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连载5-3）/作者：郝文波

夫子雍

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其中智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知青岁月》是作者长篇著作《岁月如歌》的一个篇章。文章篇幅较长，由多个故事组成。为了方便阅读，分五期连载。

本期导读

故事六：情缘
故事七：吃烧停半
故事八：扒火车

作者：郝文波（前排中位，1966年乌达矿中毕业照）

作者简介

郝文波，回族，生于1947年。宁夏平罗县人，自幼生活在内蒙古。曾下乡务农，下井挖煤，搞过新闻，后来长期从事民族宗教工作。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过小说集《朝觐者》《苦爱》《足迹》等。于2013年被收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其名字被收入《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一书。

情 缘

我下乡那年，已经22岁了，青春年少，荷尔蒙在体内燥动。我曾暗恋过一个女生。我知道，以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将带给她的是无尽的委屈，只好强忍着不敢表白。亲戚曾经给我介绍过一位，我为了能逃避下乡，勉强答应了这门亲事。就在女方的父亲主动去我家商量订婚时，迎头见到我的父亲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我倒积极主动了，女方不干了。
在农村对于“阶级成分”更是严肃的、认真的、敏感的。我有自知之明，听到这个话题就躲着走。前边讲过，老地主死了，那个富农也卧病在床。虽然又补充了两个敌人，但这两人是贫下中农，只能作为运动中的一个玩偶，不能常抓不懈。人们又盯上了地富子女，人们嚷着要把那个当教师的地主儿子揪回来，但没揪成。就把那个上学的小儿子弄回来不让他读书。那个在队上劳动的儿子不敢懈怠，还可以随时对他取笑、奚落。他走在路上，说不定哪个孩子会打一坷垃，他只是扭回脸笑笑。别的男人当着他的面，依着开玩笑揣摸他的媳妇，他从不敢翻脸。
有次，有个老汉不知什么原因，欠了那个地主儿子的钱，总也要不回来。起先，大家觉得老汉有钱不还，有点谴责的意味。那老汉恼了，从兜里掏出钱，拍着说，我有钱，就是不给你还。你这个地主羔子想咋？风头变了，立即有几个人同声斥责那个地主儿子，你想干什么。
老队长的女儿在宁夏找了个对象，女婿长的英俊，可女婿是个富农子女。队长的女儿回了宁夏，受不了那种待遇，不愿回宁夏，自己带着孩子在娘家过。那女婿每每回来，人们都指指点点。那男的没有发脾气和吵架的资格，只是一味请求，终究两个人离婚了。
那天，从老磴口来了一个人，说起来还沾点亲。他乡遇故人，我热情地领着去见他要找的人。他走后，村子里便传出风声，人们指指点点。房东的女人问我，我只是哭。
我十分清楚，严酷的现实摆在那里。“阶级斗争要年年抓”，我的档案里那篇“白纸黑字的罪证”怎么也抹不掉。说不清我是想脱胎换骨改造自己，还是为以后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够为自己开辟一点生存空间，还是已经提前进入了那个被专政的行列？社员盖房子，我主动去帮着和泥，扔坷垃，等到招呼帮忙的人吃饭时，我借故走开。一个妇女难产，需要输血。我抬上病人，输完血，悄悄扛起锄头下地了。房东要去加工厂换粮食，借不上牲畜，也借不上自行车，180斤麦子我拿条绳子，背着去，又背了回来。我几乎每天都为房东担水，经常扫院子。春节期间，其他同伴回家了，我有家不能回。自己主动去找贫协主席，让他给我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我就像一只匍匐在渠沟里的野兔，尽量使自己的毛色与周围的环境融合在一起，以躲过猎人的追捕。像只小狗四爪朝天躲避同类的撕咬。
我这个年龄的男人，在农村有的已有两个孩子了，因而我们三个男生的婚姻成为那些热心的乡亲们茶余饭后的议题。
跟我同时下乡的一位伙伴，看上了房东的女儿，他说我和房东的关系好，让我给他当介绍人。我心里泛起一种酸楚的感觉。他和我虽然同在乌达，可原来并不认识。他比我小好几岁，一身孩子气。他可能听说了我的家庭情况，骄傲地告诉我：他父亲是工会主席，共产党员，叔叔在县武装部，几代贫农。
他手舞足蹈，兴奋异常，用他刚学的河套方言来说，对这门亲事，是满把手擤鼻涕——稳拿。
