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

刘镇环

父亲是江津人，我记不太清楚，好象是白沙石门乡的。父亲1915年出生，12岁（1927年）时，父母（我的祖父母）先后病逝，由住在江津白沙的姐姐（我们管她叫四孃）照拂着长大。父亲还有一个幺姐，我未曾见过也没来往过。只有四孃和我妈妈较亲近，在我结婚时和父亲去世时她都来重庆我家见过面。

父亲的亲姐姐四孃

父亲18岁离开江津老家，考上重庆美丰银行当练习生，那是1933年的事情。他一直在美丰银行工作到解放，后又变成人民银行。父亲考上美丰后，再没回过江津老家，一次也没有。我也从未想过要回老家看看。父亲最初开始银行练习生工作是在四川涪陵。大概在1937年抗日战争大爆发前后那段时间里，我父亲加入了涪陵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真正加入的具体时间就只有党组织知道了。据我父亲回忆说，年青时他在涪陵当地很活跃，美丰银行听说后就把他调回重庆工作。自那以后，他就再没离开过重庆城，最多也就是在市内调动一下，比如重庆化龙桥办事处。因为听母亲说过我是在化龙桥出生的。父亲调回重庆后无法再参加涪陵当地地下组织的活动。但凡是组织派遗的人到重庆城找到他，包括说要到北边去的人，求他办什么事或需要提供什么帮助，他都一一答应，尽力而为。解放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组织上好象把他雪藏了起来。他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组织里的人。他很少对外界提起这件事。因为这给他带来的不是荣光，更多的是说不清楚、质疑和麻烦。

父亲年青时喜欢打网球。

我母亲姓张，老家在江津金刚沱。张氏一家在当地算是个大户人家。曾外祖父一共生了八个子女，外公张继南是张氏一门长子，他下面有三个弟弟、四个妺妹。外公命硬，一辈子先后娶了三房老婆。第一任是张孙氏，我的亲外婆，为外公生下大舅、二孃、母亲和六舅四个孩子。母亲除了六弟外，下面还有二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我们管他们叫幺舅、幺孃。外公在世时，家有遗产廾余石抵押给别人，靠收租维持全家人生活。不够时，外公兼作医、画的收入都用来贴补家用。正如广元幺孃家的嘉川兄弟，曾在《一家亲》的微信群里说过的那样：“外婆曾经给我摆过，当年江津乡下过年时候，外公给乡亲们写春联，累得过年吃饭都端不住碗。”但即使是这样，外公仍时时感到入不敷出，因此负债累累。

学生时代的母亲

大舅曾在他的自述里提到：1936年，外公因患痔痛病死亡，安葬他时又借债，没法时即把外公留下的遗产变卖了，自此家贫如洗。大舅是外公长子，外公去世后，由大舅主理家族事务。正如在我撰写的《张氏家族轶事：大舅篇》一文里，大舅在自述书里写到：“抗日战争稍缓时，全家搬到重庆来，依靠我一人工作供养，实在无法维持只好为弟妹们寻找职业，最小的没法仍安排继续读书”。在大舅准备给他的弟妹们分别找出路的时候，我妈妈第一个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大舅的心愿。她因为婚姻离开家族开始了独立生活。她在和我爸爸结婚时，大概二十三、四岁。

