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

東山玉樹

36、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谢安的妻子教导儿子，问谢安：“怎么从不见你教导儿子？”谢安说：“我常教啊！”

谢安的夫人是刘耽的女儿，刘惔的妹妹。刘耽的另一个女儿嫁了桓玄。

刘孝标注里说

太尉刘子真，清洁有志操，行己以礼。而二子不才，并黩货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训导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闻见，而不放效。岂严训所变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太尉刘寔，自己节操高尚。儿子却不怎么样，贪污获罪，还诛连刘寔被免官。有人对他说：“你怎么不训导儿子呢？”他回答：“我的所言所行，儿子都看在眼里，却不知道仿效，难道我严加训诫了就有用吗？”谢安的意思，和刘子真是一样的。

刘寔字子真，平原郡高唐县（今山东高唐）人 。三国至西晋时期重臣、学者。

言教与身教历来是人们乐于讨论的问题

《老子》里早就说：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中国的士大夫们，即使为官治国上常奉行儒家学说，但到了个人生活上，终究逃不开老庄的影响。

所以谢安和刘寔的说法做法一点也不值得奇怪。

我们知道，只要有任意的两个条件，就可以得出四种不同的情况。有A无B，有B无A，A重于B，B重于A。如果身教是A，言教是B，那么谢安与刘寔显然都是有A无B这类的，认为只需要身教，不需要言教。

意思一样，结果却大不一样。谢安可没有教出贪污渎职的儿子。

就像别人讲的道理未必都能用到自己身上。

因为好的身教是在一个尽可能大的环境中的身教，不是一个人的身教。

谢氏是随元帝南迁的北方世族；谢安是以一己之力延续东晋百年国祚的江左第一风流宰相，能文能武，能隐能仕；谢安的妻子刘氏是刘耽之女，永和名士风流之宗刘惔之妹；当时与谢家交往的，是王羲之、许洵这样的时代之光；谢安儿子从小的玩伴，是谢玄、谢朗、谢道韫这样的谢氏子弟。

而刘寔，少年贫苦，靠卖牛衣养活自己。因品德高洁，好学不倦，最初以低级官吏身份进入洛阳，晋惠帝时官至司空、太保。

刘寔的第一任妻子卢氏生下儿子刘跻就去世了，第二任妻子华氏生儿子刘夏。当初华家要把女儿嫁给刘寔的时候，刘寔的弟弟刘智就劝他说：“华家类贪，必破门户。”意思是华家的人都贪婪，肯定会破败家门。”之后刘寔果然两次因为刘夏犯罪而被诛连免官。

可见谢家和刘家的家庭环境之差别。在如此巨大的环境差别之下，却施行一样的教育方法，其结果自然也是不同的。

对今天的我们而言，首先你恐怕不能拥有谢安那样的家世；就算有，现在的孩子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可以听到、看到、甚至被灌输各种不同的东西，不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叫他们怎么参照？

所以，年龄越小的孩子越需要相对纯净的环境，等TA渐渐有了对是非对错的大致判断，再投入社会的怀抱也不迟。

而且，谢安自己对儿子行不言之教，但他夫人行的明显是有言之教啊！再反观刘寔的夫人华氏，又能教给孩子些什么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家中最有言教资格的人是刘寔本人，他却放弃了。

我们也常会说身教重于言教。

身教对成年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实言教也没有那么容易，只是门槛低一点。）当父母能施行身教的时候，言教的效果当然会更好。

要是不能，也并不是用更多的言教甚至呵斥、体罚，把缺失的那部分身教补上就可以的！

缺就让它缺在那里好了。我们可以美其名曰：教育中的留白。

就像我们都知道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但如果这个母亲并不能够给予孩子好的教导，那倒不如闭嘴。

可我们说过的，闭嘴多么难啊！

懂得闭嘴的妈妈，“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33、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䣛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谢奕在剡县当县令的时候，有位老人犯了法，谢奕就罚老人喝酒。人都醉了还不罢休。当时谢安只有七八岁，穿着青布裤子，坐在长兄膝边，劝说到：“阿兄，这老人家挺可怜的，何毕这样子呢？“谢奕脸色缓和下来，问：”你想要放他回去吗？“于是把老人放了。

谢奕字无奕，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大臣，太常卿谢裒长子、太傅谢安长兄、车骑将军谢玄之父。曾为桓温幕府司马，官至安西将军、豫州刺史。

谢裒的“裒”，很多地方注音是póu，不止网络，甚至某著名出版社的书籍。但其实用作人名的时候一般念bāo，取其通“褒”的意思，而读póu的时候是表达1.聚集，～集，～敛；2.减少，～多益寡。

尽信书不如无书。一些著名甚至权威出版社的普及型读物里常常错误百出。我很怀疑他们就是直接百度的。

谢安字安石，东晋名士，重臣，政治家，书法家。谢裒第三子，谢奕之弟。

我们讲过谢安是《世说新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没有之一。所以接下来有得是机会了解他。

现在只要知道他年轻时隐居会稽东山，四十岁才入朝为官，死后追封太傅，所以《世说新语》里的“太傅”，或者“谢太傅”就是他。

老人犯了法就灌酒，也不怕出人命？可见谢奕够是恣意豪放的。当然也有直接说他粗鲁的。但心机boy桓温布衣时即与谢奕交好，后来也数度提携谢氏子弟，大概是真喜欢或者放心谢奕的性格吧？

相比之下，谢安虽然年幼，却温和儒雅之气已现，难怪四岁就被桓温的父亲桓彝赞为“风神秀徹”，又被后人称作“江左第一风流宰相”。

【笺疏】

　　〔一〕李慈铭云：「案世说于阮裕或称光禄，或称其字思旷，无举其名者。临川避宋武讳也。」

　　谢奕作剡令，中兴书曰：「谢奕字无奕，陈郡阳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书。奕少有器鉴，辟太尉掾、剡令，累迁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箸青布?，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一〕遂遣之。

　　【笺疏】

　　〔一〕嘉锡案：阿奴为晋人呼其所亲爱者之词，故兄以此呼弟。说见方正篇「周叔治条」。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文字志曰：「谢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学行，安弘粹通远，温雅融畅。桓彝见其四岁时，称之曰：『此儿风神秀彻，当继踪王东海。』善行书。累迁太保、录尚书事。赠太傅。」晋阳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阳翟人。祖?，安东将军。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简贵之风，冲默之称。累迁江、兖二州刺史。赠侍中、太傅。」〔一〕

　　【校文】

　　注「父治」「治」，景宋本及沈本俱作「洽」。

谢公夫人教儿，〔一〕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谢氏谱曰：「安娶沛国刘耽女。」按：太尉刘子真，清洁有志操，行己以礼。而二子不才，并黩货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训导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闻见，而不放效，岂严训所变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二〕

　　【笺疏】

　　〔一〕吴承仕曰：晋书七十九谢安传曰：「安妻刘惔妹也。」

　　〔二〕刘寔字子真，此事今见晋书本传，而文不同。

　　晋简文为抚军时，〔一〕续晋阳秋曰：「帝讳昱，字道万，中宗少子也。仁闻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抚军辅政。大司马桓温废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沛国刘惔 　

刘惔（真长）是沛国相人。祖父辈兄弟三人，并有名中朝。父刘耽，晋陵太守。 少家贫，居京口，虽筚门陋巷，晏如也。刘惔早年不为人知，唯得王导器重。后知名，尚明帝 女庐陵公主。刘惔雅善言理，为永和名士风流之宗。简文帝辅政，刘惔与王濛并为谈客，以上宾礼相待，号为入室之宾。刘惔善知人，每奇桓温 才，而知其有不臣之心。温为荆州，惔言于帝：“温不可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性简贵，与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伧奴善知文章， 羲之爱之，常向刘惔提及。刘惔问：“何如郗方回？”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累迁丹阳尹，卒年三十六。