受人之托，我很认真地将他的意思传达给房东老两口。我特别强调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的政治地位。我回到乌达，还特意去他家看了看，他的家庭确实很好。他母亲将家里收拾得很干净，缝纫机、自行车，包括挂钟都有。尤其是那自行车，整个都用塑料布缠起来，立在那里。确实是个令人羡慕的人家。他的父亲曾到村里见过房东和他们的女儿，老两口再次嘱咐我要帮他儿子说成这门亲事。
我满口答应，回到村里。我如实向房东老两口作了推荐，话里洋溢出赞赏、羡慕的神色。可是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已经对女儿的终身有了目标。我将这个看法告诉了那个伙伴，他说，没见别处来人。
那位伙伴不时再催促我，我又去了几次，女主人脸上揶揄的神情，更加坚信了我的看法。直到有一天出工，那女儿的姨姨见周围没人，指着我说：你真傻，人家想把女儿许给你，你怎么还看不出来。我又惊又喜，又觉得有点后怕。
他们不了解我，爷爷土改时定为“小土地出租”，四清划为“地主”。我的大舅是富农，二舅是地主，三舅是右派。文革期间，我回到原籍宁夏平罗，几乎所有亲戚都带着黑袖章。我不敢飞蛾扑火，我清楚谁嫁了我，将会是什么后果。我搬出了原房东家，我也告诉那位伙伴让他另去请人。
一天吃完午饭，我一个人斜倚在被卷上看书。推门进来一个老太太，是原房东的岳母。我慌忙放下书，起身为她沏了茶。她坐在炕沿上，胳膊撑着小炕桌，严肃地审视着我，仿佛是位外调干部。我站在地下不知所措很是尴尬。
她问我姓啥名谁，我如实道来。她又问老家在哪里，我说，父亲原籍在平罗通伏，母亲原籍在黄渠桥。
黄渠桥哪里？高庄。
高庄，高庄谁家？
这是我最惧怕的，我吞吞吐吐。
杨家。
哪个杨家？
杨哈吉。（我外公去麦加朝过圣，是哈吉）
她一下子立起身子，下了炕，扶起我的头，看了看说：你的额头就像你舅舅。她抚着我的手，看着满手老茧：“真主啊，你是四姑妈的儿子，你怎么能受了这个罪？”
我的眼泪溢出眼眶，我母亲姊妹五个，她排行老四，四姑妈是人们对我母亲的尊称。
她将我推在炕桌上，让我坐下。她却谦卑地垂手站在地上，提起壶给我沏茶。
她告诉我，她原来和我的二舅住在一个村庄。我二舅除了地多，雇工多，还开了一个油坊。她的丈夫农闲时赶个小毛驴，在我二舅那里赊上油去别处卖。我二舅还有一个寨子，围墙打的很高。因为土匪郭栓子经常骚扰，每天傍晚二舅让周围的人都躲进寨子，还组织了枪手。
“哈吉爷那么尊重的人，见了我赶忙下了骡子，比在儿女上也称我姑妈，嘘寒问暖。有了难处，只要张口，他总会帮忙。”她深情地说：“我将来无常（去世）后，定要回老家睡在哈吉爷的脚下。”
过后她以不容置辩的口吻，对女儿女婿讲，要把外孙女儿嫁给我。
原房东借故去了趟乌达，去了我们三个人的家。对那两位的家庭景况评价极好。说起我的家，虽然家被抄了，炕上铺着席子，连条毡也没有，可我家规严谨。老父亲虽然戴着黑袖章，那气势不倒，老伴端吃端喝。几个墙头高的儿子，在父母面前都低眉顺眼，不敢高声说话。见了客人问候几句，赶忙退到外边去了。
我家里是那个情况，我不能添乱，这事我也不能告诉父母。我每天依旧荷锄扶犁、精耕细作，指望年底有个好收成。
直到深秋，我的三叔来看我。他们请了我三叔又提起这件事。我三叔做主，要给我定婚。我从队长那儿借了30元钱，8元钱买了半只羊，我俩骑着自行车去陕坝给她买了双球鞋，又称了几斤糖和茶。我的岳父将他自己买的一段呢子和一件衣服的布料晚上送过来。第二天，那两个伙伴用托盘托着那两件布料和肉、糖等送到了女方家，算是订了婚。当我们成亲后，她的姥姥感叹道，还是现在社会好，若是解放前，我们哪能跟你们攀上亲。我结婚要经过两道程序，首先是本人在公社领结婚证，然后还要经过阿訇念“尼克哈”。我们背诵了清真言，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穆德是真主的钦差。”这需要先用阿拉伯语，后用汉语说出来。
老阿訇问：愿意娶这位姑娘为妻吗？我说愿意。
又问她：愿意嫁给这个小伙子吗？她说愿意。
老阿訇又说，你原来在城里读书，她在乡下种地，如今结合在一起，这是安拉的安排定夺。你们要互相尊重，白头到老，以此完成婚约。在双方父母和众人的见证下，互相说色俩目。当我将十里八村最漂亮的姑娘揽入怀中，我知道是外公的光环护佑了我。
我的新婚洞房是在岳父家的凉房里。一盘大炕，地下矗立着一个泥砌的粮仓。两床被褥，其中一床是我下乡时带来的，一床是弟弟曾经盖的，只是拆洗后换了一个较新的被面。我平日里戴着一顶黑色的兔皮棉帽，毛已脱光还裂开了口子。念“尼卡哈”时临时换了别人的帽子。我被突如其来的巨大幸福笼罩着，一点也不觉得难堪。我想，不管以后我怎么样，至少我的儿女在填写社会关系时，在姥爷那一栏里无比自豪的写上“贫农”两个字。早晨起来，她从炕洞里拿出一盏依然亮着的煤油灯。我很惊愕，问她是什么意思。她羞涩的说：这叫长明灯，它一夜不灭，证明我们会一辈子和好。

