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点滴往事

梦想旅行家

2020年12月20日，是父亲的忌日。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21年。

父亲出生于1922年7月，1999年12月离世，享年77岁。

父亲出生时家中极为艰苦，在他不到两岁时爷爷便因病去世，留下奶奶和父亲相依为命。

奶奶在生下父亲之前，先后生了两个孩子，都夭折了。生下父亲时，奶奶听村庄上老人说，赶紧把孩子的左手小指一截指头咬下吃掉，孩子便能保住。奶奶信了，慌乱之中把父亲的右手小指咬下两节吞了。

瞬间，父亲的右手血流如注，整个右胳膊全紫了。

可能是天命，父亲的小生命保住了，而十个手指从此残缺不全。

奶奶不识字，裹着小脚，不能做重体力活。父亲也没有条件上学，幼年在奶奶拉扯中长大，十多岁有点力气时，跟他的三叔学了一段时间木匠。三叔脾气不好，管教严厉，父亲经常挨打受骂。三叔有一长烟袋杆子，教训父亲的主要动作，就是拿铜头的烟袋杆子敲父亲的头，父亲的头上经常是旧包未愈，新包又起。

父亲稍大一点便参了军。据他说是粟裕的部队，与黄璜（江苏涟水人，建国后长期在安徽工作，曾任安徽省委、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熟悉。一次部队在行进途中距离老家不远，他便请假回家看望奶奶。临别要归队，奶奶一把抱住了父亲的腿，死活不让走。父亲身材魁梧，身高近一米八，奶奶身高不到一米六，身材矮小，不管父亲如何哀求，如何挣脱，奶奶就是不松手。一个拼命要留，一个执意要走，最后以奶奶骨折的代价结束了争执。

家中没有其他人，奶奶伤了不能不管，父亲只能暂且呆在家中，用独轮车推着奶奶去治病。奶奶伤情刚稳定，父亲便外出找部队去了。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再也没有找到原来的部队，父亲为此抱憾一生。

解放后父亲靠自己的努力在乡里谋得一份工作，有了定量户口，家庭生活也比较稳定，但他还是经常念叨过去部队的战友和领导，几次想去安徽见一下黄璜，但终未成行。

关于父亲当兵的这段经历，应该有很多故事。我从小只见过他身上有伤，但他很少跟我们提及部队的事，这也许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当兵几年，对父亲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父亲原先不识字，参军后部队领导有意培养，教他识字学文化，有了一点基础后又送他到“抗大”学习，文化水平和军事素养得到很大提高。就文化水平而言，已不逊于当时的高中生。

父亲钢笔字、毛笔字、钢板字都很漂亮。在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教我练字，他买来毛笔、墨汁、字帖让我练，手把手教，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学刻钢板字。所谓钢板字，就是桌子上放一块带有纹路的专用钢板，铺上蜡纸，再用专用的钢笔在蜡纸上刻字，刻好后用油印机油印，根据需要可以油印多张。在打印机出现之前，各种资料要么手抄，要么油印。钢板字不大好把握，我刻出来的字总是歪歪斜斜的，他教了几次便不再教了，可能觉得浪费蜡纸。

每年农历除夕上午，我们家总是人来人往，家里人都忙个不停，母亲忙着做年饭，父亲则为左邻右舍写春联，我在旁边打下手，裁纸、镇纸、摆放写好的春联，待墨汁干了再一份一份卷好。整个上午，家里堂屋的桌子上、板凳上、地面上红彤彤一片，都是写好或是待写的春联，非常喜庆。邻居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买几张红纸往我家一放就走，至于写什么内容、需要几副春联都由父亲决定，午饭前各家再来取。

父亲参加工作后从事会计和财务的时间比较长。他在单位上班时，我经常会过去玩。那个时候所谓的办公室，就是一小间房子，靠里边铺一张床，门口一张办公桌，侧面放一辆自行车。有时翻看他的账簿，感觉像印刷一样，字体端正，字迹工整，从头到尾找不到潦草和涂改的地方，看上去很像印刷装帧精美的精装书。他打算盘速度很快，算盘珠子上下翻飞，声音清脆悦耳，很有乐感。工作忙完后，各种资料、报表该上墙的，用铁夹子夹好，挂在墙上的一排钉子上，有的要放到抽屉里的，就分门别类放入不同抽屉，桌子上从不乱摆乱放。

