"。北大荒由于纬度高，天黑得特别早。才下午4点多，太阳就落山了。出去方便回来，常常分辨不出哪个是自己家，父母在这样的马架子里住了很久。父亲回忆说，刚到北大荒日子真是太难熬了，屋里滴水成冰，外面寒风刺骨。父母在转业官兵里相对条件算好的，有一条美国产的羽绒睡袋可以御寒，那是父母离开北京，战友送的。父母晚上挤在睡袋里，上面还要压上棉被、大衣，可还是冻的睡不着觉。早上起来，眉毛、帽子和睡袋上会落下一层霜，铺的褥子、毡子全冻住了，想卷起来得用铁锹慢慢地铲……父亲动情的说，“那个年代的人，都有股不怕艰苦的劲头，思想非常单纯，不想个人得失，只想把党交给的工作做好。那时候上级指定你到那个连队背上行囊就去那个连队，都是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安排。父亲几乎干遍了农场的各个工种——伐木、种地、盖房、养猪……用他的话说，自己就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里拧、往哪里钻。”

四月底，按照王震将军“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五边方针。抓住农时，开垦土地，北大荒的草甸子，表面是腐草，下面是沼泽，人踩上一下子就陷进去，只能先挖排水沟渠。嗖嗖的西北风卷着雪花刮得人冰凉刺骨。为了抗寒保暖，大家把能套在身上的衣服全套上了，外加大衣棉袄，手套围巾、帽子口罩、全副武装。到了中午太阳出来，能暖一会，一部分积雪就融化了，土地变得泥泞不堪，脚上的棉鞋都湿透了，脚下是又冷又冰。荒草也有一米多高，再割草，然后人拉着铁梨犁地。一天活干完，浑身上下都是泥巴，鞋子也湿得直滴水。但晚上睡觉时，谁也不敢脱鞋，脱了第二天鞋子就冻得和冰坨一样，根本没法穿。开荒之后，土地湿度大，地里都是大泥巴块子，耙子也不多，大家用大盖帽、上衣、裤子装上种子，一只手拿着棍，另一只手负责播种。有的把树杆削尖，在新翻的垄上捅眼点播大豆，边点还边学着老乡的样子说：“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还有的用铁锹开沟，用锄头刨坑，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就这样起早贪黑，一垄地一垄地的撒下种子，每垄都有300多米长，人工一上午走不到头。早晚能吃口热乎的饭，中午饭由专人送到地里，在地里食用，由于路远，保暖设备差，馒头冻成硬疙瘩，一咬一个白印，难以下咽。馒头中间都塞上咸菜，男的一天三个，女的一天两个。不过大家相互关心，相互鼓劲，亲密团结，在艰苦的劳作中享受着改变大自然的乐趣，经过共同努力终于完成春耕生产。

在生活方面，更是吃尽了苦头。北大荒一下子超过预定接收人数的十几倍，口粮、住房、生活用品空前紧张。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几个月吃不上青菜，大家又整天在泥水中苦干，绝大多数复转官兵手脚脱皮、红肿、嘴唇干裂，并不同程度地患有浮肿病和营养不良症。日常生活用品就更不用说，火柴、肥皂、灯烛、卫生纸都十分珍贵。肉是全国各地支援的，腊肉多，父亲是北方人，吃不习惯腊肉，啃啃馒头就算一顿饭。那时候也没有条件洗澡，几个月不洗澡是常事，有的人身上、头上都长满了虱子。好不容易熬到了夏天，天气倒是暖和了，可是又有了新的问题，就是蚊子太多。小咬”会追着人猛咬，被它们咬过的皮肤会很快泛起红色的疹子，痒得难受。而到了中午，成群的瞎虻又接着骚扰大伙儿，直到傍晚。晚上迎接大家的，则是数不清的蚊子，连续轰炸到第二天早晨，周而复始。这对于刚刚从全国各大城市来的住楼房、睡钢丝床、吃大米白面的官兵来说，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尽管生活艰苦，可在当时，“先生产、后生活”是当时最光荣的口号，叫苦叫累谈条件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黑土地里的庄稼几乎不需要太多打理，噌噌地往上长。1958年秋天，父母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丰收。田地里的小麦、玉米、大豆一层压着一层，密密麻麻。望着这么多粮食，大伙都非常振奋，觉得辛苦没有白吃。父亲在地里干过，母亲没见过，老觉得很新鲜，没事就在地里数粮食，可怎么也数不清。丰收的喜悦让大伙开始鼓足干劲，抓紧时间赶在天气变凉之前把粮食收入粮仓。农忙最辛苦，为了抢收，颗粒归仓，每天凌晨天刚亮，队员们就扛着镰刀下地收粮食，一直忙到太阳下山。那真是“早起三点半，地里三顿饭，晚上看不见，锁头把门，烟囱站岗”。起早贪晚，增加劳动时间。田地里红旗招展，“春播誓师大会”、“大会战”、“义务劳动”是家常便饭。湿地多涝，于是收割时“小镰刀战胜大机械”，靠人力，连饭都是在地头吃，因为营养不够，几乎所有人都患上了夜盲症。收玉米手掰还比较轻松，收大豆则是一项苦差事。大豆秆都是1.1米左右，必须先用镰刀割倒，放在地里晒干后，再统一装车运到麦场压豆。一亩地连秆带豆六七百斤，大部分靠人力收割，一天下来，腰都伸不直了。扛麻袋是每到麦收、豆收都要干的一项重要农活。从地里收回的麦子运到麦场，先是扬场、晾晒、入囤。开始扛着100来斤麦子的麻袋入囤还算说得过去，随着麦子入囤，粮囤不断向上升高。需要搭设跳板扛着麻袋往里入囤，跳板从一节、两节一直增到三节。可以想象一下，扛着100多斤重的麻袋，踩着跳板一步步往上走的情景。要克服恐高，负重站稳脚跟，一步步往上攀登。

当年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不久，解放军总部就派出了庞大的慰问团前往密山慰问。当他们身着威武军装，来到北大荒时，看见军衣褴褛，但斗志昂扬的十万战友的艰苦处境和拼死苦干的场景，都感到十分震惊。他们在汇报材料上写道：“八五二、六分场三队种水稻，每人平均一垧地。田间泥泞过膝，机车下不去， 马牛又不行，转业军官用20-24人拉犁，稻田里有草，每犁下去就有一千公斤重。田里有水，晨结薄冰，大多数人又没有雨鞋，就穿一般鞋袜在冰水里拉犁。这样，在泥水里苦干月余才完成任务。” “八五三、四分场一队有一残废军人，一只手残废，他用另一只手干活……还有一名转业军官有肺病，咳血，仍坚持劳动，有一次咳血晕倒在地里，当被大家叫醒后，仍不肯回去……” 以上种种事实，就是十几万复转官兵创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顾全大局、 勇于开拓、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的形象写照。☞↓

蹉跎岁月　　

1958年下半年，母亲因在部队做过播音工作，被从水库工地抽调到农场广播站继续播音。父亲仍然在水利工地，随后父亲被短暂抽调到粮油加工厂，做些打杂的工作，业余时间写写新闻报道，大约工作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加工厂粉尘多，干一会活父亲的眼镜上就落满了粉尘，时不时要把眼镜摘下来擦擦灰，很耽误事。领导看父亲不适合加工厂这份工作，人是斯文有礼，就安排父亲到新成立的四连畜牧队，任政治副队长。畜牧队是农场为了改善职工的生活新成立的，主要养猪，鸡，蜂。此时，母亲怀孕了，也随着父亲来到了四连畜牧队，主要负责养蜂。母亲因工作踏实肯干、认真负责，表现突出，被任命为畜牧队妇女队长。