父母结婚照

我母亲结婚后开始主持家务，没再外出找工作。随着我们哥儿几个一个接一个来到这世上，母亲要操心的事情愈来愈多，管理一个大家庭也是挺不容易的。

父母亲合照

解放前，我家人口最多的时候有十几号人，给大家算一下：我们哥四个加上四个奶妈，爸爸妈妈加上外婆幺孃还有银行派来帮忙的役工，有十二三个人。吃饭钱哩？解放前全靠我爸爸在银行的薪俸维持着。当时美丰银行给职员的待遇还不错。抗战胜利后，我父亲也算是银行的老员工了。我父亲在美丰银行打工时，曾先后获得银行老板康心如先生颁发的二个纯金牌牌：一块是服务美丰银行十周年奨章；还有一块是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奬章。听我母亲说，当时父亲薪俸最高的时候每个月差不多有一两黄金，当然是指16两进制的那一种。父亲当的是摔手掌柜，每个月把工资交给妈妈就不管怎么花了。他对生活要求不高，下班回家见没剩下什么，便让役工给他炒盘鸡蛋，再有杯小酒就可以了。大概是遗传吧，我也喜欢吃炒鸡蛋。大学毕业刚分到贵州时，见鸡蛋便宜，我一顿饭就要炒5个鸡蛋吃，让同班同学宋海波许玉珍两口子看得目瞪口呆。住房哩？则一直由银行提供。小时候，有次我和妈妈到解放碑去，妈妈指着闹市中一栋三层楼的房子说，那房子的第三层就是我们从前的家。我家小妹记性比我更好，她说“很小时，跟妈妈进城走到解放碑米亭子时，妈妈指着路边那黄色房子说：那就是美丰银行宿舍，我们家以前就住在这楼上，外面大门还有行警守护。当时妈妈说时还挺自豪，可再也回不去了。”是的，那栋楼的产权属于银行，只是安排给银行员工（爸爸）及其家属居住。今天，那栋楼早已在重庆旧城改造中烟消云散了。

母亲和我的哥哥们

重庆1949年解放，我父亲开始要替新中国服务了。1950年底，他和其他人被人民银行派往酉阳县，去筹建人民银行酉阳分行，他负责分管发行人民币的业务工作。于是父母亲带着一大家子人，我们四兄弟还有外婆和幺孃，坐着当时的煤炭蒸汽汽车，把家从重庆城搬到了穷乡僻壤的酉阳。在第二年的十月份，我们家就出事了。银行为了庆祝国庆节的到来，在大门口前扎了松柏枝牌坊，挂的是每天要由银行役工攀梯上去去点亮蜡烛的红灯笼。谁知在国庆当天，役工点灯笼时引燃了松柏枝，烧了牌坊。当晚公安便来抄了我们家，拘留了我父亲。原来报案的是当时的银行行长，他指认我父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诬陷他指使银行役工烧牌坊。这真是天大的寃案。对于任何一个人，脑袋稍为正常一点都不会这么想。父亲被捕后，我们全家顿时断了生活来源。当地政府派人来我家作母亲的工作，说为了全家老小生计，要安排她当乡村教师。当时我母亲才30岁出头，带着四个小孩和一个一直跟着我们帮我母亲的外婆（那时幺孃已被我父母送到财会学校读书去了）。在我家大难临头的时候，母亲作为一个知性的女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斗志和坚毅，她对政府派来的人表示要回重庆的家，她说她宁可在重庆城饿死，也绝不留在这伤心之地。对母亲这个果断的决定，我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她拯救了我们家，拯救了她的孩子们。

母亲个人照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母亲和外婆带着我们几兄弟和刚生下来不久的小妹重新又回到了重庆城。

五兄妹合影

这时，我们在重庆已无家了。除了租住的私人住房和几件原存放在亲戚家的旧家具外，我们家那时真的是穷困潦倒。最先母亲靠當她的首饰换点钱免强维持着全家人的最低生活。在我家生活最最困难的时候，我母亲也没舍得當出我父亲的两个金牌牌。她开始积极寻找工作的机会，解放初期当过扫除文盲的夜校老师，做过地段群众工作，只要有一点点收入她都努力争取，认真地去干。

母亲那个时期的个人照

大约一年后，我父亲被释放。但出獄时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八个中国字是我们古老中国文字狱之一。古老中国还有一个文字狱是在宋朝时出炉的“莫须有”三个字，不过解放后很少用了。反正意思就是一句话，查你关你是有原因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害人即（诬陷者）不用怕被追责，受害人即（无辜者）不用被赔偿，可被随意处置。我在《张氏家族轶事：幺舅篇》里曾写道：从我父亲在解放后遭受到的两次莫名其妙的磨难，让我真实地看到我们古老的中国是如何从一个混沌的国度逐渐走向秩序、从落后愚昧走向现代文明、从人治走向法治、从执政者的权力的傲慢走向执政为民的历史进程，每走出一步都走得那么辛苦、那么不容易、那么令人痛苦唏嘘。

