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行长走了

穆如清风

老行长走了

在仁怀中枢城区老城一带的葡萄井、炮台上、东门河、丁字口、北门、新华书店，老幼街民都记得有一位老行长姓周，当他上街，人们都会主动给他打招呼，喊周行长。喊着喊着，周行长从年轻帅气慢慢变老了，人们自觉地换了一种喊法，“老行长”。老行长确实老了、退休了，人们再也没有新的喊法，喊法也不再随之改变，都称呼“老行长”！退休廿六年过去，整整过了一代人，许多年轻同志不认识他了，人们好像也忘记了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多年银行的行长。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老行长”成为了他的代名词，酒都人只要说老行长，不知其名的人也知道是他——周德彬。

云祷山俯首，东门河哭泣。2020年12月14日凌晨1点10分，这位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为人谦和，关爱他人的老行长，在城区家中慢慢闭上双眼，安静详和地离我们远去了，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到了他的极乐世界。

老行长86岁走完他的人生路，副县级调研员岗位退休，高级会计师职称。老行长生前叮嘱，去世后丧事从简，不许铺张浪费。亲人遵照遗嘱，灵堂布置简捷，没有过多鲜花，也没有过多摆设，灵柩静静地停放在冠英殡仪馆7号灵堂，一个阴森森的白底黑字“奠”前。天地悲切，前来送行老行长的亲朋好友，单位同事，泣不成声，不住地躲在门旮旯抽渧擦泪，诉说”老行长走了”。

逝后第二天要火化安葬，时间也急，不知那来的消息，老行长生前好友，亲朋闻讯远远赶来，到他灵柩前，含泪哀悼。

” 周行长走了，他是个好人”。

老行长出生于旧中国，他的家世平凡，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权贵世家。他小时候，特别能吃苦，特别勤学，特别懂事，童年就是邻居人的榜样。新中国成立后，十几岁的他投入金融系统，算盘成了他的密友。他做事细心，业精于勤，在金融行业奋战四十多年的他，见证了仁怀金融发展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为仁怀金融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可谓仁怀金融行业一颗璀璨明星。

老行长敢于担当，爱护职工。上世纪60年代，大城市来了老三届的知青落户仁怀。说是知青，其实是一些十多岁不懂事的孩子从城里来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曾有一名知青挪用公家5角钱被查出，单位要严肃处分他，扣除他半个月生活粮并遣送边远充军的处分，这位知青一时不知去向，一筹莫展。老行长时任银行人秘股股长，顶住其他领导处分意见的压力，顶住时政压力，提出对他严加批评教育，赔上挪用现金，不赞成扣掉知青生活粮。一番争论后，集中了他的处理意见。后来，这位知青回到了城里，考上了一所金融大学，成为了一所银行学校校长。

老行长关爱亲友，勤俭持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枢街上没有几家旅社，更不别说宾馆和酒店，到县供销社开办的食店买包子吃也要收粮票。我们乡下来中枢考试的青年，多数投亲靠友找借宿。老行长是我母亲的亲表哥，我外婆的亲侄儿，我来到葡萄井旁老行长工作的单身寝室投住几天。他的寝室只有几个平方，室内一间挂笼帐的简易木床，一把藤椅、一根木凳子、一张三抽屉桌子。晚上我和他同床一人睡一头。下午，常有单位领导来他寝室，老行长给我一把钥匙，让我自由进出，还告诉我饭票在未上锁的抽屉里，自行拿票到单位食堂吃饭。老行长还抚摸我的颈和脸，“农村娃儿，晒得好黑哟”。给我摆龙门阵，他一个月70多元工资，每月给家里父母亲及生活支出40多元，自己开支含生活费不过30元左右，紧巴巴过日子。

老行长善于助人，解人之难。喜头初级中学建于80年代初期，校长是一位外地来的知青。当时交通十分不便，车辆极少，县直机关的很多领导干部下乡也是走路或坐班车。教育局给新建的喜头中学配置了一批理化生实验器材，校长找不到车子运送，焦头烂额，便给我这个还在中枢读书的学生提出，要我去给周行长说，请他支持，借用银行车拉一下学校实验器材，撞着胆子试一试。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学生，他正在参加全县区委书记会议，我勇敢去了他会议室，向他述说了困难，巧遇周行长第二天下乡喜头区检查工作，他答应了，安排驾驶员下乡将这批器材拉到了喜头中学。当时校长高兴的样子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老行长清正廉洁，坚持原则。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大门敞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流传工资收入的谚语，“摆个小摊，顶个县官”，“全家做生意，顶个总书记”，鼓励人民群众投身经济建设大潮，争当万元户，走上致富路。但资本积累初期，群众手里没有本金，需向银行贷款，很多生意户找到周行长贷款，要他支持，送钱送物送地盘者大有人在，都被他一一拒绝，他秉承“诚信者先贷，不诚信者拒贷”，杜绝一切走后门、给好处办事的路子。周行长退休后，常常给我们讲一些活灵活现的例子，并教诲年轻一代做事要公道正派，心底无私天地宽。

老行长艰苦朴素、助人为乐，清正廉洁、关爱他人的事迹要写的还多还多，只因纸张有限，提前搁笔。

老行长走了。他一定会一路走好，含笑九泉！

老行长的一生，被人们自觉用“老行长”三个字刻写在酒都大地上，流传在市民记忆中！

2020年12月15日晚11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