父母刚到四连畜牧队生活艰苦，冬天呼啸的北风不期而至，气温骤降，达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厚厚的积雪能把门都堵住。父母没有地方住，就和三家同事挤在办公室。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就变成集体宿舍。办公室桌子拼起来只够两家睡，父母就把六把椅子拼起来睡。有时其他分场的人来办事，没地方住，也会在这间办公室挤挤睡。后来，条件改善了，住进了原来劳改犯住过的房子，简陋的大通铺，一个大炕十几米长，能睡百把人。男同志住一边，女同志住一边，中间挂条床单就当墙了。直到母亲即将临产，才在老乡家外屋地找了个小灶房安顿下来，地方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临产那天找不到医生，只好找了一个农村老婆接生，婴儿因产程过长导致缺氧，生下二天就夭折了。

1958年冬，农场先后成立林校、农校、畜牧学校，紧接着从青年军官中挑选优秀人员去东北林学院学习，为期一年半，父亲被选上。因为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父亲怕怀孕的母亲再有什么闪失，于是放弃了这次学习机会，推荐了同事何忠礼去，自己留下来参加林业实践劳动。实践就是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风雪严寒在完达山里伐木。

北大荒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山里气温更低，极端天气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没地方住，就在山里搭个“窝棚”，也没有取暖设备，就地取材，烧柴取暖。晚上归来棉衣变成了冰甲，棉鞋冻成了冰鞋，走起路来哗哗响。睡觉前要将被雪浸湿的棉鞋，棉袜烘干。怕烧火引起深森林火灾，要熄灭火睡觉，为了御寒只能穿上棉裤棉衣，头戴皮帽子，蜷缩在被窝里睡觉。在山里交通不便，出行一般是做雪爬犁，人在上面坐一会人就会被西北风吹的寒冷刺骨，要下地活动活动，防止冻伤四肢。在艰苦的环境伐的木，由于修路跟不上，无法外运，大多数原木，被困山里。

伐木很有讲究。一般是先在顺山坡一面的树下方开始锯，锯进一半；然后再从背面离锯口五六公分的上方锯，等锯过下方的锯口形成交错，树就吱呀吱呀地慢慢倒下去。伐木人要通知周围的人树倒的方向，小心被树砸着。如向山坡下倒，就要喊“顺山倒”，如果上下锯口已经交错很多而树仍然不倒，就是推它也不到，或者风向变化造成树不倒，这就是危险的信号，伐木人就要喊“满山倒”，意思是判定不了树倒的方向，周围的人就要远远地散开躲避。还有“回头棒”也很危险。就是被伐的树倒下时，被别的树梢弹回，突然改变倒的方向，或者它的树杈被折断弹飞起来，就很容易出人身伤亡事故。有次正伐木的时候，父亲感觉又渴又饥，顺手用镰刀攒起雪就吃，一伸舌头就粘在了镰刀上，父亲越想拔，越拔不下来，最后撕下一块皮才拔下来。由于着急拔舌头，再加上又带着狗皮帽子，没清楚旁边人喊话，遇到了回头棒。幸亏一个老工人拽了父亲一把，才避免了一次事故的发生。

抬木头也很有讲究。按原木的大小分几条杠。每条杠两个人，绳套上拴着大铁钩，勾住木头的下方。这就叫“哈腰挂”。一般抬头杠的人是领号子的。他每喊唱一句，其他人要无条件的附和喊“嗨呦”，非常地有节奏；也只有整齐的节奏，才能形成合力。领号人有时也胡唱，荤的素的都有，或骂人或拿同伴的老婆调笑。如：“哈腰挂呀，掌腰就起来啦；哥八个呀，七个王八......”，四条杠正好八个人，那七个人要老老实实地一句一句地跟着“嗨呦”。

1958年全国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左”倾严重。农场也紧跟形势，那时的口号是：“干劲冲天，定叫指标上云端”，农场下达指标偏高，将农田划分为卫星田，丰产田，脱离实际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根本无法完成。为了迎合浮夸风，农场除了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加班剥豆子，把人熬的筋疲力竭，要是不照上级的意见办就会被说成右倾保守，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那时候人心不稳，有情绪，解决的方式是“思想运动”：有情绪的反面典型叫“拔白旗”，干得好的叫“插红旗”，严重的就被打成右派了。其实是采取阶级斗争形势推动大跃进。

大跃进的时候还搞大炼钢铁，家家户户都把自己使用的锅碗瓢盆上交。共产主义大食堂也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共产风的突出表现，也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的具体反映。每个农场都搞大食堂，象征性的交点伙食费。每家每户不做饭，将自己家的鸡、鸭、鹅全部上交给食堂，都去食堂吃饭，每到开饭时间，农场食堂里男女老少，人声鼎沸，摩肩接踵。1959年国民经济收缩，大食堂停办。这个活动大约历时一个夏秋吧。回想起来，那时热情高涨，精神可嘉，但不太切合实际。

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农牧严重减产，当年各农场以大豆为纲，大面积种植大豆，由于雨量大，人进不去田间除草，杂草丛生，到了秋天收割，机器进不去，只能靠人工收割，损失很大。1959年春，为了解决农场官兵的婚恋问题，国家从山东农村动员了约6万之众、女性占多数的“支边青年”。可是那时候自然灾害已经开始，活儿累，还吃不饱。1960年春节前，八五九农场十几名支边青年逃离农场，却在草甸子里迷了路，全部冻死。

1960年还是阴雨连绵，机械作业十分困难，只能人工撒种子。那时候发明了裤腿播种的经验，用裤子装满大豆，扎好扣，扛在脖子上，两手握住裤腿，边走边播，虽然苦战，大豆收成还是减少不少。以大豆为纲，造成种植比例严重失调，而且由于植结构单一，土壤肥力会下降，生物多样性会消失，病虫害也会加重，所以产量降低。

连续三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导致全国性粮食和副食品短缺，新中国面临自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期间1960年中国与苏联两国在军事合作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苏联希望通过在中国领土内建设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的方式控制我国沿海地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时地发现了苏联的野心而严辞拒绝。从此中苏两党两国间生嫌隙。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和我国自一五期间援建的304个项目合同。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尽管当时中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在粮食产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蒸馍馍争口气，全国六亿人勒紧裤腰带，开始了艰难的还债的过程。

“自然灾害”加上“还苏联外债”。北大荒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全垦区粮豆产量断崖式下降，为了支援全国，把自己口粮每月减到7.25公斤，家属是5.5公斤。人们生活到了最低谷，粮食不够吃。人们被迫把视野转向一切可以用来代食的物品。豆秸、麦麸、稻糠、酒糟、豆粕、树皮……代食品也是限量的。母亲当时正怀着哥哥，由于饥饿和过量食用代食品导致极度营养不良，患上浮肿病。为了填饱肚子，大家各显神通，父亲挖开老鼠洞，把老鼠偷藏过冬的黄豆捡回来炒着给母亲吃。偶然父亲发现连队河里的泥鳅很多，就在冰面上凿个窟窿，泥鳅为了呼吸氧气，会聚集到这，然后直接用笊篱往外捞泥鳅，一天时间就能捞半麻袋泥鳅，没过几天河里的泥鳅也被人捞没了。有个姓王的同事，为了偷粮食，把裤口袋加长到脚面，在麦台帮干话时，偷偷往裤口袋装黄豆，被人发现，当场开批判大会，并停发一个礼拜食物。场部机关卖死猪肉，其实猪也饿的皮包骨，几乎没什么肉，父亲拿出家里全部积蓄买了八个猪头。回去处理完，把猪头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埋在院子的雪地里，隔一段时间拿一块吃。有时还会去附近村里老乡家买个玉米饼，巴掌那么大的玉米面饼就要五块钱，为了给母亲补充营养，再贵也买。母亲吃了这些，因营养不良的浮肿也消失了，走路也不再打愰。但即便忍饥挨饿，北大荒人仍向国家交售了1.8亿公斤粮食，完成了3000万公斤的大豆出口任务。父亲回忆起农场创业时的艰辛，年过九旬的父亲神情坚定而淡定，是那种历经艰辛终不悔的云淡风轻。