父亲个人照

父亲在监狱拘押期间被银行除名，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一切。出狱后听说家里的情况也匆匆回到了重庆城。回城后看着一家老小吃饭没有着落，解放初期工作机会很少，我父亲在型炳舅舅的介绍下，去菜园坝码头当上了扛活的码头工人。型炳舅舅是张氏家族中幺外公家的一个长辈，正如我家小妹说的“张型政大舅、张型碧二孃、张型炳三舅、张型舒幺舅是一个家公生的亲姊妹四个。”当时型炳舅舅在重庆菜园坝码头上当搬运工人。他年青时在重庆码头上算是有点名气的，飯量大，力气也大。比如说从江边船上扛水泥的活，我父亲一般只能扛一袋，他能扛上三袋，而且一口气就能从江边扛到菜园坝顶上的仓库里（相当于后来修的火车站高度的位置）。当时我和二哥还没上学，在我们家里二哥和我从小就是难兄难弟，小时候是我跟着他跑。在酉阳时我和他到河边抬水，他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急得我在岸边大声喊二哥呀二哥呀。幸好银行的工友路过把他救上了岸。这回，又是他提议我们哥俩到河边抬水泥，挣点钱去西区公园玩。我们两人整整累了一天，从上午到下午总共才抬了6包水泥。当时码头上是当天结工钱，每包水泥7分钱，我俩挣了4毛2分钱，可累得够呛。后来我认为我们哥俩的身高比大哥和四弟都矮是和幼年时的劳动有关系，特别是我的右肩膀是斜肩，衬衣总是穿不伸展。

型炳三舅个人照（抠图）

父亲在码头上劳累一天后，如果晚上能帶回家一包三毛钱的烧腊，我们几兄弟都会欢呼雀跃，打牙祭了。但码头上的活也不是天天都有的，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我记得在修重庆大田湾体育场时，父亲也到工地劳动过，锤过石子。过去父亲跟我提过，有次他在路上遇见了解放前他曾资助过的一个到北边去的女同志，他一眼就认出来了，但他没有上前去相认。那位女同志停下来也犹犹豫豫看了他好几次。由于我父亲变化太大了，她没有主动上前询问。我问我父亲，当时你为什么不主动上前与她相认，我父亲却说，过去都是我资助他们，现在我落难了，只想靠我自己。你看看，当时我父亲的思想真的落伍了。长期靠打零工养家是不行的，大概在1955、56年前后，重庆第一次大规模招工支援新疆建设，我父亲报名后被录用，踏上了去新疆工作的路程。

父母亲合照

父亲从新疆寄回来的个人照。

父亲是重庆首批进疆人员。（照片前排中间坐者是我父亲，后排站立者左1是金伯伯，他和我父亲同是乌什县贸易公司职工。他长期住在公司驻阿克苏专区办事处，而我父亲则是公司里管县物价制订的工作人员。）

自从父亲去新疆以后，母亲的家庭负担更重了，她一人要忙里忙外，操心家里一切事情。幸好小妹这时被外婆帶到幺舅那里去了，大哥也能帮上忙了，他管我们几个兄弟的学习。那个时期，社会上的工作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我母亲所在的李子埧街道（后又属上清寺街道）也在努力想办法搞生产自救。在地段老党员黄代表的帶领下，成立了草绳厂。黄代表任厂长，我母亲任会计，这样就给街道上部分无业人员找到了工作，有了口饭吃。后来草绳不好卖了，又开始转产纯碱。所以，我母亲在他人口中有叫刘妈的、有叫张老师张会计的。

上图为李子坝街道办事处同事合影（照片中，前排左4是黄代表，第二排左4是我母亲）；下图为草绳厂解散时行管人员合影（前排左1是黄厂长，后排左3是我母亲）。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我们也在一天天地长大。生活的艰幸不用说了。但我们家还是会过一段时间照一张全家像寄给父亲。父亲去新疆工作六七年后，终于在1962年第一次回重庆探亲，我们家团聚了。这一年，我考上了重庆三中（南开中学）读高中。

