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粮食有关的记忆，又想起了那一段难忘的日子

郝言好语（洪山）

与粮食有关的记忆，又想起了那一段难忘的日子

郝洪山

一、粮店

在五十多年前的那个特殊年代里，粮店这个原本是主妇或大人光顾之处，却成了我这个刚刚上初中的孩子常去、必去和不得不去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在那个时期里，我对粮店的熟悉程度更甚于当年的学校教室。那个时期，父亲与母亲分别到下放五七干校，不过，他们一个是去接受劳动改造；一个是去接受再教育。而姐姐也是到了山区的张公堰大队去插队。虽然，哥哥后来按照政策留在了城里的一个集体小厂当了铆焊工，但却也是一天三班倒的几天不能回家。所以，当年我和弟弟妹妹的在家的一切，也就“历史地落在了”我这个只有十二、三岁的孩子身上。现在想来，当年我在刚上初中时那个时候，还真是有点儿“身在课堂，心系厨房”的意思。记得那时在我的书包里，总会有一叠三指宽的纸条，每张纸条上都画着一条面口袋和一只油瓶， 上还都写好了“因事买粮，请假一堂”(一节课)的字样。凡遇家中粮油告急，我便扔下一张纸条，直奔粮店而去。否则的话，到做饭时我家将无米下锅。粮店在那个年代，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再熟悉不过、又是再重要不过的地方了。那个时候，别说是没钱，即便是有钱，除了在粮店之外，你也不可能随便在别处买到任何的粮食。因为，当年任何粮食的私自交易都将会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论处的。所以，当年像我们这样既缺粮、又缺钱的家庭，就更是不得不确实计划周密，争取细水长流了（从1966年-1971年这几年的时间里，父亲的工资一直是被扣发的）。而我那时能采取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让我和弟弟妹妹们保持半饥饿状态，只有这样家里的口粮才能勉强坚持到月底。当年，每到月底粮店里“批粮“和月初“买粮”之时，也是那里最热闹的时候，蜿蜒在我们那六粮店小院里的购粮队伍，把小小的粮店院子挤得满满当当。而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像我这样等米下锅的家庭(口粮充足的家里是不来凑这个热闹的)。当然，每次站在队伍前列的我心里总还是有些小小得意的，因为，当时我的一个“死党”家就在六粮店附近住，所以当年“近水楼台先买粮”的我还是沾了不少的便宜的。

说心里话，在当年那个岁月里，也只有每月到可以买粮的这个时候是我最兴奋的日子。虽然，每次我都要耽误半天学习在粮店站一上午的队，然而，一想到我和弟弟妹妹又终于可以吃到一些“大米白面”的时候，心里总会充满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 因为，这些有限的“大米、白面”根本吃不了几次。如果没有控制到细水长流，那么到了月中之后也就只能吃小米、红薯面、玉米面这一类的粗粮了。而且，那年头许多人家里的那些有限的细粮还是要留着每年过节、过年之用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到了月底无米下锅的时候，我还会拿着一个“瓢葫芦”去左邻右舍家里借上半下子米或面暂渡难关。等到下月初我们的新粮下来之后，我再去还给邻居们。毫不夸张地说，那时每次在粮店买粮，我不仅都会在工作人员给装完米面后，再把剩下的打扫的一干二净，甚至是看到那些不管是谁撒漏的米和面，也都会蹲在那里把它一一收到我的面袋之中……

二、粮本

在我国相当长的那个计划经济时期。粮本和户口本都在国计民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在当年的户口本是负责“生人”的话，那粮本则是保证那时“活人”的。只有这二本俱全了，你可能才有了自己的“生活”。在当年的粮本上清楚详细地记载着一个家庭的人口、 工作(工种)、年龄等信息，不同的人口、工作(工种)和年龄，粮油的供应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粮本上给你规定的粮油标准都是不容有丝毫含糊的。每个人每月的口粮都是严格量化到斤，而食油则更是要量化到两的。在当年我们那个地方，是每个月的下旬开始“批粮本”。所谓“批粮本”就是粮店要按照每家的人口、工作(工种)、年龄以及当季、当月的粮食政策变化对下月的数量、标准和粗细粮的比例进行查验核准。只有粮本批完之后，到时方可按标准购粮。那时粗粮(玉米面、红薯面、小米)的比例是要远远要大于细粮(大米、白面)的。在我记忆中，粗粮才是那个时期我们大多数老百姓赖于生存的食物。而细粮只不过就犹如是当年偶尔能吃上几次的“点心”。所以，即便是在粗粮大兴其道的今天，我依然是见到粗粮就会在自己的胃肠道系统中有一种本能的不良反应（尤其是红薯和小米）。

