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那年

阿玲

《那一年》，使触摸青春的手有了座标…… — 谭际明

　　《 那 一 年 》

肖建纲

那一年，美丽纯真的小师妹只有十六岁，在她眼里：一脸严肃的邱师傅好老好老，其实他只有三十九岁；刚刚休完产假就来出操的陈师傅也蛮老的，其实她也只二十九岁；大师兄年令也老大不小的，居然都有二十岁了，算算他也应该有那么大了：66年高三毕业，文化大革命再耽误二年，是应该有这个年纪了。不过，那个十四岁就在车间打杂的“小老实驼子”确实太小了。

那一年，来了批经过部队熔炉里锻炼的人，椐说还有刚从越南战场下来的，他们血气方刚，意气风发。

那一年，来了一批上海知青，他（她）们比我小师妹还小，文革开始时他（她）们还刚刚小学毕业，他（她）们的到来，让我们发现“上海阿拉小姐”也同样能吃苦耐劳。

那一年，从农业团调来一批战友，居然还有一位是大师兄的恋人，小师妹很稀奇地在想知道：恋爱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一年，南河边、小桥旁成了一对对青年恋人的踏足地，青春的火熖很快地燃烧。那一年小师妹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

其实那一年，我们都不老！都不大！其实都很年青！

《 那  一  年 》

  徐为平

   那一年，你二十岁了，已经工作了三年，终于有了人生第一个不用自己花路费的探亲假了。

   想到就要见到二年未见的爸爸妈妈和外婆哥哥弟弟等亲人，每天都处在兴奋的状态中……

   为了给家人带去瓷都的特产，你接连几天夜班下班就直奔市里面，采购瓷器……，杯子、碗、盘子等装满了两个旅行袋。

初夏的六月，你风尘仆仆踏上了回家的路。几天的辛苦劳累，返家路上的奔波，你的嗓子嘶哑，还发着低烧，满身疲惫的回到了家中。

日思夜想的家啊，真是一剂良药，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一切不适都已烟消云散了。

这是堂哥在姐姐去黑龙江前给我们兄妹拍的照片

那天，爸爸对我说，带你去看看你的堂哥。我的堂哥是一名军医，是海军411医院的内科主任。我已经五年没见到他了。五年前，是姐姐去黑龙江兵团前，他来家里为她送行。

在医院，堂哥的办公室里，堂哥说：“五年没见，变化还是挺大的，走在路上遇见也认不出了”……“怎么说话声音也变了呢？”我告诉他，是扁桃腺发炎，嗓子哑了。

堂哥的职业病犯了，他仔细询问我，扁桃腺是不是经常发炎，经常发炎的话，要及时开掉…….。等你嗓子好了，找个时间来我这，做个检查，就在我们医院动手术，医院会给你开病假的…….

手术，病假，说实话，我当时听到有病假，眼睛一亮，可以在上海再多呆10天，这个诱惑太大了…….

再长的假期也还是有归期的那一天，那天又要离家返程了。

下午的火车，爸爸要上班，妈妈和我的好朋友去车站送我。走进车厢，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隔着车窗，与妈妈和好朋友依依话别，突然，看到站台匆匆走来的爸爸，啊？爸爸他怎么也来了？爸爸急急走到窗下，抬手提着一个西瓜送进车窗里。爸爸说：你不是说你们那里没西瓜吗，把这西瓜带去，和厂里的人一起吃。

爸爸是特意赶到车站给我送一个西瓜的，我语塞了，心里那个悔啊！谁让你在家里吃上久违的西瓜时，要说你这三年在江西没有吃过西瓜呢？天下父母的心啊，唯有你自己为人父母时才能体会到。

汽笛响了，车身开始慢慢晃动，我噙着泪，挥手向爸爸妈妈告别…….火车越开越快，看着渐渐远去的身影，泪水终于止不住的一滴滴滑落……

 

每个人都有青春，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都是壮丽的。我觉得我的青春就是在这年复一年，往往返返的团聚和离别中耗去的。

《那一年》关于“西瓜”的后续，一个美好的故事

 

   火车飞奔向前，我静静的看着窗外，一片片田野，一座座房屋从眼前掠过。这时候，一个声音响起：“你是到景德镇？”我这才发现，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年轻男士，那时候我对年龄没有什么分辨力，感觉应该和我哥哥年龄相仿。我点点头回答，“是的”。他高兴的说：“我也是到景德镇的，是去出差的”，“我是第一次去，中间还要转车的吧？”我说，是的，我要在弋阳转长途汽车。我接着说，正好，我们可以一起。这时候的我，好像特别义气，1971年回去的那次，也是这样的路线。人家第一次来，当然我应该带路的。

