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马房

齐襄儿

家 住 马 房

孙晓芳

那年，师范一年级刚上了一个月的课，转眼就开始放国庆长假。我们这些师范生大多从小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家，一听说要放三天假，宿舍里就闹翻了天，一个个露出乡村女孩的原始天性，或在床上练倒立，或两人拉着手在狭窄的床铺间胡乱蹦跳；更有甚者，背着挎包做出已到家的样子，装腔作势地敲着家门，用方言喊道：妈妈耶，娃子回来哒……那种惟妙惟肖的样子，逗得我们一阵狂笑，恨不得马上飞回家。

放假的头天晚上，师范旁边的那条玉龙巷挤满了兴奋不已的学生。各个店铺前的收费电话摊子最为热闹，许多学生在给家里打电话。我家没有电话，无电话可打，可我也静不下心来去教室里看书，跟着同学们出来，在巷子里东逛西逛凑热闹。来潜江师范报到时，我留心了一下回家的路线，在潜江长途汽车站坐钟祥的车，在罗集街下车，再搭到长滩镇的过路车到罗汉寺分场，用不着通知家里人。看着那群女同学嗲声嗲气地在电话里撒着娇声说话，我心里很羡慕她们都有电话可打。

第二天到罗汉寺分场下车时，已是黄昏，还没下车，我就猛然看见父亲站在路边的一棵杉树下等我。走到父亲跟前，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叫了一声爸。父亲说，先跟我去你堂姑家吃晚饭，吃完晚饭我们再回家。

到七岁时我才从奶奶家回到父亲的身边，整个童年时期眼里多是奶奶的影子，和父亲接触较少，在我心里对父亲一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生疏感，在他面前一直很拘谨，加上他平时对我总是不苟言笑，我一直怕他。

我心里很纳闷，到了家门口怎么不回自己家吃饭，怎么去堂姑家吃饭？我不敢多问，默默跟在父亲身后朝堂姑家走去。

吃罢晚饭，父亲和堂姑道别。堂姑拉着我的手亲热地说，芳妮子，以后放假路过罗汉寺，你就下车来姑家吃饭，姑给你弄好吃的。

父亲望了我一眼说，还不快谢谢你堂姑。说完，父亲推起自行车，对堂姑说，我们早点回去，路远又不好走。

父亲骑上那辆油漆斑驳的黑色二八大杠自行车朝公路走，我跟在车后小跑了一阵，接着就跳上了自行车的后座。

堂姑刚才的话让我心里很纳闷，此刻父亲又朝着家的反方向走。我惊讶地问，爸，咱们这是去哪？父亲说，我调到长滩分场中学了，家已搬到长滩中学去了。

原来又搬家了。

从罗汉寺分场到长滩分场，很有一段路程，没走多久，天就黑了下来。迎面来了拖拉机时，雪亮的光束刺得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加上路不宽，只好停下来站在路边，吃一阵拖拉机扬起的灰尘。等拖拉机过去后我们就再走。路上拖拉机很多，一辆接一辆，我们只好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扬尘很大，我口里满是沙土的感觉，头发也灰扑扑的。路面上的沥青早已晒脱，路上满是碎石子，而且坑坑洼洼，父亲骑得很吃力。遇到上坡时，我就跳下来；上了坡，我就再跳上车。我让父亲推车步行，父亲说，路还远着呢，徒步走怕是要走到半夜，慢着骑比走路快些。我说，要是知道咱们搬了家，我直接坐车到长滩街就好了。父亲说，家里没有电话，没法通知你，知道你会在罗汉寺下车，我才来接你的。

到了罗汉寺平原一队时，云层中突然露出一轮明亮的圆月，四下里顿时光辉一片。

月光下，路两边空旷的田野上起了一层白白的地气，像罩上了一层朦胧银白的纱缦。

我知道过了平原一队就到了长滩街，初中时，常和同学骑自行车去街上玩。初三毕业那年夏天，我们几个要好的小女生还相约着去街上照过毕业留念照。

到了长滩街，父亲在一家店铺前把自行车支起来，从裤袋里摸索出一根烟和一盒火柴，点上烟吸了一口对我说，有点累，我们歇一会再走。

街上的大多店铺此时都已关了门，只有一家店铺的廊檐下吊着一只明晃晃的大灯泡，店前摆着一张台球桌，四周围了一圈人，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一对俊男靓女打台球。

