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

花明

入 学

1986年8月底9月初，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去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现更名华东政法大学）报到。当年华政名气远不如现在，因为文革后复校还没多久，毕业生不多，各位名校友尚未出名，当年的政治形势决定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没什么存在感，社会大众也远不如现在对法律如此崇仰，所以考上华政也不觉得怎样，那时候华政不是重点大学可录取分数并不低，什么五院四系我都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而我也不知道以前名人辈出的贵族学校圣约翰大学还是她的前身，其实前身至多是指原址，华政与其并没有传承关系。

当年填报志愿时是按照自己高考估分成绩盲报的，江西省高考竞争激烈，进大学后同寝室都报过各自分数，好像只有江苏跟江西差不多甚至还高，而寝室上海同学的分数竟然连江西大专分数线都达不到（那时都是统一试卷，现在没有可比性了），可见高考不平等早已是历史悠久。我按自己的估分和江西省的录取名额在杭州商学院和华政之间无法取舍，就做了两个纸团抓阄，听天由命抓哪个报哪个，结果抓到华政。现在好像杭州商学院都没有了，可见老天还是眷顾我的，不然今天连母校都没有了。而当年对学什么专业也没什么深刻理解，都是从字面上去想像，不像现在学校和网络都有各种详细的剖析解释，那时候懵懵懂懂的只想着要被录取，现在来看是非常草率和幼稚的，可当年不要说一个高中生了，整个社会各方面都不成熟呀，大家都是傻了吧唧的！我对法律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在大学也只是按部就班完成学习任务，所幸工作后倒是在实践运用中逐渐对法学专业培养起兴趣了。

因父母是上海人的缘故，小时候来过多次上海，而且我会说上海话以致同学开始还以为我是上海的（当然也是我开始矫情，混熟了这矫情就甩一边了），甚至有一次暑假三个小孩子结伴坐十几小时火车来上海，最大的也就读初中的女孩子，剩下我和另一个女孩是小学生，江西这边告知上海亲戚日期车次和车厢号接站（以前是可以进站台接的），就送我们上车了，想想那时的父母真是心大，当然环境也不一样。所以上大学照样我一人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到上海北站，报到当天是上海的表哥来火车站接我去学校，也没多少行李，记得主要就是一个大皮箱是当年标配，草席被褥脸盆之类报到须知有注明可到校购买，也忘记有没有带。进入306寝室见已有几个同学入住了，一间房住八人，四张上下铺的高低床排列两边，当中两张长桌，床辅是有贴名字的，我是下辅，但是我的辅已经被人占了，我进寝室后报了名字，一个同学（应该是陕西的徐宏渭，我们寝室的老实人）笑嘻嘻地凑上来跟我商量能不能让他睡下辅我睡上辅（看看我刚入校就被这个老实人欺负了一把），我也不在乎，转身把行李扔到靠窗的上辅就跟表哥去他家了，也不跟寝室同学多言语，导致后来寝室兄弟说我当时很傲。天哪，我是装的，初来乍到，没有独立生活经验，不懂怎么跟你们交流啊！

在表哥家吃了晚饭就一个人坐公交回校了，当然公交车怎么坐表哥详细告诉我了并送我到站台，我也挺佩服自己的，以前可没有导航啊手机什么的，中途还要转一趟车我都能摸回学校，我只记得穿过中山公园怎么走了这么久，比表哥带我的时间和路线都多了好多，肯定是绕了不少弯路，都怪中山公园的路四通八达，最后总算找到后门出来了，回寝室已很晚了，也不记得怎么跟兄弟们交流的。

我入学后第一餐是学校请的，同寝室坐一桌吃得挺开心，我印象深刻的是，晚饭自己去食堂吃，按照中学食堂吃饭的经验我带了三角钱菜票兴冲冲下楼去，结果到食堂傻眼了，这么贵！只能花两角五买了个炒黄瓜，这价钱我在中学食堂足够买个炒肉片的菜了！所以我至今都记得炒黄瓜是我在华政吃的第一道菜！

进校后一周就是军训，每天早上六点还是六点半广播就响了（是外国曲目名字忘记了但旋律至今记得，因每天被这曲子从梦中唤醒，当年对这曲子非常讨厌），赶紧起床洗漱换上运动装，当年大家都是清一色蓝底白边的针织运动长裤，到田径场分班级排队操练正步走等队形，此时乐曲就换成《明天会更好》，所以同学们都对此曲念念不忘，聚会每每要唱的。

我至今都记得初升的朝阳照耀在每张青春焕发的脸上，每个人都洋溢着蓬勃的朝气，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压抑不住的兴奋，心里面涌起的情愫真的就是——明天会更好！青春，太美好了！大学，我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