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追寻浙东革命的足迹

洁

成都，追寻浙东革命的足迹

——记看望浙东老战士史明叔叔

陈诗斯／文

史明叔叔是上海人，曾与我的父亲项耿一起，参加过1947年5月15日的浙东“草茅庵建军”，同为43位革命志士之一。在20余年前，我应我的母亲要求，曾去看望过这位浙东革命老战士一一史明同志。
记得那年，我在浙江省政府驻西南办工作，史老夫妇住在四川师范大学内，那栋没有电梯的多层校领导公寓。尔后，史老夫妇俩在儿子史锋的陪同下，也曾经来回访过我。说实在的，当年我对浙东革命史，略微知之；对浙东革命人物，也知之甚少。只知史老是父辈浙东老战友，至于其他深入浅出什么的，可言一概不知。

1968年，在华西医科大学校的校园，史明时任军训团团长兼政委

回杭州工作后，我参与《浙江省政府志》编纂，接触了浙江省的发展史，开始了解浙东革命的历史。今年，我完成主编并岀版了《巴蜀记忆》文存，亦在研究父亲及战友们的浙东战斗历程，并着手撰写《浙东记忆》文存。最近，还去上海收集史料，看望过江震夫人胡紫枫阿姨，遇到了黄小岚（黄连女儿）和丁晓波夫妇（江震儿媳妇）等。交流中，她们都提到了成都的史明叔叔，尤其是晓波说了一句话，史叔是江震中将的入党介绍人，引起了我看望并釆访的兴趣。
　　此外，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简称浙新四军研究会）正征集浙东抗日统战人物的文章，浙东分会重点人物有连柏生同志。就此事，研究会负责学术研讨的高三山副会长和分会的刘建文（刘发清女儿）常务副会长，在杭州与我一同还专门讨论过，如何收集连柏生的史料及撰写此文的角度。我虽不是学术研究成员，但连柏生也是川浙人文往来的贤达，倒是我个人研究的方向，自然愿意做些这方面工作的。连曾担任过四川省计委副主任，晚年又生活在成都的。我想史老与连同为上海老乡，亦同在浙东战斗过，可能在成都有过往来。更何况，连柏生同志曾任过四川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领导，按我省新四军研究会工作经验推测，他们总会互相知道一些的，也促使我想去了解且探望。
　　我于11月30日回成都，次日即与史老的儿媳罗江红通了电话，详细了解史老身体状况，得知他在记忆、听力、言语交流均可，甚为高兴。又想来，史老曾为浙东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如以在川浙东地区的商会组织岀面看望，其意义更具有社会性，更加深刻些。于是，我让鄞州区川渝商会备了一份的薄礼，一同前往看望。
　　3日上午，天下着细雨，阴冷丝丝的。由商会陈阿秀驾车同行，一路颇为顺畅，按约定时间，我们提前来到史老住所，城东大面镇的百悦天鹅湖公寓。
　　该公寓是史老儿子史锋购买并居住的，其考虑史老行走的不方便，选择了一楼带花园的两对门的两套房，一套为自己住，一套供父母住（申从明阿姨2019年去世）。这样，既儿女照顾起来方便，又有利史老居家颐养。据介绍，屋前有露天小院落，虽不算很大，却可种些蔬菜和花草什么的，史老倒是增加了不少乐趣。

史明同志与夫人申从明前往浙东余姚

知道我们要去，史老十分高兴，早早就在等候了。进屋落座后，史老第一句话：“你长胖啰！”我见史老已用扶架行走，身体与当年有了较大差别。但史老依旧很热情，也很健谈。我说：“今天，我是代表浙江和上海新四军的部分二代以及浙东的鄞州区川渝商会来看望史老您的，您为浙东解放事业作出贡献，向史老您表示我们的敬意！”
此刻，史老脸上洋溢着笑容，口中念叨着谢谢！随后，我们切入主题，听史老介绍。他对我们说：“上海是我的家乡，也是我学生时代加入共产党，从事革命事业的起点；但是，浙东是我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第一站，参加了革命武装斗争，践行了中国解放事业的始点。”他十分感谢浙东这块土地培养和成就了他的人生！同时又感谢浙东人民没有忘记他！！