吃烧停半

在农村，常听老人们讲吃烧停半。是说在生活中，粮食和柴薪一样重要。不知是指经济指数还是时间的付出。在乡下那几年，对于这句话，有了切身的感受。我每天上工，将那些裸露在地里的玉米高粱根刨出来，在锄把上磕掉土，装在箩筐提回来烧。可那些高粱玉米根毕竟有限，勤俭的人，往往提前就把它们刨了回去。
那些会过日子的人，在院子里砌着一个泥仓，将分到的玉米芯储存起来。他们屋里会摆着一个木制的炉台，炉台上支几节火筒。每天清晨，小心翼翼地揭开泥仓的门，数上几根玉米芯，顺手抓把碎草。当那碎草点燃，放上玉米芯，随着呼隆隆的一阵声响，火筒子就被烧红了。屋子里瞬即热了起来。能够有这种设施的没有几家。谁家院子里能有个盛玉米芯的泥仓，也是会过日子富庶的标志。
当庄稼已经泛青，大地披上了绿装，在满目葱茏青翠欲滴的春末夏初，那些干柴、玉米根，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我学着其他社员的样子，每天收工在渠畔阴沟里割些水蒿。一大捆晒不了多少。尤其是阴天，草也泛潮，眼看上工时间到了，浓烟滚滚，锅还是烧不开。
难忘那年冬天，我揣着12元钱，赶上车到临河城里去买煤。我挑了很多块煤，放在一个木制的箱子里。还不到一半，卖煤的人说多了，用大板锹铲下一锹又往回放了点。像称粮食似地，只看到那秤平了，才让我提走。那一刻，对我的震动很大，想起在乌达，烧煤从来用锹往炉子里添，那知道煤是按斤按量的。我将煤拉回家，舍不得用。去临河电厂捡了些煤核，谁知那年冬天大雪纷飞，铺天盖地，纷纷扬扬，像蝴蝶，像棉絮，天空一片苍茫，已经记不清它下了几天。
终于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原野村庄发出刺目的光。你无法分清道路、田畴，发脆的树枝被雪压断了，觅食的鸦雀整天攒在队房也轰不开。
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
我住着为知青盖的房子。盖的时候，就偷工减料，把那些土坷垃垒起来，随便抹了点泥。人坐在炕上就能感觉到冷风嗖嗖。偌大的一个屋子里，只有两床被。那大炕空着一大半。屋子里虽然打了一个泥炉子，也安了火筒，谁知从临河电厂捡来的煤核根本点不着。我拉回来的那点煤每天数着烧都不够。
屋里原有个小水缸，怕冻裂，换成水桶。水桶里的水，能结成冰，只好每天晚上倒了，清晨再提水。火炉子上放的茶杯，第二天竟成了冰坨。靠北的墙上因潮湿，结成了霜，屋顶的柳芭被那白色的晶体点缀的繁花满枝。过年了，远处传来了零星的爆竹，我心血来潮，随口吟道：
窗外千里雪飘
屋内四壁冰封
横批：独居寒宫
我兴致很高，给来串门的大队会计说了，准备写副对联。他听了，忙捂住我的嘴，我一下子清醒了。可我的癫狂劲不可遏止，在笔记上写着有这样一段：