其实，当年最困扰着我这个家庭“小主夫”的问题，还不是粮本上的粮食好不好吃的问题，而是够不够吃的问题。因为，我和弟弟妹妹们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些有限的口粮，对当年我们三个如饿狼饥虎般的孩子们来讲，无疑是杯水车薪。而且是一小杯水一大车薪。 记得当年我每天在去上学的路上，小伙伴儿们也时常还会偷偷从家里拿着半个馒头或粗细粮掺半的花卷留给我吃。尽管当年在我“小鬼当家”的阶段也采取了粗细搭配和“半稀半干”的饮食原则，但有时还总是差几天坚持不到月底。所以每月只要中旬已过，我就开始“预谋”四处去借粮本买议价粮了。

记得那时在我们的粮本上，除了法定的平价粮食标准外，还会给每人每月核定二斤的议价粮(高价粮)。尽管这每人每月的议价粮都是粗粮，但是对我们来说也就是续命的粮了。每过月中之后，我就会由近及远地四处求人，重点找那些相对“生活条件好，粮食吃不了”的亲戚朋友或街坊邻居借粮本，去买他们家用不了的或不用买的议价粮。而且，每当我终于借到了别人家的粮本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兴奋地唱着杨子荣的“打虎上山”，连蹦带跳地去粮店买粮的。

直到后来，哥哥当上了工厂的铆焊工后，他的粮食标准也一下子从28斤增加到35斤。尽管增加的粮食大都是些粗粮，但毕竟还是很有效地缓解了我这个“小当家人”的压力。而且，从那以后我再拿上粮本去粮店时，似乎也多了一些底气。

三、粮票

在曾经那个“有票走遍天下，无票寸步难行”的时代，粮票、布票、酒票、烟票比比皆是、缺一不可。而在当年这众多的票证中，能称得上“票中之王”的，恐怕是非粮票莫属了。当年的粮票有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之分。所谓的地方粮票，就是各省、市、自治区自己的本地粮票，而这种粮票是只能在本地流通而不能在全国使用的。另外一种叫“全国流通粮票”，也就是在全国各地都可以使用的粮票。除此之外，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用全国粮票买粮还含一定比例的食用油， 而地方粮票则是没有的。那时，如去外地出差或学习，就必须凭介绍信、拿粮本才可以到粮店兑换粮票(出省外就必须带全国粮票)。当然，从粮本上取多少粮票就要从你家的粮食标准中相应减少多少口粮（包括详尽的粗粮、细粮和食用油等）。

在那个时代里，街上所有的饭馆几乎一律都叫“国营食堂”，只有极少所谓高级一些的地方才叫“饭馆”或“饭店”。不过，无论“饭馆”、“饭店”，还是“国营食堂”，也无论谁到那里吃饭，只有钱而没有粮票也是绝对不可以的。而且，如果跨省吃饭，没有全国粮票或当地粮票，即便你有再多的钱，可能连一个馒头或一碗面条都不可能买到。

记得当年在我有时回山东老家，每次都有路过一个叫范县县城的地方， 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这里的老百姓只要上街吃饭都要带上两个省的粮票，如果你在街这边吃，用这个省的粮票。倘若你在街那边吃，则要用那个省的粮票。如稍有疏忽，你很有可能即是有钱、有票也没有饭吃。因为，当年的范县县城是以街为界，一街两辖。一边属于山东省，一边则属于河南省。不同的省辖，除了全国粮票之外，就必须要用不同地方的粮票。在这一点儿上， 当年是不能有丝毫含糊的。有一次，姐姐带着我回老家在范县下车后，我看到路边食堂有卖馄饨的，就央求姐姐一起吃。然而，那个食堂是在山东省的地界，而姐姐当时又只有河南省的粮票，所以也不得不改换门庭去另外选择了。或许是粮票的重要性给当年有着特殊经历的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了，以至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我独自一人坐火车到新疆当兵的时候，除随身带上了以备路途之用的5元钱外，还防患于然地借了10斤全国粮票。结果，上了车之后才发现在火车上吃饭是不需要粮票的，这在当时也真的是有点儿喜出望外了。因为，我太知道这10斤全国粮票当年对我们的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了。所以，在到了部队驻地之后，我就立即将这10斤全国粮票寄回了家。

当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和粮食压力的缓解，粮票的作用也不是那么重要了。记得那时我们到广州去的时候，随身带的全国粮票都拿去换了从港澳过来的相册、塑料镜框之类的东西。而且，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粮票最终也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现在，可能也只有在收藏家处或文物展览会上，才可以看见它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