下边的照片是我们家里唯一保存的父亲生前和他的同胞姐姐（四孃）的合影。

日子过得很快，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的1964年，大哥考上了歌乐山上的通讯兵工程学院，吃上了官饭，不用再花家里的钱了。紧接着第二年的1965年我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到外省西安上学去了。只有倒霉的二哥因高考体检发现患了肺结核被取消了高考資格。那时觉得肺结核是个了不得的病，现在看没什么了不得的，可以治愈。二哥不死心，除了积极治疗外还加紧备课，准备来年再考。哪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二哥的希望落空了，虽然二哥一等再等，但都没有等到再一次高考的机会。所以我二哥是家里最晚工作最晚结婚最晚有小孩的一个人。

我和大哥考上大学后，我们五兄妹又照了张合影寄给远方的爸爸（见上图）。

1967年，父亲再次请探亲假回到了重庆，我们家又团聚了（见下图）。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我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贵州黔西县的国防工厂里工作。时间是在1970年八九月份夏末秋初时分。第二年开年的时候，我突然接到家里来信说父亲回家了，让我春节务必回家有要事相商。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待到春节回到家里，看着父亲呆滞的身影和母亲满布愁容的面孔，这时我才得知父亲第二次厄运临头了。我问父亲原因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说组织上说他隐瞒地主家庭成份。他和单位理论了一通，单位以他不老实，给他行政记大过处分，精简他回家，说只要他主动辞职就不再追究这事了。我问他递交了辞职报告设有，他说没有，反而说我为什么要辞职，家里孩子们还指望着他抚养哩？我松了口气。读者可能不知道其中的玄机和奥妙。如果你主动辞职，以后则与单位无关。所谓不追究，实际上是你被单位除名不再开工资；注销户口让你变成无业流民；停止粮食供应关系不再发放口粮。一句话要让你在当地无立锥之地。我父亲孤身一人在外工作，情况不明没办法才回了家。我了解到父亲又面临解放初期的那一幕，心里很想大骂一声真他妈的太蛮横无理了。我知道骂虽痛快但无济于事。我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困难。要与组织打官司，尤其是想推翻单位组织内定了的事情谈何容易！但我忍不下父亲的这口寃气，必须要放手一搏。父亲解放后被历次运动弄得没了一点脾气，丧失了年青时候的锐气，变得逆来顺受。但我以为了我大哥、我的和他的其他孩子们的未来前途为理由，鼓励他返回新疆向组织申诉。父亲被我说动了。他终于鼓起勇气，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决定重返新疆抗命去。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很难很难。为了不让他一人抗争，我以母亲的名义起草了两封给乌什贸司和乌什县委的申诉信，让母亲抄写后用挂号信寄出备查。我跟母亲说原来每月由父亲寄给家里的钱改由我来寄。从71年到76年我结婚前，我一直把我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母亲，让母亲安排家用。

父亲返疆前我们全家仍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当时大哥在部队工作，不好请假回家。后排左3穿旧军服的便是作者本人。

新疆乌什县地理位置十分遥远，当年交通通讯都十分落后，一封信起码要走十天半月。在我写作的《旅行纪事》一文中就曾经亲身体会过。父亲在重返新疆后遭遇到的冷漠和歧视想都可以想像得到。当我第一次用挂号信给他寄去30斤全国粮票后父亲回信说：三儿，你寄得太及时了，我已经弹尽粮绝。我一听赶紧给我父亲再去信，让他今后遇到紧要事情就直接给我写信不要再通过家里转递了。我已不记得50年前我和父亲写过些什么。感谢我的二哥，有心保存下来这一批文字档案，让我慢慢回忆起了诸多往事。

50年前二哥保存的文字档案照。

现在看到这些文字谈论的事情却令我感到厌恶。这帮人千里迢迢跑到父亲家乡外调后说他应该是地主出身，我父亲表示同意，不表异议，说外调回来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他没意见。然而他们接着说父亲知道自己出身，填过地主。我父亲解释说他很早就离开家乡到外面参加工作，没有在家乡参加过土改。过去在档案上填出身一栏时只是根据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填写过中农、富农，但从没有填写过地主。他们拿不出我父亲曾经在档案里填写过地主出身的证据，硬说我父亲不老实，对组织故意有意隐瞒，给父亲行政记大过处分，用精简让他失去工作，断了他的生路，也断了我们家的活路。这些执政者权力的傲慢己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丝毫容不得受害人的申辨和维护一下自己的权利。在下面的图片中，我发了四封原件草稿的照片。对于其中的三封原件不再敍述，读者感兴趣的话自己看，我现在毫无半点兴趣。俗话说得好：浪费别人时间，无疑于谋财害命。对于另一封父亲的原件，我则用红笔勾出某些段落，摘录在下面，帮助大家了解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