我心里也很好奇，走近台球桌。一个小伙和一个漂亮姑娘正在赌球。小伙穿着白衬衫和黑皮马夹背心，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黄灿灿的金戒指。他嘴上衔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烟像是会跑似的，在两个嘴角间来回滚动着。小伙把球杆架在肩上，一脸的俏皮劲，时不时看女孩一眼，做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那个漂亮姑娘也蛮有气质，五官长得十分好看；她身材修长，黑发如瀑，身穿一件荷绿色的长裙，外面套一件米黄色的风衣，脚上是一双半高腰的红色高跟马靴；她拿着球杆，对着桌上的彩球时而远视，时而近观，还不时地用球杆在桌子上测量球的线路和距离，看得出这也是个台球高手。她打球的姿势和派头，十分迷人，十分潇洒，难怪这么多人围观。潜江城里也有很多人打台球，没想到台球风也吹到了这里的乡村。我正看得入神，想看到他们赌球的结果，这时父亲推了我一把，示意我该走了。

我和父亲很晚才到长滩中学，学校里静悄悄的。刚到家门口，我家的小灰不知躲在何处，冷不丁地朝我冲来，摇着尾巴高兴地在我腿边蹭来蹭去，不时地竖立起来，对着我哼哼直叫。父亲说，搬家那天，小灰硬是不上拖拉机，蹲在门口舍不得走，像是在等你，我索性就不管它了；谁知拖拉机走了好一会，它竟然追了上来，从罗汉寺一路跑到了长滩，狗有时候是很通人性的。

父亲这么不经意地一说，说得我一阵心酸，忙蹲下来抚它。小灰是我读初一时，班上的一个男生送给我的。

进了家门，父亲说，学校有两个家属区，校外一个，校内一个，两个家属区都没有空房子，我们就只好在教学区的这间教室里住下了。

屋子里用铁丝拉了一块蓝底碎花的粗布帘子，把里外隔开，里间是睡铺，外间当客厅。

从潜江一路坐车回来，又赶了长长的一段夜路，我已累极，想早点睡，可屋子里没有我的床铺，不知今晚睡在哪里。正狐疑着，父亲说，前面那排房子有间女教师宿舍，一直没人住，我先前跟学校领导打了招呼，以后放假回来，你就去宿舍里睡。

长滩中学也放了假，四周很安静，我一觉睡到了大天光。

早晨梳洗完，吃罢早饭，我先在学校里转了转，接着走出校园，沿着校门前的一条土路向东面的山岗上走去，我想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站在山岗上俯视长滩中学，我发现学校离北边的长滩分场场部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中间是平整如画的开阔农田。学校孤零零地立于旷野，给人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我就读过的罗汉寺中学建在分场场部，在居民区内，而长滩中学则远离烟火，显得十分冷落。

路边的岗地里有一对老夫妻，大爷用镰刀砍着干枯的苞谷杆子，大娘跟在大爷后面，把砍下的苞谷杆子拢成堆，然后用稻草绳子捆成捆。见我站在田边望着他们劳作，大娘直起腰来，抽下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脸问我，闺女，你看着面生，你不是咱们这里的人吧？我回答说，我家刚从罗汉寺分场搬来，住在下面。说着，我指了指学校。大娘笑了笑说，难怪不认识你这闺女，原来你家刚搬到马房来呀。

我莫名其妙，问大娘，这里是学校，怎么叫马房呢？大爷停下手里的活，指了指山下的学校，说，六十年代，这里是长滩分场的养马场；东面的月宝山下还有个养马场，养的是军马，是部队的；这里养的是拉马车的马，那时长滩分场有十多架马车，每架马车要用三匹马，叫三套马车，马房里养了几十匹马。

大爷把镰刀朝地上一扔，点燃一根烟，接着说，后来马房撤了，不养马了，这里的马房就改成了教室，办起了学校，官名叫长滩中学；长滩街上早就有个长滩中学，那是钟祥县的；长滩分场在马房办起了长滩中学，是五三农场的；有时为了把两个学校区别开来，大家私下里把这里叫作马房中学。

