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十六）机关生活

中国式生活

第十六章 机关生活

作者：李洪树

张桂莲退回部队后，1972年1月4日我接任二班班长工作，七分部刘运普担任了副班长。上任后我们紧密配合，班里业务训练和其它工作走在了中队前面，多次受到大队和中队表扬。
1972年8月，机要训练队学习结束，我和许全奎回到七工区机要科实习。工区机关宿舍紧张，我们被安排住在司令部会议室。虽然住的是会议室，仍然象训练队那样每天认真整理内务。司令部领导看到后，把各科室的科长和负责人召集到会议室，指着我们的内务讲：“这才像当兵的样子，各科室回去后，内务工作要好好搞一搞，把机关作风认真抓一下”。
在工区机要科，我们边继续进行业务训练，边参加实际工作，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实习了两个多月我们回到涞源县团部。此时，团部正规营房已建好，我们直接住进了新营房。由于电台还没有正式开通，我们三名机要学员也没有什么工作。年底，王玉书参谋长安排我和管理股张造华股长、工程股郭玉生、王仁德到河北玉田县为机关接新兵，这两名同志都是我一起从太原入伍的战友，郭玉生后来曾在太原五分部担任过副部长。张股长担任新兵连连长，我担任新兵排排长，郭玉生和王仁德担任两个新兵班班长，警通排一名战士和机械连一名副班长担任另外两个新兵班班长。接兵和训练新兵工作结束，春节刚过，工区机要科又通知我们回工区进行业务培训，紧接着又参加了北京军区后勤部组织后勤系统机要人员为期三个月的业务培训。
1973年9月，北京军区在北京、天津和保定三地区举行了京、津、保反空降演习。演习目的是检验一旦北京遭到突然袭击，北京周边部队快速应战反击能力，实际上这也是对部队通讯和后勤保障能力的一次大检验。北京军区后勤八分部驻防在天津市，演习中承担着天津周边部队后勤保障任务。机要科人员少，我和武志军被借调到这个单位。近似实战的演习，对所有参加演习部队要求十分严格，能否保障指挥系统指令畅通，是这次演习成功的关键，更是对电台报务员和机要人员的严峻考验。为了圆满完成演习任务，我们机要人员进行了认真准备。到达指定演习区域，方圆十多公里范围内架设了多部电台，所有电台开通后相互之间电波干扰特别大，功率小的电台收发电报十分困难，报务员抄收的电报差错比较多，这给我们机要员译电文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我们凭借着熟练的业务能力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错综复杂环境中，工作中没有出任何差错，圆满完成了演习任务。
1974年3月，部队整编工作开始。七工区带215团和217团划归河北省军区，扩编为两个守备师，我们216团和独立安装营划归北京军区后勤部直接领导。工区整编时要扩编，机要人员紧缺，机要科多次给我们团打电话，要将我们带走。但是，团长、政委和参谋长坚决不同意，机要科没有办法只好让我们回到团里。回到涞源县第二天（3月16日），团党委下达任职命令，我和武志军被任命为司令部译电员（机要员，排职）。许全奎改行被任命为司令部通讯股收发员（排职），负责全团报刊杂志和信件收发工作。四月初我拿到四月份的工资和补发的三月份工资104元，心情特别激动。这毕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张普通纸印成的任职命令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立即把提干消息写信告诉了家里，并给父母寄回去了50元钱。父母和哥哥、姐姐收到我的来信和寄去的钱，对我在部队取得的进步都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
回到团部后，机要股还没有成立，参谋长让我们暂时参加管理股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因为业务工作不多，除参加上级业务部门业务培训外，临时帮助政治处组织股搞发展党员外调工作，帮助干部股为转业干部到地方联系工作，陪同领导到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或在值班室值班。有的同志开玩笑的讲“咱们团的两个机要员成了打杂员和‘消防员’”。本职业务工作虽然不多，但一天也是很忙碌。机关生活没有连队或训练队那样紧张，八小时之外个人自由活动的时间比较多。晚饭后，没有集体活动，我们就看电视或看机关放映的电影，偶尔也随团篮球队到附近部队和厂矿看篮球比赛，有时战友们还相跟着到营房外遛遛马路，或在一起打扑克消磨时间。1974年底和1975年底，我又到河北廊坊和乐亭县接了两次兵。1975年8月部队由原来4756部队的代号改为51199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