“ ……70年8月无端被精简回原籍，由于当时不明政策，手续也未办清楚，就贸然离开了乌什。直至回到重庆以后，看了党的方针政策，又在71年4月回到新疆。同年12月恢复了工作，补了工资，工龄也没有间断。……在恢复工作的那天会上，我首先提出要求把那些揑造的材料烧掉。现在看来还没有烧…… ”

“ …66年县革委给我下的结论出生（身）是地主，我是盖章同意了的，但是后面接着写有我曾经填过地主、富农、中农，为了表明我一贯填的都是富农，就在结论上批注：我只填过富农，没有经过任何组织评定是自己填的。就这样不到几天就宣布我是隐瞒地主成分记大过一次。……从那天起，我的思想包袱就一直背到现在。当时那种气势凌人之下，谁也不敢申辩。要是一申辩，就说你是想翻案，我只好消极对待。在记大过后几天内要我填履历表，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填的表都是（这样）填的：说我隐瞒地主成分被记大过一次。只有在71年重回新疆以后给贸司信中（才）稍象一封申辩书，由于当时（主要）是要求恢复工作问题，这件事又搁置起来了… ”

下图为50年前的文字档案。

父亲1971年返疆抗争，只是解决了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延续工龄等问题，没有解决父亲行政记大过处分以及诬陷我父亲的问题。他们或许想继续给我父亲挖坑、埋雷，等待秋后算账。好了，我不想继续谈论这些卑鄙的事情，还是给读者谈点有趣的事情吧。前面我不是讲到我开始代替父亲给家里寄钱了吗？中间两个小插曲挺有意思，不妨说说，反正是摆龙门阵嘛。一是母亲坚持让我每个月用邮寄的方式汇款。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的用意，她高兴听到邮递员常在楼下大声喊我妈妈的名字叫她拿私章下楼去取汇款单，她喜欢听到邻居议论说又有人给她寄钱了。二是父亲恢复工作以后，母亲把多余的钱给我存了下来，在我结婚前给我买了一口货真价实的牛皮箱，陪我去买了一块瑞士进口的梅花手表，还在解放碑从她熟识的私人裁缝铺那里给我订做了一件新款厚实的人字呢大衣，做工非常讲究。可惜那时母亲不大知道在厂里我成天和工人打交道，不适合穿这么贵的大衣。我把大衣放在家里，听说二哥时常穿出去显摆。我戴的瑞士手表在结婚前与女朋友（我夫人）的上海半钢手表作了交换。后来回家没见夫人戴了问起才知道她去北京出差时丢了。退休后我俩到西欧旅游时，在瑞士她帮我买了块浪琴手表，算是对我快满70岁生日的补偿和贺礼吧。