第一则故事，讲的是大权臣桓温拜访丹阳尹刘惔，而在家中的刘惔躺着不起身（不去迎接这个手握生杀大权的东晋第一权臣），于是桓温就拿着弹弓射刘惔卧榻上的枕头，由于古人枕头很硬，弹丸崩碎后掉到了被褥之间。刘惔此时生气变了脸色，起床对桓温说：“使君，难道打仗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求胜吗？（言下之意是你这样做有点欺负人了，有本事去打敌人，一雪前耻）”而此时桓温露出了很恼怒的神色。

有人认为桓温之所以恼怒是因为刘惔揭了桓温的伤疤，也就是西元369年的北伐，枋头之战，桓温大败。但是我觉得此事在时间上有误。

刘惔虽然生卒不详，但其为沛国刘氏，晋陵太守刘耽之子。虽然不算顶级士族，但次顶级士族是一定算的，刘惔年轻的时候得到丞相王导的赏识，时人比他为荀粲，他尚黄老玄学，清谈能力一等一。他还迎娶庐陵公主司马南弟，理所当然成为士林领袖和清谈干将。历任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但是，他年仅三十六岁就去世了。

好了，再看一个资料，永和三年（西元347年）十二月，刘惔任丹阳尹，作为首都最高行政长官的他，此时他怎么也得三十岁了，即使是顶级士族的子弟，三十岁能当到丹阳尹这个级别的官员，也是凤毛麟角了。那么很可能刘惔在西元355年前后就已经去世了。而此时距离桓温的枋头大败，还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此外，可能当时的桓温只是荆州刺史，尚未掌握最高权力，刘惔称呼桓温为“使君”，是合适的，如果桓温掌大权，则应称呼其“大司马”或“桓公”才对。

可见我们所认为的揭桓温枋头大败伤疤是不正确的，推测此故事应该是二人还是年轻时候的一次交往，此时年轻的桓温估计还只是在琅琊内史任上（作为郡一级的长官，称呼桓温为“使君”也是可以的）

第二十八回（五） 晋祚之殇（五）

上文说到苏峻、祖约之乱被平定，温峤、滕含等人簇拥着成帝还朝。建康城中诸宫室、府院已尽为灰烬，唯有建康城北的苑城还保留完好，加上群臣亦多还在苑城，朝廷初议以苑城为宫室。然，苑城乃廷尉署囚牢，寄意十分不吉，温峤力主不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群臣又把目光投向苑城之南的建平园。

建平园，乃司马睿建平陵之园区（在今鸡鸣山之南麓），建有护陵之院墙及楼阙，故而可以暂为朝廷宫殿。把朝堂设在皇陵内，这是历史绝无仅有，必将成为千古笑话，群臣中亦有反对者。时，大乱初平，急需稳定，成帝方及八岁，但历经磨难之后已颇有成人之量，他自乾纲独断一次，就定在建平陵坐朝。于是，东晋朝廷重新恢复办公。

朝廷反正，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封赏有功之臣。陶侃为义军盟主、温峤有救驾之功，二人并列居首，一个获封长沙郡公、一个获封始安郡公，皆邑三千户（爵位等级与平王敦后明帝所封王导的同等）；拜陶侃为侍中、太尉、拜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亦与先时明帝所授王导平起平坐。郗鉴次等，将封郡侯，自请降爵以封侄子郗迈、外甥周翼，遂改封为南昌县公（郗迈、周翼及郗鉴次子郗昙各封子爵）。庾亮、庾冰将封县侯，以乱由庾氏起辞封；虞潭封武昌县侯、顾众封鄱阳县侯、王舒封彭泽县侯、王允之封番禺县侯、毛宝封州陵县侯，其余有功之人封拜各有所差。就连孔坦、陶回、张闿亦皆获封县伯、蔡谟、庾怿也得封男爵，唯独没有王导及其子弟什么事情。

或许有人会说王导在平定叛乱中没有什么军功，所以没有得到什么封赏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在第一次封赏之后过了十天，成帝又进行第二次封赏，荀崧、陆晔进爵县公，褚翜、陆玩各封县伯，其余大臣亦是各有封赏，王导及其子弟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封赏。可见两次封赏皆无王导，应该是成帝有意而为之，或是恨王导弃帝自逃（先时王导自顾从苑城逃脱，而钟雅、刘超则留下来谋救成帝，因此王导就成了“弃帝自逃”），或是想要摆脱控制，总之成帝定然已对王导起了戒备之心。

然而，成帝终究还是太过年少，对王导所代表的集团势力严重估计不足！在封赏有功之臣后，接下来便就是惩处有罪之人。苏峻、祖约之乱，历时一年又四个月，在这场叛乱中太后庾文君被逼辱致死、晋室宗庙被毁、都城建康被焚，有卞壸、陶瞻、钟雅、刘超等重臣名将先后战死或者被杀，其后果之悲惨甚于王敦两次作乱（王敦第一次作乱历时四个月，以司马睿屈服结束，都城建康未遭战火；王敦第二次作乱历时则更短，仅两个月时间就被平定）。

先时，王敦复乱被平定之后，温峤主张宽恕其余党，结果没有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很快便就爆发了苏峻、祖约之乱。这一次苏峻、祖约之乱被平定，温峤力主对待余党严惩不贷以杜后效。

苏峻之党，苏硕、韩晃、张健、张瑾、弘徽皆已败死，路永、匡术、贾宁、任让、管商先后归降，苏逸则是被王允之生俘，温峤主张严惩的余党便是苏逸等被生俘者以及路永等归降者。（在苏逸南逃后，留守石头城的任让立即开城投降温峤；贾宁虽随苏逸南逃，但在苏逸渡溧水时，因其押辎重在后，未及过河而军败，其遂降于王允之，献上所掠建康金银宝物不可胜数）

苏逸乃是苏峻之弟，逼辱死太后庾文君、逼迁成帝出石头城，罪大恶极，死不容恕！他被拉到车骑府外斩首示众。管商乃是苏峻爪牙，苏逸被杀之后，还未处置到他，却是自己惊惧胆裂而死。接下来轮到要处置路永、匡术、贾宁三人，王导便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了。他不但不言路永、匡术、贾宁三人有罪，反而说三人有功请求朝廷给予褒显。（路永、匡术在关键时候背叛苏峻，此中之功自不必说。而贾宁之功在于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苏逸烧城而走，温峤救下来后，官仓仅剩余米数石，只能购给成帝做御膳用，包括王导在内的大小官员们只能自己寻食，导致一时之间城中粮食价格大涨一斗大米值一万钱，贾宁奉献的金银宝物正好救了官员们的急）

听得王导请求褒奖路永、匡术、贾宁三人，温峤禁不住大怒道：“路永、匡术辈首乱，罪莫大焉。晚虽改悟，未足以补前失。全其首领，为幸已过，何可复宠授哉？！”

王导有愧色，不敢与之争。但是朝廷官员们受了三人之好处，跟着纷纷站出来为他们求情。温峤怒不可遏，奈何拧不过满朝之官员，只得委屈顺从。于是，路永、匡术、贾宁三人不但不被治罪，反还得到任用。