老两口装板车时，我也一捆一捆地帮着把苞谷杆子从田里往路边的板车上抱，直到板车上堆起小山似的高高一垛苞谷杆子，大爷和大娘才开始绑车拴绳。下山时，我也紧跟在他们的板车后面。下那节大坡时，大爷把板车的扶手用肩膀高高撑了起来，大娘很熟练地踩上板车尾的橡胶轮胎，以此增大磨擦力，减缓板车的下冲力，板车减了速，缓缓地平稳地下坡而去。

在罗汉寺中学时，我家住的是沙洋劳改农场搬迁时移交给五七干校的牢房，墙壁又厚又高，前后墙上只高高地开着个一尺见方的透气孔，屋内进度很深光线很暗，白天都得拉亮电灯。没想到，现在又搬到了长滩中学，住进了六十年代的马房。

从山岗上回到家后，我仔细观察房子，发现墙基是清一色的毛石垒砌，毛石上红砖筑墙，屋子里是人字形的大架梁，屋顶上盖着红瓦。可以看出，原来这排房子是贯通的，改为学校时，才砌了隔墙，隔成了一间间教室。

我家在进校后右手第二排房子东头的第二间，这排房子的另几间是学校的保管室、乒乓球室和杂物间。

屋子里的地面上铺着红砖，红砖已看不清原色，上面结了一层厚厚的黑泥皮。我用一把小铲铲了一整天的黑泥，又用水不断地清洗，才使地面上的红砖露出了久违的本色，看上去像铺上了一块纹路清晰的红地毯。

屋子门前有几棵并排的白杨树，树间扯着铁丝，晾晒衣服被子。在屋前约十几米处，有一口土井，井壁的红砖上布满深绿的苔藓和嫩嫩的凤尾草。我们家才搬来，住的又是教室，没通自来水，只能就近吃井水。

吃罢午饭后，我正在厨房里洗碗，听见有个话音里带黄陂腔的阿姨喊着，孙老师，孙老师，听说你家晓芳昨晚放假回来了，她人呢？快让我看看。

父亲冲着厨房喊我，芳快出来，你甘阿姨来看你了。

我甩着手上的水珠，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刚走到走廊下，一个中年阿姨上前一把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晓芳，我是甘阿姨，你不记得我，我可一直记得你呀，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你就长成大姑娘了。

我不认识这个阿姨，对她的热情显得不知所措。甘阿姨见我一脸茫然，就滔滔不绝地细说了起来，姑娘，阿姨有十五年没见到你了，长得跟你妈妈一个模样，还是你一岁多时见过你，你家从茶林分场搬走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了，山不转水转，想不到，我们两家又转到了一起……

父亲对我解释说，在茶林分场时，甘阿姨和我们是邻居，小时候，甘阿姨总是抱着你东家进，西家出，特别喜欢你。

我赶紧说，甘阿姨好！我这句话刚说完，就见甘阿姨一边笑着一边抹着眼泪，甘阿姨问我这次回来休息几天。我说休息三天，明天上午就要回潜江师范。甘阿姨说，晚上到我家来，我给你弄点好吃的，你瞧你，瘦巴巴的。甘阿姨这句话把我逗笑了。

这年寒假回来，临近春节，我开始忙着帮家里洗洗刷刷。因为门前有口土井，用水很方便。

刚开始，我用尼龙绳吊个塑料桶打井水，塑料桶总是不下沉，漂在水面上也不吃水。我又改用白铁皮桶，白铁皮桶扔下去后还是漂着不吃水。父亲见我老半天打不上一桶水来，就走到井前，把水桶放进井中，提着尼龙绳左右摆动，水桶就斜着吃水了。提水时，尼龙绳浸了水后很滑手，提到半腰时，手要是一滑，尼龙绳就滑溜溜地直下坠，还是老半天打不上一桶水来。父亲又走到井边，在尼龙绳上打几个死结。绳上有了疙瘩结，提水时尼龙绳果然就不滑了。冬季的井水暖和，洗衣服不冻手，床单被罩鞋子袜子我洗了一大堆，然后挂在白杨树间的铁丝上晾晒。