大饥荒后，国家对北大荒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新成立的东北农垦总局强调垦建结合，建立了一百个重点机械化生产队，调整了种植种类，加上自然灾害的减轻，粮食产量上来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扭转，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好转的标志是“不吃头疼面了。”

1961年农场经济好转，还充许各家种二亩自留地，饿怕了，父亲把自留地全部种上了玉米，长势喜人，秋天收获了二千多斤玉米。玉米吃不完，就买了两个小猪羔喂猪吃。父母工作很繁忙，根本顾不上家，别说给猪喂食。恰巧有个邻居爱人从山东老家来北大荒探亲，在家闲着，就让她帮忙喂猪，猪喂成了，冬天过年正好一家杀一头猪。本来是一件互帮互助的好事，被批评是剥削人，这件事只能作罢。1961年哥哥在四连顺利出生，昔日的荒原上终于听到了“鸡叫、狗咬、孩子哭”，家里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

1960年到1966年开始“四清运动”，“四清运动”一开始是在农村中“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1960年12月农垦部从各农场抽调进步青年、机关干部专门组成四清工作队，父亲也在抽调名单内，1961年进驻850农场五分场开展工作。850农场是王震部长蹲点农场，上级领导特别重视，公布了十分严格的纪律，不能损害群众利益，要保守秘密，中途不得请假回家，不能购买食品，不能索要和接受任何礼品，不能和清理单位和个人搞关系。一但发现，一律开除，为期一年时间。大家都很谨慎，个个严于律己，不敢放任、造次。1962年父亲接着又被派驻到856农场水利队任队长。这次叫社教工作队，提出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就是当时说的“三同”。白天，参加劳动，访贫问苦，到职工家去了解情况，实际是收集干部有关四不清的问题。晚上，集中在一起开会，收集，交流了解到的情况。那时规定每天必须访问十五个职工，要说出十五个人的姓名，成分，从哪儿来的，家里几口人以及对单位干部的看法。社教队员要吃住在最穷最、苦的职工家里，有次父亲被派驻到一家妻子心智有障碍的家庭。家里脏乱的没有下脚的地方，炕席上面都是小孩拉屎没及时清理结成的痂，脏滋滋的衣服被褥爬满了虱子。做饭时，女主人烧火被烟呛着了，对着饭锅一通咳嗽，满脸都是鼻涕眼泪，鼻涕长的差点掉进正做饭的锅里，看到那个场景，就是再饿也实在没法下咽。1963年父亲又被抽调到友谊农场五分场社教工作队任队长。1964年被派去农垦局设计院社教工作队。

“四清运动”初衷设想是好的，人一般都是有贪婪性的，人的私心杂念都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合适的土壤，他就会萌芽的。因此，有些人掌权以后，逐渐利用职务之便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进而发展到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欺压群众。所以使得人民群众对基层干部有了很大的怨言。工作队来了以后，群众们是积极参与，积极配合。经过四清的整社整风，确实触动了基层干部的灵魂深处，一些有污点的四不清干部纷纷检查错误，退赔财物，还有一些干部受到了撤职，行政等处分。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有一些过激的行动，揪住一些人的错误扩大化，致使有些人违心说胡话，干部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害怕四清那一天清到自己头上来成为四不清干部。

☆农场一般是利用冬闲兴修水利和进山伐木，1962年父亲冬天上山伐木时的留影。☞↓

这张是母亲在金沙农场四连畜牧队，和一分场来学习养蜂的职工合影，畜牧队当时有鸡，猪，蜂。☞↓

父亲参加农垦社教工作队时的留影。☞↓

父亲的朋友

父亲年轻时候结交过两个朋友，一个叫常宗元，一个叫张秉尧，一个是医院的院长，一个是中央美院的画家，父亲到了北大荒，三个人相互间也没有断了联系。父亲刚到北大荒，不适应寒冷的天气，父亲的结核病又犯了，出现咳血现象，北大荒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到北京看病。可巧那时候二叔家要盖房子，来信说需要500块钱，这种情况下母亲硬是凑了300块钱给二叔家寄走。父亲怀揣着家里仅有的170块钱去了北京看病，经过北京大医院的积极治疗和一段时间的休养，父亲病情明显好转。节假日父亲会约上常宗元和张秉尧叔叔一起逛逛中山公园，拍拍照片，一段非常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被保留下来。

父亲和朋友常宗元在北京万寿山的合影。☞↓

文化大革命

1966年，正当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1969年4月到1976年10月结束。纵观文革十年的历程，高校造反派主要承担着文革“急先锋”的角色，以蒯大富为首的“五大学生领袖”，在各自的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与派驻的工作组针锋相对，这股风潮进而蔓延至全国。在狂热的政治氛围感染下，他们把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不理智发挥到了极致，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他们“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冲击下，地方各级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1967年，由于造反派之间的武斗之风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为了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工宣队开始进驻各大高校，原来风光无限的几大造反派领袖转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先后经历了监督劳动、关押审查，最终又被判刑入狱。此后，王洪文、王秀珍等工人造反派取代了学生造反派的角色，逐渐走上了政治前台。农场当时也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人人都得站队，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搞得人人自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中。

1966年8月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到五连任指导员，全家也搬迁到五连，刚到五连没有柴火取暖做饭，母亲每天现去连队周边的荒滩割些草，铺在地上晾晒，天气好晒两天，草就干了，遇到天气不好就要多晒几天，生活条件很艰苦。1967年，农场学校情况很混乱，造反派随便斗人，学校不能开课，学生不能上学。农场派工宣队进驻学校。3月父亲被抽调到工宣队，派驻到农垦总局宝泉岭农技校任工宣队队长，为期一年时间，工宣队进驻学校后，逐个找老师、找学生谈话，校内的一些干部也积极配合，局面渐渐地稳定下来。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母亲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在五连，既要上课工作，批改学生作业，辅导学生自习。又要照顾孩子的一日三餐，挑水、劈柴、做饭，实在是令母亲疲惫不堪。哥哥大点，能帮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遇到我和姐姐哭闹不停，就把我们放进大洗衣盆里，铁制的洗衣盆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铁环，他在铁环上拴个绳，拖着大铁盆带着我们满院子跑着玩，这时候我们就安静下来，乖乖的。哥哥淘气，为了寻求刺激，老挑凹凸不平的路面疯跑，遇到坡度大，铁盆会失控，就把我们甩出去了，我们被摔了他因此也会挨顿揍。妈妈对待工作尽心尽力，兢兢业业，我小时候半夜醒来，经常看见妈妈在灯光下批阅学生作业，厚厚一摞作业，妈妈都认真对待从不马虎，然后还要背转天授课内容。当时吃水都是去水井打水，用扁担挑着两只水桶，去井沿挑水，水井20、30米，轱辘要转几十下才能从井里吊上一桶水，冬天水井周围结满厚厚的冰，挑回家去，倒进储水的缸里。冬天井沿洒的水结成了厚厚的冰，很滑，打水的时候要十分小心，防止滑倒。母亲几次不小心滑倒，有掉进井里的危险。

☆父亲下连队，到田间地头查看庄稼长势。☞↓

兵团岁月　　

1968年苏联不断向中苏边界增兵，中苏边境摩擦日益频繁。1968年~1976年，中苏交恶，为了增加“屯垦戍边”力量，城市青年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他们为垦区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1968年父亲代表农场从密山火车站，接回来第一批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姑娘、小伙，连队因为这些姑娘小伙子的到来不再平静，热闹喧嚣起来紧接着，哈尔滨、北京、天津牡丹江的知识青年陆陆续续来到连队。