   路上有了同伴，不觉得寂寞与枯燥了，攀谈中，我得知他是一个搞无线电的技术员，是到景德镇某一个无线电厂去开会的。

第二天在弋阳转车，我随身带了好多行李，许多都是帮忙在上海买的东西，加上又多了个大西瓜。有了个同伴，让我旅途轻松了许多。车到景德镇车站，我们告别各自回要去的地方。

两天后，我正在宿舍，突然听到说，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没想到是火车上的那位旅伴，他居然来厂里看我了，手里还拎着一个大西瓜。他说，西瓜是会议上发的，会议结束了，他也要回上海了，所以来看看我。在我宿舍坐了会儿，他在我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和地址。

往事悠悠，经过漫长的四十七年，许多细节已记不清了，他的名字也早已忘记，那本记着他名字和地址的笔记本也早已不见踪影。只记得后来通过几次信，信里他像哥哥一样的谆谆教导我，就像亲哥哥一样贴心，很温暖。

相隔半年多时间，到了1974年的春节，我回家过年了。那年我姐姐也从黑龙江回来探亲了，心里特别高兴。

某一个周日，我和火车上旅伴相约去公园，我记得好像是复兴公园，他说他带着相机，让我和姐姐一起，他给我们拍照。我和姐姐还带着2岁的小侄女一起去的，他也带着一个不到2岁的小女孩，他说是他的女儿，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可爱的小女孩。

他给我们拍了好几张照片，后来还放大了寄给了我。

后来不知怎么就慢慢失了联系。

现在想起这段往事，脑海里突然顿悟：全国性的会议上会发西瓜吗？这分明是他在街上买的吧，只是因为他在火车上看到了爸爸给我送西瓜的那一幕。多好的一位大哥哥啊，假如我早点想到，应该对他说声谢谢的！

由他我又想起从小就一直记忆在我脑海里的一件事，那是我5.6岁时，爸爸因为胃病住院了，有一天妈妈带我去医院看爸爸，爸爸是住在自己工作的大华医院，在宝庆路上。晚上从医院出来，天下雨了，我们没有带雨伞，妈妈抱着我走到车站坐公交车回家。那时我家住在人民广场附近的大沽路，从医院到家也不算太远。下车时，有一个大哥哥为我们打着伞，一定要送我们回家。就这样，妈妈背着我，大哥哥打着伞，从车站一步步的往家里走，一直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我脑子里一直记着在屋檐下大哥哥和我们告别的情景。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留下了人性的善和美，也一直在冥冥中告知自己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人。

 

                          写于2020年12月14日

这是我的火车旅伴给我和姐姐拍的照片。

《那 一 年》

赵怀良

那一年是知青下放最“红火”的一年，上海火车站每天锣鼓喧天，那一年的口号是“全国一片红”，也是临届毕业生的必经之路，政府说：以后年年如此。偶有的“钉子户”，居委会则组织一帮老头老太，手持小旗，敲锣打鼓到你家，呼上一通口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周而复始，于是家有毕业生的家庭便彻底打消了“赖”在上海的念头。

我在忐忑不安中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学。之所以忐忑，是因为同学们不是去了白山黑水、就是远赴西双版纳、部分同学则流向了大别山区、而相当一部分则来到了红土地，毕竟这块土地曾经是革命的摇篮。（还有一说，江西是鱼米之乡，不用吃杂粮）然而我却还没有找到能够接纳我当农民的地方。该走的都走了，留下为数不多的类我同学，不是去向条件不达标，便是偏远边陲，不毛之地。于是我徘徊在往何处去的犹豫之中，整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地捱着时日。

那一天，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个年代，中学生几乎是没有电话呼叫的）惊讶之余就听电话里的声音说: 立刻马上到所在地的“上山下乡办公室”领取一份去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的通知单。当时我就懵了，此等好事怎会落到我头上，按照当时分配到兵团条件，我是完全不够格的。心中暗喜：天上掉了一块馅饼，竟然砸到我头上了。一路狂奔五公里，气喘吁吁地自报姓名后，便得到了一张“江西生产建设兵团23团独立营”通知单。当即就想仰天长啸，可不知古人是怎么个啸法，怕啸出个狼嚎，于是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昂首挺胸，踱着方步往回走。边走边憧憬着想象中的兵团生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肩扛锄头背挎枪，巡逻站岗逞飒爽。当时的心情那叫一个爽。

晚上，母亲下班回到家，我即刻将此喜讯告知于她，母亲听闻后，神色木然，至今还记得那眼神是茫然的，随后一声不吭地开始忙碌晚饭。那天的晚餐虽然多了一道硬菜，但却没有了往日的欢笑。没有任何声息，气氛很是压抑…… 父母不说话，弟妹们也都不敢出声，他们已经知道我即将远赴江西，怕自己的任何不当言语引起父母的呵斥。

晚饭后，或许是感觉家庭的气氛太沉闷，亦或是即将离开上海而惴惴不安，心里颇不宁静。只想一个人出去走走，于是我独自漫步街头，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漫无目地徜徉，犹徘徊，盘旋往返。犹彷徨，心神不宁。喟然而叹：上海虽大，却无我容身之地。“子时”尚在家门口踅来踅去，望着夜色朦胧中的小巷，生于斯，长于斯，即将远离，难免怅然若失。此番离去，他年返乡，定然物是人非……。