风浪过去，我们继续过着普通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生活。1976年，我结婚了。我第一次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去探亲并接父亲回家。这些经历，我都详细地记载在我的美文《旅行纪事》一文中。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看，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我母亲的家，我有话要说。从酉阳回城后，我家一直被住房困挠。当时我家租住在健康路的私人房子里，房屋十分破旧。我家小妹记性比我好，许多事情我只能记个大概，不象她记得那么清楚。她曾写到：“…后来在健康路租房住时，听说开先是在周妈（周胖子）家租房住，后来又搬到雷家去住。那房子破烂不堪、厨房修在屋外，卧室紧靠着山壁，下大雨屋里四周浸满了水，雷老板（女）在房子周围挖了一圈沟好让水排出去。我记得一下雨我们几姊妹就要蹲着去舀一盆盆的水端出去倒。大哥那时在军事院校读书，自知家境贫寒、根本不（敢）好意思请同学们到家来玩，我记得只有一个农村的男同学来玩过。文化大革命时友美姐、四妹从成都来我家玩时，我们穿着大哥的军服手握毛主席语录夲照像时，背景都是拿一白色棉被包单挡着照的，真像你说的那时太穷困潦倒了。”解放后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母亲一直遭遇住房困扰。有次母亲感慨地对我说，解放初期她在李子埧地段工作时，曾管着多少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在撤退时留下的空房子。她只要开口跟领导说说，要上一间房子租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当时她年青、思想单纯，一心扑在工作上，不好意思给领导添麻烦，有什么困难都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行就忍着扛着。不象现在有的人、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变得人心不古。我家就一直租住在健康路上那间靠岩壁的潮湿的私人住房里。当政府要对那一帶拆迁改造时，我家又面临着要搬家找房子的问题（政府是不会对租房客有什么拆迁补偿的），二哥和我才想法搬到了国际村去住。这中间也是有故事的，下面我来说说。文化革命期间，我在大串联中回到重庆家中，二哥跟我说起房子的事情。他说他看中了一间房子引我去看，我便和他去了。我问他这房子什么情况，他说他已跟踪很长时间了。这间房子是房管所为照顾一对军属老人分配的。老人来看后就不想搬过来住。该楼房建在国际村半山腰，砖木结构。这间房在第三层楼上，只有16平方米，紧靠着楼层的公用平台。四家人的厨房就设在这只有七八平方米的空间里，更糟糕的是没有卫生间，上厕所不仅要下楼，还要走到坡下面的公厕去方便。二哥说这间房已空置一段时间了。他问我能不能搬过去住，我一听就说怎么不能搬过去住？我哥俩说干就干，立马搬家。我给二哥支招说以后如果房管所问起就说我母亲也是军属。后来等到房管所想起此事过来理麻时，我家搬过来已住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毕竟我母亲也是货真价实的军属，就黙认了。当然该交的房租水电费还是要足额交的。改革开放后，这房子周边的地块都被建筑商开发利用了，但这栋房子因没有开发价值就一直保留着。前二年，房子因为实在太破旧了，房管所怕出人命，不管是于公于私也罢，遂向上面主管部门申请拨款进行原地改造，房间大小不变，只是将砖木结构变成混凝土结构，把厨房地界分半修了个公共卫生间，方便租房客，但厨房更窄了。当然租金没涨还不错。读者可能要问，你为什么突然想要在这里详细写这间房子呢？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住在从前的这间房子里，走完了他的一生。

这是父亲从新疆退休回家后和我们拍的合照。

我父亲生前只见到过大哥、我的和四弟的儿媳妇。他时常以大哥和我感到欣慰和骄傲。特别是我和大哥去新疆探亲准备接他回家的那段日子，我感到他的心情明显轻松愉快，有多家汉族和维族的同事请我们去家中吃饭。许多人没想到单位里那个沉默寡言只知道工作的老刘居然有这样的两个小子。当然，在贸司给父亲开的退休欢送会上，我还是不客气地讲到了父亲的文革遭遇。

下面的照片是父母亲与他们的孩子和儿媳妇们的合影。

这是父亲晚年和母亲的合照。

1979年8月，我在贵州厂里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匆忙赶回重庆家中，才得知父亲在家中因脑溢血栽倒在地后送到了两路口第一工人医院。母亲对我说父亲病中一直唸叨着我。我赶到医院看到昏迷不醒的父亲，紧紧抓住他还有点温度的手大声地说道：爸爸，三儿回来了。父亲嚅动着嘴说不出话来。病床旁的监视器显示出父亲的脑部溢血正慢慢扩散开去，医院大夫已停止了抢救。父亲在病床上拖了不到一个星期，走了。我没有流泪，脑袋里只是一片空白。自那以后，每当我从美丰银行的大楼门前经过时，都会浮现出父亲的身影。美丰银行大楼看上去挺坚固的，现已变成重庆市保留的老城文物。父亲却在1979年走了。解放后的他和美丰银行再没了丝毫关系，想起来也挺令人伤感的。