闭塞的北大荒从此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知识青年有文化，有活力，他们谈天论地，打篮球，打扑克，吹拉弹唱，十分热闹，给北大荒单调寂寞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同时连队对大批知青到来准备不足，没有准备知青宿舍，连队为了给知青建宿舍，没黑没白的忙碌着，白天到团部跑物资，晚上审核宿舍图纸，还要分配柴禾，每年分柴禾，都是连队职工全都分完以后，才轮到我家，而且，最后分得的柴禾都是碎的、不容易燃烧的，年年如此。

连队还培训他们学习农业、学习盖房子、学习畜牧业，有基建排、畜牧排、农业排。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年龄在16、17岁，都是一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我母亲是学校老师，学校分有知识青年，让我家与一群知青有了更密切的来往，和更多的了解。偶尔会有一些知青姐姐，哥哥来我们家玩，母亲总是倾其所有，做些平时吃不着的，给他们改善伙食，烙葱花饼，猪肉粉条，炖土豆，炒鸡蛋，夜晚在跳动的煤油灯下，大家围坐在炕上，吃着美食，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农场改成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是准军事单位，由军区部队现役军人直接调配指挥管理，855改成四十一团。1968年兵团成立炮兵连，父亲从宝泉岭农技校回到农场后，任炮连指导员。兵团是真正的反修前哨……夜间，苏修军队的探照灯像野兽的凶光四下扫射，信号弹像鬼火一样闪亮飞落……屯垦戍边，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炮连利用农闲和冬季，抓紧对武装战士进行必须的战术、技术基础训练，保证战士在具备战时需要的基本素质。在深山老林里搭个帐篷，操练射击、投弹、刺杀、爆破、火箭炮，每天夜间要值班巡逻，重点巡逻连队的营房、场院、马号、油库、农具厂等地区。因为经常晚上十点多摸黑“战备集训”，也闹出不少洋相。

1978年下半年，农场的知识青年开始有人办理“病退”手续，之后形成高潮，陆陆续续就都走了。时至今日，知青哥哥姐姐和我们家还保持联系。

这是我和知青姐姐们在康拜因上的合影。北大荒土地辽阔，一般是康拜因下地收割，遇到雨天田地湿，康拜因收割机下不去，人们就用手里的镰刀收割小麦。☞↓

父亲在炮连时的照片☞↓

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他都能充实自己。

——丁玲

知青在跳“忠字舞”，“忠字舞”是文革时期用于广场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民众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等语录歌为伴唱，其余的表演形式有“独唱”、“三句半”、“快板”、“集体舞”、“朗诵”等等。

　　母亲在8连小学教学时和老师的合影。☞↓

农场八连

1969年父亲调到八连，任指导员。每个人都有一个令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对于我而言，这个地方就是北大荒855农场8连，在那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那时候父母工作特别忙，顾不上我们。每天放学不回家，整天和小伙伴在户外疯跑。那个年代没有今天的网络、手机和各种电玩游戏，都是在户外和小伙伴们玩游戏，热热闹闹，那才叫有意思呢。跳房子、跳皮筋、踢毽子、打乒乓球、搌旮旯蛤，编花篮、翻绳。男孩子大都玩弹玻璃球、打片几、撞拐、打弹弓、扇烟盒，掴泥呱，砸纸炮。一般不玩到天黑不回家，直到被父母扯着嗓子喊好几遍，才恋恋不舍的回家。我属于比较有运动细胞，踢毽子、跳皮筋都是能手。北大荒冬天一下雪，室外就是天然的游乐场，学校有时会组织清雪，大家总要在老师喊话前偷偷攒两三个雪球小规模作战，暗中偷袭，然后就开始打雪仗，打够了，就开始滚雪球，滚累了就开始堆雪人，捎带脚还把雪扫了。冬天的体育课就是滑冰，开始就在水库结冰的冰面上滑，后期学校自己浇滑冰场，我们就在学校里滑冰。在零下几十度的室外换单薄的溜冰鞋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不过真要滑开还是很开心的，会觉得自己像轻盈的小燕子一样在冰场上穿来飞去，自由自在，如履平地。八连学校旁边有个足球场，夏天放学后会和小朋友一起踢足球，多是男女混合，踢半场，我体力好，速度快，算是足球场上一名猛将，踢足球最大的乐趣事和伙伴并肩合作，在场上玩乐，把不好的心情都抛掉，场上竞争很激烈，当然比起日后职场竞争还差些。说起踢足球，闺蜜爱民还记忆犹新，她记得妈妈刚刚给她买了一双新鞋，她就穿着踢足球，一场跑下来，新鞋踢坏了，回家被妈妈好一顿骂。多年后看女足比赛，我的心会扑通扑通乱跳，有一个没有实现的足球梦。学校旁边还有个秋千，我和爱民会带上邻居家的小不点黎明去荡秋千，在摇摆的过程中，心情也荡漾着。我们就在和伙伴的游戏中锻炼了营养不足的身体，增强了适应环境的能力。

那时候课程不多，有大把的时间，下午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讲各种故事，什么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之类万恶旧社会大恶霸的故事。也会讲邱少云、罗盛教、董存瑞、黄继光、雷锋、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样的一些英雄人物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讲过一个体操运动员如何刻苦练习，为国争光的故事。这使我从小骨子里就有了革命英雄主义情结，做梦都想当英雄。

学校有时候会组织我们帮助连队捡麦穗、割麦子，我脸上，手上还留有割麦子时，被同学不小心划的疤痕。我们还会唱着“我在马路边检到一分钱”捡废品勤工俭学为班集体增加班费，等等……

那时每个连队的学校都有文艺宣传队，我也参加了宣传队，一下课，知青老师会帮助我们排练节目，表演样板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文艺节目，还会组织各连宣传队到场部大礼堂汇报演出，每次登台演出别提多开心了。知青老师是照进我们闭塞生活里的阳光，知青老师就像毛主席说的是播种机，是宣传队。

童年还有一件让我开心的事，就是夏天看露天电影。那时候，场部有一个放映队，经常轮流到连队放电影，尤其是夏天下连队的次数多一些。于是，下午连队派老牛车到场部拉来放映机和放映员，小孩子们得到消息以后，回家抱着小板凳就奔向篮球场，大家都希望占到最佳的位置，兄弟姐妹轮班守着，时常因为抢地盘发生打架事件。放映人员把荧幕绑在电线杆或者支起的木棍上，有时候前面没有地方了，我们就在反面看，仍然看得那么津津有味。

小时候过年会穿新衣服，大多时候是穿着哥哥、姐姐穿旧衣裳。我们几乎没有零花钱，会帮家里捡锅炉房没燃烧完的煤球，也会捡废品卖出钱，来换取零花钱（破玻璃每市斤2分，牙膏皮每市斤3分……），玻璃瓶必须清理干净才能卖钱，记得有次开春，我到水库边刷瓶子，冰面有些融化了，刚踩上去，扑通就掉到水库里，挣扎着爬上来，新做的棉衣棉裤都湿透了，成了落汤鸡。哭哭啼啼跑回家换衣服，妈妈看我的狼狈样，也没有舍得骂。换好衣服还惦记玻璃瓶子没拿回来，又去找，早被别人捡走了，那可是能换好几毛钱。我们积攒下来的钱一般买或者租看小人书、买一根三分钱的冰棍或奶糖…… 那时候一分钱可以买一块糖果，两分钱买一盒火柴，三分钱买一支冰棍，五分钱看一场老电影……