　　交流中，我了解了史老的革命战斗史。史老原名叫马吉仁，生于1928年，是上海回族知识青年。1947年3月，中共上海党组织考虑到四明山正扩大武装队伍，需要年轻志坚的革命同志，决定让他上浙东去参加武装斗争。其先找到了章钦同志，后来因革命工作需要，朱之光同志根据四明的谐音，为其改名为史明，分配到朱晋康领导的四明武工队。那年他只有18周岁。
　　讲起哪些战斗的岁月，史老蛮有兴致，且记忆犹新。他说：“当年，他有一支老式套筒枪，十几发子弾，一条薄棉被，一把油纸伞，几件换洗衣服。因怕影响群众，部队不住民房，住在山头丛林。那时，一旦遇刮大风，下起大雨，日子就难过。仅靠撑起雨伞，又只能顾了上身，顾不得下身，下得时一长，人成了落汤鸡。现在回想起，真是饥寒交迫呀！”
那年，浙东革命还处低潮，呈敌强我弱，论武装斗争，可为生死一线。这些经历，虽实属不易，但在史老看来，是他自己选择了艰难的革命道路，令他终身难忘，一生自豪。特别是他参加了浙东的“草茅庵建军”和首次部队进军三北的迂回战，在浙东解放战争历史上，是浓墨重笔的。我父亲虽时任建军中队（此中队后来史称钢铁部队）教导员，但没能随军三北，而返回山心县，做部队基地的群众工作。当时，史老却跟随军队，经历了这场血雨腥风的战斗。
　　重新建军后，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增加打游击的实战经验。同时，浙东党从无声无息的隐蔽，发展到为减轻北方战场的压力，组织武装部队主动向敌岀击。这是一个浙东革命历史性的转折，让群众能感觉到“三五”支队回来了，能起到振奋起群众的革命信心。当时，刚组建起的部队，非常得弱小，多数战士还刚摸到枪，根本没上过战场，却竟敢挺进到敌人控制区，且势力强大的三北，与敌展开生死的武装争夺，这是需要有革命意志的勇气的。由此，史老经历了这场艰难的战斗，突围史祥寺，奔袭庄市警察所，攻占五磊乡公所，鏖战于留车桥，急驰巧渡姚江。

1949年5月7日，史明同志所在钢铁部队解放绍兴后，一连干部集体合影留念。江震同志时任连级干部（后左三）

至今，史老还记得，在三北地下党的支持下，尽管部队左突右冲，敌人得到我方情报，纷纷的围剿了上来。在留车桥战斗中，部队主力只有二个排兵力，一个在前突围，史老那排奉命殿后，打得非常艰难。他跟随着排长韩茂洪，掩护首长和部队撤退，跳出敌人重重包围。史老说：“我们是边打边撤，战斗非常激烈，敌人人数多，火力又强又猛，紧紧跟随不放，最近处相距仅二十米，前后追了长达十几里路。当时，天气很闷热，人跑得急促，口渴得要命，实在是难忍，跑到水田边，拨开草肥料，顾不上水脏，见了水就喝，总算喘了一口气。”
　　部队过了姚江，上了四明山，那就是我们的天下，部队的行动也就活了。我父亲时任山心县工委书记，与工委黄连同志、王圣章同志俩委员一起，组织工委的同志们接应部队，做保障队伍行动的后勤，与敌盘旋于深山幽谷，穿梭于茫茫竹林。背靠山林，依托群众，部队在鄞、余、奉、上四县山区，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周旋隐蔽。一伙儿到奉化方向，一伙儿在鄞县方向，来去自如，有影无踪，我们在山上，敌人在山下。就这样，部队挺过了敌人的围剿，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不断壮大。仅仅两年时间，到1949年春季，浙东部队从首次成建制举旗43人发展到6000多人，并呈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在那年底，部队人员增加了，后勤财物增多了，需要加强供给管理。因史老有文化，能记会算账目，担任起支队的军需。不管是行军打仗，还是就餐宿营，整天背着沉甸甸的现钞和金银，一刻不离身。随部队从四明打到天台，又从会稽打到三门，最后先于南下部队，解放了绍兴。他也从战士成长为营级干部，亦从陆军选拔到空军，先在空军第九航空学校，后参与西南空军的建设。
　　据史老介绍，他是1966年到成都的。当时，西南有空军，但没有战斗部队，他是从长春九航校奉命来的。此间，正值“文革”，他亦参加部队“支左”工作，到过华西医科大学任军训团长兼政委，也去过双流民航局任军代表，努力去平息那个年代的“动乱”。“文革”结束后，回空军成都军区指挥所，后调到四川师范大学工作，曾任组织部长、纪委书记。