陶侃、华恒见得如此，也是站出来为任让求情。任让，乃平原高唐人，与华恒是同乡。初时，华恒为州大中正，品评任让轻薄无行，致使任让不得征辟只能投身行伍，华恒因此一直有愧。当时恰逢陶侃在荆州讨张昌，任让遂去投效，成为陶侃帐下小校，其后讨杜弢、杜曾皆有功，步步晋升成为一员将领。及至王敦调陶侃去广州，任让为之不平，遂与郑攀、苏温、马俊等将作乱。叛乱被讨平后，任让亡命天涯，及至苏峻、陶瞻练兵海上，任让乃去投效。因曾为陶侃之将佐，遂得苏峻任为参军。苏峻攻入建康，官员多有死难，华恒亦担心任让会杀他，结果恰恰相反。当乱兵将杀华恒时，却是任让尽心救卫，华恒方才得免。

见着路永、匡术、贾宁三人不但免罪还得任用，陶侃、华恒亦是相继站出来为任让求情。任让亦是苏峻余党，但见陶侃、华恒为之求情，王导却是换了嘴脸，他反对道：“任让弑帝师于御座，不杀不足以平天怒！不可宥之，当处极刑！”（成帝被苏峻挟持后，刘超奉帝左右启授《孝经》《论语》，故有“帝师”之说）

群臣见状，跟着附和。当初，任让将杀钟雅、刘超之时，成帝抱持悲哭以求，道：“不可杀我侍中、右卫……”任让拒不奉诏，犹是杀害钟雅、刘超。此时见着王导及群臣皆言杀任让，成帝亦愤而拍案道：“任让杀我侍中、右卫，不可宥之，当以斩首！”随即任让就被斩首示众。

陶侃身为武将，自有一腔侠义，忍不下被这般区别对待。他在一气之下，以讨五溪蛮为由，自请率军返回荆州，由此而复离开朝堂。

湘州的卞敦闻得陶侃正在返回荆州，乃招集诸郡太守、将领商议应对之策。卞敦不得人心，已然众叛亲离。诸郡太守、将领非但无有一人响应，反而还遣使俱告于陶侃。陶侃闻讯益怒，在还军路上即上表朝廷，以“不赴国难”为由，请处卞敦槛车收付廷尉。

朝廷之中，上到成帝下到温峤、庾亮以及其余诸大臣，无不对先时卞敦拥兵不赴国难感到愤怒（尤其是不输粮食而导致京中大臣们忍饥挨饿），皆是赞成陶侃所请。然而，王导一人却又是站出来反对，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为由，请求宽赦卞敦。他一反对，大臣们的风向立即跟着转变。成帝无可奈何，只能下诏宽恕，转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竟以病不之职，还是迁延赖在湘州。

陶侃见诏，拒而不奉，再以卞敦“无大臣之节，不可为边镇，恐有颠覆之虞”为由复奏请免。成帝本就不欲饶恕卞敦，见着陶侃复请以罪卞敦，立即下旨罢湘州以并入荆州，然后又再朝议如何处置卞敦。群臣知道王导反对处置卞敦，因此无一再敢有言。唯有王导一人言道：“卞敦乃先帝之重臣，若付廷尉则恐世人言陛下有违父道、不序人伦矣……”

听得王导此言，群臣又皆无异，就连温峤此时也不出声，成帝又被逼了回去，只能再一次地屈从。于是，卞敦乃被征入朝，为光禄大夫，并领少府。少府掌皇室府库，任卞敦为领少府，明显非成帝所愿。领少府是个肥差，亦引来群臣眼红。卞敦入朝之后，处处遭到针对、排挤，没过多久乃是忧郁而卒。此是外话，无须多说。

来说温峤为什么不出声支持成帝反对王导。在陶侃率军还荆州之后，成帝生怕温峤亦还江州，乃议留其在朝辅政。温峤所获封之爵位、职权已与王导一样，若其留朝必将与之分庭抗礼。可在此时温峤自己出了一件丑事，成为朝廷群臣攻讦对象。

刘琨含冤而死后，诸刘氏沦落天涯。有一从姑刘氏带着一女，在苏峻、祖约之乱被平定后来到了建康。她们母女无依无靠，便请温峤代为择婿。早在初到并州之时，刘琨做主给温峤娶了帐下高平李氏女为娶，随后李氏为温峤生下放之、式之二子。后来温峤南下联络司马睿，将妻儿留在了刘琨那里。及至刘琨含冤而死，李氏带着二子亦是流落天涯。温峤在王敦帐下，深得其爱重，乃以族女王氏妻之。当得王敦作乱，温峤投朝廷而抗王敦，王氏忧郁而卒。在王敦乱平之后，李氏带着二子几经辗转终于来到建康，但因多年艰难困苦折磨，李氏来到建康没过多久乃是病卒，温峤由此鳏居。到得从姑刘氏带着女儿来投之时，温峤已鳏居了多年，但也不过才四十一岁而已，正是盛年之际。从姑刘氏女年方二八，甚有姿慧，温峤见而怜之；而刘氏女仰慕英雄，亦对温峤有意。

刘氏请温峤代为择婿，温峤故意问道：“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

从姑道：“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余年，何敢比府君……”

温峤听得此话，乃是心中有数。过了几天之后，还报从姑，道：“觅得佳婿，门地粗可，亦身名宦，尽不减峤！”完罢，留下一方玉镜台作为“佳婿”的定情信物。

温峤所谓“佳婿”者，乃是他自己。那方玉镜台是先时刘琨所赐，从姑刘氏不识得，但其女却是识得。她见了之后，是喜而不言，婚事遂成。及至成婚之日，见得来迎娶的果然是温峤，从姑女忍不住以手披纱扇、抚掌而大笑道：“固疑佳婿是老奴，果如所卜！”

这件事情本是一件趣事，典故“温公却扇”便是出自于此，成为后世津津乐道。元代关汉卿据此写成元曲《温太真玉镜台》，明朝朱鼎写成小说《玉镜台》，而有《玉镜台》京剧曲目更是广传至今。但在当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成是骗婚，以“不幼”之罪来攻讦温峤（从姑女按辈分来算，乃是温峤后辈表亲）。

温峤为了杜人口舌，不得不更娶庐江何氏为夫人（此何氏者乃何充之族）。但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本就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想要搞臭温峤名声，让他没脸在建康待下去。在温峤更娶何氏后，又有人以“不孝”之罪继续攻讦。

先时，温峤将南下联络司马睿，其母崔氏惧其危险，乃是固谏而欲止之。温峤不肯听劝，毅然绝裾而去。刘琨含冤屈死，崔氏亦遭丧乱而亡。温峤闻讯，苦请北归以葬，朝廷坚决不许，甚至专门诏三司、八坐以议其事。三司、八坐以伍子胥立志报仇之事劝止，道：“昔伍员志复私仇，先假诸侯之力，东奔阖闾，位为上将，然后鞭荆王之尸。今若峤以母未葬没在胡虏者，乃应竭其智谋，仰凭皇灵，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岂可稍以乖嫌，废其远图哉？！”温峤不得已，受命而不北赴，才有后面其他事情。及至王敦以琅琊王氏宗女嫁给温峤时，并没有人出来以“其母未葬”为由反对。但至温峤更娶何氏之时，就有人出来以“其母未葬”之由，攻讦温峤“不孝”。

一时之间，背负“不孝”“不幼”两项大罪，温峤乃是自顾不暇。在朝堂上，王导以“有违父道、不序伦常”来劝谏成帝，这也正击中温峤之要害，因此他才不敢出声以为成帝争辩。

在路永、匡术等“苏峻余党”得到任用以及卞敦入朝领少府后，身为廷尉的张闿可不想放过他们。苏峻、祖约之乱平定，张闿因功获封宜阳县伯，成帝以其“公正体恤”迁任廷尉（有关张闿“公正体恤”之事可见《〈五胡风云〉第一部·江山恩仇》）。张闿继续追查路永、匡术等人以及卞敦其他罪事，但是还没调查出什么结果来，张闿便莫名其妙的死了。