连队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天天吃白面馒头，喝大碴子粥，家里有自留地，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想吃什么就去菜地摘。春天母亲会在家里火炕上孵鸡、鹅，不是所有的鸡蛋都能孵化出小鸡，家里养公鸡的鸡蛋才行。母亲会拿手电筒照哪个鸡蛋适合孵化，有血丝的才可以孵出小鸡，整体通透的鸡蛋孵不出小鸡。在炕上要垫几层褥子，然后盖上棉被，时不时还要翻动一下蛋，大约20天小鸡、鹅就能孵化出来，小鸡会靠自己的力量破壳而出，我也画蛇添足帮小鸡剥蛋壳，小鸡最开始出来是浑身湿漉漉的，很快就变成毛茸茸的小鸡。我和姐姐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筐到野地里挖野菜，回来剁碎，掺杂点粮食喂它们吃，在我们精心饲养下小鸡、小鹅慢慢长大，陆续开始下蛋，每天都能捡好几个蛋，很有成就感。家里那时候还养着一只黑油油的大狼狗，我每次放学回家，大狼狗左摇右摆，亲昵激动的往身上扑。它可淘气了，喜欢撵着鸡、鹅满院子跑，真是鸡飞狗跳。夏天母亲还会烀大酱，做酱块子，酱好了，可以用青菜沾大酱吃。到了冬天鸡鸭鹅就变成餐桌上的铁锅炖大鹅，小鸡炖蘑菇，我喜欢用馒头沾着油汤吃。

快过年时候，妈妈会拉着爬犁到场部办年货，我就会坐在爬犁上跟着去，买糖块，布料……每家都是半头猪的买，回家把猪瘦肉切成一块一块，放在室外的缸里，一层肉撒一层雪，用雪埋起来，想吃的时候，到院子里拿一块就行了。肥肉切下来榨油了，榨出的猪油俗称荤油。榨油后的猪肥肉叫油梭子，撒上糖，吃到嘴里油酥又香，非常美味。过年还会包粘豆包，包好放在外面冻成形状，再放缸里。母亲过年时候还会做炒面，我也会凑热闹帮着炒，瓦数很低的灯光下你炒一会，我炒一会，炒完了之后舀一点出来，母亲会用搪瓷缸子给我们冲了一缸子，还放了一点白糖在里面。屋子里很快弥漫了一股炒面的香味，我常常忍不住炒面的诱惑，不到过年就偷吃没了。一般在大年三十的早上，母亲还会用面做成浆糊贴对联，糊窗户缝。

我家那时候单独住在学校边上，屋子是土坯房，没有挂顶，露着房梁，房梁上用绳子拴个筐，会把蒸好的馒头和各种好吃放在筐里，防止老鼠偷吃。其实老鼠一般偷吃不到，它还没吃呢，我们就偷吃光了。院子外面有个柴火垛，母亲做饭，我会帮母亲抽点柴火烧火。也会和小朋友在那躲猫猫玩。我特喜欢爬到麦垛顶上，看白莲花般的云朵从眼前飘过，北大荒的雨水多，云朵很沉，很低，很漂亮，触手可及，云流动速度很快，变幻莫测，就像美丽而缥缈的幻影，你可以躺在麦垛上，展开很多美好丰富的联想。

冬季里的火炕，是家的中心，睡觉、取暖、吃饭、做活、会客、唠嗑、玩耍。我最喜欢一家人坐在火炕上磕着瓜唠嗑，有时也会吃冻酸梨、冻柿子，冻酸梨只有北大荒才能见到，硬邦邦、黑乎乎，铅球一样，要放在凉水里拔出冰碴才能吃，酸酸甜甜，那时的我以为梨就是黑色。妈妈会点着油灯（豆油、煤油），在炕上就着微弱的灯光蹬缝纫机，重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活计，我们几个孩子神情轻松各自看着自己喜欢的小人书，不时地相互攀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鸡毛信》《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留给我深刻的影响，这是一家人最为放松的时刻。夜晚，油灯把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母亲会还教我们做手影，即用手做成像猫头、兔子或鸡头的影子，以此消磨漫长的冬夜。那时候没有电灯，更谈不上有收音机之类的设备，吃完晚饭就早早地睡觉，冷清和寂静就像一条大被子，把我们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还有最开心是和小朋友一起盘坐在火炕上玩嘎啦哈。玩嘎拉哈需要眼明手快，脑瓜要灵活。家里炕上靠墙放两只箱子，每年夏天总有两天母亲会把箱子搬到院子里，把里面压箱底衣物倒腾出来晾晒，各种颜色的衣物挂满院子，我趁机也在旁边翻腾箱子里的衣物，能偷窥到家里平时难见的宝贝，好毯子好毛料，父母结婚时穿过的衣物。有时，邻居也会来瞧上一眼，赞叹一番。那些东西都浸染着着樟木丸的味道香，现在想来是一种穿梭岁月的气息。

炕的一端和做饭烧水的灶连在一起。家里的炉灶上面是一口大铁锅，炒菜、做饭、烧水都是这一口锅。冬天，外面零下三十度，屋里的炉板烧得通红，再加上火墙，能有二十几度，只穿一件单衣就行。但出去可得裹严实喽，里外差四五十度呢！

每家还有一个个小菜窖，把准备冬天和明年春天吃的菜保存在窖内，因为东北有大半年没有新鲜蔬菜吃，不像现在交通发达了，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那时很艰苦，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那时觉得场部好遥远，能去趟场部是件好大的事。我特别喜欢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梁上，双手握着车把，迎着风，看着远方风景，一路颠簸去场部。上坡时怕父亲太累，为了减轻重量，我会抬起身子，下坡时风从耳边呼呼掠过，感觉自己要飞起来，好不惬意，自行车上承载过我太多父爱的记忆。

我记忆最深刻是北大荒冬天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地无声，那个场景像极了电影中的某个画面。还有北大荒的大烟炮(暴风雪)了，那要一刮起来昏天黑地不说，还死冷死冷的。记得有一次我和姐姐去别的连队玩，回来的路上忽然刮起了大烟炮，几次险些被吹到，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迎着风我的呼吸困难起来，双手很快就冻得僵硬了。好不容易到了家，赶快到火炉边烤火，脸上起了一个一个白色大风疙瘩。北大荒的雪是我生活背景，它既寒冷又凛冽，可它又带给我很多温暖，就像北大荒既柔软又脆弱，却又富有韧性。

故乡是我们年少时，想要逃离的地方，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渐行渐远，故乡成了我们回不去的梦。☞↓

纪大奶

这是和照顾我们的纪大奶合影。纪大奶中年丧偶，从山东逃荒到了北大荒的，儿子成家，她孤零零一个人。父母看她很可怜，让她照顾我们三个孩子，这样有份收入能养活自己。纪大奶从此就成了我们家庭中的一员，父母工作忙，在家时间比较少，她就像奶奶一样，悉心照顾我们一日三餐，收拾院子，洗衣，对我们如同己出。后来雇保姆被认为是剥削别人，纪大奶才依依不舍和我们告别，回到了儿子家。我们家后来搬到场部，纪大奶还隔三差五从连队搭车到场部看我们，割舍不下那份亲情。☞↓

儿时离家的记忆

小时候从北大荒去姥姥家的记忆，早被岁月稀释的所剩无几。记得继姥姥过世，远嫁的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从北大荒赶回吉林奔丧，坐的是绿皮火车，出发几个小时后，隧道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会儿黑，一会儿白。眼前的窗户像是放着幻灯片似的，风景哗哗地闪过，我在车上迷迷糊糊睡着了，等睁开眼已经到了吉林姥姥家，好像是半夜，屋里的灯光昏暗，四周都是陌生的面孔，家里弥漫着悲伤压抑的气氛。过了几日，明显感觉家里气氛缓和了，母亲和五姨还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和五姨家的青辉、青斌哥回了一趟她们的姥姥家，舅姥蒸了一锅苏子叶包着的粘豆包给我们吃。