因为井水暖和，有许多女教师也到井边来洗衣服，井的周围就聚满了人，打水的打水，洗衣服的洗衣服，刷鞋的刷鞋，叽叽喳喳十分热闹。有的女教师来时，只挑着两桶衣物，不带打水的绳子和桶，来了就向我家借绳子和水桶。后来父亲索性就把尼龙绳和水桶放在井台上，让人们共用。

这口土井还成了我家的冰箱。暑假里闲着无事，我把西瓜菜瓜蕃茄黄瓜用水桶吊在井里，提起来吃时，口感果然清凉脆爽了许多。记得师范二年级那年的暑假，父亲估计我那天要放假回来，就去街上买了一只鸡，可那天我没回，家里人又舍不得吃，晚上就用水桶把一钵子鸡肉吊在井里。等我第二天下午到家时，父亲把鸡肉端上来，尝了尝说，还好，一点也没变味。

暑假里，我常去学校北面的岗坡上割茅草。

夏季的山岗上到处都是浓密的芦苇，绒毯一样的茅草，还有那种弯弯的狗尾草。在罗汉寺时，我常去那片密不透风的白杨树林里扫落叶回来当引火柴；来到马房，这里没有白杨树林，可东面绵绵起伏的丘陵上茅草成片，又厚又密，一割就是一大片。茅草上有许多硬硬的紫色茅针，割茅草和捆茅草时，都得戴上袖筒子，得穿厚褂子厚裤子。每次去丘陵割茅草时，我总是头戴草帽，上穿一件父亲的旧灰色中山装，两只手臂上套着帆布袖筒，下穿一条老式黄军裤，手拿一把弯镰刀，在细细的羊肠山道上走着，活脱脱一个乡野女孩。

每次割茅草时，衣服上裤子上总会扎进许多茅针，刺得我很难受，回来后像捉虱子似的，把袖筒上褂子上裤子上的茅针一一剔出来。茅草割好后通常是就地铺晒，等晒枯后，再去扎成小捆挑回来，堆在厨房前，再用一张塑料布盖好。每次暑假结束返校时，我总要看一眼厨房前的小小茅草垛，然后很开心地回学校。

我割茅草时，总有两个少年在附近放牛，他们一人牵着一头黑水牛，四下里找着有嫩嫩青草的地方。他们看上去十三四岁的样子，大热天里，剃着青皮光头，只穿一条裤衩子，身上晒得红红。也许是放牛的无聊无趣，他们有时就站在附近看我割茅草，有时也跑过来，夺下我的镰刀帮我割上一阵子，有时两人还不甘落后地争抢着镰刀帮我割茅草。

附近有几棵野生的皂角树，割茅草割累了，两个少年就喊我去皂角树下歇荫凉。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油漆剥落的老式军用铝水壶，一到皂角树荫下，这急不可耐地拧开壶塞，咕噜咕噜地一阵牛饮，然后抹抹嘴，争着把自己手里的水壶递给我让我喝几口。

他们一个叫少杰，一个叫磊子，很可爱的两个纯朴的乡下少年。后来，他们放牛时，总是从家里带一把弯镰刀来，跟着我一块割茅草。割一阵子后，我们依旧要去皂角树下歇荫。

为了酬劳一下他们，有天我在学校小卖部里买了几瓶汽水带到了山岗上。递给他们喝时，他俩很不好意思，低着头，望着自己的光脚。我一个劲地催他俩喝汽水，他俩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接着又抬头看看我，看看我手里黄澄澄的汽水，想接又不好意思接。我笑着说，你们再不喝，我就要撬开盖子把汽水倒掉了。两人赶紧夺过我手里的汽水瓶，咕嘟嘟一口气可以吹干一瓶。

我家在马房住了三年，2000年，长滩中学撤销后，我父亲调到了何集中学，我家接着又搬到了何集分场的老场部居住。

时常想起我在马房生活的那三年，想起那口冬暖夏凉的土井，想起在岗坡上割茅草时遇到的那两个纯朴可爱的放牛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