张闿之死更加触动温峤，于是他亦自请返还江州。不过在走之前，他还想要再搏一把，上表请求迁都豫章。先时，成帝还朝，宗庙宫室均已并未灰烬，加上卞敦不输粮食贡赋，导致京中饥饿。群臣之中有人提议迁都，三吴之豪皆请迁都会稽。时之会稽正为王舒控制，王导对于此议没有发表反对或者支持之意，因此议论纷纷而未有决。当得温峤提议迁都豫章，王导立即出来反对，道：“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而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也。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虚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王导此言实在站不住脚！从后赵方面来看，当时石勒已经生擒刘曜，后赵的战略是继续追讨前赵余孽，其主攻的方向还是关西秦、雍二州，并无掉头南下意图。而从东晋自己来说，若真有防北寇之志，当初也不会不顾祖约之屡请，弃寿春而沿滁水作涂塘以遏。成帝想要摆脱控制，他明白王导之言不过是不想迁都豫章罢了。因此，他没有同意王导之言，乃是令温峤还豫章以为迁都之备。于是，温峤遂离建康而还豫章。但是成帝以及多数大臣，包括温峤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很快便迎来生命的终结。

温峤有齿疾，离开京城之际，寻医以拔之。还至牛渚，温峤痛而夜不能寐，乃自登船以望江水，忽见江中水族覆火而出，奇形异状皆着素衣车马。温峤举火相照以问，水族自顾去而不言。还至豫章，温峤夜梦，复见水族，乃问先时之事。水族没有回答，而是反问其道：“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温峤亦是没有正面回答，问道：“今何复相见？！”水族道：“来迎府君矣……”言罢，温峤遂卒，年四十一（虚岁四十二），此时距平定苏峻、祖约之乱才刚刚过了月余。

温峤见水族之事，乃为史书所记载。从今天的角度看，绝对是虚妄之事。不过若说这是温峤中毒之后所产生的幻觉，便就能够说得通了。究竟温峤是否中毒而死，史料无有记载，今天无迹可寻。但从温峤死后其家人之境遇来看，或许可以瞥见一二。

温峤死后，长子温放之嗣其爵位。按说温峤获封“邑三千户”，温放之他们不太可能会穷困潦倒。但是史书记载，温放之“以贫，求为交州”。有王述者谏言，道：“温放之温峤之子也！宜见优异，而投之岭外，窃用愕然。愿远存周礼，近参人情，则望实惟允。”王述，乃王浑之弟王湛的孙子，出自太原王氏，亦是名门望族。他亲自为温放之说情，朝廷竟是不纳，仍出温放之至交州。同样的事情，在王导死后，成帝欲出王导之子王恬为豫章太守，以王允之为首之群臣立即上书，以“恬为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劝谏，成帝被迫收回成命。同是名臣之子，在其父死之后，温放之出交州不被认为远，而王恬出豫章则被认为远。如此被区别对待，个中缘由不言而喻。

或许有人会说，是温放之无能才会导致贫困，但是史书所记绝非如此。温放之在交州，有林邑参黎、耽潦等人作乱。温放之欲亲赴讨之，时之交趾太守杜宝、别驾阮朗竟欲乘机某乱。温放之雷厉风行，毫无犹豫，以迅雷之势先诛杀杜宝、阮朗，然后率领大军日夜急行南下林邑，又以疾风骤雨之势剿灭参黎、耽潦等人。照此来看，温放之并非庸碌无能之辈。在温峤死后，他“以贫，求为交州”，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建康被排挤、压迫，只有远遁交州才得以活命，因此不得不以“贫”为由头，自求出任交州。而在当时谁有这个权利和能力把温放之逼迫如此，也是不言而喻。

从以上诸事来看，温峤之死绝非自然，但是是否为人毒害，亦无史料实事可证。这只能成为一个千古疑案！此是外话，无需多言。

却说陶侃、温峤相继离京而去，成帝能够倚靠的唯有以庾亮为代表的庾氏一族。为何这么说呢？在两次封赏皆没有自己什么事后，王导已察觉到成帝有意削弱自己。他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办法就是与人联姻。

王导第一个要联姻的是郗鉴。前文有说，郗鉴奉命在江北募兵、其后又屯于京口，形成了后世赫赫有名的“北府兵”的雏形。北府兵在苏峻、祖约乱平之后一度要被朝廷解散，起因源自陶侃。上面讲到朝廷并湘州入荆州，陶侃还至荆州之后将原来湘州的官员一律罢免，然后任用刘安、张隐、范珧等人出任原湘州各郡守。此中，刘安乃刘弘之孙、张隐乃张夔之子、范珧乃范逵之子，全都是陶侃微时所遇恩人的子弟。陶侃尽用他们，被朝中别有用心的人攻讦为结党营私。先时，明帝从广州诏还陶侃，以其为都督荆、雍、梁、益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在平定苏峻、祖约之乱后，成帝又加其都督交、广、宁三州诸军事（都督州诸军事，权利是可以调用一州之兵力）；随后又再并湘州入荆州。陶侃实际跨有荆湘二州并都督七州诸军事，手握大军，若再结党，比先时之王敦有过之而无及。成帝对此亦甚担心。朝中大臣们见势如此，乃联名上奏请求，令在外诸将遣子入朝，目的是以之为质，成帝同意大臣们所请。于是，陶侃等人不得不遣子入朝。荆州已有一个陶侃做大，大臣们不能容许再有一个郗鉴在京口崛起，他们又再上奏请求解散京口之兵。京口可比荆州离建康近多了，若是发兵可朝发而夕至，在大臣们的聒噪下，成帝亦禁不住担忧起来。郗鉴闻得朝廷想要解散京口之兵，便以“防御北寇”为由连连上奏，结果全是石沉大海。他又给王导去书信，阐明京口之要，亦是杳无回音。及至成帝遣温峤赴豫章以为迁都之备，郗鉴这才彻底明白过来，朝中正在如火如荼的内斗，解散京口之兵不过是诸事之一。郗鉴刚想明白过来，王导便派人提出了结亲之请，求为王氏子弟娶郗鉴之长女。郗鉴深知，他若是不选择站边，必然遭到打击、消灭，遂同意与王导联姻。

时，王导有王悦、王恬二子及王氏子弟十余人已成年而未成亲，王导请郗鉴从中择一人为婿。因是被迫联姻，郗鉴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派一门生回京代为选择。王导令诸子弟集于东厢以待郗鉴使者观选，诸子弟个个盛装打扮、彬彬有礼，唯独一人坦腹卧于东床不起。门生看了一遍之后，返回京口向郗鉴报告道：“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独若不闻。”这是政治联姻，郗鉴没有认真所求，笑道：“东床坦腹者，此正佳婿也！”这“东床坦腹”之人乃是王羲之。王羲之，王旷次子。王旷在与刘聪的长平之战后下落不明（有关王旷之事，详情可见《〈五胡风云〉第一部·江山恩仇》），王羲之与兄王籍之乃随叔父王暠、王彬投奔江南的堂叔父王导、王敦。因早孤，王羲之讷于言，年十三了还未知名，没有人把他当作一回事，常常遭到冷落。有一次随众人到周顗府做客，当时的人们好食牛心肉，端上来之后人人皆争食，唯有王羲之坐着不动，周顗以其为佳而称之。因此，王敦初为江州时，把王羲之兄弟带在身边。王籍之跟随王敦为官，而王羲之则到处悠游，偶识闲居江州的卫夫人（卫夫人者，前江州刺史卫展之女，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从此便就潜心学习书法，因此而更加不为人所知。及至苏峻、祖约之乱平，王羲之已年逾二十六岁，不但还不知名，受其兄先时遭禁锢影响，更加变得放荡不羁，因此才有郗鉴遣使前来择婿而他坦腹以待之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郗鉴竟然选中了王羲之，他的无心之选却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典故“东床坦腹”便是出自于此，时至今日“东床”犹是代指佳婿。