还记得第一次吃冰激凌的经历，好像是五姨领我们去的，一家很漂亮干净的小店，我们规规矩矩端坐着在桌前，每人盘子里都放了一个色彩鲜艳的圆球冰激凌，还配了一把精致的小勺子，还没吃我就馋的不行，直咽口水。刚吃了一口，一股清凉浓郁的奶香味沁入心脾，怎么会有这么美味，与在农场吃过几分钱的冰棍味道差距太大。我一小口一小口抿着吃，舍不得一下子吃完，生怕把那个小圆球吃完，幸福感会消失，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激凌，至今难忘那次舌尖上的美味。

1976年1月我8岁，知青姐姐带我去了一趟北京，上海。在北京是住在干面胡同父亲战友家里，他家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当天晚上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一起和胡同里的小朋友在葡萄树下玩游戏。第二天一早，他领着我兴高采烈的去买油条豆浆，谁知掏钱的时候，发现粮票忘带了。他着急忙慌让我回家取粮票，都忘了我是头天晚上才到的北京，人生地不熟。他是真敢说，我也是真敢答应。结果回家途中我迷路了，隐约记得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往右拐是叔叔家，于是摸索着走到北京站，又从北京站往回返，刚找到熟悉的胡同口，远远就看到叔叔阿姨正心急火燎往我这边的方向张望呢。后来知青姐姐们领我去圆明园，动物园，天坛、景山公园等景点玩，也被人流冲散过，我总能化险为夷最后找到她们。期间一天晚上还跟着知青姐姐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广场到处是胸戴白花悲痛欲绝的群众和铺天盖地痛悼总理的诗歌花圈。从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总理的衷心爱戴和无限思念。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对于上海的记忆既热闹繁华又拥挤昏暗。刚下车我就被车站路边霓虹闪烁的广告栏吸引住，广告栏的橱窗里有个蹬着清扫车小机器人，机器人的手和脚可以动，我好奇趴在玻璃上看了好半天。住在上海虹口区一个弄堂里，上海弄堂有点深宅大院的感觉，一条小路伸向远方，房屋鳞次栉比，挤挤挨挨。弄堂口有个路灯，灯光总是微弱，横七竖八晾衣竹竿上的衣物。房屋的地板是木质的，踩上去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不由得走起路来要轻手慢脚，房间里有个木楼梯，直抵楼上的阁楼。我睡在阁楼上，清晨可以听到不远处大钟报数的声音。我有时候会趴在窗台看到外面街市的风景，一些说着吴侬软语的阿婆在弄堂里走来走去，在摊子前买小吃点心、蔬菜，和商贩讨价还价，我记得有一种糯米裹着油条的糍粑团很好吃。逛过外滩，只记住了黄浦江边一幢幢巍峨的大楼，还有南京路上叮叮当当地开来开去有的轨电车，这就是上海留给我童年的零散记忆，到也有些上海情韵。

我们和母亲一起回吉林探家，顺便去了一趟鞍山大姨家，这是和表姐们的合影。☞↓

这是我们我和上海知青姐姐的合影。☞↓

在上海外滩的留影。

农场场部

1972年父亲调到农场劳资科工作，母亲在农场小学教学，全家搬到农场场部，后父亲到宣传科，1973年父亲任农场宣传部部长。父亲很有生活情趣，有点小资，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摩登玩意，流行什么，他必定试一下，他迷过照相机，迷过留声机，迷过双卡录音机，追求一切时尚的东西。家里有台老旧的照相机，父亲很喜欢给家人拍照，万能的父亲还会洗照片，他会把一间卧室的窗户封上，门口再挂一个厚厚的门帘，然后交代我们不能掀那个门帘，自己就钻进小黑屋里。父亲洗照片我当过助手，那个小黑屋我进去过，电灯泡是用黑色的纸卷成一个纸筒罩住的，相纸根据所要洗的照片的大小进行裁剪，之后把相纸铺在桌子上，再将黑白照片的底板放在相纸上，再之后将卷着黑纸筒只漏底儿的电灯泡对准底板，打开电灯泡照，父亲说这道程序叫爆光，爆光的时间把握必须准确（我不知道多长时间）爆光之后的照片放在显影液的方盘里，再往后的活我会帮着做，在显影液里照片停放的时间很关键，时间短了，照片清晰度不度，人物颜色发白，时间长了发黑，需要用眼睛盯着照片，等到人物清晰到恰到好处之后用摄子将照片转移到定影液的方盘里，这个是固定时间，（需要多长时间也忘记了）再往后是转移到清水盆里浸泡，浸泡之后将照片放在平整的玻璃板上晾干。如今家里还存着几本厚厚的相册，里面的照片有的已经泛黄、有的已经有了折痕，但是我每次回家还是喜欢将它们拿出来仔细欣赏。看着照片，我的思绪会穿越到童年，回到无忧无虑的年代。

父亲会喜欢很多高雅的东西，喜欢看书、听音乐，这个时候他不喜欢我们打搅他。我就拿本书，乖乖地坐在一旁，静静地陪着他。那时候，父亲在我小小的心目里是和别人的父亲不一样的，我很自豪有这么一个无所不能的父亲。后来父亲不知道从那弄了台留声机，是类似小盒子台式留声机，要听歌的时候打开盒子插上电源，然后把唱片放在那个大盘子上，再把唱针放到唱片上就可以了，黑胶唱片在唱针下旋转，曼妙悦耳的音乐从那里流淌出赖。父亲陆陆续续买了很多黑胶唱片，他很珍惜这些唱片，遇见他开心的时候，会给我们讲解这些唱片出处，每首歌曲来历。父亲的老唱片有两种，一种是那种很大的磁质的唱片，这种唱片是黑色的，有一种质感的亮度。在唱片中间那个小洞的周围，贴着大红的标签，标签上会写着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的名字。还有一种老唱片是彩色的塑料碟片，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在阳光底下一照是透明的，很漂亮，它比黑色的碟片略小一点。留声机唱出来的歌，远远没有现在的清晰，那声音是舒缓而低沉的，咿咿呀呀的有一种似断似续失真的感觉。我记得父亲那时最喜欢听的歌有《二泉映月》《梁祝》《渔光曲》《珊瑚颂》。后来家里有了双卡录音机，那时候文艺界百花齐放，许许多多的歌星，歌曲应运而生，再也没有人会守着几首歌翻来复去的听了。岁月就象留声机上的唱针，一圈一圈地划过每个人的生命。父亲闲暇时还喜欢拉小提琴，二胡，这个时候非常投入，俨如一位大师的做派，随着乐曲的起伏，父亲面部表情也变化着。一会儿神采飞扬，一会儿神态凝重，他把情感都融进了悠扬舒缓的琴声里。现在再想起这些事，流淌在我心里的已经不再是那曼妙的乐曲声，而是记忆被一层层打开的痕迹了。