风从破门缝中吹进，

夹杂着雪花，

严寒侵透了房壁，

柳芭上缀满了串串梨花，

棉衾不抵三九寒，

靠着彼此体温啊，

熬过一天又一天，

挽起手，肩并肩，

用坚韧去战胜苦难，

但愿在那温暖的日子里，

不要忘记寒冷的今天。

我抚着她，慎重地向她承诺：我一定要将你带回城里，缝纫机会有的，自行车也会有的……

扒火车

看过《铁道游击队》电影的人都会记得，那些游击队员面对飞驰的火车一个健步跨过去，伸手抓住火车的扶手，那矫健的身影使人难以忘怀。“文革”中，我们“大串联”时，走南闯北坐火车不要钱。后来又让我们“复课闹革命”，其实，还是斗老师批校长。那些年我们的心都搞野了，胆子也练大了。尤其对我们这些看着别人坐火车、我们背着铺盖徒步从乌达走北京的人，好像我们吃了亏，心里憋屈的慌。也许是受了那个电影的启示，于是我合了几个同学从乌达坐上火车往西，经武威、兰州、郑州、北京，又回来了。一路上经常查票，我们往厕所里躲，往椅子底下藏，想尽办法还是被赶下车。更要命的是我们走散了。我只身一人趴了货车到了郑州。我看见“郑州”的站牌，要下，可火车不停。我像那个游击队员一样慢慢溜下来，抓住了扶手，待火车速度稍慢，往下跳，差一点被卷入车轮低下。自此，我再不敢扒货车了。没想到下乡后，因为没钱买票，我们还得趴货车。乌达、临河是两个大站，经过的火车都要停下来来加水。站台的车皮往往被调度车头拉来倒去，选不好，会向相反的方向驶去。每次趴车前，我们先在铁道边溜达，瞅准了，躲开来，直到车头挂上车皮再赶快趴上去。记得有一次已是深秋，我回临河趴了一辆煤车。煤是洗过的，湿漉漉的，装的也很满。只是在四个角留下刚好能躺下人的空隙。那年月趴车的人很多。火车一路向北，寒风刺骨。不一会儿，那些煤都冻得硬邦邦的。我竟穿着绒衣绒裤和凉鞋。很快我被冻得浑身瑟瑟发抖，两排牙嘚嘚地响。我努力将身子向煤里蹭去，但是煤如顽石，似乎血液都凝固了。我使劲搓着脸和耳朵，生怕耳朵被冻掉。想下车都来不及，火车一声长鸣，吐出团团浓烟跑得更快了。幸而旁边那位穿了件皮袄，他把我的脚抱在怀里，我卷曲着缩成一团。到了临河我四肢都活动不了，那个老兄不知怎么把我弄下车。看见来人，他撒腿跑了。我提着一包准备结婚的用品，满脸乌黑蓬头垢面极其狼狈，被乘警带在侯车室。我说我是知青，他怎么也不信。他押着我，在车站转了一圈，碰到一个校友，才放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