王导第二个要联姻的是荀崧。荀崧当时六十七岁，长子荀蕤亦四十余，早已婚配并且有息，王导看上的是荀崧那时年八岁但已名称在外的次子荀羡，欲定儿女之亲。荀羡虽年少，却心知肚明，不欲卷入政治斗争之中，竟是逃遁。荀崧年事高，战乱使其落下病根，荀羡出走更使发作，竟是病死。因为荀崧病卒，定亲之事遂废。不过荀羡最终还是逃不过被权贵招为女婿！在他十五岁时被司马睿的小女儿寻阳公主看上，荀羡又欲出逃。鉴于已有先例，寻阳公主早就派人盯着荀羡，他刚一出逃就被朝廷的监司抓住，最终只能与之成婚。此是趣事，不必多言。

与荀氏联姻不成，王导又欲与陆氏联姻。陆玩之女眷在乱中皆死，王导欲以宗女妻之。陆玩，陆晔之弟，亦负盛名。贺循归效司马睿后，屡劝司马睿征陆玩，陆玩皆是辞而不就。及至王敦为大将军，逼以军期，陆玩迫不得已而入其帐下为长史。王敦乱平，陆玩遭到禁锢。明帝临终，为抚慰吴士，乃用陆玩为侍中。苏峻之乱，陆玩亦被关在苑城。其后趁乱得出，东赴半路之上遇上庾冰，乃引滕含突袭石头城而救出成帝。因为此功，乱平之后，陆玩获封兴平县伯，出任尚书令。陆晔、陆玩乃“亡国之余”的代表，当然不愿意与为“中州伧子”代表的王导联谊。时，陆玩已经五十二岁，在古代已算是爷爷辈的老人，若还娶小娇妻会被世人认为有悖伦常。于是，陆玩以此辞王导之婚请，道：“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王导恼羞成怒，乃以道歉为由，派人给陆玩送去一盒下了毒的乳酪。陆玩食之，因而得疾，幸好食不多，才没被毒死。陆玩因此回书王导，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因被陆玩抓住把柄，王导未敢继续作难。王导下毒害陆玩之事，乃史书所记载，非为杜撰。经过下毒一事，陆晔、陆玩都不敢在建康待下去了，乃是上书请辞。成帝不许，陆晔、陆玩乃是搬出“归乡里拜坟墓”为由请归。先时，叛军攻入吴县，陆氏祖坟遭到破坏，陆晔、陆玩请求归乡拜坟是为尽孝，成帝无有理由可夺，乃是准许他们归乡，不过没有同意辞职，而是依照旧制给了六十日的假期。于是，陆晔、陆玩亦离建康而去。

与荀、陆二氏皆联姻不成，王导乃将目光转向有崛起苗头的陈郡谢氏。时之陈郡谢氏掌族者为谢裒（谢裒乃是谢鲲之弟），其有六子，曰：谢奕、谢据、谢安、谢万、谢石、谢铁，虽皆年少（至得当时只有谢奕及弱冠，其余五子均未成年），但均负有名声，时人称为“谢氏六龙”（谢裒之侄谢尚早就声誉天下，不必所说）。谢裒妻妾在战乱中尽亡，王导遂以王氏宗女为其继室，并且还定下了儿孙姻亲。“谢氏六龙”除谢安外，均娶琅琊王氏女（谢安先时早就被刘耽看上而定下婚姻，长大后娶刘惔之妹为妻，谢氏因此与北府兵搭上关系，为后来谢玄掌握北府兵奠定基础）；“六龙”诸女乃嫁王氏孙。其中，谢安之女嫁王珉（王导之孙）、谢万之女嫁王珣（王导另一孙），未得善待而早亡，谢王二氏因此而成仇衅。此是后话，且先不多。

却说王导联姻郗鉴、谢裒，壮大了自己的势力。而成帝能够倚仗的只有庾氏，但是以庾亮为首的诸庾氏们，并无心思留恋朝堂。苏峻、祖约之乱平后，成帝封功，庾亮自以乱由庾氏起而泥首谢罪，乞骸骨以阖门投窜山海。未及成帝准许，庾亮先是阖门而去。成帝大惊，赶紧遣黄门亲持手诏去把庾亮等人追回来，宽喻道：“贼峻之乱，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朕知之矣！”

庾亮复奏五百余字长文，泣言其身负重罪、才非大任以谢罪。成帝还是不许，复诏曰：“省告恳恻，执以感叹，诚是仁舅处物宗之责，理亦尽矣。若大义既不开塞，舅所执理胜，何必区区其相易夺？！贼峻奸逆，书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当反，愚智所见也。舅与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见无礼于君者也。论情与义，何得谓之不忠乎？！若以己总率征讨，事至败丧，有司宜明直绳，以肃国体，诚则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来下，舅躬贯甲胄，贼峻枭悬。大事既平，天下开泰，衍得反正，社稷乂安，宗庙有奉，岂非舅二三方伯忘身陈力之勋邪！方当策勋行赏，岂复议既往之咎乎！且天下大弊，死者万计，而与桀寇对岸。舅且当上奉先帝顾托之旨，弘济艰难，使衍冲人永有凭赖，则天下幸甚。”

成帝此诏二百余字，竟称庾亮之功，并且未有称朕而是自呼其名，可见恳切。庾亮等诸庾氏只得留了下来，但是无一接受封功，均以白衣领事。

为给自己再加臂膀，成帝复欲起用宗室。于是，他以家宴之名，召见宗室诸王。宴席之上，成帝环视诸王，见着坐在头席的有弋阳王司马羕、彭城王司马纮，却是不见南顿王司马宗，遂禁不住闻道：“何不见白头公耶？！”

当初司马宗认罪伏法时，成帝刚刚五岁，且只待在宫中，被庾亮封锁了消息，所以他并不知道司马宗已死。听得成帝问起司马宗来，司马羕、司马纮等人面面相觑、无敢言语，宴席遂在一片沉默中悻悻收场。尽管如此，但这场家宴还是让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感到不安，他们立马转而对司马羕和司马纮展开攻击。

在苏峻进攻建康东门时，乃是司马羕亲开城门而迎其入城。其后，司马羕又为苏峻歌功述勋。苏峻在矫诏封祖约及自己时，复司马羕郡王爵位；及至苏峻逼迁成帝出石头城，又将群臣给关押至苑城，留下司马羕代掌建康城中事。这样看来，司马羕绝对够得上是“苏峻余党”。不过，司马羕的这些罪行比不过路永、匡术等人重，若单以“苏峻余党”罪之，不仅不能置其于死地，甚至连脚跟都站不住（毕竟有路永、匡术等人得到宽恕之事在）。于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只能再挖出明帝被害之事来。明帝病危之际，司马羕确实有与司马宗控制宫室不许他人接近之举。此举究竟是何目的，在司马宗认罪伏诛之后，司马羕解释不清楚。此时旧事重提，已经死无对证，司马羕更难以自证清白。数罪并重之下，成帝闻而益怒，尤其对毒害明帝一事更不能忍下。于是，他下旨赐死司马羕，其诸子并伏诛，唯留一孙以奉其嗣。