父亲还很喜欢做饭，经常参照菜谱做一桌子美味佳肴。逢年过节，或有贵客，都是父亲亲自下厨掌勺，母亲打下手，负责洗菜，烧火端盘子。父亲煎炒烹炸，样样精通，技艺娴熟，用不了多长时间，一桌菜就齐了。父亲常做的有红烧肉、铁锅炖鱼、蘑菇炖小鸡、锅包肉、干炸里脊、熘肥肠、爆熘三样（猪肝大肠腰花）、浇汁鱼、酥白肉、熘肉段等。我不知父亲总共能做多少种菜，也不知属于什么菜系流派，但居家摆席待客，绰绰有余。有时，他边做边叮嘱母亲：做酥白肉，一定要用蛋清，出锅时才雪白，香脆可口。做锅包肉时要用蛋黄，出锅时才金黄晶亮，否则颜色不对。父亲很爱孩子，甚至是溺爱，时刻把儿女放在心上，把我们惯得够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也不会，成家之前，我就没做过饭，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记得有个周末的早上去谢同学家找她玩，她正在吃的拔丝油炸馒头丁吸引我，看着香酥可口，嚼起来听着嘎嘣嘎嘣脆，我馋虫被勾出来了。一回家赶紧让父亲做，父亲按照我的描述很快做了一盘，看着我狼吞虎咽的馋相，问我“一样吗”，我也顾不上回答，频频点头。之后每天早上父亲都给我做这道繁琐的拔丝馒头丁，连着做了一个礼拜，腻的我实在吃不动了为止。我总是对父亲提出许多无理要求，父亲总会无条件满足我。还有一次，也是去同学家玩，她家有个挂历，里面的女明星个个美艳无双，清新脱俗，让人惊艳震撼。回家顺嘴和父亲说了一句，谁谁家的挂历可好看了。父亲看出来我很喜欢，也不知道下了多少功夫，过了几日竟然拿回家一模一样的挂历。我认真小心翻看着挂历，心里默默地想：谁，有像我父亲这样溺爱孩子的呢？在我心中，藏下这份父爱的温暖和幸福。

那时候家里住房有了明显改善，砖瓦房，也不是大通炕，有隔间。前后都有一个院子，前院三面都是用劈柴码成的围墙，劈柴就是把原木锯成均匀的一节节，再劈开四半，像码墙一样整齐码起来，大约有一米七八高，柴火在北大荒是个宝，烧饭取暖不可少。当时的北大荒很艰苦，柴火就是财富勤劳的象征。园子的一个角落上有一个木板搭成的小仓房用来储存各种杂物。

后面是菜园子，那时没有菜市场，蔬菜全靠自己种。园子里的蔬菜种的不少，豆角，西红柿，黄瓜，辣椒，大葱，茄子……我最喜欢黄瓜，一根水灵灵嫩嫩的黄瓜往身上擦一擦，放在嘴里咔嚓一声，甜甜的汁水流进了喉咙，清凉甜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豆角也是我爱吃的一种，豆角吃不完，我们就把它切成条状晒干后留着冬天吃。

我家和邻居关系很好，菜园子中间不拦篱笆，我们两家人留一条路，谁去菜园子摘菜都走那条路。我和邻居家的梅是同班同学，我们串门为了少走前院那几步路，都是爬窗户，你爬到我家，我爬到你家。不仅我们两家关系好，一条街的邻居关系都很好。甚至会端着自家做好的饭去邻家串串门，闲着坐坐，聊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要是恰巧赶上家里吃饭，那就围坐在一起，边吃饭边看电视，很温馨。尤其是到了夏季的夜晚，一条街上的老老少少都会端出自家的小板凳出来纳凉，围坐在一起聊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或谈谈自家的孩子。我脑子里经常会出现那时的画面，天上一轮明月，微风轻拂大树，树影婆娑，树下做着邻居们，一想到这些心里会泛起一丝丝暖意……

后来我家住进了二层小楼，也不烧柴了，开始烧煤，冬天家里的院子里了堆满了煤。家里也添置了很多手工打造的实木家具，都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水曲柳、榉木、桦木板材，我们地处小兴安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住炕，变成床，又养了一条大狼狗，家境正一点点变得好起来。夏天我最喜欢爬到屋顶，屋顶是场部的“制高点”，站在上面场部景色尽收眼底，还可以把视线推到远方，遥望远处大山，轻轻荡漾的风吹拂着面颊，可以任思绪飞舞。我有个同学也住这栋楼，我们家一个东头，一个西头，我们串门一般都是从楼顶走，顺着楼顶的楼梯直接到彼此家的二层。有时还会邀请同学一起上楼顶玩，一边看着风景，一边聊聊未来，就像说梦话一样，那个屋顶承载我太多的想象和情感，收留我那个时间段所有的寂寞和忧伤。

到了场部学习有些忙，玩的时间少了很多了。小学业余时间会看《儿童文学》，《少年时代》，《电影画报》等，特别喜欢看黄蓓嘉写的童话故事。那时候的进口电影只能看到朝鲜、阿尔巴尼亚与越南的，还有少量的罗马尼亚的，前苏联的影片仅有《列宁在十月》《桥》当时的《卖花姑娘》让多少善良的中国人为之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文革停止，紧接着一批反映文革期间受害的伤痕文学和讲述生离死别与描写爱情的电影诞生了：《归心似箭》、《甜蜜的事业》、《小花》、《庐山恋》等，那些电影的内容，包括里面的插曲感染着我们，即使到了现在我们听着、唱着也感到非常的亲切。

有了电视开始看《敌营十八年》、日本的《血疑》、《排球女将》、英国的《大西洋来的人》、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红楼梦》等电视剧。

刚上初中，因我短跑速度快，被体育老师选到学校篮球队，每天清晨七点，准时在学校篮球场上晨练，绕圈跑、运球、三步篮、中投、突破、空心入网，我最羡慕队里有个叫淑梅的，个子高，三步篮上的又优美又准确。练习因一年学习繁忙中断。当时学习气氛浓厚 ，社会上开始流行这样的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和学会ABC什么都不怕。那个时候全国高等院校的平均录取率不足3%，真可谓是百里挑一。千军万马都在挤这座“独木桥”上。父亲常以当年没有机会读书，引为憾事。母亲又是学校老师，家里把完成学业的重任倾注在我们身上，压力陡增，让敏感的我极其不适应，本来开朗的性格变得沉默寡言。

高中我喜欢看《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当代》、《十月》。从中认识很多作家，路遥、铁凝、王朔、王安忆、池莉、戴厚英、梁晓声、张贤亮、张抗抗······我喜欢一个人在静静的深夜，躺在床头阅读，感受世界的安详和美丽，感受文学世界的无穷魅力。可能小说读的太多，我常常处于茫然而神游的状态，满脑子是不着边际的幻想。我记得上晚自习回家的路上，看着路灯下纷纷扬扬落下的雪花，一朵一朵，像拉着洁白的轻纱一样，罩满了天空和道路，内心好迷茫，很多年后我还记得那个场景。都不知道怎么熬过乏味可陈的高中生活。复读时，和我关系最好的秀和燕同学也复读了，我们三个同学常在一起复习。那时候的友情弥足珍贵，有惜惜相惺之感，也有心灵上的互相支撑和慰籍。学习提升明显，之前怎么也弄不明白的题，忽然间云开月朗。我与勤奋之间就差那一步，如果之前，我再努力刻苦一点点就好了。这些都已是前尘梦影，往事烟云，不过常常会不期然而至，浮现盘桓于自己的心间脑际，缭绕不去，让我感怀不已。

八十年代农场后来有了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还有丰富的地下矿产资源，成立了工商局，1985年父亲任农场工商局局长。我们一家人在北大荒生活的几十年，把自己的命运与这片土地溶化在一起。我们爱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1980年父母在青岛黄海疗养院。☞↓

　　场部召开运动会开幕式的盛况，气氛隆重热烈。伴着欢快的歌曲，运动员迈着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天上还有飞机助兴，彰显着农场领导对体育运动的重视。☞↓

场部中学运动会期间，学生们好奇望向天空中飞过的飞机。第一眼看，以为是谁从网上下载的图片，画面太生动逼真，仔细一看发现里面有很多熟悉的同学，勾起了我对场部生活的记忆，不胜唏嘘感慨。☞