下面图片是父亲去世后我们生者拍摄的两张照片。

父亲走后，生活照常继续。家中小妹结婚了，和夫君一道在长寿的川维厂安了家。二哥也结婚了，二嫂在重庆市急救中心（原第一工人医院）工作。母亲晚年高兴地看到她的孙女和外孙一个个的降生。大家欢聚在一起又照了一张全家福（见上图），可惜照片中缺了大哥大嫂一家的身影，他们在部队上可没有行动自由。

下面我要给读者介绍一下我大哥的女儿丫丫（见下图），照片上的她坐在父母亲中间，脸上充满了天真的笑容。你们没想到吧，这个外公是老红军的小女孩长大后会考进西南财大，毕业后会传承爷爷的衣缽进了银行，真的是天道有轮回。你们可能更没想到吧，有一天，她竟然查到了爷爷的线索，帮助我们家解开了父亲生前的秘密，作为三叔的我非常非常地感谢她。

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是这样的：在一家亲微信群上，幺孃家的嘉川提到了解放初期发生在酉阳地界上与我父亲有关的事情。我对亲属的不知情表示理解，随后在微信上简单说了说。没想到丫丫这个小女子就真的听进去了。后来她在互联网上搜索查询，居然找到了一条有关她爷爷的线索，立马告诉了我，我听到后的当晚就失眠了。我想起了父亲一生的遭遇，他生前对孩子们说的都是实话真话；我想起了大哥年轻时，屡屡遭遇成长中的挫折；以及我们一家人承受的苦难与折磨。我想要知道为什么在解放后历经65年、父亲走了35年之后，在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们家才在偶然之中知道了一点点真像。我想弱弱地问一句：解放后父亲的组织到哪里去了？

我要结束本文的创作了。这里，我想用这篇文章悼念和纪念我的父亲，愿他早日安息，让过去的永远过去吧。若有读者想要知道我父亲的名字，它就是下面百度搜索中涂红了的三个字：刘钦鹄。

最后，谢谢读者们！

补后记

自《父亲的故事》一文在一家亲微信群里发表后，反响比较热烈。现就有关的几个问题我补充说明如下：

一、关于父亲在美丰银行获得的两个獎牌一事，因獎牌不在我手上故未拍照展示。大嫂和她女儿丫丫看到我写的文章后，决定把獎牌展示给大家看看，我对她们的决定感到十分欣慰。另我的记忆有误，不是重庆美丰应该是四川美丰。当时重庆市隶属四川省管辖，只是四川美丰银行地址在重庆而已。

下面照片中，左边一张照片是四川美丰银行 服务满十年二等纪念章；右边一张照片是 1945 抗战胜利纪念章 康心如赠。

二、关于纪念物处理问题。我父母没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只留下一个金手镯（可能是祖上传给母亲儿时戴的金手环）和父亲的二块纪念章，两者的金属重量差不多。我母亲1993年去世后，这些东西保存在二哥手里。在二哥去世前把我叫到他家里，商量怎么处理。二哥心细，把每样东西的克数写在纸上。三样东西却有蓓蓓、丫丫、鼎鼎、希希、七七五个父母亲的孙辈。我和二哥先一致同意不能换成钱来分，正如我在文章里写的那样，母亲在我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把它们當出去。我问二哥自己有什么考虑没有，想让他先说。他说既然老四提到要考虑蓓蓓，她是我们家的长孙女，给一份遗留是应该的，就把奶奶的金手镯留给她吧；丫丫继承了爷爷的事业，让她继承爷爷的纪念章吧。她和蓓蓓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两个孙辈。我问七七呢？二哥说算了，他又没干银行。两个纪念章是一体的，分开就没多大意思了。我同意了，并把这个决定分别通知了蓓蓓和丫丫，她们都很高兴。丫丫是个聪明大度的孩子，她说她一定要给弟妹们补偿。早先，她已代表父母亲给七七父亲我二哥资助了2万元钱治病，随后又给鼎鼎和希希两弟妹各寄了5千元，由他们的父母代收。事情就这么园满地解决了。

下面照片中，前排是大哥的女儿丫丫；后排左边是老四的女儿蓓蓓，右边是我的女儿希希。

三、我将一家亲微信群中的部分发声摘要如下，供读者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