司马羕被诛杀，让司马纮怕了。他以“有风疾”为由，称病闭门不出。为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病”了，司马纮特意派人告知公卿。此举有些画蛇添足，成帝知道他欲躲避，遂诏不许，犹令上朝。司马纮又派人归还印章，并著《杜门赋》以彰无有为官之志。成帝还是不许，下诏以司马纮为光禄大夫、大宗师、常侍。司马纮见得如此，乃行自污之举。他虽称疾甚，犹驰骋无度，或扞伤官属，或劫掠百姓，丑言悖詈，诽谤上下。一时之间，司马纮在建康名声尽臭，无论官员还是百姓，人人皆是恶之。成帝无奈，只得下诏解了司马纮光禄大夫、大宗师、常侍之职，然后赐牛车、米布、床帐给其养疾。司马纮由此得以躲过，直到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八月才病逝，得以善终，死在成帝之后（成帝死于咸康八年六月）。

成帝欲用司马羕、司马纮等人，最后没有拉起宗室势力来，反而扯出司马宗谋反之事。他不禁黯然神伤，乃诏庾亮问事之详情。当初参与毒害明帝的人，司马宗、曹浑、段秀等人早就死成白骨了，只剩下来虞胤一人。且不说他远在桂阳，即便是在建康亦不会为庾亮说话。这样一来变成了死无对证，庾亮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了。

就在此时，赵胤不失时机地给成帝递上奏折，称司马宗在伏诛之际曾高声喊冤。当初，庾亮查出是司马宗主谋毒害明帝之后立即派人前去抓捕，结果司马宗据府院负隅顽抗，庾亮不得不令时为建威将军的赵胤领兵去进攻。赵胤攻破司马宗府，亲斩司马宗于刀下。赵胤是司马宗伏诛之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此时他站出来宣称司马宗临死喊冤，亦是死无对证。

成帝召见庾亮追问此事，庾亮也是难辨清白。成帝怒道：“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庾亮吓得面色煞白，当场坐倒在地。好在成帝还需倚靠庾亮，因此没有追究其罪。

赵胤深受王导之恩，乃是以父事之，建康尽人皆知。庾亮想得明白，赵胤突然为司马宗喊冤，必是王导之意。既然王导已经对自己下手，他也不能不进行还击。

先时，庾亮在战场上得到一匹有的颅的骏马。马有的颅不利其主，庾亮以为王导不曾执马上过战场而不懂此中事，遂将骏马送给王导。王导命人烹之，并分其肉予庾亮。庾亮作为感谢，复赠美食给王导。因为先时有以乳酪毒陆玩之事，王导自然不会食庾亮所赠食物。但是王氏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多顾虑了！

时，王允之亦还在京城，庾亮之弟庾怿送其酒食。王允之还未及食用，却被所养之犬先食，结果其犬当场毙命。王允之大惊，乃俱表于成帝。成帝大怒，乃诏而责问庾怿道：“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庾怿无言以证清白，乃是惶恐而退。庾亮见着被抓了个现行，料想以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势力必然不会饶了他们。于是，连夜带着诸庾氏乘船东逃，欲遁至海上诸岛以避。待得次日天明，得知庾亮等人出走，成帝赶紧派人去追，至得暨阳（今江苏江阴市东南）境内追上，夺其船而复还建康。

成帝还要倚靠庾亮等诸庾氏，将他们追回来之后并无处罚之意。但庾亮毕竟有谋害大臣的污名在，不好让他继续呆在朝中。于是，成帝以庾亮为持节、都督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并领宣城内史，出镇芜湖。诸庾氏，庾怿出补临川太守，庾冰出为郗鉴长史，庾条出为豫章太守（前豫章太守刘胤在温峤死后被王导奏请继任江州刺史，豫章太守因而空出），庾翼出为陶侃参军。如此一来，诸庾氏亦尽出在外。

见着诸庾氏被尽出在外，作为庾氏之婿的何充也不敢在建康待下去，自请出为东阳太守。而身为五兵尚书兼掌吏部的蔡谟竟然因为主持告天典礼时“忘记”设明帝牌位而遭免职。五兵尚书掌军事枢务，乃曹魏时为分太尉之兵权而设立；及至隋朝时升格为兵部尚书，主管全国军事行政。蔡谟既掌兵部又掌吏部，可见成帝欲重用他。在战后告天时，成帝又令蔡谟领祠部主持大典，结果祭祀当天竟然没有设置明帝牌位，蔡谟因此而遭免职。设明帝位这么大的事情，蔡谟不大可能忘记，最大的可能是被人算计，暗中将明帝牌位给去掉，当时能够做到这事的恐怕只有王导了！当然，此事无有史料记载，亦是无迹可寻，只能是为猜测。总之，蔡谟因此免职。而孔坦者，在平定叛乱中多有智计，深为陶侃、郗鉴二人推重，成帝亦甚是器重之。在张闿莫名其妙死了之后，成帝乃以孔坦继任廷尉。时，京中乏粮，百姓饥饿，孔坦私开仓米以济，因此遭到状告；乱平之后，犹有一些散兵游勇，孔坦不但见而释之，还将勇健者募为兵，又被告为私藏叛兵。两罪齐下，孔坦很快也遭罢免。见着蔡谟、孔坦二人相继遭免，丹阳尹褚翜乃是自请离京去巡抚诸县（苏峻乱平之后，成帝以褚翜出任丹阳尹。见着陶侃、温峤等众平乱重臣均出在外，褚翜痛心疾首；及至蔡谟、孔坦又再遭免，褚翜乃以“京邑焚荡，人物凋残”为由，请求巡抚丹阳诸县）。

在会稽的王舒闻得京中发生着争权内斗之事，羞愧致病，抑郁而卒；在京的王允之不欲卷入斗争之中，乃欲辞官而去。王导闻讯大惊，搬出王祥、王戎及和峤的事来劝谏，道：“太保、安丰侯以孝闻天下，不得辞司隶；和长舆海内名士，不免作中书令。吾之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

“太保”说的是王祥。王祥乃王导祖父、王允之曾祖王览之兄，琅琊王氏的兴起始于他。王祥、王览之父王融，只不过是东汉末的一般士子，连官都没做过。王祥母早亡，奉继母至孝，有为继母“卧冰求鲤”“幕捕黄雀”“抱李守实”之事，以孝闻名天下（王祥继母朱氏乃王览之生母，她不但屡在王融跟前诬陷王祥，使得王祥失爱于父；还使出刺杀、下毒等手段要杀王祥，幸有王览多次相助，王祥才得躲过一死。不过王祥以德报怨，犹事朱氏至孝，因此闻名天下。“卧冰求鲤”乃是二十四孝故事之一）。王祥以孝闻名天下，乃为时之曹魏徐州刺史吕虔辟为别驾，此为琅琊王氏兴起之始。及至曹髦即位，王祥有定策之功，拜光禄勋，后转司隶校尉。恰逢朱氏丧，王祥欲辞职，曹髦不许，故有“不得辞司隶”之说（西晋代魏之后，王祥进拜太保并卒于官，故有以“太保”代称之）。“安丰侯”说的是王戎。王戎乃“竹林七贤”之一，是王雄的孙子（王雄乃王祥、王览的堂弟），辈分上与王导同辈，但比王导早生四十余年。王戎因参与平吴有功而进爵安丰侯，因有以“安丰侯”代称之。王戎母丧，其不拘礼制，表面上犹饮酒食肉，但私下里却哀思过度，以至“容貌毁悴，杖然后起”。同一时期，有尚书和峤（字长舆）亦值母丧，他“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司马炎对此甚是担忧，乃对光禄大夫刘毅道：“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刘毅道：“峤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典故“和峤生孝，王戎死孝”便是出自于此，王戎、和峤二人亦是孝子。王导搬出王祥、王戎、和峤之事来，足见其欲挽留王允之之急切（事实上，王戎、和峤以母丧请辞，司马炎全都批准他们，王导以他们的事情为例着实是不恰当，不过这更能说明王导已经慌乱了），可是王允之就是不听，犹以服丧守孝为由挂冠而去。