叶落归根

1986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派专人到北大荒八五五农场给父亲平反，撤销原来一切处分，安排回内地工作。1988年2月举家从北大荒搬迁到了父亲的故乡山西襄垣，父亲在人大工作，他积极参加全县的各项农田活动，随着工作组到各乡镇蹲点，和老乡们一起修整农田、积肥、修水利、植树造田……父亲的工作得到群众和领导的认可，被选为人大副主任。

襄垣冬暖夏凉，集中的降雨和季风让当地适合宜居，交通也很发达。那年我考上了北京军区军医学校，恰逢寒假，可以回家探亲过年。买的车票是夜里12点到家，我实在不忍心劳累父母半夜三更到车站接我，于是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告诉家人，自己一个人悄悄回家，下了火车我就懵了，陌生的环境，听不太懂的方言，火车站距离县城还很远，好在我遇到了热心人，把我送到了家。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山西这土地，说实话内心特别失望。看惯了北大荒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广袤无垠的田野，浩瀚的兴凯湖，蜿蜒的乌苏里江，水绕山环，宜人的景色。再看山西襄垣的黄土高坡，感觉又沧桑又贫瘠，完全适应不了。山西的家是那种有门栓的老房子，需要生炉子，到处乌烟瘴气，住房条件比北大荒差好多。好在父母无论遇到什么的挑战困难，都能坦然面对。经过几十年，山西襄垣抓住机遇利用煤炭资源优势，变富裕了，我的家庭生活也有了显著改善。我们个人的命运永远是与国家命运紧绑在一起的。当然还需要个人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

1993年父亲在山西襄垣县人大离休后，党员的本色未退，趁着身体硬朗，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执着追求，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奉献自己的余热，这个机构是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主要从事一些关心、教育、培养下一代成长，学习，生活等方面事情。父亲担任关工委主任期间，工作主动，用心，开展讲革命故事、教唱革命传统歌曲、举办革命烈士故事会等颇受孩子们欢迎和家长赞扬的文体活动，多次受到中央，省市表彰发有奖励，多种奖牌奖状，並出席各种表彰会。父亲还义务兼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继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一直工作到了8O岁才离岗，父亲的退休生活过得很踏实、丰富、愉快、精彩。

这张是带父母在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留影。☞↓

父母的晚年生活

2010年以后父母就定居在石家庄，晚年生活很幸福，身体健康，有自己独立的住房，不愁吃，不愁穿，冻不着，累不着。二人世界无忧无虑，自在快意。俩人相依相伴整理家务、侍花弄草、烹饪美食…….少年夫妻老来伴，他们从苦哈哈的日子里走过，更容易满足现在的一切，有白馍吃，有美衣穿，有儿孙绕膝，有儿女陪伴，嘘寒问暖，他们脸上心里便是一副无限幸福美好的模样。

趁着父母还走的动，每到周末我会带父母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短途的去过大寨，看过赵县梨花，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晋州周家庄，保定白洋淀……西安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吸引着有历史情结的父亲，父亲特别遗憾没去过，2016年我带着父母去看古城墙、兵马俑……尝了尝西安特色小吃，正宗的羊肉泡馍，肉夹馍……别有一般趣味。2018年带着父母去了苏州的同里，杭州的西湖，上海……同里是个娴静的小镇，步行去赏亭台，探古巷，那种慢生活不会太累，适合老人去。世界那么大，不光我自己要看看，还应该带父母去看看，我们长大，父母变老，他们现在拥有的，只有我们，及现在。

这是2018年12月份带父母去杭州西湖游玩，在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拍的照片。在此临水眺望，西湖空气清新，景色令人心神，很适合老年人休闲漫步。☞↓

　　这张是在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外拍的照片。☞↓

在杭州旅游，遇到了父亲多年未见的同事加好友刘景和叔叔。他热情陪同父母游览西湖，又在西湖边上知味观设宴招待。知味观距离“花港观鱼”景点大概一百米左右，饭菜味道非常好，席间畅聊旧事，光阴似箭，友情如故。☞↓

父母住在杭州九溪风景区东航疗养院，在门前留影。☞↓

2018年带父母去同里古镇游玩，住在同里湖大饭店。同里位于苏州市吴江区，古镇依河而建，天气好时我带着父母在河边闲坐，晒着太阳聊天，感受时光慢慢的流逝。☞↓

圣诞节父母在同里湖大饭店的留影。☞↓

这张照片是2018年12月带父母游览乌镇，父母身体很好，和父母踏着斑驳光滑的青石板，走在狭窄悠长的巷子之中，用心感受江南水乡的婉约秀美，让心灵在此迷醉驻足……☞↓

　　2021年春，母亲生了一场重病，需要手术，我陪母亲在医院整整待了一个多月，病房在新建医院大楼的高层，可算得上是那片街区的制高点。由于疫情，医院限制陪护人员出入，许多时间都是在病房，只能透过病房里的大玻璃窗看看窗外的大千世界。我从玻璃窗，每天都能看到城市不一样的风情，天空从霞光微露到余晖满天。街道从空无一人到车水马龙。城市从华灯初放到灯火阑珊。我经历了初春到初夏，眼看路边各色花儿静静绽放，又慢慢凋残，到整个城市绿阴渐成。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让人不由得心生感慨，时间飞逝，生命是如此美好又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心里有一种伤痛，分明是来自无边无际的不可抗力。可是，又为和母亲短暂的相守感到安宁。对于我们儿女而言，别无他求，惟愿二老身体安康、精神无恙，如此，便是岁月静好。

这是母亲大病初愈，上海知青特意从上海赶到石家庄为父亲过九十大寿。☞↓

2021年疫情期间，周末带康复后的父母逛商场时的留影。☞↓

2022年年前，石家庄疫情正严重时，父亲突发脑梗，住进了医院。因抢救及时，治疗得力，加上哥哥悉心照顾，短短两三个月，父亲基本恢复了正常，只是左侧身体有些行动不便。这是父亲病愈后带他们在龙泉古镇游玩时的留影。

也就是这天，我发现父亲走路特别乏力，面色发黄，肚子变大，双腿、双脚浮肿。为了避免父亲来回奔波，我拿了父亲近期的化验单去医院让专家诊治，专家一看化验单就建议住院治疗，还是哥哥陪着父亲住的院，经过系统的检查，确诊父亲因长期吃保健品得了药物性肝硬化。在医院治疗二十多天出院了，出院后，哥哥为了方便照顾，把父母接回了自己家，每天陪父母散步，增强体质，进行康复训练，监督他不让买任何保健品。现在父亲的浮肿消失了，气色一天比一天好。

2023年，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到处是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景象。父母在哥哥的照顾下身体恢复的越来越好，每天上午下午都要出去在小区院里溜达溜达，这是父母在哥哥家楼下。

如今，北大荒也已变成了北大仓，成为良田连片、林带交织、公路成网、城镇棋布 的全国最大的农业商品粮生产基地。它开垦荒地4000万亩(划出一部分)，累计上交粮 豆180亿公斤，拥有大型国营机械化农牧场103个，耕地3000万亩，总人口 163万，职 工70万，田间机械化程度达 90%以上，属全国最高。父母是首批北大荒的创业者之一，以千古荒原为纸，将一腔热血作墨，用智慧和汗水描绘出人类垦荒史上最为宏伟壮丽的画卷。他们在艰苦的岁月里，将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阔的田野间，用青春和热血滋养着每一寸土地，铸就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回首父母过去几十年的光阴，他们那代人为了改变祖国贫穷的面貌，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万难不避，无怨无悔。正是他们的艰苦奋斗，才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扎实基础，根深方能叶茂，血汗浇筑下的祖国血脉，才令如今的中国崛起成长势如破竹。父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 ，感恩祖国的强大，生活的非常幸福，他们的付出是值得的，他们曾经的激情岁月会化作一粒粒种子，在祖国土地生根发芽并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