父亲退休后，又被单位留用了几年。我想当时他应该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他离不开熟悉了几十年的工作环境、同事和朋友，不愿舍弃那份他喜欢的工作。二是当时我们家经济上还不宽裕，需要那份工资。

父亲身体板直，走路带风，被子、衣服永远叠的整整齐齐，处处能看到当兵的痕迹。

父亲一辈子爱干净。衣服不管贵贱都要洗得干干净净，而且都是自己洗。不管新旧衣服穿在身上也都很利索、合身，从不含糊，穿中山服要扣上风纪扣，领口从不敞开，衬衣即使穿旧了洗破了也不会发黄，不会留有污渍。他爱干净、爱整洁，我们小时候觉得很不习惯，处处受到约束。比如，家里的桌椅板凳摆放都有固定位置，生活用品、劳动工具只能放到他指定的地方，不能乱拉乱放，否则就会被训斥。每天家前屋后要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要挑满水。

父亲对家中和他自己的物品非常爱惜。家中的劳动工具，如铁锹、铁锨、斧头等用完一律要擦拭干净，抹上油，放在干燥处。

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托人买了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骑回来当天，就用抹布擦拭一番，找来蜡纸和旧电影胶卷，车身凡是有杠的地方，先裹上蜡纸，外层再裹电影胶卷，座垫下绑上像手枪套一样的工具盒，车子发亮的地方全部抹上油，打理停当放在堂屋中，车撑下垫上木板，以防回潮生锈。不几天，又买回了车条、链条、轴承钢珠等配件，放在家里备用。上班逢阴雨天，他打伞步行，从不骑车。别人想借他的自行车用也很难，他说三脚猫（新手）多，怕被撞坏。一次，家里一远房亲戚来借车，他推说有事，从身上掏出两块钱，让他去租车。我在上小学时学会了骑自行车，刚学会手痒，见到自行车就想骑。平时父亲上班，车在他手上，没机会，等他出差，悄悄把自行车推出去骑一圈，过把瘾，再骑回来，擦拭干净，放回原处。他出差回来，说车子被谁骑过了，见无人吱声，他又说，门口有车轮印，肯定有人骑车了。再后来他出差，实在戒不了车瘾，再推出去骑上兜风，回来擦拭归位，把门前院子再打扫一遍。

父亲的另一件心爱之物，是一块上海牌手表，也是七十年代早期购买。那时有一块上海牌手表很风光，好多人带上手表都要挽起袖子，看时间要抡起胳膊，在空中划一道弧线。父亲戴表很低调、不张扬，说是手表，我发现他更多的时候当怀表用，平时用干净的手帕将手表包好，放在上衣靠里面口袋，需要看时间的时候，从口袋掏出手表，打开手帕，看完再擦一擦，放在耳边听一听，包好小心放回口袋。

父亲一生只买过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自行车跟随他二十几年，直到他七十多岁生病偏瘫，才放下不骑。上海牌手表在八十年代初我刚上班时，送给了我。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参加劳动。割草、扫地、挑水、放羊、喂猪等农活样样都要干。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让我挑水。由于力气小，家里的两只木桶挑不动，父亲专门找了木匠，为我量身定制做了两个小木桶。从此，家中挑水我成了主力，两年以后小桶换成了大桶，有时肩膀被扁担磨得又红又肿。那时候年龄小，有虚荣心，很想得到一声夸奖或安慰，但父亲视而不见，从他口中听不到关心体贴的话语。初中放暑假，父亲和生产队长打招呼，让我去玉米地看玉米，一来参加集体劳动，二来可以挣点工分。为此还专门对我进行了“武装”，精挑细选了一节木棍，自己亲自加工，一根长短粗细适中、表面光滑的“少棒”伴我一个暑假。

父亲平时在家里精打细算，但对外并不小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生活普遍比较困难，我们家也不宽裕，但只要亲戚朋友遇有困难，他都尽力帮忙。有借钱的、借粮食的、借粮票的、借布票的，有的要帮忙找人开证明、招工、当兵、转户口等等需要跑腿的，他一概不推辞。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感觉，父亲替别人办事比为家里做事卖力气。我们村庄上一南京下放户，户主与父亲年龄相仿，两人关系处的不错。他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父亲一次借了100斤粮票给他，解了燃眉之急。当时父亲每月的供应粮只有31斤，100斤粮票占用了他三个多月的口粮。