猛然间发现小巷其实还是很亲切的，这是一条由不规则的石块铺就的曲折小路，白天倒也熙熙攘攘，夜晚则略微寂寞，颇显恬静安然的江南特色，我竟然忽略了它的存在。此刻，仿佛这一片天地是我的，一个人在苍茫的月下，想着两天后的悲欢离合，想着到江西兵团后的工作、生活。不知不觉间，已到自家门前。轻轻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母亲则静静地坐在家里等着我。母亲木然地看了我一会，悄声问道：“明天就要迁户口了吗？”“是的。”我回答。（因为只有三天的时间，而有些行李用品是要凭户口迁移证明才能购买的）母亲只是“唉”了一声。旋即，轻轻地把户口本递到我手上。

隔天，我去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当“迁出”的蓝色印戳盖上后，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震颤。从此我将不再属于这块土地，成了名副其实的江西人，时间证明我当时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时至今日，江西的同事称我们为上海人，但在上海人的眼里我们依然是江西人，确切的叫法，外地退休返沪人员。（因为我们不能享受本土上海人的所有福利政策）从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到思维的方式；从饮食口味到满口的赣腔；以及能够证明我们身份的证明，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江西已经完完全全地融入到了我们的生命之中，江西才是我们的故乡。岁月留痕也好，沪赣情深也罢，23团的上海知青从那时起就与江西结下了不解之缘。

得知我即将远赴江西的消息后，全家人都在悄悄地忙碌着，母亲则去单位请了假，找出仅有的布票，扯了几尺布，连夜给我缝制了两套可以换洗的衣服，（母亲是裁缝）大嫂下班后匆匆赶去百货公司给我买了一件的确凉衬衫，并告诉我，之所以没有买白色的，是因为农村没有自来水，白衬衫洗了会发黄。（这是我生平第一件的确凉衬衫，很是舍不得穿，记得有一天休息，想穿上得瑟一下，后来听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惊吓之余，又小心翼翼地将其藏于箱底若干年。）小弟，则把他心爱的蟋蟀盆悄悄找人变卖了，瞅着身边没人，默默地从口袋里摸出几张毛票递给我，说这是他的全部家当，给我去到江西用，看着他手中攥着的皱巴巴的几元钱，我有点哽咽，眼眶瞬间模糊了。

临行前一天，母亲问我：“想吃点什么”？“不知道，没胃口”。母亲则看了看我，带上所有的食品票证去了菜市场。那天她在厨房忙了一整天，中途把我拉进厨房，给我端上一小碗炸熟的肉圆，叮嘱我，赶紧吃了，不要声张。望着平时难得问津的肉圆，看着袅袅上升的热气，一股肉香直冲鼻峰，顿时口内生津。我狼吞虎咽，来不及细细品尝便已囫囵到肚。晚餐有点丰盛，却很安静，弟妹们全无平日“虎狼之师”状。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他们的兄长明天就要离家远行了，他们克制着自己对食物的欲望，只是想让我多吃一点。

70年5月27日注定是终身难忘的一天，那一天我的人生轨迹被改变，命运的坐标点也在那一天被定位。从那一天起，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江西人了。所有的行装都是为当农民而准备的，雨鞋、雨衣、解放鞋、包括肩头加厚的外套，（为挑担而备）等等等等。

早晨，全家人陪同我到了学校的集中点，然后再匆忙赶往火车站给我送行。那天的上海火车站照例是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全家人早已等候在车厢下。父亲谆谆教导我说：“到了兵团，要听领导的话，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母亲则一改往日的沉默，絮絮叨叨地不停叮嘱：“照顾好自己，该吃吃，不要委屈了自己，实在不行就回来，那兵团咱不要了，家里养着你”。大哥则说：“工作之余还是要多看点书，学点文化，有机会学点技术，技多不压身”。我唯唯喏喏地不停地点着头，弟妹们则用那无助与不舍的眼神望着我。“该上车了！”我哽咽着说。

车箱的窗口挤满了23团的同行者，我只能在人头的缝隙中给全家人挥手，示意他们回去，显然这想法是不可能的，火车不开，他们是不会离开的。分别前的等待最是难捱，终于，车动了。我急忙在拥挤的窗口缝隙中寻找父母兄弟们的身影，却瞥见了母亲陡然瘫坐在地，放声大哭。我知道那是她积压数日的焦虑与深深的不舍，这一刻才得以宣泄。那送别的一幕最是揪心，因此也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已成永恒。

望着渐行渐远的家人，曾经的小巷、儿时的玩伴、兄弟间的嬉闹，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列车在飞驰，眼前一晃而过的景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直到同座的招呼我，才恍然醒来，而我已泪流满面... ...。2021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