身为“亡国之余”的虞潭、顾众等人见着“中州伧子”们自己内斗成那样（孔坦虽然生于会稽山阴，是孔子的第二十五世孙，但其家族在东汉末因避乱才搬迁到了会稽，因此还是被吴地人当成是北方人），也都不愿意在京城这样的是非之地待下去，纷纷以“母忧”或者“母老”这样的理由请辞而去（此中，顾众以“母忧”去职，虞潭以“母老”还乡）。

随着平乱之诸功臣相继离开建康，东晋朝堂乃由王导一家独大。成帝尽管已有“成人之量”，亦免不了复为权臣控制！那么王导一人独掌朝堂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两晋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南京教育

东晋南朝家族教育的兴盛

东晋南朝时期的家族教育是私学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虽然其时有不少人在南京地区兴办私学，但由于经济条件和地理交通等原因，许多人还是不能外出求学，因而不得不依赖于家庭内部的教育。加上世家大族出于“自保其家世”的目的，十分看重自己的家学渊源，所以当时的士族门阀更加重视家庭教育。

四

言教、身教与文教并重

东晋南朝南京地区家族教育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长辈们直接用讲授的方式向晚辈传授各种经典著作，指出做人处事的准则，这是最常见的方式，前文所提到的诸多史例便是如此。又如谢混利用谢氏子弟的“乌衣之会”来教育子侄，逐一评论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弘微等人的优缺点，指出应该努力的方向，是典型的家教盛会。

此外，用实际行动给后人作示范，发挥榜样的作用，也是当时南京地区著名家族教育后代的一种模式。如刘宋时的宰相王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之王太保家法。虽历任藩辅，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谢安也是常用行动来教诲后代的典型。《世说新语·德行》记载：“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所谓“自教儿”，即自己身体力行，作为榜样给子孙仿效。名将柳世隆为官清廉，爱好读书，张绪问他：“观君举措，当以清名遗子孙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不才，将为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经。”柳世隆还十分尊重乡里贤人韦祖征，见面总是要行下拜礼，有人劝韦祖征阻止他行此大礼，韦祖征说：“司马公所为，后生效法，吾岂能止之哉！”柳世隆注意以身作则，其教育后代的用意十分明显。

除了用言传、身教的方法教育子女以外，东晋南朝时南京地区写诫子书也成为十分流行的家族教育形式。中国古代早有“家训”、“家诫”问世，东晋南朝时，更是在数量和质量上有较大的发展。世家大族要保证自己门第族望的高贵与优越，更好地教育子女继承家业，便将自己的思想观点、为人处世之道等整理成文字，通过书信、文集的形式告诫后世子孙。此时著名的家诫、家训，有刘宋时王僧虔的《诫子书》、齐代张融的《门律》、梁朝徐勉的《诫子崧书》、王筠的《与诸儿书论家门集》、王褒的《幼训》、任昉的《家诫》、由南朝到北方去的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这些书信、著作，有的讲家世门风，有的讲家产处置，有的讲人生哲学，有的讲学习方法，有的全面讲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各种道理与亲身体会。这些家诫、家训的作者都曾在建康一带生活过较长时间，反映出当时南京地区确以这类文字著作作为家族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

五

教育内容十分丰富

东晋南朝时期南京地区家族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学术文化，又有实用知识；既有科技艺术，又有道德门风。

1

儒学教育是家族教育的主导方面

尽管自魏晋以来士族崇尚清谈，倾慕玄风，但儒学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是玄学所不能代替的，所以当时建康的许多大家族仍把学习儒经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如徐勉在《诫子崧书》中仍重复“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的古训，并强调“详求此言，信非徒语”。许多家族都把《五经》、《三礼》作为青少年教育的基本教材，如王规年十二即略通《五经》大义；阮孝绪年十三遍通《五经》；司马筠少年时期孤贫好学，及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其子司马寿也是传父业，明《三礼》；明僧绍明经有儒术，他的三个儿子并传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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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与佛学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晋以来，以讲《周易》、《老子》、《庄子》为主的玄学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由于玄学内容深奥玄远，具有哲学思辨的色彩，它往往通过清谈的形式，相互辩论，娱心悦耳，给人在精神上以很大的满足感，因而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行。与此同时，由于佛教的中国化，佛教徒通过借用儒学、玄学改造佛学，使佛学渗透到儒、玄之中，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因此东晋南朝南京地区许多家族中都有玄学与佛学教育活动。如伏曼容的家中，他本人“少笃学，善《老》、《易》”，其子伏暅“幼传父业，能言玄理”，王承7岁通《周易》；刘昭7岁通《老》、《庄》义；周弘正10岁通《老子》、《周易》。东晋南朝时青少年兼习玄儒，甚至兼学佛理，已成为一种时尚。梁朝王褒所著的《幼训》中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这正是儒玄佛学兼修的风尚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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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教育也是世家大族家庭教育的重点

南朝时期文学成为独立的重要学科，也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考察内容，即所谓“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从帝王、宗室到士族、寒门，文学之士都受到特别的厚爱。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梁武帝萧衍都非常爱好文学，萧衍本人就曾是萧子良的西邸八友之一。当时的贵族子弟、著名文人常有文会，如“乌衣之会”、“兰台之聚”等。

在这种风气下，南京地区许多家族都非常注重对后代的文学才能的培养，许多青少年也刻苦学习诗文。南齐张融曾向后代讲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齐高帝萧道成也曾为儿子们指点学习五言诗的门径，当时他的第五子萧晔“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高帝。帝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当时许多家族都涌现大批文学之士，如萧子恪兄弟16人在梁朝做官，其中有5个是著名的文士。谢氏家族出了谢混、谢灵运、谢瞻、谢惠连等许多诗人。琅玡王导的后人王筠在《与诸儿书论家门集》中说：“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沈少傅常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观堂构，各思努力。”王筠的这段话，可以说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由此，既可看出琅玡王氏自东晋南朝以来家族势力之强盛，也可知道王氏家门对文学教育之重视。

除了文学之外，史学也已形成单独的一门学科和入仕的“必修课”。南京地区不少家庭对史学知识的传授也十分重视，如韦载“年十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答，曾无疑滞。及长，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臧严“孤贫勤学，行止书卷不离手”，“于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 以史学传家的裴松之家族更为典型，裴松之本人为陈寿《三国志》作注，又著《晋纪》；其子裴骃为司马迁《史记》作注；裴骃之子裴昭明“少传儒史之业”；其子裴子野“常欲继承先业”，“撰为《宋略》二十卷”。裴子野熟悉西北边疆的历史，为朝廷考证新进贡的白题国、滑国的由来，“时人服其博识”。又抄录后汉资料40余卷，著《方国使图》1卷，他还打算撰《齐梁春秋》，未能完成而去世。

在熟悉历史的基础上，当时南京地区世家大族中还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学问，并在家族内部进行传授，如王准之家族中的“青箱学”就是一种。《宋书》卷26《王准之传》记载：“高祖彬，尚书仆射；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准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究识旧仪，问无不对。”王准之自己后来也担任御史中丞，一家四代担任最高监察官。可能是由于执法严明，所以史书说他“性峭急，颇失缙绅之望”，“为僚友所惮”。而主持政务的彭城王刘义康却说：“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可见王氏的“青箱学”是一门有关政务礼仪的特殊学问。王准之所撰的《仪注》，从刘宋一直到梁代还在继续遵用它，可知这门家学的实用性也很强。