父亲年龄大了不再上班后，慢慢喜欢上了种田。但他种田爱干一些带技术性的农活。

我们家住农村，有几亩责任田，父亲把多年在部队和单位养成的习惯，带入了种田当中。

先说耕田。父亲对耕田很有讲究，如果把农村的耕田质量分为优秀、良好、一般三个层次的话，父亲当毫无悬念属于优秀等级。每次耕田前，他先把牛喂饱喝足，然后套上犁耙，肩膀搭个鞭子，赶着牛来到田头。耕田之前，他先驻足观察，根据农作物品种和相邻地块情况确定从左边还是从右边下犁。第一犁必须笔直，否则返工重来，只有第一犁直，后面才不会弯。他耕出的田，土壤耕翻均匀，表面平整，水沟像一条直线，经常引来啧啧称赞。

再说播种。父亲播种必须横竖成行，否则宁愿不种。播种前，要么用绳子拉，要么用脚划，先规划好行距株距，再播种或栽插秧苗，这样长出的庄稼，赏心悦目。

播完种是田间管理。一块田播完种或栽上苗后，父亲每天要到田头看一看，管一管，流连忘返，每次都像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

还有一件农活是父亲包下的，就是扬场。小麦打下后，和麦皮掺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开，就需要扬场。先把掺有麦皮的小麦堆起来，抓一把木掀，根据风向，铲起小麦迎着风高高地扬起，麦皮吹跑，小麦落下。别小看扬场，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它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父亲扬过的小麦，可以把饱满的、干瘪的麦粒以及麦皮很干净地分开。

父亲平时喜欢抽烟、喝酒、打麻将，一辈子没有改掉，直到生病住院。

印象中父亲抽烟一天一包左右，他抽烟从不将烟叼在嘴上不动，而是要抽时放到嘴上吸一口，不抽时夹在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任由一缕烟气慢慢升起漂移。经过长年熏染，他的两个指头呈焦黄色。他抽烟不用打火机，用火柴点。他打开一包烟很仔细，不会将香烟封口全部撕开，而是在香烟商标封条的右侧轻轻开一个小孔，取出一支烟后又将孔合上。他抽烟的过程比较儒雅，从取烟、点火、抽吸、吐出烟气等一套流程下来，看上去比较洒脱。如果将抽烟分为文抽和武抽的话，他应属于文抽一类。他平时享受着吸烟的快乐，老了却要承受由此带来的痛苦。

父亲有酒瘾，兴致来了会喝上两杯。小时候我经常替他到一里外的代销店去打酒。拎个盐水瓶（医院挂水用过的玻璃吊瓶），揣上几毛钱，打一斤散装酒回来，够他喝上十天半月。他喝酒不讲究有什么菜，一捧花生就行。他倒入酒杯的酒不会太满，只有大半杯，防止端起来洒掉，酒喝入口中会带有声响。父亲胃不太好，冬天喝酒先要把酒温一下。他先将酒杯倒上半杯酒，用火柴点着，将装有酒的酒壶放在火上烤。火烧灭了，酒也烤热了，这时倒出来的酒还冒着热气。

父亲平时喝酒，经常会叫上一两个朋友来，一起喝酒聊天。一般都是临时兴起，他想到了谁，便让我去叫人。

小时候过端午节，父亲会买点雄黄回来，兑些雄黄酒，让我们也喝点，说是能驱妖辟邪、杀虫解毒。每年春节也会让我们喝点，增点节日气氛。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能喝酒，喝一点都感到辣的要命。

后来条件逐步改善，喝上了瓶装酒，但遇有好酒父亲舍不得一个人喝。我参加工作后买了一些好一点的酒给他，他一瓶也没舍得喝，直到去世，酒还放在家里。

爱好打麻将是父亲一辈子不太好的习惯。他在单位时有一些朋友，基本上也都是牌友。这些人隔三差五会聚到一起，今天在我家，下次到他家，轮流坐庄。一般是晚上先喝酒，喝完打麻将，一打就是通宵。夜间打牌门窗紧闭，屋内烟味呛人，早晨扫出的烟头足有半簸箕。

退休后年龄大了，父亲和原来的朋友来往少了，村庄上好打麻将的几个人，经常会到我家转一转，和父亲聊一聊，渐渐地，父亲被拉入了他们的队伍，重操了旧业。

父亲平时体质不错，没什么大毛病，五十多岁时血压有点高，退休后劳动多了，人瘦了下来，据他讲血压不高了，降压药也停了。记得是九四年的一天，他对我说身体有些不适，我带他到医院检查，血压比较高，医生要求他住院进一步检查并进行相应治疗，他可能觉得医生小题大做，吓唬人，坚持说不住院，回去自己吃点药。我在这时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说服他住院，以致不久后他的身体出了问题。