2017年8月，史明同志携全家到余姚市，向四明山浙东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捐赠军需印鉴章（后排左三为该博物馆馆长）

史老又接着对我说：“这些年来，自己动过了胃切除手术，还开过胆结石手术，现走路需用扶架，你申从明阿姨去年又离世了。但听力还好，头脑也管用，能看书看电视。”虽他生活在成都，颐养天年，但史老仍不忘革命的初心，难忘浙东战斗的岁月。还多次携子孙前往浙东，到宁波和绍兴故地重游，在上海和杭州拜访自己过往的老战友。

　　2017年8月，史老夫妇带领子孙前往余姚，向四明山浙东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浙东抗日根据地纪念馆）捐赠了当年的“军需印章”。该印章刻有篆体史明两字，可别小看此枚章，在当年可是部队与百姓群众财务往来的印鉴章，具有象征政权的行为效力的。现作为革命年代的文物捐赠，完全是为了真实反映当时情况，让这些革命的传统，能永远地传承下去。应该说，反映了史老不忘初心，心系天下。这是一种可点可赞的家国情怀的善举。

2020年12月3日，笔者与史明叔叔及家人合影

于是，我向史老提岀，能否留下几个字？作为保存纪念。他不加思索，爽快地答应了。在我带去的册页上，他题写了“不忘初心代代传”的7个字，字迹工整，苍劲有力。同时，也能看岀史老对于后代寄予厚望，希望将他们所开创的民族复兴大业，能世世代代相传下去。

史明同志和夫人申从明与浙东老战友江震同志夫妇、黄连同志夫妇到余姚，瞻仰牺牲在浙东四明山的革命烈士徐英，并合影留念

我心里仍然想着，能否通过四川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找到更多的浙东父辈老战友在成都乃至巴蜀的足迹，尤其是连柏生后代的情况。史老对我说：“研究会是有的，但没有什么联系。我知道有连柏生同志，但也没什么往来。”这时，史老大儿子史卫星向我介绍：“四川省在抗战时，日寇没进巴蜀，八路军、新四军也未进驻过；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争夺的主战场，更不在四川。因此，从挖掘当地革命历史的角度，四川只注重红军或者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的。”经其怎么一说，让我茅塞顿开，难怪浙江在新四军研究工作，明显优于四川了。
　　然而，史老常挂念和关心着老战友们，询问到朱之光、刘发清、虞鸣非、吴紫枫等等本人及后代情况。我将自己所了解的，向他一一作了回答。他认真听着，还不时地点头，不时地露岀欢喜的眼神。

2017年8月，史明同志夫妇携子孙前往上海，看望老战友江震同志，并合影留念

晌午时分，史老留我们在他家餐叙，史锋下厨忙于做菜，烧了一锅川味羊肉。席间，我又介绍了浙江与四川东西部合作情况，以及浙商乃至甬商在川发展状况。史老不停地点头，其似乎认同我赞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强有力推动东西部的协同发展。当然啰！毕竟在建立这个制度的过程中，史老及战友们为此曾浴血奋战，不仅赢得浙江人民的尊敬，也有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听到这些经济发展，史老无比的开心，格外的愉悦。
　　在下午三点时分，当我们告别时，史老仍无一丝疲惫，依旧兴致勃勃，扶架站在门口，向我们挥手致意，令我格外感动。没想呀！我们足足交流了5小时左右。待我离开时，我却担心了起来，怕劳累了史老，影响到他的身体。

2017年2月，史明同志夫妇及子孙在成都，拍摄全家福留念

在回家路上，我望着车窗外细雨，回想着史老对浙东历史的讲述，让我对史老有了更深的敬意，内心对史老及家人充满了感激！也体会到史老对弘扬红色文化的殷切期望。我衷心地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颐养天年！寿比南山，永享盛世。

　　写于2020年12月成都家宅