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之死：不为人知的内幕（作者：叶永烈）

天涯行客（茅明辉）

1966年9月3日晨，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傅雷，字怒安，号怒庵。1908年生于上海南汇，现代翻译家、学者。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次年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文科学习。1931年春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在罗马发表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著名讲演，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同年秋返国，受聘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等职。翻译外国文学名著33部。六十年代，以其研究与翻译巴尔扎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法国吸收为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 披露傅雷夫妇自杀不为人知的内幕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我继续进行采访，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题为《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之后，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要作重大修改。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傅雷家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我采访了她。她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我不去，他就发脾气。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儿住在浦东。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有几次我把饭煮烂了，觉得真过意不去，赶紧向傅先生打招呼，他并没有生我的气，高高兴兴吃烂饭。还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赶紧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说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没有责怪我……”她说起了傅雷的为人：“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头于书房写作。来了客人，占了时间，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时候，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他连头也不抬，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工作。他的脾气非常直爽，见到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开销’。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她整天笑嘻嘻的……”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是保姆周菊娣。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夫妇是上吊自缢……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我再度访问了周菊娣，又访问了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那天上午八时半，周菊娣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当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周菊娣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周菊娣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周菊娣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后来，当周菊娣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当时，除了把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舅舅来了，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舅舅是老干部，那时候靠边了。我听保姆说，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没见傅雷夫妇起床，就在门外边喊傅先生。里面没有答应。她这才推门，一看，吓坏了，赶紧把门关上。她当时没有走进去看。一方面她有点害怕；另一方面傅雷有规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随便进他的卧室的。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傅雷卧室的门，如果开了一点点，只能看到傅雷夫人——窗的左边。窗的右面是看不到的。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户中有二百多户被抄家。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电影《红色娘子军》女主角)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他们骂我是“老保”。我说，要执行《十六条》。他们说，《十六条》之外，还有第十七条哩，跟我吵。尽管当时我对运动也认识不清，但是，我们做公安工作的，总还是按照制度办事。没有抄家证明的，就是不给抄。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当时，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我是在1958年开始当这一地段的户籍警，1968年7月21日离开。那时候公检法搞“清队”，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有一个本子，曾把我管的地段哪一家什么时候被抄家，什么单位来抄的，负责人是谁，都记下来。还有各单位来抄家时交给我的证明、抄家物资的收条，我都收集起来，有一大堆。很可惜，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这些东西都丢了。我管那个地段十年，傅雷家我常去的。傅雷待人很客气的。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看不起我这个民警。一开始，我管那个地段，他成了右派。我总喊他“傅先生”。第一次去，问了他家几口人之类的。慢慢的，我们熟悉了，正好遇上傅聪出走。我常常上他家，他们都很和气，和我聊天，有什么说什么。他那样悲惨地死去，很可惜的。应当说，左安民的这些回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回忆，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又据保姆回忆，1966年9月3日下午四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其实，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查阅档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我在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经过多方查询，1985年7月，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案卷。牛皮纸的封面，写着：案别：上吊自杀姓名：傅雷朱梅馥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承办单位：××分局××科。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案情报告一开头，就非常清楚地写明了死者的身份：傅雷男五十八岁，上海南汇人，作家。朱梅馥(傅雷之妻)女五十三岁，上海南汇人，家务。发现(非病死亡)1966年9月3日。报告1966年9月3日。验尸1966年9月3日。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傅雷夫妇有两个儿子。当时，长子傅聪客居英国伦敦，次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在傅雷夫妇身边，唯有保姆周菊娣。周阿姨是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人。案卷中的《周菊娣陈述笔录》，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件。现全文抄录于下：陈述人姓名周菊娣性别女年龄四十五籍贯镇海职业佣工文化程度小学二年陈述时间1966年9月3日上午问：你怎么发现他们自杀的？答：平时我每天早晨起来后，买菜，打扫书房，洗洗东西。他们夫妇俩一般在八点多起来，我再进宿舍(指卧室——引者注)打扫。今天上午到八点半未听见他们夫妇俩起身的声音。我到上午九点三刻左右仍未听到他们起身动静，我就静静(系“轻轻”之误——引者注)开开他们房门一看，床上无人，我将房门再开开一点一看，朱梅馥睡在地上。我立即到××路××小组支玉奇处报告，由支玉奇打电话报告派出(所)。问：昨晚他们夫妇俩晚饭吃了没有？讲些什么？答：他们夫妇俩均吃过晚饭。在八点左右我事情做好后到书房内去，他们夫妇俩均在。傅在写东西，朱在房间内。我也在房内坐下，三人一起。约九点不到，朱梅馥叫我早点去休息。在吃晚饭时，朱梅馥说，明天小菜少买一点。问：他们(家)有哪些单位来搜(指抄家——引者注)？什么时后(候)来的？答：在8月30日下午，有区房管局来搜，到七点半左右离开，到楼上宋家去。在当晚十一点多，由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来搜，一直搜到9月2日中午一点不到才离开，他们夫妇俩这几天均没有睡过。问：平时你听到他们讲过什么话？答：在上星期二(即8月23日——引者注)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后，他们夫妇俩整理一些旧画、小古东(董)。在星期三(即8月24日——引者注)晚，傅雷在书房内讲：“音乐学院可能要来扎(砸)，要扎(砸)让他们扎(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其他什么话我未听到。问：最近家中有什么人来过？答：有一医生×××，工商联××。8月28日，朱的姑母来。其他人没有。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发挥档案的作用。我在1986年第二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表的《傅雷之死》，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并选入《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书。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只是改了标题——《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日本译成日文发表。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