从医院回去后，父亲仍然坚持劳动，有时会到街上赶集，会一会老友，喝点酒。生病的前一天上午，他又去赶集会友，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家，和一朋友睡在一起。这位朋友鼾声如雷，他几乎整夜未眠。第二天上午回家，正赶上麦收，继续劳动。下午，我接到家里电话，说父亲突然发病倒下，左半身没有知觉。我顿感不妙，立刻叫上救护车直奔老家。路上伴随着救护车的警笛声，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一直在问自己，他为什么要得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能治好吗？

回到家，父亲已被扶在藤椅上坐着，周边围了一群人。简单查看一下，父亲神志尚清醒，左半身没有知觉，在现场的村医生说可能是脑血栓，随车的120年轻医生也说是脑血栓，不管是什么病，赶紧抬上车送医院。

到本市最大的三甲医院看急诊，神经内科医生简单问了一些情况，翻开父亲的眼睛看了看，又用木锤敲了敲父亲的左下肢，说应该是脑溢血，后经拍片检查被确诊。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父亲的左半身仍然僵硬、麻木，胳膊和腿不听使唤，医生要求进行康复锻炼。每次陪他康复训练不能少于两人，一个人扶着不让他跌倒，另一人将父亲的左鞋扣上布条，然后在前面牵着布条帮助父亲左脚挪步，在病房走廊走上一个来回，三个人都已满头大汗。

康复训练产生了效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如果有人扶着，父亲拄着拐杖能缓慢行走。但医生告诉我，父亲的身体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这时，我们才感到什么叫“病来如山倒”。回想起他过去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及平时我们对他关心照顾不够，对他为什么生病的问题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出院后父亲住到城里，戒掉了烟、酒、麻将，开始注意饮食，尽量吃清淡食物。每天一有空就练习走路，一开始要人扶着走，后来练了一段时间，自己拄着拐杖能独立行走。恢复到这种状态，我们非常高兴，他自己也很有信心，决心要丢掉拐杖。有一次他甚至还想到了他的那辆自行车。

不走路的时候，他会经常揉捏左胳膊，有时会右手冲拳，反复练习上肢。

就在他信心满满我们也满怀希望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再一次光顾了他。一天早晨，天寒地冻，他早早就出了门练习走路，没走几步再一次倒下，送去医院检查，又是脑溢血。

对父亲第二次生病，我内心常常自责。患过脑溢血的病人，脑血管很脆弱，平时要注意保护，尤其是冬季和夏季，更要当心。我为什么没有想到？人们常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父母年龄大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多学点、多掌握点医学常识来帮助和照顾他们？

这一次病后，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人们往往对未来抱有希望，却不知世事难料，来日不一定方长！健康地活在当下，最好。

经过再次住院治疗后，父亲暂无生命危险，但彻底失去了行走能力，平时要么躺在床上，要么坐在藤椅上，每天望着天花板沉思，这样的状况，他坚持了四年多。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何等的煎熬。有时，实在寂寞难耐，他会要我们通知一些亲戚或朋友来看他，陪他聊天说话。

文章写到这里，我也时常地问自己，二十多年前父亲生病时我三十多岁，正是工作稳定精力充沛的时候，为何不能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他，听他讲讲过去的往事以及疾病带来的痛苦，多多地安慰他开导他，也许对改善他的身体状况有帮助。哪怕什么话也不说，就在他的床前坐一坐，让他感觉到你的存在，对他来说也许已经很满足。现在看来是件很简单的事，但当时我们做的很不够。

在父母离世后产生悔意，为时已晚！

长时间瘫痪，父亲的身体机能明显变差，各种疾病来袭，老慢支、肺心病等顽疾整天缠身，特别是到了冬天，三天两头住院。往往到医院刚住下，医生就送来了病危通知书，身体每况愈下。我知道，这时候的他，离天堂的路越来越近了。

1999年12月，是父亲最后一次住院，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医生已无回天之力。到了中旬，父亲已处于弥留之际，我们将他送回老家。他思维很清晰，让我们叫来他的几个老朋友见一面。这时，他已不能说上多少话，与老友仅有四目相对，眼中噙满泪水。

1999年12月20日晚，澳门回归，举国欢庆。我们失去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