此外，东晋、南朝贾氏家传的谱学也是一门很受世家大族重视的学问。谱学即士族的族谱和家谱，它是士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区别士庶的重要工具。每一个士族家庭对本门的家谱、族谱都应该非常熟悉，却不一定对全国各地的士族家谱都了解，这样谱学就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南史》卷72《贾希镜传》记载：贾希镜“祖弼之，晋员外郎。父匪之，骠骑参军。家传谱学。”“先是，谱学未有名家，希镜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习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户曹。希镜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皆如贯珠，当时莫比。”宋孝武帝时，贾希镜曾用谱学知识帮助鉴定古冢墓主，受到孝武帝赏识，南齐高帝也赞赏他的家学。后来梁武帝又令王僧孺在此基础上改定为《百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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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占有重要的位置

书法在东晋南朝时已成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南京地区许多世家大族同时也是书法世家。如琅玡王氏是南方一流高门，书法上也世代相继，人才辈出，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均出自此族。王献之的书法曾得到父亲的指点，“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有大名。’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此后王氏家中擅长书法艺术成为代代相传的风气，如王融少时由母亲教书学，王微工于书法，王僧祐工于草隶，王僧虔善于写隶书和飞白书。齐高帝有一次与王僧虔赌书法，写完以后问僧虔：“谁为第一？”僧虔说“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王僧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一定研究。王僧虔之子王慈也自幼在家练书法，“少与从弟俭共学书”。有一次谢凤的儿子谢超宗去看王慈，“慈正学书，未即放笔，超宗曰：‘卿书何如虔公？’慈曰：‘慈书比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狼狈而退。”王慈的弟弟王志善草隶，当时以为楷法。王志的弟弟王彬好文章，习篆隶，与志齐名，时人为之语曰：“三真六草，为天下宝。” 齐高帝萧道成家中也很重视书法教育。他在未当皇帝以前“虽为方伯，而居住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第五子）晔常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遂工篆法”。萧道成的十二子萧宣颖学书最有成就，4岁避祸藏在张氏家，“张家无纸札，乃倚井栏为书，书满则洗之，已复更书，如此者累月。又晨兴不肯拂窗尘，而先画尘上，学为书字。五岁，高帝使学凤尾诺，一学即工，高帝大悦。”另外南郡王萧昭业亦工书法，被齐高帝评为萧宣颖第一，萧昭业第二。刘孝绰也曾跟父亲刘绘学书法，长大以后“兼善草隶，自以书似父，乃变别体”。

东晋南朝南京地区的士人中，学习音乐也是一种时尚，不少家庭里也有音乐教育，如陈郡谢氏家族擅长音乐的人很多，谢尚善音乐，博综众艺，能作《鸲鹆舞》；谢安性好音乐，喜欢弹琴。谢氏后代中的谢孺子多艺能，尤善音律，曾与表弟王彧参加宴会，谢孺子吹笙，王彧起舞，十分尽兴。而谢庄能“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齐梁时的柳世隆家也是一个音乐之家。柳世隆虽为名将，却善于弹琴，自称“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平时“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其子柳棪也是“尤晓音律”、“性爱音乐”。柳棪的弟弟柳恽除了家学以外，还向著名琴师戴安道的弟子嵇元荣、羊盖学琴，因此“特穷其妙”。有一次齐竟陵王萧子良置酒后园，“有晋太傅谢安鸣琴在侧，援以授恽，恽弹为雅弄”，萧子良听后赞不绝口。柳恽的琴艺与柳世隆的传教是分不开的。史称“初，恽父世隆弹琴，为士流第一，恽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复变体备写古曲”。柳恽多才多艺，还和他父亲一样懂得占卜，所以梁武帝称赞说：“吾闻君子不可求备，至如柳恽，可谓具美。分其才艺，足了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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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也有一席之地

在东晋南朝的南京地区，有的家庭是以天文、历算知识传家的，如著名的大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的家族就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祖父祖昌是刘宋王朝主管建筑工程的大匠卿。祖冲之本人博学多才，善于制造机械，造过千里船，改造过指南车，“又特善算”，著有数学专著《九章注》，编制了当时最准确的历法《大明历》。他在数学上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精确到小数点7位之后，早于其他国家1 000多年。其子祖暅之“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祖冲之的孙子祖皓，也是“少传家业，善算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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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门风教育是一项重要内容

当时士族门阀往往标榜自家门风高尚，待人敦厚谦让，一方面表明自家子弟品行很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本家族内部人际关系和睦，减少矛盾纠纷。

琅玡王氏家庭在教育子孙时，强调要待人宽厚，不要盛气凌人，不要得罪别人。如王羲之与谢万书中说：“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王微说：“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 《梁书》卷21《王志传》说：王志担任中书令以后，“常谓诸子侄曰：‘谢庄在宋孝武世，位止中书令，吾自视岂可以过之？’因多谢病，简通宾客。”“（王）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马蕃巷，父僧虔以来，门风多宽恕，志尤惇厚。所历职，不以罪咎劾人。门下客尝盗脱志车卖之，志知而不问，待之如初。宾客游其门者，专覆其过而称其善。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至于王昙首，在兄弟分财物时“唯取图书而已”。世家大族在家族内部往往强调和睦相处，接济贫弱家庭。如谢氏家族的谢几卿“虽不持检操，然于家门笃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几卿抚养甚至。及藻成立，历清官，皆几卿奖训之力也”。又如韦氏家族中名将韦叡“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不与他人争功。其子韦放当官时，“在郡和理，为吏人所称”，在家里则“弘厚笃实，轻财好施”。 士族门风教育中还强调家庭成员遵守礼节，秩序井然。如庾氏家族中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他同时还用礼仪规范教育兄弟，“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又如谢氏家族，谢安经常诫约子侄遵守礼法，其后人谢弘微也是“性严正，举止必循礼度，事继亲之党，恭谨过常。伯叔二母，归宗两姑，晨夕赡奉，尽其诚敬。内外或传语讯，辄正其衣冠。婢仆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时有蔡湛者，及见谢安兄弟，谓人曰：‘弘微貌类中郎（谢尚），而性似文靖（谢安的谥号）。’”士族家庭的妇女仪范也是门风教育的一项内容，如诸葛恢家本是江南望族，他的小女儿先嫁给羊氏，后改嫁至谢氏，“王右军往谢家看新妇，犹有（诸葛）恢之遗法，威仪端详，容服光整，王叹曰：‘我在遣女裁得尔耳？’”当时诸葛氏已经衰落，但女子改嫁时仍保留高门遗风，令王羲之感叹不已。

此外，南京地区有些家庭给予子弟的则是军事教育。如陈将周文育之子周宝安年十余岁便习骑射；梁将陈庆之第五子陈昕“七岁能骑射，十二随父入洛，遇疾还都，诣鸿胪卿朱异。异访北间事，昕聚土画城，指麾分别，异甚奇之”。刚12岁的孩子就能对北方军事形势了如指掌，当然是长期受长辈教育、熏陶的结果。有些武将家庭则是以武学传家的，如宋齐之际的垣氏为武将世家，垣崇祖的父亲垣询之、伯父垣护之、叔父垣谅之，都是刘宋的勇将。垣崇祖本人“年十四，有干略”，后成为南齐名将，大破魏军。不过，在重文轻武的社会潮流中，坚持学习武艺的只是少数人，不足以影响大局。

总的说来，东晋南朝时期的南京教育，以官学、私学、家学三位一体，互相支持、互相补充，构成这一时期南京地方教育体系。这一教育体系对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提高思想与学术水平，培养各种人才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不仅为当时培育了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等，而且为后来的隋王朝输送了一批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